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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usie 发布时间：2010-06-08 13:16:28

  现在看回，留下的估计也只有遗憾拉。。。

• 作者：指间 发布时间：2013-10-01 08:07:14

  能用就是了

• 作者：太常寺协律郎 发布时间：2019-12-30 16:03:33

  翻译失了味道，不知道台版有没有好一点

• 作者：AlonAB 发布时间：2021-03-28 19:00:32

  終於看福克納來了解一下美國南方：信仰氣息濃厚而平常，講究禮貌卻也粗俗，互相幫助又各懷鬼胎，混沌原始的窮村莊不是城市人想像中的無憂無慮。真是每個人的視角都不同語氣，所以讀起來不舒服，看得最舒服那段是媽媽唯一的獨白。每章那個「他」是指誰總會令我疑惑一會。而且為什麼第一次提及繼母就已經說她是「邦德倫夫人」？那時又沒結婚。

• 作者：牛蛙坦克 发布时间：2015-11-05 00:13:54

  提灵炼精，创意不错。

• 作者：印奥采 发布时间：2017-05-22 18:09:25

  美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民主及共和党中央党校教授力作。

• 【轉】陳鴻森 | 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 ――唐宋官修注疏之一側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7 23:53:28

  一、問題之提出

  唐玄宗《御注孝經‧序》述其書撰著緣由，有云：

  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1]

  此〈序〉謂歷觀諸家《孝經》舊注，互有得失，不皆可據，玄宗因參酌舊義，折衷諸儒，裁翦繁蕪，撮其樞要，別為之注，期新解能「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其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云云，知所舉六家，尤為《御注》撰定時所參酌取資也。邢昺《孝經正義》云：

  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2]

  依其說，則玄宗《御注孝經》多據此六家為本。按《孝經正義》闡釋《注》義，與群經義疏最大之區別，厥在於：凡《御注》采用前儒舊義，《正義》皆明記之曰「此依某注也」。如〈三才章〉：「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御注》：「君愛其親，則人（民）化之，無有遺其親者。」《正義》云：「此依王《注》也。」[3]即玄宗此《注》乃本王肅舊解。《正義》既為《御注》作疏，則此所稱韋昭等六家，皆為《御注》所本可知也。乃今通計全書，《御注》所采前賢舊義，凡鄭康成二十九事，魏克己十六事，孔《傳》、王肅各十四事，[4]韋昭二事，絕不見有采及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四家之說者。而《御注》依用魏克己《注》多達十六事，反不在《正義》所稱六家之列，玄宗〈序〉於其人亦無隻語齒及，是〈序〉所稱「六家」，與《注》實不相應，豈不可異？此〈序〉、《注》枘鑿不合現象，王應麟、馬國翰等已留意及之，日本學者林秀一教授更撰〈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一文，討論其事；林氏後撰〈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一文，亦論及此，[5]然此惑終莫能解。本文擬在林秀一研究基礎上，對此問題重加檢討，發掘〈序〉、《注》乖違致誤之由；並藉由此一事例，對唐宋官修《注》、《疏》之實態作一剖析。

  二、《正義》所稱「六家」舊說質疑

  阮福《孝經義疏補》嘗言：

  自唐天寶《孝經》成《注》之後，盛行於世，不但《孝經》人人必讀，即明皇〈序〉文亦人人必讀。直至五代以後，猶在人口，故《玉壺清話》載党進辭朝日致詞，忽及「朕聞上古，其風朴略」二句，[6]曰：「欲官家知武人曾讀書。」又《籍川笑林》載學士戲以〈孝經序〉作策題，云「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7]

  可見此〈序〉自昔播諸人口，影響極廣。玄宗復隸寫此〈序〉及《注》，勒石太學，即世所稱「石臺孝經」，其碑歷一千兩百餘年，至今巋然猶存。[8]此〈序〉流徽千年，然〈序〉、《注》枘鑿疑竇，則宋末王應麟以來迄今不得其解。

  如上文所述者，《正義》以〈孝經序〉所言「舉六家之異同」，為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然核其實，此六家之中，《御注》引用者僅王肅義十四事、韋昭《注》二事耳，並未引及虞翻等四家之說，是《正義》所舉六家名氏，顯然未盡可據。今先就劉炫、陸澄二家論之：

  《正義》歷記玄宗《御注》所本諸家舊義，並未見有依用劉炫、陸澄兩家之說者，《正義》將之列為〈孝經序〉所稱「六家」之二，此邢昺輩誤解玄宗〈序〉文之意耳。〈孝經序〉言：「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正義》云：

  ……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玄所注，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9]

  《正義》累累百數十字，專詳劉炫行實，而對「劉炫明安國之本」一語所關故實，義實未憭，以致誤將劉炫列為「六家」之一。今略考其事：《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所傳《孝經》，有古文孔《傳》及今文鄭《注》兩家：

  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民）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10]

  據此，是孔《傳》、鄭《注》是否果為孔安國、鄭玄所著，當時已多疑辭。孔《傳》因梁末侯景之亂亡佚，隋開皇十四年，王劭訪得其書，以示劉炫，[11]炫因著《孝經述議》五卷，發明孔《傳》之義。[12]《述議‧序》云：「經則自陳管見，追述孔旨（按指仲尼微旨）；傳則先本孔心（按指孔《傳》之意），卻申鄙意。前代注說，近世解講，殘縑折簡，盈箱累篋。義有可取，則擇善而從；語足惑人，則略糾其謬。」[13]其書疏釋孔《傳》，旁推曲證，條理明達；於孔義疑滯處，或窮原導窾，或析疑辨誤，必使定於一說而後已，此玄宗〈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也。惟當時諸儒則疑孔《傳》出劉炫偽託，非孔安國所著。[14]

  而世所行《孝經鄭注》，東晉時已立於學官。[15]齊永明初，「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陸澄認為《孝經鄭注》用辭，與康成其他經注不類，疑其書非鄭玄所著。《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本傳，載澄〈與王儉書〉，中云：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16]

  時陸澄領國子博士，王儉為尚書令。陸澄寓書王儉，謂《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不當立學。王儉未從，答書云：「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17]王氏認為《孝經注》是否果為鄭玄著，前代既不以為疑，則本朝立於學官並無不妥，故「仍舊立置」。玄宗〈序〉所謂「陸澄譏康成之注」，即此。惟鄭《注》雖立於學官，[18]然疑之者代有其人。隋代，劉炫撰《孝經去惑》一卷，專訂鄭《注》之非。[19]開元七年三月六日，玄宗詔令儒官詳議孔、鄭二家短長。[20]四月七日，左庶子劉知幾奏言請罷鄭《注》，改行孔《傳》：

  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

  劉知幾並列十二證，斥其書非康成所注，故請國學改立孔《傳》。而國子祭酒司馬貞上議，則右鄭而抑孔，認為唐代見行之孔《傳》並非漢晉舊帙，蓋「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因論其書鄙俚淺俗，究不如鄭《注》義旨敷暢，故斥「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爰奏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其年五月五日，玄宗詔曰：「間者諸儒所傳，頗乖通議，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為誣偽。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乃詔令鄭《注》「仍舊行用」，孔《傳》則因「傳習者稀，宜存繼絕之典」。[21]鄭、孔兩家雖得立學不廢，然其書是否果為孔安國、鄭康成撰，當時並未論定，緣此遂啟玄宗另為新注之念也。洎開元十年，《御注》撰成，頒行天下及國子學（說詳下），兩家之書因之俱微。此其事之始末也。

  世雖疑兩書非孔安國、鄭康成所撰，惟其注說每衷於理，義多可采，故玄宗〈序〉下文承之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即兩家所解，既義多精當，何必鑿求其書是否果為安國、康成所著？是《御注》參用者乃孔、鄭二家，而非劉炫、陸澄也。邢昺未考史傳，復不細覈《御注》，乃誤以陸澄、劉炫為《御注》所采六家之列，疏陋甚矣。《崇文總目》「玄宗《孝經注》」條云：「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22]此雖知《御注》依用者乃孔、鄭舊義，然仍沿邢氏之誤，以劉炫、陸澄在六家之列。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二三著錄陸澄《孝經義》，云：「陸澄《孝經義》，隋、唐〈志〉、《經典‧序錄》皆不載，然在開元所采六家之列，故特著之。」[23]此亦沿襲《正義》之誤也。

  其次，再就《正義》所云虞翻、劉邵二家論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元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24]

  翁元圻《注》引全祖望之說，謂所稱「五家」為「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25]此說未確，檢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漢魏以來為《孝經》注者二十四家，但有劉邵，而無劉炫，陸氏云：

  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26]

  王應麟既本《釋文》為說，是全氏所指五家，「劉炫」應為「劉邵」之誤。陸德明言「一云劉熙」者，蓋古人著書多不自識名姓，其「記注撰人姓字，或出於時人之口，或題於後師之手」，[27]蓋原書但題「劉氏」，後來傳本多題劉邵，然亦有作劉熙者，故陸氏兼存異說也。《隋書‧經籍志》著錄「《孝經》一卷，王肅《解》」，其下附記魏代注家：

  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28]

  據此，知梁時舊錄亦以其書為劉邵著。〈唐志〉著錄「劉邵《注》一卷」，〈新唐志〉云：「《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29]是其書隋代雖亡，唐時復見於世也。[30]玄宗〈序〉以劉邵與韋昭、王肅、虞翻並稱，其下承之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則劉邵為玄宗所采六家之一，本無疑義。乃今通檢《正義》全書，《御注》並未引用劉邵隻言片語，此其可疑者一也。

  至虞翻所注《孝經》，《三國志》卷五十七本傳、《經典釋文‧序錄》、隋、唐〈志〉俱不見載，則其書久已亡佚，玄宗《御注》焉得徵引其說？此其可疑者二也。王應麟蓋有見於此，故疑玄宗〈序〉所稱「虞翻」，或為東晉虞槃佑也。阮福《孝經義疏補》亦言：「案《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31]王應麟、阮福並因虞翻《孝經》注解，群籍皆未著錄，故以為疑。然兩家疑為虞槃佑者，說亦可商。按〈隋志〉著錄袁敬仲《集議孝經》一卷，其下附記：

  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32]

  兩〈唐志〉並著錄虞盤佐《注》一卷，[33]雖《釋文》、史志有「槃佑」、「槃佐」之異，二者當是一家。其書隋代亡佚，唐時復行於世。然檢《正義》記《御注》所采前儒舊義，絕未引及虞槃佑（佐）之說，則王應麟等所疑者，亦不足據。

  玄宗《御注》既未采虞翻、劉邵兩家之說，何以〈孝經序〉特揭二人之名？其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者，又將何說焉？馬國翰亦留意及此，其輯魏真己《孝經訓注‧序》言：

  細檢《注疏》，無「依虞注」、「依劉注」之文；而依用魏《注》，復出六家之外，此又未知何故？意魏氏《訓注》，或本仲翔（虞翻）、孔才（劉邵）以立說歟？[34]

  馬國翰已察覺《御注》並未采用虞翻、劉邵之說，而《御注》頗依用魏氏《訓注》，玄宗〈序〉反不及其人，殊不可解。為彌縫此一罅隙，馬氏臆言魏氏《訓注》或本虞翻、劉邵以立說，玄宗推原其本，故〈序〉中特載二家之名而不及魏氏。此說用意雖巧，實則羌無故實。使如其說，則《正義》逕言「此依虞翻」、「此依劉注」，豈不直截？此其一。劉邵之書，唐代見行於世，《御注》逕引之可也，何必轉引魏書？二也。虞翻之書既唐代不傳、玄宗所不及見者，疏家何從而知魏氏之說本諸虞翻？三也。馬國翰雖勉為彌合，其說究迂曲難通。

  林秀一撰〈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一文，對此矛盾，亦百思不得其解，因謂玄宗作《注》時，虞翻、劉邵兩家蓋僅作為參考資料，並未直接引用，故疏家不記《御注》依用虞氏、依用劉氏也。[35]然此說亦存在不少疑竇。

  按玄宗〈序〉於歷代《孝經》注家，獨稱「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又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乃其為《御注》時，於虞、劉二家僅僅「作為參考資料」，未免虛張聲勢矣。再者，其言「特舉六家之異同」，自必斟酌詳審六家異同得失而依用之，林氏乃言「未直接引用」，顯然與此句文意不合。其三，如上文所論者，虞翻之書，唐以前既已亡佚，玄宗何從取為參考之資？林氏雖曲為之說，終無解於《御注》與〈序〉乖違之事實。

  要之，玄宗〈孝經序〉於歷代注家特稱虞翻、劉邵之善，然《御注》全書並未引及二家之說，則所謂「舉六家之異同」者，竟無從索解矣。抑玄宗〈序〉稱韋昭為「先儒之領袖」，乃《御注》采用其說僅有二事；[36]而《御注》依用魏克己之說凡十六事，僅次於鄭《注》，乃其人反不在所稱「六家」之列。凡此，在在顯示〈序〉、《注》名實實相悖離。

  三、〈孝經序〉所稱「六家」故實考

  玄宗〈孝經序〉所言「舉六家之異同」，宋代邢昺、王應麟等已不得其解；而〈孝經序〉與《御注》枘鑿之故，學者益莫能詳。余近反覆推考，乃知玄宗此〈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併湊而成，本非核實之言，無怪乎〈序〉、《注》多不相應也。

  按玄宗《御注》有前、後兩注本，《唐會要》卷三十六載：

  〔開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于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37]

  據此，知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天寶二年（743）曾兩度為《孝經》作注。其開元注本，中土久佚，日本尚有古寫本流傳，《古逸叢書》所收《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者是；而今《注疏》本《御注》，則天寶重注本也。開元《御注》卷首有元行沖〈序〉，述玄宗為《孝經》作《注》，及行沖為《御注》作《疏》始末甚詳：

  （前略）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子談經，文該旨賾；諸家所說，理藹詞繁。爰命近臣，疇咨儒學，搜章摘句，究本尋源。練康成、安國之言，銓王肅、韋昭之訓。近賢新注，咸入討論；分別異同，比量疏密。總編呈進，取正天心；每伺休閒，必親披校。滌除氛薈，搴摭菁華；寸長無遺，片善必舉。或削以存要，或足以圓文。其有義疑兩存，理翳千古；常情所昧，玄鑒斯通，則獨運神襟，躬垂筆削；發明幽遠，剖析毫釐。目牛無全，示掌非著；累葉（世）堅滯，一朝冰釋。乃敕宰臣曰：「朕以《孝經》德教之本也，自昔詮解，其徒寔繁，竟不能覈其宗，明其奧。觀斯蕪漫，誠亦病諸。頃與侍臣參詳厥理，為之訓注，冀闡微言，宜集學士、儒官僉議可否。」於是左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劉子玄、國子司業李元瓘，……及諸學官等，並鴻都碩德，當代名儒，咸集廟堂，恭尋聖義。捧對吟咀，探紬反覆，至于再三。動色相歡，昌言稱美曰：「大義堙鬱，垂七百年。皇上識洞玄樞，情融繫表，革前儒必固之失，道先王至要之源。守章疏之常談，謂窮涯涘；睹蓬瀛之奧理，方諭高深。伏請頒傳，希新耳目。」侍中安陽縣男源乾曜、中書令河東縣男張嘉貞等奏曰：「天文昭煥，洞合幽微，望即施行，佇光來葉（世）。其〈序〉及《疏》，並委行沖循（森按：當作「修」）撰。」制曰：「可。」……[38]

  據此〈序〉「爰命近臣，疇咨儒學；搜章摘句，究本尋源。練康成、安國之言，銓王肅、韋昭之訓。近賢新注，咸入討論；分別異同，比量疏密」諸語，知《御注》實由近臣、儒學參酌諸家舊解，鍛鍊成書。其書呈進後，玄宗復下學士、儒官僉議可否，並命元行沖為撰義疏，[39]以推闡其意。《唐書‧經籍志》著錄「《孝經疏》三卷，元行沖撰」，即其書。[40]行沖《孝經疏》與諸經義疏最大之差異為：群經義疏，注者與疏家多為異代之人，故義疏推闡《注》義，不無違失。而開元《御注》則由元行沖輩討論修撰，行沖復依《注》作《疏》，故《孝經疏》於《御注》所本前儒舊義及去取之由，彼得一一疏通明之。其可注意者，行沖此〈序〉明言《御注》所采前儒舊解，實以鄭《注》、孔《傳》、王肅、韋昭四家為據，並未采及虞翻、劉邵二家之說；至《御注》所采隋代魏克己《注》，元行沖〈序〉雖未直稱其名，林秀一以為即在所言「近賢新注」之中，[41]其說是也。然則行沖〈序〉述《御注》所采諸家，原無差池。

  玄宗除《御注》外，《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今上《孝經制旨》一卷」，下注「玄宗」，[42]〈舊唐志〉闕。《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經義考》卷二二四、《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並謂《制旨》與《御注》為一書異名。[43]此說實非，按《正義》引玄宗《制旨》四事， 其文與《御注》截然而異，知非一書。[45]另考〈事君章〉「退思補過」句，開元《注》本原作「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也」；[46]玄宗《制旨》更改其義曰：「君有過，則思補益。」天寶重注本遵用《制旨》，因改前注。其前後改易之故，《正義》固有明文：

  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案《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

  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47]

  此《疏》所言「舊注」，指開元《御注》；「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者，指天寶重注本。蓋開元《御注》「退思補過」句，原依韋昭之義，解為「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是臣工自補其身之過；《制旨》改依《毛詩‧傳、箋》為說，以為「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則是人臣補益君缺也，二者「補過」對象不同。天寶重注本遵用《制旨》，以改前《注》，所謂「此理為勝，故易舊也」。由此推之，則《制旨》當成於開元《御注》成書之後甚明。[48]蓋《御注》刊布後，玄宗間與群臣共論經義，於前儒諸說未安或開元《御注》義有未盡者，稱制臨決也，故名。

  《制旨》對天寶二年重注《孝經》之舉，當有若干之影響，惜其書久佚，莫得而詳也。惟今比覈玄宗前、後兩注，天寶重注本大體沿仍開元舊《注》，二者出入稍大者只十一處，其餘僅是少數文字增飾耳（說詳下）。今核此新改十一處《注》文，其依用前儒舊義者僅一處，即〈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天寶重注本改用王肅義以易前《注》（詳下）。然則天寶《御注》亦未采用虞翻、劉邵兩家之說，〈孝經序〉所言「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其非核實之言，昭然明矣。

  余考玄宗此〈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拼湊成之。〈孝經序〉言：

  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此文其實襲自范寧〈春秋穀梁傳序〉：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49]

  比觀二文，其襲改之跡顯然。又，《尚書孔傳‧序》云：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50]

  玄宗〈序〉「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約文敷暢」、「庶有補於將來」諸語，顯然即依仿孔〈序〉文句。又，杜預〈春秋左傳序〉言：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51]

  〈孝經序〉言：「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其化用杜預〈序〉之痕跡，亦隱然可見。另按劉炫《孝經述議‧序》云：

  肇自許洛，訖于魏、齊，各騁胸臆，競操刀斧。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俗稱鄭氏，穢累尤多，譬彼四族（按指王、韋、劉、虞四家），誣碎更甚。[52]

  玄宗〈序〉「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四句，與劉炫〈序〉「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文正相仿。玄宗〈序〉「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之文，實襲劉炫〈序〉「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尤明白可知，撰者為掩飾剿襲之跡，刻意將王、韋及劉、虞序次倒易耳。惟劉炫〈序〉斥王肅、韋昭、劉邵、虞翻四家之義俱不免「誣碎」，更詆鄭《注》為「穢累」，故現存《孝經述議》稱引王肅之說僅十四事，引用韋昭之說惟五事，[53]而未引劉邵、虞翻之說。[54]代擬〈孝經序〉者抄綴其文而反用其意，然既推挹韋昭為「先儒之領袖」，乃《御注》采用韋昭之說僅有二事，豈不違戾？撰者復不知《御注》未采劉邵、虞翻之說，〈序〉中揄揚之，豈非空設？蓋儒臣奉命撰序，並未紬繹《御注》本書，則所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者，直虛文耳。馬國翰等必欲求實言之，自不免捕風捉影矣。

  如上文所述，開元《御注》元行沖本參預其事，且復受命作《疏》，故行沖撰〈孝經序〉，於《御注》撰著旨趣及成書始末，覶縷言之。天寶重注本玄宗〈孝經序〉，其文不知何人所作。據此〈序〉「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下云：「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其末二句，《正義》釋之曰：

  〈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琰圭，……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55]

  按琬圭、琰圭乃王命使者所持之瑞節，非為簡策書寫之用，《正義》前說，殊病膠柱，當以後說「謂刊石也」為是。林秀一據此推斷，玄宗此〈序〉當是天寶四載九月刻《石臺孝經》時所作，[56]其說可從。惟林氏謂玄宗何以另撰一序，其故則莫能詳，[57]實則其理並不難索解。按開元《御注》頒行後，玄宗與群臣討論經義，覺注說間有未安者，因下《制旨》以更前《注》；天寶二年五月更重為之《注》，勒為定本。翌年十二月，「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58]天寶四載九月，玄宗復親寫此《注》，刻石太學，以垂久遠。其時距行沖之卒已十六年，[59]石經不便仍冠舊序，因屬近臣別擬一序。其承命作序者，於《御注》修撰原委所知無多，復不參覈本書，故僅能綴文摛藻，拼湊成篇，聊以塞責耳，致〈序〉與《注》枘鑿不相合。天寶五載，玄宗詔令改修《孝經疏》，諸臣亦復草草將事，與撰〈序〉同一敷衍心態，可見其時儒官之荒惰廢弛矣，請進而論之。

  四、元行沖《孝經疏》之改修

  開元《御注》撰成後，元行沖奉命依《注》作《疏》；天寶《御注》重修，其《疏》自當隨而刊改。《唐會要》卷七十七載天寶五載二月二十四日詔曰：

  朕欽承聖訓，覃思玄經。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隸屬上句。及乎廷議，眾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又《孝經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60]

  玄宗注《道德經》二卷，並《疏》六卷，[61]其書成於開元二十三年。[62]蓋開元末年以來，玄宗轉而尊尚玄、老之學，[63]上行下效，儒學日荒，天寶二年雖重注《孝經》，其實僅充治具耳。天寶五載因刊改《老子》注解，遂并及《孝經疏》。此《疏》之改修，主其事者何人，無明文可考。由於行沖原《疏》久佚，馬國翰輯元《疏》佚文，竟誤以《孝經正義》所引「《制旨》之文即行沖《疏》」；[64]而天寶刊改，與行沖原《疏》之異同，學者益莫能詳。而今由於開元《御注》復顯於世，其事略可推考而知之。如前文所述者，天寶重注本（以下或稱「今注」）大體沿仍開元舊《注》，二者出入較大之處僅十一條。[65]今將相異各《注》並《疏》文條錄之，以抉其隱，則天寶刊改原《疏》之跡，居然可見：

  （一）〈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開元舊《注》：「兼，謂有母之愛，有君之敬。」

  天寶改《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66]

  森按：天寶本此《注》改依王肅之義，以易前《注》，然《疏》僅言「此依王《注》也」，對王肅《注》義並未加推闡發揮；其下所引劉炫、劉瓛二家之說，專側重在「兼」字，蓋仍行沖原《疏》舊文也。

  （二）〈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舊《注》：「言子咳幼，養於父母膝下，即須教之，使為則為，止則止。視無誑，聽不傾，提則捧手，對則掩口，故日漸加嚴敬也。」

  今《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為父母，故云親猶愛也。……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為說。」[67]

  森按：此《疏》「其教之者」以下，至「《注》約彼文為說」一段，當為行沖原《疏》舊文。知者，蓋「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云云」，正承舊《注》「言子咳幼，養於父母膝下，即須教之」之語而言，所引〈內則〉之文，即人子不同成長階段所施教之內容；下引〈曲禮〉文，則解舊《注》「視無誑，聽不傾，提則捧手，對則掩口」諸語，固較然甚明。所謂「《注》約彼文為說」者，正謂舊《注》約〈曲禮〉文為說也。天寶時刊改元《疏》，乃存此故文，非開元舊《注》復見於世，竟不知「《注》約彼文為說」究何所指。即此一端，可知天寶改《疏》，其實多仍行沖原《疏》之舊，其所刊改新增之文蓋亦僅耳。

  （三）又「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舊《注》：「父子之道，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今《注》：「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以下文同舊《注》）……。」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傅』者，案《禮記‧內則》云云……。」[68]

  森按：《正義》此文當仍元《疏》之舊，天寶刊改此《疏》，僅將前後兩《注》加一「故」字以連屬之，殊為苟簡。自「云『出就外傅』者，案《禮記‧內則》云云」以下之文，當皆沿仍行沖舊《疏》也。

  （四）又「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舊《注》：「父子之道，自然孝慈，本于天性，生愛敬之心；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

  今《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69]

  森按：此《疏》逕取舊《注》以解今《注》，殊為巧便。其疏釋「加以尊嚴」二句以下《疏》語，當仍行沖舊文。由此可見天寶改《疏》，絕無發明，僅稍加一二文字敷衍了事耳。

  （五）〈紀孝行章〉：「事親者，居上不驕。」

  開元本無注。

  今《注》：「當莊敬以臨下也。」[70]

  《正義》闕。

  森按：開元《注》以此二句文義易曉，故不施注。天寶本既為之注矣，《疏》當有說，以推闡其意。乃儒臣苟且將事，此及下條「為下不亂」，俱一仍其舊，全未加疏解，殊覺草率。

  （六）又「為下不亂。」

  開元本無注。

  今《注》：「當恭謹以奉上也。」[71]

  《正義》闕。

  森按：說詳上條。

  （七）又「在醜不爭。」

  舊《注》：「醜，眾也；爭，競也。」

  今《注》：「醜，眾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眾也。」

  《注》：「醜，眾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眾，〈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72]

  森按：開元本此注依魏氏作解，天寶重注則增「當和順以從眾也」一句，以通其義。此《疏》悉仍行沖原文之舊，未加增改。

  （八）〈廣要道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舊《注》：「一人，謂父、兄、君也；千萬人，謂子、弟、臣也。」

  天寶重注本刪去此注。

  《正義》曰：「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73]

  森按：此文開元舊《注》依孔《傳》為說；天寶重注本刪去舊注，而將上文「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下之注語「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三句，改移此文之下。天寶刊改，此《疏》一仍行沖舊文，僅於原《疏》「注云一人謂父兄君」之上，增一「舊」字耳。其《疏》僅述舊義，至此注刊落之故，則無一語及之。

  （九）〈感應章〉：「長幼順，故上下治。」

  舊《注》：「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效上，無不理（治）也。」

  今《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民）之化理。」

  《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治）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74]

  森按：天寶重注本此注悉改開元舊《注》之文。今《疏》標起止雖改從天寶重注本，惟詳審《疏》文，其所疏釋者實開元舊《注》。然則天寶刊改元《疏》，此疏惟改標起止，其餘俱仍行沖舊文，致《注》與《疏》全不相應，[75]可見天寶改《疏》，儒臣僅虛應故事耳。

  （十）〈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

  開元本無注。

  今《注》：「上，謂君也。」

  《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76]

  森按：此《疏》為天寶儒臣所增。本章名〈事君章〉，「上」字專指君言，其理本甚易明，天寶本加注「上，謂君也」，不免多此一舉；《疏》文亦乏深意。

  （十一）又「退思補過。」

  舊《注》：「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也。」

  今《注》：「君有過失，則思補益。」

  《正義》曰：「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案《左傳》……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云。……此理為勝，故易舊也。」[77]

  森按：開元《注》本「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二句，原依韋昭之說，以「進」為「進見於君」，「退」為「退歸私室」；鄭《注》則解「進」為見用於君，「退」為見黜放廢，[78] 是「進」、「退」二字反對為義。天寶重注本上句仍用韋昭之義，解為「進見於君」；下句改遵《制旨》之說，則經文「退」字全無著落矣。今詳此《疏》，「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以上一百八十七字，當屬行沖原《疏》舊文；「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以下八十六字，則天寶儒臣所加。繹此前後兩注，開元《注》未便斥言君有過愆，故云「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人臣還歸其家後，內省己心，以補自身之過也，此與《左傳》士渥濁所言「退思補過」為補君之闕者，其實異義。[79] 天寶刊改元《疏》，仍存行沖舊文，未加刪削；惟另引《詩‧烝民‧傳、箋》以申後《注》，不知天寶改《注》與士渥濁言「退思補過」者其義正同，本非兩義也。

  如上文論列者，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開元《注》本，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亦多仍行沖原《疏》之舊，但於重注改易處略增若干文字，作為潤飾，並添入《制旨》四事耳。[80]刊改諸臣，敷衍將事，即以天寶改《注》十一處《疏》文觀之，有《御注》增注，而新《疏》無說者；有《御注》改易，而《疏》文未隨之改訂，致《疏》與《注》不相應者；亦有舊《注》已刊落，新《疏》仍述舊誼者。凡此，俱可見改修諸臣之疏陋也。天寶五載二月玄宗詔言：「《孝經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云云，其實僅具文耳。

  《四庫全書總目》嘗論：「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為藍本。然孰為舊文，孰為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81]蓋歷來學者以元《疏》久已亡佚，無從比核故爾。上文對天寶時元《疏》改修之實態，既已抉發其隱，則邢昺《正義》與元行沖《疏》二者之因襲關係，亦可由此而明矣。邢氏《正義‧序》云：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82]

  據此，則邢昺所修之書，本「號之為講義」。《宋史‧藝文志》以元行沖《孝經疏》三卷、邢昺《孝經正義》三卷並列，[83]似二者各別為書。王鳴盛《蛾術編》卷八則言：

  《孝經疏》題云「臣邢昺奉敕校定」，不云昺撰；《宋史‧儒林傳》亦云然。[84]其〈自序〉云：「《注》、《疏》已備，今特翦截元《疏》」，此語甚明。《舊唐書‧孔穎達傳》：「庶人承乾，今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而《新唐書‧志》，賈公彥、孔穎達並有《孝經疏》，所疏乃鄭《注》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開元七年，上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于學官。」[85]……昺所校者，即《御注》元《疏》也。其中「治」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86]

  此論《孝經正義》乃邢昺「奉敕校定」，所校即元行沖《孝經疏》，非邢昺別著一書也，故《正義》中「『治』字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阮福《孝經義疏補》亦持此說，而所論尤詳：

  邢昺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為《講義》，並非攘元《疏》為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受詔校定……《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云云。〈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為《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據此，更可見邢實為校定，並未為《疏》。……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87]

  按今本《孝經正義》，向來皆以為宋邢昺撰；王、阮二氏則據邢昺本傳，及本書卷首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因主邢氏但奉敕校定元行沖《疏》，而非另著新《疏》，其見甚卓，惜二家未及由本書內容辨析之，致斯說未能堅確耳。今詳考之，《正義》多仍行沖舊《疏》，固歷歷可辨也：

  （一）上文嘗論：劉炫疏釋、發明孔《傳》之義者，其書為《孝經述議》，邢氏乃誤以為《古文稽疑》，知渠非特未見劉炫《述議》，且并其書內容亦莫之知。然則《正義》所引劉炫《述議》凡十八節，知皆行沖原《疏》舊文也。

  （二）玄宗《御注》專行以來，諸家舊解俱微；復經五代喪亂，齊、隋以前《孝經》群籍多亡佚，[88]《崇文總目》孝經類著錄者，僅孔氏古文經本、鄭《注》、《御注》、元《疏》及邢昺《正義》五部耳。[89]然則《正義》所引皇侃《孝經義疏》二十三事，[90]及魏晉以來謝萬、殷仲文、劉瓛、梁武帝、嚴植之諸家遺說，俱非邢昺等所及見者，其必悉仍天寶舊《疏》，尤無可疑。

  （三）前儒舊注，宋代見存者，僅有日僧所獻鄭《注》一家，藏諸秘府。然則《正義》歷記《御注》所本前儒舊義，鄭氏而外，其餘孔《傳》、王肅、韋昭、魏克己諸家，俱非邢昺所能見者。是《正義》凡言《御注》此本某家之注者，此等文字悉出行沖原《疏》，亦可知矣。

  （四）〈聖治章〉「郊祀后稷以配天」，鄭玄以「郊」為祀感生之帝，王肅則以為圜丘祀天，二說不同。《御注》依用王肅義，[91]《正義》云：

  伏以孝為人行之本，祀為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脩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為長，從眾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92]

  所謂「自頃脩撰，備經斟覆」者，正元行沖自道渠等修撰《御注》，幾經斟覆討論，終依王肅之義也。貞觀所修《尚書正義》，內文猶存「大隋」之文，以此見譏後世；[93]此「修撰」云者，尤《孝經正義》沿仍舊《疏》未經刊改之明證也。

  合上四事觀之，則《孝經正義》多仍行沖舊《疏》，灼然甚明。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言：

  《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修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即據行沖書為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94]

  今按《宋會要》「取元《疏》約而修之」之說，即邢昺輩於元《疏》冗蔓處稍事翦截，事或可能。至《崇文總目》所言「據元氏本而增損焉」，以及上引邢〈序〉言「旁引諸書，分義錯經」云云，則事有可疑者。何則？蓋如上文所考者，邢昺等奉詔校定《孝經疏》，諸凡前述天寶改修疏陋處，《正義》皆壹仍其舊，無所增改，則知邢昺輩之校定，殆亦草草將事，與天寶諸臣固不異也。意者，邢氏《正義》大體皆沿天寶改修之舊，其所增益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耳。[95]唯其《疏》出於邢昺輩庸陋之手，故對玄宗〈序〉文義多不憭，如以劉炫、陸澄居「六家」之列；復不知「寫之琬琰」，為指《石臺孝經》刊石事也。亦唯其敷衍應付，草率從事，故行沖原《疏》於《御注》依用前儒舊義者皆明記之，邢昺等獨不知《御注》並未采虞翻、劉邵兩家之說，蓋渠雖名為「校定」，然於元《疏》本書實未多寓目也。其尤甚者，至謂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96]直不知開元《御注》之〈序〉乃元行沖所撰，與玄宗〈孝經序〉本非一文；而玄宗此〈序〉乃天寶四載刊刻《石臺孝經》時新作，非撰於開元十年也，其疏陋可知。然則咸平間邢昺之校定，殆亦虛應故事耳。惟亦以此，行沖《孝經疏》歷來雖以為久已亡佚，實則其書固未嘗亡也。

  五、結語

  綜上文所考，其可得而言者凡若干事：

  （一）唐玄宗〈孝經序〉稱《御注》所本前儒舊義凡六家，邢氏《正義》謂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諸人。實則《御注》並未采用劉炫、陸澄兩家之說，此邢昺輩誤解玄宗〈序〉「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二句文意耳；《御注》所參用者乃孔《傳》、鄭《注》兩家，非劉炫、陸澄也。

  （二）玄宗〈序〉於歷代《孝經》注家，獨稱「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其下即承之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似虞翻、劉邵即在所采「六家」之列。然通檢《御注》全書，絕不見有依用虞、劉兩家之說者。此〈序〉、《注》枘鑿不合現象，宋以來學者已有察覺者，惟其致誤之由迄莫能詳。本文詳為考證，知〈孝經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拼湊而成，本非核實之言，故與《注》多不相應也。

  （三）開元十年，《御注》成後，元行沖奉命撰〈序〉，並為《御注》作《疏》義。天寶二年五月，《御注》重修；四載九月，玄宗復親寫此《注》，勒石太學，即世所稱「石臺孝經」。其時行沖久卒，刊石時因刪去行沖舊序，由近臣別擬一序。其承命撰〈序〉者，於此《注》撰著原委所知無多，復不紬繹本書，故僅能綴文摛藻，拼湊成篇，聊以塞責耳。而〈序〉中所稱「六家」名目，實抄自劉炫《孝經述議‧序》，非《御注》果以此六家為本也。

  （四）開元末年，玄宗崇尚玄老之學，儒學日荒，《孝經》僅為治具耳。天寶《御注》雖號為重注，其實多因循開元舊解，鮮所更張，其改動稍大者僅十一處。天寶五載詔令重修《孝經疏》，預修諸臣亦復草草將事，行沖《疏》經刊改增益者，蓋亦僅耳。凡此，並可見天寶儒臣之荒疏廢弛矣。

  （五）今本《孝經正義》，向來以為宋代邢昺所撰。乾嘉學者王鳴盛、阮福等則認為邢氏但校定元《疏》，並未別著新《疏》，特其損益者，今無從辨識耳。惟據本文所考，《正義》沿仍行沖舊《疏》，尚歷歷可見也。而天寶刊改元《疏》諸疏陋處，《正義》皆一仍其舊，無所增改，故知邢氏雖奉敕校定，寔亦草率從事。《正義》出宋人所為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而已。然即此一篇，已紕越迭見，踳駁非一，則宋咸平間之校定，殆亦虛應故事耳。惟亦以此，元行沖《孝經疏》歷來雖以為久已亡佚，實則其書固未嘗亡也。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稿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定稿

  原載二○○三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十四本

  注釋：

  [1]《孝經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4－6。按《注疏》本此文題〈孝經序〉，下文並從此稱。

  [2]同上注，卷首，頁6。按劉邵《三國志》卷二十一有傳，其字作「劭」，群籍二字錯見，今各從本書。

  [3]《孝經注疏》，卷三，頁4－5。

  [4]依今本《正義》，《御注》依用孔《傳》凡十五事，用王肅《注》計十三事。考〈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玄宗《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正義》：「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孝經注疏》，卷五，頁2）惟按孔《傳》此注實作：「凡禘、郊、祖宗，皆祭祀之別名也。天子祭天，周公攝政，制之祀典也，於祭天之時，后稷佑坐而配食之也。」並無「郊，謂圜丘祀天」之文，實則此乃王肅義，《正義》誤為孔《傳》耳，拙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王肅《孝經王氏解》」條有辨（199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本第2分），此不具論。

  [5]前文刊於《漢學會雜誌》6卷第2號（1938年），收入氏著《孝經學論集》，1976年，東京：明治書院，頁151－165；後文收於同書頁178－183。按林氏兩文並謂《御注》所采孔安國說凡十四事，王肅《注》十三事，失之。

  [6]按此八字為玄宗〈孝經序〉開首二句。

  [7]阮福《孝經義疏補》，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26。

  [8]阮福云：「今碑在西安府學墨洞內，石高九尺；連蓋連臺，共高一丈五尺。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是李齊古〈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為太子亨篆書。」（《孝經義疏補》，頁8）另參王昶《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石臺孝經〉條。按此《孝經》碑今在西安碑林。

  [9]《孝經‧序‧疏》，頁6。此疏「請文藏秘書」句，阮元《校勘記》云：「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10]《隋書》，1973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935。

  [11]劉炫《孝經述議》卷一云：孔《傳》「後魏以來，無聞見者。開皇十四年，書學博士王孝逸京市買得，以示著作郎王邵，邵遣送見示，幸而不滅，得至於今。」（林秀一輯《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1953年，東京：文求堂書店，頁98）又《唐會要》卷七十七載開元七年四月劉知幾上議，亦言：「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云云（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407），是孔《傳》之發現，實由王孝逸購得之，可補史傳記載之闕略也。

  [12]《正義》解「劉炫明安國之本」云：「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此說殊誤。按劉炫疏釋孔《傳》之義者，乃《孝經述議》，非《稽疑》也。劉炫《孝經述議‧序》末固明言：「孔《傳》之訛舛者，更無他本，莫與比校，作《孝經稽疑》；鄭氏之蕪穢者，實非鄭《注》，發其虛誕，作《孝經去惑》。」（《述議復原》，頁64）知劉炫除《述議》外，別著《孝經稽疑》、《孝經去惑》兩書。而《稽疑》意在駁正孔《傳》之訛舛，非為發明《傳》義也。即此一端，可知邢昺輩實未見劉炫《孝經述議》也。

  [13]〈隋志〉著錄劉炫《孝經述議》五卷（《隋書》，頁934），兩〈唐志〉同（《唐書》，1975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980；《新唐書》，頁1442），其書中土久佚。1942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於訪查舟橋清賢家所藏故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復由日本舊籍鈔寫、過錄之《述議》遺文，蒐輯排纂，錄為《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一書，《述議》舊貌，大體可見。此處引文，見林氏《述議復原》頁64。

  [14]按《孝經孔傳》出後人依託，非西漢孔安國著，學界已有定論。（參林秀一〈孝經孔傳の成立に就いて〉，收於《孝經學論集》，頁235－248）過去學者多沿〈隋志〉之說，以其書為劉炫所偽。今因《述議》殘本之發現，林秀一根據《述議》疏釋《傳》義，劉炫屢屢駁斥孔《傳》之說「非經旨」，其例凡二十餘見；又〈三才章〉：「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孔《傳》：「登山而呼，音達五十里，因高之響也；造父執御，千里不疲，因馬之勢也。」《述議》云：「『登山而呼，音達五十里』，蓋有成文，不知所出。」使孔《傳》果劉炫偽造，自無不知其文出典之理。然則舊以孔《傳》為劉炫依託者，其說誣矣。（林氏《述議復原》，頁44－49）按上引劉炫《孝經述議‧序》，知渠另著《稽疑》一書，專辨孔《傳》之訛舛。果孔《傳》出劉炫偽造，則渠護惜之猶恐不及，豈有復撰《稽疑》一書，自揭其短之理？此尤孔《傳》非出劉炫偽造之明證也。

  [15]《孝經‧序‧疏》言：《鄭氏孝經》，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在）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頁3）按邢氏以鄭《注》北朝魏、齊時始立於學官，此說非是。《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載：元帝大興初，「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荀崧上疏，請增立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元帝下其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976－1978；又《宋書》，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60－362）似《孝經》鄭《注》雖欲立學，以王敦之難，不果行。惟據《晉書‧職官志》言：「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頁736）知大興初簡省博士為九人者，為已施行之事實；荀崧請增四人，元帝准立三人，因王敦之難擱置；元帝末年，卒增《儀禮》、《公羊》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據此，則《孝經鄭注》東晉時固已立於學官，魏、齊承之耳。

  [16]《南齊書》，1972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683－684。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原注：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原注：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翁元圻注《困學紀聞》，1974年，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頁458）

  [17]《南齊書》，頁685。

  [18]〈隋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則梁、陳、北周、北齊及隋代，鄭《注》皆立於學官。

  [19]劉炫《孝經述議‧序》云：「鄭氏之蕪穢者，實非鄭《注》，發其虛誕，作《孝經去惑》。」知劉炫亦以《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特撰《去惑》一卷，以訂其「虛誕」。此書中國久佚，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劉炫《孝經去惑》一卷（《古逸叢書》本，頁7），則其書唐代曾流播海外矣。

  [20]《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載：「開元七年三月一日敕：『《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頁1405－1406）

  [21]《唐會要》，頁1405－1410。

  [22]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30。按王應麟《玉海》「唐六家孝經」條言：「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自作序云『舉六家之異同』。」（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刊本，卷四十一，頁31）此沿《崇文總目》之誤也。

  [23]朱彝尊《經義考》，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卷二二三，頁3。按此文「開元所采六家之列」，「列」字原誤「例」，今以意改正。

  [24]翁元圻注《困學紀聞》，頁457。

  [25]同上注。

  [26]陸德明《經典釋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刊宋元遞修本，卷一，頁29。

  [27]張舜徽語，說詳氏著《廣校讎略》卷二〈作者姓字標題論〉、〈補題作者姓字論〉諸篇（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

  [28]《隋書》，頁933。

  [29]《唐書》，頁1442；《新唐書》，頁1980。

  [30]《唐會要》卷三十五〈經籍〉載：「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畢備。至貞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頁643）又「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頁644）又開元時，以內庫所藏舊籍，殘缺錯亂，「七年五月，降敕於秘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繕寫之」。（同上）由於唐時朝廷多方蒐訪，前代亡逸之書，往往間出。

  [31]阮福《孝經義疏補》，頁24。

  [32]《隋書》，頁933－934。

  [33]《唐書》，頁1442；《新唐書》，頁1980。

  [34]見馬國翰輯《孝經訓注‧序》。按魏氏之書，馬國翰輯本依邢氏作「魏真己著」，誤。檢《正義》實言「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孝經‧序‧疏》，頁4），馬氏誤記，以「真克」為「真己」耳。其書〈隋志〉不載，兩〈唐志〉著錄魏克己注《孝經》一卷，馬國翰謂此與《正義》所引之魏氏「蓋本一人」，理或然也。馬氏輯本采錄魏氏之說僅十二節，遺漏四節，詳余〈《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茲不具論。

  [35]林秀一《孝經學論集》，頁160－162；林氏〈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一文亦持此說，同書頁183。

  [36]見〈開宗明義章〉「教之所由生」、〈事君章〉「進思盡忠」兩文《注》、《疏》。（《孝經注疏》，卷一，頁2－3；又卷八，頁3－4）

  [37]《唐會要》，頁658。

  [38]《古逸叢書》本《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卷首元行沖〈序〉；參拙作〈《經義考》孝經類別錄〉「唐明皇《孝經注》」條（2000年，《書目季刊》34卷第1期）。

  [39]《唐書》卷一百二行沖本傳載：「上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頁3178）又《新唐書》卷二百行沖本傳：「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于學官。」（頁5691）四庫館臣乃言：「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刊本，卷三十二，頁6）其說殊誤。

  [40]《唐書》，頁1981。按元行沖《孝經疏》，〈舊唐志〉、〈宋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並作三卷；〈新唐志〉作二卷。《四庫全書總目》遂謂：玄宗《御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卷三十二，頁4）館臣以元《疏》作三卷者為天寶重修時所增，其說實非。檢《古逸叢書》所據日本享祿古卷子本《開元御注孝經》，其〈三才章〉額上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據此可知：開元時，元《疏》原即分上中下三卷（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光緒二十三年鄰蘇園刊本，卷二，頁18），天寶重修《孝經疏》，刊改無幾，故悉仍舊帙也（說詳下）。〈新唐志〉作二卷者，傳寫偶誤耳，當從〈舊唐志〉、〈宋志〉等作三卷為是。

  [41]林秀一〈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孝經學論集》，頁162。

  [42]《新唐書》，頁1442。

  [43]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唐明皇《御注孝經》」條云：「按〈唐志〉作《孝經制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頁70）《經義考》同。（卷二二四，頁1）《四庫全書總目》亦言：「《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玄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卷三十二，頁4）

  [44]見〈庶人章〉：「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注疏》，卷三，頁3）、〈三才章〉：「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云云（卷三，頁4）、〈聖治章〉：「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卷五，頁5－6）、〈事君章〉：「退思補過」（卷八，頁4），各文《正義》俱引《制旨》之說。

  [45]拙稿〈《經義考》孝經類別錄〉「唐明皇《孝經注》」、「唐明皇《孝經制旨》」條有說，茲不具論。

  [46]《唐開元御注孝經》，《古逸叢書》本，頁23。

  [47]《孝經注疏》，卷八，頁4。

  [48]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考〈事君章〉『退思補過』，《注》云：『君有過失，則思補益。』《疏》云：『出《制旨》。』然則《注》義出於《制旨》，必先有《制旨》而後有《御注》。蓋《制旨》即《講疏》，明皇先為《講疏》，敷演其義，然後約其文以為《注》，又命元行沖本《制旨》之意為《注》作《疏》。」（1980年，北京：中華書局，頁61）此說殊誤，余氏未審玄宗《御注》有前、後兩本，因誤斷也。使如其說，《制旨》既為《講疏》，成書在前，玄宗約之以為《注》，何其不憚煩乃爾，「又命元行沖本《制旨》之意為《注》作《疏》」，豈非屋下架屋？其言「先有《制旨》而後有《御注》」，則此《疏》末云「此理為勝，故易舊也」，將何者為舊而易

• 《风险投资史》读书笔记：风投资本智慧与创新投资方法总结

  作者：月出渐分明 发布时间：2024-05-29 10: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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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风险投资史》的前言中，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提到了自己在撰写了对冲基金的编年史《富可敌国》之后，又着手编写了这本关于风险投资的编年史。他详细地介绍了不同年代成功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的投资方式和人才招聘策略。

  书中指出，风投基金在创投企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创始人的能力：帮助创业者提升管理和运营企业的能力。

  调查分析创业企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设计企业的战略目标，市场目标和定价策略等。

  招聘外部高管：为创业公司引入有经验的管理层，以促进公司成长。

  设置激励计划：设计股权，期权等激励机制，鼓励团队成员为公司的成功作出贡献。

  找到下一轮的融资资本：帮助创业公司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

  扩展创始人的视野：提供行业洞察和战略指导，帮助创始人拓宽视野。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风险投资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风险投资较为繁荣的国家，经济增长也相对较高，这就显示了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尽管风险投资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行业，但同时也是一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领域。从整体上看，

  风投企业的中位数回报率可能低于股市的回报率

  。然而，根据幂律分布（Power Law），那些20%的成功的投资案例为社会和企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赚取了了80%的回报。这比二级市场更加偏态分布。对于大多数技能和经验不足的人来说，从事风险投资很可能会失败，他们往往成为成功者的“炮灰”。

  这本书能够写成其实挺不容易的，作者花费千辛万苦才采访到了许多风投基金的大佬，许多人在这期间都严词拒绝采访，不像泄露商业机密，但是随着接受采访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人也不得不“乖乖就范”，为的是书里面写的内容不能不利于自己活着不准确。这本书写成的经历和《富可敌国》哪本书有点像，具体可以听张小珺和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播客。

  从风险投资的过去看其未来

  1. 风险投资导致金融模式的转变：在制造业快速扩张的时期，主要的金融支持模式是银行贷款，而纽约作为当时的金融中心，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风险投资提供了一种与银行贷款截然不同的金融模式，它通过直接向初创企业注资以换取股份，为创新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这种新型的模式主要在西海岸繁荣起来，而不在传统的东海岸的金融中心。

  2. 经济挑战与风险投资的机遇中风投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等因素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二级市场表现惨淡。与此同时，硅谷的一级市场投资者通过投资新技术和新产业，实现了远超二级市场的回报。

  3. 一级市场的恢复力更强：书中提到，尽管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时会处于相同的经济周期，但一级市场的“寒冷期”往往更短，恢复速度更快。这可能是因为总有大量的小型企业和新兴科技，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机会，为一级市场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活力。

  风险投资是一场九死一生的登月式冒险

  在科技创新的领域，那些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想法往往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真正重要的创新是那些听起来似乎不可能的创意。

  在风险投资的世界里，成功往往遵循着一种

  偏态分布

  ，极端的成功案例会对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像杰夫·贝佐斯离开电影院后，留下的人们的平均财富会大幅下降一样，那些极少数的成功投资能够为风险投资人带来巨大的回报。这种偏态分布的现象在金融领域尤为明显，传统的金融投资人们通常假设市场的价格变动是正态分布的，但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的发生证明了这种假设的局限性。

  风险投资基金的成功案例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例如，霍斯利-布里奇公司在1985年至2014年间支持了7000家初创企业，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投资，

  即总资本配置中的5%，却创造了60%的回报。

  这种偏态的回报模式在其他风险投资人的报告中也得到了体现，如Y-Combinator和彼得·蒂尔所描述的，

  最佳投资的回报往往等于或超过了基金其他投资的总和

  。

  然而，这种偏态分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风险投资是一个容易成功的领域。相反，大多数创业公司最终都会失败，他们的股票价值将归零，这对于股市投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正是这种极端的成功案例，那些能够创造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回报的企业，使得风险投资成为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领域。

  风险投资人在寻找创新时，往往不会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他们倾向于招聘那些能够

  从头开始重新思考问题的人

  ，就像零售创新并非来自传统的零售商，而是来自

  亚马逊

  ；媒体创新并非来自传统的媒体公司，而是来自YouTube、

  Twitter

  和

  Facebook

  这样的新兴平台。

  风险投资人为初创企业提供的

  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大客户、有才华的员工的引荐，以及成熟企业在团队建设、资源分配和战略规划方面的经验和模式。

  他们的网络是流动的、不定型的，这为他们提供了市场的灵活性。

  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风险投资人不会仅仅从过去的数据中推断趋势，规避极端的尾部事件。他们更愿意抛开过去的束缚，

  专注于那些小概率但潜在影响巨大的尾部事件

  。这种思维方式使得风险投资人能够在新兴科技领域中发现和支持那些具有颠覆性潜力的企业。

  尽管风险投资人在支持新兴创业公司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在管理市值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方面，他们的表现并不总是成功

  。例如，

  WeWork

  和

  优步

  这样的公司在风险投资人的管理下遭遇了挑战。这表明，尽管风险投资能够带来巨大的成功，但它也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和挑战。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机遇的时代，风险投资人们继续在科技的前沿领域寻找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他们的故事，就像一场九死一生的登月式冒险，既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成功，也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但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和对创新的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仙童八叛将和阿瑟洛克对股权秩序的颠覆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1章和第2章中，我们见证了硅谷的崛起和风险投资文化的变革。这段历史不仅讲述了地理和文化的结合如何催生了创新，还展示了风险投资如何从一种边缘金融活动转变为推动技术革命的核心力量。

  第1章 仙童“八叛将”集体出走，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揭示了硅谷独特的创新魔力。这里不仅有自由开放的创造力，还有积极进取的商业野心，两者的结合孕育了重塑社会和文化的企业。肖克利的研究员们面临的抉择，以及他们最终决定离开并寻求自己的道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们的故事，以及像ARD这样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的尝试和挑战，为后来的风险投资模式奠定了基础。

  第2章 颠覆股权秩序，新的风险投资文化蔚然成风，讲述了风险投资如何适应并推动了一种新的股权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人如阿瑟·洛克和戴维斯通过创新的融资方式和对人才的重视，打破了传统的股权分配模式。他们支持的公司，如

  仙童半导体

  和

  英特尔

  ，不仅成为了技术和商业上的成功案例，还推动了一种新的企业文化，

  即通过股权激励来吸引和保留人才

  。

  这两章内容强调了风险投资的几个核心原则：投资于正确的人，接受风险，以及通过股权激励来管理风险和

  奖励长期承诺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风险投资人，也适用于创业者，两者的合作是推动创新和成功的关键。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风险投资如何从一种简单的金融活动，成长为一种能够激发和塑造整个行业的力量。

  在硅谷早期的历史中，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家公司不仅孕育了诸多技术创新，更成为了风险投资和创业精神的摇篮。仙童的诞生，源于一次对投资条款的苛刻谈判，这导致技术合伙人们未能从他们的创业中获得应有的财富。这种不满情绪和对更公平股权分配的渴望，激发了包括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内的“八叛将”离开仙童，去创建了

  英特尔

  （

  Intel

  ）和高级微设备公司（

  AMD

  ）等一系列后来在半导体行业占据领导地位的公司。

  在这个转折点上，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不仅是

  英特尔

  最早的投资人之一，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推动者，帮助这些技术天才们实现了他们的创业梦想。洛克坚信，人才是科技初创企业最宝贵的资产，他通过创新的融资和股权分配方式，确保了创业者和关键员工能够分享到公司未来的成功。

  后来仙童的前员工们在离开后，

  不仅创立了新的公司，还成为了风险投资的合伙人

  ，将他们在仙童获得的经验和人脉传承下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创业和投资网络。这种现象表明，硅谷的成功不仅仅建立在技术创新上，更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和社区精神。仙童及其“叛逃”的合伙人们所创立的公司，成为了硅谷创投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实干主义投资与硅谷创新网络的崛起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3章和第4章中，我们看到了70年代风险投资的转型和实干主义投资风格的兴起。这一时期的风险投资人不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而是成为了积极参与企业经营的合作伙伴，他们通过

  分阶段融资和积极行动主义

  来降低投资风险，并推动初创企业的成长。

  第3章强调了新型风险投资人如何通过分批注资和积极介入来管理“白热化风险”。这种策略意味着投资人会根据初创公司达成的里程碑来决定是否继续投资，从而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和风险的可控。例如，（1）雅达利的商业风险：唐·瓦伦丁在投资雅达利时，面对的主要是商业风险而非技术风险。他采取了积极行动主义的策略，通过分阶段融资来降低风险，只在公司达成特定里程碑后才继续投资。这种方法使得瓦伦丁能够控制投资节奏，确保资金用于降低风险的关键领域。（2）基因泰克的技术挑战：基因泰克面临的是重组DNA技术的开发风险，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挑战。珀金斯和斯旺森通过识别这项技术的商业潜力，并设计出一种降低实验成本的策略，将“白热化风险”转化为可行的投资机会。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实验室，而是将早期工作外包给现有的实验室，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加速了研发进程。

  第4章讲述了

  苹果公司

  的早期故事，展示了硅谷风险投资网络的力量。

  苹果

  的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虽然在初期遭到了一些投资人的拒绝，但最终通过这个网络找到了合适的支持者。特别是红杉资本的唐·瓦伦丁，他的投资不仅为苹果提供了资金，还带来了宝贵的资源和经验。苹果的成功上市，成为了当年规模最大的IPO之一，也标志着瓦伦丁风险投资生涯的一个高峰。

  这两章内容揭示了风险投资在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阶段融资和积极行动主义，风险投资人能够帮助初创企业克服早期的困难，实现快速成长。同时，这也体现了硅谷文化中对于人才、创新和合作的重视，以及这些因素在推动整个高科技行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硅谷西海岸风险投资文化的胜利与专业化投资的崛起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5章和第6章中，我们看到了西海岸特别是硅谷风险投资文化的独特性和其带来的显著回报。这一时期的风险投资不仅关注技术创新，还强调了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风险投资网络在促进创新和企业成功中的重要作用。

  西海岸投资风格的胜利和社会学视角下的硅谷优势

  从1987年开始，美国政府为了对抗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压力，每年向硅谷的投资联盟投入1亿美元，这不仅帮助了硅谷的技术进步，也加速了其成为全球技术中心的过程。与此同时，硅谷的小公司文化以其竞争和合作的活力，与

  东海岸和日本

  的大型、垂直整合的电子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西海岸获得了更高的增长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社会学家萨克斯尼安提出，硅谷的优势在于其

  大量高科技创业小微企业聚合在一个地区

  ，弱关系所促进的思想分享和创新。这些弱关系的存在，使得创意和信息在硅谷能够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这种社会网络效应并非偶然产生，而是风险投资人积极培养的结果。风投作为链接的纽带，他们通过建立强大的人际关系网，为初创企业提供了人才和资源的基础。

  美国东海岸与硅谷的投资风格差异巨大

  ，

  与硅谷的活跃相比，东海岸的风险投资更为谨慎，偏好向已有成熟产品和销售的企业提供发展资本，而不是冒险投资初创企业。这种保守的风格限制了东海岸在风险投资领域的成长。

  风险投资网络的培养和专业化投资的兴起

  风险投资人如比尔·扬格通过

  有意识地建立人际关系网，邀请行业内最优秀的人才共进午餐

  ，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范围，这不仅帮助他们站稳脚跟，也为初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风险投资人们通过与创业者的紧密合作，帮助企业克服挑战，实现增长。例如，红杉资本在

  思科

  的案例中，通过引入合适的管理者和维持公司间公平竞争的声誉，帮助企业成功。

  随着风险投资业务的扩张，专业化投资变得更加可行。例如，阿克塞尔合伙公司专注于

  特定技术领域的投资

  ，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解创业者的需求，实现了较低的失败率和高回报。限定在某几个创业领域研究的专家型投资人开始在风险投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深入的行业知识和对创业者的支持，帮助企业成长，并带来了显著的回报。

  19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风险投资和雅虎，谷歌的崛起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7章和第8章中，我们见证了风险投资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显著转变，以及它如何塑造了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爆炸性增长。

  雅虎

  和

  谷歌

  的巨大成功

  第7章讲述了

  雅虎

  的崛起，它从一个简单的网站目录发展成为一个媒体巨头，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其

  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红杉资本对雅虎的投资，以97.5万美元换取了32%的股权，这一决策最终证明是极其成功的。雅虎的案例展示了风险投资界对初创企业评估方式的转变，从注重收入转向注重势头、吸引力和品牌。孙正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雅虎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提供了1亿美元，这超出了当时风险投资的普遍投资规模，这帮助雅虎迅速确定了龙头地位。雅虎所在业务领域的逻辑是赢者通吃，即互联网用户很可能倾向于使用单一的方式在网络上搜索信息，因此竞争必然会特别激烈。赢家将获得在线广告收入的最大份额，而其他人只能获得九牛一毛。孙正义的投资方式是威胁雅虎的投资者，如果不给投资到雅虎，他将会投资雅虎的竞争对手，事实证明，这种威胁有一定的效果。

  第8章则聚焦于

  谷歌

  的创立和发展。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凭借其搜索引擎的先进技术，成功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从天使投资人安迪·贝托尔斯海姆那里获得了关键的初始资金，并最终吸引了风险投资公司的关注。谷歌将发行两类股票。第一类由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持有，授予其在决议重大公司决策时10票的投票权。第二类由外部投资人持有，只授予其1票的投票权。总而言之，

  外部投资人将只获得全部投票权的20%。而内部人士，尤其是布林和佩奇，将保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这种方式后来被许多其他公司效仿。

  风险投资的新模式：成长型基金

  这两章还展示了风险投资的新模式，包括天使投资人的兴起和成长型基金的发展。天使投资人为创业者提供了传统风险投资之外的融资途径，而

  成长型基金则为成熟阶段的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它们快速扩张

  。同时，这些章节也揭示了风险投资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角色。在这一时期，风险投资人们纷纷向初创企业投入巨额资金，期望通过快速增长获得巨大的回报。然而，随着泡沫的破裂，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发现自己面临资金过剩和投资机会匮乏的双重困境。

  成长性基金的典型案例是孙正义，孙正义在美国网络股泡沫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虽然有

  雅虎

  这种成功的案例，但是大部分失败的案例导致他在2000年之后的泡沫破灭之后财富损失了大部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孙正义的

  软银集团

  市值

  从2000亿下跌了99%

  ，

  过多的早期资本可能导致泡沫

  书中还讨论了风险投资在面对市场变化时的挑战，包括如何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一些风险投资人开始反对大额投资和过度干预初创企业，主张更加精益和灵活的投资策略。这些过多的资本可能导致泡沫或者导致资本的浪费。

  2000年代：天使投资人的崛起和风投的全球化浪潮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9章和第10章中，我们看到了风险投资行业在面对新兴市场和技术变革时的适应和创新。这些章节着重描述了反传统风险投资模式的涌现，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崛起。

  Facebook

  的创业和天使投资人的崛起

  第9章聚焦于

  Facebook

  的早期融资，以及天使投资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Facebook拒绝了基准资本和

  谷歌

  的投资，转而选择了天使投资人的资金，这反映了一种趋势：创业者更倾向于接受那些能理解他们愿景并提供必要支持的投资者。这种趋势也揭示了风险投资界与创业者之间代沟的扩大。这些天使投资人更倾向于给创始人更大的权力，只作为财务投资者，不会干预企业的经营和职务任命，这给了创始人更多的权力和股权配额，这展示了在

  风投资本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中，创业者和风投的权力关系在发生变化

  。资金变得便宜，优秀的创业者则更为珍稀。

  同时，这一章节也探讨了风险投资合伙人与年轻创业者之间的代沟，以及由此产生的反传统风险投资模式。蒂尔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和格雷厄姆的Y Combinator（YC）就是其中的代表。YC通过提供

  小额资金、指导和网络支持

  ，帮助创业者快速成长，这与通常的风险投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格雷厄姆在对风险投资现有机构的缺点总结分析后，提出了小额投资的理论，即

  大额投资对有风险的软件类初创企业有害

  。他提出了集合投资的想法，并发明了一种简单、不唐突的方式，将

  计算机

  科学家变成创业者。格雷厄姆的新投资体系与传统的风险投资不同，在他看来，自己不仅仅是在会见创业者，利用他们的才华，而是在招募年轻的程序员，创造创业精神。

  中国市场的崛起

  第10章则将视角转向中国，讲述了风险投资如何助力中国经济的腾飞。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市场的风险投资基金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全球风险投资的重要力量。

  百度

  、

  阿里巴巴

  、

  腾讯

  和

  小米

  等公司的崛起，挑战了美国初创公司的主导地位。其中孙正义对中国的投资将会重新撑起他因为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而缩水的财富。当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孙正义的股权价值580亿美元，这毫无疑问是风险投资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没有之一。，而徐新和沈南鹏的投资故事也体现了中国风险投资的特色和成功。红杉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如

  京东

  和字节跳动，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自从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风险投资逐渐走向全球化。在中国风险投资的成功，需要对本地市场深刻的理解和适应，中国本地的投资人做的更好。

  2000年后风投的发展预示了风险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对新兴市场的重视，以及对传统投资模式的挑战和创新。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加速，风险投资将继续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扮演关键角色。

  凯鹏华盈的衰落和“全球套利”时代的来临

  凯鹏华盈的衰落

  曾经作为最大风险投资巨头的凯鹏华盈的投资组合公司的市值据说占

  整个互联网行业总市值的1/3

  。然而，到2015年左右，在经过一系列平庸的投资之后，凯鹏华盈终于从榜首“退位”了，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清洁技术投资的失败：因为杜尔对社会责任的追求和过于理想化的环保愿景，公司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清洁技术领域，包括太阳能、生物燃料和电动汽车等。然而，这些投资因为

  资本需求巨大、项目周期长

  ，也没有互联网行业具备的网络效应的特征，并且遭遇了市场的低估值和风险投资界对创始人不够友善的问题，最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1. 文化和管理问题：凯鹏华盈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影响了公司文化和管理，这可能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无法有效执行挽救清洁技术投资损失的举措，以及进入中国市场的策略受阻。

  2. 人才和团队问题：公司引入了一些没有投资经验的新成员，而且这些新成员

  年纪较大

  ，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这

  与公司培养年轻进取人才的理念相悖

  ，他们也无法理解新生代创业者的想法和思路，这影响了公司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3. 性别和多样性问题：凯鹏华盈在性别多样性方面也面临挑战，杜尔因为有两个女儿，认为自己应为推动性别平权，招聘了很多而女性合伙人，但是公司文化和管理层面对女性不利，这可能影响了公司吸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与凯鹏华盈相比，阿克塞尔雇用的女性更少，但在赋予她们权力方面则更为成功，他们让两名女性晋升到了公司的最高层。阿克塞尔培养和信任年轻投资人的文化似乎成了其成功的秘诀。吉姆·斯沃茨回忆道：“与

  Facebook

  或任何其他投资相比，我更为这种文化传承和在企业中成长的每一个人感到自豪。”

  “全球套利”时代来临

  "全球套利"时代的到来确实证明了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扩张模式是成功的，同时也表明其他国家在复制美国风险投资和科技行业的模式时也能够取得成功。

  1. 美国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成功模式，如

  Facebook

  、

  谷歌

  等，具有强大的全球吸引力，能够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所接受。这使得他们的增长不止局限在本土，考虑到全球化市场，他们的营收和估值可以有更高的天花板。比起利润，投资人更应关注增量利润。通过增量思考，投资人可以预见未来

  2. 本土化创新：尽管其他国家在复制美国模式，但成功的企业往往能够结合本土市场的特点进行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地需求。比如

  阿里巴巴

  ，

  百度

  ，

  腾讯

  。俄罗斯的其他互联网公司，包括

  Facebook

  的克隆版网站VKontakte等等。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风险投资和科技行业迅速发展，他们都在迅速抄袭美国的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成为全球套利的重要参与者。

  3. 资本的全球流动：全球套利时代的资本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投资机会，促进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其中老虎全球基金和DST基金是佼佼者，它能够建立覆盖全球各个行业杰出公司的电子表格，并对这些公司的收益和公允价值进行建模分析；它也能够快速响应和应对来自其他大洲投资目标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如果风投基金在创业企业的成熟期但是快速成长全球化的时期，投资一家在规模和成熟度上足够上市的公司，因此，他会表现得像一个上市公司的股市投资人那样，采取被动策略。不需要拿到董事会席位，仍然可以创造足够好的收益。

  红杉资本持续成功的密码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13章中，我们深入了解了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成功要素，这个风险投资公司不仅在美国，还在中国等地区取得了卓越成就。以下是对红杉资本成功关键因素的总结：

  1. 全面和多元化的投资策略：红杉资本提供全面的投资策略，覆盖

  从天使投资到成长型投资

  的各个阶段，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加密货币等。并且红杉资本不仅在风险投资领域取得成功，还在

  成长型投资、对冲基金和传承基金

  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多元化投资。比如对冲基金等投资方式也结合了他们对风投的认知，让不同的团队之间交流融合，提高了投资技术，也都也得了不错的成绩。

  2. 拥抱年轻人和新兴创业者的团队文化：红杉资本重视初创企业文化和对卓越的追求，强调团队建设和

  青年人才发展

  ，培养具有自主能力和领导潜质的人才。他们的创始人和合伙人的传承接班计划比较好，基金的名字也没有以创始人的命名命名，大家视为一个共同的远景和公司工作，年轻人有上升空间和奋斗的动力。红杉资本为新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培养路径，让他们跟随经验丰富的同事学习，参与不同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吸收多样的创业文化。红杉资本的领导层愿意为了确保他的队友们有强大的动力，将自己的薪水削减了1/3，签字放弃了一大笔未来薪酬，并将这部分收益分享给他人。他们愿意给年轻人真金白银的让利，这使得他们领导层和年轻的领导层之间可以完成一次平滑的转变，这使得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公司。

  3. 主动性思维和行为科学应用：吉姆·戈茨（Jim Goetz）推动了主动性思维的建立，通过预测技术发展趋势，找到快速发展的赛道和行业，提前布局未来可能成功的初创企业。鲁洛夫·博塔（Roelof Botha）将行为科学引入风险投资，帮助团队克服认知偏差，提高决策质量。而且他们还会技术手段，如“早起的鸟”系统，跟踪应用商店下载量，寻找投资线索。

  4. 侦察员计划和人脉网络的建立：红杉资本实施了侦察员计划，让已经成功的顶级企业者去寻找下一批创业者中最耀眼的明星，鼓励成功的创业者为公司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这一策略帮助公司捕获了多个独角兽企业。博塔和他的合作伙伴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给你10万美元来投资，如果成功，我们拿走一半的收益，作为侦察员的你可以保留另一半。”显然，这种安排将为红杉资本带来投资线索，这意味着已经成功的顶级创业者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为红杉资本寻找下一批企业者中最耀眼的明星。长期里看，他们建立了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包括与新型的风投基金：YC等机构的合作，以及侦察员网络的建立。这都导致他们在硅谷的风投人脉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

  5. 全球视野，和移民创业者和投资人打好关系：红杉资本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如中国和印度，也展现出了强大的投资能力和对本土市场的深刻理解。他们聘请当地出身的投资人来管理当地的风投资金，不做太多干涉，但是经常开会进行讨论，这使得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得以传递，但是有保证了各个国家本土基金的火力。红杉资本

  相信移民的勇气和毅力

  ，也因为红杉资本一直与移民息息相关：莫里茨、莱昂内和博塔分别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意大利和南非，而红杉资本的成功投资案例中，有3/5的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创始人。

  红杉资本的成功故事是风险投资行业的典范，展示了如何通过综合运用人才、策略、文化和技术，实现持续的成功和行业领导地位。

  硅谷的洗牌：独角兽公司的泡沫与治理危机

  在《风险投资史》的第14章中，我们目睹了硅谷在面对市场泡沫和投资实践失误时的洗牌过程。独角兽公司是指那些估值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私营公司。以下是对本章内容的总结：

  1. 资金充裕与监督缺失：充裕的资本使得诸如

  WeWork

  和

  优步

  等独角兽公司

  能够保持私有化，同时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监督

  。WeWork的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和优步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在没有足够监督的情况下推动了各自公司的扩张。软银的孙正义向WeWork投资巨额资金，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基准资本在其整个历史中筹集的资金总和。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好，在WeWork的丑闻发生后，独角兽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腐蚀者孙正义承认了他的错误，他说：“我的投资判断力很差。”软银也因此在Wework这个投资项目上全部亏损。Uber的情况好一点，但是后期进入的股东也基本没有获取到增值。

  2. 创始人的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冲突：诺伊曼通过租赁

  WeWork

  的建筑物积累了个人财富，而卡兰尼克则通过动态定价和融资策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两者都使得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之间出现了冲突。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拿回扣，贪污，设定不利于风投股东的条款等方式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侵占。

  3. 独角兽公司的缺陷

  ：（1）软件企业虽然赢者通吃，但是网络型商业模式存在缺陷，如边际收益递增导致的市场垄断和失败者一无所有的局面。如果投资到错误的企业，那么投资者将一无所有，这是一场豪赌。（2）后期投资的风险：后期投资独角兽公司的投资人受到破坏性的激励，他们的下行空间受到保护，因此倾向于鼓励公司不计后果地发展。最终投资收益并不理想。（3）公司治理和透明度问题：独角兽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创始人的狂妄自大和缺乏透明度导致了公司运营的问题。（4）独角兽公司应该上市，公开市场能够清除扭曲的治理结构，迫使公司承担应有的责任。

  本章揭示了风险投资和创业生态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资本充裕和市场泡沫时期，强调了良好公司治理、透明度和负责任的投资行为的重要性。同时，它也展示了一些风险投资公司和创始人在面对市场和自身挑战时的应对策略。

  总结

  1. 风险投资的随机性和成功：风险投资的成功往往看似随机，但成功的基金往往

  能通过飞轮效应建立起成功网络

  。风险投资公司的早期成功会增加其后续成功的概率，初始成功为后续成功奠定基础。初始成功可以为后面的基金进一步发展创造网络效应。如果统计1979年至2018年期间进行过募资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会发现中位数基金的表现略逊于股市指数，而前5%基金的表现则远超股市指数。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讲，这场竞赛的赢家可能只是运气好，最初的成功会让网络的飞轮效应运转起来，

  可获得这场成功可能只是随机事件

  。

  2. 风险投资的成功需要立足于合伙人的优势：风投的合伙人进行决策的时候，应该立足与自己的专业知识，人脉网络和数据分析。在这些方面建立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才能在这个比公开市场更加赢者通吃的市场中存活，成功的风险投资基金也将或者更高于平均值的回报。

  3. 风投大部分的收益来自软件企业：软件初创企业需要的资金有限，能快速带来巨大回报，导致风险投资人满足于拥有较小股份。软件初创企业作为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司扭转了一个基本的微观经济规律：他们

  面临的不是边际收益递减，而是边际收益递增

  。在大多数行业，生产者增加某种商品的供给会导致价格下跌，数量更丰富就意味着价格更便宜。相反，在网络型商业模式中，随着网络服务的扩展，消费者体验将得到改善，因此生产商可以为其产品收取额外费用。

  4. 风投在大市值公司的投资不占优势：对于高估值公司，股票市场可能提供更好的治理结构，通过IPO和公众投资人的监管，大市值公司可以走上更好的发展轨道。非上市的独角兽在风投的股权体系框架下，可能造成严重的泡沫。或者贪污腐败，甚至欺诈的行为。

  5. 风险投资的发展和影响：风险投资现在可以覆盖

  从种子到成长型投资

  的各个阶段，是创新型初创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有观点认为风险投资的资金过多可能导致企业扩张过快而失败。风险投资适合雄心勃勃、快速成长的企业，但并不适合所有创业者。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更可能上市，且其专利的重要性高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研发经费也更多，对于现在以科技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体，通过风投的模式进行投资更加有利于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

  6. 风险投资的全球影响： 风险投资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4个来自美国以外：北京、上海、深圳和伦敦。以色列、印度和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有前途的风险投资集群。就连通常在数字领域处在落后地位的欧洲，在2015年至2019年的5年里，风险投资公司数量也翻了一番。这些地方充足的风投资本促进了这些城市科技和初创企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当地提供了更多高薪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7. 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政府通过减税而非补贴来促进风险投资更为有效。政策方面的建议是：鼓励成立有限合伙企业，为初创企业员工提供股票期权，投资于科学教育和研究，同时放眼全球。

  不同时期的顶级风投企业

  

  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价值

  

  独角兽公司的各个轮次投资前估值的中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