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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子 发布时间：2014-12-23 12:12:18

  泛泛介绍了一下，编内多重复内容。

• 作者：小隐 发布时间：2010-10-20 10:30:53

  太棒了！！！！！！！！！甩国内教材不知道几条街！！！！！！！

• 作者：浮生半日閒 发布时间：2023-10-31 21:28:05

  李惠闻这篇是出人意料的鉴定好文，要是涉及鉴定和考证的文章都这样好了（虽然不可能），对于认识和理解董其昌有很大的帮助. 感觉薛这几年对于此话题的研究可能更进了一步，会有更多的材料。

• 作者：十二 发布时间：2021-01-21 15:10:40

  可操作，有耐心的时候自己试试

• 作者：撄宁 发布时间：2017-05-01 14:10:04

  色彩搭配很好，拍了九个，下周开始做

• 作者：无辜== 发布时间：2017-10-06 07:32:56

  看起来不错，但是懒得做

• 团圆梦魇

  作者：曹疏影 发布时间：2009-03-20 13:50:35

  团圆梦魇

  曹疏影

  这一次，皇冠出版社用了一个很笨的修辞：“最后的遗作”。是得这么笨，因为前些年出《同学少年都不贱》、《重访边城》，已经把“最后”、“遗作”、“唯一”都用遍了。这还不算，笨修辞下陡然一朵大粉花，庸俗不堪，这封面就不是给文艺读者作的，因为出版社当然知道，无论封面怎样，张迷们还是会照买，而他们要赚最多的钱，完全不顾这调调与内文天差地别。

  读者那一边呢，谈论《小团圆》是写得差的自传体小说还是写得好的小说体自传的人，不免多此一举，因为大家心急要看的，是名人八卦，才女性事，是张爱玲竟然也堕过胎，是他和她、她和她……竟然都“有过”？这不是《红楼梦魇》，而是张国荣演贾宝玉的那出《红楼春上春》。

  其实再过些时候，索隐派要说的可能就也差不多了，我先说些易见却意味深长的，因为看过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看《小》时发现一些时刻似是有意对照来写，不是刻意申诉，而是这些时刻对二人来说都是记忆中的纠结点。

  比如胡兰成跑路时张爱玲去乡下看他，张给彼时胡的新爱画像一节。《今》中如此写道：“爱玲尽管看秀美，叹道：‘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当下她就给秀美画像……她却忽然停笔不画了。秀美去后，爱玲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言下不胜委屈，她看着我，只觉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在《小》中：“他带巧玉到旅馆里来了一趟。九莉对她像对任何人一样，矫枉过正的极力敷衍。实在想不出话来说，因笑道：‘她真好看，我来画她。’……画了半天，只画了一只微笑的眼睛……之雍接过来看，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有点摸不着头脑，只肃然轻声赞好。九莉自己看着，忽道：‘不知道怎么，这眼睛倒有点像你。’……之雍把脸一沉，搁下不看了。九莉也没画下去。”

  在胡笔下，张爱玲可以爱屋及乌，即使表露委屈，也随即被对胡的怜爱冲荡开来；但在张笔下，画像却是又伤恸又自尊时的“敷衍”。胡兰成太自恋，所以误解了张爱玲的骄傲，《今》在在称赞的奇伟大度，并非张“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而是因为她的骄傲，九莉的骄傲令她给之雍的信里一定要删去那句：“没有她们也会有别人，我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

  另一时刻是在上海的永别：

  《今》：“是晚爱玲与我别寝。我心里觉得，但仍不以为意。翌朝天还未亮，我起来到爱玲睡的隔壁房里，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我，忽然泪流满面，只叫得一声‘兰成！’这是人生的掷地亦作金石声。我心里震动，但仍不去想别的。我只得又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了一回。天亮起来，草草弄到晌午，就到外滩上船往温州去了。”

  《小》：“次日一大早之雍来推醒了她。她一睁开眼睛，忽然双臂围住他的颈项，轻声道：‘之雍。’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她看见他奇窘的笑容，正像那次在那画家家里碰见他太太的时候。‘他不爱我了，所以觉得窘，’她想，连忙放下手臂，直坐起来，把棉袍往头上一套。这次他也不看她。”

  按胡文，二人“别寝”是因张不喜胡与小周秀美之事；而在《小》中（此引段落之前文）除了这些，还有之雍言谈、思想上屡屡显露的庸俗（要九莉脱衣验身的那个之雍更简直猥琐不堪）。晨早唤名那一刻，胡文只见到爱玲的满腔爱恋不舍，张文中的九莉却只有乍醒一时情迷旧日，但霎时清醒，但已经决定要忍痛抽身。至于胡文中“草草弄到晌午”之事，在《小》则交待为之雍搜检九莉抽屉，九莉还金断爱；此后之雍也写过信来盟誓，但九莉没有理他。

  略举两例，可见《小》出版的必要。此前关于胡张关系的正面文字，竟只能依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多少传记作者为此扼腕。所以我想，关于出版的道德讨论大可不去理会，宋以朗举卡夫卡的例子举得很有道理，出版社要借此捞一笔也是昭然之心，我们只看这一次确是张爱玲自家发声这一个理由，就应该感谢《小》的出版了。

  此处辨析罗生门，不是非要一校真伪，指责谁负了谁，胡兰成的美辞我相信至少有七分是自我打扮，但剩下两三分则是他自己真正糊涂，昏昧。对昏人的谴责若超过了他昏昧的比例，就不值了。所以评判胡兰成个人事小——况且那更多是张爱玲自己的事，但有一样不吐不快，就是胡身上反射出的封建意识，被他的语言打扮得天花乱坠，但他是封建就是封建，也就是说，在当时追求新思想的环境下，胡兰成——千千万万个胡兰成的只鳞片影在他们身上探头探脑的男女——是老土就是老土。

  《今》中反复描摹的那个天神张爱玲，可并非《小》中的九莉。好事者最喜欢跟胡兰成一起忽悠张爱玲“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可看下去就发现，即使在《今》里，胡心中臆想的那个完美张也与现实张之间也大有差距，胡还为此扼腕惋惜，长叹他的爱玲怎么竟有妒忌云云，其实胡不过希望张爱玲远远地在上海守着他们二人的感情：既不来他身边烦他；也不去和别人谈情说爱。

  前者可见张爱玲去乡下探胡，胡十分不快，《今》中自述他几乎当面就“粗声粗气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他的理由是这样千里迢迢为男人拖累岂是他心中的张爱玲应当做的，但《小》里则讲述了彼时藏匿小城的之雍对九莉可能引人注目的害怕。后者则可见于前文所述之雍返回上海与九莉告别的那个上午，之雍曾把她的抽屉和字稿翻个“乱七八糟”，前一晚又要检验她的身体以确定她是否又“有了别的恋人”……

  所以说胡对张的想象除了文学层面，和老农地主直无二致，五四运动在这样的人事上失败得可以。这不是评论胡兰成个人，因为这种态度放在今天的华人社会中显然也面熟得不得了。

  由此，《小》给了我们一次考校语言的机会。之前读《今》，已经觉得胡兰成的美辞下其实是言辞闪烁、文过饰非，但此书仍然获得谀评如潮。《今》对张大举评论，反而模糊了她的本来面貌，越读越像自恋意淫；《小》对胡未发恶声，只是从语言神态着手，描摹出一个复杂的对方，他的侧面令她爱，他的正面则胆小昏庸，令她怀疑，也描摹出一个复杂的自己，拙笨自卑聪明高傲伤害机遇杂陈并道。与《今》刻求空灵的言辞不同，《小》的语言面貌相当踏实，全无此前典型张爱玲式的炫耀、小聪明、大惊小怪和那种有一非要说成三的架势。很多为张迷乐道的比喻，眩目奇巧，时嫌刻意做作，《小》也有这类修辞，但相对清健得多，好像是对一个肯听她讲的熟人说话，不需用力和漂亮。

  减少的还有情调化的语气尾巴，这种语气太多，常令她的好作品打了折扣。胡兰成自述受张的语言影响，其实他发挥张爱玲语言中的那部分情调态度恰恰发挥到糟糕一面去了：胡的美辞多只用于拔高事实，美化事实，将自己情调化，无赖了还有一大堆道理，并为此沾沾自喜。张的美辞则用于点破事实，直掘人心，二者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小》里也直接说出了张对此套路的反感：“之雍便道：‘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是说她能有这样强烈的情感是好的。又是他那一套，‘好的’与‘不好’，使她憎笑得要叫起来。”将结尾处尤其痛快，九莉看之雍的信：“一看见‘亦是好的’就要笑”——“亦是好的”，多少胡迷受过这个腔调的影响恣意低迴。

  《小》的结构也出彩。它同张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叙事散乱，意随笔到，部分写童年的闲散段落实在让人想到《呼兰河传》，不过实际上，这也都是现代小说的惯常写法。但学者型张迷们还是会举出部分段落认为完全无关宏旨，突然出现的人名要到几页后才知来龙去脉，由此可见它的行文粗糙云云，可事实上这些都在意识流小说常见。《小》开头用了整整两章描写香港的读书生涯，一直写到日战，也被认为不吸引，无作用，人名纷出如“点名簿子”，但实际上正是为全篇打好了精细与惶惑并陈的底子，越是不厌其烦地堆灰，后面才越能激荡粉尘。根据张爱玲的信件，这是一部“酝酿得实在太久”的小说，多番修改而未讫，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文本，但正是这个深思熟虑过的非定稿，反叫读者更能体会她的心思笔意，那多处转折在事实交代方面或许突兀，实则处处皆有相通相成的心理依托。

  张爱玲没能完成修改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宋以朗的序言，宋淇初阅小说后力劝张爱玲大改，举出很多原因，比如“无赖人”胡兰成尚且在世，比如文学同行的嫉妒等等，修改意见是进一步褪去自传色彩，将以胡兰成为原型的“邵之雍”改为地下工作者，贪利成为双料间谍后又被雇主之一干掉，这样，汉奸胡兰成总不会跳出来说自己就是那个地下工作者了吧。此外，宋淇还建议《小团圆》的结局应当是邵死后，她的女人们聚首对质，一对就对出他原来“是这样一个言行不一致，对付每个女人都用同一套”的男人，让女主人公“彻底幻灭”。宋淇的策略周全，是好莱坞、媒体人、文化人……的路子，却不是作家的路子。作家的路子不周全，可是耿介。张爱玲反对宋淇建议的“幻灭”，她在信中坚持，她想写的恰恰是“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宋以朗在序里说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我则认为张爱玲根本舍不得修改《小团圆》，至少是舍不得按照那种齐备得有如四喜丸子的方法修改。

  “到底是中国”，张爱玲曾在《中国的日夜》里惊叹，但这却是不可能容她的中国，《小》结尾写及在海外看中国杂技团演出，“花样百出”，又道：“到底我们中国人聪明，比海狮强”，这“花样百出”的何尝不是胡兰成、何尝不是他自诩代表的中国“文化”？文学毕竟不是文化，长大后的张爱玲更知道“聪明”从来只是二等文学的标准，所以张爱玲到底并不聪明，《小》到底并不聪明，甚至不显得漂亮。从小说的形式来说，一头一尾那段完全重复，也算是团圆了，可写的终究也是梦魇：大考的早晨——“斯巴达克斯”奴隶叛军遥望罗马大军摆阵，这大军可是压倒性的屠杀机器——“完全是等待”——等待什么呢？当然是等待死亡。张爱玲就是把一个万人期待的团圆写成了梦魇，那些想看华丽文字的、想看高级艳照门、真实版《色，戒》的，最终看到的还是梦魇，文字的粗砺，为的叫人直面这梦魇如许荒凉。

  九莉在离开之雍十年后，唯一的一次梦见他，是一个“好”的梦，青山树影中，好几个小孩，“都是她的”，接着“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九莉醒来后快乐了很久很久——快乐的是九莉，这个梦要是在张爱玲生平中成真，那她就只有恐惧的份了，对于受尽伤害的她来说，如果还要如此好莱坞地自欺，这才是真的梦魇。再过二十年后，开笔写《小团圆》的张爱玲，已经深昧人间梦魇之味，在众人脍炙的最“儿童不宜”的一段，人人都看见“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之兽饮轻狂，可是殊不知张爱玲此刻的觉悟，尽在“黄泉”二字，冥冥结合。

• 说不尽的于是之——他这一生过于艰难

  作者： 发布时间：2019-10-20 22:20:41

  文/姬小琴

  1.

  一通电话发现的一本书

  去年冬天，一日接童道明老师电话，问李曼宜老师写的书送我了没。

  那时候童老师正在写一部《演员于是之》的独角戏，说是演出时可能要用到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这本未曾谋面的书便在我心里种了草。

  今年2月，童老师的独角戏完成后，嘱我送至曼宜老师处听取意见。拔草的机会到了，我趁机跟她讨要。原来是个小小的自印本，朴素的封面上三个字——我和他。只印了少量分送亲友。得获一本，欣喜地速速读完，感动于所述内容的珍贵和书写态度的诚恳，我立刻有了出版的冲动，可是自序里的一句话拦住了我——“我们并不想交出版社出版，只是想印出来，留给亲人做个纪念”。

  5月参加编辑职业培训，被台上的激情亢奋感染，下课后立刻给曼宜老师发了长长的信息，漫长的等待之后（其实也不过一两个钟头），终于收到回信。她说自己水平不够，说这书不会有人看的（还不忘在括号里加上儿子也这么认为），还说我出版的话会赔钱……想出好书怎能轻易放弃，通过一段时间的积极争取和沟通协调，终于，这本书与更多读者见面了。

  2.

  文工团初始：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1949年春两人初识于华北人民文工团，于是之早一个月进来。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到半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距离让他一举成名的《龙须沟》还有两年。书中详细记述了初见面时的场景，以及于是之那颇具特点的自我介绍——“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一色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自此走进了她的生活。当年于是之就是穿着这件从旧货摊上买来的紫红毛衣走进的文工团。70年前的照片上，满满的少年意气风发，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文工团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家热情地拥抱着崭新时代。1949年的北京城亦大事不断——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文工团在团长李伯钊的指导下为参会代表们演出了歌剧《硫磺厂》；这一年“七一”党的生日有着更为独特的意义，文工团在先农坛体育场用大型腰鼓节目为党庆生；开国大典自然是最隆重的事件，文工团的同志们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走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些于是之和李曼宜均共同经历。晚年于是之记忆出现障碍，每每李曼宜和他提起当年这些往事，他仍会表现出兴奋，足见刻痕之深。

  3.

  恋爱中的于是之

  1949年亦是两人恋爱的关键期。这一年10月，团里筹备一出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那是李伯钊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剧本，曾被认为是当时苏联最成功的剧本之一。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的历史学家遇到了“恋爱观”问题，他从书里找“恋爱材料”来加深对角色的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也想谈恋爱了，于是“就有意识地对身边几位女同志观察、遴选，同时也还是在矛盾中”。矛盾什么呢？于是之在日记中写道：“恋爱了除了在精神上多了一些依靠，还有什么好处，真能互助，使每一个都发挥更多的作用在革命中吗？”许是怕人看到，他在谈到恋爱问题时用起了英文。很快，两人便都感觉到了彼此的“苗头”。

  初次恋爱，“思想斗争”自然是少不了的，“明明是在爱着人家却又故作自尊地放掉机会，真是该死！……我不愿意再忍受，我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爱她……这样拖来拖去，是不健康的情感在作祟，不像革命者的气魄！”这大概也是当年的“革命浪漫主义”之一种吧。

  终于，在1949年最后一天，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两人郑重其事地确立了恋爱关系。

  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不代表感情生活就一帆风顺了，思想上也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两人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又都是骄傲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在他看来，她有着小姐脾气，“这毛病非改不可”；在她看来，他凡事比自己优秀，思想进步和个人表现方面自己都落后一截，自卑感就出来了。好在彼此有着信任基础，在积极坦诚的了解沟通中诸多纠结逐渐舒展释怀。

  1950年元旦，文工团正式改组扩建为一个正规的剧院，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后《莫斯科性格》正式上演，剧中于是之饰演的历史学家在追求李曼宜饰演的苏维埃代表的恋爱中失败了，苏维埃代表嫁给了一位工程师（田庄扮演），而演剧结束后，于是之的恋爱则“胜利”了，他们在《莫斯科性格》的庆功会上举行了婚礼。

  4.

  于是之的“宠儿”细节

  1954年当了父亲之后，于是之的“宠儿”细节俯拾即是。

  1955年李曼宜去天津演出，于是之在6月13日的来信中说：“……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6月17日来信：“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6月27日的信提到：“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他去外地，一个人的时候想儿子了，来信中说：“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信件读来温馨动人，一个生活情趣盎然的父亲于是之形象跃然纸面。

  5.

  演员之路上的艰难跋涉

  作为演员的于是之几十年来活跃于舞台和荧屏之上，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深受读者喜爱。《龙须沟》（1951）中的程疯子、《茶馆》（1958）中的王利发、《青春之歌》（1959）中的余永泽、《丹心谱》（1978）中的丁文中、《洋麻将》（1985）中的魏勒等等已堪称经典。作为取得如此成就的演员，外人看来自然是风光无限。纵览全书，却看不到多少荣耀，感受更多的，是台下不曾为外人道的艰难甚或苦涩。

  成为演员于是之，天赋之外，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保持了终生的阅读。早年家贫失学，对于读书这件事，他始终不肯放弃，幸遇诸多良师益友，一生都能品尝到读书的乐趣。《于是之早年的学习生涯》一节中，列举了几本上世纪40年代从旧书摊上购回的已残破的书，其中《法语文法新解》购于1944年，那时候他初中辍学，在北平华北统税总局做录士，下班后在附近的夜校学法文，清苦的日子里“置办”了这本书，扉页的右上端是一愁眉苦脸的自画像，书中夹着的一张许是用作书签的一分钱钱票的正面用红笔写着“苦干”两个字，背面写的是“读书勿忘买书苦！！！”

  1959年去北影拍摄《青春之歌》，他专程买来《唐宋词人年谱》，因为想知道影片中的余永泽孜孜以求的毕业论文是一个什么样貌；这回随身还带着《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书，只因为杨沫在小说中提到余永泽读过这些书。

  如果不是那么多年坚持不懈的高质量阅读，很难想象他能创作出那么多深具内涵的角色。

  6.

  第一副院长八年

  于是之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八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叠出的时期，《天下第一楼》《李白》等等至今仍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他都给予过非常多的关注和支持。而这八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知己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然而，事有未必尽然者！要是说起于是之对剧院艺术生产的管理，尤其是剧本创作的管理，绝对是全中国第一流，遍数域中剧院团，恐怕罕有其匹。……”此说当公允。

  作为妻子的李曼宜在书中记录下了“行政干部”于是之的日常工作——从来没有什么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

  关于这一时期，剧作家何冀平曾回忆过：“那会儿他已经当了人艺的第一副院长，每天多少事等着他，管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的大事，也得管灭蚊子、抓老鼠的小事，常有不如意的人指着他的鼻子拍案大骂，他是最要面子的人，都得忍着，那个从容幽默的于是之再也没有了，脸上全是无奈和烦恼，只有来到剧本组，看见我们，才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对于繁琐的行政工作，于是之不是没有提出过意见，也曾不止一次向上级提出更换接班人的建议，被批为“领导干部精神状态不佳，对下面会有不良影响……”。他只好作罢，硬着头皮继续干，直至1992年退休。

  回望这八年，李曼宜在书里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个剧院是真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大概也全都用上了。”

  7.

  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的晚年

  很多评论者和观众都遗憾于他过早地离开了钟爱一生的舞台。不少人在文章中都提起过1992年7月16日《茶馆》的告别演出，演了几百场的戏还是忘了词儿，谢幕时落了很多泪，一再感谢观众的宽容。而那时，他已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好几年。一个把演戏作为毕生追求的话剧演员偏偏在说话上出了障碍，这对他是多重的打击，内心要承受的痛苦又怎是外人能理解的。

  得病之后，他始终不曾放弃治疗和重返舞台的努力，“只要有人告诉他某某医生有办法，他就去看，就都配合治疗。一些朋友介绍说有大夫扎针能治这病，他也干，不怕在头上扎。那时，市里有个领导也得了这个病，说是有一位中医大夫可以从舌头上扎针，有效果。这位领导的爱人告知我们后，他也不拒绝，也去扎舌头；听说吃什么药好，他也吃”。可这些依然没能有效挽回他日渐严重的病情。

  除了忍受身体的病痛，他还得承受无尽的精神压力。那时候的于是之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再有是什么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引起他不愉快，有时会暗自生气，也有时会伤心落泪，甚或失声痛哭”。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还跟妻子说不愿意见那么多的人，可长时间见不到什么人，他又会觉得人们已把他忘了，也很苦恼。公园散步遇到一些他从前的观众，热情围拢过来的交谈和惦念让他感受到一些欣慰。

  因为这个无法治愈的病，于是之晚年是痛苦的，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李曼宜目睹了全过程，自尊心非常强的她亦经历了痛苦和内心挣扎。她在书中没有回避，勇敢地直面了这些苦涩、不甘和委屈，以及外人的不理解甚或不尊重。“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自此，她伴着他开始了过于艰难的晚年。

  8.

  众多“旁逸”的珍贵细节

  这本回忆录质朴真实，细腻动人。在于是之和李曼宜一生经历的主线之外，还穿插点缀了许多“旁逸”的珍贵细节。于是之与舅舅石挥在话剧史上常常被人并提，在为人与为艺上确实也颇多相似，书中对二人的家庭和表演渊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曼宜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时期曾跟随钱学森夫人蒋英学唱，80年代末两对夫妇公园偶遇，钱学森那句“你是我佩服的第一个演员，我看了你的文章，我认为你说的道理是对的”让于是之在回家的路上兴奋不已，此后钱学森还寄来自己的书以及夫妇合影给老友留念；80年代中期谢晋邀请于是之在《赤壁大战》中饰演曹操，为此于是之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写下了详细的演员日记。后电影因故未拍摄，成为于是之一大遗憾。这份演员日记首度完整地收入书中，从中可看到于是之对角色的揣摩过程；儿子于永、孙子于昊明亦首度撰写回忆文章；书末收入目前最为完整的于是之年表，系统梳理了他艺术的一生。

  写及此，想起了童道明老师。他曾在文章中引用高尔基回忆契诃夫的文字：“我认为每一个人，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身边，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自己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像他自己。”他说自己来到于是之身边，也会产生这样温暖的感觉。

  今年6月，童道明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7月，他的独角戏《演员于是之》正式与观众见面，演出过程中用到的两张照片是于是之的两张书法——《学无涯》《留得清白在人间》，这何尝不是于是之一生的真实写照。

  感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贯穿一生的信任与深爱，也让我们在演员身份之外，看到了于是之更多的真实、纯粹、温暖与不易。

  曼宜老师今年94岁了，祝她健康长寿！

  本文已发10月11日《北京晚报》，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