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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作者：葭三金 发布时间：2018-12-16 13:27:39

  对面对困难和实现理想上可以说很有帮助了，学会了就可以自己对自己进行说服和鼓励。

• 作者：哥特狂奔流 发布时间：2022-11-10 21:08:19

  危言耸听

• 作者：爱上行走的豚豚 发布时间：2008-05-16 08:45:04

  法国旅行就靠它

• 作者：或曰 发布时间：2013-06-12 23:30:51

  泥沙俱下，殊乏剪裁。

• 作者：吉雅菇凉 发布时间：2019-09-10 19:26:20

  顺序关系，部分到整体，友爱，很多方面的体现。2019.8 2岁2个月 Jeremy

• 作者：盛开了 发布时间：2021-11-16 15:29:38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禧玥可期』·《红星照耀中国》

  作者：筱珠 发布时间：2018-09-06 17:59:34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史和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红军和苏区，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客观的评价。由于其对历史的权威记录，以及对历史趋势的准确预见，本书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名著。20多岁，一个青春飞扬的年龄，有大好的时间可以挥霍；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确有一位意气风发的20多岁青年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西行漫记》他就是中国人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篇，这部作品中文又名《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上世纪30年代，实地体验陕北解放区纪实新闻稿小说。以“华尔街体”写作方式，局外人的视角写出了当时陕北红色中国地貌、人情、制度和领导人的许多细节。里面有关领导人的生活、战斗经历很鲜活动人，有说服力。斯诺作为一个西方记者，客观并且真实的记录下了长征时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作品是一篇报道性文学，斯诺将其自身实地进行的采访，所见所闻甚至是所想所感，向更多的人讲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西行漫记》在当时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越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进步青年辗转传抄，把《西行漫记》看作身家性命一般，怀揣梦想奔赴延安。

  书中作者以外国记者的身份通过“白区”历尽千难万险进入“红区”开始了他的采访，采访的人物许许多多，但是对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周恩来和徐特立的采访记录格外细致，从采访当地的农民、工人，还有红军战士，还有“红小鬼”。一系列的采访，通过他们的讲述、行动、以及当时的生活状况，以一名记者的名义向外界（包括中国国民党）宣传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红军状况，传达共产党、红军的思想，使外界消除对中国共产党、红军的不实之词。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外国普通老百姓通过这本书的讲述，才得以真正的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杜绝特权，躬行垂范，对普通战士的关怀、尊重，包括党在军内尽一切可能推行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战士思想认识的努力，产生了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批年轻人，革命战士，一批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老中国那些鲁迅先生为之悲哀愤怒的愚昧国民的新人。斯诺所到之处，每每被他遇到的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震惊，令他这个西方记者怀疑是不是身处中国，因为这些人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对中国人的印象：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们自信，活泼，朝气，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富于行动力。这样的一批年轻战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体性因素。这些新人，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弟，来自群众，来自贫苦的破产的工农家庭，他们是觉醒了的群众，人民军队的最初血液，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中国。

  难能可贵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 ——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在保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由于文字的奇异巧合，‘朱德’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正好是红色品德的意思。” 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情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面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原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看《红星照耀中国》，在几个“造反者”领导人中，周恩来应该是最值得敬佩的了。他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身娇肉贵，革命就等于革自己的命，但是他跟其他人一样，对革命坚定不移。 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交往，始于1936年7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从陕北安塞到谭家营陕北省委去，途中遇到了从北平来苏区访问的斯诺。这一次见面，周恩来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称他是“文明社会的一大害”，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埃德加·斯诺在1938年1月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来到陕北采访，眼前的景象让斯诺深深地感动，毛泽东穿着的是打满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是土炕、朱德用的是马尾做的牙刷、林伯渠戴的是用绳子缠着一条腿的眼镜。他从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为“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

  斯诺写工农红军、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写延安红色政权，他的观察点、态度和语言，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纪实写作毫不做作，是质朴而真诚的。斯诺以“他者”的目光来观察“红区”，他对共产党抗日政策的转述，对“红区”生活的描写，自然也会带有西方记者的立场，但他力图还原真相，没有戴上“有色眼镜”，更没有刻意“过滤”，从而保存了历史的真实与丰满，是那种有质感的真实与丰满。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在诸如饮食、住宿、开会、舞会、恋爱，甚至房屋摆设、身体语言等有趣的细节中，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无拘谨。

  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就是《西行漫记》。高中就看过一点，现在很多年后认真去看，感觉很不一样。有些书真的是天生适合作为思想政治的阅读材料，它不是什么宣传口号，只是采访记录，辞藻也不华丽，但是我几乎是眼含热泪去读的，这种民族觉醒时期里烈火一样昂扬的时代精神真是让人着迷，如今百年之后，虽然有各种问题，但相信伟大的时代依然会延续。

• 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外部强制与自我强制

  作者：王广涛 发布时间：2013-06-16 23:07:07

  看了网上很多关于《文明的进程》的书评，其实每个人的视角都不一样，但读起来却也都津津有味。感觉似乎自己都没有写这篇读书笔记的必要了。这本书我断断续续读了三个多月，三月份因为搬家和置办各类家具，也搁置了阅读，四月份在使其这本书的时候，感到些许陌生。总结起来，这本书主要从两个部分着手论述文明的进程，微观和宏观。个人认为，微观的部分应该是艾利亚斯最成功同时也是最擅长的地方，毕竟他本人是以研究宫廷社会学著称的，比如刀和叉应用的起源，擤鼻涕和吐痰等礼仪规矩的起源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埃利亚斯仅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微观方面的话，那么他历史社会学大师的地位是难以奠定的，问题的焦点是他如何将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之前阅读《个体的社会》时，已经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埃利亚斯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是那时的我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对大规模文明具有如此透彻的观察。

  埃利亚斯论述的焦点是“文明的进程”，他想强调的是一种变化，所以从道理上来说应该一种进程化，日本的译本名为《文明的过程化》虽然名字似有琐碎，但是比较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目的。也就是说，文明这个东西，极有可能是不经意间，但却漫长且渐渐实现的。正如埃氏在文中所说，这种“文明”，并非是在过往的年代里某一时刻，某些人有意为之；渐渐则完全是有意识、有“理智”通过目的明确的措施来实现的。显然，无论是“文明”还是合理化，都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都不是高瞻远瞩精心策划的结果。也就是说，文明是没有计划性的，人类总是被预设为追求文明的一种状态，但是至于这种文明始于何时？往往却没有明确的起点，埃利亚斯论述的起点或许始于中世纪的中后期，但是他也没有明确地指出“文明始于此，或止于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也不是一种天然的结果，而且漫长文明过程中的某一个时点，拉长历史的视角或许可以看到，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多次不经意间就改变文明进程的诸种要素，但是这些事件不过沧海一粟，站在历史的高度上，这种流动性的文明史观或许早已注定其流动的总体方向。

      个人认为，“使文明过程化”的两个最重要机制是“特殊到一般”的社会化进程，以及由外来强制到自我强制的变化过程。前一种社会化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这也是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一书所要论述的中心内容，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个体的社会”，而不是“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社会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当然也绝非建大的包容关系，当然我也没有能力十分正确的概括出埃利亚斯本人写作的目的，不过整体感觉埃氏意在强调“个体很重要”，在论述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指出了个体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个体慢慢地因各种利益关系而形成各自的组织，比如王室、贵族和武士之间的紧张状态和平衡状态是西方文明社会发生的重要推动力。在这种个人和社会之间起某种联结作用的是“心理学”，传统的观念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应该被分开看待的，正如埃利亚斯“总结”部分指出的那样：无论是研究社会历史者，还是对研究思想史者来说，一边是“社会”，另一边是人的思想世界，是人的“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形体，不管从哪方面说，都要使其分家。两者似乎都相信，既没有超越思想的社会，也没有超越社会的思想和观念。他们之间争论的只是，两者之中哪一个更重要。但是，心理学化和合理化现象是不能将这两个维度截然分开的，否则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恐怕很难成立。

      至于第二种机制，即外来强制到自我强制的变化过程，埃利亚斯也详细的以十字军东征为例进行了阐述，（其实即使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也有这种外来强制到自我强制的变化过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且日本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我，更愿意以东方社会为例做简单说明。扼要来讲，这种外来强制的文明或许就是中国近代化（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近代化）的缩影，日本看到了这种外来强制（或者说是对西方文明恐惧的同时又带有的某种崇拜），同时也承认这种外来强制，所以他们在此基础上开始以自我强制为中心的“文明开化”。当然，我的这种观点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大概意思我相信自己没有读错埃利亚斯的意图。

      总体感觉全书第二章“文明使人类行为发生的特殊变化”（主要以宫廷礼仪到社会利益的普遍化为主）最有趣味性和知识性，该章让你认识到文明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征服人们以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而第三章“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则更具学理性，是一种对文明社会发生学的整体阐释，如果说第二章让埃利亚斯的文明论纲有血有肉、更加丰满的话，那么第三章则是其文明论纲的心脏、头脑和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