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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记事·忆人:书画专辑》内容简介：读书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扩大视野，可以提高修养，可以提升境界。读书之后再藏书，用书筑起黄金屋，胸中就有百万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藏书，就是为了藏兵。

序言藏书助我颐养深情由实而虚的艺术升华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题词：文韬武略翰墨集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题词：书海无涯第一部分：中国绘画齐白石：大匠之门天然之趣徐悲鸿：融汇中西开新路黄镇：画记长征唯一人李可染：齐黄之徒实者慧傅抱石：笔下江山 如此娇美黄 胄：拥抱生活必攻不守李苦禅：充满传奇的写意花鸟大师关山月：法变随时变江山教我图赵望云：长安画派奠基人张仃：毕加索加城隍庙华君武：用漫画扫除灰尘鞭挞不正之风吴冠中：追寻绘画之“美”冯远：“人”的艺术与“艺术”的人刘大为：史诗与牧歌的描绘者侯一民邓澍：古今一片月 风雨百年心韩美林：童心未泯的艺术奇才陈逸飞：东方风格的油画魅力邓林：自然的箫声远古的回音高莽：像热爱文学一样热爱绘画沈威峰：竹石相依永坚贞第二部分：中国书法林散之：当代草圣大器晚成启 功：书法界的一座高山欧阳中石：“独一无二”的教书匠沈鹏：万画归一怊怅切情刘炳森：“刘氏隶书”广泛流传李铎：为我书写座右铭张海：开创草隶新境界范曾：痴于绘画书法先导申万胜：将军书法家的“学书三用”苏士澍：鸡毫大篆堪称绝覃志刚姜昆徐沛东唐国强 郁钧剑戴玉强：文联六人联袂行胡滨：我的书法领路人第三部分：外国书画达·芬奇：客死异乡的天才巨匠丢勒：与达·芬奇同时代的德国绘画大师透纳康斯特布尔：英伦风景入画来莫奈：水光花影间的印象大师梵高：坎坷中激励乐观明亮的绘画激情俄罗斯巡回画派：与广袤的大地共同呼吸毕加索：偶遇水墨风格斗牛图黑 白 图玛德：中埃友谊的桥梁曼苏尔·拉希：巴基斯坦现代艺术的代表人物丹尼尔·梅里亚姆：水彩绘就的魔幻世界柳田泰山：日本书法世家掌门人布热津斯基：战略家的涂鸦之作后 记

熊光楷，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原会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中饵收藏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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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藏书·记事·忆人:书画专辑》内容简介：读书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扩大视野，可以提高修养，可以提升境界。读书之后再藏书，用书筑起黄金屋，胸中就有百万兵。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藏书，就是为了藏兵。

• 作者：Echo大侠 发布时间：2013-07-24 22:52:39

  汉办发的书，否则我自己绝对不会买的，书画卷甚得老娘欢心

• 作者：川 发布时间：2015-04-16 13:38:33

  妈妈给买的书 父母心

• 作者：yanggzz 发布时间：2022-07-02 22:54:22

  熊将军是真心喜爱绘画啊。写出这么多对看画的理解，我写不出来，佩服！

• 作者：赤旗 发布时间：2016-05-15 21:44:35

  写得最好的是463、464页，很提气。

• 作者：锋芒不死的lir 发布时间：2016-03-24 21:38:19

  （2015年10月22日）

• 作者：nonocast 发布时间：2018-05-01 02:21:06

  看了一半，基本都在推销作者自己的beetl，完完全全没有介绍springboot2和1的差异，我也算服了。还是老老实实看官方文档。

• 执行力:如何带出嗷嗷叫的团队

  作者：小鱼泡泡 发布时间：2018-11-21 09:41:11

  执行力:如何带出嗷嗷叫的团队

  执行力，毫无疑问，是现当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们作为一名领导，需要如何去激发这个动力，进而点燃员工的工作热情呢？本书将会告诉你这其中的奥秘。

  在我的印象里，管理学总是好像给人一种复杂而又繁琐的感觉，因为，作为一名领导，这种管理学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恰恰这些知识如果没有在实际中投入应用，单纯学习理论，往往觉得太过“枯燥和乏味”。姜朝川写的这本书，就是对管理学的“提取精华，荟萃”的成果。他从12个角度，47个方法，49个案例，生动形象地对管理学进行阐述。我觉得，用案例去分析管理学的知识的方法，对于刚刚上任的领导而言是“雪中送炭”，“新人乍到”未免会很熟悉地去管理自己的员工。而且，从员工到管理者的升职过程，是有自己的独特体会，也明白员工的心理。但是，我们却不能以过去的旧的经验来看待现在新的发展，毕竟，人是有改变的能力，而且身份也是有所不同，在合适的工作场所做合适的事情，“入乡随俗”。

  本书从最开始的团队执行力的要素开始介绍，要提高效率，作为一名领导需要从最初的概念开始了解，接着才开始随着日常工作的实践，不断发展自己的管理模式。书籍然后分别讲解了目标与计划，有言曰，目标就是我们人生路上的灯塔，没有目标，那么走再远的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没有目标，就宛如无头苍蝇，终日不知活着的意义，只是纯粹地随便乱飞，找个落脚点，然而，人生中的宝贵的一天又一天就如此消逝。因此，我们需要帮助员工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才可以激发工作的热情，从而也为公司的发展做更多的贡献。高效的管理时间，有效的沟通，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年少还是暮年，一天的时间都是24小时，不会因为你是少年或是富有，就会比其他人多出1分钟，甚至1小时，大概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吧！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与员工一起学习时间管理更是重中之重，提前准备，做好规划，这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而且也不会说占用多少的个人能力去完成，然而，所有的成功的背后，都是离不开将那些有效的法则进行落到实处，说的再好，也不如去将其中的想法变成现实，有了成效，因为我们在带领着大家一起实践，有了榜样，员工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我，更好的为公司服务。所以，如此看来，讲管理，用分步骤式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有利于公司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道路。道虽迩，但我们也有能力，有毅力地走下去，当然这里面还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助你一臂之力，执行力，便是此力。

  

• 我的名字叫红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

  作者：小羽贯众 发布时间：2007-09-24 23:02:11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虽然帕穆克的作品早已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也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等大师相提并论，但这次获奖仍然引起很大争议。美联社一名记者就指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再也挑不出比奥尔罕•帕慕克更具争议的获奖者了” 有人认为帕穆克的作品太流行、太好读，缺乏严肃性与思辨性，他的获奖是对诺贝尔奖严肃性的玷污。而此前帕穆克获奖前与土耳其政府旷日持久的官司，更是让人们再次质疑诺贝尔奖存在政治倾向性，很多人认为帕穆克之所以获奖，并非因为他的创作，而是因为他的言论。

  虽然世人对帕穆克获奖的看法不一，但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倒是很准确的概括了帕穆克作品的特色。帕穆克大部分作品都涉及了东西方文明的遭遇与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帕穆克的笔下全部以西方文明的胜利告终。这样的书写，既使帕穆克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也使他在本土饱受非议。围绕帕穆克的很多争论都源于此。本文将以帕穆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为例，分析文明的冲突如何体现在其作品中。并将结合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社会对这种冲突以及有关帕穆克获奖的争论做进一步的阐释。

  《我的名字叫红》发表于1998年，先后获得了法国文艺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以及世界上奖金最高的都柏林文学奖，确立了帕穆克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小说讲述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为了向威尼斯人夸耀自己的帝国，秘密委托姨父为自己制作一本用法兰克技法绘制的书。姨父邀请四位当时最优秀的细密画家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奇书。同时，离开家乡12年的黑，也应邀回到伊斯坦布尔为这本书编制故事。不过迎接他的除了当年深爱着的女人的爱情外，还有接踵而至的凶杀案。在书的绘制过程中，细密画家高雅被杀害，小说就以这位被杀的画家死后的独白开始，以凶杀案最终真相大白告终。显然，《我的名字叫红》讲述的一个探案加恋爱的烂俗故事。这个有些媚俗的故事使得这部小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读者仔细阅读会发现，这部小说决不只是一个媚俗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实际要表现的是使用散点透视法的土耳其细密画和使用焦点透法视的法兰克风格绘画这两种不同绘画理念的交锋，并进而思考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小说主要围绕着细密画来展开故事。细密画这一伊斯兰文明特有的艺术形式起源于伊儿汗王朝（1230－1380）时期，通常作为书籍的插图存在，起配合故事情节、增加阅读兴趣的作用。在严格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环境中，细密画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地位，只能依附于书籍中，细密画家的地位也远远没有其他工匠高。细密画和西方绘画的显著不同是：它不是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按人眼所看到的样子，“近大远小”的来描绘世界，而是采用散点透视法，用所谓“社会视角”、“叙述视角”来描绘世界。所谓“社会视角”，就是把一些人物画得比其他人更大，来表现这些人物的重要地位。而“叙述视角”则是指在画面的不同位置显示或暗示故事中先后发生的各个部分。因此一幅细密画并不像莱辛论绘画时所说的那样没有时间性，相反，细密画可以把先后发生的事情并置在同一画幅内，自身就在讲述一个故事。细密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平线设置很高。这种画法隐含着观赏者可以用一种漫游式的鸟瞰方式来观赏。也就是小说中常常提到的用真主的角度来观看。正是这样的观察角度，赋予了细密画家描绘出真主眼中的世界的使命。这一使命给了画家巨大的权限，使他们可以透过高山、屋顶以及建筑画出背面的人物；也可以赋予各种生物及天空超自然的色彩。但同时，由于真主眼中无论人、动物还是植物，都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是“类”的存在物，所以细密画家从不描绘个别事物，他们画马从不画一匹具体的、自然的马，因为个性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缺陷。而只有真主眼中的马，或者说就是历代大师们描绘过的、已经程式化了的马，才是完美的，值得入画的。通过对细密画特点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绘画和细密画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前者是空间性的，描绘的是一个瞬间；后者是时间性的，描绘的是永恒。前者以人的视角为基点，画的是人的肉眼之所见；后者以神的视角为基点，画的是真主眼中的世界。欧洲绘画着重人、物的个性特征，并且以透视法将这种个性特征描绘得惟妙惟肖。而在细密画家看来，放弃真主的视角而使用人的视角是对真主的亵渎。突出个性特征的透视法则把被画的人、物放在画面的中心点上，会使人陷入个人崇拜和偶像崇拜中，是对真主独一性的挑战，是一种异端。

  在小说中，东西方绘画理念的不同，演变为东西方文明在信仰、宗教、世界观等方面的根本对立。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凶杀案。镀金师高雅在看到姨父主持编制的画册中用透视法绘画的苏丹肖像后，害怕自己犯下渎神之罪，向画师橄榄倾诉自己的恐惧。然而橄榄认为高雅担心是一种诽谤，传到宗教极端主义者那里会毁掉整个细密画画家群体，于是杀死了高雅。然而透视法是否渎神的问题，同样困惑着橄榄，杀死高雅并不能消除这种疑问。带着种种困惑，橄榄向他精神上的导师姨父请教。画家中唯一亲眼见过西方绘画的姨父宣称透视法并不渎神，并举出历史上的伟大画师为例，证明细密画要想臻于至境必须和其他艺术方法相融合。听到这样的保证，橄榄本已热泪盈眶，想要拥抱姨父。但他渐渐发现姨父自己对细密画的前景也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有信心。相反，姨父认为细密画必将走向衰落。自幼接受细密画教育的橄榄对此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把姨父杀死，并将那张用透视法绘成的苏丹肖像偷走。这时小说出现了吊诡的一幕，一心维护细密画传统和尊严的橄榄竟忍不住在那张苏丹肖像上画上了自己的肖像！在这里，帕穆克似乎要告诉读者，西方式的绘画方法是较之细密画更先进的画法。它符合人的欲望本身，具有先天的合法性。虽然帕穆克在作品中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细密画世界的美丽以及细密画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只是土耳其细密画艺术“如此狭隘”。 帕穆克认为“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东西方两种绘画艺术的融合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融合在帕穆克那里并不是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相互包容，而是西方绘画取代细密画。他借橄榄的口宣称：“企图追求个人的风格和法兰克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我们终究会失败” 于是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痴迷于透视法的姨父，死后升上了天堂。而希望到印度去重振细密画传统的橄榄，则在港口阴差阳错的被杀死后，只看到一个充满透视法的世界。因此小说中对细密画的大篇幅描述，并不是对土耳其绘画重生的呼唤，而是对往昔绘画艺术辉煌的悼念。而作者所信奉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也只是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替代。

  帕穆克属于学者型的小说家，为了完成《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他花了六年时间来查阅有关细密画的资料。有关细密画的大量论述，让很多中国的读者都感到有些乏味。因此《我的名字叫红》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也是为很多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是小说的叙事手法。小说通篇分为59章，分别使用二十种不同的视角，像接力赛跑一样分别讲述故事，相同的叙述者决不连续出现。使用这种方式，帕穆克用不同人物的经历和观察，向读者一点点透露剧情和线索，完成这个阴郁、诡异的故事。如同《天方夜谭》般故事里套故事的结构，也是这部小说出彩之处。一个个阿拉伯－波斯民间故事穿插在小说中，或暗示哲理，或推动剧情，像一颗颗珠玉镶嵌在小说中。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民间故事反倒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这种精巧的结构，正像作者所说的：“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 这种反透视法的叙事手法，和小说中的核心内容——细密画——形成了呼应关系。如前文所述，一幅使用“叙述视角”的细密画，可以在画面的不同位置画出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故事，这些故事再一起组成一个大的故事。这和小说中用不同叙述人分别讲述故事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被论者常常提及的马、金币等物体也在开口表达自己，其实仍然和细密画传统有关。在细密画中，人物从来都是程式化的，人物的面部表情永远不变，表达情感也只用一些固定动作来表征。如双手举过耳朵表示尊敬、指头放在嘴里表示惊讶等等。细密画家如果表达较为复杂的情绪，通常都是用扭曲、纷乱的岩石或花草来表现。因此赋予物以生命感，是细密画传统在小说中的又一体现。如果仅止于此，小说的结构和细密画还不是十分相似。细密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无所不在的光线笼罩着整个画面，画面全无阴影，映照着神秘的色彩，呼应着图中的故事。而红色则在小说中起到这种统领全篇的作用。小说以《我的名字叫红》为题，但在总共五十九章的篇幅中只占到一章。不过这一章出现在小说的中间位置，而且红色在小说中简直就是真主的象征，它自豪的宣称“没错，那些看不见的人会否认，然而事实却是，到处都有我的存在” 的确，不管是一开始尸体上干结的血迹，还是姨父家四溅的红墨水，抑或是杀死凶手的那把长剑柄上的红宝石，红色作为小道具，不断在小说中回环出现，贯穿全书。能够把叙事方法和所表现的内容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显示了帕穆克超强的写作功力。

  然而帕穆克并不是用小说来再现细密画传统，相反他仍然在解构着细密画传统，预示着细密画必然衰亡的命运。在土耳其细密画中，奇异的光永远普照大地，那怕在夜晚，月亮也像太阳一样明亮。然而在小说中，每个叙述者都在自说自话，不读到最后，我们很难判定谁的话是真的。那怕崇高如奥斯曼大师，仍然会说谎。他对手下的细密画师了如指掌。他知道只要在苏丹的宝库中找到画有裂鼻马的细密画，就能判断是谁画下了裂鼻马，并进而判定谁是凶手。但当黑找到裂鼻马后，虽然奥斯曼大师指出是橄榄画出了裂鼻马，但他并没有指认橄榄为凶手，而是错误的将鹳鸟指为凶手。这似乎是奥斯曼大师犯下的一个错误，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奥斯曼大师指认鹳鸟为凶手其实是出于周密的考虑。通过奥斯曼大师的回忆，我们知道奥斯曼大师最喜欢的弟子是蝴蝶，最讨厌的弟子是鹳鸟，而最能继承细密画传统的弟子则是橄榄。奥斯曼大师已经预感到细密画艺术开始衰落，因此他不愿意杀死一个可以继承细密画传统的弟子，所以将鹳鸟指认为凶手。《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氛围中展开，失去了细密画式的欢快、和谐，变得阴郁、诡异。帕穆克也就通过这种方式瓦解了一个传统的细密画世界。

  通过对《我的名字叫红》的内容和结构分析，我们已经找到了帕穆克处理文明冲突的基本模式，即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遭遇后，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崩溃瓦解，伊斯兰文明真正的出路是与西方文明相融合。虽然帕穆克已经在作品中试图告诉我们，土耳其人永远不能用法兰克人的方式画出完美的肖像画，这样的“一边倒”的文明融合会让伊斯兰文明失去自己的特色。但帕穆克并没有给我们预示出其他道路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西方文明取代伊斯兰文明。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会这样写伊斯兰文明？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后冷战时代土耳其的社会现实中找到答案。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位于欧洲与亚洲的桥梁和交汇之处。它的前身就是历史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国内9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不过今天的土耳其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国家。自凯末尔领导的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以来，向西方学习、“脱亚入欧”一直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冷战期间，考虑到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美国向土耳其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把土耳其改造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代言人和对抗苏联的桥头堡。全面投靠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引起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反感。而60年代悍然出兵塞浦路斯，也为土耳其与欧洲的双边关系埋下不和的种子。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冷战期间隐藏在两大阵营对峙下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西方世界与土耳其在信仰、价值观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深。虽然土耳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在美国支持下为加入欧盟而努力，但欧洲在入盟问题上一直对土耳其百般刁难，直到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才批准土耳其成为欧盟候补国。有关正式加入欧盟的谈判，目前还在艰苦进行之中。虽然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历程充满了艰辛与屈辱，但国内87％的人都支持加入欧盟。融入欧洲，已经成了土耳其人的共识。虽然土耳其真诚的希望加入欧洲社会，但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历史上的隔阂，使土耳其很难真正融入欧洲。历史上的土耳其就是有着“欧洲苦难的源头”之称的奥斯曼帝国。从14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它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威胁。直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失败后，欧洲的威胁才得以解决。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历史宿怨使得欧洲人始终不能完全信任土耳其，不愿意承认土耳其是欧洲的一员。

  而土耳其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鸿沟。土耳其是属于突厥语系的伊斯兰国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残暴地统治过非突厥语系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再加上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奉行激进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以及冷战时期土耳其奉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使得阿拉伯国家始终不愿意承认土耳其是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身处欧亚交汇之处的土耳其，却既无法融入欧洲社会，也难以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睦相处。土耳其在文化认同上的尴尬处境，使得帕穆克特别关心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他的作品始终以文明冲突为书写对象。在土耳其，那些接受西式教育的人一般会认同于世俗社会，并对西方文化保持亲近感。而普通土耳其民众虽然同样向往西方文明，但会更多的认同于伊斯兰教，对西方文化保持警惕。帕穆克显然属于前者。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西化家庭中，上高中前就读的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半数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后来他进入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学习建筑，继而转投伊斯坦布尔大学主修新闻学。《白色城堡》一书获美国小说独立奖后，他又到美国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培训班。卡尔•曼海姆在论述知识分子与所属阶级关系时谈到，知识分子最容易从自身的阶级中脱离出来，通过知识而获得它阶级的认同感 。同理，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知识脱离自身的文化，获得异质文化的认同感。帕穆克正是通过接受西式教育，产生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的东方观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着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帕穆克在获得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后，开始使用欧洲人的眼光来反观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帕穆克在描绘土耳其古代灿烂文化的同时，会不断书写着文明冲突中西方文明的胜利。也正因为如此，有些评论家认为，帕穆克在创作时潜意识里的读者群是西方人。

  帕穆克书写东西文化冲突的方式并不是偶然的。自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在与西方世界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后，土耳其社会一直弥漫着战败情绪，土耳其人，特别是土耳其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有种强烈的自卑感，认为西方文化比自己的文化优越、先进。要想富国强兵，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土耳其共和国的主要建立者，如凯末尔、伊诺努等人，都是抱有这种心态的知识分子和军人。他们在掌握政权后，在土耳其掀起一股“西化”浪潮。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并制定诸如废除哈里发制度、关闭宗教学校、禁止在非宗教场所配戴头巾等政策，压制伊斯兰文化。这股土耳其知识分子主导的西化潮流，就是帕穆克笔下文明冲突模式的思想渊源。帕穆克的作品就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帕穆克代表了土耳其思想界的主流声音，然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本土并不像在西方世界那样大红大紫，反而饱受非议。土耳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团体的领导者、起诉过帕慕克的律师卡莫•克斯在谈到帕穆克获诺贝尔奖时甚至说：“这个奖不是因为帕慕克的作品颁给他的。颁给他是因为他的言论，他对亚美尼亚屠杀的言论，因为他轻视我们的民族价值，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我感到耻辱。”

  卡莫•克斯谈到的亚美尼亚屠杀指的是1915年，沙皇俄国策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组织起义。为了不让沙俄得逞，奥斯曼帝国将上百万亚美尼亚人迁离家乡，这次迁徙据说曾造成数百万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死亡。本来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九十多年，而且并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证据，土耳其政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就可以翻过不谈。但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欧洲国家，偏偏在这一问题上抓住不放，要求申请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必须建立一个妥协性基础，以面对欧洲社会对当年奥斯曼帝国涉及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指控。这一要求引起了土耳其的极度不满，认为这是欧盟对土耳其的故意刁难。就在这个敏感时期，帕穆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土耳其曾在90多年前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施行种族灭绝，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消息传到土耳其国内，马上激起公愤，伊斯坦布尔地方检察官于2005年9月以“侮辱国家罪”将帕穆克告上法庭。直到2006年1月土耳其政府才在欧盟的压力下撤销了对帕穆克的所有指控。

  持亲西方立场的帕穆克竟然被有着亲西方传统的土耳其政府告上了法庭，表明冷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已经不再是冷战时期那个紧跟西方的土耳其政府了。冷战结束后，随着土耳其政府奉行自由主义原则，放松了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有着广大民众基础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现在的土耳其社会已不是当年奉行西化和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了。1995年12月24日，有着浓厚伊斯兰教背景的土耳其繁荣党赢得大选，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张保持土耳其民族独立性，希望恢复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传统，对西方世界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大选结果表明，虽然土耳其人民仍然希望加入欧盟，但他们已经重新建立了对伊斯兰文化的自信心，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投靠西方世界，希望土耳其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更多的维护自身的利益。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在组阁之后，不顾美国的反对，立刻出访伊朗，签署了价值240亿美元的贸易合同。这一举动为埃尔巴坎政府赢得了土耳其民众的普遍支持，同时也得罪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虽然到了1997年，刚刚执政一年的埃尔巴坎就在亲西方并坚决捍卫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军方的逼迫下辞职。这场政治风波，以亲西方和世俗主义势力的胜利告终，但这毕竟是用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的手段取得的胜利，并不能真正把土耳其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感情打压下去。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帕穆克为何在国内麻烦缠身。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冷战之后，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的崩溃，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敌人已经，彼此之间信仰和价值观的差异将导致仇视。此外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使穆斯林在将自己的文明与价值观与西方比较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这些因素使得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必将面临严重冲突。 亨廷顿对世界局势做出的预言虽然未必会出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却已经在土耳其社会成为真切的存在。帕穆克站在西方立场上对土耳其进行指责而遭到控诉，说明冷战后土耳其已经从对西方文明毫无保留的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建立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土耳其人不愿意用西方文明完全取代本民族的文化。由此导致的欧盟与土耳其政府的冲突，则是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冷战后一系列对抗中的一幕。

  “9.11”事件后，文明的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如何面对西方优势文明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如何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再造与重生，不仅是土耳其人，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要面对的问题。不管怎样，任何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完全推到重新来过，任何民族都只能背负着本民族的光荣与债务前行。帕穆克代表的那条用西方文明代替伊斯兰文明的道路，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点，甚至帕穆克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正像《我的名字叫红》中那位代表细密画传统的凶手橄榄所说的：“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练。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写完了，送到威尼斯画是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他们会嘲笑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 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百般刁难告诉我们，东方人学习西方文明学得再像，也永远是西方的“他者”，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中。然而和“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一样，古老的文明要想在现代社会恢复活力，又必须与异质文明相融合。在这样的融合中，本民族的文明如何既能得到现代化的改造，又能保持自身的特色，是困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帕穆克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恰恰就是这一难题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