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图书 资源形态的心理学：心理资源的基本质与核心内葛鲁嘉上海教育出版社9787544467308 心理学研究汇海图书专营店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章　心理学的资源

节　心理学的未来形态

节　心理资源的内涵

第三节　心理资源的确立

第四节　心理资源的考察

第五节　心理资源的分类

章　后现代的心理学资源

节　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节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的走势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

第六节　后现代心理学的体现

第三章　形态化的心理学资源

节　常识形态的心理学

节　哲学形态的心理学

第三节　形态的心理学

第四节　类同形态的心理学

第五节　科学形态的心理学

第六节　资源形态的心理学

第四章　本土化的心理学资源

节　心理学本土化的兴起

节　心理学本土化的原则

第三节　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

第四节　心理学本土化的创新

第五节　本土心理学的资源化

第五章　化的心理学资源

节　心理流

节　心理学化的出路

第三节　心理学化的影响

第四节　心理学化的研究

第五节　心理学化的资源

第六章　文化学的心理学资源

节　心理学的文化历史资源

节　中国本土的心理学资源

第三节　心理资源的挖掘与提取

第七章　原创的心理学资源

节　心理学创新的资源基础

节　心理学创新的学术基础

第三节　心理学创新的思想氛围

第四节　心理学创新的理论资源

第五节　心理学创新的历史使命

第八章　学科的心理学资源

节　大科学时代的新趋势

节　不同学科的研究取向

第三节　不同学科的基本质

第四节　神经心理学研程

第五节化心理学研究论述

第六节　社会心理学研究取向

第七节　民族心理学研究方式

第八节　文化心理学研究定位

第九章　多元化的心理学资源

节　多元文化的潮流

节　多元文化的探索

第三节　多元文化的取向

第四节　多元文化的框架

第五节　多元文化心理学

第十章　心论的心理学资源

节　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

节　中国本土心理学传统

第三节　新心心理学的创新

第四节　新心心理学的建构

第五节　新心心理学的扩展

参考文献

后记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全新正版图书 资源形态的心理学：心理资源的基本质与核心内葛鲁嘉上海教育出版社9787544467308 心理学研究汇海图书专营店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全新正版图书 资源形态的心理学：心理资源的基本质与核心内葛鲁嘉上海教育出版社9787544467308 心理学研究汇海图书专营店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全新正版图书 资源形态的心理学：心理资源的基本质与核心内葛鲁嘉上海教育出版社9787544467308 心理学研究汇海图书专营店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编辑推荐

本书探讨和论述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基本形态。对于心理学的学科发展来说，所谓的资源或学科资源，是指学科生成或演化的基础条件，或指学科创生或创造的前提条件。学科的展步和拓展，需要文化历史和思想理论的资源，心理学同样如此。无论是关于心理行为的探索，还是关于心理科学的建设，无论是对学科对象的考察，还是对学科自身的规范，心理学都需要挖掘和提取学科的或学术的资源。心理资源体现为多样化的存在，具有多元化的形态。可以按照人的生活领域、思想领域、学术领域等，对心理资行界定和分类。资源形态的心理学是科学形态的心理学步、扩展和提升。资源形态的心理学探索是把心理学的文化、历史、思想、理论和学术资源的挖掘、开发、累积、运用等作为核心任务。;

• 作者：八寶 发布时间：2022-06-24 12:09:52

  刻板新疆

• 作者：你好阿唐 发布时间：2022-04-10 16:55:21

  最勾人的还是那些稀奇古怪的生物，《山经》更像博物志，非常质朴地记录草木虫兽，《海经》更多记录了那些神奇生物和奇异国度，到了《大荒经》，情节更丰富，谱系也更清晰，虽然偶尔有重复，但非常有创世纪内味儿。注释部分也很有看头，讲的是对那些奇怪事情的考证。

• 作者：观戏者 发布时间：2021-03-18 08:55:15

  看着就像领导讲话一样，大，全，但是不会给人任何新的指引。

• 作者：悦读的静谧时光 发布时间：2021-12-29 18:59:13

  《护肾有方》是一本肾脏健康大全，从肾脏功能、肾病早期症状、化验单解读、肾病用药、饮食运动等多方面给予肾脏疾病患者全方位的指导，作者将深奥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所有读者都能看懂的朴素语言，帮助我们解决困惑，走出认知误区，掌握健康良方。

• 作者：酌夫 发布时间：2022-05-12 11:46:24

  看累了书来做一做，以为能放松，结果难的离谱，更离谱的是还做上头了，一个小时也没拼完...

• 作者：陈塘关李哪吃 发布时间：2013-06-08 12:23:15

  有一点用，但作为2012年的出版物，编辑写书时参考的资料是不是太旧了。

• 找不到心灵出路时就去读它吧

  作者：潇洒_李小姐 发布时间：2023-10-17 12:35:43

  开篇提到了关于“尊重”和“沟通”。尊重别人的不同之处，别人才会尊重你独特的地方。给别人空间也就是尊重别人，这样才能有良好的沟通关系。

  关于“信念”的概念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信念就等于-事情本就应该这样，对信念的拥有者来说，信念是绝对的。但信念不等于真理，能够把主观信念和客观真理分开并且认为它们是两回事，便是一个人已经达到一定智慧水平的认证。

  对自己触动最大的一段是：“很多人在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充满被别人否定的经验，积累下来，内心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不会成功，没有成功地去生活的资格。”由此形成了很多妨碍成长的信念。任何类似这个方向的想法，都是源于这些妨碍成长的信念。在众多的妨碍成长的信念中，杀伤力最大的一个就是“我没有资格”。”在教育下一代时也必须警钟长鸣。

  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自我价值的建立，即做到自信、自爱、自尊，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成功与快乐。自信是最可宝贵的的一笔精神财富啊。

  自卑者，在很多人事物面前把自己缩得小小的，拘谨、胆怯、卑微、苟且、犹疑、逃避，内心充斥着很大一份无力感；自负者往往把自己膨胀成一个性情嚣张、目空一切、刚愎自用、霸气十足的大力神，其实威武倨傲的表象下可能掩藏着一颗虚弱的灵魂。

  只有自信的人，生命中总是充满了希望，从容淡定中有积极自取的精神，安静安详里洋溢着身心和谐的力量，逆境中，它帮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保有一份不屈不饶的动力，顺境中，它能让我们热爱并享受人生。

  有充足自信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而是他有足够的力量来处理人生中的烦恼。

• 從“旁邊”看問題：瓦格納（Rudolf Wagner）教授訪談錄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1-06-19 15:00:53

  原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十三輯

  採訪者:崔曉姣（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講師）

  2013至14年間，我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作聯合培養博士生，師從艾蘭（Sarah Allan）教授。經由艾蘭教授的熱心推薦，我得以和彼時正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擔任訪問研究員的瓦格納教授相識。因為博士論文論題和瓦格納教授的研究領域相近，我曾數次當面向他請益。以下這篇訪談也正是在這種機緣下完成的。回國之後，我忙於博士論文的寫作，訪談稿的發表事宜也就擱置了下來。2019年10月末，我們沉痛得知瓦格納教授仙逝的消息。此時將這篇訪談稿發表於《道家文化研究》，竟也算是另外一種機緣的成就了。瓦格納教授曾致力於《老子》文本及註本的研究，並與本刊主編陳鼓應教授有過親密交往。我們僅以此篇訪談，向瓦格納教授致以深切懷念。

  崔曉姣（簡稱“崔”）：

  通常來說，我們研究一部文獻，往往會更注重對其進行思想分析。而看您關於《老子》以及王弼《老子注》的研究，似乎更加註重分析文本的語法和語言結構。比如您在研究王弼《老子注》時，特別提出了《老子》文本中存在「鏈體風格」，並將它運用在了對整個《老子》文本以及王弼注本的分析和解讀中，您在研究方法上更側重於後者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否與您早年學習詮釋學的知識背景相關呢？

  瓦格納教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基本上來說，西方和中國的當代學者對於《老子》的認識，區別不是太大。“過去”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是一個“異國”，然而在很多人的研究中，這個“過去”是希臘或是其他國家並不重要。很多人認為，說普通話的人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古代文本，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具體分析文言文的修辭，思考古典文本中所預設的讀者大概有怎樣的知識背景，文本所面對的論敵大概是誰，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但卻被很多學者忽略了。

  如果具體看《老子》文本，我們會發現，它會用一個句子來否定另一個句子，它強調某一論點而反對另外的論點。事實上，《老子》文本已經預設了持反對論點的讀者的存在，這是我們必須預先明確的。不管是翻譯和解讀《老子》文本，還是王弼對《老子》的註解，如果我們不瞭解它們所面對的論敵是誰、它們所要反對的論點是怎樣的、它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展開討論，我們對文本的理解最多只能是十之一二。

  所以，你說得對，我基本的文本解讀採用了詮釋學的方法。我們必須要恢復作者和讀者在當時所處的思想環境，這樣才能了解他們思想交流的前提。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老子》講「無為」，主要在於反對君主用積極有為的方式治理國家。在《老子》文本中，直接反對君主之有為的內容並不是很多。但我們在閱讀文本時，所看到的只是文本所要表達內容的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的內容是看不到的。而通過分析文本所處的整體歷史環境和文本所預設的讀者，並運用詮釋學的方法分析文本結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剩下的這些內容。

  然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目前的研究基本都不太關注古代運用文言文寫作的哲學家所採用的修辭學方法，但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寫過一篇關於“夫”字的論文。在所有的虛詞字典中，“夫”字基本都沒有什麼很具體的意思，它的主要作用在於分隔語句。但是，大概自孟子所處的時代起，“夫”字就已經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修辭學“符號”（symbol）了，“夫”後面常常跟著一個綜合性的論點，而不是陳述某件具體的事情。比如說，“夫”字後面不會說“你的頭髮是黑的”，而會說“所有人都有頭髮”。在當時，這不是一個新看法，而是一個共識，是所有讀者都知道的。古代文本看似是一個個句子的連續，但其實，其中有一些句子主要表述綜合性的論點，另外一些則陳述具體事實。也就是說，古代文本並不只是連續的論述，其中的論說結構是很具體細緻的。

  開始研究《老子》的時候，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發現我所看到的《老子》注本以及分析《老子》哲學的文獻，它們所引的《老子》文本都是駢體結構，並且通常是一些章節中最後的幾句話。這樣的做法當然是沒有錯的，因為最後的幾句話通常是綜合性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看它們對於結論前面的內容的翻譯和解讀，很多都是非常模糊的，並沒有能夠將這些內容的含義真正闡發出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注本忽略了《老子》所採用的修辭策略。我認為，如果我們要真正深入研究中國古典文本，對這些文本進行哲學分析，首要的前提是能夠具體了解這些文本究竟在說什麼，它們要肯定和否定什麼，所採用的論述方法具體是什麼樣的。如果你看我翻譯的《老子》和王弼《老子注》，裡面有很多括號，補充了很多潛在的文本內容，包括文本在肯定和否定些什麼等等。我似乎是補充了很多內容在裡面，但是你通過這些內容，可以真正理解到《老子》中某些字詞和語句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所以，我個人覺得，研究中國傳統哲學，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了解古典文本在修辭學方面採用了哪些寫作方法，它的寫作策略大概是怎樣的。其次，我們還必須了解一個文本在當時所處的具體思想環境。也就是說，我們要了解文本所要提倡和辯駁的觀點大致是怎樣的，它在和誰對話，它所預設的論敵是誰。能夠達到這兩個前提、了解其中的問題，我們才可能有穩定的基礎展開其後的哲學研究。

  我再舉一個關於駢體文和鏈式結構的例子。“是以”在《老子》中是一個非常普遍的詞，關於《老子》的翻譯和研究普遍認為“是以”後面的內容是老子所提出的新的結論，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看法。真正的新結論是“是以”前面的內容，“是以”後面的內容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因為你已經知道“是以”後面的內容，那麼，我現在要告訴你，它為什麼是這樣。“A、B、C”……“是以”……也就是說，因為我所論述的“A、B、C”，“是以”你所知道的東西是這樣的。人們所普遍了解的是“是以”以後的內容，但是他們不了解為什麼是這樣，這也就是“是以”前面的內容。如果我們這樣來分析《老子》文本，你會發現之前對於《老子》章句的理解全部都改變了，最重要的不是“是以”後面的內容，而是它前面的內容。當然，我的說法不一定對，但我們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像“夫”、“是以”這些所謂的修辭學詞彙究竟代表什麼含義。這樣去思考的主要目的是使得文本穩定化，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也就可以有一個踏實的基礎。

  另外，要對某一古典文本展開哲學研究，參考注家的注釋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子》的注家有很多，注本有數十個，這些注本在歷史上會相互競爭。當然，因為道教的緣故，有些注本處於不同的理論環境中。在道教的理論背景下注釋《老子》的注本，它們的權威不是來自於《老子》文本的內部結構，而是來源於宗教。這就好比基督教對於《聖經》的解讀，它的權威性來自於教會的理論，符不符合《聖經》原文並不是非常重要。而王弼注《老子》，沒有什麼宗教性的因素和目的，他的說服力並不來自於宗教權威。他是從《老子》文本內部尋找注釋的可靠性，發現《老子》思想的系統性，以《老子》來解讀《老子》。我們看到，他經常會使用《老子》中的一些語句來註解另外一些語句，他都是在文本內部尋找解讀證據，而不是在文本之外。在王弼看來，《老子》書是一個人所寫的，所以它有文本內部的綜合性，王弼的註解發現並闡釋出了《老子》文本內部的綜合性。我不能說王弼的註解一定是對的，但他確實從《老子》文本內部找到了這種綜合性。

  而這也是我們對古典文本展開哲學研究的第三個重要前提：瞭解注釋家的重要性，借助於已有的注文。我們現在距《老子》已經有兩千多年了，很多口傳的思想傳統都已經中斷了，我們也很難明確了解當時的思想環境。但是歷史上的注釋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比起我們現在的學者，早期的注釋家擁有更多關於古代的知識，他們所見到的文本也遠遠多於我們，所以，他們進行注釋的思想環境要比我們豐富，我們應該借助於他們的注釋，跟他們進行思想交流。我們不能直接說，我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要直接來和老子進行一場對話。這樣當然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是沒有理論基礎的。我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潛移默化地受某種傳統的影響，如果我們不自覺地跟這個傳統討論，而要直接和老子對話，所謂“我的看法”其實仍舊是某個思想傳統的成分，只不過我們自己沒有察覺到而已。所以，參考以前的注釋、和傳統對話，對於理解文本來說是很重要的。

  崔：

  面對眾多的經典文本，您選擇了《老子》作為研究對象，是否與您提到的《老子》文本內部所具備的系統性和綜合性相關呢？因為這種系統性和綜合性，我們可以有效地運用詮釋學的方法來分析《老子》文本。

  瓦格纳教授：

  我最初的研究是關於佛教的，那時我對於《老子》的研究興趣並不是很大。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鳩摩羅什和釋慧遠，主要研究材料是《大智度論》和《大乘大義章》。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慧遠所使用的概念很大一部分並非來自佛學，而是來自玄學。在七十年代初，除了湯用彤之外，學界對玄學的研究非常少。當時大部分的人認為玄學和道教相關，代表了一種“封建主義”或迷信。那麼，我就想，我可以在做完博士論文之後進行關於玄學的研究，以王弼為主幹。而在王弼的《周易注》和《老子注》中，我最終選擇了《老子注》，因為《周易》的原文有很多問題很難解釋。

  但我去圖書館一查，發現關於《老子》的注釋和研究已經非常多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而在面對很多研究成果的時候，你要找到一條新路，最好的方法不是去這些研究的中心，而是看它們的旁邊。具體到《老子》，關於“自然”、“無為”等等已經有太多的研究了。但我發現，這些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它們沒有充分了解到《老子》文本中句與句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那我就從這裡入手。這看起來好像和大的思想毫無關聯，只是旁邊的一個小問題。但是，我從中發現了《老子》文本中的“鏈式結構”的問題，特別是其中所隱含的“鏈式結構”。有些“鏈式結構”是非常明顯的，但在《老子》中，很多的“鏈式結構”是隱性的。通過這些隱性的“鏈式結構”，《老子》文本中的某些內容才能得到有效解讀。我手邊有三、四百種關於老子的翻譯和注釋，有中文、日文、英語、德文等等，但當我發現了隱含在《老子》文本中的“鏈式結構”時，我就可以完全獨立於這些翻譯和注釋了，因為他們沒能真正了解《老子》文本中最重要的問題。總之，在重重的研究材料里，要想做出好的成果來，就得想辦法另辟蹊徑。

  在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很多人作主流研究。但主流研究所強調的往往是一些穩定化的、共同的論點，這樣，新的觀點自然就會很少。但如果你另辟蹊徑，從“旁邊”來進行研究，可能就會有新的發現。特別是年輕的學者，我鼓勵你們勇敢地離開主流，不去重復老先生們已經說過的話。當然，我知道這很難，不僅在中國大陸，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崔：

  不同於很多漢學家以及中國學者，您的研究範圍似乎更廣泛。從佛學、玄學、中國早期文獻，到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政治均有涉獵。對於您而言，這些研究領域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關聯呢？研究範圍的轉換與您個人思想歷程的發展相關嗎？

  瓦格纳教授：

  我開始從事漢學研究的動機其實很簡單。我從1961年開始學習漢學，當時歐洲漢學界對於禪宗的研究熱情很高，學者們也翻譯了很多禪宗書籍。很多音樂家、畫家、文學家都從禪宗中吸取思想資源。我讀了《禪宗無門觀》之類禪宗語錄的譯本，我發現讀翻譯過來的作品有點莫名其妙，根本不能體會其中的意思。所以，為了讀懂禪宗原典，我開始學習文言文。

  在讀中學的時候，我已經旁聽了一、兩年的大學課程。那些課程有關於經濟的，也有歷史、文學的。當時我覺得古典希臘學很有意思，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特別是莎士比亞也不錯。但我看了一些研究資料，發現自己可能很難作出新的貢獻來。關於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某一句話，你都有可能找出五本專門的研究著作。我當時也看了一些和漢學研究相關的書，但是水平都不高。那麼我就想，我或許可以在這方面作出一些更好的成果來。另外，漢學研究的材料非常豐富，從歷史上積累下來的原典和注釋等多種多樣。我那時十九歲，如果我的學術生涯有五、六十年的話，我做一個太狹窄的研究題目，可能五年之後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但是如果研究漢學，會有一個非常廣闊的天地。一個領域研究完了，我還可以延伸到另外的領域。

  但說到具體的學術研究，我的很多研究論題也是出於偶然。當然，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不是因為偶然的因素，我的論文和佛學相關，研究玄學主要是博士論文的延伸。但後來，我1972年從伯克利回到德國，結婚生子，我必須要作一些具體的工作支持家用。我在柏林的一個漢學研究所工作，那裡的人非常革命化，提倡學生運動，他們覺得研究古典文言文沒有意思，我們應該研究當代中國。我當時的老師讀文言文沒有任何問題，但他不會說現代漢語，我和他差不多一樣。但我要講授和當代中國相關的題目，所以就買了“Walkman”開始學普通話，那是文革之後的事情了。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接觸文革之後的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這些都是我以前沒有研究過的。但我要講課，就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這樣，我也就慢慢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了。

  我的很多研究題目看似是出於偶然的。但從整個學術生涯來看，這些不同的、獨立的論題會漸漸發展出一種內在的聯繫。就我個人而言，這個內在的聯繫一部分是思想史，另一部分是思想和政治的關係。這在以前的佛學研究里體現的比較少，但其他的研究基本都是這樣，圍繞著思想、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展開。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各個論題間的這種聯繫還不是很強，但現在已經越來越強了。

  除了偶然因素，我研究不同題目的動機是，我不想感到乏味，我不要只是在辦公室睡覺，所以我想不斷研究新的、有趣的題目。這樣當然是很難，壓力也很大。很多題目都有人研究過了，我也感興趣，但我不想重復別人的論點，就要想方設法尋找新的角度。現在看來，這樣做的收穫特別大，我可以把我所研究的許多題目聯繫起來。我所作的研究都很具體，沒有什麼很宏闊的東西，就像我對《老子》中駢體文的研究那樣，都是從很具體細微的方面入手，最後推廣到大的思想。這樣做的好處在於，所有這些小的方面其實都是某個大的思想環境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把小的方面研究透徹了，對於大的思想也自然而然會產生比較深的理解，而思想和思想之間往往又都有所關聯。如果你的研究只停留在主流的、大而化之的層面，你所看到的思想間的聯繫是不可靠的，很可能只是重復傳統的說法。但如果能做一些很細緻的分析和研究，很可能會在大的方面也獲得新的研究視角。

  當然，轉換不同的研究領域也有它不好的方面。在研究完某個題目，五年、七年之後，又有新的研究材料出來，但你可能已經不再繼續這方面的研究了。畢竟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利用的時間只有那麼一些。比如我研究太平天國的時候，看了當時所有的重要研究資料，也寫了一本書和一些文章，影響也挺大。但我最近發現，關於太平天國又有了許多我以前沒接觸到的新材料。簡帛研究也是這樣，不斷有新的材料被發現，但我不太可能全部再細緻地研究它們。

  但我覺得轉換不同的研究題目也有它的好處，在我開始新的研究時，我完全是外行，所以也就不受主流觀點的影響。但在研究過程中，我也慢慢成為內行，並且請同領域的專家給我一些建議。當然，雖然我在轉換研究領域的時候避免了只做一個門外漢，但在某個具體的研究完成之後，我可能就不會再繼續研究這個領域了。

  另外，轉換研究領域也有一些別的困難。在歐洲的大學環境中，特別是德國、法國，有一個漢學傳統。以前，一個大學可能只有一個漢學方面的教授，他從堯到現代，從甲骨文到上海的娛樂文化都研究。基本上，他一個人可以成為“中國之最”，所有和中國相關的問題你都可以問他。可能是這個原因，歐洲的許多漢學家在研究角度方面很可能是一致的，但他們的題目是多樣的。如果我們看第一代和第二代法國、德國漢學家的作品，一個人可能從六朝文人對《維摩詰經》的看法到二十世紀初的上海諷刺小說都有涉獵。但美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美國的學術分工比德國細得多。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就在歷史系，他不會去作經濟；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就在經濟系，不會作文學。但事實上，所有人都知道，文學和政治、文化、經濟、地方風俗等的關係都非常密切。分工細緻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壞處。這個壞處在於，很多有用的資料都被忽視了。比如說，我寫了一本關於五十年代末的新編歷史劇的書，這本書對當時的歷史有很重要的政治分析，但是作政治學的人並不讀這本書，他們覺得他們不了解文學。在中國，學術分工也很細，很多作儒家的人不作道家，作道家的人也一樣不作儒家，作經濟史的人不作風俗史，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在不同的時間運用不同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來作多樣的研究，很大的一個好處在於，你的研究可以相互豐富。但這樣做的壓力也很大，如果你的記憶力不是很強，也沒有每周工作六天半、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小時的習慣，可能就很難做到，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尋找的一條路。作這樣的工作，記憶的力量很重要，如果你進行了一項很具體細緻的研究，二十年之後，你記不清了，研究成果間的共通和相互豐富就不可能實現了。如果我的學生有這樣的意願，我也會支持他們作多樣的研究。但在開始的時候，我還是鼓勵他們從很具體的、細小的方面入手。

  崔：

  我注意到您近年作了很多關於《申報》的研究，這也是出於您對思想和政治間關係的關注嗎？

  瓦格纳教授：

  1962年，我看了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我覺得從這樣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會很有意思。而在公共空間中，媒體是向現代性過渡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1989年之後，很多海外學者開始討論中國有沒有所謂“公共空間”，但並沒有太多具體的研究。當時我在海德堡就開始做一些關於《申報》的研究，但沒有太多的數據。另外，我們看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裡面的基本論點是：第一，中國報刊史是中文報刊史；第二，中國報刊史主要關於中國人所辦的報刊；第三，中國報刊史是以宣傳政治為中心的報刊史。而梁啓超同時滿足了上述三點，所以被看作是中國報刊之父。但我們從政治的角度出發來看這個觀點，會發現它基本上只是空談。

  有意思的是，1872年英國人美查（Ernest Major）創辦了《申報》，那是最早的沒有任何宗教背景的報刊，所有第一代的中國記者都是由《申報》培育出來的。後來，《申報》成為了中國所有報刊的模式。但我發現，關於《申報》，基本沒有什麼研究成果。於是，我又採用了我前面說到的從“旁邊”看問題的方式。一個外國人，辦了一份中文報刊，同時也成立了申報館，重印了很多珍貴的文言文資料，上海租界也因此而成為了全國出版界的“首都”。《申報》的重要性由此可知。但因為《申報》是由外國人所創辦的，所以被界定成了“文化帝國主義”。事實上，美查雖然不支持光緒朝，但他非常支持中國。他的社論很多都是在反對清朝的政策，但目的不是代表英國、德國或法國等，他的出發點在於什麼對中國最好、最有用處。

  我在海德堡講授過一門關於申報館的課，當時我也沒有想到，有很多同學都非常有興趣，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都選定了相關題目。差不多有十四個學生都開始研究清末的記者、申報館、美查等。我們有時會討論一整天，因為我的時間比較緊張，所以後來我們成立了幾個研究小組。我們的研究小組每兩周展開一次討論，從星期四下午五點一直討論到很晚，然後我們一起去喝酒。現在，這些學生分布在英國、瑞典、法國的大學，也都成為了老師，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崔：

  在近代中國，中國哲學這門學科就是在西方哲學範式的影響下建立的（胡適、馮友蘭）。您是否認為中國哲學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建立起自己的話語體系與理論系統？以您接觸或了解的中國學者來看，他們的學術研究有哪些不足、那些優長？

  瓦格纳教授：

  我們可以說中國哲學這門學科最初是在西方哲學的範式下建立起來的。但從現在來看，中國國內的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整體還是處在一個比較封閉的狀態下，所進行的國際思想交流遠遠不夠。而在西方，很多研究西方哲學的專家對於中國哲學也沒有太多了解。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很多人提倡用自己國家的“本土”概念來豐富自身的哲學思想，這樣做的動機不錯，但在思想方面的貢獻不會太大。

  我想，中國在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國際貢獻還不夠高，中國學術的開放程度和國際交流還應該再加強。當然，中國國內一些學者也有非常優秀的學術成果，比如在考據方面，裘錫圭的研究遠遠超過國外的學者。但就宏觀的理論分析方面而言，還是有所欠缺。而如果中國學者的哲學分析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能夠在國際上展開深刻、廣泛的討論，他們當然也就能為國際學術的發展作出大的貢獻。印度學者在近代史方面的國際影響很大，但這和他們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背景無關。法國也是一樣，很多法國學者也很有國際影響力，但這和法國的國力無關。所以，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學者，如果你能夠作出大的理論貢獻，自然會有人願意翻譯和了解你的思想。

  而能夠在國際上有所影響的前提有兩個：首先，必須要融入國際討論。如果缺乏對國際學術趨勢具體而深刻的理解，只是局限在本國範圍內，很難真正對國際學術有所貢獻。另外，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他們對中國傳統有自然而然的了解，其實這個前提是假的。如果他們不異化，就只能一直處在主流的話語系統之中。只有“異化”對自己傳統的瞭解，把它當作“外國”，細緻研究這個傳統中的語言、社會、歷史等等，才能打開新的一扇門，獲得新的理論視角。如果能做到上述兩點，肯定會對國際的學術發展有所貢獻。

  崔：

  对於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很多學者認為必須“身體力行”，將“為學”與“為人”，或者說學術與生命聯繫起來。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沒有影響過您的價值觀念或者生活態度？

  瓦格纳教授：

  具體就我個人而言，我基本上是持“全部異化”的態度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在中國哲學中，大乘佛學對我的影響算是最大的。有很多漢學家在研究的過程中會逐漸地中國化，但我沒有中文名字，我就叫瓦格納，很多人想幫我取中文名，我都拒絕了。我是一個外國人，我要保持這樣的特點。

  我的研究對於我個人的影響，最主要表現在一個地方。在我剛開始從事漢學研究的時候，對文言文並沒有太多的領悟和崇敬，當時我的主要研究興趣集中在佛學。但在多年的研究之後，我越來越尊敬利用文言文寫作的中國古代哲學家，他們在思想和寫作方面進行了非常細緻具體的工作，理論水平也很高。在這一點上，我對我的學生影響也很大。在這些學生剛進大學的時候，首先會讀一些中國哲學、文學古典文本的譯注，但讀譯注很難形成對原文的真正了解。我就讓他們自己嘗試翻譯古典文本，並找出翻譯中的錯誤，看看其中是不是忽略了文本的內在邏輯關聯。一開始，他們會把翻譯中的錯誤歸咎於原文。但慢慢地，他們會發現，錯誤不是源於原文，而是源於他們自己沒有理解文本。如果文本本身是模糊的，那說明其中模糊的那部分內容對中國人而言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這樣，他們的翻譯質量也越來越高。我的學生也跟我說，在參加了我的課程之後，他們對文言文也愈發崇敬。

  所以，研究中國文化對我個人的影響，可能更多的是體現在思想方面，而不是生活或價值觀方面。我覺得我把自己的年輕時代用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化是值得的，我並沒有浪費掉自己的青春。我做這樣的工作，主要是基于思想的樂趣，而不是為了提高生命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