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李娟,韩鹏杰,张蓉 主编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过去是未来的钥匙。创造性地承继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从五千年华夏文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文化精神的意旨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以人为本

（二）儒道互补

（三）持中贵和

（四）实践理性

三、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精神

（二）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

（三）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四）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

第二章《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周易》概述

（一）概述

（二）思想

二、《周易》与中国文化

（一）易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二）易辞与中国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三）易数与中国文化中的诗性逻辑

（四）易理与中国文化的哲学境界

第三章道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道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二、道家哲学

（一）老子的哲学

（二）庄子的哲学

（三）老庄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三、道之艺术

四、道之宗教

（一）何谓道教

（二）道教的发展历程

（三）道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第四章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的发展历程

（一）先秦儒学

（二）汉唐经学

（三）宋明理学

（四）明清实学

二、儒学的基本特质

（一）天人合一

（二）礼仁一体

（三）内圣外王

（四）致中和

三、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朗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

四、儒学与现代社会

（一）儒学与社会稳定

（二）儒学与民主政治

（三）儒学与经济发展

（四）儒学与精神文明

第五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佛教史略

（一）释迦牟尼

（二）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

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一）佛教初传

（二）佛教盛行与法门宗派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

（一）佛教与中国哲学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艺术

（三）禅与社会人生

第六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一、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一）政治文化的含义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含义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讹的本质特征

（一）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特征的争论

（二）以“仁”与“礼”结合为本体的伦理政治观

（三）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

（一）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

（二）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政治价值评价

（三）以“均平一太平”为内容的社会政治理想

（四）以传统经学为框架的政治思维方式

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二）“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

（三）报国报民的人生价值

第七章中国传统兵家文化

一、兵家的起源及发展

（一）从远古到西周的王者兵学

（二）春秋战国兵学的发展和繁荣

二、兵家的流派与代表

（一）兵家的重要流派及代表

（二）《孙子兵法》的兵权谋思想

（三）《司马法》的仁义之兵

三、兵家文化的影响及未来

第八章中国古典文学

一、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

（一）先秦散文与《诗经》

（二）楚辞汉赋

（三）魏晋诗歌及南朝文论

（四）唐诗宋词

（五）元曲与明清小说

二、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精神

（一）关注人间的理性精神朗

（二）“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

（三）中和的美学风格

（四）抒情写意的艺术手法

第九章中国传统音乐

一、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

（一）原始至先秦时期

（二）秦汉时期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四）隋唐时期

（五）宋、元、明、清时期

二、传统音乐的构成

（一）民间音乐

（二）文人音乐

（三）宫廷音乐

（四）宗教音乐

三、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

（一）线性思维的旋律

（二）融于审美之中的节奏

（三）以“三音组”为基础的五声调式

（四）多元化的结构原则

四、美学境界

（一）中和

（二）大音希声

（三）空静、淡远

（四）韵外之致

（五）音乐性的美

第十章中国戏曲文化

一、戏曲的孕育和产生

（一）古代歌舞

（二）滑稽戏

（三）说唱艺术

（四）勾栏瓦肆

二、戏曲的定型和发展

（一）元代杂剧和南戏

（二）明清传奇

（三）清代京剧

三、中国戏曲的表演文化

（一）表演上的程式性和综合性

（二）舞台结构体制上的虚拟性和对时空的特殊处理

（三）形象创造上的以形传神，善恶分明

（四）非凡的表演基本功要求

四、中国戏曲“以文擞化”的功能

第十一章中国绘画、雕塑与传统艺术

一、中国传统艺术深厚的中华文化思想基础

二、中国绘画及其特性

（一）历史回顾

（二）中国画的艺术特性

三、中国雕塑及其艺术特性

（一）历史回顾

（二）中国雕塑的艺术特性

第十二章中国书法艺术

一、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意象

（一）意象思维论的提出

（二）中国书法的载体——汉字

（三）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最凝练的物化形态

三、在东西方文化交会中保持中国书法文化的根性

第十三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和方法

（一）古代主要科学思想与方法

（二）古代主要技术思想和方法

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成就

（一）天文学

（二）农学

（三）数学

（四）地学冶金

（五）医学

（六）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对欧洲的影响

三、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发展及逐渐滞后的原因

（一）明清之际中国科技发展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二）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发展的趋势

（三）明清之际中国对西方科技的态度

（四）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受到制约及逐渐滞后的原因

（五）中美同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

第十四章中国传统史学文化

一、传统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在世界文明目前具有独特地位

三、中国传统史学之特点

四、中国传统史学之文化内涵

第十五章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一、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

（一）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

（二）传统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三）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冲撞

二、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

（一）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主要阶段

（二）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的主要观点

三、中国文化的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

（二）关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

附录

子道德经

丑儒家经典节选

寅孙子兵法

卯《诗经》二篇

辰九歌·国殇

巳前赤壁赋

午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未《红楼梦》节选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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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伊莉丝 发布时间：2018-11-21 21:53:22

  小时候喜欢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读来依然很喜欢，不，更喜欢了。真善美。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更多三毛就好了。

• 作者：小银 发布时间：2018-08-30 01:36:33

  去南浔的路上看完，当科普看还行

• 作者：坏牛 发布时间：2020-03-28 22:56:48

  爷爷无法兑现的金条，以色列的人民公社。

• 作者：Avalanche1940 发布时间：2019-08-29 23:52:34

  搞不懂为什么小学课外读物的书单上有这本，旧书上还有我一笔一划写上去的名字，然而当年除了对“雪白的乳房”印象深刻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感受

• 作者：一德 发布时间：2018-01-26 16:23:09

  装帧纸品都赞，正直勇敢智慧和有趣才是要交到孩子手里的，并且霍桑的希腊神话里没有宙斯，请放心交给儿童食用

• 作者：Die Katze 发布时间：2015-06-14 18:33:01

  10km-20km-30km-速度。比我兩年前開始練習的時候找到的那些訓練計畫/日程表，要更符合實際一些。

• 【转】陈壁生｜从“礼经之学”到“礼学” ——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6-13 10:04:41

  

  原刊《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摘 要：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惟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关键词：仪礼 周礼 郑玄 制度 礼乐

  在中国思想史上，核心概念的演变往往不止是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发生变化，而且包含了对经典体系、解释方式、观念体系的再造。并且，这种核心概念经由经典的传播、制度化的施行，沉淀为中国文明的构成要素。

  在礼学问题上，中国思想史上对“礼”的理解，郑玄是关键人物。两汉礼经之学，以《仪礼》为中心，大戴、小戴、庆氏为辅翼，构成“礼经之学”。及至刘歆发掘《周官》以为《周礼》，郑玄变《周礼》为“礼经”，使“礼学”的意义，从以《仪礼》为中心的人生礼仪，革命性地转变为以《周礼》为中心的国家政教大典。因此，“礼学”也从一经之学，变成理解群经的学问。

  郑玄礼学对礼的经典体系、解释方式及其观念体系的变革，进入了中国文明史。可以说，郑玄礼学为后来二程、张载、朱子的礼学，既提供了礼学理论基础，又提供了礼乐文明背景。

  一、两汉今文经学中的“礼经之礼”

  

  两汉礼经之学，本于《仪礼》。《史记•儒林传》云：“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司马迁所谓“独有士礼”，即今所见《仪礼》十七篇，亦即完整的“礼经”。及至后汉，礼经博士传承、立学愈备，班固《汉书•儒林传》言其事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2]此三家，皆立博士，若《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3]

  两汉之学，五经分教。故在礼经之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乡饮酒、朝聘这一系列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惟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

  首先，两汉礼学与郑玄之后的礼学之最大不同，在于两汉礼学只是作为五经之一的礼经之学，而不是可以解释五经的礼学。两汉立学官之经学之中，只有《春秋》一经，具有“法”的意义，即孔子“为后王立法”、“为汉制法”。此即两汉今文经学“以《春秋》为纲”之根本理由。而其他四经，无论《诗》、《书》、《礼》、《易》，虽然与《春秋》共同面向后世，但都不纯为孔子之法，而是孔子删削前王之法，赋予素王新义的结果。是故自战国至于两汉，言六经要旨，本各不同。《庄子•天下篇》云，“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六艺之学：“《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是六艺之旨，各不相同。《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5]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6]太史公曾从董生问学，其《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六经政教，亦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7] 是六艺之所长，各不相同。而六经之教，《礼记·经解》载孔子之言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8]是六艺之教，各不相同。六经之名义不同，意旨殊异，教化也各自不同。故汉人立学，除了《乐》无书不立，其他五经，立为博士，使各自传授。

  也就是说，两汉今文经学中，虽然《春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五经分教，博士以师法、家法传经，虽有如小夏侯从他经诸儒问难，以改变师法者，但总体而言，博士之学的授受，各有源流，各持大义，并不以他经解本经，更无一经可以遍注群经。因此，也并不着力于把不同经典的文字、制度、义理，互相印证，互相对比，转相发明，结合成为一个共同的体系。

  其次，礼经之学，是《仪礼》所载的冠、婚、丧、祭、乡饮酒、朝聘等具体礼仪，以及以《礼记》为中心的对这一礼仪系统的阐述论说，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司马迁言先王之礼书，至孔子时已经散亡。《史记•儒林传》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9]司马迁云“其经不具”，是指孔子之时，先王留下的礼经不备，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10]及至孔子，删定《礼》经，即此《仪礼》十七篇也。孔子之后，或尚有其他礼典之遗，秦汉之际大量散亡。而孔子删定之《仪礼》十七篇，作为士礼，至汉初而高堂生传之。

  作为五经之一的礼经之“礼”，在礼之类目上，包括了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诸礼，远远不能构成一代大典。故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经学博士排斥古文，“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11]刘歆之批评，泛对五经博士，但所列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在郑玄之后的经学体系中，要皆春官大宗伯所掌，列在礼学范围之中。

  再次，礼经之礼，主要是以士礼为中心，而无天子礼。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言“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2]班固言“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其意完全相同，此“士礼”即是今之《仪礼》。但如果以郑玄之后的礼学观之，“士礼”绝不可能成为“礼经”，如果士礼是礼经，那么应该还有天子礼、诸侯礼、卿大夫礼，加上士礼，才能构成完整的“礼经”。但是，这完全是据后观前的结果。在两汉今文经学之中，《仪礼》十七篇，即是完整的礼经。

  也正因如此，汉世无天子礼，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东汉章、和二帝，数有兴作之意，曹充、曹褒、张奋三人，屡上制礼之谏。甚至曹褒在章和元年（西元87年）受章帝之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13]曹褒所制之礼，正是针对“天子礼”问题，因此在礼类上仍然沿袭《仪礼》冠、婚、丧、祭，在适用性上扩展到了“天子至于庶人”。

  在汉世今文经学中，以《仪礼》为礼经，实质上是把“礼”理解为作为六经之一的礼经之礼，而不是作为国家大典的礼乐之礼。《仪礼》只有士礼但又是完书，礼类要为人生礼仪而非国家大典，这完全不妨碍其作为“礼经”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经学上，孔子“为汉制法”的核心经典是《春秋》，而不是礼经，要遵循孔子之制，主要是《春秋》之大义，而不是礼经之仪轨。因此，只有士礼，并不妨碍成为完整的礼经。而在现实上，在新的圣人制作新的礼乐之前，可以权且参考古礼，根据现实损益之，而《仪礼》所言，只是一种参考，在现实中也没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仪礼》不可能原样落在士的现实生活中，同样，即便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规范。

  二、郑玄：重整“礼经”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14]此确凿之论也。刘歆之后，东汉之时解《周官》者，先有郑众、贾逵。马融言二人之注，“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此古文经学解经之基本方法，以固有之经书传记证新出之文，转相发明，把《周官》纳入固有的经学系统中，同时改变了固有经学系统的性质。据《序周礼废兴》所引郑玄《三礼目录》中之《周礼叙》，东汉注《周官》者，“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15]而总其成者，则是郑玄本人。

  

  《周礼》“成于郑玄”，其意义远非一经之注释诠解，亦远非经义之融会贯通，而是包含着对整个经学体系的深远谋划。在郑玄之前，五经大义要在《春秋》，凡孔子为素王、经义为后王立法等等，皆为《春秋》之精义，也是其他四经之所以尊的基础。而礼经则专指《仪礼》一书。但是自《周礼》“成于郑玄”之后，礼经由《仪礼》而为《周礼》，五经基础自《春秋》而为《周礼》。经学发展至郑玄，开始实现其礼学转向。自郑玄之后，读经解经，不能离于礼，以经学论政决事，皆以礼为本，从而塑造了一个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特征的文明历史。此郑玄之影响中国文明至深至巨者也。

  自刘歆至郑玄，最重要的变化，是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

  《周官》出于山崖屋壁，纯为制度之书。孝成帝时，刘向、刘歆校书秘府，始见《周官》。《周官》之兴，最关键的人物是刘歆，但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不及《周官》一字，故马融云刘歆早年“多精锐于《春秋》”，至其晚年，才知道《周官》是 “周公致太平之迹”。[16]这一定位，基本确立了《周官》独一无二的地位。首先，《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他经书，若《尚书》、《诗经》之周世内容，都不能与《周官》相匹。其次，“迹”意味着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周公制作礼乐，缔造有周一代数百年太平天下，可见《周官》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有效的致太平之书。

  王莽、刘歆当政之时，《周官》开始了经学化的过程。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又录“《周官传》四篇”，未云作者。[17]是王莽、刘歆当政时，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8]又，《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19]

  从《周官》到《周礼》，是其经学化的基本标志。言《周官》，是周公之官制，重在典章制度也。言《周礼》，是周公制作礼乐，重在礼乐本身也。《周官》的“《周礼》化”，在王莽、刘歆时期，尚在开始阶段，故常两用之。黄以周考此书名云：

  考“周礼”之名，始见于《汉书•王莽传》，其议建于刘歆，亦见于荀悦之《纪》，陆德明之《叙录》。武虚谷云：“班氏于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货’，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礼，犹称‘周官’，时未居摄，不敢紊易至此也。《莽传》征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之称‘周官’，亦皆在未居摄之时。是则《周官》之易名《周礼》，其在居摄之后矣。”[20]

  据武亿、黄以周之见，王莽居摄之前只称《周官》，居摄之后乃称《周礼》，使《周官》获得“经”的地位，后又以为礼经，置博士。虽然如此，刘歆《七略》，仍不敢废《仪礼》。《汉书•艺文志》“礼”部分犹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21]礼古经五十六卷出自孔壁，为古文。经七十篇，刘敞、钱大昕皆云当作十七篇，即今《仪礼》十七篇是也。《汉志》袭自刘歆《七略》，是刘歆虽然以《周官》为礼经，置博士，但仍然不敢废《仪礼》的礼经地位。

  王莽、刘歆之后，东汉一朝立学，衍为十四博士，固以《仪礼》为礼经。《周官》传习，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22]此是郑玄所述，故概以《周礼》名之，其实如马融传，其序云：“至六十，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23]

  而且，东汉时对《周官》的理解，也有异说，如郑众认为《周官》一书即是《尚书》成王所作之《周官》。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云：

  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24]

  若如郑众之说，《周官》不但不能直接称为周公之太平之书，其作者也主要是成王而非周公，其书更是《尚书》中的一篇，而不是完整的周公制作礼乐的一代大典。甚至在班固的《汉书》中，《周官》的主体内容，也放在《百官公卿表》，班固序列宓羲、神农、黄帝以来官职沿革，乃至“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25]

  郑玄深知《汉书》，其注经也偶引《汉书》为证，无容不知《周官》与《仪礼》的区别，况之于汉世史乘，乃是《百官公卿表》与《礼乐志》的区别。而郑玄的经学谋划，仍然是以官制吸纳礼仪。可以说，到了郑玄，《周官》才彻底“《周礼》化”，也就是经学化，变成周公“制作礼乐”的内容。也就是说，郑玄通过对整个经学体系的重新塑造，使《周官》真正成为周公之法的最基础的内容。

  《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郑注云：

  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义，故周公设官分职以法之。[26]

  《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郑玄认为，成王所作，是《尚书》之《周官》。《书序》郑注云：“《周官》亡。”[27]也就是说，成王之《周官》早已亡佚。成王之后，周公作为一代圣人，也“设官分职”，立一代大典。因此，《周礼》一开始言“惟王建国”，郑玄注云：

  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28]

  细审郑注，郑玄一方面明确《周礼》六典，本来是“设官分职”之书，但是，“设官分职”的内容，是周代的“礼”。也就是说，“礼”不再只是《仪礼》所述的冠、婚、丧、祭等“礼乐”的内容，而且其核心是安排天下政制的整套官制。荀悦《汉纪》所说的，王莽时刘歆奏以《周官》“为礼经，置博士”，在郑玄这里得到了确凿的落实。

  贾公彦言《周礼》与《周官》一书二名，云：“以设位言之，谓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谓之《周礼》。”[29]这完全是站在郑玄的立场上做出的解释。在这一理解中，在形式上表现为六官的设官分职，称为“周官”，在实质上是周公制作礼乐的一代大典，称为“周礼”。郑玄通过把《周官》纳入经学体系中，使《周官》成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共同构成了周公之法。

  《周官》成为《周礼》之后，如何安排《仪礼》的角色，成为郑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以制度吸纳礼乐

  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礼经自《仪礼》而《周礼》，不止是对一经理解方式的转变，而关系到郑玄对整个经学体系的根本谋划。本来，《周礼》与《仪礼》是两套不同的礼乐系统。《周礼》所述，是典章制度，《周礼》“惟王建国”，郑注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其“六典”内容，贾公彦疏云：“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礼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职也。”[30]六官之实职，包含各类政事。故六官备，则凡政教之事，无所不包，是为周公致太平之大宪章。因此，郑玄以《周礼》为体、为本。《仪礼》所述，是具体礼乐，包括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诸仪节，且据其明文，多为士礼，故郑玄以《仪礼》为履，为末。郑玄沟通《周礼》、《仪礼》的方式，是把《仪礼》之礼乐，建立在《周礼》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把礼乐仪轨纳入到典章制度之中。

  

  在三礼中，礼类之全备，最见《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仪礼》诸礼之所属，最见《仪礼目录》之所述。《周礼》六官之中，春官大宗伯专掌礼乐之事，经云：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烖，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宼乱。

  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眺曰视。

  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31]

  相比于《仪礼》所列，《周礼》礼类，才是真正完整全备，故自《周礼》经由郑玄进入经典体系，“五礼”之目，永为定式，百代不易。郑玄《仪礼目录》将《仪礼》诸礼纳入《周礼》大宗伯所掌五礼之中。

  首先是吉礼。在《仪礼目录》中，郑玄惟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三篇为吉礼。《仪礼》之《特牲馈食礼》第十五，郑《目录》云：“特牲馈食之礼，谓诸侯之士祭祖祢，非天子之士，而于五礼属吉礼。”[32]上引《周礼》大宗伯所掌吉礼有云：“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皆天子祭祀先王之事，故郑玄以士之祭祖祢也属吉礼。但是郑玄又强调，本篇所指是“诸侯之士”而非天子之士，贾疏解其意云：“郑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诸侯之士’者，案《曲礼》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仪礼》特牲、少牢，故知是诸侯大夫、士也。”[33]

  又，《仪礼》之《少牢馈食礼》第十六，郑《目录》云：“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羊豕曰少牢。少牢于五礼属吉礼。”[34]《有司彻》第十七，郑《目录》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傧尸于堂之礼。祭毕，礼尸于室中。天子、诸侯之祭，明日而绎。有司彻于五礼属吉。”[35]此亦因其为祭祖祢于庙之礼，故于《周礼》五礼属吉礼。而郑玄强调是“诸侯之卿大夫”，贾疏云：“郑知‘诸侯之卿大夫’者，《曲礼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为诸侯之卿大夫可知。”[36]郑玄《目录》强调此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是诸侯而非天子之卿大夫、士，皆是弥合《曲礼》、《仪礼》的结果。《曲礼》云：“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孔疏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则用特牲。”[37]也就是说，《曲礼》大夫用牛，士用羊豕，而《特牲馈食礼》大夫用少牢，士用特牲，皆下一等，故郑玄注经，分《曲礼》为天子之大夫、士，《特牲馈食礼》为诸侯之大夫、士。但若如郑之说，则凡天子、诸侯、天子之卿大夫与士，其礼皆亡也。

  《仪礼》此三篇，本同在礼经，言祭祀仪节。而郑玄以《周官》之制度去吸纳《仪礼》之仪节，在对整体的经学的认识上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仪礼》中固有的礼类仪节，只是针对特定身份的礼仪，《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只适用于诸侯之卿大夫、士，而其他身份的礼仪，皆已经亡佚。孔子的“定礼乐”的工作，仅仅是对残存的极少部分的礼仪进行删定，绝大部分的礼仪，即便是孔子之时，也已其书不具。二是如果以《周官》大宗伯所掌吉礼为标准，吉礼所祭祀的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先王等等，此皆祀典之最重者，然皆不见于《仪礼》。但是，若《礼记》、《诗》、《书》之言郊祀、社稷、山川之类甚多，有了《周官》之“吉礼”，这些礼仪都恰好补充《仪礼》之阙略。这样一来，《周官》之官制，事实上成为五经所言礼类的共同基础。而且，王朝政典，若《史记》之《封禅书》、《汉书》之《郊祀志》诸篇，《白虎通》之《五祀》、《社稷》、《封禅》等所述，都完全成为“吉礼”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凶礼。在《仪礼目录》中，郑玄以《士丧礼》、《既夕》、《士虞礼》三篇属凶礼。《仪礼》之《士丧礼》第十二，郑《目录》云：“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丧于五礼属凶。”[38]《既夕》第十三，郑《目录》云：“《士丧礼》之下篇也。”[39]《周礼》大宗伯所掌凶礼，有“以丧礼哀死亡”，故郑玄以为此《士丧礼》属凶礼。但是，大宗伯所掌之凶礼，必然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丧礼，《士丧礼》之“士”，贾疏考其身份云：“天子诸侯之下皆有士，此当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赐不言王’。又《丧大记》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郑云：‘《士丧礼》沐稻，此云士沐粱，盖天子之士也。’又大敛陈衣与《丧大记》不同，郑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诸侯之士可知。”[40]以此言之，《仪礼•士丧礼》是诸侯之士的丧礼，而天子、诸侯、卿大夫、天子之士之丧礼，礼书残缺无存。又，《仪礼》之《士虞礼》第十四，郑《目录》云：“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虞于五礼属凶。”[41]此亦以《周礼》“以丧礼哀死亡”，故郑云属凶礼也。

  《周礼》春官有职丧，云“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郑注据《仪礼》之篇言之，云：

  国之丧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今存者，其余则亡。[42]

  孙诒让解释道：“四篇之内，惟《丧服》统贯天子以下，余并诸侯之士礼。此国之丧礼，所晐者广，诸侯士礼乃其一耑，其余若天子大丧及诸侯、卿大夫，咸当有专篇，士礼亦未全，具皆遭秦火而亡，汉时已无可考也。”[43]孙氏解郑甚明，郑玄是据《仪礼》篇目举例，云丧礼存有此四篇，其余都已经亡佚。《仪礼》丧礼三篇纳入《周官》大宗伯所掌凶礼之中，惟有士礼，其他礼皆亡阙。而且，此三篇只有丧礼，凶礼中之荒礼、吊礼、禬礼、恤礼，皆完全不见于经。

  再次是宾礼。《仪礼目录》列《士相见礼》、《聘礼》、《觐礼》属宾礼。《仪礼》之《士相见礼》第三，郑玄《目录》云：“士相见于五礼属宾礼。”[44]以《周官》五礼观之，士相见礼不在五礼之中，但在郑氏看来，礼既掌在大宗伯，则大宗伯之五礼，必该礼类之全。士相见礼与吉、凶、军、嘉毫无关系，而有相见之礼者，惟宾礼而已。“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都是诸侯朝聘天子之礼。“时聘曰问，殷眺曰视”，这是诸侯使卿大夫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礼，皆与士相见毫无关系，且皆执玉帛而行，并无《士相见礼》冬用雉，夏用腒以为挚之法。但因为宾礼涉及相见，故郑玄以《士相见礼》属宾礼，贾公彦解释道：“彼又云‘时聘曰问，殷覜曰视’，二者是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礼，并执玉帛而行，无执禽挚之法。此属直新升为士大夫之等，同国执禽挚相见及见君之礼，虽非出聘，亦是宾主相见之法，故属宾礼也。”[45]问题在于，如果以《周官》大宗伯所掌宾礼八类为标准，《仪礼》之士相见礼，未免太轻，而竟书在经中。

  《仪礼》之《聘礼》第八，郑《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小聘使大夫。《周礼》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于五礼属宾礼。”[46]郑所引《周礼》，即《周礼•大行人》言诸侯邦交之法。《周礼》大宗伯掌宾礼，包括“时聘曰问”，故郑玄以《聘礼》属宾礼。据郑之意，《聘礼》即是周公制作的礼乐中，诸侯国之间无事，使大夫相问之礼。郑玄把《聘礼》放到《周官》体系之中，马上出现一个问题，诸侯邦交分“岁相问，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三种。又据《礼记•聘义》：“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郑注云：“‘比年小聘’，所谓‘岁相问’也。‘三年大聘’，所谓‘殷相聘’也。”[47]是诸侯之间三年一大聘，使卿，每年一小聘，使大夫。而《仪礼》之《聘礼》，郑玄特别强调是“大问曰聘”，贾疏曰：“此《聘礼》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经云五介，‘上介奉束锦，士介四人，皆奉玉锦’。又云入竟张旃，孤卿建旃，据侯伯之卿之聘者。”[48]即是说，根据《聘礼》之制，此篇专属三年使卿大聘之礼。其每年使大夫小聘之礼，则不见于经。因此，《礼记•经解》“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此“聘问”分明包括三年大聘与每年小聘，故郑注直接云：“小聘曰问，其篇今亡。”[49]

  《仪礼》之《觐礼》第十，郑《目录》云：“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朝、宗礼备，觐、遇礼省，是以享献不见焉。三时礼亡，唯此存尔。觐礼于五礼属宾。”[50]在《周礼》宾礼中，“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郑注云：“此六礼者，以诸侯见王为文。”[51]郑玄把《仪礼》放到《周礼》的礼类体系中，《觐礼》之与大宗伯所掌宾礼之“秋见曰觐”完全相合，故郑玄确定觐礼属宾礼。如果没有《周礼》的基本框架，《觐礼》是一套完整的礼仪，但是一旦将《觐礼》放到《周礼》的基本框架中，《觐礼》就成为“秋见曰觐”的一时之礼。《礼记•曲礼》云：“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郑注云：“觐礼今存，朝、宗、遇礼今亡。”[52]又，《礼记•经解》“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郑注云：“春见曰朝，…其篇今亡。”[53]也就是说，在《周礼》的框架中，诸侯四时朝见天子之礼，只有秋见天子的《觐礼》一篇存于《仪礼》之中，本来还应该有朝、宗、遇礼，既不见于《仪礼》，则是早已亡佚。

  《士相见礼》、《聘礼》、《觐礼》三礼，本皆独立于礼经，但是，当三篇内容纳入《周官》所掌之宾礼，则为宾礼之一小部分。而凡《周官》所云春见曰朝，夏见曰宗，冬见曰遇诸礼，皆亡佚不存。

  至于军礼，《周官》分类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大封之礼，《仪礼》无一相合。所以，在郑玄《仪礼目录》中，无一属于军礼。但是，其他经书所述内容，有军礼残余之只言片语。如郑玄《礼记目录》之《曲礼》云：“名曰《曲礼》者，以其篇记五礼之事。…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孔疏云：“‘兵车不式’，‘前有水，则载青旌’，如此之类，是兵车旌鸿之说，当军礼也。”[54]

  最后是嘉礼。《仪礼目录》列《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为嘉礼。《仪礼》之《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郑玄《仪礼目录》云：“冠礼于五礼属嘉礼。”[55]“昏礼于五礼属嘉礼。”[56]之所以属嘉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礼中，嘉礼包括“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此《周礼》有明文，故郑玄直接将冠、昏属嘉礼。如《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郑注曰：“嘉事，嘉礼也。宗伯掌五礼：有吉礼，有凶礼，有宾礼，有军礼，有嘉礼。而冠属嘉礼，《周礼》曰：‘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也’。”[57]

  在郑玄之前，刘向整理群书，对《礼记》篇章，皆论其性质为“通论”、“制度”、“吉事”等，郑玄《礼记目录》也于每篇皆引《别录》所说。其中，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郑玄《礼记目录》皆云：“此于《别录》属《吉事》。”[58]六篇之礼，与《仪礼》一一相对应。也就是说，刘向不以《周礼》为本理解《仪礼》诸礼，故以此六篇为“吉事”，惟对凶事而言而已。正如胡培翚所云：“郑注《仪礼》，于冠、昏、乡饮酒、射、燕云‘嘉’，而聘云‘宾’者，以《周官》五礼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则吉者对凶之辞，嘉也，宾也，皆可言吉也。”[59]与刘向不同的是，郑玄根据《周礼》建立了一个“五礼”的新框架，因此，把《仪礼》放到这一框架的基本标准中进行定位。但是这么一来，在这一新的框架中，既有士之冠、昏，则天子、诸侯、卿大夫有无冠、昏，其仪如何，只能根据经书所遗极端有限的只言片语推断。而且，许多礼仪明显残缺，如冠礼，《仪礼》贾疏云：“若天子、诸侯冠，自有天子、诸侯冠礼，故《大戴礼》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礼，但《仪礼》之内亡耳。”[60]

  《仪礼》之《乡饮酒礼》第四，郑玄《目录》云：“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61]《周礼》之嘉礼，有“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故郑以乡饮酒礼为嘉礼。但是，郑玄特别强调，《乡饮酒礼》之篇，属于“诸侯之乡大夫”，贾疏云：“郑知此乡饮酒是诸侯之乡大夫献贤能法者，案《春官》小胥掌乐县之法，而云：‘凡县锺磬，半为堵，全为肆。’注云：‘锺磬者，编县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锺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半之者，谓诸侯之卿、大夫、士也。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县锺，东县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县磬而已。’今此下唯县磬而无锺，故以为诸侯乡大夫也。”[62]此可见郑玄纯以《周礼》为本而注《仪礼》，定其基本属性，同时也可见在郑玄看来，《乡饮酒礼》惟适用于诸侯乡大夫，而天子之乡大夫、士，诸侯之乡士之礼，皆非此经所云，而在残缺之列。

  《仪礼》之《乡射礼》第五，郑《目录》云：“射礼于五礼属嘉礼。”[63]《大射》第七，郑《目录》云：“射义于五礼属嘉礼。”[64]以《周礼·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其中有“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所以郑玄将《乡射礼》、《大射》皆属嘉礼。又，《仪礼》之《燕礼》第六，郑《目录》云：“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燕礼于五礼属嘉。”[65]《公食大夫礼》第九，郑《目录》云：“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于五礼属嘉礼。”[66]以《周礼》嘉礼有“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故云属嘉礼也。

  如果以《周官》五礼为标准，《仪礼》所存嘉礼最多。但是，其中如脤膰之礼、贺庆之礼之类，仍然早已亡佚。

  郑玄通过将《周礼》视为礼经，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礼作为标准，将《仪礼》中的诸种礼类放置到了大宗伯的五礼系统之中。在两汉今文经学中，《仪礼》作为礼经，虽多是士礼，但其书完备。及至郑玄以《周礼》为体，《仪礼》为履，用《周礼》的制度吸纳《仪礼》的礼乐。

  这样一来，《仪礼》不再是一本完整独立的经书，而成为《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的“五礼”的部分残篇断简的遗存。作为礼乐的遗存物，《仪礼》经由孔子整理，保存至后世。《礼记》内容，是七十子后学说礼之遗，虽然多与《仪礼》相关，但是丝毫不能改变《周礼》才是礼经，《仪礼》只是践履的性质。

  而且，郑玄通过《周礼》，第一次把经书残缺的问题彻底具体化。早在刘歆、班固之时，便屡言经籍散亡，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67]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68]此皆言孔子之后，经籍毁灭。而以王官学来理解经学，则经籍在孔子之前，早已残缺不堪。孔子之前的经籍散失与孔子之后的经籍焚灭，使后人所见，只不过其中一小部分。而郑玄把《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六礼落实为礼类的基本标准，这种经籍散亡便落实到具体的礼上，不要说其他《诗》、《书》、《春秋》的散亡情况，就礼而言，经籍的散亡不是十不存一的问题，而是百不存一的问题。

  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常常根据古书中的文字，来建构文字背后完整的世界，这种读书的方式，预设了古书所描述的世界是完整的，就像我们仰望星空，看到的仿佛是“所有的”星星。而郑玄的读书法，则是建立在古书百不存一的基础上，这预设了古书所描述的世界本来就是极少的片段，只有《周礼》基础上的“周礼”，所遗文献相对多一些。古今大多数人读经书，就像走进一座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往往流连赞叹古人智慧的深富。而郑玄读经书，则如在兵荒马乱中，收捡到火劫坑余残存的百十卷残佚，郑玄注经既审慎又开放，既节制又宏富，既缜密又开阔，皆与这种“经书观”有关。在注经中，郑玄经常用“盖”去表达可能性，而且对不明白的内容，也不强行解释。今人之读郑玄者，对郑玄的这种“经书观”有充分的认识，则郑玄经注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得到回答。

  通过对礼经的重新安排，郑玄把《周礼》的典章制度与《仪礼》的礼乐仪轨结合在一起，以制度吸纳礼乐，使新的“礼学”不再是只有两汉今文经学意义上的“礼”的礼学，而且包括了典章制度，甚至在这套新的“礼学”中，典章制度更具有基础性地位。这样一来，“礼”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礼经”不再指“礼”本身，而且是整全性的“礼乐制度”。

  四、礼：从“礼经”到“周公之法”

  郑玄的注经，暗含着一种基本预设，即是刘歆在《七略》中所提出的，经学就是圣王时代的“王官学”。“王官学”不仅是一种经学观，而且是深入五经内部、重新理解经文的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如果五经是“王官学”，那么五经的内容便不止是按照五经题目进行分类，而且是按照五经内容所系的圣王、朝代进行分类。例如《尚书•尧典》属尧舜，《禹贡》属夏禹，《诗经•商颂》、《尚书》商书属殷，《尚书》周书、《诗经•周颂》、国风与大小雅、《周礼》等俱属周，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彼此不同，这种不同是圣王异世，其法不同的结果，并且，这种不同还可能呈现为一种历史传承性。

  在汉世今文经学中，强调孔子为汉制法，虽然《公羊》之学提供了更多关于五经的基本预设，但五经并等。加上孔子并没有“制作礼乐”，因此今文经学的“孔子之法”，主要是一套素王空言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套圣王实行的礼乐制度。因此，如《仪礼》之兼取三代之法，在“孔子思兼三王”的理论背景中，也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把王官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兼取三王便是一个问题，例如贾公彦站在郑玄的立场上解释《仪礼》不称“周”的原因，便说：“然《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礼》云诸公，《士丧礼》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69]贾公彦认为，《周礼》称“周”，是区别于“夏礼”、“殷礼”。而《仪礼》不称“周”，是因为《仪礼》兼有夏、殷之法，故不能称“周”。

  汉世无论今古文经学，皆有圣王制作礼乐之说。《乐记》并郑注云：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注〕功成、治定，同时耳。功主于王业，治主于教民。《明堂位》说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注〕言其有损益也。[70]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极为典型地说明了每一代圣王兴起，必须制作礼乐。而郑玄用《明堂位》周公“制作礼乐”，来解释“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问题在于，《明堂位》之周公“制作礼乐”，要在《周礼》一书，这便意味着郑玄认为周公制作的礼乐，要在《周礼》六典之制。又，《中庸》并郑注云：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礼，谓人所服行也。度，国家宫室及车舆也。文，书名也。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注〕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71]

  《中庸》把“议礼”、“制度”、“考文”三者，综合到“礼乐”之中，这位郑玄将《周礼》之制度理解为“礼乐”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明。而有德有位才能“制作礼乐”，也证明了孔子“一王之法”并非“制作礼乐”，周公制作《周礼》，才是真正的“制作礼乐”。王者相变，一定必须制作礼乐，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72]是王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乃受命于天之征也。又《礼记•大传》言可以与民变革者，云：“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73]此皆可以为“制作礼乐”的内容。

  也就是说，王者受命，必建立一套“法”，以行于天下。而在两汉今文经学理论中，孔子有德无位，故孔子的“一王之法”，要在《春秋》，至于删《诗》、《书》，定《礼》、《乐》，阐《易》，则有所据于前王之法。其中，孔子所定《仪礼》，自可以兼三王之礼。但是，当《周官》出于山崖屋壁，并且被视为周公“制作礼乐”之书，孔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于周公既有其德又有其位，并且还留下了一部“制作礼乐”的政教大典，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郑玄把《周官》视为《周礼》，即周公制作礼乐之书，并重新分配《周礼》与《仪礼》的地位，《周礼》为礼经，为体，《仪礼》为履，这样便把礼经从五经之一的地位中抽离出来，变成周公“制作礼乐”的一代大典，也就是“周公之法”的核心内容。当郑玄通过发挥《周礼》之义，与《仪礼》相结合，并把《礼记》视为对周代礼乐的儒家解释，最终缔造了一个制度互相统一，经义转相发明的“三礼”体系。这套体系，不再只是作为五经之一的礼，而且更是五经共同的制度背景，这就是郑玄不但以《周礼》为本注《仪礼》、《礼记》，而且以《周礼》为本注《书》、笺《诗》、解《春秋》、注《论语》的根本原因。

  并且，在“王官学”方法论中，既然《周官》是周公之太平之礼经，《仪礼》为周公所制的残缺之仪节，则五经中关乎周者，尽为周公典章，若《诗》之《国风》、大小雅、《周颂》、《鲁颂》，若《书》之周书，皆述周世盛衰之事，可以与郑玄之礼经相发明。若《春秋》之《左氏》，是衰周之事，可以附在礼经，以礼经解之。至此，五经分崩离析于“王官学”的历史框架之中，虽周世典章制度，于五经中并非既全且备，但却是尧、舜、夏、商中相对最充分的。以此相对最充分的周世文献，上可以对唐、虞、夏、殷之典章制度考而解之，下可以观衰周之政事、孔子从周之志以贯而通之。

  汉世今文经学理论中，“孔子之法”的基本特征是“以《春秋》为纲”，而郑玄通过对礼经的重新建构，将整个经学体系转向“周公之法”的“以《周礼》为本”。自此之后，五经大义可以贯而通之，礼乐制度可以得而述之，周公之法可以显而明之。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26页。

  [2]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614、3615页。

  [3] 班固：《汉书》，第1710页。

  [4]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88页。

  [5]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6] 董仲舒著，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页。

  [7] 司马迁：《史记》，第3297页。

  [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845页。

  [9] 司马迁：《史记》，第3126页。

  [10] 司马迁：《史记》，第1935页。

  [11] 班固：《汉书》，第1970页。

  [12] 司马迁：《史记》，第3126页。

  [13] 范晔：《后汉书》，第1203页。

  [1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9页。

  [15]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1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7页。

  [17] 班固：《汉书》，第1709页。

  [18] 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5页。

  [19] 陆德明著，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页。

  [20] 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页。

  [21] 班固：《汉书》，第1709页。

  [2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23]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2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8页。

  [25] 班固：《汉书》，第722页。

  [2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42页。

  [27]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页。

  [28]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10页。

  [29]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3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10页。

  [3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270—278页。

  [32]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519页。

  [33]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19页。

  [3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57页。

  [3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80页。

  [3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557页。

  [3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8页。

  [38]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08页。

  [39]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48页。

  [40]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08页。

  [41]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493页。

  [4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336页。

  [43] 郑玄注，孙诒让疏：《周礼正义》，第2058页。

  [4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70页。

  [4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70页。

  [4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26页。

  [4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028页。

  [48]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26页。

  [4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847页。

  [50]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318页。

  [5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275页。

  [5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0页。

  [5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847页。

  [54]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11页。

  [5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页。

  [5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39页。

  [57]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98页。

  [5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998页。

  [59] 胡培翚：《仪礼正义》，清咸丰二年沔阳陆氏木犀香馆刻本，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5、376页。

  [60]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页。

  [61]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80页。

  [62]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80页。

  [63]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109页。

  [64]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187页。

  [65]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158页。

  [66]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99页。

  [67] 班固：《汉书》，第1968页。

  [68] 班固：《汉书》，第1701页。

  [69]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第2页。

  [70]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670页。

  [7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898页。

  [72] 董仲舒注，苏舆注：《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5页。

  [7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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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旗。。 发布时间：2018-04-02 07: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