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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主义之父盖伊·特立斯 掘地三尺深挖《纽约时报》内幕

每个名字、场景、故事，句句属实

每一天，从早上的新闻，到晚上的热帖，所有这些信息和咨询，全由记者报道，再由编辑打磨挑选。是他们的“创造”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谈论什么。

《纽约时报》是所有媒体中公认最可靠的历史记录者，它报道的就是事实。从地方小报到世界自由主义阵营的旗帜，哪些人为它奠基，为它添砖加瓦？是一群只为新闻而活的人。

他们全力报导今天，截稿时间一过，该跳舞跳舞，该赛马赛马。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也是真正的野心家、投机客和享乐家。

1851年创刊，1896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以7万5千美金收购，《纽约时报》用一期期报道奠定了自己影响美国、影响世界的第一大报的地位。它记录了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几乎所有最重大的事件，而记录这些事件的《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人则往往隐居幕后。

作者特立斯从1953年开始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余年。当他离开时报后，第一件事就是回过头去采访自己曾经的同事，试图以时报不鼓励、不允许的方式刻画描述这个庞大的、能影响全美乃至全世界局势的机构。特立斯眼光犀利，笔触细腻，不仅在书中回溯了《纽约时报》的历史，还生动地再现了近百名时报人，以及他们在时报这个大机构中的庞杂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流媒体从业者的群像。

本书初版于1969年，至今仍是关于《纽约时报》历史及运作方式最权威细致的参考书，开启了当时写作、出版媒体著作的潮流。

1 在1966 年，情况就不同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已经死了。

2 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

3 她想，也许这就是他轻率或幽默的方式。

4 格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5 劳伦斯把这封信读了几遍，最后放声大哭。

6 特纳·卡特利奇28 岁时，成了一名《纽约时报》人。

7 4月12日，奥克斯被安葬在纽约希望山的以色列圣殿公墓，离他的希兰代尔庄园不远。

8 既然现在你是我的老板了，你是不是不用叫我克罗克先生了？

9 后来他的动作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在抛钓鱼竿。

10《纽约时报》将仍然为那些创造它的人说话，只为那些创造它的人，没有畏惧或偏爱地说出它认为的真理。

11 后来，当西蒙自己的书《严峻的考验》出版时，《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没有给予评论。

12 悉尼·格鲁森成了一名美国公民。

13 现在真正可以说，《纽约时报》是一个家族企业了。

14 庞奇·苏兹贝格和威克非常合得来，他们的妻子也相处得很好。

15 阿瑟，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的上帝在进行审判。

16 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从《纽约时报》辞职了。

17 但对他来说，使他大伤元气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缺乏信任了……

18 我对一个得到太多赞誉的报人表示怀疑，他很可能忽视了报道的某个方面。

19 此时赖斯顿才明白，纽约已经找到可以替代威克并接管华盛顿分社的人了。

20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劳就能成功的局面。对《纽约时报》的尊敬，不畏惧修正错误——所有我们犯过的和准备防范的错误—所有人，包括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和她的孩子们，她孩子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学习这种艺术。

跋

译后记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 1932年2月7日—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尚先生》（Esquire）等杂志撰稿。

特立斯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一探虚构作家之禁脔，与同侪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较短长”，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作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

他受《时尚先生》之邀采写的特稿《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是新新闻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书写”、“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杂志文章之一”、“《时尚先生》刊登过的最好文章”，并收录进“企鹅现代经典”。《王国与权力》位列“关于新闻业，五本最好的书”；《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邻人之妻》等作品也无愧时代经典。在他笔下，没有失败者、小人物、零余人，所有人都是主角般的待遇、一切都鲜活无比。全世界特稿记者视其为新闻书写的典范。

特立斯于2011年获颁诺曼·梅勒卓越新闻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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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氛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南越总理阮高祺威胁着红色中国的安全，因为在他第六次登上杂志封面后，无疑感觉更强大了。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 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 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画等号，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的贫困、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所愚弄。他们利用别人，就像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不安分的。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

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

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当官生活的丰厚收入和无名的权力。

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不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维伦德·霍尔和他的合唱队情妇米尔斯小姐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就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从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责《纽约时报》是华尔街的工具，是亲英国的，亲德国的，反劳工的，亲共产党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卫道士，不一而足。

事实上，有一个例子能用来对《纽约时报》进行这样的指责，但这是一个脆弱的例子，因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远地——用相反的证据来抵消它。《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况下，《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栏目里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把意见限制在社论版上。现实地看，这是不可能的。编辑的意见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闻里表现出来——是他们决定某篇报道的篇幅，给某篇报道安排位置或者准备标题，甚至不发表这种报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气，或者压制几天，然后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后面印出来，放在烧烤架广告和巴克拉克刚刚登场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间。记者的自我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因素——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他写作有时是为了取悦于编辑，有时是让人注意他自己的风格，还有时是希望他能在《纽约时报》上署名，证明他这一天还活着，这一天活在《纽约时报》，以及其所有以后的缩微胶卷上。

《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

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

书籍介绍

新新闻主义之父盖伊·特立斯 掘地三尺深挖《纽约时报》内幕

每个名字、场景、故事，句句属实

每一天，从早上的新闻，到晚上的热帖，所有这些信息和咨询，全由记者报道，再由编辑打磨挑选。是他们的“创造”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谈论什么。

《纽约时报》是所有媒体中公认最可靠的历史记录者，它报道的就是事实。从地方小报到世界自由主义阵营的旗帜，哪些人为它奠基，为它添砖加瓦？是一群只为新闻而活的人。

他们全力报导今天，截稿时间一过，该跳舞跳舞，该赛马赛马。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也是真正的野心家、投机客和享乐家。

1851年创刊，1896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以7万5千美金收购，《纽约时报》用一期期报道奠定了自己影响美国、影响世界的第一大报的地位。它记录了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几乎所有最重大的事件，而记录这些事件的《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人则往往隐居幕后。

作者特立斯从1953年开始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余年。当他离开时报后，第一件事就是回过头去采访自己曾经的同事，试图以时报不鼓励、不允许的方式刻画描述这个庞大的、能影响全美乃至全世界局势的机构。特立斯眼光犀利，笔触细腻，不仅在书中回溯了《纽约时报》的历史，还生动地再现了近百名时报人，以及他们在时报这个大机构中的庞杂关系，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流媒体从业者的群像。

本书初版于1969年，至今仍是关于《纽约时报》历史及运作方式最权威细致的参考书，开启了当时写作、出版媒体著作的潮流。

• 作者：Donuts 发布时间：2017-02-12 18:20:37

  能读完的都是勇士，看到后面我已经散黄儿了，仿佛觉得自己在看《百年孤独》，全是人名儿……

• 作者：东林君 发布时间：2016-09-02 14:03:39

  出生都很难看，死亡才有意思。钓鱼编辑和美食编辑印象比所有主编都深。但考虑到句句属实，也就无可指摘了。

• 作者：思郁 发布时间：2017-09-04 18:38:50

  好书，就是错字太多了，编辑该打屁股

• 作者：wxf1019 发布时间：2016-11-23 22:59:44

  評價這本書是頗困難的一件事，帶著“關於新聞業，五本最好的書之一”的光環，本書記錄了自1851-1967年《紐約時報》的百年歷史，人物歷史詳實，算一本頗有研究價值的傳記。但可讀性方面卻讓人失望，內容過多聚焦在人身上，用作者的話說，這是一部關於報社機構中人的歷史，一部想更多地談報道新聞的人而不是他們報道的新聞的書。大量的人名和穿插性的寫作方式，讓閱讀者有一種顧前顧不了后的惶恐感，而翻譯又從側面加劇了這種感覺。總體上不對我的口味，只能給及格分，如果再加半顆星的話，是作者表現出的坦率和大量的採訪調研。

• 作者：邓安庆 发布时间：2016-09-18 14:50:31

  此书并非《纽约时报》通史，而是围绕了一个固定时间段的人与事来写。刚开始看，觉得是糖葫芦写法，一个人物牵出另一个人物，看到后面整体结构显露出来，原来是缠枝盘绕式写法。“王国与权力”是书写核心，人物盘绕这个核心而展开，无主配角之分。

• 作者：苏瓦林 发布时间：2017-04-28 00:35:08

  相较《北京古建筑地图》而言，水准差多了

• 王国之所以为王国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6-10-24 20:30:17

  新闻是一门生意，一门特殊的生意——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至今仍印在《纽约时报》头版顶端的那句口号“发表所有适于发表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如果你仔细琢磨一下，会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提供所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消息”。密布在各地的记者们每天忙忙碌碌地采集事件的原料，一分钟数百万词，经过他们自己文字的加工，汇聚到纽约总部的14层高的“材料工厂”，排版后制成带有特殊风格的报道，然后在“纽约时报”这个品牌下按标准化的定价出现在公众面前。

  成就《纽约时报》世界性声誉的业主阿道夫·奥克斯自身就是一个商人。作为一个一度15岁就退学、从小报馆的排字间里擦地板干起的报人，他的成功依靠的是不可思议的经营意识，而不是新闻自由的理想。他是一个不抱幻想的中间派，愿意和所有集团做生意而尽可能少地触犯别人，对它而言新闻是一种不带偏见、可靠、干净的商品，而不是拿来鼓吹政治社会改革或拥护哪一派主张的工具。他曾明白无误地说过，他从来不怀疑消息可以是一种耐用的有销路的商品。在1896年收购濒于倒闭的《纽约时报》后，正是依靠着自己的过往经验和商业直觉，他才成功地使那些见过世面的纽约人接受了经过他重新定位（加上并非不重要的重新定价）的这家报纸。当然，作为一个杰出的报人，如果到后来还仅仅将他视为是商人，似乎显得有几分贬低他的意味，毕竟当报纸强大到足以选择和拒绝广告商时，他会删掉广告以腾出更多版面给重要新闻，“钱商必须待在他的圣殿之外”，这一点他是毫不含糊的。

  不可否认，在《纽约时报》内部，长期以来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理念，即“认为《纽约时报》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一种使命”，但有时也正是这种信念帮助它在商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且不论这本身也是一种精明的品牌管理策略，奥克斯显然足够头脑清楚地意识到，《纽约时报》那种看上去中庸、老套然而可靠、公正的风格会受到这个国家的主流精英的青睐，他们需要的不是政治说教或娱乐小报，因为和奥克斯本人一样，他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多少年来，《纽约时报》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正是因为它秉持着不偏不倚、超然冷静的态度。与中国人常常赞赏的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报人形象不同，奥克斯不欣赏自己的报上出现尖锐的批评，除了社论版外，新闻栏目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尽管你可以说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但它至少的确是努力试图这么做的。曾任该报的主编的伯查尔有句名言：“驻外记者应该是太监。”其意无非是说，记者应该对事实之外的东西无动于衷。

  新闻自由的信念与商业经营上的品牌定位，都体现在奥克斯的那个信条之中：“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新闻部里那些自豪和自大的编辑记者们，有时过分认真地从一个侧面来理解这句话，仿佛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只是新闻人的职业道德而无须花钱。虽然来自广告的收益是该报所有其它收入总和的三倍，但新闻部里那些高高在上的编辑记者们坚信，新闻是“目前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有意义的事件”，他们才是报社的灵魂，他们不仅会毫不在意地挤占广告版面，而且不惜为了自己的正义感去得罪广告商——无论他们是生产了毒害人健康的烟草还是影响了城市天际线的丑陋地标建筑。不过，这两者其实也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矛盾，因为崇高的新闻理想和荣誉感，换个角度看，可能跟一心想把产品做好的工人职业道德无甚区别，在客观效果上都是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产出，最终提升了品牌价值。

  在中国，“商业化”（有时再加上“过度”二字作为前缀）通常是个贬义词，“有偿新闻”或“媒体商业化”更仿佛是对它们放弃新闻理想和堕落的明证，因为在近代以来中国媒体似乎更多地被赋予“正确引导人民”的角色，办报是与其说是商业经营，倒不如说是政治实践。如果说那是“坏的商业化”，那么《纽约时报》至少也让我们看到一种“好的商业化”——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坚守自己的风格定位，为温和的中产阶层提供不偏不倚的新闻和评论。如果要说“《纽约时报》是过去和现在永恒的混合，是一个中世纪的现代王国，有它自己的私法和价值”，那不完全公正，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它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正是因为有那些需要这一类报纸的读者存在。《纽约时报》固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塑造了这些读者，但如果没有这些读者，它在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必说发展壮大了。

  如果说这是一个王国，坚守着原先那套古板保守的价值观，那是因为这么做确实有其必要。1960年代时，曾有一名广告主向其代理公司扬·罗必凯的老板咆哮：“你手下有200个人，可多年来给我做的广告都没什么改变，你养这些人是用来干嘛的？”对方平静地说：“就是为了防止你改变广告策略。”的确，改变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在1960年代的美国，《纽约时报》之所以面临那么大的变革压力，是因为它原先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个社会本身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几乎在各个层面都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对这家报社而言，这既有内部的价值观更替（老人担心它丢掉了好传统，年轻人则觉得传统成了累赘），也有社会变革和政治冲突的现实所带来的压力（此时对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仅只冷静旁观是不得人心的），以电子化和无人化为特征的新技术为核心的复杂挑战，也有文化趋势造成的新需求——在眼花缭乱翻新的多元文化时尚面前，《纽约时报》的可靠就变成了乏味的同义词。它缺乏对新兴生活方式和时尚的关注（但媒体总要“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排版上也只是在极重要新闻时才发慈悲地配点照片；新闻栏目往往不是适合快速阅读的尖锐写作，而是冗长无聊的事实记录。人们把它称为“灰衣女士”（the Grey Lady）并不是偶然的——根据老派英格兰人的信条，好女人都是天生缺乏性感的。

  盖伊·特立斯之所以能在《王国与权力》中把这种冲突描绘得如此可信而生动，原因之一当然在于他本人就是一个《纽约时报》人——在开始写作本书时，他从送稿生做起，已在这家报社呆了11年之久。不过，与他所描述的《纽约时报》缺乏可读性的新闻风格不同，书中的群像式的描写给人印象甚深，不免想起该报的另一位著名记者哈伯斯坦在《出类拔萃之辈》中的文笔，读起来介于小说和社会学之间，甚至怀疑人物特性是否过分鲜明了——因为现实有可能更复杂。作为当时非虚构写作的先锋作家，他也具备这群人的共同特质：由于过分真实，因而擅长冒犯。

  当年《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的书评，倒并未因它将报社描述为“一头纤弱敏感的怪兽”并刻画了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动怒，甚至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时，它也像批评报道别人时那样不带感情色彩。当然，公平地说，仅仅把那种报社内部的争执视为某些个人的权力斗争，恐怕也是不严肃的。固然，报社内部的不同机构往往像一个个办公室王国，然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大型组织所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也正是这种独立性促进了繁多的竞争（尽管不是所有的竞争都是健康和必要的），并容纳了多种彼此冲突的观点，新闻版和社论版、编辑部和广告部之间观点歧义，甚至互相拆台，它不强求“统一思想”。最后这一点可能是许多人所难以理解的，而这却正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正如国会参众两院往往公开和总统唱反调。

  说起来，这家报纸本身，对美国国家而言也是个小小的内部王国，自认享有不可侵犯的自治权。当它不顾政府高层的不快，在越战最激烈的时刻派记者采访河内时，国务卿腊斯克含蓄（他只能做到含蓄这一步）的施压也未能让它屈服——在海湾战争之后，这种情景在美国新闻界多多少少已成往事。如果说内部王国的存在造成阻隔和内斗，那么在好的一面，它也带来独行其是的自由；这确实是“权力”，但历史也一再证明了孟德斯鸠那句名言：“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用权力遏制权力。”

  已刊2016-10-24《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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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1：南越总理阮高祺：通译“阮高其”

  p.6：如果她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的女儿是在俄罗斯长大的话：鉴于这是1955年的事，这里Russia其实是指苏联，一般宜译作“俄国”

  p.12：他只看到美国野心的正义性，根本看不到贪婪性：ambition一词可译为“野心”、“雄心”或“抱负”，前两个词在中文里都有较为明确的褒贬，用在这里似不适合，似可译为“抱负”

  p.18：他的确非常需要营利，以致可以调整运作计划去争取意外的收获：应作“赢利”

  p.95-96：每一天，除非劳工罢工或头上氢弹爆炸，它都会出现在全国的11464个城市和所有首都：从上下文看，似应是“全世界”而非“全国”，美国没那么多城市，也不可能说“所有首都”

  p.108：在密西西比峡谷爆发黄热病期间：valley在此是指“流域”

  p.125：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观念而苦苦思索：此处“观念”的原文疑是“idea”，似更宜译为“想法”

  p.132：在斯科特毛巾展馆的男厕所里却没有擦手纸：Scott towels应指舒洁纸巾（towels此处指paper towels），这是专门生产纸巾的老品牌，所以文中才说奇怪竟然没有擦手纸用

  p.153：尽管他的工作有困难，但他很少在记者里树敌。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正式的、非个人的：“正式的”，原文疑是“official”，此处意指“公事公办的”

  p.197：他可能是家庭里唯一知道昆虫学这个词的人：从p.202看，似应是“昆虫学家”（entomologist）

  p.209：缅因战斗失利：此指1898年美西战争的导火索，“缅因号”战舰爆炸，并未发生战斗

  p.251：《纽约时报》在战争年代虽然丢掉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几百万美元”应是millions of dollars，其实恐怕不止

  p.252：约瑟夫·W.（刻薄乔）史迪威：一般译作“醋性子乔”

  p.253：苏兹贝格回忆起年前他和赖斯顿到俄罗斯的一次旅行：应作“俄国”或“苏联”

  p.258：这位女人和希腊皇室有联系：希腊当时是国王，宜作“王室”

  p.276：倒数第二段的末句，只有左括弧，无右括弧

  p.311-312：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 462 814万美元：前一个数字太小，而后一数字又太大，据p.419，1960年代《纽约时报》年收入也不到1.4亿美元（又据p.97，该报每年广告收入1亿美元，是其它收入的三倍，这较为吻合），这些数字彼此合不上。可能应是6242.45万和14628.14万

  p.389：他们在冬天如何两次度假，到佛罗里达、纳索或百慕大：Nassau通译“拿骚”，即巴哈马首都

  p.537：小说《巴尔米拉北部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似宜译为“北方巴尔米拉事件”

  p.549：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尽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当《纽约时报》驻河内的常驻记者：这句话漏了一个“不”字，即应是“只要他不提出不想当”，但这样措词很拗口，可改为“除非他提出不想当”

  p.567：赫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下文作“赫伯特·马修斯”，如p.570

  p.577：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后，谣言四起，说麦克那马拉是被诡计多端的总统扫地出门的：同一行里写法不一，“纳”和“那”

  p.642：尼克松带着他的特勒人员：特勤

  p.646：一个叫作加雷特·加里特：前文均将此人的姓译作“加勒特”，如p.215

• 转载：困困《“作家气”和“记者性”》

  作者：时间的玫瑰 发布时间：2011-06-29 16:53:36

  作为一名"记者",我刚刚读过盖.特立斯的两本书,实在是起步太晚,起点太低!

      特立斯是美国写非虚构的大师,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也拿过普利策奖.他的书必定有个雄壮的开头(可能因为我就读开头比较认真).我读过的第一本<父辈的荣誉>,讲一黑道家族,书不必翻,也可以记得开篇----纽约的守门人洞晓世事,惟恐看到某些不该看的东西.他们练就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知道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什么事情可以问津,什么事情免开尊口....然后当着一个守门人的面儿,纽约最牛比的黑道老大被绑票了....

      手里的这本<王国与权力>讲<纽约时报>的操纵者与组织结构,下面我抄录一下开头:

      "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种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愤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如果没有新闻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行动,危言耸听者也要撤消他们可怕的预言.自从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贫困,关于酷刑拷打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们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愚弄.他们去利用别人,就象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

      还有好多,可能因为写老东家,特立斯洋洋洒洒,光开头就写了一万多字.

      有一回跟一"记者"朋友聊天,说我们虽被归类为这个职业,可真正交到的朋友,都是"作家气"大于"记者性".究竟啥是"作家气",啥是"记者性",我们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可是具体到某个人,一下子就可以闻得出,就象分辨大蒜和咖啡一样.

      比方说,最近我见过的一个"记者性"十足的家伙,他在北大做了个演讲,一共讲了4件事儿:1,要在新闻发布会上抢到唯一提问机会,就得手半举不举,屁股半坐不坐,给人造成我是个刺儿头赶紧安抚我的印象,同时还得跟美国来的新闻官相视一笑,假装自己是个内定的.2,他宣布,人脉是记者的命门,是未来10年20年30年依然立足的宝贵财富,最有价值的人脉在哪里呢?外国记者.怎么才能跟外国记者有交情呢?跟他们吃西餐.他挣得不多,可坚持一个星期吃一回西餐,把钱都花在刀刃上!3,他又宣布,记者就是个搞推销的.拉人脉时要推销自己,写出稿子来要推销产品.4,老记者凭什么要传帮带啊,凭什么对你好啊?那是因为啊,他们看你聪明伶俐大有前途,施恩于你,既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还给自己又铺了一条人脉!

      我不认识这位记者,看了他的演讲笔录,不喜欢这人.为了保险起见,我还侧面打听了一下,都说他勤奋好学，格外具有钻研精神.那得了,更不喜欢.一个分外勤奋的功利分子最危险,因为TA是没有底线和原则的,勤奋加快了TA穿透底线的速度.

      "作家气"散发着不合时宜的味道,沉迷文字虚拟世界,散漫又不切实际,还留存着被神亲过脑门能够永存于世的幻想.洪堡已经死了,没死之前也半疯不疯被当成个小丑,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内在的奇迹和美.可是我还是被这种落败的气息吸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作家气","记者性"其实都是偷懒的说法,就象改革派/温和派,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时髦的/土鳖的....这些归类词汇一样,给人扣上帽子拨拉成一撮一撮儿的,以便草草了事省了细心观察与揣摩的麻烦.不论扣上什么帽子,我都讨厌:形容猥琐,不择手段,有进攻性,很差的阅读与视觉品位,喜欢谈论媒体发展大业和政治笑话,利益先导,随便留一撇小胡子,好斗,一遇到意见相左就像被电到的猫一样浑身竖毛,讲求秩序,话唠.....我喜爱的则是:眼神迷茫,羞怯,幻想自己身上携带着什么重要的信息随时准备被寄出去的漂泊感,懒塌塌,苍白,良好的阅读与视觉品位,谈论美,懂得适度的克制和优雅而不是故意离经判道......好吧,这些都象香水的前调,最表面的特征,等到这些味儿都散得差不多了,就会闻到后调,闻到作家气和记者性最核心的差异:前者以审美作为判断世界的标准,后者却是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