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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菲尔德的门柱 发布时间：2016-08-01 11:14:09

  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败，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这两篇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 作者：厌学症文盲 发布时间：2023-10-25 15:54:03

  作者的博士论文，选题在当时来说应该非常有新意且有难度，导论部分的定义厘清比较有用，第一二章分别描绘了习惯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轮廓，第三章对于实定法和习惯法的关系考察，所选视角不错，但论证显得有点无聊，第四章对于习惯法的功能释放还算不错，第五章仅作为实操方法。最大的感受是很多论证部分是不必要的，且专业性不是特别强，甚至有一种重复冗杂之感，不免让人觉得序言中陈兴良老师夸赞多度。

• 作者：麻辣龙虾球 发布时间：2020-04-20 22:11:05

  虽然还没看完但是还想说这书写得也太好了！

• 作者：斑驳一夏 发布时间：2022-04-03 21:36:20

  很一般，孩子睡前跟月亮聊天，天马行空，没有故事情节，想到的东西没有联系。拼凑感极强，跟佳作有差距。

• 作者： 发布时间：2015-11-26 15:19:38

  画得很用心，抓住了各园林名胜的精髓。可惜，画风不喜

• 作者：Z 发布时间：2022-10-20 13:05:08

  这本好适合我，最近看食谱选菜

• 美国反智：弑父与悖谬 （巨长文……）

  作者：安提戈涅 发布时间：2012-09-22 22:50:19

   美国反智：弑父与悖谬

  ——评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反智主义何为？

  美国大选尚未落下帷幕，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曾担任收购公司CEO米特•罗姆尼并不直接嘲笑奥巴马的政治能力有所不逮，而是讽刺他“连柠檬水摊子都没有摆过”，与之相比，罗姆尼可谓从商经验异常丰富，力挽狂澜于99年盐湖城奥运会的财务危机，并创下收购公司业务佳绩。在美国政坛，这种对商业因素的大肆鼓吹是与对文化因素的贬义共生的，两者都根深蒂固。在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他对这一现象做出了细致的描绘与考察。

  Hofstadter指出：“美国政治中第一股强有力且广泛传播的反智主义来自于杰克逊思想运动。”而亚当姆斯则是19世纪最后一位心怀智性情感与科学追求的白宫入主者，或者说，他是最后一位相信培养艺术情感有助于联邦政府的总统。彼时亚当与杰克逊斡旋于政治竞技场，杰克逊的鼓吹者唱响了一首诗：“不要去了解那些遥远的、模糊的、精巧的事情，而是去了解我们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此乃第一位。”此后，艾森豪威尔与斯蒂文森的竞选之争、洛奇与尼克松的竞选争霸，重点都放在了处理事务的经验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变化世界道德实践中这一举动上，对商业与实践力的高度推崇引发了文化智性的不断退场，回想罗姆尼一边批评奥巴马乏善可陈，一边宣扬自己是“管理经济最佳人选”时，不难理解Hofstadter的忠告：“在政坛，有学问的改革者士被视作矫揉造作，充满女人味。”只有那些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脚踏实地的政治家才算得上是政坛中完美男性力量的代言者。

  这只是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的一面。Hofstadter认为：“如果说福音主义和原始主义塑造了美国意识中反智主义的根须，商业社会则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意识。”追根溯源，宗教因素与原始主义才是美国反智主义的根源。然而，问题首先就出来了，何为“反智主义”？ Hofstadter承认：“反智主义长期以来没有被明确定义过，它的模糊性使之成为争论中使用的一个代号。但无论如何它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作为一个概念，它常常是相关概念的复杂集合而非单一概念，作为一种态度，它常常在矛盾而非单一的行事中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主体——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它并非持续的思路而是时不时大量出现的强有力的波动，并且，从大量资源中汲取其动力。”最终，他将反智主义定义为：“是对心灵生活的憎恨与怀疑，对那些被认为应受尊重的人的憎恨与怀疑，以及对这种生活价值不断贬损的处理方式。7”同时，也需要明确的是，反智主义与反理性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哲学律条。我们在社会与政治意义上使用反智主义。

  起源

  从源头上说，福音教派与天主教合力塑形了美国反智主义的意识根源。从宗教角度考察某种意识形态的根源有其合法性。列维•斯特劳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考察时提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三个向度的时间层面。法国大革命在后世思想家的谈论中，首先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积累与化学发应，这是历时的第一层面。同时，法国大革命的余韵在当今法国社会结构中仍有回响，与当今的社会问题具有因果性的同质关系，这就构成共时的第二层面；而历史事件的第三个时间层面就是结合了共时和历时两方面的讲述。因而，从当下出发来检视沧桑的宗教余韵，正形成一种结合了共时与历时的分析，更直观的把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化”在一个共同地平线上。

  “反智主义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思想，因为它是被福音宗教所培育而来的，这一宗教同样孕育出慈悲与民主的情愫。它能在政治事务中大行其道是因为它呼应了我们对平等的诉求，而它在我们的教育中如此令人畏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福音教派式的平等主义。因此，只要有可能，反智主义必须从这一仁善的推动力开始发掘，这一动力是反智主义一以贯之所依靠的。”确然，美国社会并不是唯一受福音教派影响的社会，但美国的宗教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被福音精神塑造的，福音教派与其他宗教的天平很大程度的倾向前者。人们都不会忘记，韦伯对新教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经典描述，Hofstadter也印证道：“清教阶级作为知识阶级，在美国第一代新教徒之后，富有学识者人数众多且备受尊敬。新教徒希望他们的传教士因学识淹博而脱颖而出。”然而，在18世纪中期，新英格兰及其他殖民地方迅速掀起了一股新潮流，对有智识的教师阶级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的大觉醒时期，有识教士受到了抨击，来自信仰复兴主义者。

  美国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从大约1725～1770年在美国殖民地尤指新英格兰的新教徒中的一系列宗教信仰复活运动）是欧洲其他地方宗教变化的映射，尤其是德国虔敬教派的兴起和英国循道宗，但美国宗教觉醒程度极为成熟。新教派纷纷失势，他们失去了能吸引普通人的能力，“一度高度文明，极为通达，极为普世，但现在变得过分文明、通达与普世，他们的布道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集会，令人厌倦且充斥着武断的争论“。觉醒者乔治怀特菲尔德说：“集会变得如此死气沉沉的原因是死气沉沉的人在布道。”觉醒运动对宗教的理性因素造成了威胁，最为极端的情况下，牧师们威胁大学学院，甚至烧书，乃至性情敦厚的怀特菲尔德也敦促说某些书应该被烧掉。1743年詹姆士达文珀特督促新英格兰的居民把他们的珠宝、个人奢侈品书籍以及那些由敌对牧师写的布道文收集起来烧掉。

  这颇让人想起中世纪的做法。虽然近代史学家纷纷为中世纪翻案，试图矫正对其“黑暗时代”的“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压迫是这一黑暗时代板上钉钉的事实。中世纪的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师生们：“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原来的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给你更多知识。”而另一位西妥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声称永生的方法就是“不买一本书，不许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就这样，纯洁的圣徒拍就用寂寞抵御大学的喧嚣，用耶稣基督反对代表知识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僧侣与美国大觉醒运动中的牧师达成了默契，根据Hofstadter的描述：“有一次，博学的约翰森爱德华都攻击耶鲁哈佛大学，因为学校没能培育虔敬的感情，在教学生们人文知识上花了太多功夫。”

  而同时，在新教之外，美国天主教也对反智主义构成有力而深刻的影响。天主教也没有发展出什么智识的传统，在其早期发展史中，两股塑性力量导致了对知识的漠不关心。“其一是强烈的‘一无所知’的心理，其二是美国教会有限的资源长期以来就被为了给大量移民创造必要宗教机构的紧急任务所占据。”先到达的爱尔兰移民为后来者创造了存身之地的教会，几乎很少吸收有影响力的德国天主教学者或者抱着存疑心态的法国教会成员，而是大量吸收那些粗粝好战的爱尔兰教徒。进入美国后，在语言与阶级上被斩断，工人阶级的天主教移民们就缺少能力去推举出一个知识阶级的代言人。同时，“长期以来，天主教的财富对知识机构的赞助就微乎其微，即使出现了天主教的百万富翁时亦然。天主教大学与学院的学识成就一直非常低。”

  就这样，宗教胜利之处，理性与智识开始衰退，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基要派、福音教徒、天主教徒都成为右翼政坛上的活跃主导力量。对知识的贬义与憎恨，就这样从宗教场所过渡到了政治竞技场。这多少有些讽刺，普世的基督教兄弟会不能统筹这些吵吵嚷嚷、分歧迭出的教派，可是在麦卡锡时代，很多有着宗教背景的右翼分子却被一股对知识的憎恨维系在了一起。

  美国反智主义的另一源头，是原始主义作祟，Hofstadter并未就此展开丰富论述，但它与宗教的关系千丝万缕。“原始主义分散在对原始基督教精神的诉求之中，它同时也是一股要求回归“自然”的力量，凭借着它，一个人可以接近上帝或自然——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十分鲜明。”在原始主义看来，所谓纯任自然的天赋智慧与理性精神自然判然有别，前者是自然的，上帝授予的，后者却是培育的，造作的。由此，催生了大量讲述西部豪情的文学作品，欲与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形成鲜明对比。

  弑父与悖谬

  通过大量实证分析，Hofstadter展现出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面面观——政坛、商界、学校、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本身——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的分析中，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人都对心灵生活与知识分子心怀怨恨、冷嘲热讽。

   

  政坛内的反智风云不在话下，不同政策不断推动着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憎恨。比如说新政New Deal的颁布，就使得新政的批评者夸大了知识分子的能力，并视他们为不切实际的，不负责任的与心怀不轨的；而随着有教养的商业家退出舞台，自助者（Self-help）的概念出现，这些自助者白手起家，累资千万，代表着殷实商业家的乡村男孩的渴望与经验，自然，他们的发迹总是无关正统教育，他们鄙视“天才”与“有智慧的人”，认为那些人虚荣又轻佻。在很多商业领域，“比如实验室，制药厂，人们只欢迎普通人进行团队合作，天才一词总叫人想起内向敏感古怪等性格”；在教育领域，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与反智主义共同进退，人们有着普遍的认同：“教师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职业。19世纪的美国，男人进入教育领域，要么是暂时的，为日后成为律师、牧师、政客、大学教师做准备，要么就是承认没能力找到更好工作的失败的明证。”

  知识分子兴办的农业大学遇冷的同时，他们与工人的关系又陷入了紧张。“他总想将工人运动视作达到什么社会企图、社会建构的运动，但最终不得不攀附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在工人世界里受憎恨的程度之深，就如他们被需要的程度一样。”至于知识分子本身，也成为反智主义源头活水涌动之地。Hofstadter说：“我并不否认我们当中有一小撮保守甚至反动的知识分子，但如果美国有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团体的存在，那么这个团体就算不是激进的（在团体中这是不受欢迎的），也是出于中心偏左翼的位置。它已经持续引发右翼好不缓和的憎恨。”

  如此看来，心灵生活与知识分子在美国生活中几乎无立足境了。这一消极思潮的发生与起源，Hofstadter已经考察的很详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反智主义过程中折射出的一些有趣现象。

  其一，是一种俄狄浦斯王式的“弑父”情结。归根到底，美国所反对的文化与智慧往往以旧有欧洲文明为其代表。美国如此焦虑地反对这些“精巧的”、“欧洲的”、“旧世界”的文化，乃是为了尽早摆脱曾经的宗主国在文化上遗留的“影响的焦虑。”托马斯•潘恩在鼓动美国独立运动的小册子《常识》中，已经预言了对老欧洲的厌弃之情。他对君主政体、世袭制的抨击不仅仅是来自于自由主义理念，更是来自于一股取消英国政府合法性的冲动。他将英美两国的局面划为势同水火，将美国继续接受英国支配的可能性消灭殆尽——“只有抵抗才有效力，那么为了上帝，就让我们抵抗，一直达到最后的独立，不让下一代人在遭受侮辱的毫无意义的父子关系的名义下趋于灭亡吧！”

  这一宣告父子关系断裂的预言预示着此后整个美国反智主义的基调：弑父。美国正是一个从过去逃逸出来的国家，充斥其生活中的，是对那个曾经依靠的母国的反对与抗拒。Hofstadter写道：“面对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美国人却缺少劳动力与技术，美国的态度代表着民主与共和对独裁和贵族制的反抗，理性对迷信的反抗，积极且远瞻对旧世界消极悲观的反抗，它是动态的、富有活力和原创精神。”234马克吐温的《误闯亚瑟宫》就描绘了一个19世纪的扬基人用蒸汽与电力建立起政权的故事，他对编辑说，这是写给英国人的故事，这是对英国批评美国的回应（尽管他没说，我们总想得起阿诺德对唯利庸俗的菲力士人的抨击），这本书真是对欧洲与旧时代的回应，他认为那完全是个肮脏迷信粗野无知剥削的地方。

  古老的欧洲连同他的精巧文化与腐朽特权制度一同被扫入了垃圾筐，美国学校中的教育是活力的、新新的。虽然教育中谆谆教导的有用性技巧以及拓宽社会机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发展心智、想象力能力甚至是沉思的愉悦方面则是不明确的。很多美国人认为这类型的教育只适合于有遐阶级、贵族与老欧洲。而杜威则在精彩的《民主和教育》中指出：“现在不是过去之后某种一段接一段的所在，它是将过去弃于身后的生活。”因而对过去的研究不增益于理解现在——过去的生活中的文化产品一文不值，最重要的是超越过去。388

  总之，在激进的反抗旧欧洲的过程中，“美国人把衰朽的欧洲视作比自然的美国更为野蛮。”158与此同时，弑父的反智情结与另一股悖谬的社会发展结构扭在了一起：现代性的悖谬。汪晖曾经在有关现代性的访谈中谈到：“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以至于，“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也就是说，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成为中国近代思潮的一个特征。中国的的现代性过程不仅深受世界现代性进程的发展，更本质地裹挟与包含在世界现代性发展之中，因而，可以提相信：欧洲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也具有这样一个内部冲突的结构，比如关于启蒙运动长期的争论本身就代表了正在进行的自我意识改造的阶段，启蒙主体的不断延续性。在美国反智主义的例子中，这股现代性的悖谬体现为，前行的现代性中的矛盾与倒退，在进步的年代对知识的贬义与心灵的憎恶。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的进程也席卷了美国国土。Hofstadter指出：“国正经历着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相对性、激进平等、性骚动等多方面的现代性过程，各种主义丛生，世界主义与外国性都令美国人多少措手不及，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去承受一些那些不理解世界变迁者产生的愤怒。”在科学主义等启蒙观念入侵宗教领域时，大量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中的基要主义者一样，对现代化作出了逆反。这种对现代性的痛批则指向了如同替罪羊一般的知识分子身上。不能理解，每当社会面临着转型，知识分子往往必然要承受一种结构性的阵痛，仿佛社会转型的起源于结果之重全都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于是乎，“冲决与回归”、“剧变与安稳”等等两难的困境都向知识分子逼去，他们该作何反应呢？Hofstadter的答案并不乐观——或许他甚至没有给出答案，在全书最后，他只能描绘出知识分子在“疏离与规训”这又一次的两难困境中左右摇摆的现实。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文论家赫施教授（E. D. Hirsch）曾经讲过一个“无知美少女”的段子：在第五季《美国偶像》的第六名Kellie上了一档《和小学生比智慧》的节目。她不仅不知道布达佩斯是哪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甚至还以为欧洲就是一个国家。年逾八十的赫施的忧心因而凸显出来，由于美国公共教育病入膏肓，人们普遍陷入无知与缺乏常识的状态。Hofstadter在《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中念兹在兹的深受反智主义影响的教育理念问题，于今影响不断，接着成为了赫施的担忧。

  无独有偶，陈平原教授前一段时间被广泛转载的文章《当阅读被检索取代，修养是最大的输家》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随着影像时代的来临，他的担忧在于：“我知道，刚毕业还没有问题，日子一久，很多学生是不再读书了，网上逛一逛，电视看一看”。”我有一位从事公务员工作的朋友说，每当在单位拿起一本心之所好的书开始看时，别人就会凑过来问：“哟，要考啥证呢？”在很多人心目中，为追求丰富的心灵生活而读书的概念早已不存，在讲追求智性的活动与讲求功用实践性的目的相连时，我们必须得坦然对面陈平原的忧惧：对精神生活与心灵世界的渴求成为生活中的稀缺品，商业、资讯的密集甚至剥夺了人的不知情权，而这其中又暗伏着多少反智的因素呢？

• 我想投入您的怀抱，犹如从山上坠入深渊一样

  作者：热带植物 发布时间：2009-10-10 21:58:12

                  爬满常春藤的塔楼

    

      第一次翻开这本茨维塔耶娃回忆录 ，我没有按顺序读它，我首先看的是《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因为这个绿意葱茏的题目吸引了我。我喜欢这种引人遐想的名字。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老皮缅处的宅子》，书名来自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在我手里这本回忆录也收入了这一篇，不过把题目译作了“老彼门的房子”。论整体的翻译，我偏爱后者；但仅就这一个题目而言，相较于“老彼门的房子”，我更喜欢“老皮缅处的宅子”——前者很明晰，一目了然；可是后者就让人有点惊诧和摸不着头脑，几个看似平常的字眼组合起来竟然给人一种神秘的、不知所云的感觉。我向来喜欢不知所云的句子，因为文字那妙不可言的魔力，有时候恰恰藏在一些不知所云的句子里。人们常说，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因为“诗就是翻译后失掉的东西”。这话当然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我又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感觉，觉得翻译文学除了它那些众所周知的好处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好处，那就是：用母语去翻译异国的文学，竟然可以使一些原本已变得“模糊而肿胀”的词句在异国文化的冲击下出乎意料地焕发出新鲜的面貌——原来这个已经成为滥调的字眼还可以有这样别致的用法，原来这些乏味的词语还可以这样组合、产生出这样奇妙的效果！也就是说，有时候翻译文学反倒能够帮助我重新认识我的母语，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带给我的往往是巨大的惊喜。

      接着说《爬满常春藤的塔楼》。读完它却发现原来并没有常春藤，也没有塔楼，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女人的名字其实是：图伦—温迪娜－塔克西丝。但是当还是一个小女孩的茨维塔耶娃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却是——“Thurn我原以为就是Turm,就是法语中的tour(塔楼)，而Taxis和植物 Taxus发音相近，这种植物我当时并不知道（其实就是一种紫杉树），其含义就是常春藤。图伦—温迪娜－塔克西丝。这意思就是：爬满常春藤的塔楼。”

                         妈妈的童话故事

      《妈妈的童话故事》是个非常温暖的故事。

       阿霞（茨维塔耶娃的妹妹）缠着妈妈，要妈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她和穆霞（茨维塔耶娃）之间，妈妈更爱谁。自认为妈妈更爱阿霞的穆霞心里很是害怕，害怕母亲会说出那个让她伤心的答案。但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她撇开女儿执拗的追问，绘声绘色地给两个女儿编起了故事——就像云从天空飘过、风从窗外吹进屋来一样自然而然、不由分说——并且诱导两个女儿一起参与编这个故事：

  母亲告诉她们，从前有一个强盗，他要杀死一位妇人两个女儿中的一个。（这时候我们的穆霞想象说，强盗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强盗爱上了这个妇人，但这个妇人却不肯嫁给他。）为了作出抉择，他们在教堂里点上两只一模一样的蜡烛，分别代表两个女儿，并且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来看这两支蜡烛，哪支蜡烛先熄灭了就杀死哪一个。但是等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两只蜡烛依然平稳地燃烧着，谁也不比谁少，谁也不比谁多，一点也没减少，还和昨天点着时一样……于是强盗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母亲的故事讲完了，小阿霞心里怎么想、她是否对母亲的故事感到满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小穆霞显然对这个故事感到非常兴奋，还意犹未尽地要把它继续编下去：

     她竟然一点也不憎恨这个强盗“坏人”，反倒为他感到惋惜，并且说：“要是换成我……我会把他带回家，然后一定娶他。”

  母亲纠正说应该是“嫁给他”。穆霞却有她自己的理由：因为是她先爱上他的，所以是她娶他！母亲不许穆霞“娶”一个强盗，于是小穆霞想了想，说：“那么，妈妈，我会在小本子里写下送给他的诗！”

                        母亲和音乐

      茨维塔耶娃的文字简直是个奇迹：母亲、音乐、钢琴的旋律、诗歌的韵律，她把这一切纠缠在一起叙述，读来竟然是那么的不着痕迹、浑然一体。阅读这样的文字给我的感觉，就像在行进的火车里观看铁轨与铁轨之间那些神秘莫测的相互转换：无论你怎么睁大眼睛，都看不清它们是如何不动声色地交错、并拢，从一片混乱中果断地分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又如何轻轻松松将两对从不同方向奔驰而来的轨道收拢成一束、悠悠然伸向无尽的远方……

      阅读这样的奇迹，我们读到的是诗人茨维塔耶娃对一个哪怕最普通的字眼本身的丰富遐想，对文字与文字之间一些神秘联系的细心捕捉。她爱不释手地抚摸它们，对着它们呵气，那气息轻盈而珍重；于是，她的每一个文字都因此而有了活泼泼的生气和灵气：

      我喜爱“降半音号”这个词，带着浅紫的色彩，透出凉爽的气息，还似乎稍稍带点儿棱角，像盛香水的小瓶，在我的心里，这个词同一种叫“桂竹香”的花同韵，这种长在母亲坟头的花我从没见过，在作品《一个小女孩的故事》的第一页里就出现过。还有“升半音”这个词，我也挺喜欢，这个词念起来那样直截了当，那样硬朗，就像镜子里我的鼻子一样清晰可辩。……

      标出的“降半音符”总是让我觉得仿佛是一个神秘的符号：就像母亲在客人面前皱起眉头又突然松开一样，她用这种方式把我的某些思绪赶入了心灵的最深处。眉头的突然一松比眼睛暗示更管用。

      ……

      最初我还因上方和下方而困惑不已，我总觉得上方代表浑厚的音，在左边；而下方是童声，比较轻微纤细，在键盘的右端，声音渐渐破碎，一直到消失，这是发出音响的键盘和乌黑有光泽的琴架的结合处。（在上方是高山和雷鸣，而在下方则净是一些小东西，比方说，小瓢虫，苍蝇，小铃铛，蒲公英，蚊子，小狗鱼等等……）现在看来，还真有点道理，因为我们通常是从左往右阅读的，也就是说从开头到结尾，而开端总不可能是下方，因为下方本身就意味着渐渐消失。（纤细的声音逐渐消失，而低沉浑厚的声音则会永生。这种浑厚之声会融进钢琴的光泽之中，融进喧闹声中。）琴键上关于上方与下方的声乐上的规定倒是同欧洲人书写的习惯相一致的。

      ……

      但在我童年的钢琴生涯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小提琴高音谱号“。这个词多么奇妙，多么意蕴深长，又是多么难以琢磨（既然是钢琴，缘何还与小提琴扯上关系？）……这个词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东西：斯特鲁伊叔叔（”斯特鲁伊“在俄文里近似”细流“），从一条珍珠般闪闪发光的小细流扩展成为一条能夺人性命的急流……我还想到了另一个东西：

                   ……冰冷的忘川

                   用它冷却心头的热火，比什么都有效！

      这是安德留沙的文选课本里的诗句，其中有两个生词：“忘川“和”冷却“，也有两个我知道的词：”热火“和”心头“，在我看来，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我真喜欢这句话！）

  这个词很特别，而这个符号外观我也很喜欢，它像一只天鹅，我经常在乐谱本子上描摹它，觉得我仿佛是让天鹅落在了电线上。

      

      你看，我一下子就引了那么多原文。因为我对她的文字也真是“爱不释手”了。

      茨维塔耶娃说她与母亲全然不同，这位在临终前说自己“依依不舍的只有音乐和太阳”的母亲拥有美妙的歌喉和极高的钢琴演奏天赋，而茨维塔耶娃拥有的却偏偏是另一种才华——出众的、天生丽质的文学才华：“我身上流淌着的血液与她的血液丝毫没有融合，看来这两种血液是无法融合的，犹如大陆与海洋一样，截然分明。”

      母亲对她在音乐上的期望，让她感到痛苦。她这样回忆那些练琴的岁月——“天气闷热。碧空如洗。轻微的音乐，无尽的折磨。”“母亲用音乐浇灌我们，可在我们看来，这仿佛是洪水向我们袭来。”

      话虽这么说，但茨维塔耶娃心里却明白，她未必真与她的母亲截然不同，音乐于她，也未必净是折磨——音乐和诗，其实是那么相通的东西；诗人茨维塔耶娃其实是那么的热爱音乐：

      我喜爱琴键，还因为我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像走楼梯一样上下移动，而这楼梯就在我手下！从这个楼梯上一下子就能奔流出无数条小溪——这些小溪顺着脊背飞奔而下，而我的眼里滚动的热浪，如同安德留沙的文选课本里提到过的达格斯坦峡谷里的热浪一样炽热。

      ……

      我喜爱琴键，因为它那看上去很平静的表面下却蕴涵着很深的空间，就像那深不可测的河水，那奥卡河的河水一样，甚至比奥卡河还要平静得多，深远得多。

      茨维塔耶娃用水来形容琴声让我很是欣喜，我小时候学过一点点钢琴，弹琴的时候我就总是想起水，觉得琴声就像流动的水一样。其实不仅仅是琴声。在我心里，所有我热爱的音乐，我热爱的文字，都像水，像风，像长发，像一个柔和的微笑，像一声温柔的叹息，像一切大自然的造物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我想象任何好的音乐和文字，都应该与大自然相通，都应该充盈着大自然的气息，它们要像大自然一样朴素，自由，生机勃勃，延伸到无边的远方、无限的未来。

  但是，且慢！——茨维塔耶娃所用来形容琴声的“水”似乎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轻盈。哦，不，一切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简单。她提到水的时候，脑子里所出现的意象可不是我所说的“流水”，而是“深渊”：

      我喜爱琴键，还因为按下白色的键，就会听到轻快的音响；而揿下黑色的键，立刻便发出忧郁之声，千真万确，只要一按黑色键，就仿佛按在了自己的眼睛上，一下子便挤出了眼泪。

  我喜爱琴键，也因为按键本身也令我陶醉：你可能一揿下琴键，立刻就觉得全身随着音乐往下沉，只要手不离键，这种下沉的感觉就不会消失，就仿佛坠入了无底的深渊，即使把手从琴键上松开，这种感觉也不会一下子就消逝！

      ……

      我喜爱琴键，因为在我的手下面会出现一个深渊，这深渊就在我的手下，我坐在那里不用动弹就会永远的坠落下去，这种感觉有多美！

      我喜爱琴键这种表面平静中隐藏的欺骗性，你只要轻轻一触，这平静如水的表面就会迅速张开，直到把你吞没。

      我喜爱琴键，因为它给了我期盼按键的欲望，也给了我触键的恐惧:揿下琴键，琴声一响，就会唤醒一切。

      为什么要用“深渊”这个意象来形容音乐？“深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鬼•我的普希金

      鬼是什么东西？茨维塔耶娃不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她只说：“鬼是隐秘的热忱”。那么，为什么要把心里“隐秘的热忱”称为鬼呢？用这样一个字眼来形容自己的心头所爱，那它一定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吧？

      我想，“鬼”应该是这样一个家伙：神秘，刺激，妖娆，有趣，风情万种，妙不可言……总之，是一切单一、端肃、严整、刻板的东西的反面。诗人茨维塔耶娃当然不会喜欢单一、端肃、严整、刻板的东西，比如——节拍器。

      本来她小时候挺喜欢节拍器的，因为觉得节拍器就像一座房子，而她很想住在里面。“孩子们总是盼望能住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里面，比如我的儿子，现在差不多六岁了，成天幻想能住在街头的路灯里”。这个想法真让我高兴，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想法，我常常想爬树，想象自己待在一棵高大的树上来看这个世界，视野将会多么宽广！这个小家伙想得比我更美，他想住在路灯里的理由是：“觉得那里敞亮，温暖，而且住得很高，可以看到一切。”“那要是有人朝你的屋里扔石头呢？”“那我就用光照他们！”

      可是从母亲强迫四岁的穆霞用节拍器来控制弹琴的节奏时起，她就开始憎恶节拍器了。节拍器那单调冷漠的声音让穆霞恐惧，它“催促着你，控制着你，不让你死，也不让你喘一口气”。于是，节拍器成了童年时代的穆霞最想杀的人！每当她练完琴，她都要以一种最从容自得的神情从节拍器身边走过，傲慢地耸着肩膀对节拍器说：“我走了，你给我待在这儿不许动！”

      尽管生活里有节拍器的折磨，但是没关系，还有“鬼”呢，鬼能带来欢乐。

      茨维塔耶娃的“鬼”住在一个撒满了阳光和灰尘的房间里。鬼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房间里呢？别着急，顺着她缠缠绕绕的文字读下去——这个房间“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大书橱，在那里长着一棵能帮助我明白善与恶的大树，大树上硕果累累”，“我急不可耐地，贪婪地咀嚼着这些累累硕果，虽然心里充满内疚，但却不能自控，只是间或瞟一眼房门，生怕被妈妈发现”。原来，鬼要住在这里的原因是，他担负着“命中注定的使命：叫我犯罪，教我冲破母亲的禁令”。母亲的禁令是什么？不用说，当然是不许茨维塔耶娃读那些超越她年龄的书籍啦！

      童年时代的茨维塔耶娃最喜欢偷偷阅读的是普希金的诗歌。年幼的茨维塔耶娃对于那些深奥的诗句显然只能一知半解，有时候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误读（当然，这里的误读是指它跟高等学院的教授和高材生研究出的解读方法毫无共通之处）。可是，好就好在这个“一知半解”和“误读”：一知半解可以让孩童焕发出无拘无束、无边无际的想象力；而不用成年人成熟理性的逻辑、只用天真的直觉去“误读”，倒常常是理解诗歌的正途。

     “你悲叹着，仿佛在站岗”。当然，“站岗”这个词不会诱发我联想到哨兵的形象，因为我从未见过哨兵，它让我想到的是钟表的形象，是我常常看见，到处都可以看见的钟表的形象……与钟表相应的意象多极了。保姆坐在那里独自哀叹，她的上方是一座钟。或者她一边哀叹着一边织衣，不停地看着钟。或者，她太悲伤了，连钟都停止摆动了。

      多亏了“鬼”的百般引诱，才让我们的茨维塔耶娃从幼年起就极富幻想的热情和才能，并且这种热情和才能终其一生都未曾泯灭——

      至今我还能听得到我那顽固的、令人厌烦的、对谁都说的一句话：“让咱们来幻想一下吧！”……

     “阿霞，让我们来幻想一下吧！就稍微幻想一下！就那么一下子！”

     “今天咱们已经幻想过了，我都厌倦了。我想画画。”

     “阿霞！我把谢尔盖•谢苗内奇蛋人像送给你。”

     “你都已经把它搞裂了。”

     “它里面是坏了，但从外面看还是好好的。”

     “那好吧，咱们就幻想一下吧。不过得快一点，就幻想一小会儿，因为我还想画画呢。”

      ——正是有了幻想，才有了这个对世界充满了诗意的理解的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称那个引诱她读书和幻想的家伙为“鬼”，这个不难理解。可是奇怪的是，茨维塔耶娃心中的鬼还有其它身份：它还是一张牌，扑克牌里的黑桃J；它还是一种玻璃玩具，球形的玻璃里面盛着酒精，手捧着它里面的酒精就会变热膨胀，于是玻璃球里的小人就会跳起舞来……为什么这两个不起眼的东西竟然能够跟“大书橱”相提并论、竟然也是茨维塔耶娃心中“隐秘的热忱”？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黑桃J。它是一种叫“黑彼得”的扑克牌游戏的主角。游戏的规则是，事先把黑桃J的配对抽出来去掉，然后大家开始摸牌，并且把手中的对子出掉，最后互相抽牌，继续把对子出掉，得到“黑彼得”的人要想办法把它塞给别人，而抽牌的人则要算计着别抽到那张“黑彼得”：

      这种游戏的含义很深。所有的牌都是成对的，可他却是孑然一身，因为他的配对在游戏之前已被抛掉。任何一张牌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配对并和它一起离开，简单地说，就是退出舞台，就像美人或者女冒险家出嫁后销声匿迹一样，退出这种包含着一切可能，一切机遇，个人的或者历史的遭遇的牌桌，迈着被抛出的成对的牌那特有的安宁的，没有人关注的，既无关紧要又不奇特的步履，安然退出。他得到了整张牌桌，他终究是惟一的。

      在我一开始的理解里面，“鬼”神秘、刺激、妖娆、有趣、风情万种、妙不可言……但是我偏偏忽略了“鬼”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质，那就是：孤独。更重要的是，这个“孤独”不是一个跟“神秘、妖娆、妙不可言……”简单地并列、互不相关的东西，而是与它们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

   

      幻想和孤身一人本是一回事；幻想其实是孤独的物质证明，是它的源泉，是对它的惟一补偿；孤独是幻想的残酷的法则和惟一的行为空间……

      鬼赋予了茨维塔耶娃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似乎是作为代价，它也给了她深深的孤独：

      因为你，我总是处在自己的孤独感的包围圈之中。这种包围圈是那么有魔力，仿佛总是跟随着我，与我形影不离，仿佛就在我脚下形成，像一双大手一样拥抱着我，又像呼吸一样轻柔舒展，把一切都装了进来，又把所有的人都排除在外。

      那么鬼为什么又藏身在玻璃玩具里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拥有过类似这样的玩具。想想看我们都是怎么玩的？我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因为它是那么美丽而脆弱，如果不细心呵护，它很容易就会破碎……这是不是有点像——爱情？

      爱情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词。当胸中感到炽热，当心窝窝里（人人都很清楚那个地方！）有股热流却又不对任何人诉说时——爱情就降临了。我的心里从来都是热乎乎的，但我却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只有茨冈人才是这样。阿乐哥爱上了真妃儿。

      对“爱情”最初的理解是诗教给她的，她首先是通过普希金的诗歌来想象爱情的。——可是，诗歌中的爱情都是忧伤的爱情……“忧郁的月光洒向忧郁的林中草地”哦，天哪，多么忧郁，双倍的忧郁，没有出路，毫无希望的忧郁，就像永远盖上了忧郁的印章，仿佛普希金以这种重复把“忧郁”的月光像印章似的盖在了林中草地上。爱情把忧郁像印章似的盖在了诗歌身上。诗歌把忧郁像印章似的盖在了茨维塔耶娃身上。

      年幼的茨维塔耶娃理解诗歌中的爱情，准确得令人难以置信：

      长凳。塔吉雅娜坐在长凳上。随后，奥涅金走过来了，但他没有坐下，反倒是她站了起来。两人都站着。只有他一个人说话，说了很久很久，而她却一言不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才是爱情：一条长凳，凳上坐着她，然后他来了，说个不停，而她却沉默不语。

      ……

      他俩没能一起坐的那条长凳看来是命运安排的。……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爱情的场面其实是没有爱情的：他不爱她（这一点我明白），所以没有坐下；她爱他，所以站了起来，他们俩没有在一起待过哪怕一分钟，没有一起做过任何事，他俩做的都是相反的事：他开口说话，她则缄默不语；他不爱她，而她却爱他；他走掉了，而她则留下了，因此假如再拉开帷幕，那么可以看见，只有她一个人站着，然后她突然瘫倒了，永远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塔吉雅娜永远坐在了那条长凳上。

      茨维塔耶娃说，“这第一个被我看到的爱情场景决定了我后来的一切”。决定了她爱的方式，决定了她爱的结果——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黑夜那里，从所有的金色

          的旗帜下，从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我要从所有其他人那里——从那个女人那里夺回你……

          我要决一雌雄把你带走，你要屏住呼吸。

      这是怎样一种浓烈、蛮横、不管不顾的爱情啊！可是这样的爱情，却注定是“不幸的、单方面的、不可逾及的爱情”：

     “人们爱‘我’整个一生：抄写我的诗，援引我的诗，珍藏我的所有的手迹，可是对于我却爱得那么少，那么无精打采。”“我总是被打得粉碎，而且我的所有的诗都是最清脆响亮的由衷的破碎的声音。”

      阅读进行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茨维塔耶娃原来是这样向我们展示她的“鬼”的：一开始，她用轻柔俏皮、故作神秘的语调给予我们一个幻觉，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非常聪明地识破她的伎俩、辨认出“鬼”的面目和形体；然后，无数记忆的细节连带着难言的思绪纷至沓来，源源不断地涌向鬼的身躯，于是，鬼原本清晰的面目被冲撞得摇晃起来、模糊起来，鬼原本轻飘飘的形体也被叠加得厚起来，重起来，我们自作聪明的想法被打破了，只留下一地的困惑——神采飞扬的幻想、燃烧不尽的激情、无与伦比的诗、冰冷的孤独、“总是被打得粉碎” 的爱情……鬼啊鬼，究竟哪一个才是你真实的面目？

      你让我的童年丰富多彩，让它拥有了所有的秘密，让它体会了所有的忠诚，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它整个儿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

     是你粉碎了我的每一个幸福爱情之梦，你用你那一套独特的评判抨击了我的爱情遐想，你那骄傲的神情彻底击溃了我的爱情幻想，因为你要使我成为一名诗人，而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我终于明白过来，“鬼”跟前面的“深渊”，原来是同一种意象。它们都那么迷人，却又都那么危险。而茨维塔耶娃呢，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要懂得它们的甜蜜和忧伤、欢乐和痛苦。

  只有理解了她的“鬼”和“深渊”的全部含义，才能真正理解茨维塔耶娃对音乐、诗歌、爱情……这些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不，“重要”这个词还不准确，应该说，它们是让茨维塔耶娃成其为茨维塔耶娃的东西——的复杂情感：那不是一般的爱，而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感觉。我相信你一定同意，爱恨交织是比单纯的爱深刻得多的东西。它只产生在最刻骨铭心的体会和领悟之后，它是那样的叫人欲说还休，欲罢不能。

      如果，你在人生旅途中不幸、或者说幸运地遇上了让你爱恨交织的“深渊”，你会怎么办？是毅然决然地掉头走开，还是在深渊的边缘逡巡徘徊？

      而你知道茨维塔耶娃是怎样面对它们的吗？

      ——有一天早晨，茨维塔耶娃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那只装在玻璃瓶子里的鬼竟然在事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胀破了：

    “ 瞧见了吧”，母亲看着泪流满面、闷声不响的我，说，“永远也不要去碰那些会破的东西。它们总是要胀破的！‘千万不要替自己创造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这条圣训你还记得吗？”

      我抖掉挂在脸上的眼泪，……说：“妈妈，‘塔玛拉’和‘偶像’是押韵的吗？”

      要是你觉得她的这个回答还不够明确，或者，你觉得童言不可信，那么，再读读她数十年后的这句诗——

            我想投入您的怀抱，犹如从山上坠入深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