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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著作集:韩愈志》以史家直笔、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其本身也是熔铸百书、别出机杼的宏文。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等方式来凸现。以韩愈为中心，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韩愈的形象，辨析韩愈著述及其价值，借此勾勒古文发展之脉络。

叙目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韩文籀讨集第六附录：韩集论汇录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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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身世迍邅，不为沈郁；而愈则恣肆而不为沈郁。

韩愈豪曲快字，凌纸怪发；宗元精裁密制，结篇紧凑。一雄肆，一密栗，天下称日“韩柳”。（88）

李天怀坦荡，不为凄厉；而愈则凄厉而有殊坦荡。杜身世迍邅，不为沈郁；而愈则恣肆而不为沈郁。（147）

书籍介绍

《钱基博著作集:韩愈志》以史家直笔、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其本身也是熔铸百书、别出机杼的宏文。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等方式来凸现。以韩愈为中心，以贯串群像烘托主体的方式还原韩愈的形象，辨析韩愈著述及其价值，借此勾勒古文发展之脉络。

• 作者：無负今日 发布时间：2012-11-17 13:43:31

  2012.11.14 D122火车读物。

• 作者：三千 发布时间：2015-06-21 18:30:10

  小型资料汇编。看这本书，具体了解了李华、萧颖士、独孤及这些韩愈的前辈和李翱、沈亚之、孟郊、卢仝这些韩愈的弟子辈，第一次觉得他们也算是伟大了。里面引到的李华、独孤及的序就很不错。

• 作者：淇奥 发布时间：2017-05-25 14:58:05

  薄薄一册，却极见功力，当是“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於兹”之结果，尤以“韩文籀讨集”一章为妙。先生不屑林纾《韩柳文研究法》，言：“林琴南穷老尽气，治此书未能逮吾十一。以琴南读书太少，又思不深入，而吾则贯串群书以读一书，好为深湛之思，宜有以胜之也！”可谓耿直。

• 作者：且歌且行 发布时间：2022-03-21 23:10:39

  述史工夫很强，相当于很多人物小传的连缀和照应，比一般的文学史视角要开阔。读的时候有种想要搜罗各种信息进入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想法，可能就是来自作者融裁史料的加持力吧

• 作者：细薄 发布时间：2024-03-04 00:48:12

  注水挺多

• 作者：不文 发布时间：2012-11-17 12:00:08

  对不起，是我不够好。

• 韩愈平叛与古文运动

  作者：梵阿一铃 发布时间：2015-12-07 16:55:46

      在我们熟悉的唐代文学家中，韩愈或许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们从“古文运动”的文学史高度理解韩愈，也对韩愈谏迎佛骨、夕贬潮州、祭鳄鱼、兴边鄙的掌故耳熟能详。但其实韩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见和行动能力的政治家。而韩愈平叛的事业，也与其文字生涯互为表里。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导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韩愈生活的德宗、宪宗、穆宗时代，藩镇割据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癌症。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将田承嗣之侄。田弘正感于大义，归降唐朝，被擢升为中书令兼成德节度使。然其部将王廷凑率部兵变，杀死田弘正及其将士、家人三百余人，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兼知兵马使。王廷凑本是回鹘人。唐朝因藩镇离心，军权松分散，便只好雇佣异族武人以对抗。然雇佣军毕竟难以控制，终究离心离德，酿成祸乱。当时韩愈刚刚从潮州谪居任上回京，担任了短暂的国子祭酒之后转任兵部侍郎。倾危思重臣，而韩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韩愈可惜”，也让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韩愈。穆宗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镇两道招抚使，韩愈也临危受命宣抚，并被授权便宜行事。韩愈孤身进入王廷凑营地，王廷凑摆开阵势，以大军相迎。当然，王廷凑知道韩愈不好对付，便忙将责任推给士卒，说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哗变的结果。韩愈不吃这一套，厉声说：“皇上赏识你的才能，赐你节仗，你却辜负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凑的军士中也有人站出来说：“先太师（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乱，血衣犹在，我们也流血流汗，不负国家，国家为什么以我们为反侧？”这名士兵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朝廷镇压王廷凑置换成了追究田弘正。韩愈抓住这一点说：“我以为你不记得先太师了。记得就好。天宝以来，背叛朝廷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孙在吗？有继续为官的吗？”大家只能回答“没有”。韩愈又说：“先太师田弘正以魏博六镇归顺朝廷，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人忙抢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们才不安。”韩愈顺势说：“但你们杀了田太师及其家人，究竟谁更无理？”大家无可置对，只能说“对”。王廷凑害怕众军人又反过来倒戈于自己，只好做出让步：“您想让我怎么样呢？”韩愈说：“神策军将领如牛元翼那样的虽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忍处置。您擅自围攻，是何缘由？”神策军是唐朝的中央军。然而唐朝中央集权的松散，使得神策军复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军队。虽然如此，在中央军与藩镇之间，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军。虽有姑息之嫌，也是无奈之举。王廷凑忙说：“那我马上解围。”韩愈说：“如果真能这样，你便不会受到追究。”于是王廷凑暂时屈服，镇州的危机暂时得到纾解。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然，这并不是说乱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相反，乱世中也有不少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用文字来对抗时势的艰危。这是一种对时代的“逆反应”。“古文运动”与其说仅是一种文体的焦虑，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的焦虑，是唐王朝国运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对唐王朝内重外轻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骈文与散文表面上是文体的差异，实质上则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异。梁朝裴子野说“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适。”六朝骈文体现了一种封建化的小共同体的趣味。六朝骈文以门阀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态为基础。六朝文体之卑弱，正是因为它们只是没落贵族小共同体“用以自适”的产物。六朝骈文作为去政治化的“纯粹文学”，已脱离大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沦为小共同体成员之间汲引应酬的玩物。正是小共同体分利自肥的性质阻碍了国家的统一。而韩愈力图恢复的三代两汉古文，则寄托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古文”既是“书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气”的“雅言”，是统一的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载体，是公共性对私人性的超越。由文体而引发的“古今之争”不啻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统秩序。所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所载的也并非腐儒呼天的迂阔之道，而是急用先学的经纶之道。而作为平叛有功的士大夫，对于古文的推进，自然也比导其先路的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高出一个层次，因为这是韩愈自身政治经验的自然指向。

• 【转】龙珍华︱钱基博先生“志”韩愈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1-06 10:07:52

  原刊《华中学术》第3辑

  内容摘要：钱基博是近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史家，一代国学大师，对韩愈的研究终其一生，《韩愈志》是其总结性研究著作。钱先生以知人论世为原则，采用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以史体着论，“独抒心裁”，“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史观。《韩愈志》以其体例的独创性和见解的独到性，成为韩愈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钱基博 《韩愈志》 知人论世 文学史观 独抒心裁

  著名史学家、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博览群书，学贯四部，将毕生精力投入于国学研究，为后世提供了丰硕而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经史子集均有经典论著，尤以集部名家广受赞誉，“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1]。他在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他的两部重要代表作。作家方面，尤其着力于韩愈研究，长期开设韩愈研究的专题课，宣扬韩愈，对韩愈的研究倾注了一生的热情和心血[2]，先后写有《韩愈文读》和《韩愈志》两部专著，《韩愈志》尤为其自得之作，表现出鲜明的史学特色，以体例的独创和见解的独到，成为韩愈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

  一、以史入“志”，“知人论世”

  钱基博先生博古通今，文史兼治，主张六经皆史，文史不分家，故其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涣，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3]。他坚持学术化的文学观，认为文学须以史观为根基，在史学视野下去观照文学，具有鲜明的文学史观意识[4]。

  钱先生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辨、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智在启悟，情主感兴……则今之所谓文学，兼包经、子、史中寓情而有形象者，又广于萧统之所谓文矣”[5]。这种文学观便是一种史观基础上的汇通的文学观，“经、子、史中寓情而有形象者”皆为文学，文学的范畴几乎囊括四部。对于文学史的概念，他认为，“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其职责在于纪实传信，“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所以撰写文学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事捃采诸史”；“文裁则于马、班”；义则“折衷于《周易》”，其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三要”皆以“知人论世”为核心：“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6]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史观使他在文学研究中往往注重文人轶事的传信，作家履历的考证，在撰写文学史外，又立作家志传，采用重在治史的研究方法，表现出鲜明的“史”的意识。对于一代文宗韩愈，在编写《韩愈文读》后，又专门撰写了《韩愈志》这部志传体著作。

  钱基博从18岁读《昌黎集》而“模仿所为”（《韩愈志·韩集籀读录》），对韩愈的研究贯穿一生。《韩愈志》可说是他韩愈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写成于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后经作者复勘、增订，于1958年重版，中国书店1988年3月据1935年版影印再版。全书以“知人论世”为原则，由六章和附录组成：古文渊源篇、韩愈行实录、韩愈佚事状、韩友四子传、韩门弟子记、韩集籀读录；又采摘唐宋元明清人文集、札记中涉及韩愈的内容，附录在后，别写为目（序、跋、考论、书、杂记），“部居类次，以资参考”（《韩愈志·叙目》）。其中“古文渊源篇第一”与“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可以看作一部古文发展史。作者探源溯流，不避繁琐，用广博的资料论述了韩愈古文成就的历史渊源以及韩愈古文的传承与影响。“韩愈行实录第二”与“韩愈佚事状第三”记录了韩愈生平之行迹、散佚之故事。“韩集籀读录第六”实为读韩之札记，且不失为韩愈作品的汇评，对《昌黎先生集》中的赋、诗、论、说、传、书、序、祭文、碑志、杂文、状、表以及外集十卷等诸作逐次进行了评述，阐述了作者对韩愈作品的独到见解。前面的《叙目》是全书总纲，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材料来源以及对材料取舍裁剪的意图等。其《叙目》开篇说：

  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然余读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方髫年肆诵及此，何尝不忾慕愈为人，低徊往复，伟其议论文章！既而齿差长，闻见稍广。读唐、宋人杂记，其中有涉愈者，微言讽刺，不少概见；而知言行之核，相符实难；而愈之过不彰。……诚窃叹知人论世之难！孟子有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盖慎之也。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凡六篇……独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几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7]

  钱先生说明他的写作意图为“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体现了“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的文学史观。韩愈生平事迹，于《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以及皇甫浞《韩文公神道碑》、李翱《韩吏部行状》中可见，著作收人《昌黎先生集》，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成就，但历代有关韩愈其人其文的评论颇为繁杂，意见多有分歧，毁誉参半。唐宋以降，“微言讽刺，不少概见”，有人讥其人格，“畏死”[8]失节，“不善处穷”[9]；有人贬其诗文，认为韩诗只是“押韵之文”[10]，或斥责“古文之法亡于韩”[11]。面对世人纷纭众说，钱先生“窃叹知人论世之难”，“知言行之核，相符实难”，虽说“愈之过不彰”，但“誉者不免溢量，诃者亦未为允”[12]，而先生以知人论世为出发点，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在历史科学的视野下去观照韩愈，为韩愈立“志”，以博杂的史料和史家的魄力，将韩愈再现于文学历史的浩海中，以史为纲，以史带论，论从史出，探究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文的渊源及其传承和遗响，以“明韩氏之功罪”，可谓其“独绝之处”，体现出“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的鲜明的文学史观。作者不仅客观记录了韩愈的生平事迹，而且反映了一段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本详尽的韩愈研究资料的汇著，而且是一门有独到之见的“一家之学”。

  二、“而吾志，则史之流也”

  对于“志”这一文体的性质，钱基博曾指出：“志，史体也。”[13]虽然志书有别于史书，志书多以类系事，而史著多以时系事，志有志体，史有史体，二者同源而异流。但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史志相通，二者均有史的性质与价值。也许由于“性喜读史”[14] ，钱基博对“志”很是喜爱，早年对地方史志就有着浓厚兴趣，曾收藏有千余种方志，并且在担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期间撰写过《光复志》、《无锡识小录补》、《历代兵事志》、《警备志》、《赋役志》、《风俗志》、《艺文志》等重要地方志书。他撰写志书的宗旨是“征文考献，事增文省”，其中《艺文志》“博采诸家文集中序跋文字之涉邑人著述者，每书作一提要”[15]，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对地方志书也深有研究，先后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清华学报》、《甲寅周刊》、《新教育》上发表论文多篇，对方志理论与编纂均有所阐发[16]。

  尽管史与志都强调“述而不作”，客观实录，秉笔直书，但“志”更侧重于客观记事，侧重于资料收集的广博，往往于客观记述中寓褒贬；史书则往往史论结合，寓褒贬于“一字”，有大义于“微言”，常常打上作者意识形态的烙印。钱先生强调志书“史”的性质，强调的正是“史”的客观实录精神。这种对客观性的强调使得他对于“史”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志”，更强调“史”的学术性。他曾论文学史之职志日：“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17]正是由于他坚持这种学术化的史学观，所以他指出司马迁的《史记》不能称其为“史”，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也不能称其为“文学史”，原因是司马迁“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而胡适“褒贬古今，好为议论”，“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18]。他认为，“史”当翔实记载，诉诸客观之智力而非主观之情志，其重于记事而非议论。钱先生之所以采取撰写“志”书的研究方式，正是为了以这种学术性的史学态度，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明辨韩愈之“功罪”。他在《叙目》中说：“会稽章实斋言：‘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已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世也。’此明文史之所以异。而吾志，则史之流也。”[19]他明确指出《韩愈志》乃“史之流”，为“述而不造”的“史家之文”，非“惟恐不自己出”的“文士之文”，正是这种史学态度的反映。具体说来，这种学术性的史学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作者广征博引，兼收并蓄，不避古今，就“睹记所及”，“靡所不毕采”，材料搜罗之丰富，可与后出《韩愈资料汇编》一书相媲比。作者“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不废伪托”，一并收集，且“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即使“子厚《龙城》之录，刘斧《青锁》之议，虽论者斥其驾名，而宋贤已见援据，亦征传说之有自”，但作者亦“采葑菲所不弃焉”，旨在传史家之存疑，而“君子观人必于其微也”[20]。所以陶毂《清异录》关于韩愈服食硫磺养生之“故事”；旧作柳宗元《龙城录》所记韩柳三人“夜坐谈鬼而怪至”的奇事；刘斧《青锁高议》、《太平广记·仙传拾遗》所载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之逸闻；冯贽《云仙杂记·传方略记》所录韩愈刺潮州时暑中张盖之妙语；王谠《唐语林》、陈善《扪虱新语》所引韩愈“二妾”之议论；周紫芝《竹坡诗话》所言潮州韩文公祠“异木”之来源；甚而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撰韩文公于土地祠显灵之趣事等，不一而足，均采捃不废。同时，作者所搜罗的不仅仅限于历史资料，而且对现实中所闻见关于韩愈的情况，皆一并录入，如“韩愈佚事状”：“然博尝见韩愈楷书《李元宾墓志》，字大指许，结体用欧阳，使笔如鲁公，方整端厚，想见其为人。同县周进之得拓本以视博，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年七月。”[21]作者所记韩愈书法一事，不仅载引陆耀迥《金石续编》资料，而且记录了自己现实亲眼之所见——同县周进之的韩愈楷书《李元宾墓志》的拓本，至于其所见真伪，作者只是实录此事，并未予以考辨。正如《叙目》所言：“语日：‘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而“其信其否，付之读者”[22]。作者不仅引用资料丰富博杂，而且记述详备，于正文外，不乏严谨的考证，如《韩愈行实录》中关于韩愈籍里的几种不同说法，以及韩愈自监察御史贬连州阳山令的原因，作者都进行了详细按考；《韩愈佚事状》关于韩湘与韩}帕之考辨，亦“详著异说，以存传疑之旨”[23]。

  其次，钱基博所“志”韩愈，可谓“美恶不掩”，力求客观中正而“不偏不党”。

  钱先生曾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详细阐述了“史”的含义：“《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然则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中者，不偏之谓，章炳麟日：‘记事之书，惟为客观之学。’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24]

  他认为，志既为史体，而史之所以为史，在于它的客观真实性，在于它中正不偏地记载，不溢美，不隐恶，不能投入过多的主观情绪。所以对于人物志，为了让人们对所志人物有一个完整客观的印象，其材料便要力求全面，“叙事不可不详[25]，且不可“空言表德，而少实事实叙”[26]。若是材料不全面，叙事不周详，不是以事实说话，而是“空言表德”，则将有失中正客观而不足以取信于人。他在《叙目》中说：“而锺有待于吾之一志者，诚以诸家之于韩愈，如孔颖达之疏《五经》，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违，曲相弥缝；春秋为贤者讳之义也。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27]这种“直道而行”，“美恶不掩”的史家态度，正是《韩愈志》别出诸家“曲相弥缝”之“文”而自成一书的特色所在。因此，钱先生既不没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等对韩文的先驱之功，也不掩“韩愈之前有元结，犹陈涉之开汉高”[28]的史实；既不忌梁肃“振六朝之颓波，拔韩愈于未显”[29]，但盛名湮没的不平，也不讳“服食养生”（《行实录》）、“丰肥喜睡”（《佚事状》）、“轻薄多诋”（《佚事状》）、“忘情红裙”（《佚事状》）等逸闻；既不避“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30]的赞赏、谏佛之忠与平乱之功的记录，也不吝“文起八代之衰，而诗亦参李、杜之长，融裁以别开一派”[31]之肯定。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客观性是史体的要求，正如钱先生所言：“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32]。有据可考，有稽可查，不曲意奉承，不以讹传讹，“美恶不掩”，“直道而行”，“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才能做到“知人论世”，纵观百家，“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而后成就一家之言。

  三、“独抒心裁”而“成一家之言”

  钱基博先生对《韩愈志》是颇为自信的，曾将它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进行比较，认为《韩愈志》当胜过林著。这并非先生骄傲自负，因为他自髫年即诵韩文，并模仿创作，将韩文圈点数遍，研习精熟，颇有心得；加之深厚的学术根底，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较之林纾用桐城派文法去研读韩文，钱先生更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将广博的材料按一己之见进行镕裁，比勘众说，于客观中正中又能“独抒心裁”，言人所未能言，故而“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

  具体而言，一是作者对史料的镕裁之功。

  其《叙目》曰：“然韩氏不云乎：‘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袭。’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镕裁之难。”[33]史家之难，难在对材料的裁剪，对所搜集的材料如何取舍，其主次、详略如何处理，结构怎样安排，语言如何组织等，这些最见史家功夫。作为史学家，钱基博非常欣赏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认为历史除了客观忠实外，还要言人之所未言，方能成一家之说，因此他治史的原则是“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34]，以一己之见对材料进行裁剪，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尽量让事实说话，“述而不论”，“美恶不掩”，而“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35]。即在客观记事中寓褒贬之情，于“笔削”之际成一家之言，所以《韩愈志》虽“述而不造”，却其义自见．客观中正而褒贬已寓，“事具始末”，而且“文成规矩”。

  《叙目》让一志之内容得以概见，作者之意旨已然明白，且助读者研读之便；《古文渊源篇》最为全书之关键，因其关涉韩愈古文运动功过之评价，文学流变之探究，故列为第一；《韩愈行实录》是全书主体内容，其紧承《古文渊源篇》，内容上与之相连贯，两篇可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为第二；《韩愈佚事状》可看作《行实录》的补充，虽有难于定论者，但能存史家传疑之旨，亦可“侈耳食，备异闻”[36]，增强可读性，丰富韩愈的历史形象，故为第三；《韩友四子传》又是《佚事状》内容的延引，记其交游，也是韩愈生平行事的另一种补充，故为第四；“韩友”在先，“弟子”在后，故《韩门弟子记》列为第五；前五者主要为史料之客观阐述，探源溯流，以知人论世为目的，而《韩集籀读录》则是作者诵读韩愈诗文，每有“独到”时的“怡然自得”之记，为前五者的有益补充，突出了韩愈的文学成就，使内容更全面，更完整，也体现了钱先生“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的史学原则，自成一家之言，故列第六。六篇之外，所采唐宋元明清文集札记所涉韩愈者，附录于后，正如左氏《春秋》之有“外传”，亦可“明一家之学”也。全书虽为志体，分类系事，但纵横交错，脉络分明，既有材料的主次详略之分，又有材料来源的正野之别；既有时间上的线性叙述，又有空间上的多维视角，由韩愈一人以贯萧颍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及韩友四子与弟子等数人，又由数人以抟众人，包蕴丰富而意贯如一。

  二是作者在客观记叙的同时，亦多独到之论。

  如《古文渊源篇》论元结云：“其（元结）为文章，宁朴无华，宁瘦无腴，宁拙无巧；而微伤削薄，未能雄浑，长于使劲，短于运气，以故道而寡变，清而不宏；然戛戛自异。唐文在韩愈以前，力扫雕藻绮靡之习，而出之以清刚简质者，不得不推结为傲落权舆。韩愈之前有元结，犹陈涉之开汉高乎！所惜顿宕而波澜不大，拗折而筋节太露。韩愈文雄而茂，笔险以浑；结则不能雄而为遒，不能浑而为削。”[37]作者揭元结对韩愈古文运动的开山之功，其中对元结文章的风格特点进行了非常中肯独到的评价，言人之所未言，对元结之文未能如韩愈显扬的原因进行了客观的论述。相似的论述又如：“然颍士之体茂密，独孤之文清畅。颍士为燕、许之余响，独孤开韩愈之前茅。……然元结之笔遒拗，独孤之势宽衍。结之规模狭，而及之波澜平。”[38]作者既指出独孤及、元结为韩愈之“前茅”作用，又将萧颍士、独孤及和元结之文进行了对比论述，探明韩文之渊源，揭示韩愈之名独盛的缘由。

  初版时的《韩文籀讨集》，再版后更名为《韩集籀读录》，是作者“独抒心裁”而“尤自得意”的部分。钱先生对韩愈作品按文体分别进行了具体阐述，表现出史家的独到见解和气魄。

  钱先生一生喜读韩文，对韩文颇有独见。他认为，“李翱得其笔，皇甫湜得其辞，皆于气上欠工夫；欧阳修得其韵，苏氏父子（洵、轼、辙）得其气，又于辞上欠工夫；韩愈所以为不可及”[39]。韩文之所以独享盛名，前人未达，后世莫及，乃因其“指归本之于《六经》，气格融蜕两汉”[40]，独孤及、梁肃等开其前茅，而韩愈集其大成也。钱先生指出，韩文“逸气浩致出司马迁，奇字瑰句效扬子云，而贯之以孟轲之理”[41]，而其效迁、雄者，非袭其字句，乃融其气格，学其神韵，含英咀华，故而能得孟子之笔、太史公之神、扬雄之格，并具体分析了各体韩文以证之。如论《张中丞传后叙》：“盖学太史公而神行气化，不为字模旬拟之貌似者也。”[42]论韩愈书体：“盖得孟子之笔；而沉郁顿挫，则又得太史公之神。”如《答李翱书》．“只是以孟子排宕开阖之笔，发孟子知言养气之旨”；《答崔立之书》诸篇，“学太史公神到秋毫颠”[43]。他对韩愈碑志评价最高，认为其“随事赋形，各肖其人”，虽非正体，但“一集之中，此为第一”，亦参孟子、扬雄，并得太史公之神气，如《柳子厚墓志铭》，“沉郁以出顿挫，唱叹而能雄实，不同桐城末流之虚腔摇曳，其原出太史公……诸序”[44]。

  韩愈以文为诗，风格独特，历来评家对此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45]。钱先生在《韩愈志》增订本中，充分肯定韩诗的成就：“愈文起八代之衰，而诗亦参李、杜之长，融裁以别开一派。”接着比较分析了韩诗之渊源与创作特征，认为韩诗虽参李杜之长，却与李杜有别，“诗之体，至杜甫而备；诗之胆，至韩愈乃大”；“李白诗工于比兴；杜甫有赋，有比兴；而愈则赋多而比兴少”；“杜诗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而愈则叙事多而议论少，尤善叙人物，跌宕昭彰，以史笔为诗篇”。作者认为，五古《秋怀》十一首，虽为“集中之别调”，但却“气有奇类，力湔浮藻”，既不同于建安清刚之风骨，亦非齐梁缛丽之遗风，说明韩愈诗歌风格之独特[46]。

  韩愈多以赋法人诗，与多用比兴的传统创作方法不同，因此有些作品几乎味同嚼蜡，历来受到指责，但钱先生并未对韩诗作简单的判断，而是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发现韩诗“别开一派”的创作特点，肯定了韩愈诗歌雄奇瑰放的独特风格。其中有些观点虽有待商榷，但能发人深省，启迪后学，自成一家之言。

  余 论

  钱基博先生以深厚的学术基础，采用传统的国学方法，对韩愈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20世纪以来，对韩愈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如钱先生以历史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韩愈，为韩愈立“志”，用史体著论，表现出鲜明的史观意识者，似不多见。所谓“史体藏往，其用知来”[47]，他将韩文放到文学史中去考察，探本溯流，不仅阐述了韩愈的一生行迹和文学成就，而且论述了韩文的原委及其影响，探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流变。他“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在“述而不造”的基础上，比勘众说，独抒己见，其体例与观点的独创性，使之“别出诸家而成一家之言”。不同于一般的评书或传记，《韩愈志》并未专门论述韩愈的思想，原因就在于志书的体例所致，体现了作者文史研究的特色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

  钱先生说：“真读书人，正当化矜释躁，征其学养。”（《自传》）先生在“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48]，学界好为高论，“鹜名而不课实”（《自传》）之时，一直坚守传统学术阵地，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去研究国学，以国学的眼光观照文学，坚持文学学术史观，坚持文学史家的历史原则与学术原则，不为无本之学，不作无稽之论，其勤谨笃学，踏实务本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值得为学者引以为范。

  王玉德先生说：“钱基博的国学成就还是一处封存的大山，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学术宝库。”[49]关于钱先生的文学研究论著尚不多见，本文权当投石问路，以期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注释：

  [1]钱基博：《自传》，曹毓英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王玉德：《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

  [3]钱基博：《自传》，曹毓英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4]见胡鹏林：《文学观、文学史观与学术史观之合一——兼论钱基博之文学史观》，《天府新论》2010年第2期，第143～147页。

  [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

  [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7页。

  [7]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2页。

  [8]张舜民：《史说》，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页。

  [9]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29，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3页。

  [10]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2页。

  [11]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7页。

  [12]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6页。

  [13]钱基博：《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转引自孙建中：《钱基博方志翰墨拾零》，《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二期，第26页。

  [14]钱基博：《自传》，曹毓英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5]钱基博：《旧撰志稿可供择，分陈所见籍备参酌》，1947年7月19日《人报》，转引白孙建中：《钱基博方志翰墨拾零》，《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二期，第26页。

  [16]孙建中：《钱基博方志翰墨拾零》，《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二期，第25～26页。

  [1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页。

  [1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5页。

  [19]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3页。

  [20]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4～5页。

  [21]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54页。

  [22]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4页。

  [23]其按有时“按而不断”，但有时按而有断，如关于韩愈被贬连州阳山令的原因，作者引录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所列，经考辨后便断言：“余考退之自阳山移江陵诗云……则知阳山之贬，侄文之力，而刘、柳下石为多，非为李实所馋也。”见《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30～31页。

  [2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页。

  [25]钱基博：《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转引自孙建中：《钱基博方志翰墨拾零》，《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二期，第26页。

  [26]钱基博：《人物宜附典章、门类应有增改》，1947年7月19日《人报》，转引自孙建中：《钱基博方志翰墨拾零》，《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二期，第26页。

  [27]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3～4页。

  [28]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0页。

  [29]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6页。

  [30]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30页。

  [31]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8页。

  [32]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页。

  [33]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页。

  [3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Ll=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页。

  [35]章学诚：《答客问》，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36]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55页。

  [37]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0页。

  [38]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3页。

  [39]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8页。

  [40]钱基博：《韩愈志》，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109页。

  [41]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7页。

  [42]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86页。

  [43]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0页。

  [44]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2～595页。

  [45]张戒：《岁寒堂诗话》．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8页。

  [46]诗论见钱基博《韩愈志》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转引自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78～581页。

  [4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9页。

  [48]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49]王玉德：《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四辑），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