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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释迦shepi 发布时间：2023-08-11 12:34:21

  地理书 补充专业知识很有用

• 作者：伍月_ 发布时间：2022-08-19 16:43:43

  很简单的方法就很实用

• 作者：油尖旺大母0 发布时间：2015-01-26 20:27:43

  为什么评分那么低？新版的排版简直是美翻了，完爆朗文啊。

• 作者：無逸 发布时间：2016-07-07 14:35:00

  怎么老推荐王石？

• 作者：S飘逸 发布时间：2019-05-18 07:36:06

  写得还行

• 作者：maggiecong 发布时间：2008-03-27 21:16:19

  里面有素食的菜谱..值得收藏!

• 王晓渔：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

  作者：名字写在水上 发布时间：2016-12-14 13:02:26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这句印在中文版《一九八四》封面上的话，很好地说明了奥威尔的力量所在。读过《一九八四》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其中精确的预言，也会产生好奇：奥威尔为什么具有预言能力？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才重新认识苏联，但在此之前，外界对苏联的现实情况并非全然无知。在中国，1925 年徐志摩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感慨：“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欧游漫录》）在欧洲，1936 年纪德（Andre Gide）前往苏联，启程之前他曾把那里视为即将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亲临实地之后，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存在分歧。（《从苏联归来》）不过，徐志摩和纪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即使在访苏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属于多数。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常常不惜削足适履，不管现实如何都要努力把它装进观念的靴子。

  在访苏见闻的最后，纪德对苏联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苏联刚刚对西班牙做的援助让我们看到它仍能做到怎样可喜的改进。”然而，正是苏联对西班牙的介入，让奥威尔理解了何谓极权主义。1936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为了反对弗朗哥，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属下的民兵组织，但马统工党却被视为托派，遭到清洗，奥威尔死里逃生。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反对弗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更要反思极权主义。奥威尔这样说：“我在 1936 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为什么要写作》）

  

  “奥威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压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压迫？”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给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奥威尔的帝国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书写压迫的能力。艾玛·拉金在亚洲出生和长大，后来在伦敦学习缅甸语，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缅甸，写下《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20 世纪 20 年代，奥威尔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做过五年帝国警察，那时他 20 岁上下，正处于思想生成的关键时期。后来，奥威尔写出小说《缅甸岁月》，但是他在缅甸的经历常常被忽略，毕竟这里没有发生西班牙内战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在读到艾玛·拉金的《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以前，在我这里，缅甸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媒体上出现的新闻事件中的地名，是旅行社路线图上的一个目的地，甚至它的封闭本身也似乎是一个观赏点。我对缅甸的了解仅限于昂山素季、军政府以及“二战”期间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诗人穆旦、杜运燮和历史学者黄仁宇都曾是远征军成员，写过关于缅甸的诗文。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记下的一个细节让人难忘，他在孟拱河谷看到一具日兵尸体，死者身边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放在矮树丛中晾干。这时，黄仁宇没有抒发对敌人的仇恨，却发现自己与死者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他这样写道，“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于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段描写与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回顾》里的一个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处。一天清晨，奥威尔去狙击法西斯分子，潜到距离对方战壕 100 码处，可是一直没有等到敌人出现。突然，属于自己一方的飞机飞来，对面有一个人跳出战壕，半裸着身子，一边跑，一边提着裤子。这时，奥威尔没有开枪，而是产生了困惑：“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

  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里，黄仁宇和奥威尔的观点会被视为需要严加批判的“温情主义”。大洋国得以保持稳定的一个秘诀，就是不断制造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以让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以，大洋国需要不断在人类之中做出敌我区分，哪怕没有敌人，也要虚构一个敌人——这与把敌人也视为人类的思维截然不同。

  通过翻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以及阅读相关资料，缅甸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从朦胧变得清晰，也让我意识到奥威尔和缅甸的关系如此密切。奥威尔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的职员，他本人出生于印度，母亲的家族则在缅甸定居了数代。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生活过的地方，曼德勒、眉苗、渺弥亚、端迪、仰光、锡里安、永盛、毛淡棉、杰沙……她不仅复原了奥威尔在缅甸的所作所为，更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还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缅甸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缅甸国土面积大约是昔日的宗主国英国的三倍），为何会变成不毛之地？

  20 世纪缅甸的历史可以简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英国殖民时期，一个是从英国获得独立时期，一个是军政府时期。书中讲到，在缅甸有一种说法：“奥威尔不仅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缅甸岁月》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动物农庄》讲述了一群猪推翻人类农场主又成为新农场主的故事，这与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又被军政府掌控有相似之处；《一九八四》里的“反面乌托邦”则是军政府治下的场景。

  中间的转型时期非常短暂，英国殖民时期和军政府时期分别占到了 20 世纪缅甸将近一半的时间。对于一名外国作者，如何处理殖民时期的历史，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如果有一些称赞，那很容易被指控站到了殖民者的立场上。即使对英国殖民行为多有批评的奥威尔，也被一些缅甸读者视为殖民者。艾玛·拉金在曼德勒组织了民间的奥威尔读书会，其中一名作家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依据，认为奥威尔陷入“东方主义”的叙述，例证是《缅甸岁月》只有主人和奴仆，白人总是主人。另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奥威尔坚持英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艾玛·拉金试图为奥威尔做出辩护，指出奥威尔只是在小说中描述当时存在的景象，并不等于他对此认同。

  

  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有颇多可以检讨之处，艾玛·拉金没有回避其中的问题。当时缅甸犯罪风潮高居不下，她不赞同把这归咎于缅甸民众的道德感低下，而是借一名警官的报告指出，殖民者应该反思用英国教育体系代替缅甸僧侣学校的做法。但左右为难的是，批评殖民者又很容易与军政府的观点殊途同归。在军政府的宣传里，殖民时期丧失主权，军政府维护国家独立，所以为了国家独立，忍受军政府的高压就成了应尽的义务。反殖民，成为军政府自我合法化的重要理论基点。在缅甸，有一些民众怀念殖民时期，以此表达对军政府的不满。不仅有着英国血统的桃乐茜、碧翠丝们怀念当年的流金岁月，一名历史学者也认为英国带来了民主，但被缅甸人当作了替罪羊。在奥威尔读书会里，有一名生于殖民时期的退休教师，认为那时生活得很安宁，并对当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很有好感。

  艾玛·拉金没有在两者之中选择哪一方，她对军政府有直接的批评，但这不意味着她要站到殖民者的立场上。她注意到，殖民者和军政府有着许多暗通款曲之处，英国对于缅甸民众的监管、对于自然资源的剥夺、对于民众的强制劳动，这些殖民者的遗产都被军政府继承。殖民者强调对民众的监管，为有犯罪前科者设立档案，军政府对民众的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信息员和军情人员无孔不入；殖民者从缅甸那里获得大量自然资源，军政府则将一度是亚洲米仓的缅甸变成了不毛之地；军政府强制民众提供“志愿劳动”，为了证明这种行为的合法性，甚至引用两份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

  军政府一方面在宣传中否定殖民时期，一方面却又“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地继承了殖民遗产。艾玛·拉金对两者均有批评，但这不等于相对主义，她对军政府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也符合亲历过两个时代的缅甸民众的感受。一名年长的缅甸朋友告诉她：“英国人可能吸干了我们的血，但是这些缅甸将军榨干了我们的骨头。”

  在对缅甸的叙述上，艾玛·拉金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她甚至对奥威尔也没有全然地持辩护态度，她钩沉了奥威尔做过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奥威尔曾经因为一名男孩不小心撞到他，用手杖敲打那名男孩。她也提及缅甸民众对外部世界过于美好的想象，比如一名书商认为她所在的国家“图书和报纸从不撒谎”，对此她不敢苟同。

  这种平衡的描述，不等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逻辑——因为每个时期、每个国家都存在问题，断定所有时期、所有国家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是那样，恰恰又陷入军政府的逻辑框架。艾玛·拉金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她没有从奥威尔敲打儿童，上升到奥威尔是虚伪的，再上升到奥威尔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她也没有因为自己国家的媒体存在问题，认为缅甸的新闻审查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艾玛·拉金精细地勾画出缅甸民众的精神创伤。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即使在私人聚会中也更愿意“通过批评不断涨价的龙虾和晚点的火车来间接地批评政府”，不愿意直接谈论政治议题。人们因为无处不在的监控怀疑所有人，甚至把“右腕戴表，右手吸烟”视为军情人员的标志，而这恰恰把监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等于在内心装上了窃听器。一名学者期待着变化，乘夜车时也一夜无眠，整个旅程中把包放在腿上，时刻准备着可能发生的巨变。在殖民时期生活过的桃乐茜，仿佛幽灵，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之中。一名缅甸妇女，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马科瓦尔多，喜欢逛超市但从不在此购物，象征性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且把这视为缅甸进步的标志。

  这些精神创伤是对缅甸最深的伤害，只有关注到这一层面，才更接近于奥威尔的观察力。所以，有缅甸读者，并不认为奥威尔具有预言能力是因为他在缅甸生活过，而是认为这得益于他的想象，能够想象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那么多英国人去过缅甸，却只出现一位奥威尔，仅仅经历是不够的，更需要想象，这种想象包含一种虽未经历却感同身受的能力。

  虽然犬儒成为常态，但艾玛·拉金更愿意呈现缅甸民众对于价值的坚持。一名年轻的导游把向外部传递信息，视为自己的责任。两名未能毕业的大学生，哪怕冒着难以求职的风险，也不愿意加入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监狱中的囚徒，也在平和地坚持着自己的反对，监狱中甚至存在一个地下图书馆，囚徒偷偷将书和杂志带进监狱，掩埋起来，供狱友们借阅。

  艾玛·拉金讲述了一段美妙得仿佛虚构的经历。1995 年，她第一次来到缅甸，沿着曼德勒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雨伞，大踏步地向她走来，灿烂地笑着，对她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然后他转身，轻快地离开。这段描述如此有画面感，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这个场景。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出版于 2004 年，直至 2011 年 1 月作者撰写新版后记时，依然感慨“缅甸出现了很多变化，但更多的是原封不动”。我读过关于缅甸转型的资料，对其中的一波三折无限感慨，也很难对缅甸的未来抱有乐观看法。让人绝望的现实，更让人绝望的未来，这是书中众多人物的共同感受。然而，就在 2011 年至今的时间里，缅甸正在开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变革过程，哪怕是那位彻夜不眠枕戈待旦的学者，恐怕也不会预料到这种情况。2011 年，吴登盛担任缅甸总统，恢复文官政府，丹瑞宣布退位，解散军人政府暨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随后，政治进程如冰消雪融。缅甸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出版物审查制度，吴登盛多次会晤昂山素季，甚至不反对民众投票选择她担任总统。昂山素季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也重新注册为合法政党。吴登盛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再也不害怕面对媒体了”。

  就在翻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过程中，缅甸的好消息不断传来。我在中国媒体（《南都周刊》2013 年 3 月 4 日）读到书中出现过的那名喜剧明星札格纳的近况，又是一段曲折的故事。2006 年 9 月，札格纳因为批评时政，被禁止从事公开表演或任何娱乐工作。2008 年 11 月，札格纳因为批评军政府应对纳尔吉斯飓风不力，被判处监禁 35 年。审讯过程中出现一个插曲，法官询问他的 email，札格纳告知了自己的 gmail 信箱，法官非常生气，表示自己询问的是 email，不是gmail ，认为札格纳藐视法庭，加了三年刑期。这个插曲过于荒诞，以至于我有些怀疑是否出自札格纳的玩笑，但这种荒诞在缅甸曾经是一种常态。 2011 年 10 月，札格纳获释，随后先后会晤了英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缅甸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会约他喝茶聊天。

  艾玛·拉金表示，如果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公开辩论。”虽然缅甸的变革正在进行之中，未来如何发展，有待时间来证明，但这么一个时代正在走来。

  在《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中，艾玛·拉金讲述了一个缅甸版“龙的传说”：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童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名少年英雄翻山越岭，去与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名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艳羡地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这个传说曾经在缅甸历史中应验，但今天的缅甸，正试图走出传说讲述的宿命。

  当我在中国翻译艾玛·拉金笔下的缅甸时，在网上读到一句话：“狮子究竟要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或许，狮子永远无法学会歌唱，但是夜莺不必因此放弃歌唱的权利。

  ▍转自2016-11-14《单读》。

• 探寻心灵的内核

  作者：读影识光 发布时间：2020-07-25 06:26:50

  1自恋力比多

  科胡特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修正者，他从研究自恋人格障碍出发，发现了自体损伤这一现象，他发现自恋障碍患者无法拥有愉悦感和价值感，与神经症的病理并不在一个维度上。科胡特认为自恋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提出自体-客体对于人的重要性，认为核心自体是人格的根本结构。他修正了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新的完整体系，创立了自体心理学派。

  自体心理学主要治疗任务在于为来访重新树立价值感与充实感，修通病人破损的人格，从而恢复本该具备的基本的人格功能，消除症状、提高现实适应性，并且提升创造力。科胡特研究结案问题时特别提出来访结束咨询后普遍出现的幽默感指标，幽默感其实是类似创造的一种结构，它也是应对紧张与焦虑的比较高等级的防御机制。把幽默感作为一个结案考量是自体心理学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主体的自尊维护以及生活活力是治疗的核心目的。

  科胡特写到：“在评估个案的进展时，分析师能够确定个案的奉献于其价值与理想并非一种狂热盲目，而是伴随着可通过幽默表达的一种均衡感受，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理想主义与幽默的并存，不仅展现了自恋情势的内容与心理位置已经改变，也展现出自恋能量现在已经被驯服与中和，且正跟随目标-抑制的过程。...”(摘抄自《自体的分析》）

  从这段话中可以了解到科胡特对于健康的定义是人的活力与创造力的获得，他创立自体心理学的初衷也正是源于此，他认为分析师处理的不应该仅仅是症状而应该是来访的“全部”，症状作为来访的一个郁结的局部是隶属于全体人格结构之中的。倾听整体，尤其是以内聚自体为核心的整体精神面貌才是核心任务。

  弗洛伊德曾提出工作与爱是人生的两条主要方向，他说过治愈的关键在于分析师的爱。弗洛伊德的治愈理念与科胡特的早期治愈理念（狭义自体心理学）内核相通，都是将来访的力比多疏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将病人从症状中解脱出来。所谓力比多的正确的流通方向就是脱离症状并且用与他人及世界相连接的升华途径。不同之处在于对力比多的定义，科胡特将力比多概念分化出一个自恋的功能属性，并且以自恋力比多的功能性来阐述自恋障碍。

  对于力比多的定义早有其他争议者，比如荣格将力比多定义为广泛的生命力，阿德勒则强调意志力。总之，心理能量似乎都是被大师所承认的某种“暗流”，是某种潜藏的潜能。内心深处存在这种或那种的心理动力源泉，源泉的走向会出现偏差形成症状，症状是精神结构的一个死结，它是一个消耗力比多的无效用的存在。说症状是病的，是因为症状是没有建设性的，比如强迫症、恐惧症，病症本身无法让主体顺利工作与生活。但是另一方面，症状本身其实又代偿了病人的内在完整性，它至关重要。本质上讲，治愈不是将症状“消灭”，而是将其“转移”，转移到文化这一“建设性症状”中就是积极的，升华是唯一的出路。要么陷入停滞，被滞留在症状孤岛中，要么就好好活着，创造性的活着。

  科胡特早期理论阶段中将经典理论中的力比多概念增加一个新的维度，将“自恋力比多”剥离出来与经典理论中的客体力比多分庭抗礼。经典理论认为：客体力比多关涉到原始自恋以及客体爱的发展，它是从原始自恋转向客体爱过程中的原动力，其本身的能量灌注的流动特性符合人格内部的“能量经济学”的规律。最初婴儿处于原始自恋阶段，力比多对于自身进行灌注。原始自恋是以自己作为爱的对象的阶段，随着现实感的发展，力比多的客体灌注逐步取代了自体灌注。转变过程就像是从计划经济的自给自足转向市场经济的对外流通一样，“转轨失败”的个体将面临重新退回计划经济的局面，从而形成自恋障碍的人格结构。自恋障碍因为力比多能量对内运用，导致客体爱的能力停滞，从而会造成一定的机能紊乱。自恋障碍比精神病轻，比神经症重。经典理论认为自恋障碍无法移情，因而也是无法解析的。

  自恋力比多概念是在狭义自体心理学阶段从经典驱力理论中分化出的新概念，自恋力比多的作用主要关涉到人的自尊与价值感的形成，它是促成健康人格结构构建的关键能量。自恋力比多同样拥有一套自己的能量经济学，比如自恋力比多灌注到自体表象时表现为夸大性自体，能量正常性的撤回后形成个体志向，灌注到客体表象上时则表现为理想化双亲影像，能量撤回后形成个体的理想。自恋力比多概念将人格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路线，狭义自体心理学理论阶段主要关注自恋力比多如何促成人格结构的构建，以及自恋力比多在灌注挫败情景下的病症性后果。

  2自体以及自体客体

  科胡特理论中自体的概念与客体关系学派说的自体稍有不同，他描述的广义的自体（“内聚性自体”）是人格中最幽深且最关键的内部结构，是支撑人的存在感与价值感的核心装置。科胡特曾把精神分析的演进比喻为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的发展变化，量子力学的角度更细微更深入，就仿佛把视角从分子结构调整到原子结构一样，自体概念就是科胡特的原子核视角，它更加隐蔽，但对人格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深远。微观层面的科学观重视观察者的观察效应，科胡特用宏观与微观的比喻来揭示观察者的主观性影响客观结果的原理，意在表达自体心理学研究的人际关系中主体间性的问题。）

  科胡特写到：“孩子体验世界的原发心理构造并非驱力，驱力体验的发生是因为自体未被支持而崩溃的产物。...在正常而合适的情况下，这两种功能的存在，标志着独立的自体开始从镜像的与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基质中升起。当孩子自体-肯定的存在不被镜像的自体-客体回应，他健康的表现癖（体验上宽阔的心理构造，即使用明显的包括单一的身体部分，或单一的心智功能，以作为整个自体的代表）将会别放弃，而关于夸大的单一象征（尿柱、粪便、阳具）的孤立而性欲化的表露表现癖将会主宰。同样地，当孩子寻找理想化的、全能的自体-客体并想要和其力量融合，如果没有成功，不论是因为自体-客体的脆弱，或是因为自体-客体拒绝允许孩子和其伟大力量融合；那么孩子健康而快乐的、瞠目结舌的钦佩将会再度终止，宽阔的心理结构将会被崩溃，而沉溺于对成人力量的单独象征（阴茎、乳房）的孤立且性欲化的偷窥癖...”（摘抄自《自体的重建》）。

  从这段文字我们发现，科胡特后期运用自体概念重新定义除了自体障碍以外的其他更广泛的心理障碍，《自体的重建》一书是科胡特将自体心理学理论拓展其解释效度的努力，此书标志着自体心理学体系的扩建与完成。

  主体依赖客体镜映并且从镜映中分化而出的思想与温尼科特讲的主体从促进性的抱持环境中脱离而出的思路本质上是同一的，他们都认为自体最初迫切依赖着母体环境的镜映与支持。（科胡特研究的镜映以及镜映挫败等课题温尼科特理论都有涉及，而且极具理论价值。科胡特与温尼科特的区别在于科胡特积极的对理论进行了理论化和体系化，温尼科特的重要理论则呈现出“重要而分散”的特点，他一没建派，二没构建理论体系。）

  自体的完整与健康取决于主体是否在早年得到过足够的爱与守护，儿童在父母积极的镜映与持续的共情下会发展出一个能够自洽的人格结构，此人格结构中应该包含着被转化吸收后的自体-客体这一“内嵌装置”，它是支撑着主体价值感与恒常感。相反，镜映与支持挫败下的病态人格无法获得积极自主的人格组织，他将病理性的需求外在他人或者陷入病理性的自夸之中，同时伴随大量的驱力错乱和以及感受上的颓废与空洞，迫切需要填补内部黑洞般的空虚感。

  早期充当儿童自体-客体的父母作为儿童的基本功能结构而存在，父母被理想化并且被儿童体验为“自己人”来提升儿童的价值感。父母的教养原则在于“看到孩子”并且欣赏他们，父母给予儿童鼓励和欣赏，并且适度的被儿童体验为可以直接“使用”的自身的延伸。孩子健康灵魂的建立需要鼓励、欣赏、守护的促进性环境，反之，其他一切将孩子工具化（情感的工具化，实用主义的工具化）都将损害孩子的核心自体的构建。

  称赞、支持、鼓励，充满共情的养育环境最终将被孩子吸收内化，内化了积极自体-客体的他们拥有了自我肯定，自我调节的基本人格功能。这个情景就像是一个没有点亮尾灯的小萤火虫前期必须依赖妈妈的灯光照亮自己的路一样，直到小萤火虫因为妈妈长期的陪伴与支持而点亮了自己的灯为止。拥有了自己内化的灯才标志着他获得了健康的人格结构，拥有了独自探寻人生的自我支撑的力量。他的灯是妈妈（或者爸爸等周围关键镜映者）为他点亮的，他的灯本质上就是内化了的自体-客体的鼓励与支持的“自运行功能”。如果这盏灯若没有被点亮，没有灯光的萤火虫只能继续依靠外在的他人光源来为自己照亮，依赖他人灯光的行为属于将外在他者作为自体-客体结构的补偿行为，他将外在的他人作为内在的人格结构而加以利用。但结构不完整的自体是易碎的、敏感过度的、嗷嗷待哺的，他缺乏建立平等互惠的人际关系的能力，缺乏维持价值感与安全感的内在根基，比如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所描绘的典型情形。（广义自体心理学细微修正了狭义自体心理学提出的独立性，广义自体心理学认为即便拥有健康内嵌的自体-客体结构依然需要依赖外界他者的支持，因为仅仅依靠内部力量往往是能量不够的，所以良好而丰富的外部关系对于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科胡特重新定义了精神分析的学科内涵，论证了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他认为内省与神入（或翻译为共情）是精神分析的两个基本工具，他将精神分析定义为通过内省与神入研究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的科学。精神分析的原点在于通过基本观察工具（神入与内省）获得的经验以及基于经验的理论推测，任何理论都可以并且应该拿到原点处接受检验与修正。自体心理学理论本身就是通过以上基本科学原则获得的，理论的提出依托了大量临床观察与深入思考。

  来源：

  精神分析读书笔记18-科胡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