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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前言 十年以来

第一章 大倒退

第二章 从宣传到语言

第三章 从法团主义到民主政体

第四章 从管理者和投机商到增长

第五章 从意识形态到均衡状态

致谢

注释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

加拿大作家、政治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加拿大公民协会（the Institute for Canadian Citizenship）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1947年出生于渥太华，1972年获得伦敦国王学院博士，2009—2015年担任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主席。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出版作品覆盖小说、政治、哲学等领域，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另著有《全球化崩溃》《均衡论》《天堂食客》等十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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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比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人更为人所不齿？”

     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寻找真相却仅期望找到真相碎片的问题――将历经百年而始终清晰明确，令人无从回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于1159年提出了这个有关自我认知的问题。正如你将会看到的，我在本书中将要谈论的许多内容都是对他的问题的扩充。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远非第一个将“值得经历的一生”置于自我认知的中心位置的人。自我认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自我认知，值得经历的一生，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文明社会。这一描述人类实验中好看好和最有趣的事物的术语清单可以非常长。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不仅不是第一位，而且12世纪的他被一群规模大得令人惊讶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包围，他们遍布欧洲各地――其中许多人是僧侣或教师――他们忙于重新发现个体的概念，甚至首次探寻假如他(以及后来的她)愿意的话，现代西方个体有可能变成什么样。

     无论当时还是在那之前，在所有这类质问中，没有一处属于被视为私利之单一、流动的核心的个体。作为当今之主宰的个人主义思想代表着西方思想的一种狭隘而肤浅的变形。这是一种对术语的劫持――既然个人主义是个核心术语一而且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劫持。

     我将要在这五章之中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描述那一劫持。其最终的结果将是对一个沉迷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勾勒：一种此时此刻正牢牢掌握在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法团主义――手中的文明。对法团主义的接纳使得我们否定并破坏了作为民主政体中的公民的个体的合法性。这种否定的结果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失衡，它导致我们崇拜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法团主义是种声称理性是其核心品质的意识形态。它对个体的总体影响是，使其在重要的领域中被动和顺从，以及在不重要的领域中不顺从。

     鉴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赋予友情和社区的重要性，我们很难想象，他不会提出关于社会之整体的相同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它是如此斩钉截铁地声称个体是其顶梁柱。

     有什么比一种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文明更为人所不齿？

     我要说得更准确些。我们的所有大学都在教导的，我们的智囊团不厌其烦地解释的，责任在肩的人在公共论坛上令人倒胃口地一再重复的是：民主诞生于经济学，尤其是一种被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经济现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现代个人主义也是工业革命的产儿。(这些声音中的一些不那么断然地肤浅的声音把某些功劳归于宗教改革，这只是使它们稍微没有那么不准确。)

     20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公认之见的关键是，我们长达2500年的文明的核心和灵魂显然是经济学，其他的一切都从那一核心流动开去，并且仍在继续流动。因此我们必须像对待市场秩序那样，忽上忽下地对待我们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市场无论如何也会那么做的。 这整个理论的专享问题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许多内容都在雅典找到了其生命之源，而这个时间要早于工业革命。两者都成长缓慢，且起伏不定，经过了一系列的关键步骤，直到12世纪，其步伐才得以加速。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所有重要特性，都要先于我们这一世纪的关键的经济事件。更有甚者，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大多数经济事件成为可能，而非相反。

     P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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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问题是，它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小型法团主义的——即管理人员的——市场文明。几乎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鼓励个人主义，却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因而也具有很高的工资水平。

在一个专制政府中，富人可以随随便便地密谋反对（中产阶级），将整个税务负担都扔到他们身上。

管理者一直在将其企业的大量收入浪费在不可能带来增长的并购、收购、将公共设施私有化这类事情上，更别说把它们浪费在他们的摩天大楼和高额薪水之上了。

等到你或我实现稳定的均衡状态的那一天，我们周围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将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中的一个。要么，我们死了，要么，我们滑入了可被临床诊断为幻觉的状态。而生活在幻觉中，就是生活在意识形态带来的舒适感中。

左派和右派的知识立场是相似的，因而两者的基础都是自我专注或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概念。

至于右派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版本，它要么是天真幼稚的产物，要么是犬儒主义的产物。右派的说辞是什么？他们说，个人主义要求个体公民放弃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权利，从而通过他们自己制造的公共机制，将自身的力量与其他公民汇集在一起。

当今兴盛的反智主义是封闭的知识精英主义的直接产物。民粹主义是法团主义而非民主整体的产物。

什么是法团主义？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的职业及其特殊团体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的参与。

谁能比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人更为人所不齿？

当今之主宰的个人主义思想代表着西方思想的一种狭隘而肤浅的变形。

对法团主义的接纳使得我们否定并破坏了作为民主政体中的公民的个体的合法性。这种否定的结果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失衡，它导致我们崇拜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

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 本书作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是加拿大著名作家、政治哲学家，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

◆ 《无意识的文明》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书中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剖析在西方主流媒体引起激烈讨论。

前言

前言 十年以来

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始终难以被评判。在撰写这些“梅西讲座”的讲稿时，我深信它们会引起震惊。毕竟，我是在以一种公众相当不熟悉的方式描绘西方的这一状态。我认为，尽管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赫然在目，但法团主义一直风头不减，持续增长。而这种增长还在继续。为什么这会令人震惊？因为法团主义不仅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也是纳粹德国的反民主基础的构成部分。法团主义藏身于统一着装、军事野心、独裁领袖和种族主义之下。它是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它理应于1945年与上述两个政权一起灰飞烟灭。

可以肯定，人们对这些演讲的反应显然是前所未见的。但这种反应不是震惊。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是承认。仿佛公众—不只是在加拿大，而且在许多其他民主国家—已经感觉到了该论点，仅仅是在等待有人将它开列出来。我猜想，这正是一位作家所要提供的东西。一种识别服务，一面镜子。

现实是存在的。人类需要一面镜子以清楚地鉴别它。

在表面上，承认这一局面是相对困难的，因为我的写作是在大多数被委以重任的精英都自信满满的时期进行的。这些精英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专家解决之道的常规断言似乎相当不容置疑。人们对他们的功利态度抱有一种平静的肯定。

十年后，这种局面改变了吗？我可以想出两种可能的答案。

首先，存在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的新信号，其参与类型可以赋予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以真实的生命，从而破坏法团主义。这是个让人们感到乐观的好理由。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法团主义本身甚至可能比以往更加强大。

※ ※ ※

我应当纠正我的论点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或是把它说得更准确一些。十年前，在涉及法团主义时，与我们社会对其的普遍承认相伴随的是一些误解。许多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团主义—我正在谈论的这一种—仅涉及私有部门法人团体之权力。这并不令人吃惊。法团主义这一思想要么被忽视了50年，要么已经被降为政府、行业和工会之间持续进行的谈判中的一个三角概念。

事实上，作为更广义的哲学概念的法团主义—作为文明的一种可替代模式的哲学概念—已经被人遗忘。我们的社会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简单直接地表述为种族主义和军事上的可憎之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年来都倾向于清除民粹主义与法团主义的结合，因为正是这种结合使它们走向了权力，并将它们留在了权力的宝座上。我们清除了它们诱人的承诺，即赋予我们的民主政体以一个现代、高效、复杂巧妙、强调技术专家治国的替代品。可是，这正是听众和读者在《无意识的文明》（The Unconscious Civilization）中本能地意识到的模式。它是一种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学习过的模式，但大多数人都正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验着它的元素。

他们—我们—正在经历些什么？显然，我当时不曾认为，现在也不认为，我们正不可避免地回归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像我们初次经历它时那样。可是，我们四周充斥着迅速增长的种族主义的信号，这其中包括反犹主义的重新抬头，以及一种强大到夺走了许多日常民主生活之勇气的法团主义。近至1996年，伟大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一个致力于适当的常识的人—警告说，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卷土重来。我们所知道的是，法团主义，连同附着在它身上的种种问题，正在我们的社会中越嵌越深，破坏着社会的人性基础。

※ ※ ※

那种法团主义如何证明自身？

它鼓励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社会。一个管理重于领导的社会。一个私利得到奖赏而伦理道德被边缘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成了一个狭隘的线性过程的组成部分，有违更广泛、更包容乃至横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智库—从大学到专家的世界—之三棱镜日益造就了我们社会内部的一种机能不良的知识和政治过程。我们不能以一种明智的方式在智库间进行沟通。在一个淹没在沟通方式中的世界里，我们却无法沟通。部分的总和要小于我们所认为的总体。

足以令人好奇的是，这种沟通上的无能却强化了我们的这样一种假设：法团主义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必须借之以运行的方式。我们认为，人们不能轻易改变的事情就一定是必然之事。专业化和职业化被说成是负责任的决策声音，因为它们似乎是唯一值得尊敬的声音。同样，它们代表了对公民智慧和公民在设定社会方向中的作用这两者的指责。

个体公民还剩下什么可担当的角色？执拗的沉默和悲观的民粹主义者的愤怒。简明扼要地说，当今日益兴盛的反智主义是封闭的知识精英主义的直接产物。民粹主义是法团主义而非民主政体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法团主义？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在其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个体的存在公然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体的职业及其与特殊团体共享的利益要优先于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社会的参与。于是，他的参与受到一种新型的阶层体系的。因为在所有的阶层体系中，关于你的位置的定义会自动缩窄你的责任。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被劝说放弃以公民的身份全身心介入的念头。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种令人快慰的免责。投身其中的公民要冒当众受辱的风险，要有一副厚脸皮，必须倾听别人的长篇大论，必须学习如何使自己的信念和事业迎合他人的信念和事业。这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公民参与会吞食你的时间。至于忠诚的法团主义者，他们则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留给工作、家庭和休闲活动。时常被误会为个人主义的自我放任是对那些放弃公民参与的人的奖赏。在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地方，我们被鼓励去接受法团主义所带来的较少麻烦的报偿。这是消费社会的嗜好，在这个社会中，对团体的忠诚得到激赏，而大声发表意见则是种使自己边缘化的方式。

我在讲稿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的社会中，民主政体是其软装饰。直至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正式结构似乎已渐渐丢失越来越多的公民认同。我们从普遍而持续的投票率缩水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这种情况是可以扭转的。我相信情况将会如此—只要那些投身于类似的公民工作（如非政府组织）的人也致力于寻求正式的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对于染指各种事实上的权力杠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权力杠杆可以使你参与到对世界的改变中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或我时常所说的虚伪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为什么是虚伪的？因为我们如此深陷于一种民粹主义的复兴之中，以致少有人将之鉴定为一种深刻的反民主运动。“虚伪的”这个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那令人生疑的自恃。为什么说民粹主义的复兴有可能是反民主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原因相同。这种民粹主义涉及对权力的持续愤怒。这里的权力是我们无法将自身投射于其中的他者。

公民越来越被异化，以致看不到自己，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可发挥作用的公民，看不到或不尊重那些投身于公民权利中的人。在不发怒时，这种人显得麻木不仁。陷于异化逻辑中的个体可能既是法团主义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其特殊团体忠诚不渝，同时又对整体结构怒不可遏。其他新的因素是，当代民粹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高级主管、网络公司的百万富翁企业家、高级经理人或传统的被异化的蓝领工人。事实上，当代被异化的民粹主义者既有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也有可能属于社会中最穷困或受教育程度大力度优惠的那部分人。

这种双重的人格体系所带来的安慰使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将自己看作民主政体的潜在敌人。法团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这种结合，导致了一个由勤勤恳恳的职业无意识构成的几乎不容置疑的层面。

不过，参与类似的公共运动—主要是非政府组织—的40岁以下的人的惊人数量是种信号，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接受法团主义的陷阱。我们可以争辩说，参与公共生活的年轻人的比例从未如此之高。

不幸的是，非政府组织本身并未摆脱法团主义的诱惑。更多的情况是，它们被建构为它们所反对的事物的影子。这是它们的弱点。

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优势在于，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脱离其在法团主义结构之外的相对疏离的位置，进入主流的、民主的公众生活。他们可以将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思考一并带进来。这是我们的民主复兴的优选希望所在，也是我们与深深破坏了由有意识的、负责任的、介入的公民所构成之现实的法团主义体系进行对峙的优选希望所在。

约翰？拉尔斯顿？索尔

2005年3月17日

书籍介绍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

◆全方位勾勒落入法团主义之手的文明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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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法团主义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而臭名昭著，但它并未随着法西斯的溃败而灰飞烟灭。本书作者 提醒我们，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法团主义社会中，民主政体仅仅是其软装饰，合法性与专家或利益群体同在：在数以万计的公共和私有的法人团体中，我们作为一个顺从者而存在，卸下对社会的责任，跳入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被动的必然性。

从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再到经济领域，索尔全方位勾勒了一种落入法团主义之手而不自知的文明：权力的语言如何被设计来阻止交流？个体的合法性怎样被否定和破坏？市场、技术、全球化和金融如何被牢牢掌握在管理阶层手中？技术官僚管理和技术官僚投机把我们拖入了怎样的危机？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索尔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操控保持警醒，并提供了一种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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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对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法团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控诉……他的博学且深刻的分析同时挑战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因为他对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出版人周刊》

自我认知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主要目标，但需要被认知的自我总是在各种层面被理解为共同体的基础。索尔认为，随着贫富差距扩大，自我认知逐渐变成了自私自利。索尔是历史学家、惊悚小说家和成功的商人，在他的历史学著作《伏尔泰的私生子：西方的理性独裁》（Voltaire's Bastards）中，他抨击了一味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在本书中，这种理性再次遭到他的谴责，一起被抨击的还有被动性、对语言的漠视，以及对一种不可能的"确定性"的求索。我们所失去的，是自由、开放的社会，它内部应该有一架怀疑主义的天秤，其上放着常识、道德、想象、直觉、历史和理性。

——《图书馆杂志》

索尔令人着迷地阐述了民主近来的悲哀，尤其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这本令人兴奋的、发散性的小书中包含许多引人注目的——同时也令人不安的——观念。

——《书单》

读者必须经历一些非传统的概念化和令人吃惊的声明，以瞥见本书中的突破性见解。

——《柯克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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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 本书作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是加拿大著名作家、政治哲学家，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法国艺术与文字勋章等荣誉和奖项。

◆ 《无意识的文明》是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非虚构类获奖作品，书中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剖析在西方主流媒体引起激烈讨论。

• 作者：想做小孩子 发布时间：2019-09-04 08:50:30

  索尔的洞察力和文采都是显见的，二十世纪初经济危机、政治失序、社会系统紊乱和教育体制日渐僵化的事实，更验证了其警世和预言的功效。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密网笼罩之际，居然可以一面轻捷地跳脱，一面有力地挞伐，实数难能可贵，那固然由于其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坚定立意，更来自他统合个人权利与公众利益的良苦努力。

• 作者：三辉君 发布时间：2019-09-26 17:03:11

  民主的另一暗面。当文化、政治、经济领域被管理阶层牢牢把控，个体权利如何抵挡法团主义的否定和破坏？

• 作者：xiaopai 发布时间：2021-04-25 20:02:47

  工具书，没事翻翻非常好

• 作者：恶鸟 发布时间：2019-08-26 17:05:40

  就像从枪口发射出去的激光，但还没达到终点前，那一阵炫目的碰撞反射和跳转，你几乎不能识别它的路径，也不知道它会落在什么地方。

• 作者：比远方更远 发布时间：2019-09-02 15:35:54

  每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的每个阶段，都有其彰显于外的意识形态（往往通过“修辞、宣传及专业术语”表达）和内化于机制深处的“无意识”结构（呈现为必然性、被动性及系列幻觉）。勇于批评深藏着的“工具理性”的索尔，坚定“人文主义”的精神定位，深剖在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之后相对晚近的“市场”与“技术”主义，揭示“合法性”来源中超越了“神明”、“国王”与“个体”的“团体”所型构的社会化体制的机理。就此而言，只有打破“失衡”、“非均衡”的发展之路才是由“意识形态”向“人道主义”的回归之路……

• 作者：劈头士》睁木 发布时间：2019-09-09 22:57:56

  已购。合法性的来源是文明的核心，西方历史中的四个合法性之源:神明、国王、团体,或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的个体公民。神明、国王和团体这三个来源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旦拥有权力,它们就会自动开始将第四个来源,即个体,贬抑至被动状态。个体公民被贬抑至臣子状态。也就是说,他会屈从于其他这些合法性中的一个或多个来源的意愿。我们的社会如今主要依靠团体间的关系来发挥作用，存在成千上万的以层级或金字塔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利益团体和专家团体。我们生活在一个乔装为民主政体的法团主义社会中。每天都有更多的权力滑向团体。那正是市场意识形态的意义所在,是我们被动地接受任何全球化正巧采取的形式的意义所在。

• 一口气读完的

  作者：鸭老板 发布时间：2022-04-20 18:40:41

• 法团、利益与政治

  作者：J.T. 发布时间：2022-01-30 17:47:13

  人们常把政治理解为围绕权力进行的各种活动，有些人因此“不关心政治”，以为自己在政治之外。实际上，如福柯所说，权力与“支配人体”有关，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权力的支配，无论你自己愿意与否，无人不在政治之中。

  原因或许并不难理解。你或许会注意到，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有大批人不去投票。2016年投票的人只有五成多。相关的调查显示，大批的人因为忙别的事、嫌麻烦或者干脆因为没兴趣而去不投票，其实都是“不关心政治”，至少觉得不重要。

  米勒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中说，竟然还有人对自己把统治权力托付给谁漠不关心。米勒是牛津大学政治学理论教授，不仅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还是个政治方面的专家，自然懂其中的道理。但是普通人就不一定知道，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提及，人们能凭直觉理解的，不是现代这种巨大数量的国家政治，而是几十个人组成的部落状态。

  你或许会想起邓巴所说的神秘数字。一百多个人的圈子我们靠生来的能力就可以轻松把握，更大规模的社区则超出了我们的理解。难道Yuval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不是说，我们只能靠抽象的“理念”来结成现代国家这种大规模的集合，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也是福山所说的human beings saddle themselves with theoretical constructs的缘由。

  在没有通过后天学习与理解现代社会的原生智能眼里，权力是某些人争夺来的，无论是她们通过家族继承得来，“枪杆里面出政权”打来，还是通过政治选举出。所以人们才说，“窃国者侯”。作为进化的产物，与其它生物一样，人类接受的基本设定是丛林法则。草原上的羚羊不会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因此应该受到狮子或猎狗的捕杀，也没想着不公正，也没要求伸张正义。

  人类有天生的正义感，对应的是Axelrod等人所说的进化来的tit for tat本能或进化策略，用于实现与维持合作。由此可以推断，在其他存在合作的物种，同样存在这样的“正义感”，以抑制合作中产生的剥削与欺骗。你或许听说过德瓦尔与Sarah Brosnan的实验，让两个猴子做同样的工作，一个奖励葡萄，一个奖励黄瓜片，后者于是抓狂了。实际跟人类并无本质区别，把量的差异看成质的差异并不合适。

  只有现代文明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抢占权力的个人、家族或集团。这种看法，无疑会受到广大被统治者的赞同，无论是从本能上，还是从理性上。由于这个观点如此难以反驳，如福山所说，无论实质上是什么政体，这些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支持、提倡甚至代表着民主与自由。你说他人权存在问题，他会说人权比你好五倍。

  人类离真正的文明还有遥远的距离，远大于天与海面、生于死的间隔，甚至远过泰戈尔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他爱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被无数人吹的人类文明里，今年已经是2022年了，难道不还是存在国家之间的敌对、政府对民众的愚弄与剥削、一些个体毫无人性的愚蠢与恶行？所以珍妮弗·韦尔什在《历史的回归》中批评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盲目的乐观，他以为世界民主的光亮将在20世纪末照亮世界的每个黑暗角落，然而现实却貌似在往相反方向发展。

  这是人类的理性与本能之争，或说后天教育与先天基因之争，或者说文明与进化之争。只有当人类通过理性或知识来定义自身的存在或生活的方式成为拥有自由意志的自主的人，而不是被欲望与本能所驱动，作为生存与繁衍的机器只是追逐自身相关的进化利益，这样人类社会才会产生一种新的从根基上的变化。人性的变化才会造就人类社会对应的变化。很难预料这种变化什么时候会完成，以及是否会完成。

  不难发现，即使在远古时代，一些被看作贤哲的人也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而尽管在现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的人，最终也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使人类的这种转变问题变得复杂、晦涩起来。并非所有的思想名人都值得信赖，比如约翰·索尔所说的身穿纳粹制服的海德格尔，行为上的堕落反映的正是他思想上的缺陷。这并非旧时代的恶疾。当我们看到ISIS这种组织公然做出、承认甚至宣传自己的恶行却没有被其他所有人唾弃而消亡，一些国家领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虚伪与缺德却没有被民众厌恶与反对并因之下台。本性使然，即使很多人也会出于道德本能反感这些不道德的组织或政府，也不一定会对它们有所抵制或反对。

  格特与米尔斯在《性格与社会结构》中称，一个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却继续在工厂里给资本家打工，反感希特勒却继续在纳粹部队里做士兵，“从符号到行为……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实际上，此处即是说，人们或许会在理性上有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却不是驱动他们行为的动力，实际的行动听从的是“利益”的召唤，是对食物、工作、地位、名声、财富的向往控制着他们的手脚。所以人们才意识到，身体往往比嘴巴更为诚实。

  进化决定了人的智能本质。人的基本驱力是追逐利益。所以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人类政治的一大特征是结成各种利益团体。可以说，在部落小群体中，政治更多是个体利益或个体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更大规模的现代社区中，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政治更多是不同利益群体与群体外个体之间或者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实际上，这就是约翰·索尔在《无意识的文明》中所批评的法团主义。

  或许索尔没有意识到，任何非原始小部落的大群体政治都是法团主义的。在索尔眼里，唯一合理的政治形式，是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这恐怕是一种幻觉。不仅是说，全体公民参与的政治依然是一种“法团主义”，不过是整个国家作为“法团”或一个利益群体了而已；更重要的是，全体公民参与的结果，依然可能是四分五裂的各种团体在利益上你争我夺。难道美国在川普与希拉里竞选总统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了被称作民粹与精英之争的全体民众的分裂？

  任何民主政体可能都会如此，即使是在雅典。或许可以说，相比君主、党派式的独裁制，民主制度更不稳定。一听说不稳定就会吓破胆，或者本能使然痴迷“稳定”的人或许会因此重新热爱起旧制度来，这种愚蠢我无意讨论。伊万斯·普里查德在谈到努尔人时说，他们从血统上有许多分支，产生战争争端时则根据不同的情况相互联合或攻击。比如说，一个子分支下面有两个孙分支，两个孙分支在出现利益冲突时会相互作战，但是在与另一个子分支或子分支下面的分支产生矛盾时，又会结成联盟一致对外。这是进化来的智慧结晶，在利益计算上整得明明白白。

  索尔所反对的，是现代社会对私人利益的强调，甚至推崇亚当·斯密所提到的自由市场论，每个人通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增进了所有人的利益。索尔说，或许那些鼓吹、迷恋自由市场的人弄错了，亚当·斯密所针对的仅仅是那种小群体中的市场，一个相互看得到对方工厂的小地方。在今天这种大型社会中鼓吹自由市场，导致我们崇拜个人利益而否定公共利益，其结果不是人们误以为的“自由市场”带来民主或作为民主的根基，而是成就了法团主义。

  或许核心问题在于，这些人把政治问题转变成了经济问题，于是如索尔所言，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统治阶层试图借助各种技术专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维稳”自身的统治。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韦伯意义上的理性组织起来的现代“官僚”社会，在布尔迪厄意义上所谓的社会资源场中心的“精英团体”，通过各种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索尔说，这些“精英”常带有盲目的自信与可鄙的愚蠢，给经济与社会带来灾难。

  但是，这些精英阶层本身却常不受这些失败的影响，买单的通常是底层的被管理或说被统治的那些人。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拿大笔钱来拯救那些对造成危机负有责任的金融公司，而有些公司却拿这些救济金作为奖金分发给自己的高管们。其他制度下的国家有分别吗？财富总是通过权力的管道从底层源源不断流入上层。如詹姆斯·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中那样，许多人都提到所谓的“Great Decoupling”现象，即许多年来整个社会的财富一直增长，但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却没有对应增长。相比之下，公司的高管、权力阶层的灰色收入在迅速增加，而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少数家庭拥有的财富有了惊人的增加。新增财富的去向不难知晓。

  人性使然，人群常常自然而然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就是我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所在。同样都是工人阶级成员，但当一些人成为权力拥有者，品尝了权力的甜蜜，这些人就与工厂里的工人、公司里的职员区别开来，拥有了自己群体的利益。于是，新的阶层出现了，无论你是称之为红色权贵还是其他什么，共产主义社区随之垮台。至少，你必须引入一种程序，就像贡斯当那样，控制不了权力拥有者，这些人必然腐败，那么我们只有限制权力。秦晖与金雁在《田园诗与交响乐》中以为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其实不是；任何文化都基于人性，尽管只是如Ruth Benedict所说，由于取了“大弧”上不同的元素，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

  推崇精英政治的人难免会觉得，依靠精英出众的能力，能够更好地处理公共事务，使得一国一民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更加繁荣与成功。问题不在于这些精英是否有这个能力，如索尔所质疑的那样；更大的问题是，精英群体本身会自发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民众的利益。我印象中历史上不乏此类的例子，在外敌来犯之时，一些朝廷内部人士还在相互争斗，甚至不惜陷害那些试图抵御外来入侵的勇将与谋臣，只顾眼前的利益甚至到了不顾覆巢无完卵的地步。我们即使不愿也不得不赞同约翰·阿克顿的观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柏拉图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索尔把我们的文明称之为“无意识的文明”，或许更正确的说法是“本能的文明”或“原生智能的文明”。我们生来都只有进化赋予的本能获原生智能。只有通过后天接受知识、思想与智慧的洗礼，我们才可能把自己重塑为另一种存在，一种脱离了进化之手操控的、非自动机的、拥有自由意志的道德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由这样的个体所组成的“自由的王国”中，政治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在道德人类身上并不存在任何邪恶的动机，只可能出现技术性错误。如我在别处所说，这种情形或许永不会出现。我只是在虚构着一个新式的乌托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