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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daisy 发布时间：2018-07-07 21:13:42

  细腻的笔触，看到快结束的时候，有种舍不得看完的感觉。希恩的一生是幸福的，却又悲惨，她坚强却又脆弱。看完书，有种历尽沧桑的感觉，跟看完百年孤独的感觉不一样。

  只能说作者太了不起，流畅的文字，四季的风景变换，主人公内心的描写等等。甚至我在地图上开始寻找这个地方，仿佛希恩真的存在过，真想抱一抱她，对她说，你是最坚强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女人，不，你甚至比男人还坚强。

• 作者：usless 发布时间：2021-03-31 19:45:15

  不好

• 作者：旅途 发布时间：2020-06-23 16:52:37

  荀子，真是一位大儒 。但这本书的注并不太好。

• 作者：手可摘星辰 发布时间：2021-02-15 23:08:09

  希望自己跑步的时候能赢！

• 作者：卡拉不OK 发布时间：2023-11-19 10:00:12

  读这本书有点儿难受，到后边是真想快点儿看完吧，看完吧，开始欣赏不来这种断续的，戛然而止的故事，总是提不起兴趣来，除了偶尔觉得有两句话单看还可以摘抄。

• 作者：文小妖 发布时间：2019-10-17 11:57:39

  李海燕的插画确实很出彩，一直在研究她是用什么作画，插画有着水彩画的质感。但是故事就稍微差强人意了一些，当动物蜕去人皮的时候，想起了高畑勋的《百变狸猫》里的情节。社会发展越快，连动物都要摒弃本性，模仿人类而活，想想确实是一件挺悲哀的事情。by.给小姑娘读了这两本绘本，可能年龄太小，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倒是我对这插画看了又看。

• 襄阳城市调查反思

  作者：山口帝国作用子 发布时间：2023-06-29 22:31:46

  美国社会学书籍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不是拿来读而是拿来用的。微信读书上看这本书，正文有700面，参考文献则有200面，可见其工具书的性质。从参考文献中的出现次数来看，厄里大概是旅游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不过单就这本书来说，实在是乏善可陈。就算是工具书，作品各章节之间显然的重复性也是太大的问题。主题之间不分明不说，很多我认为显然可以存在的主题和材料却严重缺乏，比如说旅游当地的被凝视者的具体

  表演

  行为，就几乎没有得到展开，相反，凝视者之间的互动则材料多多。这样基础的材料都有所缺失，我们却还能看到厄里过大的胃口：他不仅分析了海滩、餐厅、购物中心、博物馆、摄影，还试图分析视觉的历史、汽车和交通工具的演变、博物馆的历史形成、风景的发现等等。这就让整部作品过度分散，旅游本身的重要性反而消失了。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条中心线：那就是旅游文化的日益变迁及其后果。旅游社会学，就厄里所强调的，并不着重考察游客旅游的原因，而是研究旅游时的社会运转结构和行动者行为。因此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旅游变迁的原因解释。厄里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现代旅游的开端：英国的海滨浴场。不过，除了大众旅游之外，海滨浴场的逻辑和今日旅游的逻辑并不相同。海滨浴场是提供给劳工阶层享受和放松的地方。英国主要城市的气候是众所周知的，交通运输作为双刃剑此时发挥了一点点好处：可以把人们带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休息。现代旅游的核心概念“凝视”清楚地说明了游客所做的事情：将旅游地对象化，并由此推动其按照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期望进行改造。在海滨浴场时代，游客期望的并不是旅游地的特性，而是旅游的功能：任何可以达到疗愈效果的地方都可以是旅游地点。而在无论是集体凝视还是浪漫凝视的现代旅游中，旅游地点本身的独特性被拉到前排。厄里没有对此进行过多的分析，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后者可以被解读为“满足兴趣”功能。但这可能根本不是旅客提出的理由，而是这个理由的深层次原因，前者却是旅客直接提出的理由。这种差异也可以体现在旅游地如何满足旅客的需求上：建立一个疗养院和建立一座唐襄阳城显然不是一套逻辑。前者有无数种替代方案，后者如果被发现有其他替代方案，反而可能降低游客的旅游热情。总之，现代旅游伊始就完成了从功能到对象的转变。

  然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预期总是和现实有差距。而在旅游业本身进入资本主义市场后，这种差距的弥合就成为了赚钱的手段。在这里，存在一个颇为辩证的过程：最开始，旅游地尽力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将地方多样性归结为一组曾经存在过的主题再予以改造。这是各种历史遗迹所秉持的逻辑。它承受游客凝视的方式更多不在于尽量满足游客的幻想，而在于构筑其中一种幻想并使其极端化。这也被厄里称作现代主义式的旅游。旅游地展示出一种风格的统一性用以满足游客的凝视。集体凝视和浪漫凝视面对这一情况的反应是不同的。集体凝视更关注稍纵即逝的感觉和旅途本身的休闲性质；浪漫凝视则渴望深度和私人体验。后者并不过多受到旅游地改造的影响，不如说他们是在探寻没有被现代旅游业过度侵蚀的地方。然而，他们的探索成果却会被旅游业吸收再提供给集体凝视；在不同的年代，集体凝视需要不同的凝视对象。当可选对象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便捷，集体凝视就更可能选择符合自己直接预期的旅游地点，而不是虽然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但也别有一番趣味的地方。

  后现代式的旅游业发展正是以满足旅客的这番需求为目的搭建其各种旅游项目的。其中两个典型案例是购物中心和博物馆：在购物中心中，我们经常会看见诸如“xxx风情街”的设施。设计师将各国独特的风貌一齐缝合进一座购物中心，以此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一方面，购物中心的复杂性本身就构成了独特性。与此同时，其功能又能让大部分人满意；博物馆展览一开始是为了呈现展品的独特性的。这非常类似于旅游的现代主义模式。但随着博物馆日渐增多，博物馆功能的转变，新媒体的日益发展，今日博物馆更多是一个帮助游客进行体验的中介空间。任何东西都可以展览，只要它符合一种让大众容易接受的氛围或主题。这些东西的真伪甚至虚实都不那么重要了。如果要我总结，我愿意说，后现代式旅游地提供的更多是其媒介特性，而非其上的任何性质。当然，很容易有人批评说：什么东西不是媒介呢？但这正说明了后现代旅游的独特性：它日益摆脱其更多的独特性来满足于一个任人想象的空位，甚至仅仅是一个名字。在这种后现代旅游的图式里，现代主义旅游中被压抑的部分，或者更早的功能性旅游的残余部分反而得到了增长，服务业的多样化也势在必行。

  虽然我觉得厄里分析摄影和视觉的第七章实在是肤浅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摄影的发展确实可以作为旅游模式变迁的一个例证。我们似乎很难想象一趟不拍照的旅行，尽管柯达在20世纪之前并没有交出可以背运的相机。实际上，早期的功能性旅游确实没有拍照的意义，无论这个意义在哪里。但是，在现代主义的旅游模式里，保留下来所拍的景色显然是诱人的。家庭的温馨和旅游时的陪伴也都是值得拍摄下来的。景点的独特性被转移到了出游行为本身的独特性上，以至于家庭影像的大头不在家里反在路上：家庭生活的日常性和普遍性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但是出游所暗示的独特性则可以成为记忆。很明显，这种需求已经让旅游的性质转变了。旅游变成了新功能的满足者。家庭旅游、旅游地点建设中对儿童的重视、狗狗乐园等设置给专门的集体的活动都日益凸显。摄影的功能更是发生了著名的转变：拍摄不是为了拍摄的对象，而是为了相片的美观。

  景观社会、消费社会、新自由主义、后福特制的名号与这一转变总是相连的。在今天，我们消费着符号，旅游是为了满足需求而不是为了当地的独特性。但是这一需求不再是特定的功能，而是受到各种媒体的影响。这很容易导致一种经典的社会批判：旅游在今天不过是消费人们想象中的东西而已，而这种想象的同质性会导致旅游独特性的消失。一种也很经典的对这种批判的批判是：就算在现代主义时期，旅游也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想象物。实际上，旅游整个就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真实的多样性早就被掩盖了。不过，且让我们离开这些卫道士和嬉皮士。厄里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游客在后现代旅游中逐渐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探险者，或者说，不再把注意力专注于各个对象上从而弥散自己的主体性。相反，他时刻保持着游客的自觉，绝不沉浸在旅游之中，相反，他利用旅游给出的展示舞台创造自己想要的刺激。他一方面去掉了对象本身的独特性，又自己建构了新的独特性。可以说，他是一个反思着的行动者，他体验的就是这种摧毁和建构的行为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对厄里的批评必须得到更严格的审视：戈夫曼的拟剧论或表演理论赋予了各个行动者更大的自主性。凝视理论则像是一种双重束缚，一方面游客的想象必然加诸于旅游地，另一方面旅游地的设施又必然控制游客。凝视理论来源于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几经简化很容易变成二元对立和结构主义。实际上，厄里完全是在字面意思上使用知识/权力（他还说“福柯耳提面命要我们注意”，属实尴尬）。在第八章，他试图说明凝视理论和表演理论是不冲突的：表演理论强调游客身体的交互性和自主性，而凝视尽管更关注强制性的主客关系且尤其关注视觉，但一方面视觉确实是现代旅游的重点，支配性的关系也确实存在，表演理论可能反而无法找到这种强制性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凝视本身就是一种互动，主客关系也是一种互动。在整本书的阅读中，我确实没太看出来凝视理论和表演理论在运用上能有多大差距——又或者作品里缺少旅游当地人士的材料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表演理论其实非常难以发现自认为自己是游客的人，除非直接进行访谈，但这样的话凝视和表演也就没太大区别了。但是，自认自己为游客者和旅游的规划间有一种游离感，这种游离感从凝视来看比从表演来看将会清晰得多。单从民族志研究来说，自认自己为游客者总是得以某种行动来呈现自己，这种呈现更容易被解读成一种独特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反思着的行动者。这样，这种行动者对旅游地的影响就会和另一种行动者混淆。相较而言，凝视理论作为一种准支配结构，更容易发现这一类旅游者的凝视的独特性：他们是不那么关注旅游地点本身的人，相反，任何旅游地点里他们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兴趣。

  我个人认为，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这和旅游景点难以抑制的同质化或媒介化、景观社会的日益膨胀以及网络社会对旅游开发的逐渐深入有关。我在襄阳时候的经历应该可以算作典型：这座城市说实在话没有太多有趣的景点、食物和民俗。古隆中显然是再造的，唐城整个就是再造的。襄阳城小的可怜，基本上就是个商业街。但是我玩的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骑着电动车放声高歌，四处转悠，拍摄一些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照片。除了非常美味的襄阳牛杂/肉面，我甚至在万达吃到了金枪鱼寿司，在另一个商城吃到了烤牛奶。这些都拜小红书所赐。相较而言，也是在小红书上搜到的唐城要120块钱，晚上还更贵，纯粹浪费钱。这座城市的旅游业怎么看都不算发达，至少和恩施比差远了。这里的独特性更不怎么样。但是我只花了500块钱不到，而且过得比在武汉待着舒服多了。正如厄里所说，这种临近地区的旅游在后现代旅游模式下会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也会催生出更多反思性的旅客。只是如此一来，旅游本身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现代旅游的起点，只把旅游当作刺激自己去放松的东西，甚至不需要去别的城市，去去科技馆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烂俗的话题，厄里试图闯入的也是这个烂俗的话题。旅游是现代性和现代性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串联起了技术、交通、现代生活、视觉、消费和人际关系，其实也涉及了现代政治。但厄里显然没有把握好这个美妙的概念，到头来我甚至无法知道去科技馆玩算不算旅游。我不认为这是泛旅游化，更像是没有界定清楚概念。如果以其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也即偏离日常来说，今天或许可以是泛旅游化的。但既然它只是必要条件，就说明还有一些东西存在。而当偏离日常本身被当代游客日益追求时，又该如何理解现代旅游，如何理解离乡出航这趟奥德赛之旅呢？

• 【隨筆】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作者：安狐禅 发布时间：2009-04-18 16:20:40

  明太祖朱元璋端起自己的金杯倒满了酒，递给户部尚书茹太素，然后缓缓的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身为六部之一的行政长官茹太素此刻的内心感受真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设身处地的想到之前太祖血腥残酷的镇压了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田所谓的谋逆案，再联想到他的上任赵勉也死于刀下，怎能不让茹太素胆战心惊、颤颤巍巍？但君恩浩大，皇家威严，茹太素除了毕恭毕敬的结果明太祖递过来的金杯一饮而尽之外，还能作何选择？内心感慨万千的太素饮毕磕头谢恩，答谢太祖诗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面对太祖元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似鼓励又似警告的祝酒，也唯有肝脑涂地难以报答君恩来回复了，让太祖听了很是感动。但世事如棋，谁能胜负？不久之后，户部行政长官茹太素大人就被明太祖朱元璋因事杀掉。

  茹太素可怨否？历史自有定论，唯一让九泉之下的茹太素感到欣慰的是，朱元璋杀了他，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在茹大人之上，尚有公侯列将，在其之下，小吏官丞，更是数不胜数。

  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时，牵连的公侯有十四位，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杀大将军蓝田时，牵连的有十四个公侯、两个都督、户部尚书侍郎各一人。这些人都是和朱元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两案迸发，诛连一万五千多人，差不多就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士杀了一个干净。接着，魏国公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生背蛆，太祖送鹅慰病，医嘱此病吃鹅必死，魏国公无奈含泪吃鹅，后死）、韩国公李善长（曾今的宰相首辅死时七十有七，被朱元璋托以星变之故杀掉，诛连妻儿侄女七十余口）、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开国大臣，均诛连。连帮他打下江山英勇无比的义子侄儿朱文正也被毒死。再杀德庆侯廖永忠等公侯等六人，凡开国功臣基本上都完蛋了。漏网之鱼尚也有，太祖元璋老乡汤和递交兵权，解甲归田，免死。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崇山侯李新建等见苗头不对，保命要紧，退还了封赐给他们的田庄，免死。

  如果再联想到明太祖执政时严峻刑法，动之剥皮、腰斩、挖眼、廷杖、凌迟等闻所未闻之、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之下死的官员和连累的人员，以及动用特务监察机关锦衣卫逮捕的人员、文字狱诛杀的人员等等，可谓磬竹难书、斑斑血泪。不能否认朱元璋所杀的贪官污吏数量也不少，但中国历史河流当中，杀人游戏玩得淋漓尽致、毛骨悚然的朝代，非明朝莫属，这一切皆拜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在采用“以猛治国”的宗旨下，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僧侣凡人，只要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几乎难以幸免，前前后后，杀了十几万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

  于是，在后人的印象里，我们似乎武断的根据这些片段，言之凿凿的判定，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总之，放眼古来帝王将相，将残酷血腥镇压玩到这种地步的，朱元璋就算不是第一，绝对也不会是倒数。可是，历史上的朱元璋真的是这样吗？

  《朱元璋传》里说道这样一则故事：“太子仁慈，提倡以孔孟之道治国，对朱元璋杀诸多功臣，也非常反感。于是质问朱元璋，明太祖让人从门外折来一根荆棘，让太子手握，太子不敢。元璋说：现在有刺，你当然不敢握，等我把刺全部扒光了，你就敢握了。太子也倔强的很，回顶明太祖，有什么样的臣子就有什么样的帝王，气得朱元璋扔凳子。”，言外之意，不难揣摩。朱元璋怕他死后，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将公侯很难驾驭，野性难以驯服，再加上外面虎视眈眈的另外几个儿子，譬如秦王、晋王、燕王等，所以要把这批人杀掉，拔掉这些所谓的刺，让太子顺顺当当的做一个太平皇帝。可惜，朱元璋的长子在他没有驾崩之前就死了，于是扶持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后来的建文帝，迫不得已又杀了一批人，拨了一批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值得怀疑，不过朱元璋为儿子这样考虑，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管如何，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僧侣、杀地主、杀文人，等等一切，无非是为了他新建的王国统治更加牢固而已。功臣都是和他一起造反起义的军人，手握兵权，尾大不掉之势，不杀不放心。况且，夺取天下之后，这批功臣要了大批的土地，和整个农民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无地可种，则国家没有赋税可言，所以，两权相害则其轻，天下已定，功臣无用，杀了算。元朝的腐败就是因为下面的官吏贪墨横行，不杀不足以稳固国家下层建筑的稳定。杀僧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和尚，元末的起义大多都是托付各种宗教名义，譬如白莲教、弥陀教、弥勒教、明教等，这些教会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不杀不稳定。杀地主，和杀功臣本质一样，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无地可种，赋税锐减，于国家财政税收不利。杀文人，是因为文人还不能接受新的政权，怀念过去的朝代，为了降伏，只好采用了文字狱，杀一儆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开国皇帝明太祖杀这么多人，无非就是为了他政权的稳固考虑而已。

  但《朱元璋传》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许能让我们窥伺到一个真实的明太祖，那就是建国之后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的统治对于汉人是残忍凶暴的，天下人等分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投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第三，第四就是汉人。汉人是奴隶的奴隶，没有土地，没有自由，要杀要剐，随蒙古人处置。再加上马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却不善于马下治天下，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狼烟四起，天下群雄，逐鹿中原。朱元璋得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得到天下。他本就佃农出生，做过和尚要过饭，贫穷的出生让他很清醒，农民如果有地种、有衣穿、有屋住、有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就会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于是，在朱元璋统治国家的三十年内，他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棉花、开垦荒地、剥夺地主的土地给予农民，摇赋减税、丈量土地、解放元末的奴隶、让大批手工业的工匠回复自由之身、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策的赋税、严治贪墨、自己不信奉宗教、不搞长生不老的那一套、勤俭节约等等都是他的优点。

  譬如，建国初期规定，凡是荒田，有人愿意耕种的，田地的产权就归谁，并且免除赋税三年。并不断的从人口密集的地方迁徙大批的劳力到因战乱导致人口荒芜、土地荒废的地区，以便于提高全国的产粮数量。

  《明太祖实录》里记载，朱元璋曾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最累。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秧、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流浃背，劳碌不成样子。好容易等到秋收，完粮纳税之后，所剩无几。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却没有办法。可国家的赋税全都在农民身上，当差做工也是农民份内的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可能”，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贫苦农民出身，所以他倒是懂得农民的疾苦和诉求。

  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甚至要求当地的父母官要亲自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耕种。没牛的要给牛，没种子的要给种子，要兴修水利，利于田亩灌溉。要大量种植柿、枣、胡桃、桑树，已被灾荒之年。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报告，所属州县种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由此可见一斑，全国估计，约有十万株之多。同时规定，每个村里不许有好逸恶劳者，不然连坐处分。而且考核官员的政绩，主要看产粮、果木种植、水利兴修等数量。在他御宇三十年内，国家的农业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洪武元年，国家只有田地七百七十余顷，到了洪武十三年，就有了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增速不可谓不快。再譬如粮食收入，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产粮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念作：dan，古代计量单位。摘自《关于古代粮食钟亩、石的问题》 “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斗、斛（石）、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石相通，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制。...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也认定：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粟。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克，即59.2公斤。）换算成公斤就是1941156160公斤，是元朝的两倍之多。在譬如，元世祖时，中国人口约在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约为为六千五十四万，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口，考虑到元末明初的战乱、饥荒等因素，这个数据已经很客观了。

  另外明太祖时，对于棉花的种植提倡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政绩。中国在明朝之前，棉花的种植没有大面积的推广，棉花还是属于非常昂贵的一种布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宋朝的福建和广东已经有少量棉花种植，但种植最为广泛的还是海南，元朝开始，浙江江西湖广等地也开始陆续种植棉花，但都没有达到国家层面大面积的提倡种植。朱元璋起事的南方地区，正好是元朝棉花种植的中心之一，这为以后大面积推广种植棉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朝建国之后，开始在北方大量的种植棉花，同时棉花的加工业也开始陆续的繁荣起来，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北方种植棉花，南方加工棉花，特别是松嘉湖地区的加工业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国家提高了税收，甚至可以拿棉花直接用来交换国内稀少的譬如战马等资源。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为后来的作坊奠定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以上这些，在《朱元璋传》里均有记载。开篇所说的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炮制文字狱等都是他的缺陷，例外譬如开始八股文、利用《皇明祖训》教育后人治理国家作为准则、他自己不信奉宗教，却利用宗教麻痹农民等做法，都是他阴暗的一面。

  总之，看过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之后，我的印象里的明太祖已经不再是早先道听途说的暴君形象。至少，他对农民的那些治国谋略还是充分的考虑了农民阶级的诉求，虽然他的出发点还是站在统治阶层考虑，但至少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和他本人的出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开始完全控制起义军之后的朱元璋再也不是当年一贫如洗，需要入庙做和尚才能安葬父母的朱元璋了，从他掌握生杀夺予大权之后，朱元璋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地主阶级，统治阶级，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他自己所建立的朝代考虑，所以为农民所想也好，杀戮功臣也罢，搞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机关也好，建立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也罢，大肆制造文字狱也好，简化办公章程和办事公报也罢，他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和统治他的国家和子民。

  回过头，再来读“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这句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话语，在杀气腾腾里似乎能看到一个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封建王朝的君主形象。在他统治御宇之内，他是高度集权的天下第一人，民间话说“老子说了算”恐怕才是他心里封信的第一准则了。

  某，管中窥豹，似盲人摸象而已。诸位如有对历史有兴趣，对明太祖朱元璋有兴趣的，不妨一读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和以往我们印象里不太一样的明太祖的形象。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并附议详解，譬如摘录的部分均有明确的出处，读来可信度甚高。但本书有两处遗憾：第一，吴晗先生著书时，是1964年，离文革爆发还有两年，文中多处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从阶级的角度加以分析，某认为有失偏颇。历史要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叙说，功过是非自有定论，每个人的角度和眼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读书时既要跟着作者的主线走，也要防止被作者的思想给牵鼻子走。第二，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采用了胶线装订，质量甚差，我出差途中均带着看，已经断裂脱线，并有两页如秋天黄叶，纷纷而落了。另外本书延用了繁体字，读来饶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