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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大漁 发布时间：2009-09-03 01:24:45

  爱

• 作者：鬼塚乱步 发布时间：2015-10-20 21:49:52

  呵呵，做了回儿童

• 作者：Zer046 发布时间：2022-03-31 18:31:11

  为了备考借书，学《残忍》。却意外发现整本都特别好，眼里不时泛泪光

• 作者：了 发布时间：2019-10-11 06:12:19

  喜欢这段话：“爱的行为是不会折磨你，让你失去平衡或者引起你自责的情绪的。爱并不伤人心，而是让人精神愉快，爱的行为培育了你的情感健康。当有人向你表示爱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在为别人所接纳、关爱、看重和尊敬，真正的爱造就的是温暖、愉悦、安全、稳定和内心平静的感觉。”

• 作者：kayoko 发布时间：2018-12-07 10:53:01

  搭配很丰富

• 作者：天真的很黑 发布时间：2015-02-24 23:19:55

  北大凌晨四点半图书馆还座无虚席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闹鬼。

• 汪曾祺的时代与“上下四方”

  作者：齐物秋水 发布时间：2014-04-13 12:13:18

  孙郁写《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虽不是项庄舞剑，意仍未离汪曾祺其人，但外延已然大大拓开，寻觅时代风云中士大夫的遗传脉络，昭然目前。汪曾祺适逢诡谲时世，个体的气质和趣味受到约束与挤压，人生的大半截在曲折颠簸中度过，却在晚年迎来意外的“松绑”，才情得以喷薄而出，而我们亦得以见到一个恬静温润的纸上世界。这种审美维度显然令时人陌生，但久违方为实质，这一股文学的脉息在地下已潜藏许久，压抑许久，却始终无法泯灭，有机会便得现世间。既然是一种文学的传统，必有根脉与“网络”，汪曾祺自然不会是孤零一人，孙郁自言，“想通过汪曾祺，来写一群人，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这是一个绵延的多事时代，没有人会活得轻松，但文化的韧性也正在这里，勿论如何艰难的时世，那些看似柔软与脆弱的传统审美及趣味，并未被压垮绝灭，而是在夹缝里曲折求生，待天晴日朗之时便破茧复萌。

  汪曾祺的创作断断续续，有他于文学的领悟与学习需要一个过程的因素，更多地是时代的变幻莫测导致。他带着《沈从文小说选》、《猎人日记》两册书，考取西南联大，是文学生涯的起始，那时的他多受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如纪德，如伍尔夫，如阿左林，学步的痕迹较重，但已显示出其特有的才华。汪曾祺的学生时期，老师沈从文就在给朋友的信中，言道，“新作家联大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毕业之后，他陆续写了一些，如《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复仇》、《老鲁》、《异禀》（1948年稿本）等，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进步，从模仿已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不过因辗转昆明、上海、北京等地求职谋生，生活不安定，汪曾祺这时的心情是灰的，写作是少的，一切仍在摸索期。很快，时代发生了大转折，他进入北京的《说说唱唱》杂志当编辑，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与主流显然不能相合的文学趣味；未久，补划“右派”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下放到张家口，为马铃薯做“肖像画”是此时期主要的“创作”。六十年代初期稍有写作的机会，作若干小说，结集《羊舍的夜晚》；而命运的吊诡在于，文革风暴突起，汪曾祺阴差阳错地和样板戏结下了难解的瓜葛，一个与革命话语隔膜的人却写出了上佳的革命话语样本（《沙家浜》），确为时代的捉弄。待一切柳暗花明，汪曾祺已届花甲，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性，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了。

  一个作家不能自主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悲哀。还好汪曾祺的一点幸运，是时间给他留下了“衰年变法”的机会，没有成为大遗憾（想想郭小川、路翎等的遭遇，令人唏嘘）。自然，实质上亦说不上变法，因为一切都是回归，汪曾祺本然的气质与文学趣味即如此，不过是自潜藏返回地面而已。文化传统是一股不绝的脉息，汪曾祺亦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有着一个“谱系”，如孙郁所言，“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有着挫折的体验，不都那么冲动，还有士大夫的遗传在。这些文人数目不多，在五十年代已经溃不成军，但其余绪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大概和他们的存在大有关系”。

  所谓“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即汪曾祺与他的师长、朋友，及一脉相承的晚学后辈。应该说，孙郁的梳理及论述是有独到之处且详尽的，但未尝没有再加以补充的余地。如自文学的影响“谱系”而言，汪曾祺是沈从文当之无愧的承继者，沈从文在创作之初受着废名曲曲折折、不可小视的影响，而废名作品对汪曾祺的浸染亦显而易见。他们三位，1949年之后，都踏踏实实地留在大陆，不折不扣遭受着自精神到肉体的打击。沈从文两度试图自杀，未果，放弃小说写作，转入文物服饰研究。废名辗转去了吉林大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自己，文风大变，此时期的文章我看过一些，只感觉一阵悲哀，这还是废名么？那个写小说如唐人绝句、晦涩迷人的废名哪里去了？他的改造确是彻底的。文化的传统固然“没有被无情的动荡完全摧毁”，但许多文化人却已然被摧残得面目全非了。从这一点而言，汪曾祺是幸运的，他还留有劫余的时间。

  如果说汪曾祺的文学趣味一脉相承废名、沈从文，那他对民俗、野史杂记的兴趣就与周作人、俞平伯、浦江清脱不开关系了。浦江清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老师，学问是极大的，对学生的影响不能忽视。孙郁专列一节论述之，他比较汪曾祺的《关于八仙》和浦江清的《八仙考》，认为前者很可能受启发于后者。浦江清是随笔式考据论文，周作人是学术式小品文，各有千秋，而俞平伯为苦雨斋弟子，脉息承继中亦有自己的雅致风格，汪曾祺与这些前辈学人属同路人，显然多有借鉴。而他们在革命年代的遭遇亦可一表，浦江清年纪最轻，却最早逝去（1957年），固然学界少一有学问的学者，但随后那些纷纷扰扰的动荡也就与他无关了；俞平伯或许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拿早先写的一部红楼梦论稿重新出一下，意外受两个“小人物”（蓝翎和李希凡）攻击，竟掀起文艺界的一场大批判，是为之后二十余年运动不断的先声，如此“荣幸”，老头儿惶惑得紧，只好在惶惑中艰难度日；周作人应了自己早早说过的“寿则多辱”，夹着尾巴在新政权下度过十数年，红色风暴乍起，立时被弃之于地，以一个老人最不愿意的方式死去。

  孙郁在书中未多论及浩然，应源于其不属“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之列，不过我认为，将之引入，与汪曾祺作比，对于认识那个时代文化人之多元性大约更有好处。汪曾祺比浩然年长十二岁，出身士绅家庭，在1949年之前已有文学实践，具成熟的文学观，较之浩然生于农村，在红色时代开始文学梦想，观念上有截然的分别；但奇异的是，文革期间两人都受到江青的垂青，因文学之才受到任用，汪曾祺进入样板戏团工作，浩然更是接近小集团核心，其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红极一时，以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称。汪曾祺后来有随笔曰《随遇而安》，阐述其人生观念，其实这一段“样板戏经历”亦是如此，事情来了就随着“走”，毕竟个体遭逢大时代，渺小不足道，抗衡不起；而写《沙家浜》那些“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词，虽是遵命之作，但贩些自己的“私货”进去，未尝没有创作的愉悦在。孙郁说，“逢场作戏的因素多少是有的”，这个不错。浩然的情形自是不同，他贫寒出身，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进入江青所掌控的“核心”并无权力的野心，还是为了能够写东西，所以“机会”来了并不伸手（文化部长让擅逢迎的于会泳当了去），只是以自己的作品问世并出版为满足，当然代价亦是有的，总要写点《西沙儿女》这样的东西交差。动荡过后，一切重新开始，汪曾祺迅速回归自己本然的审美，写出了《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令时人大为讶异的作品；而浩然转折艰难，陷入往日的思维很难出来，直到九十年代，还说出不为当年写《金光大道》后悔的话，舆论哗然。不同作家在革命时代的遭遇是错杂的，其异中有同或同中有异的繁复况味，构成的多重话题颇值得思量。

  说起汪曾祺的承继者，较之谈汪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似要费力一些，这是时代的原因，亦无可奈何。汪曾祺作品的重读率极高，读者亦极多，从他去世已十数年，各类作品集再版版本之繁多可见一斑（全集亦早有北师大版，继之即将推出更全的人文版《汪曾祺全集》）。模仿、学习汪氏风格的写作者亦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位湖南作家何立伟（作品有《白色鸟》、《花非花》等），小说写得素净，篇幅亦短，风格颇靠拢汪曾祺，不过后来慢慢消失了，没再见其作品。其他作者仍有不少，但多碌碌无足道。究其原因，汪曾祺风格表面看可学，因其文字极“白”，小说外观素朴单纯，似乎模仿起来不太费事。但事实是，学习者纷纷画虎不成，折戟半途，只是因为他们无法企及这朴素与“白”的下面所隐藏的太多东西：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对文言和民间语言的掌控力。汪曾祺曾提到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这才是“白”的根底。如今的写作者，又有谁具此种“白”的能力呢，此为难寻汪曾祺风格之承继者的根由所在。

  在孙郁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俱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而如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文章能够被不断重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有人性的温度”。那我们在这里谈论汪曾祺，固然在追摹其有着暖意审美、平淡素净的文本，或许也在寻觅一种难以复返的文化传统，与弥足珍贵的人生态度吧。

• 架构之美的启示

  作者：winterlion 发布时间：2010-02-20 20:03:21

  先说说架构之美是本什么类型的书，这本书就如同汇集了各个电视频道充斥的各类股评专家（当然是顶尖级的）的析股法则大全。而什么是成熟的架构师呢？简单来说，就是能够取各家之所长，因地制宜，形成适合自己设计场景的架构设计规律法则。

  看了一部分，觉得写得还是比较诚恳的，有以下感想记录以备忘：

  1 COC规约背后的法则就是架构设计上最重要的一条：概念完整性（处理问题的一致性）， 同时，架构设计上的相对简单也才可能保证概念完整性，一致性。这也是架构能够比较务实，利于推广的重要因素。

  2 软件的架构其实是和公司的组织结构及开发流程相互影响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软件的架构是被动者。但好的软件架构设计原则反作用于组织机构及开发流程也不是不可能的。

  3 没有完美的架构。架构师就是力求做一个务实的“平衡美人”。不能一边坐拥着间接、长远才见效、容易视而不见的幕后优点，一边又对为了实现前者随之带来的小小应付成本挑三拣四，这样很容易捡了芝麻丢了瓜。。。

  4.好的架构就是要分离关注点，也即“庖丁解牛，分而治之”。降低耦合性，这样复杂性也随着降低了，让参与系统各个方面的开发测试人员只需了解自己需要了解的模块，不需要了解整个系统，就能并行地进行工作了。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出超越了单个人智慧所能理解的复杂软件生态系统平台。对于复杂系统的大部分参与人员：“知其然，也要知所以然”未必适用。

  5.虽然大部分程序开发人员也隐含行使了架构师的角色与职责，但架构不能这样以一种自动而隐晦的方式存在，应该适时地有意识地因地制宜的主动做出架构层面上的设计及重构工作。要不然，就像北京城市建设这样，时间成了唯一的架构因素，基于明清时代遗留的皇城根一环一环地摊大饼。。。到那时候，着急也没用了。。

  6. 不要虚妄地进行所谓的自主创新：大多数场景下（尤其中国）：我们面临的架构设计其实更多的是架构选型，这没什么丢人的，孤芳自赏型地闭门造车只能是自娱自乐。就连中国飞豹歼击机总设计师也要面临架构选型：是选落后但忒熟悉不容易犯错的苏联设计规范，还是先进但忒心里没谱的美国设计规范？而如果选用落后的苏联规范，虽然初期上手很快，但中后期根本就达不到军委下达的新一代歼击型轰炸机的技术功能指标。事实是总设计师最终选择了后者，虽然有风险，不熟悉，但有成功的希望，60周年国庆飞豹也上天飞过天安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