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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herry 发布时间：2016-09-18 09:59:05

  中国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之前还存疑，这本书算是给出科学的理论了

  大概5岁的儿童三观就已经定了，即使后面会有些许改变，大方向不变，有个健康的原生家庭着实重要。 阿德勒把自卑心理研究的透透的，大师就是腻害呀

• 作者：书香辟雍 发布时间：2021-04-28 13:58:59

  有种井底之蛙在乱叫

• 作者：杏汁 发布时间：2020-10-10 00:14:12

  优点：是一个普通外交官视角很可爱的文字描写，比如说把秘鲁和阿根廷的对比，体现出这本书比起完全从旅行网站和百科网站扒下来的文字有温度。不足之处在于这本书的定位不太明确，作为文化历史和景点的介绍稍显深度不足，至于旅行部分就交给孤独星球好了，一本书没办法把自己做大做全的。

  有些东西没给出原文名字，搜索起来不太容易。在网易云上搜索到了那首《桂花》，原名叫La flor de la Canela，真的挺好听。另外舞蹈Marinera也很有趣，感兴趣的可以去B站上搜Marinera，有很多~~

• 作者：梵阿一铃 发布时间：2011-02-27 18:06:42

  图片加一星

• 作者：Che-NG 发布时间：2022-05-17 18:05:18

  很多工具不错，有启发。就是具体再不同群体学生，怎么落实？

• 作者：比丢大人 发布时间：2022-08-10 13:06:08

  人物有些脸谱化，观感实在是平淡

• 柏杨之后无柏杨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08-07-10 13:46:00

  柏杨的去世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人们关注他的离世，大抵也是因为某种象征性意义。这位以激烈批评“丑陋的中国人”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以前已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使命，因此他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对柏杨来说，莫大的欣慰也许就是一个不再需要柏杨的中国。

  他一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坚决的否定姿态，而这又据称奠基于一种社会病理学分析———他喜欢说自己当初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台湾推动的“复兴中华文化”，理由是“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并进而归罪于中国人在国民性深处的劣根性。这类说法自晚清以降比比皆是，但到柏杨手里才系统性地重写历史，并提供了一个简洁的短语“丑陋的中国人”供人们进行思想重整。

  近代中国遭际惨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为之椎心泣血，再三的挫败使他们在救亡的进程中日趋激进，最终达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异化：即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放弃民族文化。这种自我反省是极度痛苦之下的产物：启蒙运动倡导者转向“指责受害者”———他们拒绝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外来侵略，而强调自身造就的蒙昧。民国时傅斯年就呼吁要“长期破坏”，钱玄同更激烈地主张将“过去的鸟国粹应该连根拔除”。龚鹏程注意到，二十世纪哲学流派称谓常冠有一种否定性限制词，如“反”、“非”、“否”、“拒斥”、“破”、“拆”、“无”等。这是一个破坏压倒建设的时代，就像茅盾小说里的人物所愤激大呼的那样：“一切都毁了吧！一切都毁了以后，乌托邦就出现了！”

  柏杨只是这些启蒙运动者清单上较末尾的一员，也具有和他们一样的特点，即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自称“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他的大破最终是为了大立，即“通过摧毁来拯救”；用他的话说，是为了一个更健康的中华文化和更受世人尊重的中国人。但他渐渐地将手段（破坏）当成了目的，自视为“游击队长”以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行为。至于未来，他无可奉告。他这方面的姿态更接近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柏杨的一生遭际在某种程度上与顾准相似。两人都是人到中年卷入政治漩涡后才开始进行批判性反思。1968年，柏杨在报上翻译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提及卜派父子流落到一个小岛后乐不思蜀，两人各自“竞选总统”。时值戒严的国民党当局将之理解为讥讽蒋介石父子，以“通匪”罪名判处他12年徒刑。其后的铁窗生涯使他饱受悲苦，作为一个自幼正直、“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的人，这一遭遇也就使他加倍痛苦。他那极端激烈不妥协的姿态与这段遭际有着极大关联，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都是在狱中写就或酝酿的。

  这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因此在读史和反思中看到、发现、假想了更多地狱。既然去过地狱，世界就不可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了。通过反对权威来克服自己的无力感，这个出狱时已57岁的中年人表现出令青年人也瞠目的激进姿态。他以笔为枪，指斥“酱缸文化”，并像他的前辈一样“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幸，历史证明，凡是以这种浪漫主义式的狂飙突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往往都挟带着非理性和暴力。柏杨属于赫尔岑一个多世纪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人物：“尚未解放自己，却想要解放他人。”因此，替中国文化作病理学分析的柏杨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分析对象。

  柏杨曾自称自己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理由则是基于庸俗进化论的：“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他甚至不无谦虚地说，“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但他的文章大多词气浮露，不无叫嚣谩骂的嫌疑，观点也和民国时期的先辈一样既武断又蛮横，他的著作无论就文学价值还是学术价值都是相当低的，其意义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就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学术价值在问世时就遭严肃学者的强烈质疑，但改革家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的命题大多是论战式的，充满道德判断和情绪化语言，对一段乱世除了贴上“禽兽王朝”的标签外看不到其余历史价值。其否定姿态在锐意破坏的同时，也限制和误导了他的判断力。由于采取了这样一种预设立场，他看到的中国历史几乎都是一团漆黑的，充满了空洞能指，这就像李普曼曾说的那样，“凡是你严重匮乏的，都是缺乏人类的权利造成的。因为这个词组越空洞，就越能指称几乎任何事情，很快就会变得能够指称差不多万事万物。”不幸，将中国近代的一切悲惨落后都归咎于那个原罪（“丑陋的中国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正如指责农民愚昧也无法解决农村问题。

  柏杨的论著深深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其意义只有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才显现。他使一代人陷入批判性反思，推动形成一种主体共识，即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发展不完善的、素质不够的，从而驱使每个人从内心产生一种对自我发展的渴望。然而这一共识却建立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因此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当是重建的时代。

  吊诡的是，柏杨激烈批判的东西，也正是其价值得以确立的东西。在一个多元权威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一个柏杨引起他当年那样的轰动；此刻反复夸张地攻击某一权威，并不能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哗众取宠的话，那也只是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正如当年一个瑞典作家对非洲同行所说的：“你们这些人是非常幸运的———你们的政府把你们关在监狱里。然而在瑞典，不管你写什么，都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柏杨的不幸也正是其最幸运的地方，因为正是这种不幸造就了柏杨，赋予了他价值。他曾为之奋斗呐喊的时代如今已到来，而这个时代产生不了斗士、烈士、勇士，因为它已经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杨之后再无柏杨。

  写于柏杨离世当日

  载2008-5-4《南方都市报》，题改为《尚未解放自己，却要解放他人》

• 【转】张天杰：易代之际朱子学与四书学的典范之作 ——论吕留良的《四书讲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5-12 12:32:11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桐乡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评选名家。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吕留良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所讲都是异学。吕留良要用最易流传的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吉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上述三书，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指出，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在他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佑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他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吕留良认为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他并不是说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然后才是存养。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卑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如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并倡导封建、井田，也就是因为倡导“君子行义之道”。

  所以说，经由吕留良重新诠释的朱学，彰显了儒学的节义之道，为人为学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以此考量后世之朱学者，亦先问其出处、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这种朱学，乃是易代之际学术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吕留良的朱学方才是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学，也是真正承继了朱子，乃至孔、孟的儒家真精神。这种思想的特出，与吕留良独特的遗民心态密切相关，所以说对其学术思想当有同情之了解，则必须对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亦当有同情之了解。

  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四书讲义》，在康熙、雍正乃至曾、吕文案之后，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四书讲义》晚清以来虽有影印翻刻，然缺少一部点校整理本，则其中朱学精华终究无法为研究学习者广泛阅读。精研吕留良二十年的俞国林兄，慨然力任此事，去年出版的《吕留良全集》，其中收录的《四书讲义》就是的第一个点校本；今年则又将《四书讲义》再度修订，出版单行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行本与《全集》本在体例上作了改变，将吕氏讲义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以便对比考虑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精心的点校，方便的体例，故而新版《四书讲义》当是三百多年来最佳的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