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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Tallman 发布时间：2018-06-14 21:48:55

  到目前为止豆瓣上只有一个短评，好书不能被埋没。

  我在四月中旬购得此书。从常见声学现象到宿主、合成器等软硬件知识，该书使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数字音频技术，（甚至有我未曾了解的电子学），值得花费时间钻研品读。你将收获颇丰。

  我称这本书为

  “音频圣经”。

  推荐给所有发烧友与爱好者。

• 作者：Mr.Savage 发布时间：2011-01-29 23:03:50

  可以算是包含了对尼采哲学的辩驳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是有这样的魔力的，他能把书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如同电流一样传入读者的身体。

• 作者：Stochastic 发布时间：2013-03-10 17:29:02

  书名可以改成＜＜带着闪闪的红心游美国＞＞，我极力赞成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这样的人出书，太可怕了。

• 作者：￡Ya★→孤独 发布时间：2010-05-08 19:26:21

  无心追美，却的美倾心。

• 作者：仰望星空 发布时间：2017-05-01 11:54:16

  这本楚辞只收录汉代以前的如屈原、宋玉的，汉后的骚体不收录。

• 作者：三慢 发布时间：2011-12-16 07:40:38

  入门级，对于ipad菜鸟还是不错的

• 《中国游记》：文本的历史脉络

  作者：熊不卷 发布时间：2021-05-01 20:33:17

  熬夜肝的论文的一部分。知网读秀剪刀加浆糊产物。荣誉应归参考文献。强烈推荐《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这篇论文。

  可能有很多bug，欢迎指正但不要打我。

  在芥川龙之介的一生中，他的中国之行有着重要的地位。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访问中国，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连续游访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庐山、北京、大同、汉口、长沙、郑州、洛阳、天津、沈阳等地。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一旅程及后来出版的《中国游记》进行考察。

  1. 《中国游记》的产生背景

  在芥川时代，许多日本作家都曾到访中国，并写下游记，如1899年访华的内藤湖南的《禹域鸿爪记》、1918年访华的谷崎润一郎所著《苏州纪行》等。[1]有学者考证，1865－1945年间日本人所著的中国游记有近500种之多。当时日本的大部分作家和知名画家都到过中国。[2]

  日本人访华旅行的活跃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日本在对外扩张时期积极开发到中国的海陆交通，如中日航线、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建设、日本船公司的长江航线等，交通的改进为日本人在中国的游历提供了便利。[3]主观方面，在大正时期日本人反思西化以及民族自豪感提升的背景下，日本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追寻“中国趣味”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通过回归东方传统来对抗西方现代文明的浪漫主义思潮。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作家都曾创作带有中国色彩的作品。[4]在旅行条件趋于成熟的时，向往中国的作家自然会希望亲身体验中国的文化。然而，大正时期流行的“中国趣味”所唤起的更多的是一种来自经典文本、脱离现实的中国想象。当日本知识人来到中国，见到经典文本之中未曾书写的种种肮脏、丑陋的景象时，原有的美好想象便难以为继。这不仅使得他们对中国感到失望，也增长了他们对日本的自豪感，乃至于变为对弱小、落后的中国高高在上的俯视。向往中国的思潮也在这种心态变化的过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5]

  2. 芥川的中国之行与《中国游记》文本的产生

  1921年3月，芥川龙之介登船离开日本，踏上了访华的旅程。在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大阪每日新闻》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预告“近日将连载特派员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印象记》”，报导“新兴作家眼里看到的新的中国”。然而，报社预期中的每日连载并未实现。芥川刚到上海便因肋膜炎而住院约三个星期。出院后他先在江南的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玩，再溯长江而上游览芜湖、九江、长沙等地，之后北上游访北京、郑州、沈阳等城市，最后于7月从天津坐船回到日本。[6]

  在行程中，芥川一路通过写笔记和日记的形式记录见闻。1921年8月17日-9月12日，即芥川回国一月以后，他把见闻整理成《上海游记》，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次年1-2月，《江南游记》也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三年以后，《长江游记》刊出，此时芥川的心情与游历中国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自述在长江游历时“一直在怀念着日本”，然而如今在东京却怀念起了“汪洋恣肆的长江”“庐山的松林、洞庭的波涛”。[7]1925年6月，芥川又发表了《北京日记抄》。同年11月，日本改造社将芥川的游记结集出版为《中国游记》单行本时，收录了此前未刊的《杂信一束》。因此《中国游记》的整体文本虽然来源于同一旅程，但形成于不同时期。虽然比起与日本景致相似的南方风光，芥川本人更喜爱“雄浑与博大”的北方[8]，但写于访华后不久的《上海游记》《江南游记》比三年后的《长江游记》要更详细，而记录北方游历的《北京日记抄》和《杂信一束》则比起《长江游记》更加简略。

  《中国游记》的中译版本出现的时间很早。单行本面世后次年，夏丏尊便翻译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以《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为题连载于《小说月报》上。但由于夏丏尊的翻译动机是让国人“把人家的观察做了明镜”，认识自身的不足，所以在节译时突出了有关中国的负面描写，引起了中国读者的不满。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中国游记》本身的特点，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游记》才有了新的译本。其中由陈生保和张青平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的《中国游记》和由秦刚翻译、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中国游记》较有代表性，这两个版本都在准确、流畅翻译的基础上加上了注释、导读等以便读者理解。[9]本文主要参考中华书局版《中国游记》，也参考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游记》的导读部分。

  3.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经验

  芥川龙之介深厚的汉学素养构成了他中国经验的基础。据东京日本现代文学馆的《芥川龙之介文库》记载，芥川共收藏汉籍1177册，其中包括《元诗选》、《太平广记》等不易收齐的大型典籍。[10]而他的游记中也多处引用中国经典诗词、小说中的意象来描写眼前的景象。如他在杭州夜晚路过一所宅院时，便联想到了中国的志怪小说，把此处想象为“陇西李寓”，“或许在这所宅院的深处，风采依然的李太白正观赏着如梦如幻的牡丹频倾玉盏”。[11]在苏州见到拿刀枪较量的卖艺者时，他联想到了《水浒传》：“病大虫薛永、打虎将军李忠等好汉豪杰应该就是这些人吧”。[12]类似的引用典故、联想经典的例子不胜枚举，有时甚至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度夸张的向往。不过这或许与报社的使命，他自述如果不是因为报社的要求限制，他会更多地接触中国人的生活，而不是“过多地沾染上汉诗与文人画式的学究气”。[13]

  但芥川所见的中国并不止他在中国经典文本之中所见过的浪漫幻想，也有很多令他失望的、更为丑陋和真实的一面。在“声名远扬的湖心亭”，他看到的是“颓败至极的茶馆”和往湖中小便的中国人[14]，西湖像“一个大大的水田”[15]，秦淮河“无非是俗臭纷纷之柳桥”[16]。他因此认为，“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17]不过，比起用美丽意象构筑起来的诗文世界，小说的世界或许更接近于真实的中国，一个社会从来就不可能只由美丽的事物组成。

  除游览名胜之外，芥川也与中国人有过交谈和接触。通过与当时有影响力的章炳麟、李汉俊等有着不同身份、背景和立场的人物面谈，芥川了解到了中国人的想法。与章炳麟的谈话后来启发他写出了反战作品《桃太郎》。[18]在中国所见到的排日标语和排日气氛也引起了他的思考。虽然关于中国排日的内容在游记里只是一笔带过，但有学者认为芥川对日本的侵略是持有明确的反对意见的，只是在当时出版物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无法充分表达他的意见。[19]

  总之，芥川的中国经验既延续了他从经典阅读中得来的中国想象，也加深了他对真实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

  4. 对《中国游记》的评价

  《中国游记》出版后受到了各方学者的关注，由于它对中日比较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讨论热度持续至今。

  日本学者对《中国游记》评价不算太高，原因主要是芥川的中国之行大大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并且文章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着墨不够。而中国方面的评价则更低。在上世纪初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芥川在游记中直白地表现了中国的落后，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并且这种情绪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而加剧。[20]近年来，学者对这一情况进行的反思也开始增加，大多数学者开始用更为平和和宽容的眼光去看待《中国游记》。[21]

  而笔者阅读后的感觉是，芥川固然会毫不讳言地指出卫生等他对中国感到失望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刻意地贬低中国。对他看到的美景，他不吝赞美之词，与中国知识人的谈话也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且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游记》中描述最详细的上海和江南西化色彩相对较重、和日本纤巧的景色也更为接近，因此并不是不喜西式现代生活、希望在中国寻找深厚而博大的大陆文化的芥川在中国之行中最喜爱的部分。但由于写作时间的原因，芥川对他更为喜爱的北方的着墨远小于南方。这也使得负面评价显得更为突出，而这未必是芥川的原意。总体而言，芥川的心态与普通的游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寻访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对环境的脏乱表示失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他在游记之中只是真实地表达了个人的想法与偏好。而负面评价中的一部分需要归因于时代背景而不是文本本身。

  【注释】

  [1] （日）芥川龙之介著；施小炜译,中国游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04, 前言第6-9页

  [2] 孔颖.芥川龙之介的杭州之行——一个大正西湖梦的破灭[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04):72-76.

  [3] 孔颖.芥川龙之介的杭州之行——一个大正西湖梦的破灭[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04):72-76.

  [4] 孔颖.芥川龙之介的杭州之行——一个大正西湖梦的破灭[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04):72-76;于天祎：《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21页

  [5] 于天祎：《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44页

  [6] （日）芥川龙之介著；陈生保，张青平译，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01，第3页

  [7]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133页

  [8]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164-165页

  [9] 冯裕智,孙立春.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在华译介之反思[J].唐都学刊,2011,27(03):53-56.

  [10] 于天祎：《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29页

  [11]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62页

  [12]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92页

  [13]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100页

  [14]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14页

  [15]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68页

  [16]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127页

  [17] （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2007.01，第18页

  [18] 于天祎：《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121页

  [19] 于天祎：《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111页

  [20] 于天祎：《芥川龙之介文本中的中国情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2007年，第80-84页

  [21] （日）芥川龙之介著；陈生保，张青平译，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01，第15-19页

• 从历史发展的自主性，聚焦前进中的非洲

  作者：默扉 发布时间：2021-12-07 23:36:54

  提起非洲，人们往往绕不开对它的固有印象——贫穷、落后，甚至是原始，在联合国公布的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当中，非洲就占了33个。即便如今的非洲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似乎依然无法与“现代化”这三个字联系到一起，尤其是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而言，依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实际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在前进之路上经历了重重困难与曲折，但其进步依然是有目共睹的，譬如比如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和南非、中部非洲的加蓬、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北部的马格里布国家比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等，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着显著提升，非洲与全球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甚至有研究结论称21世纪后半叶将会成为“非洲世纪”。

  然而，面对非洲的这种种改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与看法，荷兰外交官维恩在其作品《非洲怎么了》当中依然表示“非洲的前途并不太乐观”，且其责任全在非洲。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老师则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不能仅以“现代化”的理论去解释非洲的发展问题，而是应当将非洲放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观察，“我们会发现,非洲对人类发展贡献卓著,这个大陆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

  尤其对于与非洲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如今关系更是飞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想要完成“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友好合作，“从中国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非洲”就显得更为重要，李安山老师正是以此为契机和驱动力完成这部著作《非洲现代史》，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四大方面入手进行深刻阐述，通过对于非洲历史以及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辩证分析，聚焦非洲“现代化”这一国际学术界的忌讳话题，“力图以史实改变中国民众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和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强调非洲在历史发展上的自主性”。

  

  01.如何理解西方世界的非洲“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一词于很多人而言其实并不算陌生，国际上分析讨论“现代化”也早已形成很多项指标，譬如人均收入、工农业产值、文化素质普及率、医疗条件等等，然而在《非洲现代史》当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看法——“现代化”其实是一个生造的概念，是以“力”和“利”为主导的一种理论，这十分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思考和讨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代化”这种说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服务于作为强者的西方世界的，而非客观地去遵循不同社会各自的发展规律所形成的的理论结果，若以西方社会的演化方式来研究其他社会的话，那么这个词就会“成为维护其权力地位而构建的一种知识体系，它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仅凭这“力”与“利”所形成的军事和权利上的强行撕裂，就将一个复杂的世界划分归类至“传统”与“现代”两种观念之中，未免不够严谨。

  对此，李安山老师在书中甚至直言道：“

  这种强加的‘现代化’已经不是一种学术，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

  ”

  诚然，那个曾经被当作“奴隶”的非洲，对于这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和贡献，也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演化进程形成了特有的发展规律，以强加的现代化理论而将其困于“失败的大陆”“无望的大陆”等标签之下，实在过于狭隘且有失客观，也会让非洲，这片不能忽视其过去、更不该轻视其未来的炙热大陆，被不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进程固有化，从而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都被捆绑在被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之中。

  正如潘华琼博士所说：“

  现代化理论只局限于解释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不等于现代化,也不存在固定的发展模式,而是动态的历史过程。

  再者,发展的方向是多元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由此可以避免从传统到现代的单线发展模式。”

  所谓的“现代化进程”, 不过是近一二百年才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蔓延的一种社会急剧变动的浪潮 , 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无论在世界的哪一地区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并不可一概而论，非洲亦是如此，所以探讨非洲现代史进程，更应该聚焦其本身的特点，而非套用一些并“不合脚”的理论模式，被动地进入“现代化”。

  

  02.早期的改革与现代非洲

  在欧洲近四百年的疯狂扩张史当中，非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外部的动荡与内部的变革互相作用，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也让几乎整个非洲陷入巨大的变局之中。

  在这样的局势下，非洲各部分也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各种变革正在酝酿或发生。北非埃及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选择了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各个领域去效仿西方的变革之路，开始了一场“现代化尝试”；而彼时的南部和中部非洲困于“姆菲卡尼”的大动荡和大动乱中，由于迁徙和死亡，导致人口锐减，这为后来的白人移民提供了直接便利条件；东非的阿曼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顽强抵抗之后，彻底赶走葡萄牙人，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海上力量，并在国际贸易当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然而这一切却仍是没有躲过被欧洲列强的瓜分；宗教和武力给西非带来了重大的变革，正如书中所写，“圣战的意义不仅是对心灵的征服,也变成了宝剑或战争的征服”……

  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成为这些非洲国家早期尝试改革的驱动力，他们急于改变，也做过多种努力和尝试，譬如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制度和先进技艺等等。“师夷长技以自强”固然是好，但在早期非洲的改革当中却并不成功，因为他们既是开放的，又是保守的，而这两种情况都几近“极致”——开放到“为了学习他人的先进技艺,不管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有时甚至以损害国家利益和主权为代价”，同时又保守到将改革集中到某一方面，且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指导性质，可以说，是领导者们为了加强自身统治而进行的。

  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无法容忍亚非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强大”，所以非洲世界的改革和发展受到了欧洲列强的强烈抵制，无论是生产力还是军事力量皆处于劣势的非洲早期改革终是以失败告终。

  

  独立之后的非洲各国，其实也从未停止过尝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他们有的试图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一些尝试过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显然，非洲的历史和发展过程是非常特殊的，“照搬”过来的模式基本上会走向“水土不服”而导致夭折。

  正如李安山老师在书中所写：“

  非洲需要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们,他们将民族前途作为自己的责任,愿意与全体民众一起努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

  ”在此阶段，非洲也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他们所领导的一系列革命和尝试，给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如今，非洲一体化正在持续推进，挑战与机遇同在，在2013年庆祝非洲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时，时任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恩·德拉米尼·祖马就曾表示，“我们应该大胆地不断提醒人们属于非洲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正处于实现非洲复兴的起步阶段，非洲应当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紧跟时代脉搏，把握发展机遇，或许非洲实现复兴也未可知。

  

  03.殖民革命与民族主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这样写道：“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它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存在古老的当地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动员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

  殖民的历史是非洲发展这次翻身仗打得异常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殖民对于非洲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民族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一开始的生产资料的原始积累与输出，到后来的强行分割，非洲被瓜分的不仅仅是土地和生产力，更是他们的文化，民族一体化遭受到严重的创伤，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分割和统治加深了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也为之后的冲突和矛盾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阻碍。

  十九世纪末期，非洲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并持续发展整合，积蓄力量，到二十世纪前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以及泛非运动的国际局势影响，非洲对欧洲殖民统治的反抗逐渐高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形成了一个新的转机，它“给非洲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希望”，民族主义的激愤和热情被大规模点燃，殖民主义在此时走向最后的崩塌。

  非洲国家的独立受着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影响，自身的传统政治、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曲折的内忧外患下的抗争，这些都更让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政治目标上的重要性，而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在民族主义方面也有了新的任务——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重建非洲国家的历史，加速民族一体化。

  

  非洲大陆上的许多国家如今已然取得了斐然成绩，但我们依然看到，非洲很多后进国家仍旧在贫困、饥饿和战乱中饱受着折磨，非洲要实现复兴，任重而道远。但发展仍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希望之路，这正如李安山老师在书的结尾处所写，“非洲在前进”，且“前途光明,道路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