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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从民国史料生发出的短篇随笔集，内容涉及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界、学界、文坛无所不包；文章多短小精悍、笔法生动，可读性强。作者从边角史料发散开去，有料亦有趣，可爱亦可信，可从细节处补充读者想象中

本书是从民国史料生发出的短篇随笔集，内容涉及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界、学界、文坛无所不包；文章多短小精悍、笔法生动，可读性强。作者从边角史料发散开去，有料亦有趣，可爱亦可信，可从细节处补充读者想象中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南风窗》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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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智倾其全力让那些与生俱来即会变化的事物，不至于变得一无是处。它收集、再收集那些命定要消亡与被遗忘的事物。

2.诗意就是在幽暗的时光隧道里，对美好价值的召唤与回味，它闪烁着黑暗年代的微光，温润着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里那些最敏感的心灵。

1.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2.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3.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大的。

4.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

5.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

6.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间，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嗯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

书籍介绍

本书是从民国史料生发出的短篇随笔集，内容涉及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界、学界、文坛无所不包；文章多短小精悍、笔法生动，可读性强。作者从边角史料发散开去，有料亦有趣，可爱亦可信，可从细节处补充读者想象中的民国图景。

• 作者：江海一蓑翁 发布时间：2017-02-23 13:57:42

  唐小兵老师关于民国社会生活的随笔和书评集，描写对象涵盖了学者、作家、报人、官员、军阀等在民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的各色人等，注重考察他们在新旧时代、思想潮流变换历程中的矛盾、纠结与抗争，文章多以两三千字篇幅为主，短小精悍而又微言大义，适合茶余饭后的闲散阅读。

• 作者：韩一一 发布时间：2017-09-17 14:53:09

  每一个话题都很意思，但读起来又有些寡味。

• 作者：丹AI 发布时间：2015-11-18 10:25:53

  亚隆作为一名坚定的存在主义者，受伊壁鸠鲁影响，认为死亡是彻底的虚无，生命是两片永恒的黑暗之间短暂的光，我们能做的唯有让这道光更亮。这不可谓不勇敢，但毕竟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对于死亡并没有实证过。但是，陪同恐惧的人一起面对死亡的努力，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尊严与温暖。

• 作者：greenhands 发布时间：2017-07-27 14:58:03

  感觉对那个流逝的时代，作者报有怅然若失的向往。但青山留不住，毕竟东逝水。作为青年史学家中的优秀代表，如能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居高临下研究这段历史，以作者善于积累和分析史料的优势，这本书的格局和层次可以更高些。

• 作者：好运降临椰子糖 发布时间：2018-10-28 23:35:34

  民国浮世绘

• 作者：海舟 发布时间：2017-02-02 11:40:52

  大变局中的碎屑和心情，遇见乱世中的悲歌与传奇，让我们重回民国，感知岁月沧桑中的百态人生。

• 第四辑 故旧“先知”杜亚泉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3-02-07 20:59:24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正当壮年的杜亚泉从《东方杂志》主编职位黯然转身离去。此前，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其编辑的北大《新潮》杂志如此冷嘲热讽《东方杂志》:“毫无主张，毫无选择，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无一不有……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它旧吗？它又像新。你说它新吗？它实在不配。”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更是直接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与“封建复辟”粘连在一起进行连篇累牍的激烈论述。在时人对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仍心有余悸的民初，这无疑是置论敌于死地的狠招。耿介之士，温柔敦厚如杜亚泉者，哪有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派人物那种挟洋自重、以真理卫士自居的咄咄逼人和辩才无碍？在新旧对立几成水火的民初言路中，任何一种小心翼翼试图维护传统价值的论述，都可能被轻易地贴上保守、落后、陈腐和反动的标签，而被迅速地污名化。

  就在这样一种新旧两派（其实更应该命名为温和与激进两派）人物的对垒争逐中，读者群体的阅读习惯、社会心态悄然转换。此前在都市知识人群体颇有认同度的《东方杂志》，突然变成了旧世界的象征，而被一味趋新的轻薄少年弃若敝屣。张国焘、恽代英在1919年前后不谋而合地发生了阅读的转向，从老成持重的《东方杂志》向标新立异的《新青年》一路狂奔。从此，以思想甚至意识形态改造（乃至制造）社会的乌托邦冲动，弥漫开来，翻天覆地，新旧、中西之间势如宿敌，不相容忍。譬如杜亚泉这样习惯居中思索，而意图在中西文明之间探掘出一种调适理路的知识人，也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大时代的边缘人。

  在一个主义张扬的时代，意识形态往往成为最强有力的精神图腾，而像杜亚泉这样怀抱理性与温情，主张包容与多元的知识人，难免成为排他性和独占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的“敌人”。可问题是，裁断历史、臧否人物有时候并不能仅仅依据一时的得势或失势，而更应该瞩目于价值论述在长时段内的有效与否。转眼之间，悠悠百年，回头重读杜亚泉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评论，就会发现，真理往往隐含在不温不火的论述之中，而这种心平气和的论述，在一个心智迷狂的大时代，太缺乏智性上的卡里斯玛魅力了，因而容易被当时的读者所轻忽，甚至鄙视。

  在民初的语境中，让杜亚泉忧心忡忡的是迷乱之人心，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黄金世界。他担心西方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弥漫到中国，若同时将传统的精神价值虚无化，势必导致中国人精神生活摧枯拉朽式的庸俗化、物欲化，最后呈现的是一个高度空心化的“黄金世界”：

  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故认为精神界之变动，毋宁认为物质界之变动。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界之变动，本具有左右精神界之势力。自西洋之物质文明输入以后，吾社会全体，对于物质界之欲望顿增，故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生活程度之高，乃倍蓰于曩日。世风既因之日侈，富力即因之日竭。一方面以纵恣其欲之故，致生计之艰难愈甚；一方面以不满所欲之故，觉生涯之缺陷尚多。处艰难之境，怀缺陷之心，其精神自然抑郁愤闷，对于现社会之占有势力者，思一切破坏之以为快。

  这种砸烂旧世界的极端心志，与革命的乌托邦思想一结合，就形成了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一个源头。

  在物欲完全丧失规约，而工具理性、政治暴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人格都在市场交换的空间里迅速贬值，成为不值一文的符号，角力的世界肯定的是金钱、权力和资本的价值。在杜亚泉看来，这种恶性而不规范的竞争，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丧失道德底线的“赌博社会”，这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而人心空洞无归的畸形时代：

  穷奢极侈挥霍如意者，皆赌博社会中之胜利者，妻啼儿号，贫不能自存者，即赌博社会中之失败者也。夺失败者之藜藿，以为胜利者之膏粱；褫失败者之衣褐，以为胜利者之文绣；竭失败者之精血，以泽胜利者之身；剥失败者之肌肤，以果胜利者之腹。吾侪之社会，乃间接的人将相食之社会。

  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不义、朽败之社会的预感，杜亚泉体察到了，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以传统中国的价值系统灌注新时代之必要。不同于当时新文化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主张，杜亚泉言说一种东西文明相调和的道路，将中国精神文明克己的德性，与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奋斗的精神，两相结合，主张以西方科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刷新”，反对极端保守派的深闭固拒，同时又主张对西方文明进行“相当的吸收”，但又反对盲目而完全的仿效，认为若如此，则会在精神世界节节败退，一无所守。杜亚泉将之命名为介乎新旧中西之间的“接续主义”。

  可这种折中、温和而理性的接续主义（或曰调适主义），在天地玄黄狼突豕奔的时代，又有几人肯耐心聆听并理解？历史的阴霾挤压、盘旋在知识人的思想天空，几乎容不下过多的盘算与思量。可回头想一想20世纪革命中国付出的惨烈代价，以及迟延至今无从驱散的虚无主义，又会觉得杜亚泉仿若在历史的窄路颠踬行走的先知，虽难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单，却娓娓道出了时下的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盛世危言”。

• 与民国相遇，与文雅相叙

  作者：文森 发布时间：2017-10-29 23:38:50

  人与书的相遇，或金风玉露，或百感杂陈，或掩卷长嗟，或桃李江湖。得遇唐小兵老师的《与民国相遇》一书，应如作者所愿是故旧相逢、畅叙相宜的观感。其书的关怀在乎文与雅，并在写作中示范着文雅。

  文质与雅致，终须归善于人，并只能由人来演绎。近代百年来，对于“文明社会中的人”存在多种称谓。如梁任公视角宏大、擅长论政者，谓之曰“民”。后世主要继受了这一传统，遂有“人民”一称流行、定鼎。

  青年毛润之读《新民说》有批语道“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显示出对“人民”概念的熟稔，可以侧见当时精英的语词惯习。这也或多或少隐含了一个“相对于人民”的自我认同，即“不属于人民，而设计国家、规训人民”。此种观念，以孙文等务虚的大政客为甚。

  《相遇》关注的不是“人民”，而是“人”。一来，书中所察所写多为个体轶事，写及的人和事再多，也定然个个留名，耐心些总能数得过来，每一个故事也都细腻到可以走心；二来，著述暗含了去政治化的话语倾向，对小人物和小故事的刻画描摹有多重视，对大人物和大事件就有多不重视。

  所谓不重视，其理略同“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没说什么”，或许悄悄完成了一种漠视，乃至否定。不踩“大人物”的热点，不作宏大叙事。不惟不追具体的大人大事，甚至不立伟大人格——只谈人之常情。

  这也正是读史所感的“温情与敬意”，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语。

  《与民国相遇》之不同于《民国大人物》，更不同于《一本书读懂民国》（不必查，但看书名足矣）之流的书，就在于排除了人物形象、事件定性之类的预设，不作任何标榜。没有谁是天生的大人物，这应是常识。可总会有人不甘寂寞，定要在民国与新中国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比较，要么抬高民国以批判当代，要么丑化民国以找自信、暨颂圣。而要行这等事，当然都是从人物入手了。

  事实上这两种路径都不大行得通。做历史还需秉持公心，进而怀温情、致敬意。对于能够证实的史料，须有基本的尊重以及自重。在这方面，本书就做得很好。能还原的历史尽都呈现，材料铺展开来是共享的，态度则儒雅平和。就事论事，不作神化、矮化，更不会简单化，不树立任何典型。不是树立对于名人、伟人、完人的态度，只是对“人”的知遇。致敬，而不必崇拜。

  同样意态、同等水准的书，以我读过而言，可举《袁氏当国》。后者当然围绕袁大总统而展开。然而，本书竟可越过大人物这种易于上手的媒介，却以群像、列传、画集般实现这等意境，可说十分难得。这要对相当丰富的人、事、问题过脑走心，有序沉淀，方可为之。由此亦更可见作者治学的格调。

  谈罢“人”的关怀，又话回梁启超的“民”。循梁任公的思想历程，其作为近代思想史的一座界碑，所提出较为成熟、典型的理论是“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摸准了国脉，还以此为名，出了相当优秀的一套书系。可见“新民”是个情结，在当时就有相当准度，并在后世证明是有相当生命力的一个论题。推陈出新是不错的，但它是基于何种样态？一定是在线性结构上，把“新旧”轻巧代以“前后”吗？

  新旧之辨的问题，可能自始就有隐藏的一面观。

  据本书“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一文载，清末一位署名“敢生”的作者在《觉民》杂志上发表《新旧篇》，针对“新国”“新民”的提法，认为新旧之争是伪命题：

  “夫理岂能新，发明而已；学岂能新，进步而已；国岂能新，强之而已；民岂能新，智之而已。”

  不论此言基于何种立场——批判反思或仅为保皇——这种腔调都很值得注意。因为这种跳出了“新旧”或其他二元对立的省察，其本身就有意义。沉疴久矣的清末，人心思变求新，且除旧唯恐不尽、立新唯恐不快，是彼大时代的主要气质。其激进者，惟盼朝廷一夜翻天，制度一朝而立，变革一蹴而就，国家成败只在翻手云雨之间。这显然是草率的看法，但在特定时期显然大有市场。立新，在事实上压过了守旧。

  但在二者之间，或曰之上，还有另一种态度，就是暂搁对立、务实建设。新或旧，不重要，解决现实问题才重要。辨析眼前是何种问题也不重要，在民不聊生之际，让国家安宁、百姓安居，才重要。用回归常识的务实精神来冲淡某种认知偏执，并持久地提供一种出路：一旦谈不妥，就先放下。不惟政客如此致用，名头不见得多响亮的青年学人也有这番见地。

  这是一种多么有底气的文雅。

  我不以为长袖袍衫和西装革履新派旧派文人学者们，能够代替戎装的领袖来强国御辱。但在长久可期的和平年代里，唯有专注道理、文化、新民（不断更新）的社会，才有可能超越“强国”而谈“文明”。应思之：什么是真正的强大，什么才是目的。

  在后记“穿越民国时光的交叉小径”中，作者对本书的写作有着浪漫主义的自述：

  “试图从一条条迷人而交叉的小径，穿越时光的丛林，进入民国的心腹与血脉。”

  　

  写照栩栩。是否真的进入了“心腹”，我限于阅历无从验证，进入了“血脉”则是可感可信的。只因我是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先的后代，血脉中定有某些基因，带着年代的记忆，穿透时光而来。科学上或不可知，读入境的心绪上应可感。作者又说，

  “这种面向公众的写作，是与一个更为宽广的公共文化视野衔接在一起的。公共文化包容事实，但又不为事实所拘囿，它应该具有超越与理想的品格。”

  如此，又将我从感性带到了现实认知，这究竟是当代的写作，并且是可以且值得效仿的。公共文化视野往往要超脱于一家之事，而且谈任何时代的“公共”，其实都隐含当代关怀。需要呼唤的是那些文明年代里人们恒重的理想与品格，是为作者所吁之“超越”的内容。也即：

  “而对于民国史的这种书写，其实就是在给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灌注一些来自20世纪的养分。”

  说到这里，这不由使人想起孔子的复古复礼，以及唐代的古文运动。他们都试图从过去寻找养分。古文运动不仅是在文体上溯古，同样兼及道德情操、精神风尚。韩柳反对魏晋以来文学的浮夸风，而提倡古朴醇和。如此回首历史中汲养，较之韩柳，不仅取法相近，所取者亦近。

  如上所引，旧时光里的养料取来，是为灌注于“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则关注在民国，关怀应在现实的公共文化。

  如唐小兵老师在接受澎湃“文化课”记者专访时所说：

  “其实民国是一个参照体系而已，它当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它正好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转折时代，各种异质性文明体系碰撞，以及在这种文明冲突、融合和竞争中所成长的个人和群体相遇。人们对民国的追寻实际有两个层面：一是追寻中国于晚清民国时期从西方引入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和多元的价值理念；二是追寻民国知识分子在其人生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格。”

  （澎湃文化课专稿 《别再戏说民国了，听历史学者认真负责地谈谈民国》，可点击左下[原文链接]查看）

  书中言道民国是天地玄黄狼奔豸突的时代，未尝没有今喻。至少有意镜鉴。唐师专访中论及的这两点，我以为，西方的思想资源考虑到本土化问题固应以审慎对待，而民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则是经过一时人杰学习消化，既化于人格，应是最真诚的思想资源。对于这些仅仅几代以前知识精英的“先生之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今人读者应可放心，不妨以更开放的心态去了解。

  以民国轶事为土壤，寻找文雅的养料，必经一番甄选。要筛掉的首先是陈独秀、罗家伦等壮怀激烈、讥讽怒斥之辈。譬如书中《“先知”杜亚泉》一篇有记：罗家伦在北大《新潮》杂志刊文嘲讽《东方杂志》道：“你说它旧吗？它又像新。你说它新吗？它实在不配。”

  在罗家伦的话语中，“新”已具先验之正确，并且隐蔽了一个“凡事必有新旧之分”的条件。后者更为可怕。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上，左右新旧、先进后进、革命或反动之分辨，并不稳定可靠，而是可以发生翻转易势的。“翻转”的基础，不正是强分新旧的基本立场吗。故此，为近代或当代的这种带有戾气的辨识心去火治病，釜底抽薪之计，就是要在总体上要找到一种“去五四化”的视角。借此，可去一去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之毒。

  这味药，或许就叫做文雅。

  又可见，本书推重的是杜亚泉式的温柔敦厚。但是，如他这样“怀抱理性与温情，主张包容与多元的知识人”，却又“难免成为排他性和独占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的敌人”。

  作者未曾点明，但此书重拾“折中、温和而理性的接续主义（或曰调适主义）”的意向是不难发现的。这也正是当今需要的价值。毕竟，过去的我们实在不乏文化断代的惨痛经历。意识形态主导下惯被歌颂的五四运动，就是其中沉重的一回。或许，不经历此种阵痛，我们就没有恰当的机会得到诊断，也就不会在总结历史中得到此种认识。

  甘阳曾道：“文化方面的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进而有问：“富的是经济，强的是政治。文化呢？”

  一语中的又准又狠，令人信服赞佩，但不为美，表达思想的方式本身不得文雅之法。话太硬，像指挥棒，似“指哪儿打哪儿”的气概。

  当然不应苛责，这只是学术方法的固有局限，从这里可以发现学者与文人的分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者已不必然是文人了。与传统士人在治学和情操两方面的自高自觉相比，这样的新变化未免令人觉得可惜。难得的是唐小兵老师兼有学者与文人两种方法、两种风度，在文人风雅笔端，一篇篇、一句句娓娓道来，轻轻相遇，如逢老友畅谈，文质彬彬，雅量在叙在议，如此舒服受用。

  第六辑书话，是唐小兵本人的文雅示范。在我读来，与评介高见同样受用的，是议论的姿态。作者很在乎公共写作，“试图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与感触，发抒为一篇篇可以滋养人心的文字。”

  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我也有相似的体会。或来自查阅的材料，或来自遐思，形成一些与题意无关但不失独到的见解看法，即研究的“副产品”，一概记下来。记下暂存以后，各人做法便大不相同了。许多妙思就此作为学术残片搁置蒙尘；有的能得到新鲜材料的接续，成为下一篇文章的发端；像作者这样收录起来整理汇辑，又能出版，实属上佳之选。如此不仅避免了思想资源的浪费，并且实实在在成为公共文化领域中的有用之文。

  公共写作势必要求一种话题时效，过期之后，有效参与公共探讨就难了。时至今日，话题更新周期又短了许多。较之长文宏论，当然是短篇易得，也更能做到应时，因而成为公共写作的主要体裁。然而俗话说“时评速朽”，放眼媒体江湖，亦不乏“短平快”的文字产品，有热点就踩，即时投入，迅速收回人气，哪怕无甚新意、质量稍次，依此模式也有可观的关注度和阅读流量回报。

  可是时评“王道”之外，也有如专栏这样的久耕（虽然未必尽能深耕）之地，在流量的大潮里，保持着自己哪怕微弱的声音。如此潜心耕作使我起敬。这样的做法，未始没有一日也能火起来、带动舆论。但不必有那样的期待，因为能够坚持一种题材和格调，本就已经实现理想。六辑、近百篇文章，显然是这种温情的坚持之成果。

  钱理群先生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说：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

  此处所言的“人”，不是白板脸。后文又说：“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据此细细体察，亦是对文雅的诠释与呼唤。

  唐小兵的书写即力行之，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人”、普通人、小人物、个体的心灵。画卷上布满了细腻的人像，促成读者与一个大时代小场景民国历史的相遇兼叙。

  若再多谈些，及于意境，那么本书应是如“Memory / Turn your face to the moonlight / Let your memory lead you / Open up enter in”，而不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余不必赘矣。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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