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基础知识：全国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考点采分（赠送配套学习软件）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书特点为：

(1)知识考点化：考点是大纲要求知识的基本元素，对考点逐个讲解，全面突破。

(2)考点习题化：选择题贯穿于考点之中，让考生了解出题的要点，准确把握考试精髓，一目了然，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3)紧紧围绕大纲：依据考试大纲设置考点和相应习题，以点推题。

(4)标示重点等级：每个考点均附有重点等级，重点等级的星数表示考试大纲要求掌握的程度，星数越多，考点重要程度越高，考生越应给予重视。对广大考生提高应试水平，提高应试合格率，有较强的适用性。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感谢大连天维理工信息研究所的帮助。由于本书涉及内容广泛，虽经全体编者反复修改，但由于水平和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章　期货市场概述

考点l：期货交易的起源

考点2：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的联系

考点3：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的区别

考点4：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的联系

考点5：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的区别

考点6：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

考点7：商品期货的发展

考点8：金融期货的发展

考点9：其他期货品种的发展

考点10：期货交易模式的发展　由期货到期权

考点11：期货市场的规模扩张与期货市场的全球区域分布

考点12：期货市场与其他衍生品的概念及分类

考点13：期货交易在衍生品交易中的地位

考点14：期货市场的规避风险功能

考点15：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考点16：期货市场的作用

考点17：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

考点18：中国期货市场的清理整顿

考点19：中国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考点20：我国规范发展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考点21：中国期货市场新品种的不断推出

考点22：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

第二章 期货市场组织结构

　考点1：期货交易所的性质与职能

　考点2：会员制期货交易所

　考点3：公司制期货交易所

　考点4：会员制与公司制期货交易所的区别

　考点5：公司化是国际期货交易所的发展趋势

　考点6：我国期货交易所的特点

　考点7：期货结算机构的性质与职能

　考点8：期货结算机构的分类

　考点9：期货结算机构的结算体系状况

　考点10：期货中介机构的性质与职能

　考点11：美国期货市场中介机构类型

　考点12：中国的期货公司

　考点13：中国介绍经纪商

　考点14：期货市场投资者的特点与分类

　考点15：套期保值者、投机者和套利者之间的关系

　考点16：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

　考点17：根据资金来源划分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

　考点18：根据资金投资领域划分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

第三章　期货合约与期货品种

　考点l：期货合约的概念

　考点2：期货合约的主要条款及设计依据

　考点3：商品期货

　考点4：金融期货

　考点5：其他期货新品种——经济发展指标

　考点6：其他期货新品种——信用指数期货、互换期货与天气期货

　考点7：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小麦期货合约

　考点8：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棉花期货合约

　考点9：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白糖期货合约

　考点10：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菜子油期货合约

　考点11：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大豆期货合约

　考点12：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豆粕期货合约

　考点13：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豆油期货合约

　考点14：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约——玉米期货合约

　考点15：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主要期货合纣——棕榈油期货合约

　……

第四章　期货交易制度与期货交易流程

第五章　期货行情分析

第六章　套期保值

第七章　期货投机与套利交易

第八章　金融期货

第九章　期权与期权交易

第十章　期货市场风险监控管理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期货基础知识：全国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考点采分（赠送配套学习软件）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期货基础知识：全国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考点采分（赠送配套学习软件）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期货基础知识：全国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考点采分（赠送配套学习软件）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编辑推荐

“全”：紧密围绕大纲，考点全面，逐个击破。

“精”：提供经典习题，以点推题，深入精髓。

“巧”：标示重点等级，针对复习，提高效率。

•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2-02 21:24:24

  相当于法律服务的提纲，没有灵魂的一本书，速读即可

• 作者：郑予栋 发布时间：2018-07-04 19:53:52

  我爱你

• 作者：思考的芦苇 发布时间：2022-09-09 09:14:38

  翻译似乎有些问题。没读懂潘神大帝中医生的动机，几个关键字眼比如“理性”“非理性”理解起来很别扭。第二篇就好很多了，对真正恶的定义挺有意思。这两篇总的来说还是恐惧源于未知。神秘图案算是个志怪故事吧。后三篇就啥也不是了，哈喽圣乔治跟传教老太太们唠叨的神迹一样粗暴无趣。

• 作者：kayoko 发布时间：2022-06-15 16:09:23

  挺好

• 作者：萨迪克 发布时间：2012-01-19 14:02:39

  写的天马行空

• 作者：林 皋 发布时间：2020-05-19 15:29:05

  岑著集刷得差不多了

• 简单整理一下纲要，将来备查（说得好像真的有将来似的，嗯～）

  作者：海蓝仁 发布时间：2017-05-18 23:40:03

  自序

  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能顺利转嫁的，就会在城市实现“软着陆”。

  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从来都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引言

  中国是在几乎不具备工业化内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的。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原始积累始于外资，旋即中辍，继而在外部资本趋零的条件维持工业化举步维艰：1、在“双重紧张”（国内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外部地缘关系紧张）内向地实现资本聚集和积累；2、在反对冷战封锁和后冷战控制中外向地谋求与外部资本、技术、市场合作的机会。

  工业化之初的两个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1、农民高度分散，国家无法成规模地占有农业剩余；2、资本绝对稀缺。

  成本转嫁论：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对乡村转移，是在城市实现“软着陆”的条件。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一.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

  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像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城市化也是从“三农”提取剩余，形成积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a. 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剩余；b. 提供廉价劳动力；c. 通过低补偿的“地价剪刀差”提供土地。

  二. 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外资外援中辍后国内工业化进程未中断

  两轮工业化的机遇：a. 因朝鲜战争承接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b. 70年代后向欧美日开放，完成对“偏军重”产业结构的调整。

  60年代的“艰苦奋斗”实现了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积累边还债，让中国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政治依附。

  三. 中国何以避免陷入发展陷阱？

  依托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

  但凡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就能在城市实现“软着陆”；若不能，则在城市“硬着陆”，导致财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苏援中辍引发第一次危机

  一. 苏联援助让中国走出建国初期萧条

  1.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经济危机

  1949年农业总产量仅2100亿斤，为战前年平均水平的75%，灾民达到4000万人。

  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低，仅及民国币制改革后1936年的52%。

  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约为150万，还有大量半失业人口。

  10月国内战争还在进行，政府只好印发2倍以上钞票来支付450万军队、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是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46.4%，还造成物价暴涨，涨幅达到5、6倍。

  2. 被朝鲜战争改变的中苏关系

  中国出动134万人，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此后1950-1959年，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

  中国得以在1950年迅速走出经济萧条，开始工业化高速原始积累阶段。

  3. 小结

  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实行过发展私营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此后国家获得外部大工业投资，很快完成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它最初确立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3年，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延续到债务／赤字危机全面爆发的1960年。它主要以国家负债的方式从苏联引进设备和技术，同时由中央政府通过以乡镇为单位的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以此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对外还债。

  二、苏联撤资

  1. 直接原因

  中国坚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苏联不得不按照中苏条约于1956年交回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撤走在东北的军事基地。

  苏联援华投资于1957年突然中断，代之以1958年提出的建立新军事结盟的提议，被毛泽东拒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

  2. 中国的应对

  （1）继续争取投资：中国继续与苏联谈判，争取到了数十个后续项目投资。

  （2）放权地方：大规模下放地方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由中央垄断的工业建设，由于地方没有建立工业化必需的“学习机制”，只好参照中央接受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于是有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

  （3）增发货币加快积累。

  三、危机到来

  1957年起国民经济连续快速回落，财政收支急剧恶化，在1960年跌落谷底。大规模增发货币导致在1960年爆发赤字危机。地方投入也难以维持持续增长，196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

  城市就业从1960年最高峰值1.3亿降到1962年的4537万，2年减少8000多万人。

  1961年开始政府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起生产自救。

  四、经验

  1. 以劳动力补上资金的“坑”

  以“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的手段，发动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到工业化原始积累中来，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代替稀缺的资金要素。据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1958年年底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加上间接支援的人，超过1亿。

  2. 组织载体

  随着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引进，中国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并按照该体制要求随后洼村哼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是实现动员的组织载体。

  3. 制度松动

  1961年政府在危机压迫下对农业集体化政策作出调整，允许部分“农民退出”：一方面，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面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另一方面，允许农民在生产队搞“三自一包”。

  1962-1963年出现经济复苏。

  第二次危机：“三五”夭折、“三线”起步

  一、“三五计划”的夭折

  60年代初，当时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经济工作领导人提出“三五计划”，旨在推进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模式，对斯大林模式进行“纠偏”。

  与此同时地缘环境紧张，中国与苏联及西方国家处于“热战”边缘：蒋介石政府“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美军飞机军舰侵略中国领海、美苏对华“核打击”的讹诈威胁。

  最后“三五计划”胎死腹中，形成了以毛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一方面搞原子弹，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搞“三线建设”，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设施转移到内地。

  二、以国防为目的的三线建设

  1. 国际背景（略）

  2. “大三线”与“小三线”

  1965年起，一些沿海工业企业逐渐向西部、西北地区搬迁。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毛又提出“小三线”战略，要求各省建设自成体系的“小三线”。

  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据估算，从1964年到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的投入资金为2052亿元。

  “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核武器）。

  三、危机的爆发与应对

  1. 爆发原因

  （1）靠“自力更生”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工业化建设在延续。

  （2）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外债形成的压力。

  （3）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的“三线建设”大规模投资，造成更大的财政赤字。

  2. 应对：第二轮“知青下乡”

  1968-1970全国上千万知青下乡，沿海城市工业经济仅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态。

  第三次危机：最后的上山下乡

  一、背景

  1. 全球产业调整

  60年代发生了全球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调整，它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

  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接受日本产业转移，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

  “四小龙”地域狭小，资本向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2. “金融创新”

  1972年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产业资本流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美元大幅度增发派生“金融创新”，依靠衍生品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

  3. 中国与西方“破冰”

  中国借尼克松访华和美国解除长达20年对华经济封锁之际，转用西方投资改造工业结构。

  二、第二次引进外资：“四三方案”与“八二方案”

  1. “四三方案”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大规模引进价值42.4亿美元的机械设备。

  2. “八二方案”

  毛、周、朱相继去世后，华国锋及其班子缺乏调控宏观经济的经验，在1977-1978年从日本、欧美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仅1978年就签订了78亿美元的项目合同，1979、1980两年累计出现超过300亿的赤字。

  滞胀危机爆发，应对危机的“改革”应运而生。

  三、第三次危机爆发

  “四三方案”引进欧美日的设备和资金，把工业转向偏重民生经济，1974年开始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当时财政总规模为800亿左右），国家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很快严重不足，危机爆发。

  四、应对：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1974-1976年，政府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但已经难以顺畅贯彻，反倒酝酿了社会不满情绪。一方面是“文革”结束，城里年青人热情不再容易被鼓动起来；另一方面1972年以后的高投资客观上也带动了部分城市就业，很多青年不愿下乡。

  毛去世以后，后任者不可能再像他一样3次向农村送去成千上万的城市失业群体，此后城市经济危机一般都在成立“硬着陆”。

  第四次危机：改革以来第一次危机，借助“三农”复苏

  一、危机爆发

  1. 爆发根源：过度投资+福利补贴支出过快

  “八二方案”投资高潮后，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经济萧条来临。1979-1981年，经济危机爆发。

  危机主要缘于70年代末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一方面是70年代以来两次引进外资积累了巨大赤字，另一方面1978年以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50年代到1978年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长期过度提取社会剩余，导致劳动者生活长期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线上下。）。

  投资和提高收入，都有助于提高华国锋政府的合法性。

  2. 高失业率引发治安问题

  1978年知青工作会议提出，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城镇开辟就业门路等，随后两年下乡知青逐渐减少，到80年代大多数地区不再动员知青下乡。

  大批知青返城，加上原有的待业劳动力，组成了数千万的失业大军，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直接导致1981年开展“两个严打”。

  二、在城市“硬着陆”和借助“三农”复苏

  1. 政府当时在农村政策方面的两个改革

  （1）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

  推行家庭承包制，同时政府大幅减少支农投入，缓解财政赤字。

  1979年开始政府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幅提高粮价。

  以上两点加上此前连续10多年集体化大规模投入劳动力建设的农田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幅增长。

  （2）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

  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开始，政府就鼓励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发展在地化的“五小工业”，但在1960年恶性经济危机打击下，对乡村工业进行抑制。

  70年代末，政府又开始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从事以往国家垄断的工商业。一方面这使得“乡镇企业+城镇化”成为拉动中国内需型经济增长的动因，另一方面又因为大量占用原材料和工业产品而促推了1988年由“价格闯关”引发的通胀——第五次危机爆发。

  2. 农村工业化促进国家经济复苏的三个因素

  （1）农民因素：农民收入提高，有了购买力从而填补了城镇需求萎缩的“坑”；农民向社会提供了大批低档低价消费品，使市场上实物商品的流通量增加，吸纳了政府赤字和货币增发可能导致的通胀风险。

  （2）农村因素：多数农村集体性质仍未褪色，使得乡村集体依托刚开放的生产力要素，凭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而低成本进入工业原始积累，如华西村。

  （3）市场因素：改革的市场经济导向和产品市场初步放开，使得低档次一般消费品的需求暴涨。

  3. 经验与启示

  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民归还了土地和劳动力，放松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刺激农民自主发展农业和非农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国民经济从1982年开始复苏。

  1983年开始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其中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在1988年再次发生通胀前，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

  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水平大幅增加，消费额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创造了80年代的“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第五次危机：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转折

  一、特点和内在机制

  1. 特点

  基本特征：以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

  高通货膨胀。1987年下半年开始明显上涨，1988年“物价闯关”前官倒公司带动全社会大抢购。

  生产停滞。强硬的紧缩政策（为应对通胀）造成“连锁负债”。

  2. 爆发原因

  “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促使货币增发，引发通胀。

  政府推行激进改革：价格双轨制和物价闯关。

  二、经济危机与成本向“三农”转嫁

  1. 措施

  转嫁对象是乡镇企业：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2. 后果

  农民收入和消费持续下降。

  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刚性开支转嫁给农民，致使后者负担进一步加重，进而社会矛盾愈发突出，群体性事件增加。

  农民收入持续下降，迫使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找工作，最终在90年代演化成“民工潮”。

  国民经济由此前的靠内需拉动增长，转向越发依赖外向型经济。

  三、复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促推了经济复苏。

  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一步放开。

  取消粮票，客观上为劳动力进城移除了制度障碍，1993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到4000万，直接弥补了乡镇企业倒闭带来的农民收入降低的问题。此外，货币在中国由此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货币化时期开启。

  四、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

  背景：80年代积累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国家外汇储备变为负数；1984年开始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外汇储备雪上加霜。

  目的：增加出口创汇缓解外债压力。

  时间：1988年中央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将中国引向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为何落在刚起步的沿海乡镇企业身上：至少部分地是为了保护城市利益集团导向的国家产业资本。

  结果：19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由逆差改为顺差，此后顺差连年攀升。

  第六次危机：改革以来第一次投机性需求过热导致的经济危机

  一、特点和内在机制

  1. 时代背景

  1992年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中央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这些企业问世后就迅即强化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原始积累，助推了经济危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各地纷纷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扩大投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遍及全国，直接推动了投资热、集资热。

  被“硬道理”等乱象逼迫的中央政府为了维持金融体系运作，只好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了过量货币。

  2. 经济乱象：四热、四高、四紧、一乱

  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

  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

  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

  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经济乱象带来的制度成本演化为1994年CPI高达24%、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等。

  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及大规模货币增发，直接造成1994年CPI上涨24.1%。

  这是改革以来第一次投机性需求过热导致的经济危机。

  二、政府应对

  1. 外汇改革

  汇率调整“一部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降到1：8.27。以此促进出口，缓解收支恶化。

  2. 信用扩张

  多年财政赤字透支了国家金融，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吃进一部分银行存款，加上该阶段投资需求高涨，于是同步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

  3. 分税制改革

  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

  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几近疯狂地“以地生财”，另一方面改革以1993年各地财政收入作为中央对地方返还的基数（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各地疯狂征税，使得宏观调控无法严格落实。

  4. 国有企业改革

  各地政府强行推进以卖为主的国企改革， 迫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

  三、结果

  宏观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的提高，经济发展更加国际化，也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客观上造成国内消费不足，需求下降。

  1997年中央政府宣布实现“软着陆”。

  四、城市和农村共同分担危机成本

  1. 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

  2. 公共事业领域政府退出和民营化

  政府为减少财政池子压力，减少对医疗、教育的投入，促使其完成产业化改制；随之而来的是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问题。

  3. 乡村治理劣化，三农问题呈现爆发趋势

  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都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留在下一级地方，县乡级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出现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情况，基本上以“吃饭财政”为主。

  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加大，地方可支配财力迅速下降，造成“财力上收，支出下移”，经过层层截留，位于行政链条最低端的县乡级政府陷入财政困境。

  地方政府与三农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率、规模都有所增加，主要是反对过重税费、非法土地侵占等。

  4. 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

  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非创造利润的工具。

  5. 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改变

  （1）经营对象的改变

  80年代“以地兴企”主要是乡镇企业乱占农村耕地，需要通过产业经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

  90年代“以地生财”的“圈地运动”则由地方政府发起，土地本身成为被经营的对象，通过单纯的开发或者流转就能获得远高于80年代“以地兴企”的收益。

  （2）增值收益分配的改变

  “以地生财”阶段，一次性征地补偿后农民就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地方政府获得土地增值的垄断性收益。

  发展收益的分享也不均衡。“以地兴企”阶段，土地资本化收益较多留在农村内部（主要是社区福利与支农），带动农民非农就业与收入增加；“以地生财”阶段，土地出让收益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地方农业人口进入城镇的比例随着地价上升而下降。

  6. 危机治理对三农的影响

  正面：粮价提升提高了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农民不必自带口粮（粮票取消）、土地开发高速扩张等带动了农民离土离乡的就业。

  反面：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城市对粮食需求减少，经济转向萧条后粮价、效益双下降。农业衰败趋势加速显现。

  第七次危机：危机本源发生变化

  一、背景

  1992年中国实际上开始开放资本市场，但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才第一次明确了“资本”的地位，提出“资本市场要素”的概念。从此“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有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内涵。

  中央政府1994-1997连续三年的宏观调控，促成内需下降和对外依赖上升的结构性变化。

  到1997年，出口对国民经济拉动率为4.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44.4%，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34.3%。出口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二、危机爆发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爆发，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对国民经济对拉动率降低至1.3个百分点。次年出口增速全面下降，全年出口总值仅增长0.5%，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全年出口总值同比下降4.8%。

  外需下降直接导致国内发生萧条和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1997年10月-次年12月，物价指数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这是改革以来首次。

  三、应对

  1. 金融体系改革

  背景：地方长期的粗放型扩张导致金融部门坏账压力越来越大，金融风险濒临爆发。

  改革：1997年11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次年银行系统开始脱出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力量，到2002年完成改革。

  影响：中央政府掌控的金融资本得以加入全球资本化竞争；地方政府获取资金能力弱化，促推了“以地套现”为内涵的第三轮圈地运动。

  2. 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

  1998年起中国连续12年增发国债，带动投资10万亿，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各级政府总计增加投资大约20万亿。

  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成为政府名正言顺增加投资的主要领域，如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振兴东北靠工业基地战略、2003年中西部崛起战略、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

  消极影响：国债项目主要交由国企执行，客观上造成“国进民退”；造成以更多投资制造更大生产过剩的“粗放增长”惯性。

  3. 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

  4. 连续三次提出高出口退税率，加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四、危机对“三农”、“三治”的影响

  1. “三农”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农村再度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农业就业人数逐年回升。

  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投向城市基建，大量占用“三农”土地资源，造成人地关系紧张，还因为收益分配问题引发大量冲突和群体性事件。

  2. 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对影响

  1997年经济转向萧条后供给过剩矛盾线路，粮价、效益双降。

  产能过剩与宏观紧缩使得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次恶化。

  教育、医疗等产业化改革将农村稀缺的资金资源抽走，农业、农村获取的贷款越来越少。

  3. 对农村治理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落在农民身上，负担不断加重。

  基层政府普遍动用贷款、集资甚至黑社会等手段强制农民缴纳钱物，导致基层矛盾激化，直接表现为1997年以后群体性事件数量飙升。

  第八次危机

  一、危机前的国内宏观环境

  1. 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2. “三大过剩”与“三驾马车”失衡加剧

  （1）“三大过剩”失衡

  劳动力过剩：研究表明农村仍有1.3-2亿剩余劳动力。

  产能过剩：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总供给能力突然加剧。

  金融资本过剩：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不足、高等消费市场发育不足，储蓄率大幅上升（2007年存贷比69.5%）。

  （2）“三驾马车”失衡

  内需：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低迷。

  投资、出口增长强劲。

  3. 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二、以“三农”战略为代表的“民生新政”对2008年危机“软着陆”的作用

  1. “三农新政”出台的背景

  90年代末因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第三次乡村治理危机。

  2003年中国进入经济高涨期后，农村劳动力又大量流入城市，但在遭受“多阶剥夺”之后，养老及社会保障仍需要农村来承担，加上农村发展缺乏劳动力，负担更重。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以“第二轮家庭承包”确立基本经济制度，农民再次得到按照村内人口平均分地的机会。

  2. “三农新政”的内容

  2003年：支持三农、农村税费改革、筹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2004年：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推出农村“三项补贴”。

  2005年：部分省市区“自费”取消农业税。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允许农民互助金融、小额信贷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试点。

  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全面推进新农合，全面推进农村低保，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008年：加大农业综合补贴，提高新农合参保率，全部免除学杂费，修订新的义务教育法，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等。

  2009年：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扩大农业金融和保险试点等。

  3. 农村“资本池”和“劳动力池”的修复

  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部分过剩的资本和产能。

  大量惠农投入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

  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缓和了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成为“三农”再次承载危机转移代价的社会基础。

  ——中国连续几年加强了对“三农”对投入，才具备了使危机“软着陆”的条件。

  三、应对

  1. 危机的影响

  一方面使得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经济受挫，对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

  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后大量涌入商品期货市场，推动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中国发生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2. 应对

  利用财政投资拉动内需。2008年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且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涉农投资超过1/3。

  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四、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对维护社会稳定对作用

  数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基建及数以千万计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客观上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吸纳了这些回乡劳动力，减轻了城市就业和治安压力。

  同时，大量的城乡基建还是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引发了征地冲突。

• 修订版与第一版的比较

  作者：WWVVV 发布时间：2012-09-12 06:47:34

  主要变动如下：（不计词根理论）

  1.将初版中入选的词根更换了约五分之一

  2.删去专业性太强的术语词根

  3.尽量多选介原生派生词

  4.对选介的常用派生词做了词形分析并提供了相关的词义

  再版前言原文摘录：

  “此次再版，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修订:

  一、在词根理论方面， 加强了科学性与系统性，提高了学术含量。在第一部分中， 从词根的定义引出"词素构词理论" ， 并在这新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词根的来源、词根的形体与含义、词根与词缀的关系，同时反思英语的构词法;接着又从形、音、义、性四个方面， 全方位地讨论了词根与派生词的关系.最后还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几个带有特殊性的问题，推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度。

  二、在常用词根的普及方面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使之更加适合读者的需要。首先， 在选介100 个词根时，突出"孽生能力"这一首要标准，将初版中入选的词根更换了约五分之一。新入选的主要是孽生能力更强、但形态变化较为复杂的词根;其次，在介绍同族派生词时，强调了"初次派生词"的地位， 尽量多选介从词根直接生成的原生派生词;最后，在例句的内容更新、练习的规范化设计方面也下了更多的功夫， 使之更好地为主题服务。

  三、在词根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面，更加注意科学性与实用性。本书初版的第一部分收集并整理了300 个较为常用的词根，其中含有部分术语词根。在介绍同根派生词时，初版均未提供词义，当时的意图是让读者自行查寻， 加深理解。实践证明， 这样处理客观效果并不理想。此次再版，不再限于300 个词根的数目，删去专业性太强的术语词根( 拟用专书介绍此类词根) ，选介的常用派生词则一一做了词形分析并提供了相关的词义。作者相信，通过修订，这部分资料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原文是ocr后复制出来的，没很仔细校对，可能会没改正某些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