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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猫，原名刘志刚。1982年出生在哈尔滨。

三岁起看别人的小说，十三岁开始逼别人看他的小说。

与侯宝林大师同月同日出生，自认为获得了强大的幽默天赋。

职业：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动画编剧。

爱好：为孩子写好玩的书和动画故事。

参与创作的多部动画片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你可能看过。

曾获央视动画大片招标优秀提案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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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每本脑筋急转弯共设置了三关，用一个故事作为主线串联，按照冲关挑战的方式进行。 三关既环环相扣又层层递进，让小读者有体验感、场景感，鼓励小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开动脑筋；在开怀大笑之余，拓展思维。

• 作者：澍。 发布时间：2022-07-07 15:32:07

  在机场看到这套书，就猜小丸子会喜欢，买回家果然喜欢。一口气把2套8本看完了，还出题考我。。。

• 作者：K.Kyo 发布时间：2022-05-11 10:16:53

  宝贝爱看

• 作者：㊣叨叨 发布时间：2015-08-26 19:22:06

  对于初级销售还是很有帮助的

• 作者：huyouyou 发布时间：2018-05-20 19:53:01

  非常好玩，很多题目开始不会，现在都会了。#20180520

• 作者：VIP 发布时间：2021-09-09 11:11:40

  2020-02-04读过

• 作者：糖果 发布时间：2019-10-08 10:26:30

  第一次接触脑筋急转弯，慢慢培养有趣的思维。

• （转）宫崎骏所喜爱的文学大师堀辰雄：专访宫崎骏

  作者：阿七 发布时间：2013-09-24 17:52:30

  《中国时报》最近对宫崎骏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访谈全文。

  我是因为宫崎骏才知道堀辰雄的。老爷子的最后一部作品《起风了》是一部老爷子向堀辰雄的致敬之作！

  访谈中，老爷子数次谈到对作家堀辰雄的喜爱，以及除了《起风了》之外堀辰雄的其他作品，宫崎骏本人也是一读再读。

  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一起来阅读堀辰雄，正如宫老爷子所说的，他是一位纯度非常高的作家。

  也希望有更多的堀辰雄的作品能够被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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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宫崎骏：飞行与爱情永远流传人间

      中新网9月18日电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自从正式宣布引退，他最新编导的《风起》（即《起风了——编注，下同》）便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即使破天荒首次以真实人物为主角，宫崎骏仍一贯高举反战的信念，回应大自然“万物和谐”的呼唤。

      台湾《中国时报》刊载了对宫崎骏的专访文章，宫崎骏相信，飞行与爱情，永远会是文学跟电影的装载内容，继续流传人间。

  　　〉〉〉融合堀越二郎跟堀辰雄

  　　问：您这次的作品把开发零战机的堀越二郎(1903-1982)跟文学家的堀辰雄(1904－1953)两人交织描绘在一起，如此独特的构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虽说两人只差一岁，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何会有如此的构想呢？

  　　宫崎骏(以下简称宫崎)：我是差不多五年前开始构想；虽然我曾想过如何描绘堀越二郎的故事，但不是很明确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有“原著”的，我在《悬崖上的金鱼姬》制作告一段落后，开始画堀越二郎，从2009年起在Model Graphix的模型杂志连载，但只算是我个人有兴趣而画的，登场人物画成拟人化的猪。

  　　最后作品会是融合堀越二郎跟堀辰雄，是我当初做梦都没想到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对从关东大地震到二次世界大战终了那段时期，遭到时代翻弄的日本年轻人很感兴趣，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也跟堀辰雄亲如兄弟但很早就因肺结核而死去的诗人立原道造等。

  　　虽然开始画了，但当时吉卜力正在培养新人导演，因为脚本来不及，我也帮忙写了米林宏昌执导的《借物少女艾莉缇》(即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编注)的脚本，也参与《来自红花坂》(即虞美人盛开的山坡——编注)企划，忙了一阵子，差不多3年前开始，我觉得自己想制作新长篇动漫片时，便较具体地思考整件事。

  　　因为我对堀辰雄的作品非常喜爱，长年都一读再读，曾几何时，两个人在我的内心，变成一个人了。

  　　问：你创造了黑川这个角色把堀越二郎跟堀辰雄两个世界联结起来，这个角色并非实存的？

  　　宫崎：是的，像本庄、服部等许多堀越二郎的同事都是真有其人的，但黑川不是，正好堀辰雄的小说《菜穗子》里菜穗子的丈夫也叫黑川，不过电影里头的形象根据其 实是另有其人；二郎拜托黑川当证婚人时，黑川面对只身来投靠又罹患当时被认为不治之症的结核病的菜穗子，初时有点愣住，所以面有难色，但他也试图理解，这时同为女性的黑川太太马上就接受，也因此为他们俩证婚，两个世界联结在一起。

  〉〉〉首次真实人物做为主角

  　　问：您过去的作品至今没有拿真实人物当主角，这次非常特别，有什么不同的经验吗？

  　　宫崎：苏联解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整个时代气氛为之一变，节节下滑，我的作品以猪或以鱼为主角来回身而避，因为不可能延续过去《天空之城》的路线继续下去，一直想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呢？因此出现了《风起》这样作品的可能性。

  　　以猪、鱼、魔女等为主角的作品，主要的人物移动时都是飞的、跳的，虽然不是没有出现过走路的人，但真正要到了《风起》才是真的每个人物都开始走路了，因此画的时候格外需要观察人的动作、表情等，像是眨眼的次数，据说演技高明的演员眨眼的次数较少，普通的人眨眼次数很多，我描绘的人物眨眼很多，在制作过程中，常遭其他工作人员说“怎么又眨眼了？”，这些细节都会很不同的。

      

      问：《风起》这部电影直接就用了堀辰雄的小说作品篇名当作片名，这表示您毕竟对堀辰雄有着特别的偏好？这算不算是您自己对堀辰雄的情怀的一次总决算？您曾说自己在青年期时读堀辰雄小说，并没有为之所动，那么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对堀辰雄的小说开始有进一步的感受？

  　　宫崎：我是后来在旧书店买到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如《不灵光的天使》、《麦藁帽子》、《鲁本斯的伪画》、《美丽村》还有《风起》等等，许多都是短篇，我都非常爱读，反复地读，看了许多次，但有许多至今还不是真的理解，堀辰雄是非常有深度的文学家。

  　　我在动画《风起》的许多地方采用了堀辰雄小说里的情景，用画面去描绘他的文字，影片因此含有许多堀辰雄的要素，像是捡拾帽子因缘、堀越二郎跟菜穗子邂逅的饭店庭园里开满向日葵、客人打网球轻快的声音宛如开三鞭酒(香槟)或是直接用“三鞭酒”来标示“香槟”、或是影片中堀越二郎直接从院子走到菜穗子病房等等， 都参照着堀辰雄作品变成我的创作题材，而且在描写许多情景都会想着，要是堀辰雄就会这样想，会在乎这样或在乎那样，映照在他的眼里就是如此的情景吧！

  　〉〉〉采用熟悉的风景与风物

  　　问：堀辰雄作品以轻井泽为舞台，像是《风起》影片中描绘的饭店、森林、小径等是不是也是轻井泽呢？最近因为《风起》这部电影，去轻井泽堀辰雄文学纪念馆的访客还增加了。

  　　宫崎：哈哈，我从小学旅行去轻井泽之后就没什么机会再去，当时的轻井泽树木都还没真的茂密起来，现在的轻井泽又跟以前大不同；最近我跟太太去了一处在山上的饭店，那里我前后大概去了三次，饭店的主人还说：“影片中出现的饭店跟我们的饭店很像，不是吗？”的确如此，我并不是画轻井泽的饭店，而是画我自己去过、熟悉的饭店，或许这算是一种谎言吧！哈哈，全是谎言。

  　　我知道有堀辰雄生前住所等，但并没有特别去看，而是采用我身边熟悉的建物、自然景象；像是山麓、森林等等这些画面就是以我在八岳别墅附近的山林为底板画的，同样都是日本，自然的风景相差不远。

      我是不会把时间、力气用在去调查实地细节的，我每次描绘制作动漫，都是动员我自己60年来累积的体验、思想等等去作画描绘。

  　　问：导演至今的作品中也被认为有许多堀辰雄的要素存在，像是《神隐少女》(即千与千寻——编注)中的“油屋”或是《龙猫》里的妈妈因为生病而住到到疗养所养病等，是否真的跟堀辰雄有关？

  　　宫崎：并不是这样的。像“油屋”那样的汤屋是我原本就想描绘的，并没有特定的范本，也跟堀辰雄的《油屋旅馆》无关，我是不作这些调查功课的人；像《风起》影片中的菜穗子后来住的黑川家母屋外的独栋小屋，是2011年吉卜力的员工旅行去熊本县小天(玉名市天水町)，在我们探访散步时看到的房子。

  　　此外我平时在散步时只要看到有兴趣的事物，都会想多看几眼，我想我是很会“窥探巷弄”的人，开车时也常常会留意这些；至于《龙猫》里的医院场景等，就在离开我家走路距离三分钟的地方，散步时会经过的。

  　　不过，话虽说这么说，我很高兴《风起》这部片能让堀辰雄这本小说《风起》大卖，更多人愿意阅读堀辰雄的作品。可惜我不知道他是否有遗族，只知道他的太太已经过世，如有他的子孙知道这种状况就好了(笔者注：堀辰雄跟妻子多惠子没有生育子女，但有养女菊地和世从十几岁起跟堀夫妇一起生活，和世的次男承诺守护堀家墓园)；像新潮版跟《风起》收录在一起的短篇《美丽村》”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小说。

  〉〉〉喜欢堀辰雄小说的原因

  　　问：你所以那么喜欢堀辰雄作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多少因为堀辰雄对作品的完美、完成度的要求跟导演您自己对作品完美要求类似？还是哪点打动你的心了？

  　　宫崎：我很喜欢堀辰雄的作品，是因为像他身处于那样苦闷的时代，自己又是病弱的身体，却一心还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其中一定有许多无止尽的无奈，这种遥遥无止尽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 《美丽村》中，主角在投宿的住处附近无止尽地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想事情，而所见的光景与他的记忆对照着，出现无止尽的寂寥感、那是我自己也会有的感受，像是每当我为了创作而摸索，彷徨踌躇，便会涌出那种无止尽的感受，有时候在旅行时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气氛，我非常喜欢《美丽村》中对这种情绪所作的纤细致密的描写。

  　　问：《风起》影片中，菜穗子在冬天一个人从结核病疗养所溜出来，跑到名古屋车站跟堀越二郎见面，二郎对她说：“不要回去了，留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起生活吧！”这句台词，其实是小说的《菜穗子》里菜穗子希望丈夫对自己说的话，希望跟丈夫能拥有只有两个人的时间，但小说中的丈夫没有说出口，因而让菜穗子失望，但导演您在影片中，却让二郎说出口了，这对作为女性而言，是非常感动的一刻，被认为这是影片中重要的高潮，您为何会写出这样的台词？

      宫崎：现在许多人的男女关系都是“你要选择我？还是选择工作？”要是男女能互相理解，或许可以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像是两人在一起，反而能好好工作；关于影片里的台词，我们的工作人员里女性很多，大家都会有意见，常有人会抱怨的，我自然会意识到，或许是考虑 到女性而让二郎说出来，这种事总有的吧！

  　　问：《风起》片中女主角菜穗子得了当时不治的结核病，而观众也跟二郎透过菜穗子而凝视了死这件事，但动漫本身还是有些梦幻情境，片中有许多梦境，超越时空，生者死者来来去去，在我看来，这也是很日本式的，亦即生死的疆界线也暧昧化，到底您对生与死的看法如何？

  　　宫崎：像我去探望朋友，他伸出手要握我的手，我握了，也没多想就把手放开了。但一离开不久，他就死了，我才知道他体悟到自己的死亡了，如果早点知道的话，我或许会说点比较高级、用心的话，结果不清不楚地，就错过了他要离去的瞬间，有些错愕。片中菜穗子在二郎梦中挥手， 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死去的人只是先走了，我总觉得还会见面的，像是还会跟我的双亲见面一样。

  〉〉〉堀辰雄非私小说家

  　　宫崎：你说的是属于观众对影片的看法，而被问到我自己到底怎么看生与死，那可考倒我了，有些事或许不到时候不清楚的，或许我自己到濒死的时候也是慌慌张张地。但我经历过几位友人之死或者看着他们为了挽回濒死之局所作的努力等，稍微建立了我的生死观，自己届时想要怎么办；要是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死前会想好好跟大家打招呼，但想一次解决，把大家都找来，说声“辛苦了”或“谢谢”，这是假定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这么做，我也希望这种临终的告别、招呼，能构成一种文化。

  　　现在许多挽留生命的临终治疗对我而言有违和感，好像多活一秒也好；或是找了和尚等来，让病人忏悔一阵子后，医生来宣告说“御临终”这太奇怪了！但现在都是这样做，医院也只好如此，插了一堆管子，当事人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像我去探望朋友，他伸出手要握我的手，我握了，也没多想就把手放开了。但一离开不久，他就死了，我才知道他体悟到自己的死亡了，如果早点知道的话，我或许会说点比较高级、用心的话，结果不清不楚地，就错过了他要离去的瞬间，有些错愕。

      片中菜穗子在二郎梦中挥手，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死去的人只是先走了，我总觉得还会见面的，象是还会跟我的双亲见面一样。

  　　问：您在《风起了》片中是描绘了那个有过地震以及战争，非常艰苦的时代，充满了闭塞感，但片中每个人都使尽浑身力量活下去，对照现在的日本，您觉得如何？

  　　宫崎：现在的日本也是如此，跟那时候完全是一样的，就像地震也随时还可能来！

  　　即使是在那样的时代，浅草的电影院一带也已经很热闹，虽然那一区现在已经式微，像现在也会建造什么高塔，吸引大家去看，或搞个奥运活动来制造热闹，但另一方面，一旦发生地震而毁灭，海啸或什么引起核电厂迸裂等，从结果来看，现在的脆弱跟那时候是完全相像的。

  　　问：再来谈谈《风起了》以及堀辰雄，日本文学里有所谓描述自己体验的“私小说”的领域，像堀辰雄《风起了》因为描述了自己的未婚妻罹患肺结核、疗养时的共同生活等等，常被认为是“私小说”，您的看法如何？

  　　宫崎：我不认为他写的是“私小说”；私小说是更为粗糙的玩意，日本有些人喜欢随便把东西随便二分化、三分化来定位，我觉得不对，至少堀辰雄的作品不是，他的作品是纯度非常高的。

  〉〉〉体能准许想游台湾

  　　问： 如您所说，这次的《风起》是您将累积了60年的所有全都放进去了。接下来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当然至今您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的您，但我以为《风起》这部片中有更多无数的您的存在，在电影中您本身的色彩很浓厚，像是喜欢飞机、工作狂、喜爱自然，或对妻子的爱情等，您觉得那些是您自己呢？

  　　宫崎： 当然有我的影子，我原本就不是纯粹只要制作堀越二郎的真人故事而已，压根就没这样的念头。真实的堀越二郎跟第一任的太太生了六个孩子，他太太看起来象是非常不错的女人，凛然而立，非常踏实，我看资料照片，发现堀越二郎的太太跟我岳母长得非常像，吓了一跳，心想天下也有这种事！

  　　问：影片中描绘了菜穗子因为结核病而在寒冷的高原疗养所作相当严酷的集体生活治疗，肺结核跟汉生病(注：旧称麻疯病)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像汉生病必须遭到强制集团隔离、管制，您对汉生病一直都很关心，在制作《风起》过程中还跟您太太一起去多摩全生园参观汉生病疗养所的历史写真展，是否多少因为汉生病跟肺痨的遭遇，在那时代有点类似性？

      宫崎；我去全生园是因为那地方就在我家附近，现在还有很多病患住在那里，他们因为后遗症而无法回归社会；那里还有纳骨堂，收有4000人份的遗骨，有的人虽然有亲戚捡骨回去安置，但也有很多人无亲无故，还收放在那里。

  　　这个纳骨堂是我散步必经的地方，我每次走过都会对那4000人作个手势打招呼，内心也把我的父母或朋友、或恩人如德间书店社长德间康快或前日本电视的董事长氏家齐一郎等都纳骨在那里面，一起跟他们打招呼，但我都没去他们真正的墓前参拜，这事情我母亲说不定会生气呢！

  　　问：我自己这两年半努力致力于台湾的废核运动，知道您反核，是否能谈一下您对核电的看法？

  　　宫崎：核电最好废弃掉！因为无法控制。

  　　尤其在我们这种国家，真的地震非常多，真的非常不妙。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而且无法预知，但这时期跟日本历史中某个时期的地震型态(注；系指宫崎先生长年关注的《方丈记》中描述的1185年京都元历大地震前后天灾地变多的时期)非常类似，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也不足为奇的，到时候核电就算是停转了，也不能不继续冷却，只要地震就不堪设想。

  　　问：您跟吉卜力曾经挂出布条表示“吉卜力不用核电制作电影！”，现在如何？

  　　宫崎：现在我们谈话所在的这间工作室是小事业所，还没法做到，但我们的吉卜力影棚现在是买别家没用核电的电力来发电，虽然是透过同样的输电设备配送过来，没有颜色，无法看出来差别，但的确不是东电的。

  　　不过这不过是一种拂拭表面的作法，根本的工作还是要省点电才好，吉卜力在节电设备上做了许多改善，连我家居然用电灾后变成灾前的一半，变成微暗、微寒的家了，哈哈！用电量变成一半，实在是很感动的数字，靠我太太跟儿子同心协力地达成的，我只是默默待在角落里。

  　　问：在导演的作品中，都对女性非常温柔，那是否也是您对太太的爱情的表现？

  　　宫崎：你问这种很限定的问题，我很伤脑筋，哈哈！

  　　问：不能直接说“嗨”吗？

  　　宫崎：如果我回答“嗨”，反而会遭到我妻子的反击呢！(刘黎儿)

• 译笔中的家国心事

  作者：书白 发布时间：2020-01-20 11:56:37

  （刊于2020年1月18日“上海书评”，发表时题目改为“庄士敦的帝制情结与高伯雨的家国心事”）

  《紫禁城的黄昏》是英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名著，迄今已有不下五六个中译本，但是最早的中译本却是最近引进大陆的高伯雨（1906-1992）的译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引用该书不再注明出处，只标出页码），该书初版于1968年1月，由香港春秋出版社推出。详尽的译注，和出自掌故大家高伯雨之手，是它迥异于后出译本的两大特色，亦使其历经半个世纪而精彩不减。此外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完成于特定时空的这部译作所包含的超乎原书之外的历史信息，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译者自身的怀抱。

  寓掌故于译注

  据高伯雨后来的回忆，翻译《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的缘起是出于报人陈彬龢的约请。1964年，陈氏邀他为《春秋》杂志写稿，并建议他翻译此书。高伯雨早就读过该书英文版，动手便译，“因为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听雨楼随笔》第一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271-272页）。译稿先是在《春秋》上连载，然后结集出版，在高伯雨写的译者“前言”中，落款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在香港”，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成这部译作，确实可谓神速。不过，笔者查阅《春秋》杂志，发现译稿正式刊载是从1965年1月16日出版的《春秋》第一百八十一期开始，至1966年5月1日第二百十二期全部登完，共连载三十二期。刊布的内容与出版的单行本别无二致，包括全部译文和译注，故“前言”中的落款标注的应该只是译文完成的时间，而大量译注则是此后随刊添加的。

  

  高伯雨译《紫禁城的黄昏》初版本封面

  高伯雨说“这部《紫禁城的黄昏》所记述的大都是我三十年前所闻所知的事情，因此还不至觉得困难重重”（“前言”，第8页），并非自矜之辞。1934年至1937年间，高伯雨在北平居留数年，跟随溥儒学画，溥儒是恭亲王之后，熟知清宫掌故，当时仍住在恭王府后花园，“每年丁香盛开，心畬兄弟[指溥儒、溥僡]必约一班文士为赏花之会”（《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听雨楼随笔》第五卷，236页），高氏应该从中获知不少清室佚闻。此外，他还经常参加曾做过国务院秘书长和清史馆编纂的陈汉第组织的伏庐雅集，与马叙伦、夏仁虎等老辈常相往来，从他们那里得知清末民初的许多史事。我们读高氏的随笔，包括这部译作的译注，会发现其中经常穿插译者的见闻，给读者一种回到现场的历史感，读来亲切有味。

  当然，高伯雨作为掌故大家的声名，更多借重于他对近代史料的熟稔与把握。《紫禁城的黄昏》的译注，所引用的史料包括专书、报刊、公私函件、新闻报道、典章、日记等等，种类之多令人惊叹，篇幅之巨，几驾正文而上之。考虑到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完成的工作，译者用力之勤确乎值得钦佩。这些详赡的译注，或补充史实，或纠正谬见，加之文笔灵动飞扬，本身即可当文章来读。姜德明很早就读到高伯雨寄赠的译本，他特别看重这些译注的价值：“我认为更加精彩的是他为本书加的注释，不仅显示出他治学的严谨，如果只看他的释文，亦如读他的随笔一样，非常有味道”（姜德明：《听雨楼书简》，收入《拾叶小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17页）。实际上，我们翻阅皇皇九大卷牛津版《听雨楼随笔》，会发现高伯雨在翻译这部名著的前后，都写过与溥仪和逊清皇室有关的随笔，其中不少内容都出现在译注中，如《溥仪与庄士敦》（收入1956年版《听雨楼随笔》）《清朝皇帝的账房——内务府》《溥仪册封“皇后”的笑话》《溥仪结婚演戏记趣》（均发表于1966至1968年的《大华》杂志上）等文，从中一方面可见高伯雨很早就在积累相关素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译注确实带有掌故的性质，其中很多又被译者转写为单篇的随笔。

  “掌故”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体裁，可以包含诸多不同的体式，但要以随笔杂记为大宗。1944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作序，对“掌故学”的方法与旨趣做了详尽的阐发。他将掌故定位于与正史相对的杂史，而正史与杂史之分途，则发端于陈寿《三国志》。在瞿兑之看来，裴松之的注里包含许多《三国志》未载的遗闻佚事，“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瞿兑之：《论掌故学——〈一士类稿〉序》，《古今》第五十五期，1944年9月16日）。做一个未见允当的类比，高伯雨为《紫禁城的黄昏》所作的译注与原书的关系亦约略仿佛。在裴氏和高氏那里，“注”作为次一级的体例，反而有着不受正史约束的更大的自由度，得以容纳琐碎繁杂的记述，反而更接近历史的本来样貌，这也正是作为杂史的掌故价值之所在。

  

  高伯雨

  不过，与裴注对陈志的烘托映衬相比，高伯雨的译注与庄士敦的著作之间毋宁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充满了论辩甚至尖锐的驳斥。这或许源于《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本身的特殊性质。一位英国殖民地官员对末代皇室之命运的记载，处处见出列强在其中上下其手的身影，某种帝国主义的视角已然隐含其中；而高伯雨在六十年代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翻译这部书，很自然地会调动起个人身世与家国命运的历史经验。透过其译注中史料的别择和史实的论断，高伯雨的家国心事昭然可见。

  别有怀抱与独抒心曲

  高伯雨对掌故有自己的理解。1949年以后，高伯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谈近代史事的随笔，颇受读者欢迎，“有朋友写信来问，为甚么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我答他道，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未必为读者所乐闻，还有，在此时此地，月旦人物，批评社会，易招愆尤，甚违古人明哲保身之道，暂时敬谢不敏”（《〈听雨楼随笔〉自序》，《听雨楼随笔》第二卷，159页）。后来瞿兑之为高伯雨的《听雨楼丛谈》作序，对他的这番观点提出异议：“高先生自己说过，他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因为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这话未必尽然。今时今日正需要与过去对比，对比恰恰不是留恋，我们不是为了消遣而爱读他的书，也不是仅仅为了扩充知识而爱读他的书，为了作一个新时代的人，更应该读他的书。”（瞿兑之：《〈听雨楼丛谈〉序》，《听雨楼随笔》第二卷，304页）生活在新中国的瞿兑之，对“此时此地”的香港文坛的情形不免有些隔膜，高氏的顾虑自有其缘由。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报刊，大多带有政治色彩，左右之间壁垒分明，甚至互不往来。而高伯雨则不受党派框架的束缚，“除了特别左倾和坚决反共的报刊，他都投稿”（何家干：《随笔大家高伯雨》，《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然而这并不代表高伯雨没有自己的立场，根据许礼平先生的观察，“从三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高氏一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但许多事又是不肯苟同的”（许礼平：《高贞白和鸳鸯蝴蝶派》，《掌故》第三集，中华书局，2018年，225页），高伯雨曾自言：“六十年代初我仍是‘左’的。”（许礼平：《掌故家高贞白》[增订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60页）这种特别的姿态，确实很容易招来是非，为此高氏采取的策略，一是不谈今事，只谈故实，二是变换笔名，“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听雨楼随笔》第一卷，273页）。

  

  《春秋》第181期封面

  《紫禁城的黄昏》译稿最初在《春秋》杂志上连载的时候，用的便是“秦仲龢”的笔名，之所以采用这个新笔名，跟《春秋》杂志自身的色彩不无关系。《春秋》创刊于1957年7月，创办人姚立夫是国民党将领，曾担任热河省政府副秘书长。大体而言，这是一份以流亡香港的国民党公教人员为主要作者群、以民国史事和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文史杂志，虽然其宗旨宣称“公正，超然，独立而具有建设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参见胡志伟：《〈春秋〉杂志的史料价值》，“香港文化资料库”网站），但总体而言偏于右边是毫无疑问的。

  为这样一份杂志供稿，自然要慎重从事，变换笔名是最方便的办法。在新笔名的“保护”下，高伯雨可以自由发抒自己的见解，乃至对原文作删削的处理。实际上，高氏译本初版的署名是“秦仲龢译写”，译者在前言中也明确说明，自己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而且略去了原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理由是这些章节“所记的多为国人所知的事，平平无奇”（第7-8页）。然而，如果我们对照原文，会发现也许其中还有更深微的考虑。庄士敦在书中追述他入紫禁城之前的历史事件，不只是交代背景，也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以及清室与民国的关系等重大论题的看法。他对溥仪和逊清皇室的同情，与固守传统纲常伦理的遗老迥然有别，是有一套理论作为支撑的。他特别强调“清朝”与“中国”的区别，作为朝代的清朝并没有现代中国的领土边界意识，统治范围随其权力扩展的空间大小而变。这就是为什么溥仪在紫禁城小朝廷里享有皇帝尊号并不会挑战和伤害民国的权威。反之，若清室的权力能伸展到紫禁城之外，亦可与中华民国并立，他认为若辛亥革命时清室退居关内，东北未必会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他支持清室复辟或建立新的“满蒙帝国”的理论基础（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93、100-103页）。高伯雨对这套论述显然极为抵触。在“复辟派的希望与梦想”这一章，当他翻译到庄士敦对“满蒙帝国”的想象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译注：

  庄士敦这种荒谬绝伦的言论，在这一章里真是说得头头是道，并且处处为“满洲国”辩护，暗示溥仪在日本人牵引下做“满洲国皇帝”是合法、合乎人民期望的。这些废话，似乎不必再替他说一遍，译到这里便够了。（98页）

  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实际上，原书此后还有十页的篇幅（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245-255页），庄士敦连篇累牍地引用《李顿报告书》和各种英文报刊，来为他的理论张目，高伯雨一概删去，可见他对原文的处理，并不完全出于技术性的考虑，或许更多还是民族情怀的义愤使然。

  

  《紫禁城的黄昏》连载第一期

  高伯雨对庄士敦殖民地官员的身份了然于心。他在“前言”中介绍作者时，明白写出庄士敦1898年起在港英当局服务，历任总督府秘书、辅政司助理等职，后来又担任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的经历。也许不能说庄士敦怀有分裂中国的政治意图，但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多个割据的政治实体，符合英国殖民统治的逻辑，也有利于英国的利益，这是可以想见的。在本书的另外一处译注中，高伯雨写道：

  庄士敦在本章中说到1925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反英剧烈行动，乃是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大使馆的鼓动云云。这是含血喷人之词。1925年中国人反英行动，乃系五卅惨案及六二三沙基惨案引起的，当时全国人民完全是基于爱国行动和正义感，起而反对，是乃良知，无须受什么人鼓动的。译者注此之时，恰为1965年5月30日，五卅之四十周年纪念也。（144页）

  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很值得细细琢磨。高伯雨秉持民族大义，驳斥庄士敦的不实之词，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情怀，这一点自不待言。有意味的是，六二三沙基惨案发生于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伤亡者中亦有返回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此时此地”身处香港的高伯雨，以译注的形式纪念中国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历史，格外令人动容。更值得玩味的是，译注中提到庄士敦说的那番话，其实并未出现在译文正文中，高氏的译文是“中国的智识青年对于英国在华种种行动，已极端憎恶，他们骂英国为帝国主义者”（140页），而完整的原文应译作“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对英国的非理智的敌视已经很明显，这种敌视在苏联大使馆直接或间接的鼓励下，在1925年爆发的极端的反英运动中达到了极点”（参见陈时伟等译：《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1989年，238-239页）。译文的删削改写与译注的直抒胸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也透露出置身于特殊舆论环境之中的高伯雨曲折的心境。

  夹缝中的身世与身份

  

  头戴“头品顶戴”的庄士敦

  《紫禁城的黄昏》原书“序言”开篇，写的是1901年7月庄士敦和其他殖民地官员在香港，接待前往德国为克林德被害向德皇谢罪的醇亲王载沣的情景，由此引出庄士敦与清室的因缘。香港湾仔有一条庄士敦道，是纪念另一位做过香港总督的庄士敦的，不过高伯雨每次从这里经过，想到的却是这位“帝师”庄士敦（《溥仪与庄士敦》，《听雨楼随笔》第二卷，82页）。比起庄士敦，高伯雨与香港的缘分要深切得多，他虽然籍属广东澄海，却出生于香港。高氏祖父高满华所创办的元发行，实为香港开埠早期南北行街最老的老字号，高伯雨父亲去世后，他于1912年夏天随大哥回到澄海老家。此后他在内地求学谋生，除1928至1930年间在英国留学外，仍经常往来于大陆与香港之间。1937年6月，高伯雨从北平至上海，在一位同学的私人商业机构里供职。抗战爆发后，该机构内迁汉口，高氏未与同行，打算先往香港住上一年半载，再作打算。8月27日，高伯雨来到香港，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到香港，觉事事皆陌生好像从未到过的地方一样，其实今年二月我曾来过两次，虽是路经，但也住了几日，何以今日忽有凄凉彷徨之感，岂非以祖国为敌人侵略，而有今昔快乐哀愁不同之心理耶？浴后就寝，竟夕不寐。（《上海二月记》，《听雨楼随笔》第三卷，305页）

  这是家国破碎时高氏心境的写照，今日读来犹觉真切动人。高伯雨原来只打算短暂居留，没想到从此便在香港扎下根来（除了1942至1945年间为谋求生计，曾在广州、澳门等地经商外），开始其长达六十年的文字生涯。

  

  高伯雨（后排右一）、林翠寒（前排右一）夫妇与友人来维思（后排右四）及古琴家汪孟舒（后排右五）、郑颖孙（后排右三）等合影，1934年摄于北平东兴楼。

  高伯雨出身商人家庭，其家族生意遍布内地、香港及东南亚。高满华年轻时远赴泰国经营米业，致富后创办元发行，高伯雨的父亲高学能十二岁才从泰国回国。或许正因为这种侨商的背景，高氏对民族身份格外敏感，他曾特意撰文反驳其兄高绳之是“买办”的说法：“我的大哥从未做过买办，就是他的父亲、祖父，也不是买办。我的祖父是澄海县一个淳朴的农民，二十多岁时远走暹罗谋生，发财后回国。自先祖发财后至今一百多年，不止未有一人做过买办，就是子孙中也没有一个人打过‘洋行工’。”（《辛亥潮汕革命与高绳之》，《听雨楼随笔》第三卷，410页）不给外国人做事，这也是先人的遗训：“先祖在世时，常告诫先父兄弟，我们侨居外国地方，只好做生意，做有利侨胞的事情，在外国人旗下为官作宰，协助统治，万不可为，让别人去做好了，所以先父只肯做做东华医院总理这些慈善性质的职位。”（《香港东华医院与高满和》，《听雨楼随笔》第三卷，377页）

  在华洋杂处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高伯雨始终坚持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1982年高伯雨密切关注中英谈判进展，他批评英人所谓《南京条约》合乎国际法的论调：“盖香港本为中国地方，三尺之童皆知之（不过，今时今日这儿有些五尺之童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不到那一个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收回原有地方，正义也。”（《小学生论香港》，《听雨楼随笔》第五卷，297页）所谓“五尺之童”，当是有感而发。

  高伯雨译注《紫禁城的黄昏》，发抒家国情怀，果然在香港曲高和寡。《香港笔会》有一篇评论，称“高伯雨边译边评，夹叙夹译，表露出极鲜明的政治立场”，言语间颇不以为然，最后总结道：“对于庄士敦的思想、品行，译者颇多指摘。其实英国本系君主立宪制国家，庄氏醉心帝制，且对逊帝有知遇之恩，这一切都不难理解，我们不必苛求于他。”（季姜：《一本按语多于原文的奇书——重读庄士敦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香港笔会》第十七期，2000年12月31日）作者对庄士敦网开一面，对高伯雨却未免“苛求”。这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已经是高氏去世八年以后了。

  若以译文的忠实程度为标准，高氏译注本未见得完美，后来的译本可能更臻完善，后出转精，本为通例。即就译注中的史论而言，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高伯雨提到所谓易培基、李宗侗故宫盗宝一案（145、276页），吴瀛后来撰有《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一书，证明这是一桩冤案。译者未加考辨，囿于陈说，亦无足深责也。半个世纪后再版高伯雨的译注本，其意义与其说是通过增加一个译本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庄士敦的原著，毋宁说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解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的心路历程的窗口。拂去历史的云烟，高伯雨以翻译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所表达的既隐曲又畅快的家国心事，仍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