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守望者人间世 南京大学出版社正版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作者10大主题聊透当代青年的生活和困惑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却没有被发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

◎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作者，鲍曼在世最后访谈。

◎ 当代极具影响力社会学家 × 知名犀利记者，智力交锋，献给我们一代人的思想小书。

◎ 一份写给当代人的睿智生存指南：关于今天人的境 况，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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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 一场精彩智趣的“世界级播客”，“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鲍曼生前最后的对谈__ 思想碰撞，棋逢对手，从不同侧面描写人类的生存境况：新中产的不稳定感、互联网同温层……

※ 畅聊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爱情、家庭、身份、权力、当下与未来……记录1933—2016年重要事件，“二战”“经济危机”“数字时代”“新穷人”……以冷静的局外人与炽热的参与者双重视角，洞察这一流动、变化的世界。

※ 一本小书，关于鲍曼毕生工作的珍贵谈话 __ 从军队少校到大学教授，从实践者到思想者，鲍曼从未停止思考。他并不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鼓励我们更好地认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实和真相。

※ 辛辣的幽默感，史诗般的世界观，化阴郁为光明的罕见天赋 __一直活泼敏锐，始终心怀希望，做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是鲍曼通过文字传达给我们的力量。“即使知道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

※ 卡夫卡、弗洛伊德、莱姆、昆德拉、艾柯 在对谈中纷纷现身冒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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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们为什么正在失去爱的能力？疯狂消费后，欲望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满足？每个人为什么都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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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前，曾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交谈了几天，在他英国利兹的家中，就他毕生的工作进行了四次长谈。

在这场谈话中，他继续以“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与亲密关系、身份、工作与休闲、家庭、犹太性、道德、幸福、社会、宗教、政治。从经济危机到新型穷人，从社会责任到公民权利，从战争阴影到幸福日常，从偶像作家到人格类型……并就这些话题，深入思考，为我们这代悬浮在不安全感的人提供对自己境况的新认知，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思考方式。

这场最后的对谈，让我们对21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鲍曼有了新的了解：他从不回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总是努力质疑公认的智慧和常识，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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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学者推荐】

鲍曼用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建立了一个任何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立场 ——社会学家吉登斯

如果鲍曼能活得足够久，继续他与瑞士记者的对话，让熟悉变得陌生，那这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播客的开篇。 —— Shepherd Express

前言/ i

说明/vii

·

1 爱与性别

选择伴侣：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 / 1

2 经验与回忆

命运：被历史塑造的我们怎样塑造历史 / 15

3 犹太性与纠结

适应：犹太人会被什么吸引 / 45

4 智识与投入

社会学：为什么它不应该把客观的和个人的经验分开 / 71

5 权力与认同

现代性：论被迫非己，或变成别人 / 93

6 社会与责任

团结：为什么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 121

7 信念与原教旨主义

世界末日：为什么相信（一个不存在的）神是重要的 / 155

8 乌托邦与历史

时间旅行：今天的“彼岸”在哪里 / 175

9 当下与未来

无用之人：谁是现代社会的女巫 / 189

10 幸福与道德

良好生活：脱掉太紧的鞋意味着什么 / 215

·

注释 / 233

部分参考文献 / 237

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

出生于波兰，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

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英国利兹大学终身教授。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者”。

一生出版 50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流动的现代性》《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现代性与大屠杀》《社会学之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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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哈夫纳（1953— ）

记者、作家。长年在美国、波兰和德国工作。

他在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和历史学位。之后，成为一名自由记者，为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媒体工作。1994年获埃贡·欧文·基施奖。1994年获苏黎世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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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渎神》《潜能》《为什么是阿甘本？》《散文的理念》《导读萨义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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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部失效，新的方式却没有被发明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

◎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作者，鲍曼在世最后访谈。

◎ 当代极具影响力社会学家 × 知名犀利记者，智力交锋，献给我们一代人的思想小书。

◎ 一份写给当代人的睿智生存指南：关于今天人的境 况，关于我们当下的生活。

——————

【编辑推荐 】

※ 一场精彩智趣的“世界级播客”，“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鲍曼生前最后的对谈__ 思想碰撞，棋逢对手，从不同侧面描写人类的生存境况：新中产的不稳定感、互联网同温层……

※ 畅聊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爱情、家庭、身份、权力、当下与未来……记录1933—2016年重要事件，“二战”“经济危机”“数字时代”“新穷人”……以冷静的局外人与炽热的参与者双重视角，洞察这一流动、变化的世界。

※ 一本小书，关于鲍曼毕生工作的珍贵谈话 __ 从军队少校到大学教授，从实践者到思想者，鲍曼从未停止思考。他并不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鼓励我们更好地认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实和真相。

※ 辛辣的幽默感，史诗般的世界观，化阴郁为光明的罕见天赋 __一直活泼敏锐，始终心怀希望，做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是鲍曼通过文字传达给我们的力量。“即使知道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

※ 卡夫卡、弗洛伊德、莱姆、昆德拉、艾柯 在对谈中纷纷现身冒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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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们为什么正在失去爱的能力？疯狂消费后，欲望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满足？每个人为什么都成为其他人的敌人？

—

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前，曾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交谈了几天，在他英国利兹的家中，就他毕生的工作进行了四次长谈。

在这场谈话中，他继续以“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与亲密关系、身份、工作与休闲、家庭、犹太性、道德、幸福、社会、宗教、政治。从经济危机到新型穷人，从社会责任到公民权利，从战争阴影到幸福日常，从偶像作家到人格类型……并就这些话题，深入思考，为我们这代悬浮在不安全感的人提供对自己境况的新认知，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的思考方式。

这场最后的对谈，让我们对21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鲍曼有了新的了解：他从不回避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总是努力质疑公认的智慧和常识，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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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及学者推荐】

鲍曼用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建立了一个任何人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立场 ——社会学家吉登斯

如果鲍曼能活得足够久，继续他与瑞士记者的对话，让熟悉变得陌生，那这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播客的开篇。 —— Shepherd Express

• 作者：赫恩曼尼 发布时间：2023-09-22 17:55:58

  鲍曼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原来我们之所以时刻生活在不确定之中，无力解决它带来的焦虑和困扰，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现代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却需要由个人来承担其后果。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为“主我”（内部）与“客我”（外部）之间的和平共处而进行的斗争。而面对过剩的可能性，人们采取“无为主义”的态度，彻底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动力和能力，转而只为个人和家庭的生存而寻一个舒适的位置。“我们期待个体在一个无法改善的世界上寻找一个还能忍受的地方。世界注定要完，但每个个体都必须在这场社会的衰亡中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鲍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思考，创造，尝试不可能的事。

• 作者：Daytun 发布时间：2024-03-08 12:35:07

  我们完全可以承认鲍曼的思想不够前沿，充溢着知识分子大于自身的责任感，又在对当下保持悲观的同时执着地寻找乌托邦的解药。但鲍曼也将这些知识的困局全盘托出——此时他或许更愿意回看现代性事业留下的疮痍，而非智识性反思所引向的未来。

  或许同样也令人唏嘘的是，鲍曼在十几年前犀利的批判在今年早已成为了老生常谈，这也成为了令每个知识分子或喜或悲的谶语：当自己的思想被普遍接受时，这既意味着自身学术灵韵的消弭，却也代表着某种总体的进步与启蒙。

  那便不断将自己熟悉的世界变为陌生吧，趁我们太过寻常地迈入未来的圈套之前。

• 作者：mrm 发布时间：2012-09-15 12:17:03

  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的话，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一个个儿。但我们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重新研究隋炀帝，还他一个公道。

• 作者：远子 发布时间：2023-09-14 10:43:30

  鲍曼比我想象中的要悲观得多。他谈话的风格很平实，却不乏洞见。比如他认为互联网技术与大屠杀事件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致力于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将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视为进步；对消费主义的描述也很有见地：“抑郁是消费社会特有的心理障碍。”在对宗教的反思中，他认为“神代表了人的不足”，所以信神其实肯定了人的局限性。不过当他频繁提及卡夫卡、弗洛伊德、萨特、乔治·奥威尔、米兰·昆德拉、艾柯、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库切、萨拉马戈、维勒贝克等作家时，我就不免对他的结论产生了怀疑。套用本书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那些阅读同样的世界名著的人创造了一个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回声室。“与和你说相同的话的人交谈，这不是对话。”

• 作者：牛奶泼了 发布时间：2024-03-27 22:48:31

  难以想象13万字的小书竟然涵盖爱情、移民、AI、现代性、宗教矛盾、气候问题、贫富差距等如此丰富的议题，可见鲍老举重若轻的表达效率，和译者王立秋文字的省净。复杂的身份背景和人生经历，让他提及很多变化：权力全球化了，政治却还停留在地方；人的道德和社会制度没跟上技术发展；消费社会就是在创造不足；「我们需要用自己所有的私人资源来应对并非我们造成的问题」……洞察真是非常厉害。很幸运，他在2017年去世，果真不必亲眼看到巴以冲突，但也是不幸地，十年前谈到的巴以问题、技术取代人类、气候变化问题，甚至引为笑话的苏联学，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老人坦诚我们处在旧秩序已死、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垃圾时间，他的问题「怎样使世界变旧为新？」无解，但还是心怀希望，教我们努力工作，有所创造，尝试不可能的事，在不确定中追求幸福。

• 作者：曼仔 发布时间：2023-11-08 21:08:15

  三星半，讲社会学和现代性那两章最佳，实际上还是谈论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最好看，国家、劳工、国家与社会关系。一上来谈爱与性别那章差点儿给我劝退，保守的右感溢出书页（）可见一个社会议题上的左翼学者，在性别领域则未必。

• 大卫·鲁尔森评《将熟悉变为陌生》

  作者：Levis 发布时间：2023-07-27 10:51:50

  大卫·鲁尔森/文

  王立秋/译

  David Luhrssen, “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 (Polity Press), by Zygmunt Bauman”,

  Shepherd Express

  , May 27, 2021,

  https://shepherdexpress.com/culture/books/making-the-familiar-unfamiliar-a-conversation-with-peter-haf/

  。经作者许可翻译。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大卫·鲁尔森，美国作家、批评家、历史学者，曾任教于密尔沃基大学和密尔沃基艺术与设计学院，周刊《牧人快报》共同创始人和主编，著有《密尔沃基摇滚，1950-2000》(2019)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从职业上说，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是社会学教授，但从倾向上说，他是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鼓励人们反思，进而采取积极的行动。鲍曼的思想影响了占领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因为他对由欲望的工业化推动的特权世界秩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鲍曼是波兰犹太人，在二战开始的时候，他为躲避纳粹而逃到了苏联。就像他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讲述的那样，他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而是因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叛的看法，一种对于历史及我们年轻人必须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中译第28页）才入党的。战后，他回到波兰在新政权当了个小官员，但因思想过于自由而陷入了麻烦。当局把鲍曼赶到了以色列，他觉得那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于是又搬到了英国，在利兹大学教书。

  《将熟悉的变陌生》在多个主题，包括爱与关系上显示出鲍曼的智慧。他担心我们会因为把彼此和自己当作商品来对待而失去爱的能力。他沮丧地说，“人只有让对方满足，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中译第6页）。鲍曼还讨论了塑造作为个体的我们之“所是”的环境——我们的命运，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情景——和我们的性格，后者影响了我们在面对那些情景时做出的选择。

  鲍曼的一些反思可能让读者吃惊，因为他更以关于社会而非个体形成的思想而著称。他创造了“流动/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这样一个引起共鸣的术语来描述当前资本跨越边界的运动、被外包到远方的劳动和在所有方面说变就变的生活。稳定性——坚定的价值观和社会团结——的缺乏对现状有利。结果，我们都只能靠自己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摸索前行。随着焦虑的蔓延，寻找像川普那样号称自己有答案的强人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

  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鲍曼坚持，现在谁都不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了，因为信息太多，要知道的太多了。然而，他又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好奇心，愿意提出横跨包括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与社会学在内多个领域的问题。现实太过于丰富和多样，以至于没法只从一种学科来对它加以限定和解释，也没法只从一种角度来看它。《将熟悉变为陌生》本可以开启一档精彩的播客节目，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播客节目之一的头几期——要是鲍曼能活得足够长，把他和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的谈话继续下去。

• 一个熟悉的鲍曼，一个陌生的鲍曼

  作者：malingcat 发布时间：2023-10-20 21:57:27

  

  鲍曼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2017年1月逝世，91岁，仅英文著作就有58种，被誉为

  “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在他名字旁边，谷歌算法推荐的有安东尼·吉登斯、汉娜·阿伦特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学术地位一目了然。

  网络世界流传着不少他的影像，瘦削、不修边幅、秃顶两侧的银发不服贴地蓬起，加上警觉的目光和频繁的手势，像某种灰鹤，又像狄更斯笔下走出的人物。只需稍微耐心一点，就能在网页上看到他在利兹大学劳斯伍德花园1号的住宅图片。借他老友的描述：“朴实无华、与世隔绝、藏书如山、从不缺乏美酒和好客之情”，而他的外孙补充说：“室内长年烟雾缭绕”，的确鲍曼的烟斗几乎成为他的符号。会客厅里有一把赭红色的老式皮沙发、还有一把织锦缎面的老虎椅，沙发前简朴的实木茶几上满堆着水果和点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资深记者彼得·哈夫纳与鲍曼长谈了四次，有涉及生平与观点的重要议题，也不乏人情味的小插叙——“您总是准备这么多食物，我都不知道从何吃起了。”四次访谈中的三次集中在2016年4月，鲍曼逝世前十个月。与霍布斯鲍姆等左翼教授不同，鲍曼没有留下长篇自传，如果说他一生最大的理论贡献乃提出“流动的现代性”，那么有关他的大量影像、报道和访谈也是“流动”的，在此意义上，哈夫纳整理出版的《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无疑是一次“浓缩”和“凝固”的努力，让鲍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阐释自己。

  

  鲍曼的书房

  像一切伟大人物，鲍曼身上贴满了标签。“反全球化运动的头目”、“占领运动的领袖”、“后现代主义的先知”，这是一个西方世界所熟悉的鲍曼；“波兰犹太人”、“二战老兵”、“前情报部官员”、“前共产党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一个有些陌生的鲍曼。

  鲍曼对家族和早期经历素来吐露不多，按照哈夫纳的说法“一直以矜持著称”，这也导致步入晚年后，民粹主义者和极右翼分子频繁对他发起攻击。正是因此，哈夫纳引导鲍曼比较系统地讲述了自己的前半生，“一个陌生的鲍曼”能被世人所理解，是这部小书的贡献之一。

  一、犹太人与大屠杀

  鲍曼的父亲毛里茨·鲍曼1890年出生于普鲁士小店主家庭，自学成才，对阅读充满热情，颇有语言天分，自己会写点东西，“终生远离一切实际的事务”，簿记员是他的职业，犹太复国主义是他的宗教。好在他对于子女的人生选择持一种不加干涉的自由主义态度。鲍曼的母亲出生于波兰，受过高等教育，热爱波兰文化，最后却不得不在家庭厨房和公共食堂中度过一生，1954年去世。1957年在解冻浪潮中，父亲移民前往以色列，1960年逝世于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场，“他在那里发现，现实辜负了他毕生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

  鲍曼1925年诞生在波兰波兹南地区，由于父母不是正统的犹太教徒，并不住在犹太区。他回忆说：“我们是波兹南耶泽策区唯一的犹太家庭，我是该区小学里唯一的犹太学生”。到了中学，学校限额招收犹太学生，只有四人，鲍曼是其中之一，想来天资聪颖。学校的童子军不向犹太人开放，他和伙伴们被孤立在“学校长凳犹太区”，是他首次体味“被排斥的犹太人”滋味。德国入侵波兰两周后，父母担心纳粹迫害，一家人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逃到苏联。鲍曼惊喜地发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没有族群之分，“共产主义运动吸引犹太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组织是唯一一个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平等的地方。”

  18岁，鲍曼加入红军波兰师炮兵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度负伤入院，参加过科尔贝格之战和柏林之战，赢得英勇勋章。当他所在的炮兵团抵达卢布林时，他注意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纳粹在波兰建立的最大的灭绝营之一——尸体成堆、惨绝人寰的景象。

  1948年，23岁的鲍曼在华沙社会科学学院学习，对犹太女同学雅妮娜·莱温森一见钟情，二人的婚姻持续61年，直到雅妮娜辞世。当雅妮娜还是少女时，她与母亲和妹妹从华沙隔离区逃离，辗转于“雅利安人一侧”，担惊受怕地躲避纳粹士兵的搜捕。她的传记性作品《晨冬》（1986）和《超越高墙》（2009）是幸存者版的“安妮日记”。在遇到鲍曼之前，雅妮娜是半心半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好了去以色列的准备，是鲍曼说服她放弃了这个想法，留在华沙，成为一名波兰电影业的记者和作家。

  1967年波兰兴起新一波反犹浪潮，将犹太人赶出公权职位和党政干部队伍。尽管鲍曼深信自己有“波兰性”，他热爱波兰的文化、波兰的语言、波兰的文学，认同“波兰人”，但环境频繁提示他“犹太人”的身份。1968年3月华沙爆发学生起义，6名教授被指控要为之负责，鲍曼是其中之一，他丢了在大学的工作。雅妮娜决定去以色列找她的母亲和妹妹，于是他们放弃波兰国籍、前往以色列。

  鲍曼在特拉维耶夫大学谋得一个教职，但他并不拥戴犹太复国主义，他坚定地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

  “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努力让它消失。”

  不仅这么想，鲍曼还在报纸上勇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可谓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因此，当利兹大学1970年发来教职邀请时，鲍曼欣然接受。

  鲍曼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是一部关于犹太人、又超越了犹太人的杰作，他以超出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大屠杀，认为它不是德国的特有问题，而是有着更深厚的根脉与更普遍的动机。

  大屠杀不是对原始野蛮状态的反常倒退，相反，杀戮的工业形式和大规模特征，正是因为现代性才变得可能。“现代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时代。它只是使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它通过像工厂技术和官僚制那样的创新，尤其是通过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搞种族灭绝：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是颠覆世界。…… 对进步和完美的追求使灭绝无数的人成为必然。” 简而言之，现代性的野心是：掌握一切、无法掌握的就消除。因为此书，鲍曼固然被一些犹太人视为叛徒，却在整个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地震。

  二、共产党人与乌托邦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英国，共产党人的标签无疑是致命的。2007年，德裔波兰历史学家波格丹·穆西亚尔攻击鲍曼是军方内部安全部队（KBW）成员，不过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鲍曼参加过谋杀、折磨或间谍活动。此事在学界喧嚣一时，鲍曼必得正面回应。

  1943年，鲍曼进入红军波兰师炮兵团，担任政治教导员。从1945年至1948年，他同时为军方内部安全部队服务，代号“线人塞米昂”。在访谈中鲍曼承认，19岁的他的确为情报部门工作过三年，之所以从未公开这一点，因为他签署过保密文件。而当时的具体工作不过是宣传部的案头工作，包括为新兵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准备材料，以及撰写意识形态宣传手册。根据从上尉拔擢到波兰部队里最年轻的少校这一事实，鲍曼的工作得到了上级肯定。

  

  穿制服的鲍曼

  相较于年轻的宣传官员，鲍曼的共产党员身份更加重要。战后的波兰贫穷落后，曾经的战线一片焦土，800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社会的不公骇人听闻。他在访谈时这样解释：

  “我不是通过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关键是一种对现状的理解，这种理解结合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叛的看法，一种对于历史及我们年轻人必须扮演的角色的看法。”

  1946年，鲍曼加入波兰的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PPR），“1944/5年波兰共产党人的计划，是唯一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可以摆脱战前的落后和战争的动乱的东西；它是唯一能够解决民族的道德堕落、文盲、贫困和社会不义问题的计划。共产党人想给赤贫的农民土地，改善工厂里的工人的生活条件，把工业国有化。他们想提供全民教育——实际上他们也信守了这个承诺。他们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并且，虽然当时经济上有裙带关系的问题，但文化是繁荣的：波兰电影、波兰戏剧和波兰文学都是一流的。” 此外，共产主义吸引鲍曼的地方在于：“只有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如一地反纳粹”。在20-30年代的红色氛围里，鲍曼还是个孩子，周围很多人认为唯一真实的选择，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正是西方对纳粹的纵容和偏袒，养虎贻患，最终铸成二战的大错。投身共产主义，是很顺理成章的举动。值得一提的是，鲍曼夫人雅妮娜也在1951年入党，在另外的访谈里，她这样夸赞鲍曼：“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诚实的党员。……他是第一个我真正尊重的党员。”

  不幸1953年波兰发生反犹太人大清洗，鲍曼的父亲前往以色列驻华沙使馆咨询移民问题，这使得鲍曼被判定在政治上不可靠，不仅被突然撤销职务和驱逐出军队，更是受到安全局的监视长达15年之久。鲍曼选择在华沙大学继续攻读社会学研究生，于1954年起在哲学系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57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拿到一笔美国的资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年，1959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主题是英国的劳工运动。尽管他在社会学领域成就斐然，却从未获得教授头衔。1967年在波兰又一波犹太大清洗中，鲍曼发现自己成了自己国家的外人，愤而退党。

  离开波兰后，西方知识界不乏“苏联问题专家”希望鲍曼扛起反共大旗，而鲍曼相当审慎，与他们保持距离。在本次访谈中他这样表达：“我不认为我自己的决定特别重要。它们是在时代的逻辑里做出的决定。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和我无关，也不是我牵头的。我不得不逃出波兹南，不得不在纳粹抵达时离开波兰，（这些事情）既不取决于我的欲望，也不是我的意志可以决定的。我自己决定的事情，是在战后加入共产党。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也考虑到我自己的经验，那是我当时能够想到、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即便没有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宣称自己是“死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鲍曼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是坚定地表示：“我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我依然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理念：

  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怀旧的乌托邦》（2017）里，他为乌托邦辩护，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某幅未来空中城堡的蓝图，而是改良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境况的动力。“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 尽管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他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心怀希望之人’”。

  三、知识分子与阐释者

  从盎格鲁·萨克逊的角度来说，鲍曼知道得太多了，不大像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像人文学者。

  他退休以后，不再以“同行评审”的学术模版写作，也不再把自己埋在复杂的引文和注释堆中，围绕社会症候命笔，写爱、忠诚、身份认同、难民、陌生人、新穷人、不平等、全球化、共同体、个体化、监控、消费、旅行、休闲、死亡、社交媒体，主题如此多样，文风如此晓畅，得到的民间好评与同行鄙视都是超群的。

  福柯对“具体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分，鲍曼则犀利指出，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说就有普遍的意思，“他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或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

  哈夫纳认为，鲍曼是一个集“刺猬”与“狐狸”为一身的人，既专精、又通贯。探索鲍曼早期的阅读习惯与写作习惯，了解鲍曼如何成为鲍曼，成了本次访谈的附属任务。

  鲍曼11岁时在日报的青年增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写的是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没有什么惊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灿然文采，“我写作的出发点是，我想和别人分享一些事情，而文字只服务于那个目的。”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梳理了四个写作动机：纯粹利己、审美热情、历史冲动、政治目的，鲍曼喜欢后面两条，一是“想如实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关于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社会而奋斗的想法。”

  在日记中鲍曼曾经写道：“除写作外，我没学会任何其它的生活形式”。他深居简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写作；其它的时间：读书。哈夫纳让鲍曼回忆少年时期的文学书单，起始是男孩们喜欢的经典，凡尔纳、安徒生、拉格洛夫、库珀、伦敦、凡尔纳、史蒂文森、大仲马；后续是一大长列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普鲁斯、显克微支、热罗姆斯基、奥若申科娃、斯沃瓦茨基等；然后是一批经典欧洲作家，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长大成人后，他保留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服膺于昆德拉的判断：“小说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成就”。他阅读和引用的作家包括卡夫卡、穆齐尔、奥威尔、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萨拉马戈、卡尔维诺、佩雷克、库切，品位好得惊人。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是他的心头好，他喜欢他们百科全书式的视野。总之，

  从社会学的前辈和同行那里引用观点，那是份内之事，而从文学家那里寻章摘句，那是美好之事。

  熟悉鲍曼的读者不难发现，

  他创造性地将社会学阐释与文学想象相结合，文学性甚至构成鲍曼社会学的典型特征。文学讲求陌生化效果，同样，鲍曼认为，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这是社会学的任务。向纵深处看去，不仅需要新的阐释模式，还需要新的呈现风格。鲍曼经常采用隐喻、寓言、理想分型等工具，这也使得这本谈话录既深邃敏锐，又妙趣横生。

  书中最励志的段落，是鲍曼津津有味地讲述1937年他12岁的一次阅读：“我读到了两只掉进同一碗牛奶的青蛙的寓言。一只青蛙大叫：‘完了！我要淹死了。’然后它就淹死了。另一只则什么也不说，用尽一切精力拼命保持漂浮状态。它用四只脚不停地划水。牛奶逐渐凝成奶酪，这只青蛙也得以踩着奶酪逃出生天。我认为，与这个有哲学意义的事件偶然相遇，影响了我的成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了我的生活哲学的发展。对，我对斗志旺盛的弱者情有独钟。”

  对，你说的对，鲍曼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