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米兰·昆德拉是当今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多次荣膺国际文学大奖。他生于捷克，一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对于潜心文学创作、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有着各种矛盾的理解与评说；对他的小说，也有着各种悖论性的解读。

传记作家布里埃倾力写就的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传记，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与完整的米兰·昆德拉。

章 在奥匈帝国的废墟里

第二章 布拉格政变

第三章 抒情年代

第四章 解冻

第五章 反抒情年代

第六章 悲剧与喜剧

第七章 报春的燕子

第八章 平静的革命

第九章 漫长的寒冬

第十章 一位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第十一章 远居他乡

第十二章 对存在的思考

第十三章 性交选集

第十四章 复调

第十五章 反对“卡夫卡学家”

第十六章 不可能的回归

第十七章 事件

第十八章 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

后 记

年 表

主要译名对照表

作者介绍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Jean-Dominique Brierre

记者，作家，著有《鲁奇尼之谜》《莱昂纳德·科恩传》《鲍勃·迪伦：诗人之歌》等多部艺术家传记。记者出身的布里埃对新闻与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而其作家身份则令他对文学有自己的认识，有进入文本的独特方式。

译者介绍

刘云虹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家，译有《我美好的回忆》《娜侬》《小王子》《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批评与临床》（合译）等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许 钧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家，译有《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追忆似水年华》（合译）等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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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内授权引进的SHOU部昆德拉传记  解读当今极负盛名的传奇作家昆德拉的一生

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过去了解甚少。而布里埃的这部传记，为我们了解昆德拉的家庭、昆德拉所处的历史境况、昆德拉的创作历程，尤其是昆德拉的存在状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开启了多种认识和理解的可能性。

★一手资料  引证详实

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作者引述了诸多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人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更以大量早年珍贵报刊文本为引证，描述昆德拉所处的历史时代，分析昆德拉的存在境遇及遭遇，追踪昆德拉的心路历程。

★著名学者、翻译家刘云虹、许钧献译

本书译者刘云虹、许钧均为法国文学的翻译大家，译文质量极佳，其中许钧译有数本昆德拉作品。

前言

译者序

清醒而拒不回归的昆德拉

春节前后，就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的那个时期，每天打开法语版《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尽可能静下心来，坚持翻译两三页，一步步走近昆德拉常被误读的精神世界。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由法国写作出版社于2019 年3 月推出，作者是让—多米尼克·布里埃。我们都知道，昆德拉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喜欢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更不喜欢谈论自己，也特别注意不留下与他的文学文本无关的材料。要写昆德拉的传记，困难可想而知。布里埃迎难而上，以昆德拉的理论性随笔与文学文本为基础，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

布里埃喜欢写传记，他出版过多部艺术家传记，有写电影艺术家的《鲁奇尼之谜》（Le mystère Luchini, 2007），有写音乐家的《莱昂纳德·科恩传》（Leonard Cohen par lui-même, 2014），还有写音乐人、作家的《鲍勃·迪伦：诗人之歌》（Bob Dylan, Poète de sa vie）。他为迪伦立的这部传记是2015 年出版的，第二年10 月，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传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里埃写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除了有写作传记的丰富经验外，还具有多重优势。他是记者，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对有价值的新闻与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他是作家，对文学有自己的认识，有进入文本的独特方式；他是音乐家，对艺术有自己的追求，这有助于他更为深刻地剖析昆德拉的艺术观念，以及音乐对于昆德拉文学创作和美学追求的深刻影响。

昆德拉生于1929 年4 月1 日。昆德拉说：“我出生于4 月1 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4 月1 日是愚人节。仿佛命中注定，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像是上帝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充满了误解：“误解，意味着其他人可能以错误的方式感知或理解他的书。误解，出现在他的小说的人物之间，但有时也荒诞地主宰他们的命运。因此，昆德拉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而且是误解的制造者。” 有评论者说，“人们几乎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受到误解”。读布里埃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发现，对昆德拉的种种误解，源于昆德拉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自昆德拉不妥协的精神品格和反抗媚俗、坚持独立性的文学追求。

一、 “清醒、觉悟的目光”

作为作家，昆德拉是成功的。在他八十二岁的生日时，久负盛名的伽利玛“七星文库”隆重推出了他的两卷本作品集，共收录昆德拉的十五部作品：一部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四部随笔集和一部剧作。他在世时就进入了文学界的“先贤祠”，这是法国的大作家也很难得到的殊荣。然而，一个饮誉世界的大作家在自己出生的国家被长时间地冷落，甚至唾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中自然有政治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更有昆德拉个人的原因。

读《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可以看到，出于种种原因，他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本来已经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的他，因立场问题，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后来他又在精神的层面主动出走，离开捷克，移居法国，按照捷克的传统，一个文人放弃了他的祖国，那就是背叛。昆德拉的作品早期用捷克语写成，有诗歌，有剧作，有小说，还有随笔，到了法国之后，昆德拉又放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动割断了与祖国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脉的联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原因，他的捷克语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这可以理解。可是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为什么他用捷克语写的那些重要作品，比如《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捷克还是没有出版呢？如果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追究原因，恐怕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的作者，以昆德拉的精神诉求与身份认同为出发点，了其中深刻的原因。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昆德拉没有迎合政治与制度的变化，也不顾捷克境内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一直犹豫不决，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捷克有著名导演想把他用捷克语创作的重要剧作《愚蠢》（Ptákovina）搬上舞台，也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至于那些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虽然捷克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在捷克出版捷克语的翻译版，但昆德拉坚持他的作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译成捷克语，不同意其他译者翻译他的作品。对昆德拉的这种立场与做法，捷克文学界的同行也罢，普通读者也罢，不仅仅不理解，更表现出了误解、反感，甚至敌意。如布里埃所言，昆德拉的做法“在捷克共和国常常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有的人认为昆德拉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报复，更是一种背叛。昆德拉对这样的反应没有在意，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清醒地看到，1989 年之后的布拉格，政治让位给了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让位给了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昆德拉说过，“20 世纪60 年代的捷克文化是20 世纪欧洲文化的丰碑。1990 年后，它被完全清除了。他们没有保护这些传统，而是说这从未存在过，说1990 年之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坏的。他们想创造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传统，没有几百年里一直延续的血脉的搏动。捷克文化割断了它过去的辉煌，这让一切都变得艰难”。清醒的认识，坚定了他的立场与选择：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不愿“七星文库”收录他的全部作品，坚持“剔除了应时之作或他认为没有完成的作品。其中看不到一点诗歌创作（早于其小说创作阶段）的痕迹，找不到有关万楚拉的随笔集，看不到他创作的三部剧作中的另两部：《愚蠢》和《钥匙的主人们》（

Propriétaires desclefs

，该剧用法语出版，且在法国已经排演），也找不到20 世纪80年代他在《辩论》杂志（

Le Débat

）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基于自己的这一立场。他不愿自己作品的阐释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的阐释完全背离了他写作的初衷与身份认同：他是作家，作品的生命高于一切。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所说：“我深深渴望的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他。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 历史上，司汤达不在乎自己的作品在生前得不到承认，相信五十年之后，会有幸福的少数人能真正领悟他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如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的昆德拉，有着清醒、觉悟的目光，他希望身后由他自己认可的作品替他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的消退，闪现出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艺术之光。

二、“不可能的回归”

昆德拉的清醒与不妥协，不仅仅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上，更表现在他对于人类存在与个人境遇的思考上。读过昆德拉作品的人，大都有一种突出的感觉，他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诗意的叙述与哲学的思考兼而有之。然而，昆德拉所关注并思考的存在，并不完全等同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更不同于萨特所言的存在，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指向，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世界构成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的维度。存在，并非已发生之事，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场域，一切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他能够做到的。”

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作者用了大量笔墨，辟了多个章节，描述昆德拉所处的历史时代，分析昆德拉的存在境遇及他遭遇的误解乃至敌意，追踪昆德拉的心路历程，其中特别涉及不仅仅与他，也与众多艺术家、小说家、知识分子的存在息息相关的流亡与回归的问题。昆德拉是在1975 年离开捷克的，后来一直在法国生活，如今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对于捷克的传统精神而言，昆德拉离开祖国，如上文所及，是一种“大背叛”；而他一直在法国生活，即使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也没有“回归”，回到捷克去，这在捷克的知识分子看来，更是难以饶恕。

所谓“回归”，对于昆德拉而言，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时间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青年时代所走过的路。昆德拉在布里埃的笔下渐渐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自幼年时起，米兰·昆德拉就目睹他的父亲演奏钢琴。透过房门，他听见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尤其是现代音乐家的乐曲：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勋伯格、雅纳切克。”对于他父亲来说，“音乐远远不是社会风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世界的联系。因此，自然而然，当其他孩子还在结结巴巴地背字母表时，他很早就开始把这种高级语言教给他的儿子”。就这样，五岁的昆德拉跟着父亲学钢琴，后来又师从多位著名音乐家学乐理，学作曲，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吹小号。昆德拉爱音乐，更爱诗歌。昆德拉与诗歌的初接触，要追溯到童年时期。他曾回忆道：“ 次听到捷克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的诗句时，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正在摩拉维亚的一个村子里过夏天。那时的大学生一放假，都回到务农的父辈家里，他们像着了魔似的背诵他的诗。傍晚，在麦田间散步时，他们教我念《复数女人》（

La Femme au pluriel

）里所有的诗。” 布里埃在昆德拉的这段回忆里，看到了“故乡摩拉维亚的田园风光与先锋派诗歌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已经表明这位未来作家对故土之根的依恋，以及现代性对他的巨大吸引力”。

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过去了解甚少。而布里埃的这部传记，为我们了解昆德拉的家庭、昆德拉所处的历史境况、昆德拉的创作历程，尤其是昆德拉的存在状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开启了多种认识和理解的可能性。昆德拉从小热爱音乐，也热爱诗歌，但他没有坚持下去，没有去当音乐家，去当诗人，而是坚定地走小说家的路。如果说昆德拉从小爱上音乐，完全是家庭的影响，那么昆德拉被诗歌所吸引，其原因则要复杂得多，有捷克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也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召唤，但为根本的原因，则源于昆德拉本身：青年时代的昆德拉，有着革命的理想，而诗歌是激情的诗意表达，是理想的抒情之歌。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们脑中的昆德拉形象完全不同的昆德拉，了解到昆德拉在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明显的抒情倾向。在昆德拉晚年不愿公开再版的一些他早期写的诗歌，如《人，这座广阔的花园》（

L’Homme, un

vaste jardin

）、《后的五月》（

Le Dernier Mai

）等诗集中，我们看到了年轻时充满理想的昆德拉，用诗歌赞颂共产主义的昆德拉，向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英雄致敬的昆德拉，如在1955 年出版的《后的五月》这部长篇史诗中，“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英雄与盖世太保警察、警长博姆做斗争。纳粹警察以安全脱险来引诱他放弃共产主义。但英雄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诗人立刻向他的勇敢致以敬意，称赞它预示着灿烂的未来”。一个曾经激情澎湃的诗人，后来为何要断然放弃诗歌呢？布里埃在书中向我们说明：这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命运有深刻的关联，与斯大林时期的残酷现实有直接的关系，但昆德拉的觉醒是为主要的原因：“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会与虚无主义混为一谈：‘怀疑主义不会把世界变得虚无，而是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是我所经历的丰富的状态。’”2放弃诗歌，对于昆德拉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幻想，但并不放弃思索。他对自己追求与坚信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他要反思，要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要对人类的存在进行思考。为此，他要告别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昆德拉不愿意再版他的诗歌作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昆德拉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归”过去。对此，里卡尔有明确的看法：“他之所以背弃了青年时代的诗歌，这首先不是因为他不再喜欢自己写下的诗句，而是因为他不再喜欢写出这些诗句的那个人。他和这位诗人不再是同一个人。”

走小说家之路，对昆德拉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就他个人的存在而言，这是一条新生之道。他从幻灭、怀疑，到提出问题，并去寻找答案。他坚持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勘察人的存在状况，是拓展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小说家，他的任务不是去拯救人类，而是探寻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行动、人的命运。基于此，昆德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文学不是“介入”性的，不应该服从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需要。但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看，无论是他用捷克语创作的《玩笑》《好笑的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用法语创作的《无知》等作品，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反思性。就内容而言，昆德拉的小说，似乎特别喜欢写性，写爱情，以至有一种说法：除了性与政治，昆德拉的小说没有别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与政治构成了人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两极。昆德拉写性是超越性的，不是通往下半身的写作，而是导向形而上的思考，是勘察人类存在的一种途径。布里埃说：“昆德拉对欲望这出戏投去一种清醒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目光。他揭露了误解、恐惧、复杂情感及自恋谎言，它们构成人类的性的基础。” 昆德拉写性，“似乎浓缩了昆德拉对人性的全部观察，不无残酷地揭露出人类关系机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昆德拉写政治，也同样是超乎政治的。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是法国早介绍昆德拉小说的人，阿拉贡则给昆德拉的小说写过序，二人给予其小说很高的评价，但昆德拉似乎并不完全领情，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昆德拉的小说做了政治性的解读，而这恰恰违背了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初衷。他的小说涉及政治，也涉及历史，但对昆德拉来说，他可以“把历史用于小说创作，而不必遭遇沦为历史囚犯的危险”；他可以涉及政治，但并不沦为政治的俘虏。“正如他一贯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一种历史情境能促使小说家考察人的生存、对抗（大卫和歌利亚的争战）与进退两难（顺从还是反抗？留下还是逃亡？）时，它才会令小说家感兴趣。” 于是，我们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可以读到对人类存在的反思，以对抗历史的遗忘；可以读到对罪与罚的拷问，以唤醒人类的良知；可以感觉到一种具有特质的幽默，以不严肃的玩笑去化解过于沉重的理想面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要向拉伯雷、塞万提斯、卡夫卡致敬。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也许还可以大胆地说，昆德拉放弃诗歌，放弃捷克语写作，离开捷克，而留在法国，不愿再回到捷克，是因为昆德拉的出走具有深刻的精神层面的因素，他不愿回归的，是那个断了传统血脉的捷克，那个没有了自主性的捷克，那个被扼杀了灵魂的捷克。

对于昆德拉，有各种矛盾的说法与评价；对他的小说，也有各种具有悖论性的解读。对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读者还存有不少的谜团：昆德拉为什么不愿公开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他真的做过告密者吗？他为什么把“流亡”看成一种“解放”？他对“媚俗”到底有何见解？他为什么对翻译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带着这一个个疑问，去读布里埃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某些答案。

后，我们要感谢方雨辰女士的信任；要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言文学专业的农熙女士为翻译本书涉及的捷克人名、地名、报刊名、作品名所提供的宝贵帮助；还要感谢《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和荣获捷克共和国功勋奖章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教研室主任徐伟珠女士的大力支持。

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提及的“共产党”“共产主义”等词汇仅限在捷克及欧洲语境下讨论。

许钧  2020年4月于南京

书籍介绍

【看点介绍】

★国内授权引进的首部昆德拉传记

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文坛有着崇高的地位，世界各地读者众多，且在中文世界内拥有众多的忠实读者。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过去了解甚少。而布里埃的这部传记，为我们了解昆德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开启了多种认识和理解的可能性。

★一手资料 引证详实

作者引述了诸多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人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更以大量早年珍贵报刊文本为引证，描述昆德拉所处的历史时代，分析昆德拉的存在境遇及遭遇，追踪昆德拉的心路历程。

★著名学者、翻译家刘云虹、许钧译本

本书译者刘云虹、许钧均为法国文学的翻译大家，译文质量极佳，其中许钧译有数本昆德拉作品，为广大读者熟知且认可。

【内容简介】

米兰•昆德拉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多次荣膺国际文学大奖。他生于捷克，一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对于潜心文学创作、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有着各种矛盾的理解与评说；对他的小说，也有着各种悖论性的解读。

传记作家布里埃倾力写就的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传记，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与完整的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主要成就 】

1973年美第奇外国小说奖

1985年耶路撒冷文学奖

1987年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

2007年捷克国家文学奖

2020年卡夫卡文学奖

• 作者：半夜没烟抽 发布时间：2021-01-12 10:02:25

  这本倾注了极大精力的书终于出版时，编辑失语了。还能说什么呢，其间参与项目的每个人都像燃烧的火，最终我们可以燎原吗？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 作者：鼠 发布时间：2021-02-08 14:06:45

  昆德拉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持缄默，你在这部传记里也看不到太多，不过本书对于思想轨迹的梳理很专业。我对上世纪的中欧一无所知，这回算是补了一点最基础的。虽然昆德拉不愿把自己的作品作为历史的脚注，不过传记不只关注作品嘛。书里还提到了昆德拉的诗歌（《独白》值得注意）和《雅克和他的主人》以外的两部剧作，这些在中文世界的讨论应该比较少。昆德拉的反抒情态度颇能得到如今的我的认同。

• 作者：岂能无怪哉 发布时间：2021-03-02 20:17:45

  笑死了 作者是个狠人 “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 作者：何适之 发布时间：2021-02-28 23:05:23

  传记终章名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或许是对昆德拉最恰当本分的定义。在一个隐私成奢谈、大众传媒媚俗当道、全面平庸化的时代，昆德拉小说中探讨的那些主题尤能显现出可贵的精神底色。庆祝无意义出来时有人说他似乎跟不上时代了，还在写极权主义那一套，但问题是他从来都不愿意也不屑于做一个时代的追随者，他就是一个迷恋于探讨存在本身的小说家而已。

• 作者：sophia 发布时间：2011-06-18 11:49:24

  一个月，我觉得这个是上天注定的。

• 作者：ly的读享生活 发布时间：2021-01-29 16:27:53

  昆德拉不喜欢人们只关心他的私生活，他只允许人们关注他的作品。他对自己的作品做过精心的择沥，只允许自己认可的进入“七星文库”。在此意义上，这部传记首先表现出了对于传主的极大尊重，不像常见传记那般纠缠于私生活，也就避免了许多琐碎的描写，只体现为文学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昆德拉的思想观念。作品清晰阐明昆德拉小说创作中的复调结构、音乐性、幽默、性等特色，对存在的思考，对流亡的看法，这些论述并非只是叙事学角度的研究，而且指向对于小说创作这样一种展现人类心灵事实及其可能性的艺术形式的疑问。回顾昆德拉“被接受”与“被遗忘”的经历，怎样看待昆德拉，才是政治正确的呢？围绕“政治正确”的价值判断，是否就是作家与作品的根本意义呢？这部传记逐渐把我们带入了一种温和的质询性的思考。

• 历史中的昆德拉与小说家昆德拉

  作者：小老鼠 发布时间：2021-02-11 01:24:43

  一、

  作为一个每部有译本的昆德拉作品都至少看过两遍，并自诩完全读懂了的读者，得知新出了一本关于米兰·昆德拉的“传记”，当下非但没有立刻阅读的冲动，心头首先涌现的还是排斥的心态。因为，作为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完全不需要“传记”！所有对作者生活本身的捕风捉影，都无助于理解作者创作的小说，甚至只会有害。绝对有害！而后者是读者唯一需要关注的东西。真正伟大的小说作为“存在的探测器”，比凑巧写出它的作者本人知道得多得多。

  这些道理，昆德拉在他自己的文字和言谈中翻来覆去说了成百上千遍。如果一个读过昆德拉作品的人居然连这个都不懂，那他跟昆德拉的小说就是彻底绝缘的。作为一个跟他作品那么投缘的读者，我自然不可能有兴致去读一本昆德拉本人的生平介绍。

  但看到译者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许钧老师，猜测他应该也没兴致去翻译一本昆德拉生平介绍吧？就买下来准备先翻翻，如果发现这不过是本生平介绍，甚至是把昆德拉描述成一个套路“流亡者”、“反抗者”的媚俗作品，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进垃圾桶。看对反“媚俗”作者的“媚俗”化描述，实在是太南辕北辙了。

  结果一翻大为惊喜，发现这根本不是一本“传记”，完全不是！这就是一本昆德拉作品和他倡导的小说精神、热衷的小说主题及其形式的研究著作，跟著名昆德拉专家弗朗索瓦·里卡尔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是一个性质的书。区别无非在于，在昆德拉的个人生活史和历史背景中确实跟他的小说有较深联系的部分，《一种作家人生》一书也不回避。仅此而已。当然，我们都知道昆德拉本人会对这种并非捕风捉影的联系也完全弃绝。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昆德拉父亲的音乐家身份和简短经历。因为父亲教给他的作曲结构，和父亲的某些经历，跟他的小说有联系。他本人也在小说和随笔中不止一次提到父亲。但我们读不到半句跟昆德拉母亲有关的话。准确地说，还是有一句的：昆德拉从来不提自己的母亲。

  至于昆德拉的妻子，我们看完全书除了知道她薇拉的名字和工作身份，也不会获知半点更多的信息。一个奔着“传记”去看的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而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则松了一口气，确知这样的选择性描述，没有跟小说家昆德拉背道而驰。这件事本身，就标识了很昆德拉和很不昆德拉的分野。

  看到倒数第二章《事件》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本“非传记”著作作者，专门就这个事情的“昆德拉性”作了阐述。“昆德拉保护自己私人生活的彻底性只建立在文学基础上。”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甚至都不是自己观念的代言人。所以“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不可能揭开我私生活的面纱”（援引纳博科夫）。想到在这里，“非传记”作者有为自己之所以如此编排、写作，加以辩护、解释的意味。不禁会心一笑。

  二、

  因为完全从昆德拉作品本身出发选择、构筑围绕昆德拉的事件，作者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在这本书里完全舍弃了自己的记者视角。我们熟悉的记者视角，如昆德拉厌恶地说，让一切私人生活无处可逃。很多涉及昆德拉个人经历的细节，即便对主题阐述有帮助，如果没有公开的资料或访谈出处，布里埃都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绝不深究。

  比如在情爱经历这件事上，全书唯一的记录就是昆德拉同事说，昆德拉喜欢女人，也受女人喜欢，且一直跟妻子薇拉保持良好的关系。没了。布里埃就这样仅有的信息提到一笔之后，又立刻回到对昆德拉小说中情爱主题的论述，绝不往下八卦。即便情爱生活是昆德拉小说最浓墨重彩描述的内容之一，他在小说中的描述，不可能跟他自己的经历完全无关。

  所以布里埃的书写，就是昆德拉作品文本森林内部的，而绝不跳脱在外。意在进一步引起读者对昆德拉作品本身的关注，而绝不引向昆德拉的私人生活。

  在这个文本森林中，情爱生活几乎是昆德拉以小说为武器探索存在的起点。在“抒情时代”，那些愚蠢、可笑、幼稚的“年轻人”，在爱的人身上找寻自己幻想中的形象，爱人和整个世界不过是自身情绪镜面的投射。对应的就是“抒情的女性追逐者”。而在“抒情世界崩塌”之后，一个人才能获得清醒和觉悟的目光。这时对应的就是“史诗的女性追求者”，一个人在女性（或男性）身上寻求的，不是自己想象和情绪的投射，而是对方本身的客观存在和趣味。

  态度上，昆德拉对前者以惋惜、嘲讽、鄙视为主，而为后者——真正的“放纵者”，献上了最高的敬意和赞赏。

  这个内容如此重要，以致于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外在表现出现在昆德拉的小说中。他又在随笔中摊开来明着说了好多次。不仅仅因为情爱生活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对情爱/情欲生活的考察，可以洞察人和世界的深层次侧面。更因为，昆德拉这种区分对待和描述，完全凸显了他一生都在汲汲以求的生活品性——“小说性”。

  在抒情世界坍塌的基础上，真正的放纵者和放荡者出现了。也正是在抒情世界坍塌之后，小说才得以诞生。昆德拉这里的小说是绝对反抒情的。诗歌的抒情时代对应着有激情但绝对愚蠢的“年轻人”。对此加以摒弃之后，真正值得赞美的成年人才诞生，这对应的就是小说的世界，小说的时代。

  所以，昆德拉这里的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文体学或者美学概念，还是伦理学的，人类学的，生活哲学的。昆德拉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诗人，出版过诗集，写过政论文章，甚至为了生计写过占星专栏，但他把除了成人时代的小说和随笔之外的、所有曾经写过的东西，都排除在自己的“作品集”之外。只有“作品集”中的作品才实现、结构了小说家昆德拉，小说家昆德拉有自己强烈的“小说性”倾向、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之外，所有矛盾、多样的东西，他个人经历里的事情，他希望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掉，不为人所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在昆德拉这里唯一能够了解和交流的就是昆德拉的这种“小说性”，我想不如直接叫“昆德拉性”。

  三、

  所以看《一种作家人生》这本书，最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昆德拉性”的各种弥漫。

  比如，对待自己的祖国捷克，小说家昆德拉骨子里是热爱的。但是，与其说他爱的是捷克这个地理上的国家，不如说他爱的是捷克的“昆德拉性”。这种捷克国族的“昆德拉性”，是神圣幽默清洗道德归罪，是在各种相对性中沉醉，是模棱两可，是反讽，似是而非。在作家先辈中，最能体现这种“捷克性”、“小说性”，也即“昆德拉性”的，是写《好兵帅克》的哈谢克。哈谢克笔下的帅克参与了一战，他傻子一般的言行和作风，却有一种深邃的智慧，在这种蠢蛋外壳下圣人光辉的照耀中，战争和整个世界都无非是一个笑话。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昆德拉后来不愿意提及的政论性文章中，昆德拉没有像他的很多捷克同辈作家一样高扬“反抗”的旗帜，而是特别热衷于阐述捷克式反抗的独特性。这种对抗不是不久前布达佩斯那种战斗式的，而是带着幽默精神的，生活气的，反讽，甚至搞笑的。我们都不会忘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过的，捷克姑娘们对着苏联坦克上的士兵撩起上衣，嘲笑他们压抑的性生活。

  这完全是通行的那种“反抗”的另一面。这一面是那个时代“布拉格之春”和随后的入侵、抵抗运动的全部吗？恐怕不是。但那个时候，昆德拉已经彻底走到了“媚俗”的背面。在小说家昆德拉眼里，那种高喊着口号的抒情鸡血式舍身就义，不管是入侵者还是抵抗者，都不过是“媚俗”中的一种形式，可笑，无意义。这里边没有他爱的捷克，他爱捷克的，只在于捷克的“昆德拉性”。

  当然，作为一个曾经的诗人，曾经抒情世界中的一员，昆德拉也认识到捷克同样是诗人的国度，诗人多到可以出口换汇。所以在这个层面，抒情诗人的传统渗透在他的同辈反抗者中，成了他小说里不断出现、加以嘲讽或者冷峻剖析的另一个常见内容。在这个层面，这些反抗者甚至跟苏联的入侵者是同构的，在入侵者的心中，无不被热烈的情绪所包围，满心在狂热情感中为了他人好的冲动。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东边来，侵入布拉格的坦克也从东边来。情绪极端激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碾压捷克土地的坦克，斯大林主义，他很多同辈人的媚俗反抗，都是同一个维度的东西。在这个维度中，世界变成小尼禄和小波拿巴模仿来的激情激荡下的演习场，幼稚，可笑，又席卷一切，无比可怕。而那个觉醒了的小说家昆德拉，跟《玩笑》中的路德维克一样，在放逐中彻底走到了背面。

  在昆德拉和“天鹅绒革命”之后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当年的论战中，昆德拉说其实“布拉格之春”从未被终结，它其实是胜利了，且从未消退。他说的，就是这种抵抗运动中的“昆德拉性”及其相应内容，从未消退。他甚至嘲讽哈维尔出于个人的自我情绪和名声需求自行其是。而在“媚俗”性抵抗运动领袖哈维尔看来，昆德拉犬儒，自以为是，无视政治斗争和历史现实的坚韧、血腥和残酷。两个人说的和各自的思考层次，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不难发现，小说家昆德拉不光用“昆德拉性”照耀个体生活，还试图以此来透析整个世界，所有捷克的，国族的，历史的，都在“昆德拉性”的照耀下纤毫毕现。捷克最好的一面，就是“昆德拉性”的一面。抒情诗特性给世界和历史带来灾难，只有觉悟了的清醒幽默的“昆德拉性”才能给人类一个美好的未来。小说家昆德拉构筑的，不止是小说美学，也不止是个体生活伦理学，还有更加宏大却也失之简单粗暴的历史哲学。

  但他又很清楚自身小说家的局限，对于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宏大和简单化，他会回过头来告诉你，不过都是个笑话，不用当真。

  四、

  毋庸讳言，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跟他的政治色彩有关。而这种政治色彩和他小说中的政治因素和特定历史背景，有时会让不明所以的读者以为他是个萨特那样的介入性反抗作家。这就造成了天大的误会，被以为的，恰恰就是小说家昆德拉最最反对的。

  但这里面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如果那么不想被误解，那又为什么一直抱着历史背景不放呢？写作，哪怕是“昆德拉性”的小说写作，也有一百种方式。诚然，小说家昆德拉说，那个斯大林主义笼罩的时代，为对人类境遇和存在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极端处境，可以借此看到很多在别的环境中凸显不出来的人类特性。一个模范的昆德拉小说的读者，应该无视小说中历史背景本身的政治历史特征，而仅仅是把其视为展现人物特性的背景容器。

  作为一个自诩绝对模范的昆德拉小说的读者，这个事情一直给我造成轻微的困扰。因为一方面我确实在昆德拉的小说中跟着他的笔触探索存在，但另一方面，我又总不自觉会被那个历史背景文本本身的审美感所吸引。而后者，在小说家昆德拉看来，是错误的，偏离了通向唯一正确的小说阅读目标的正轨。

  在阅读《一种作家人生》的过程中，当那个昆德拉及其小说中很多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更加真切而全面地呈现在我眼前时，对那个轻微的困扰，我也越来越释然了。因为即便是小说家昆德拉，其实也没有完全放弃那种隐而不彰的历史审美。尽管跟历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历史中的昆德拉跟小说家昆德拉，根本没法截然分离。

  《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几部完全或部分捷克背景的小说，都有或强或弱的历史审美感。弗朗索瓦·里卡尔说，昆德拉的小说就是“道路小说”、“流亡小说”，区别于“斗争小说”，背离“家园”、“故土”。而在那种历史审美中，“流亡”其实都不够彻底。路德维克、雅罗米尔、塔米娜、托马斯、特丽莎，这些人无论是什么形式和性质的流放，其实都还有“祖国”。“祖国”，一个小说家昆德拉反复纠缠的词。这种“祖国”和时代感让这几部小说文本本身，都或多或少脱离了小说家昆德拉的直接意图，呈现了更加多样的审美层次。恩，真正伟大的小说，比小说家本人知道得多得多。

  萨宾娜（不想用译作中的萨比娜）走到了彻底的边上，比上面那些人物都更进了一步。但即便是萨宾娜，也还是能够瞥见已经离弃的那个世界的美，明白美只来自于你所离弃的世界。还是有具体的地方让萨宾娜离开，布拉格，捷克，苏黎世，瑞士，美国……

  也正是在萨宾娜这里，昆德拉的捷克背景故事，写到了尽头。再后面就是《不朽》中的阿涅丝，阿涅丝生活的是一个历史已然终结的世界。她生活在巴黎，但不再有祖国，不再有具体的地方可以让她离开和抵达。一个彻底没有了祖国的人，能“流亡”、“离弃”的是什么呢？只有最后的人类世界。最后在阿涅丝这里，小说家昆德拉的大部头写作也走向了终结（同时也是他母语-捷克语写作的终点）。某种意义上，在这里，在历史终结的地方，小说家昆德拉也走向了终结。

  最后只剩下自然这个唯一的存在。“所有的存在都会成为石头的盛水盘，世界如热雨一般倾泻而下，狗和别的动物都将在自己的家中，自然覆盖了一切，不再有尘世，不再有笑和爱情，不再有道路和流亡。也不再有小说。”（《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结尾）

  也不再有小说。

  所以我以前很奇怪，为什么我在读几部捷克背景的小说时，对背后的历史甚至政治人物充满了好奇，但在读《不朽》的时候，却对阿涅丝生活背后的历史和政治人物毫无兴趣。原来阿涅丝就是最后一站，没有了历史，政治，斗争，只剩下最后必然离弃的一个抽象的不再有任何具体面目的无聊人类世界。

  《一种作家人生》的最后一章，叫《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昆德拉告别抒情时代后诞生的小说家昆德拉，拼尽全力拥抱、阐释“现代性”，或者说“昆德拉性”。在他的捷克生活时代，他纠结于“昆德拉性”跟斯大林主义、威权和媚俗反抗精神的冲突。然后在写完《告别圆舞曲》之后，他阴差阳错来到了法国，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三部大部头捷克语创作的作品。在法国，他悲伤地发现，在这个貌似一切都被允许的地方，“昆德拉性”更加无处藏身，它被彻底消融，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个将幽默置于他作品中心的人，同时是完全绝望的。人们本可以认为他满足于民主赋予的善行和自由。可他也看到盛行的现代性的另一面——诚然是更温柔的。而这一现代性在他看来是完全毁灭性的。”

  所以，说昆德拉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作家则完全不得要领。在不能明说的隐晦表述中，他甚至会怀念那个时代。在那里，萨宾娜曾经生活的捷克世界，“昆德拉性”至少可以以抵抗的方式存在，即使经常被误解。而在阿涅丝的世界，“昆德拉性”本身都显得可笑，随后就荡然无存。要强行对应“资本主义”的话，那这个世界一切都不再有意义，“是完全毁灭性的”。

  而历史，这个小说家昆德拉几乎纠缠了一生的东西，框住了他，让他不得不一遍遍解释，反驳被误解的成见。但是，回到我上面那个问题，小说家昆德拉，为什么又一直抱着历史背景不放？因为他也离不开它。在历史终结之处，自然不再有历史中的昆德拉，那就不再有小说家昆德拉。

  也不再有小说。

  公号链接：

  历史中的昆德拉和小说家昆德拉

• 矛盾的魅力：米兰·昆德拉的作家人生｜书评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03-29 12:09:45

  米兰·昆德拉是谁？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来回答。我也算是昆德拉的老粉，上高中时，我从一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始，冒冒失失地进入了昆德拉的文学世界。我曾在笔记本上大段地抄录他小说中那些充满哲思的片断，和他一道陷入存在之问。在本科和硕士阶段，我又陆续读了《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朽》《好笑的爱》以及《小说的艺术》等，特蕾莎、萨宾娜、塔米娜、雅罗米尔……这些人物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真的了解昆德拉吗？昆德拉到底是谁？当我读到《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时，不止一次怀疑自己：你有资格说自己是昆德拉的铁粉吗？

  撰文丨杨碧薇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作者：（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译者：刘云虹 版本：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2月

  01

  抒情与反抒情的矛盾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是国内引进的首部昆德拉传记。昆德拉很少接受采访，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是1984年，从那以后，他又出版了若干作品，但其个人生活却如一个深邃的谜，始终覆盖着厚厚的面纱。因此，为昆德拉写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布里埃迎难而上，创造了传记的奇迹。

  和美丽的原节子一样，昆德拉力求在后半生远离媒体的视线；而在他的前半生，除作品之外的资料亦是有限的。幸运的是，布里埃为我们提供了传记写作的另一种思路：他立足于昆德拉的文本，以大历史为背景，深入收集与昆德拉相关的资料（如“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结合专业的文学评述，试着揭开昆德拉生平的冰山一角。用这样的写法，布里埃将昆德拉一生中的几个大事件串连起来，较为全面地勾勒出昆德拉的人生历程。但你如果认为这本书到此为止，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除了昆德拉这一研究对象，布里埃还探讨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现代性的……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会促使你按下整体思维的按钮，积极地参与到思考的互动中。在我看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再美妙不过了。当然，在这本书中，昆德拉的作品是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对昆德拉的兴趣，也是我翻开这本书的初衷。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昆德拉本身，来捋一捋我的阅读收获。

  布里埃用不同的短语来结构本书的目录，如“抒情年代”“反抒情年代”“悲剧与喜剧”“远居他乡”“对存在的思考”等。这些短语和昆德拉的生平息息相关，也是其作品的关键词。在诸多短语的提示下，昆德拉的人生/作品线索更加清晰。每一个短语（即每一章），布里埃都谈得很细；其中，存在、性、跨语言、复调等，是昆德拉研究中常被关注的点。而我想谈的，则集中在抒情/反抒情、“不可能的回归”、“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几个点上。

  先来谈抒情与反抒情。昆德拉早年写诗，在195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人，这座广阔的花园》，彼时他还不满24周岁。此后，他还出版并翻译过一些诗集，却在1963年放弃了诗歌写作。与诗歌的告别，是昆德拉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大事件。我看到，而立之年的昆德拉，也在这一举措中挥别了青春。正因如此，许多人会把《生活在别处》与昆德拉的生平联系起来，认为书中的男主人公——青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有昆德拉本人的影子。对此，昆德拉是否认的。他竭力否认的，还有他作品中的政治意识。这样一来，有意思的点出现了：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抒情的文学，昆德拉放弃诗歌，意味着放弃了抒情，也放弃了政治。在他那里，诗、抒情、政治，三者之间有着秘密的等号。那么，昆德拉真的是反对诗吗？我看未必。虽然诗歌不再从他的笔端流出，但推动着他进行创作的，仍然是神秘的诗性；他小说中的语言表述，也常常具有诗的意味和美感。讲故事的冲动会催生小说，讲述冲动又从何而来呢？从情而来。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指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所以，昆德拉只能在狭义的层面上反对诗和抒情，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他的反对是不成立的。在这一问题上，昆德拉显示出了自身的矛盾性。一个对写作有着极高的要求，不懈地追求着“清晰而醒悟的目光”的作家，居然也会自相矛盾？其实，只要联系昆德拉的处境，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从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到1975年移居法国，中间46年的时间，昆德拉都生活在一个非常态的环境中；极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使作家产生了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强烈诉求，这一诉求落实到写作中，就是对政治/泛政治的全面规避。昆德拉再三强调，“我压根不把描绘‘时代画卷’放在心上”、“我是小说家”。言下之意，他的写作只在绝对的纯文学框架内，与政治无关。然而，反对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立场呢？正是在这一矛盾性中，而立之年的昆德拉放弃了诗的抒情，“如果有人迈不出这一步，一生都是抒情诗人——而且仅仅如此——那我便会感到不寒而栗”；同时，他延续了小说的抒情（这一点，恐怕他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意承认），在他克制而精确的小说语言中，依然有情流淌：他对人类处境的关照，就是“情”的最好体现。

  

  米兰・昆德拉，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尔布诺，自1975年起，在法国定居。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原作以捷克文写成。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慢》、《身份》和《无知》，还有随笔集《小说

  02

  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

  再来谈“不可能的回归”、“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这两个短语都包含某种悖论，因其逻辑上的矛盾性，呈现出一种反讽的意味。（而反讽，正是昆德拉小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昆德拉承认，移居国外是其个人生涯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这件事从头到尾，其实并没有什么悲壮感，至少表面看来如此。1975年，昆德拉接受了法国雷恩第二大学的聘任邀请，“与妻子薇拉一起完全合法地离开捷克斯洛伐克”。1981年，他被正式授予法国国籍，对此他表示：“法国已经成为我的书的祖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追随了我的书的道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2019年，昆德拉又重获了捷克公民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昆德拉“回归”了，至少在政治身份上是如此。但从文学角度讲，昆德拉的“回归”并不是同步的，或许将来也不会同步。他拒绝把自己用法语写的书翻译回捷克语。布里埃说，这一举动“在捷克共和国往往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昆德拉为何不愿意“文学回归”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至于“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就更是昆德拉的生动写照了，这也正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从小说的角度来说，昆德拉是极其“现代”的：他借鉴了音乐的形式，把复调结构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极大地拉伸了反讽的张力，将镜子这一道具玩出了魔术感；他还擅长心理描写、哲理议论。在他的小说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小说这一文体的魅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昆德拉是拥护现代性的，他对kitsch（本书中翻译为“媚俗”，但我此前已习惯了“刻奇”这一译法）尤其警惕。现代社会，刻奇无处不在，昆德拉将之视为“遮蔽世界真相和复杂性的屏风”；就个体而言，刻奇也使人遗忘存在，远离生命的本质。刻奇与现代传媒极其登对，昆德拉毫不留情地说：“传媒的精神与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至少对现代欧洲所认可的文化是如此：文化基于个人，而传媒导向单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复杂性，而传媒使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种长久的拷问，传媒则快速回答一切；文化是记忆的守护神，传媒则是时下新闻的追逐者。”这一态度，恰好解释了他远离媒体、拒绝抛头露面，只以作品说话的原因。可是，在一个被传媒包围的社会，作品的传播也需要传媒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能看出昆德拉的矛盾性。阿兰·芬基尔克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昆德拉观点中的悖论性：“这个将幽默置于他作品中心的人，同时是完全绝望的。……现代性在他看来是完全毁灭性的。”

  矛盾与悖论，再一次向我强调了现代小说的独特性：比起解决问题来说，小说更偏爱抛出问题。笔至此处，我不禁又陷入沉思：文学的意义今安在？文学固然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可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又有几人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呢？我再一次求问昆德拉，他的回答是：“我们早已明白不再可能推翻这个世界，重塑它，阻挡它不幸地向前奔跑。唯有一种可能的抵抗：不要对它太认真。”这是终极的解答吗？按照昆德拉式的反讽和悖论思维，我想这未必就是。

  与昆德拉的作品一样，这本《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也向我抛出了问题。阅读此书，让我不断反思自己对昆德拉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意识到，也许我既有的理解只是冰山一角。在卡夫卡式的城堡里，持续的怀疑推动着我一次次地重建认知，又一次次地陷入下一个问题。自然，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至少在我这里，这本传记已经达到了它想要的效果。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碧薇；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