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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白虎保护我 发布时间：2020-08-14 00:49:26

  讲的非常真诚，仔细，没什么私心。真实可操作接地气。赞一个

• 作者：把噗 发布时间：2023-08-29 16:26:21

  最后一章有意思，讨论西班牙流感为何被遗忘了（当然，因为新冠它再次被忆起），以及美国作家们笔下的流感回忆。作者指出，流感突然的消失是一点，主要攻击年轻人则是另一点，更重要的是，流感不针对集团，无差别地对待个体，而美国正是个人主义国家。

• 作者：qiqiwei 发布时间：2019-07-08 22:19:17

  邓律师的中国担保法律法规汇编及案例精选对担保法律规范进行了体系梳理，按照担保主体类型、担保物类型、实现程序等不同标准对担保法律规范进行分类。选取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加强了可读性。

• 作者：玛太郎 发布时间：2012-10-05 13:21:14

  能在短短篇幅中将人心写的如此生动，和之前看过的非推理类的日本作家都不同，情节的设计掌控简直可以不用修改就可以拍成戏剧~翻译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微型小说合集。

• 作者：老沙住在芬达海 发布时间：2024-02-15 10:50:17

  补档

• 作者：维斯帕尔 发布时间：2021-04-07 23:40:52

  张教授的写作风格也越来越接地气了呀。

• 对话葛兆光 学者的内心世界是理解一个时代的资源

  作者：少少猫 发布时间：2017-07-22 19:53:47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3/11/content_673938.htm?div=-1

  书斋孤灯下，葛兆光多次地读陈寅恪、吴宓那一代人的日记、书信、诗歌，有时对其中人事感到大有可说，有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他从其中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如翻读那个时代的一本账。宽容着他们身处巨变时代时的情感纠结，感佩着飘摇之中他们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立场，当他以随笔抒写着一个当代学者从中寻到的余音，我们何尝不能从这两代学人内心世界的遥相呼应中，真切地理解两个时代？

  　　《余音》中纪念的前贤

  　　杨文会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吴宓袁同礼潘光旦罗常培周一良杨联陞黄仁宇庞朴金开诚章培恒朱维铮

  　　读日记因其真实

  　　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时代的变化

  　　新京报：听说你很爱看前辈学人的日记，看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梳理学术史，但也可以看到学者们的人生百态。在《余音》序言中，你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感慨让人印象深刻。

  　　葛兆光：很多人都爱看日记，是因为日记很真实。尤其是那些原本并不想给别人读的私人性日记，往往比较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那一代人的生活、读书和心情，比如杨联陞的日记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宴饮交游、打牌下棋，甚至连他患病期间被电疗、半夜梦呓，什么都有，看上去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历史。当然，像胡适那样有意识地把日记当作自己学术、思想和生活的历史档案，留给后人评说的，可能里面确实有些有意留存和选择，但你也很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特别像胡适这样一个处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中心的人的日记，从这里看到当时整个中国思想和学术的动向，看到当时最重要的那群人物的往来活动，你看看胡适日记涉及多少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多重要！几乎就等于是整个时代历史的一本账。

  　　新京报：从日记中看出过往学人在政治、学术、思想上的立场需要很多细密的功夫，具体来说，你是如何读这些日记的？

  　　葛兆光：当然，看日记也很费力，有时候你要辨认潦草的笔迹，像邓之诚日记影印本，很多地方不好认，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挺难的；有时候你还要耐心地搜寻有用的资料，也就是老话说的披沙拣金，或许你看了老半天，可能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比如我看杨联陞日记，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他记的都是吃了什么菜肴、见到什么朋友、打了几圈麻将，也许没有史料价值。当然你换个角度想想，也许也有用。我也从里面看到当时的哈佛教授生活还是比较闲适的，不光比同时代的中国教授好多了，就是比起现在的哈佛教授来，也轻松得多，从这里知道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你看日记，还要有同情心来理解写日记的人，像吴宓的日记，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吴宓真纠结真啰嗦，也真别扭。但是，你把他放在一个剧变的大时代里面看，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容易，你把他的整个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起来看，也许你对他纠结的私人情感会有宽容，而更多地感佩他在政治、学术与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立场，这很不容易。所以，看日记既要像历史学家搜寻史料，也要感同身受有“同情之了解”。

  　　新京报：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学人的日记，比如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改造时期的日记、“文革时期”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的日记，对于这一类动荡、敏感时代的日记，后人都会感兴趣。如果不考虑保存等现实情况，你对这百多年间哪个时间段的日记更感兴趣？

  　　葛兆光：哪一段的我都感兴趣。晚清民国思想巨变，学术转型，这时的学者日记可以看到新旧转换时期，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变化，也可以看他们面对巨变的复杂心情；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学者日记里，可以看到在新政治环境中，挣扎与纠缠的学者心态，以及学术研究是怎样主动或被迫适应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革”时期，看上去所有正常的学术研究都被迫停止，那么，这个时代原本应当“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干什么，想什么？这很值得了解，因为世界史上很罕见有这样一个破弃学术的时代；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进入学术界，可以从学者日记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一步步走入学术界的足迹和身影。每个时代的日记都很有用呀。

  　　新京报：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说明这些日记对你考察学术史的帮助？

  　　葛兆光：当然，我看很多日记，会摘取一些学术研究有用的资料。比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大本里面，就有关于东北史、朝鲜史和日本东洋学家满鲜之学的资料，你可以知道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的研究，除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也曾经受到日本学界如稻叶君山研究的刺激，又比如里面提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汉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就和北汉、契丹历史研究有关，很值得再重新讨论。当然有时候看到他们在日记里面，私下评论学界轶事，也很有意思。举两个例子吧，比如1948年金毓黻评论邓之诚，就说他“自视甚高，俯视一切”，对时事“颇多揣测之论，往往以一隅之见闻推论全体”；而夏鼐在1937年的日记里面，则记载当时的向达先生抨击顾颉刚很“阴险”，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培养自己势力，和傅斯年作对。这些当然近乎八卦，但是在考察学术史的时候，也还是有用的。

  　　新京报：最近还在读谁的日记吗？

  　　葛兆光：我最近在重新看一遍《夏鼐日记》，想看看一个当年被傅斯年那么器重的考古学家，为什么没有跟着傅斯年走，也想看看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和学术有没有大的转向，更想看看他在历次运动中如何度过劫难，仍然作为大陆考古学的领袖人物，在学术上有所成绩。特别是我注意看他在1949年后，怎样看海外学术变化，从日记里看，他始终能读到外国的专业期刊，这一点很奇怪吧？我也要看看他“文革”前与“文革”后几次出访外国的情况，看他怎样理解海外学术，以及如何向海外传达中国考古与历史研究。换句话说，我是想通过夏鼐的日记看看新中国学术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史。

  　　新京报：除了日记，要了解学者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看什么？

  　　葛兆光：如果研究学术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看学者的论著。但为了知人论世，要了解学者本人的所想所思，那么，看日记就很重要了，除了日记之外，我觉得书信、诗歌也很重要。

  　　我常常看学者的书信，像台湾出版的《傅斯年信札》三大册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加入学术史。此外像陈垣、陈寅恪的书信，也有很多学术史上不能不知道的内容，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邮件，电话可能也没那么方便，学者常常手书通信，在书信里，朋友之间嘛，往往可以敞开来说，因此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看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一些学术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反复看《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我觉得，老辈学者真是心都在学问上，你仔细看，里面就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值得继续开拓的课题线索。

  　　此外，你还可以看学者的诗歌，老话说“诗为心声”，论著严谨，有时候冷冰冰，但是诗歌却是有温度的，它常常曲折含蓄地表达一些内心想法，比如，你看陈寅恪和钱钟书的诗歌，“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陈寅恪对风气变化看得多深刻，“座中变色休谈虎，众里呼名且应牛”，“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对时局有多敏锐的预感？你读这些诗歌，就可以体会到，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富五车、记忆力惊人的博学教授，钱钟书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中西书海里面呈博炫才的书呆子，他们都深切地关心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学者同样有欢乐有苦闷，也有悲哀。

  以随笔写尽感受

  　　写不清楚白话，就愧对五四了

  　　新京报：你写学术史随笔的原因之一，是否是想对思想史本身进行反思？你在书中提到，思想史有时候会“成王败寇”，有时似乎只写成功的故事，所以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和思想被忽略了。而且，为什么要用随笔的方式写出这些故事？

  　　葛兆光：没错。《余音》一书是随笔方式写的学术史故事，也是透过学术史看思想史的变化。之所以我用随笔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术史上的人物，他们除了教书写作，也有生活，也有感情，在特别的社会环境里面，他们也有痛苦。如果完全用学术论著的形式，不能很好地表现这些内容；另一方面是我想，能不能让更多的读者爱看，能看进去，能理解？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学者里面，有很多人是用“两支笔”在写作的，什么叫“两支笔”呢？就是一支笔写严肃规范的学术论著，一支笔写带有感情的随笔散文。因为，有的社会观察、现实关怀、人生感想，不太能在学术论著中表达，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从“文革”过来，对政治和社会又有深切的关怀，怎么办，就只好在随笔里面表达，所以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界中人，就常常写一些有感而发的随笔。

  　　这些随笔也包含了严肃的思想史内容，我常常觉得学术史里面，有被过度拔高的，有过于凸显的，有占据主流的，但也有被遗忘的、被贬低的、被边缘化的，这些遗忘、贬低和边缘化，有时候不仅是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的事情，这些思想史上的事情，又常常通过他们的人生际遇呈现出来，写在他们的日记里面，所以，用随笔方式更加能够表现我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包含着我们的学术理想和社会关怀的文章，能够给更多的人看。

  　　新京报：采取学术随笔的写作方式，是否还与你出身中文系有关？

  　　葛兆光：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专业不同。喜欢用这种随笔方式写学术史故事，更多是我自己的有意选择。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研究史学史，毕业论文是史学史的研究，甚至还写考据类的文章，并不常写感性很强的随笔。

  　　之所以会采取这种随笔写作方式，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时代变化和自身环境的反思，要通过比较感性的文字表达感慨，也许还受到海外历史写作风气的影响。你知道，20世纪80年代从“文革”中走出来，像《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就让大家觉得，我们的历史书为什么只有一种面孔板板的写法？后来像史景迁的作品，也让我们感到历史是否也可以讲讲故事？历史“History”，本身就是他（或者她）的故事嘛。我前几年出版《想象异域》那本书，其实一开始也是想写异域对中国观看的几个故事的，那样的历史写法，是不是会让历史著作读者更多一些？读者更多一些，你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经验，不就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吗？

  　　我非常反感一些学术论著，拿了自己也没想明白的理论和概念拼合文章，似乎写得缠绕生涩才显得深刻，好像你写得清晰明白就变得浅薄了。有人对梁启超、胡适就有这种看法，觉得他们不够深刻。其实，当年梁启超的新民体、胡适的白话文，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没有清晰明白的脉络，没有“笔端常带感情”的风格，他们会影响一代人吗？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从推广白话文开始？为什么说白话文运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国语和国家的形成？为什么民国时期教科书规定用白话？如果现在连白话都写不清楚，就愧对五四了。

  　　其实，对历史论著“写法”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大事，我的《中国思想史》导论强调“思想史的写法”，有人批评说，这把历史变成了文学。其实他没有理解，所谓“写法”的改变，其实会引起整个选择材料、观察角度、观念表达的变化，并不只是一个写作的问题。

  　　当学者身处时代

  　　天才成群地来，也可能成堆地死

  　　新京报：现代高校培养出来的应当都是现代学者了，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开始怀念以前传统文人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融学识？

  　　葛兆光：时代不同了，现代的学术研究，确实需要领域明确，方法专门、规范严格，这是必须的，我自己也鼓励我的学生，先做好专家，然后再求当通人，先从小口子进，然后再从大口子出。我不赞成那种一开始就想象自己为博学通儒的做法，如果没有学会走就想飞，这会害年轻人的。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所谓活跃人物，他们爱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但是，并没有好好地做过几个基础研究，或者，他们根本看不起所谓“小道末技”，这是很糟糕的风气。

  　　当然，文史哲不分家是对的，但要注意，并不是说现代的文史哲不分家，而是说传统中国的知识里面，原本没有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界限，特别是研究古代中国，你必须理解这一点，不要用现在学科的分野来割裂传统的资料，也不要简单地用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概念去套古代的知识。你说《史记》是历史，但是好奇的司马迁笔下不也是好的文学吗？你说《诗经》就是文学，但研究先秦历史不也要从《诗经》里面找资料吗？你说《周易》是哲学，可是古代哪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毋宁说《易经》就是占卜技术和知识，《易传》里面确实有那个历史环境下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但它未必是哲学。一个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贯通文史哲无疑是必要的，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做起。以前我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要求我们从文字音韵训诂开始“认字”，从版本目录校勘开始“识书”。

  　　问我怎么看这种（对于通融学识的）怀旧？我觉得怀旧一定是对现在不满。怀念那个时代的博学鸿儒，其实更多的是表达对当下思想状况和学术状况的不满，但是，未必是要让学者回到顾炎武、钱大昕、沈曾植的时代。所谓“知识碎片化”，其实主要还是所谓人文“知识”的结构组合方式变了，从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变成了现在的文史哲三门，过去横着切的，现在竖着切，从过去看现在，确实是割裂了。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学科一些老师，本身知识零碎，缺乏通识，钻牛角尖，把人教成“饾饤”的问题，这主要是没有整体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也没有扎实读书做基础的功夫。

  　　新京报：不少学者讨论过当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钱理群在去年的“精神三部曲”就提到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在你写到的这些学人中，你更倾向于哪种与政治相处的方式？

  　　葛兆光：我曾经提到过，学者当然有社会责任与现实关怀，但是方式并不一样。余英时先生曾经表示“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我也说过，我当然有现实关怀，从“文革”走出来的这一代人没有人不关心现实，但是我“不与政治现实近身肉搏”。为什么？这就像周一良先生说的“毕竟是书生”，我们只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们可能对现实政治有感觉和体会，它在刺激你如何选择学术课题、研究方向、解释模式，但是我们做的还是学术，学术有学术的纪律和边界。特别是现实政治里面水太深，作为学者根本不具备穿透政治深水，解决社会弊病的能力。所以，我最近写的一本书里也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当下的国家、政治和思想问题，只是一个诊断病源的医生，却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当然，我钦佩那些能够参与政治、直面社会、振臂一呼的学者，但是，这个时代也需要认真研究历史的学者，学者的学术研究，一样可以成为理解这个时代的资源。

  　　新京报：说到“天才成群出现”的年代，把时间段放长，大多数人还会想到春秋战国、盛唐时期，其实当代中国也有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特质，但问题在于学人有没有自由的空间。

  　　葛兆光：其实，春秋战国和盛唐时代不一样。所谓现代中国“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时代，古今中西在互相冲击震荡，本来正是思想阐发与学术研究最有意义、最有空间、最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时候。你想呀，如果一个时代很繁荣，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危机感都没有，大家都幸福感爆棚，不是小确幸，而是大确幸，那就醉生梦死好了，就像我说的盛唐时代是“盛世的平庸”一样，它和既充满危机感又充满可能性的战国时代不同，盛唐时代，留在我心中的意象，始终是像饮中八仙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前程千帆先生说那时的他们是“八个醉的”，其实，这个时代反倒可能是“平庸”的。

  　　当然，充满冲突、矛盾、变化的时代，如何可以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样，产生真正的思想与学术？我想，正如你说的要有“自由空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给学者自由环境和思考条件，那么，怎么能让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存在？所以我在《余音》的序言里说，如果没有自由环境，天才成群地来，也一定成堆地死，你说是不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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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也能在媒介事件中见证自己的历史

  作者：黄一则 发布时间：2020-07-05 17:02:32

  

  1969年全球有近2亿人同时目睹了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壮举；1981年英国皇室为查尔斯与黛安娜举办的婚礼在79个国家现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5亿；1999年岁末，全球几十家电视台联合现场转播了24个时区中，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继跨入千禧之年的盛况，更是吸引了几十亿人的目光。电视媒介，如今看来几乎快要沦为家具装饰品的通信工具，却在20世纪下半叶大放异彩。与印刷媒介不同的是，电视媒介不仅跨越了人们在空间传播的距离，而且缩短了信息传播在时间上的延缓。这些传播潜力尤其在特殊的电视节目——“媒介事件”中得到解放，它进一步区分了直播之于录播的差别，就像假日之于平日一样，媒介事件的直播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可以让人们一起屏息以待，以至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结构。

  当然，与如今的直播不同，彼时的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仅限于关乎全体社会人员的重大事件，它由事件组织者（主演）策划“脚本”和定义，并与电视台（媒介）进一步协商，以提前告知并邀请受众（广发电视观众）参与事件的方式，再进行三方对事件的签署协商。其中，电视安排“媒介事件”的播出是排他性、垄断性的，它可以直接撤换日常的节目播出，并经过事先的精心安排使得事件能够在类似节日或仪式的氛围里完成，以期能够完成组织者原定给事件的定义。当然，观众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情况，一方面，他们受邀请参与“媒介事件”中，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受到种种因素而对于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在看似如此繁琐的形成机制中，“媒介事件”却愈加顺其自然地为协作各方所接受，使之甚至成为分裂、整合乃至设计社会结构的渠道。

  春晚、奥运会、国庆阅兵等，电视直播曾经带给无数观众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使得人们自觉地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它将装有电视的起居室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大众空间，它还让“不在场”的观众得以获得类似无差别 “在场”的体验，人们史无前例地共同见证了历史。然而，正如戴扬和卡茨在书中所提出的，“媒介事件”的直播重新定义了组织者、中介人、电视台以及观众的相对权力，并且重新定义了大众事件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媒介事件就像是个各方权力的博弈场，各方进入协商过程的法则，都是基于控制事件的定义及其品质，并取得与之协作的最大收益的愿望，最终组织者、电视台和观众，在协议过程中总是有得有失的。

  以古鉴今，网络直播的“媒介事件”也在暗涌中，或许与戴扬和卡茨所提出的概念有所不同，但从他们对以电视为载体的“媒介事件”的描述，似乎可以看到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介事件”也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如此举一反三，电视时代的直播节目，似乎就像网络时代的网红热点，它们同样具有汇聚众注意力的潜力，它们同样能让大众共同见证历史，它们还同样可以改变人们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是，它们不止有“竞赛”、“征服”和“加冕”的脚本，也不止有组织者、媒介和受众的协议人：各大仪式晚会的直播、各种社会事件的特别报道，甚至是平民百姓的居家小事都可以通过网络的赋权而创造出让全社会共鸣的“媒介事件”；这些“媒介事件”背后还会有更多参与协议的各方，政府的政治权力、企业的经济利益、公民的文化参与，处于各种目的的各方似乎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赛博空间，邀请他们的观众来积极参与他们的“媒介事件”。也许，这也是“媒介事件”的另一个定义——特别创造出来以供媒介报道的事件——所衍生出来的原因之一。

  相比于电视，网络似乎可以天天播出足以让“常规节目”撤掉的“特殊节目”，当假日如平日一样出现，或许人们便不再如往常般期待，又或许人们会乐于沉溺于每日的“狂欢时段”，但此时的“媒介事件”必然不会有以往如此大的号召力，它可能会保留一些助力于统合社会或者改革社会的功能，只是分众化的受众很难因此而刻骨铭心，取而代之的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又或是西西弗斯式的小抱怨。可以预见的是，汇聚在客厅里的“媒介事件”正在转移到分散在卧室里的“网络热点”，我们依然目睹着新型的“媒介事件”的到来，我们还期望着大家仍然可以共同见证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加希望能在“媒介事件”中见证自己的历史。

  愿你也能在媒介事件中见证自己的历史。

  http://t.cn/A6yU6O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