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第三版）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套教材根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有别于学科教育，应具有更加鲜明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岗位针对性，应更加注重知识的有效传播”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以实用性和指导性为原则，在强化基础知识、基础理论教育，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前提下，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突出了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并力求切实起到帮助学生灵活运用知识、提高完成本职工作能力的作用，力求使其成为造就面向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践部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读物。

章　婚姻家庭法概述

　节　婚姻家庭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

　第三节　婚姻家庭法

　第四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

第二章　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

　节　婚姻自由原则

　第二节　一夫一妻原则

　第三节　男女平等原则

　第四节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

　第五节　计划生育原则

　第六节　对夫妻间相互忠实、家庭成员间敬老爱幼的倡导性规定

第三章　亲属制度

　节　亲属制度概述

　第二节　亲系与亲等

　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发生、终止与法律效力

第四章　结婚制度

　节　结婚制度概述

　第二节　结婚的法定条件

　第三节　结婚的法定程序

　第四节　与结婚有关的问题

第五章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

　节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概述

　第二节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认定和处理

　第三节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第六章　夫妻关系

　节　夫妻关系概述

　第二节　夫妻人身关系

　第三节　夫妻财产制

　第四节　夫妻的扶养义务与财产继承权

第七章　亲子关系

　节　亲子关系概述

　第二节　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节　父母与婚生子女

　第四节　几种特殊的父母子女关系

第八章　收养关系

　节　收养制度概述

　第二节　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四节　收养关系的无效与解除

第九章　祖孙关系与兄弟姐妹关系

　节　祖孙关系

　第二节　兄弟姐妹关系

第十章　离婚制度

　节　离婚制度概述

　第二节　离婚的行政程序

　第三节　离婚的诉讼程序

　第四节　诉讼离婚的特别规定

第十一章　离婚的效力

第十二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附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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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德里亚认为“丰盛”即物的包围，当今的人们被势不可挡的物所笼罩着，沉浸在一种虚假的消费文化之中；并且在传统丰盛景观即大商店的基础上，发现了新的”丰盛景观——杂货店。最重要的是，鲍德里亚辩证提出了真正的“丰盛。

  一、什么是“丰盛”

  在鲍德里亚看来

  ，“丰盛”简单地说即物的包围，生活在当今世界中的人们被不断增长着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拥拢着，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沛丰富以致挥霍、浪费的景观，

  这是人类自然环境中的根本变化。

  鲍德里亚用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比喻来解释这种变化对人们的影响是直达根部的。

  即这就好比一个由狼群养大的人类孩子，他的种种行为告诉外界“那就是一只狼，沾染着所有狼的习性”，今天在“物”中狂欢着的人们也是如此，在物的浸润中，

  人们沾染上了所有物的属性。

  首先，人类成为官能性的人。

  所谓“官能”最初的意思是有机体的器官的功能，例如视觉是眼睛的官能。当人类沦为官能性的人也就意味着人们回到感性的最表层，只能通过视觉、味觉、触觉才能获得快感。比如今日在文化工业产品电影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们甚嚣尘上的观看欲望，这种官能快感的获得是直接粗暴的，它不需要或者说在暗中拒斥人们运转任何曾经运用过的心灵机制去把握它，它要求的只是麻木而灵敏的感官反应。

  其次，我们在物的不断更替中（如iphone每隔一年的更新换代）过着和物一样不断被替代的生活，

  自己见证着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或许我们可以说今日伫立于浦东陆家嘴的环球经融中心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金字塔式的存在，因为在“丰盛”的社会中不需要活得太久的东西，我们可以亲自见证它的轰然倒塌。

  另外，鲍德里亚还提醒我们，千万不可以认为这一景象是自然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导致出来的必然结果，这种人类被自己生产出的丰盛的物所包围的景观，恰恰是由价值交换规律所决定的。

  这里明显借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概念：交换/使用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是被那张物品上“冷冰冰的白色标签”所决定的。这种提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起点。

  那么，在鲍德里亚看来所谓的“丰盛”落实在“消费理论”领域的时候，和一般的理解又有何种不同呢？

  首先，鲍德里亚指出“丰盛”最基本而意义也最为深刻的形式即“堆积”：

  

  大商场里琳琅满目的罐头食品、服装、食品和烹饪材料，可视为丰盛基本景观和几何区。

  在所有街道上，堆积着商品的橱窗光芒四射（最常见的材料就是灯光，如果没有它，商店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肉店的货架以及举办的食品与服装的节日，无不令人垂涎欲滴。

  这种“堆积”在肆无忌惮地宣扬着“显而易见的过剩”。

  通过商场里面那种刻意而做作的商品陈列方式。比如在超市（特别是上海的进口超市）中被打翻的猩红番茄酱悠闲地流淌在数条法棍之上；五颜六色的彩椒被横七竖八地放在菜篮之中，有时还斜斜插着几根鲜翠欲滴的丝瓜……

  这一切认为景观都在试图模仿一个好像已经被寻找回来的异常肥沃的自然，向人们宣告着生活的充沛与满足，进行着节日狂欢。

  而讽刺的是，与此同时非洲的难民正在死去、利比亚的炮火依然奏响、支付宝上的花呗无法还清，

  所以这种“堆积”不过是被精心营构出来掩饰实际生活中匮乏的幻想罢了

  。

  其次，“丰盛”的另一大特征即“物以全套或整套的形式组成”。其所谓的“整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层面即商场或超市里的物从来不会是单独被提供出来的，而总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地被推出

  ，在一个系列中，不同的产品通过相互指认、相互定义甚至是在相互否定中达成了某种共谋。

  我们以iphone手机为例，iphone6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规格可以供消费者选择。当消费者到达南京路的苹果旗舰店，iphong6系列的不同规格就被赤裸裸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其差别或是在内存——64G、128G、256G，或是在颜色、或是在尺寸。

  

  

  消费者在这种系列产品之中通过“自以为是”的浏览、清点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的假象，而事实上，生产者标注出这些差别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差别的意义不在于实际的使用差别，而在于让消费者得以辨识。

  第二层即通过厂商的商标、广告、被陈列的橱窗所在地点（徐家汇还是宝山区）等来完成不同产品间的相互指涉，形成一条持续不断以至无穷的的意义锁链，

  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更高档的商品”。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个简单的理解，当你进入南京路的苹果旗舰店打算购买一台iphone手机的时候，事实上在苹果销售者的预设中你已经不仅仅只会购买它的手机了，当拿着手机走出苹果店的那一刻，那台手机上已经衍生出一条无形的锁链牵引着你迈向苹果的其他产品，诸如耳机、电脑、平板等等。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

  洗衣机、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强加了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

  通过附加在产品上的符号价值，强迫人们不再关心物品本身，转而将目光投向了物品的象征意义，这一转向大大削弱了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将能指凸显出来。

  最近较为鲜明的例子就是奢侈珠宝品牌Tiffany在近期推出的价值1500元的曲别针，这款区别针与其说是一个带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毋宁说是一个符号话语或者说象征符码系统胜利的里程碑。

  

  

  鲍德里亚更加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认识到了这条引诱消费者购买的锁链存在，而且更进一步残酷地指出，“消费者是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

  所谓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体系中，厂家不仅仅引诱消费者进行购买，而且还指导消费者如何按照厂家的逻辑设想产生需求并进行消费。

  “丰盛”概念本身在鲍德里亚这里是充满奇异的悖论的。

  一方面人们被不断更新替代着的物团团包围，获得一种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官能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一眼花缭乱之下并非实际的、可触摸的存在而是被暂时麻痹的虚无苍白的贫乏；

  此外，面对商场、超市所提过的纷繁物品，人们看似有了极大的选择自由但实际上不过是在厂家的要求下“逻辑性”地从一件商品走向另一件商品。

  当我们花费一个月的工资拥有一件高档的羊绒衫，接下来就会用下一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双小羊皮靴子搭配羊绒衫，以此类推直到在消费逻辑中达到自身经济可承载的极限，被榨干最后一丝可能性。

  二、新的“丰盛景观”

  具有“丰盛”特征的除了我们日常所熟悉的大商店之外，鲍德里亚还创见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杂货店”。

  在他看来，和大商店相比，杂货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更为特别。

  在论述之前我们要事先指出的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杂货店”并非是旧日那种通常在住家附近开设，布局凌乱随意，经营者也多为该社区之居民的“街坊小生意”。主要售卖零食、饮品、腌制类零食、小量文具，或者是开门七件事所罗列之物即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用类货品的小店。

  当今的“杂货店”是一门新的生活艺术，一种集服装、咖啡馆、电影院、书店、音乐厅、画廊、饮食……于一体的商业中心甚至可以说是商业城市，比如我们熟悉的“宜家”、“五角场”之流，至于之所以以“杂货店”命名的原因就在于其“杂”的特征。

  

  

  

  它和大商店的区别之一在于一种“文化性”或者说“游戏性”。

  如果说在大商场中因为产品的大量集中、货架与货物的整齐堆放、徘徊在周围的消费人员与持续枯燥的叫卖声，人们还尚且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消费行为，从而保留着部分警惕，意识到自己的消费者身份是与商家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而保有一部分的自主性。

  那么，在杂货店里，事情就完全不是如此了。

  在这种杂货店里，不同门类、不同性质的物品被作为商品集中在一起，正如广告中写的，这是：

  一门新的生活艺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髦的日常性：能够在有空调的同一个地方愉快购物，能够一次性购买到食品、用于套房和乡间住宅的材料、服装、鲜花、刚问世的小说或最新问世的小玩意，与此同时丈夫和孩子看着一部电影或就地一同用餐等等。

  这一万花筒式的场域中，人们不能再意识到自己正在购物，因为经营者将消费行为升华为了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更为艺术的、游戏的生活方式。

  鲍德里亚指出这种幻觉的产生或者说经营者可以成功升华的原因就在于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的组成部分。

  比如在五角场我们随处可见打上文化符码的咖啡馆、电影院、小的实验剧场、画廊，这些文化场所存在于商业场合并不意味着“文化”被糟蹋了，相反它们使诸如服装、饮食的商品被“文化”了。

  在咖啡馆、歌剧院华丽的陪衬下，仿佛楼下那家酸菜鱼的重点已经不在于填饱人们的肚子而是让人们知道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颗酸菜、每一片鱼片背后都可见身后的文化积淀或者说是制作者的匠人精神，商品的实用的地位便在这种粗陋的升华中成了“艺术氛围”的游戏。

  而这种升华是让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都交手称赞、欢欣鼓舞的，原因很简单，对于经营者在来说满足自己资本积累的愿望，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则是获得了一次廉价的艺术体验活动，又有何乐而不为呢？

  同对综合商业中心的“杂货店”命名一样，对于出现在商业中心的音乐厅、电影院， 鲍德里亚也给出了自己精准的定义即“灰物质”。

  所谓的“灰物质”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具有中间性的产物：

  杂货店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一直到能够提供“灰物质”：销售东西本身并不令我们感兴趣，我们要在其中加点灰物质……四层楼，一个酒吧、一个舞池和几个销售点。妇女小饰品、唱片、袖珍式、教科书——几乎无所不包。

  但目的不是想讨好顾客，而是真的向它们推荐一些东西。一家语言实验室在三楼运作。在唱片和旧书中，人们可以发现唤醒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东西。严肃音乐和诠释时代的书籍。伴随着产品的就是这些“灰物质”，因此，一家风格新颖的杂货店，会带有更多一些东西，也许会是一点智慧和热情。

  鲍德里亚在这里想说明的是，商业中心里的灰物质即电影、严肃书籍、实验剧目等等原本可以视为多少带着些纯洁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性质，但是当它们一旦被纳入商场，吸入商业运作的逻辑中，那原本的白就染上了黑，成了不黑不白的灰色。

  它们既不再保留原先纯粹的艺术地位，因为其一旦被置于商场中就会像上文所说的一样不得不和商品共谋，而且更是其他商品得以售卖的刺激性因素，但又不同于纯粹的商品，因为它们表面上并不追求售卖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更加具有欺骗性）。

  当然，在不同的场合，“灰物质”的指向会有所不同，比如对于商场来说，“灰物质”更多指向于画廊、电影院，而对于宜家来说，“灰物质”则可以指向餐饮、美食。

  以我们都很熟悉的宜家为例，

  宜家本身是于1943年创建于

  瑞典

  ，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家具

  家居

  用品企业，销售主要包括

  卧室

  系列、

  厨房

  系列、

  照明

  系列、

  纺织品

  、

  炊具

  系列、房屋储藏系列、儿童产品系列等约10,000个产品。

  但在宜家的商场中，人满为患的却并非是其家具展销厅而是餐厅、咖啡厅和它的自营食品超市。

  这里我们就可以将宜家餐厅理解为鲍德里亚所言说的”灰物质“，它看似对其销售的家具产品来说无关紧要，只是以一种几乎让利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美食，但是仔细观察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看似无关利害的餐厅背后实则充斥着一条长长利益的锁链。

  比如宜家餐厅使用的桌椅板凳、餐盘、刀叉、摆放水果的器皿无一不是与消费者刚刚经历过的家具陈列厅所重合。娱乐和日常生活混而为一，如果说在宜家样板间中我们尚且可以在布置得如家一般温馨的售卖环境里意识到自己在参观一件又一件商品，那么在宜家的餐厅里，消费者则完全沉浸在美食的盛宴中，对自己正在接受广告信息的事实浑然不觉。

  当你吃完饭后又被宜家恰如其分地安排着去楼下大仓库中，尽情满足自以为是的主动需求，实则不过是在刚刚进食过程中被无意识不断强化的对产品的被动需求。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的：

  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所有活动都是以相同的组合方式束缚，满足的脉络被提前一小时一小时地勾画了出来。环境是“总体”的，被整个装上了气温调节器，安排有序，而且具有文化氛围。这种对生活、资料、商品、服务、行为和社会关系总体的空气调节，代表着完善的“消费”阶段。其演变是从单纯的风尚开始，经过商品连接网，到行为与实践方面的总体影响，一直到内切于未来城市的系统气氛网。

  如果说以前处于纯粹的大商店中，人们面对的只是纯粹的“丰盛”，那么如今鲍德里亚则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景观”已经出现，即杂货店式的“丰盛”。

  通过将文化中心或者说对于商业活动本身原本该是异质的存在，比如宜家的餐饮，商业中心里的画廊被恰如其分地契合进了现代商业模式中，而且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缺。在如此无所不包的同一中，不可能再有什么异质的存在，不可能再有不适的感觉，一切都是如此的合适、妥帖而且“自由”。

  三、真正的“丰盛景观”在哪里？

  张一兵曾在《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中指出

  鲍德里亚展开了自己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但显然，他依托的理论基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必须看到，在否定消费社会的存在合法性时，鲍德里亚也没有选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体制的路径，而是依据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搭建起来的他性理论逻辑构架。”

  不仅仅是在论及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时，鲍德里亚并非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一致的路径进入，而是取道于草根浪漫主义，在谈及何为真正的“丰盛景观”的时候同样如此。

  在《消费社会》第二张《消费理论》的最后一部分，鲍德里亚回答了何为真正的丰盛景观，他在旧石器时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首先

  ，鲍德里亚认同了马歇尔·萨林斯在《初级的丰盛社会》中关于现代消费社会的观点：

  被不足所控制的、被市场经济特有的不足所控制的，是与某些原始社会截然相反的、我们这个生产本位主义的工业社会。生产的越多，人们就越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强调必要性，因而我们就无可救药地离平衡人类生产和人类目的性的丰盛这个终极期限越来越远。因为物质增长的社会里得到满足的东西，以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越来愈得到满足的东西，是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

  在萨林斯看来，生产本位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下必然结果就是，为了不断的促进生产、不断达成更多财富以及资本的积累，生产者就必须持续制造出匮乏的体验，从而让人们永远处于不满足之中。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生活在原始游牧部落的、原始丛林中的渔猎者们，虽然以现代的标准来说，他们不论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上来说都处于绝对“贫乏”的状态，但真正富裕或者说丰盛的恰恰是他们。

  因为原始部落的土著们“会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浪费掉，没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没有库存”，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私人财产的概念，所以就不会被“物”所围困。

  就好比莫斯提出的夸富宴，美洲印第安人在节日性的场合中发生的仪式性一幕。

  

  在夸富宴中排除所有交易，一方公开展示极其珍贵的礼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诋毁对手，而对手为了抹除这一羞辱则必须以一种更有价值的礼物来回应对方；更进一步的夸富宴则是通过对自己财富的大量随意毁坏来挑战对手，比如原始部落的酋长当着挑战者的面刺穿自己奴隶的咽喉、村庄。在夸富宴中，“物”就是它自身，回归了自己的属性。

  在鲍德里亚看来原始社会这种特有的“浪费”才是实际的“丰盛”象征，而今日人们有的仅仅是象征“丰盛”的符号。

  这就不得不使人联想到鲍德里亚的“丰盛”与巴塔耶“耗费”理论的牵连。

  巴塔耶认为人类除了为了保存生命的生产性耗费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是非生产性的耗费，比如宗教膜拜、游戏、奇观、艺术、反常性行为（偏离了生殖性目的的性行为）等等。

  这类耗费行为的目的并非为了扩大再生产，而仅仅在其自身，遵循的并非是再生产原则，而是缺失原则，即无论与经济原则是多么的对立，也在所不惜、不计后果地进行着无条件的耗费。比如古时各种各样的竞赛（罗马竞技场），大量的钱财、人力被用于场地的建造、运动员的培训……疯狂的金钱流失与挥霍都只是为了一瞬间难以把握的惊愕之感。

  从鲍德里亚的“丰盛”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塔耶的影子，二者都同样以一种浪漫主义的途径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

  不过，鲍德里亚比巴塔耶更鲜明直接地指出了“促使原始人在饥饿中体验丰盛的，最终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

  。

  也就是说虽然资本的积累从数量上来说是大大逊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人们，但是因为社会关系的透明和互补，“少而精”的财富一直处于一种流转的状态之中，从一个人的手里交流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过程中，不断有新的交换价值出现被加于同一件物品之上。

  通过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交流，较少的财富反而实现了普遍的“丰盛景观”，而现代社会则恰好相反，大商场、杂货店玲琅满目之下的却是绝对的匮乏。

  这并不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就不存在交流，只不过存在的是“区分性的交流”。这一概念和原始社会中“无界限的交流相对立”。

  鲍德里亚认为“原始社会的交流圈是没有边际的”，而现代社会的交流则不同，我们拥有的东西都必须与他人的进行比较，在这种比较中，物品被相对化成了一个证明财力、品味、地位的符号，由此不同的消费者就被划归到一个又一个等级森严的阶层之中，我们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因为我们总是被迫去幻想着一个更高的等级。

  四、逻辑思维总结

  综上所述，丰盛”概念是在鲍德里亚早期论述消费社会时的重要概念。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概念。

  

  如丰盛中所包含的

  “堆积”、“全套”

  的特征，以及当今社会新出现的不同于过往大商店的丰盛景观——

  杂货店

  。

  在杂货店中，厂商借助于“

  灰物质

  ”使消费成了文化、艺术和游戏，人们的一切活动需求，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杂货店里被恰如其分地贴心照料着，划归到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会有任何异质的、不愉快的感受。

  最后，鲍德里亚在

  旧石器时代

  找到了了何为正真的“丰盛“，那是一种以社会关系的透明和互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持续交流体系，每一次交流都使得社会更加富足，而今天每一个社会关系则都是增添个体的不足。

• 【转】佐藤将之： “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31 00:56:13

  本文载于《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39卷第1期第118~128页

  作者简介：佐藤将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东亚观念史、荀子等研究。E-mail：msato@ntu.edu.tw

  摘 要：本文欲阐明《吕氏春秋》撰写可能的动机以及其论述内容对战国末期当时的历史、思想角色上之固有意义。本文的论述内容可分成如下三点：（1）概述在前256年周室灭亡后产生的“后周鲁”时代的秦王之动态。（2）《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是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就《吕氏春秋》作者（们）而言，借由此统治理论的实践，秦王从当今“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能够提升为真正的天子。（3）关于《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认为，《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独自展开的，只是吕不韦可能继承了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并且将这样的论述转换成专为秦主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从前240—前230年代的秦廷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

  关键词：《吕氏春秋》；《荀子》；吕不韦；秦国；秦王嬴政（秦始皇）

  

  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

  评价人数不足

  【日】佐藤将之 / 2021 /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一、序 论

  本文接着笔者的前文《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的问题意识[1]16-27，借由历史学、政治 学、思想史（尤其是“观念史/概念史”）以及中国哲学的各种研究途径的互相参照，来试图综合探讨战国末期 《吕氏春秋》的撰写动机及其在历史、思想角色上的固有意义。具体而言，本文试图阐述《吕氏春秋》的论述 内容应该反映从公元前256年周朝和鲁国均灭亡的历史事件为契机的前240年代之战国时期几乎最后的华 夏世界的世局。

  笔者的前文，根据针对《史记》《战国策》《韩非子》等有关秦国对外关系的描述以及论述，观察前256年发 生的周王室和鲁国的灭亡产生了华夏世界政治秩序中核心权威不存在的“空位期”（interregnum），而笔者将之称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而由此当时秦王似乎身为“de facto”（在现状中发挥实际权威功 能）的“天子”开始与其他诸侯互动。在此秦国的国家目标应该是从当时“de facto”的状态提升为名正言顺的 天子。因此秦国从周朝的灭亡至嬴政的治秦国之前——从前247年到接近于前230年之前——似乎也还努 力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比较传统的模式来与其他诸侯互动。然而这样的互动模式，从前 230 年代后期由掌管秦廷决策大柄的李斯转换成攻灭周边诸侯的方式。那么，假设《吕氏春秋》的编辑在前240年代进行的话，《吕氏春秋》的内容应该反映前 256 年发生的周王室的终止所产生的中央权威“空位 期”状况，而为了在此状况下欲提升为真正“天子”的秦王而被编辑。《吕氏春秋》借此针对秦主如何提升为 “新天子”而君临天下诸侯和人民的方法提出了一张具体的实践蓝图。

  鉴于此，本文欲提出如下三点观察：第一，从前 256 年周室灭亡“后周鲁”时代开始，秦主开始身为当今 “de facto”的“天子”与周边诸侯互动。本文欲论证此种情形带动了《吕氏春秋》的编辑。第二，吕不韦所意图 编辑《吕氏春秋》的目标应该在于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秦王则借由实践能够让自己从当 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真正的天子。第三，关于《吕氏春秋》和《荀子》的内容之间的影响问题，笔者推 测吕不韦应该与荀子共有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此观点或许继承荀子的主张，但《吕氏春 秋》的作者们在撰写其具体内容时，一方面保留荀子所提倡的治理天下的核心价值（一统天下必须由统治者 之德来达成），另一方面为了秦主将此抽象论述转换为比较具体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以期让秦主能够 比较容易实践。

  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之理论，以前256年周室灭亡产生的“后周鲁时代”为主要背景，对 从前240年代到前230年秦廷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如此秦国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 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努力让诸侯和天下人民拥戴秦王为真正的天子。然而从前230年代李斯掌管秦廷决策 大柄之后，这样的互动模式由被攻灭周边诸侯的政策取代。

  二、“周鲁时代”的终结和“de facto的天子”之秦主的出现

  在本节，依据笔者的前文《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的分析结果整理前3世纪秦国的动 态。秦国在前4世纪中旬孝公时推动的“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在孝公的孙子昭襄王时代便开始窥窬爬上“天 下之君”之势位，其具体契机是发生在前288年（昭襄王的十九年）昭襄王与齐愍王一起称上比“王”更高层的 “帝”号一事①。虽然当时齐愍王和秦昭襄王不久便“复为王，秦亦去帝位”，齐愍王却在此两年后的前286年 攻灭了宋，并且“欲以并周室，为天子”。然而齐国在前284年于济西败战后，愍王也遭弑。反之，秦昭襄王则 从此之后在三十年之间比较“专心”经营扩大其领土的政策，特别经过在前262—前260年对赵国的长平之战 的胜利，进入前250年代之后秦国独强的形势成为定局。

  秦国靠着此压倒性的军力优势，昭襄王在其五十一年（前256年）终于借以西周武公背叛秦国呼吁合纵 攻秦派兵攻周为由问罪，周武公到了秦廷将其三十六个城邑和三万住民通通献给秦国②。而且随着不久后周 赧王驾崩，前255年西周之民逃到东周，昭襄王将周宗庙的宝器和九鼎搬移到秦庙，周朝王统也并没有再继 承。其实，在前256年还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这就是保留着“郁郁乎”周初遗制之鲁国也被楚国征服。鲁国 末代君主顷公被迁移至莒邑而死后绝祀④。《吕氏春秋》的《有始览·谨听》和《先识览·观世》的两段均描述“今 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的状况。由于在周朝和鲁国皆灭亡的前256年和秦国攻占齐都的前221年之间有三 十五年的时段，而这意味着在战国时代的最后阶段中原世界还经历了三十五年之久的政治权威核心“空白 期”。虽然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不允许将前256年发生的秦昭襄王的此举称为“一统天下”，但昭襄王既已废 掉周天子，并且将周庙九鼎也搬移到秦廷，此举不是就能说秦昭襄王“取天下”了吗⑤？前249年继承秦王大位的庄

  ①《秦本纪》（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

  ②《史记·周本纪》：“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 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③《史记·周本纪》：“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

  ④《史记·鲁周公世家》：“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 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春申君列传》也有记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⑤“取天下”一句是在《荀子》中多出现之术语。关于在战国末年的政局中“取天下”一句的意义以及对此《荀子》和《吕氏春秋》作者们的看法， 请参阅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天下”概念:“后周鲁”时代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文与哲》2020 年第 37 期，第 93-144页。

  襄王在即位初年就派遣丞相吕不韦攻伐东周，并将其全部的领土纳入秦国①。而且庄襄王在他短短三 年的治世中设置三川郡、上党郡、太原郡等，也继续扩大秦国领土。

  那么，在此时期秦国的动态，除了发动夺取周边诸侯的领土之外，比较显著的情形是什么呢？这应该是， 在秦国兼并了西周，并且将九鼎搬移至咸阳之后，秦王似乎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了“de facto”的天下 之君，而借此势位开始与周边诸侯互动。其实，秦国早在昭襄王的前254年就要求中原诸侯来朝秦王，而在 此过程中还对迟到的魏国派兵问罪②，在次年的前253年昭襄王亲自到雍祭祀天帝③。到了嬴政的治世时期，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的故事中有耐人寻味的记载，虽然这是在秦国已经推动一统政策的前220年代的事件 之描述。在此故事中荆轲见到秦王的场面，荆轲发现秦舞阳太紧张发抖时，就向秦王说：“北蕃蛮夷之鄙人， 未尝见天子，故振慑。”关于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启示的是在《秦始皇本纪》载录“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 臣”一句，而其中“异日”一词从文脉系指在“一统天下”之前的时期无疑。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不得而知嬴政在前221年“一统天下”之前，是否已正式自称“天子”，但从韩国在 嬴政时期之前早已臣从秦主的情况来推测④，秦王以“诸王上的王”之身份面对其他战国诸侯这一点无疑。

  然而，另一方面，秦廷朝臣同时应该也感受到天下诸侯和人民不服将秦君拥戴为“天下之君”的现实。事 实上，秦国在嬴政即位的前247年在河内战役中被五国合纵联军败退。对秦国而言，此次战败的教训是：即 便秦国面对如魏国般的弱小诸侯，发动要攻下其首都的毁灭性战役的话，也会引起恐惧秦国的诸侯们合纵反 秦之举动。若是如此，秦国的目标不但受挫，且假如像魏无忌那样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领导人一出现而 呼吁反攻秦国，此情势对秦国极为不利。虽然魏无忌晚年由于饮酒不节制而在243年死亡⑤，此事让秦国朝 臣欢喜，但在前240年代的楚国，另一位卡里斯马型的领导人春申君黄歇还健在，而且他聘成“天下贤人”的 荀子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当是时，楚复彊”⑦。

  然而，再从秦国之外的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立场来看，河内战役“获胜”，其实也提示了对他们相当艰难的 两个现实：其一，为了对抗秦军，需要几乎全部的诸侯合纵才能对得上秦国单独的兵力。其二，哪怕合纵连军 一打败秦军，秦军只要退回函谷关之内而坚守不出，合纵连军就非常难以攻进函谷关。如此，在前240年代 的中原世界势力格局可以说是“秦一国 vs. 其他全部诸侯国”之间一种均衡状态。在此平衡僵局中，秦国也 好，六国也好，假设某一方先要动武，就可能会对本国造成颇为不利的状况：譬如，若秦国单方面兴起大兵，会 造成合纵抗秦；反之，若六国其中一国单独兴兵抗秦，则不仅必败，而且由此会陷于亡国之险局。

  到此笔者要指出还有一个观察是，一般而言，过去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嬴政的“一统天下”是从他即位或 甚至从昭襄王或庄襄王时期的既定政策。按此理路，研究《吕氏春秋》的学者在说明吕不韦对未来的天下之 构想时，也常使用“统一”或“一统”这样的术语。譬如，王启才说：“他（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就是为了一统 思想，为行统一的秦王朝制订治国方略……”[2]27

  然而笔者在前文所论证，秦国直到前230年后期，即在韩非来秦的时段当时，针对要不要攻灭韩国的议 题，在朝臣之间竟还没有共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秦廷以“攻灭周边诸侯”的方式来推动“一统政 策”的方针应该以前230年的攻灭韩国，或前228年的攻灭赵国为契机才成为既定政策路线⑧。无论如何，在嬴政的治世前期（即前230年之前），假设秦廷所发动战役的目标并非攻灭周边诸侯的话，在“后周鲁时期”之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的状况下，秦国所追求的方式应该在于建立保证秦主对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 优越地位之互动模式①。因此，当时的秦王要取代周王的方式也应该还承袭春秋时代以来的“天子授权+霸 国号令天下”的间接支配方式②。在此秦国国策目标的重点并非攻灭周边诸侯，而是让他们朝拜秦王，以推 行秦王继承周王“天子”地位的正当化。由此观之，哪怕在当时周天子已不再存在，秦国也还不能借此马上 推动如后来李斯所推动的攻灭诸侯的政策。

  ①《秦本纪》：“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 ②《秦本纪》：（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

  ③《秦本纪》：“五十四年，王（昭襄王）郊见上帝于雍。”

  ④ 在《韩非子·存韩》中有“韩事秦三十余年”“内臣之韩”等用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事秦三十余年”一句所意涵的：由于这一句被说的时候 一定以在韩国灭亡的前230年前为背景，假设按照此话的语义来理解的话，韩国从前260年左右就继续臣从秦国的状态。

  ⑤《魏公子列传》：“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⑥《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今孙子（荀子），天下贤人也。”

  ⑦ 请参见《春申君列传》。据此或许可以推测，在前240年代楚国的黄歇和荀子之存在，对秦国是否要引起在单方面兴兵攻伐周边诸侯的决策 上应该发挥着有效的抑制作用。

  ⑧ 从《韩非子》的《初见秦》和《存韩》中所展开论辩内容来看，秦廷似乎认为在战国诸侯中唯赵国为无法与秦国共存的敌国，早亡需要攻灭。

  三、《吕氏春秋》的登场：取代周天子的构想之书

  前251年，庄襄王在仅仅在位三年后薨世，而从前247年嬴政的治世便开始。在《秦始皇本纪》的开头有 如下的记载：

  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 ……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 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从引文内容，我们容易发现随着嬴政的登位，吕不韦的政治权力迎来了其极盛时期。不过在此我们也 需要注意：这里司马迁写“欲以并天下”的雄心的人并非嬴政，而是号称“文信侯”的吕不韦其人。与此记载 呼应的文字在《秦本纪》的“庄襄王元年”条中可以看到。《秦本纪》曰：“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 诛之，尽入其国。”也就是说，在这里司马迁描述率领秦军完全消灭东周的人也是吕不韦。

  再者，当时秦国和东周的国力相比较，差距非常大：秦国应该根本不需要丞相亲自率领秦军征服如东周 那样的小国。因此，吕不韦“亲征”的角色似乎并非军事上的需要。秦廷和吕不韦均应该了解此次发兵消灭 东周的重大象征性意义：这就是在世界地图上比秦国高一层的政治权威永远亡失之意。由此，秦国以“代 理”周朝的方式号令天下的格局也到此吿结。至少如上所述从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压倒性优势的情形来 说，在此之后的秦国则应该拥有直接号令天下诸侯的最高权威。

  那么，东周的灭亡将直接号令天下的正当性自动赋予了秦国吗？换言之，在此事件之后秦王是否能毫 无忌惮地自称“天子”？在此格局下，六国诸侯则是否甘愿将秦王推戴为“天下之君”？恐怕应该还没有。到 此，我们也可以参考《吕氏春秋》的相关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始览·谨听》和《先识览·观世》两处记载：“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彊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 之矣。”③值得注意的是，在引文中只说到“天子已绝”，意味着作者撰写此篇的时候确实处于天子已经不存在 的情况。然而《谨听》和《观世》均仍然还没有说到“秦已称天子”之类的话。换言之，此两篇的作者在其撰写 的时期，当时的情况似乎还没有到允许秦廷朝臣能轻妄说出“秦王已继天子位”之阶段。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在《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中也有一段，其开头即说“秦王立帝”，而此段后面又说 “当此时也，两周全”。这一段的作者一方面回顾在东西周存在时秦王曾经想要称“帝”一事，另一方面，作者 暗示在东西周存在的世局中秦王要立帝一事恐怕尚未恰当。但此话也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解读：反过来说，假设秦王立帝不恰当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东、西周都还存在的话，那么，在《应言》的作者撰写此段的──亦即 吕不韦专权的──当时，既由于“周天子”已并不存在，秦国似乎至少可以开始自以为有资格能称帝。就这样，在《吕氏春秋》的论述中处处可以观察出各篇的作者们对《吕氏春秋》正在编辑时期的秦国是否可以提升为“天子”或“帝”地位的问题，在赞成和反对之间保持着相当微妙的态度。其实，此微妙的情况可能来自当 时诸侯和思想家们对秦国要取代此天子地位的权威或正当性之怀疑。何况大部分实际撰写过《吕氏春秋》 的作者们应该并非在秦国土生土长的人，而是吕不韦花了千金从天下各国聘来的学者团。

  不过我们也可以将此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其实，哪怕秦国从前 256 年后一步步从中原世界排 除了周室，而随之成为了“de facto”的天子，天下诸侯和人民的心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秦王要称上天 子的怀疑。因此，秦国需要以公开宣明的方式提出要摘除天下诸侯和人民对秦主称上“天子”的怀疑的方 策，以说服他们秦主是今后能继承周鲁时代权威核心的真正天子。再说，在吕不韦和他的说客在构想《吕 氏春秋》的内容时，秦主已经以某种程度达成了自己当“de facto”天子的形势。在此情形下，假设秦国朝臣 的思维中还没生出以一口气攻灭其他六国诸侯来达成一统的念头的话，当时吕不韦他们的目标则应该留 在建立以秦主为天子而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①。换言之，《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应该清 楚理解：秦王在此“后周鲁时代”的世局中为了将自己提升为真正的天子，武力征服其他诸侯并非理想的手 段这一点。

  以如上提出的论点为前提，我们思考一番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的目的。关于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 之动机，历来诸家提出各种想法，而何志华将诸家的看法整理为如下十种：（1）“自羞不如战国四公子及 荀卿之徒说”；（2）“沽名钓誉说”；（3）“贱己出身、立言不朽说”；（4）“收揽众誉，取秦而代之说”；（5）“一统 蓝图说”；（6）“讽刺箴规说”；（7）“羁客穷愁说”；（8）“帝王之书说”；（9）“统合学术说”；以及（10）“东学西移 说”[3]4-26。笔者的立场比较接近于其中的（5）、（8）、（9）。其实，这十种动机大部分之间是不会彼此冲突的。在此，笔者所要厘清的是，吕不韦借由“统合学术”来提出的是何种“一统蓝图”，或将秦主提升为何种“帝王” 的问题（后详述）。依笔者的理解，《吕氏春秋》的“一统蓝图”应该系指以秦主为天子而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 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而“帝王”是从“de facto”的状态提升为真正地位的天子。而且其思想意义应该在于 《吕氏春秋》向秦主和秦廷朝臣告知秦国需要具体实践什么的这一点上。

  我们将如上所提出的诸点考虑在内，不妨检验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著名文段之内容和历史意义。司 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有如下的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 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 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 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虽然在这里，司马迁想要点出的论点是，由于战国后半期的人才流动或集散是以所谓“四君”为中心展 开，吕不韦也想要获得如在他前的四君那样的声望，以期收纳天下的英才于自己的政策“智囊团”中。在此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后半期的所谓战国“四君”都极力招揽人才，不过他们均没有借用这些人才的力量展开 编书的事业，唯独吕不韦大力推动②。只是司马迁将吕不韦编书的动机归于他想要并列于战国四君之声誉。

  ① 这里所界定的“间接”含有两种意涵：（1）一个霸王需要象征性统治者（原来为周王）的权威来号令天下；（2）按照此统治模式的霸主，基本上 不会干涉周边诸侯国对他们的领土和人民的统治行为。然而当然并非在战国时代的只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和实际完全独立于周王支配的 “诸侯国”之间的那种互动。

  ② 关于这一点，其中唯楚春申君邀请到荀子一事，从后代回顾的思想史视野中，也许相当于编辑《吕氏春秋》那样，甚至更大的学术兴振效果。

  然而只为了名声，他还需要提供正如为了一个字的修正赌上“千金”之程度的完备之书籍吗？

  笔者则认为，司马迁在如上所引的《秦始皇本纪》的一句话中其实会有其回答，即：“（吕不韦）欲以并天 下”。换言之，为了“并天下”，吕不韦和他的朝廷需要向天下提示“为了并天下”的具体计划之蓝图。这应该 就是吕不韦要推动《吕氏春秋》的编辑之首要理由。我们也可以注意，针对《吕氏春秋》内容，司马迁整理说：“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只是为了获得与其他四君子同样的声誉，是否有花大 力气编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书之必要呢？

  按照此理解方向，我们进一步考察《吕氏春秋》的内容，尤其在《序意》里吕不韦本人的说明。《序意》即曰：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 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 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假设如上引文确实为吕不韦（文信侯）发言的话，可以发现吕不韦编辑《十二纪》的目的远远超出司马迁所指出的要获得如战国四君的声誉。依笔者来看，《序意》中该文段表达出吕不韦要提供能取代周朝新治理 天下的蓝图。其内容可由如下三点来证实。

  第一，《序意》将在“十二纪”中君王所实践的内容界定为“法天地”。《序意》即说：“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 以知寿夭吉凶也。”也就是说，按照天地的规则来掌握人间的治乱、寿夭、吉凶所产生的原因。那么，《序意》的 作者认为君王为何要掌握人间的治乱、寿夭、吉凶所产生的原因呢？回答是“为民父母”，即治理人民。到此，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序意》作者所意指的“为民父母”（统治人民）之范围。若我们进一步看《序意》的论 述，从该一句之上所说的“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一句来看，在此“民”的范围应该系指在“天”（大圜）和 “地”（大矩）之间所居住的人民。这一点观察也可从《序意》在此引文后面的句子中将“天地”和“人”相对照的 情况而得以证实。因此，《序意》所系指“民”或“人”并不系指居住在当时特定的诸侯国的人，更不只是系指当 时秦国所统治的领土中的居民而已，在此所说的“民”或“人”就系指居在天地之间的整体人类之谓。由是观 之，此段的文句暗示吕不韦推动《十二纪》撰写之目的应该超越当时属于秦廷的领土和人民，而是华夏世界全 部的土地和人民①。

  第二，《序意》的作者在其开头为什么提及“黄帝”和“颛顼”呢？《序意》曰“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从字来看， 此句的意思系“黄帝教诲颛顼的缘故”无疑。也就是说，《序意》的作者认为，无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黄帝 曾经教诲过颛顼。再说，我们在这里所要理解的是，在这里《序意》的作者为什么以设计“黄帝教诲颛顼”的方 式展开《吕氏春秋》的论述呢？

  若我们通读《十二纪》的内文，便容易发现，在《十二纪》中“黄帝”和“颛顼”均构成“五帝”之一，并且分别 主宰世界的中央和北方。不但如此，“黄帝”代表“土德”，“颛顼”则代表“水德”。将《吕氏春秋》将“黄帝”和 “颛顼”分别与“土德”和“水德”相比对的事实，再与《有始览》《应同》的论述内容相比较的话，我们便能发现 “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一句话的另一种重要涵义。

  众所周知，《应同》说明“五德转移”的顺序和配对的王朝，而此“德”的转移从黄帝的“土德”开始，然后夏 朝的“木德”→商朝的“金德”→周朝的“火德”的顺序转移。到此《应同》还提及未来情势，即曰：“代火者必将 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那么，在《吕氏春秋》作者们的思维中，颛顼属何种德 呢？在整本《吕氏春秋》中颛顼出现七次，而其中重要的用例是在《十二纪》中。其作者要求天子分别在“仲 冬”（十月）、“孟冬”（十一月）以及“仲冬”（十二月）时段祭拜“五帝”之一的颛顼。由于《十月纪》有“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一句，显然《十二纪》的作者让颛顼代表水德。由此观之，《序意》“黄帝之所 以诲颛顼”实意谓“（五德转移的开祖）黄帝教诲（将要迎接下一个德的颛顼）”，也就是说，《序意》“黄帝之所 以诲颛顼”的颛顼暗示将以黄帝之统治术取代火德周朝的水德秦朝。在此思维中，《序意》针对学过黄帝所 教诲颛顼之统治术的未来秦王所期待的，当然并不仅是治理现有的秦国领土的人民，而应该是居在“爰有大 圜在上，大矩在下”的全部人类。

  ① 笔者将这一点由对整部《吕氏春秋》中“人”观的分析来试图证实。请参阅佐藤将之《〈吕氏春秋〉和〈荀子〉对“人类国家”构想之探析：以其 “人”观与“群”论为切入点》，《政治科学论丛》，2016年第69期，第149-182页。

  第三，与如上第二点相关，其实在《序意》开头一句话中，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序意》的作者在“黄 帝之所以诲颛顼”的发言之前，放着“文信侯曰”的一句，以意图清楚地让读者理解至少“黄帝之所以诲颛顼” 的发言就是吕不韦发出的。而且也可以注意在此一句的语气：《序意》即说“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 在这里《序意》要说明，吕不韦身为“文信侯”已经有所体会（“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之内容。按照此 文信侯“尝得学”的语气来理解《十二纪》作者的理路，《十二纪》论述的整体内容可代表吕不韦所已经体会过 的内容。到此不可讳言，我们并不需要探讨吕不韦是否真正参与实际的撰写作业，或者《十二纪》的内容是 否来自吕不韦个人的主张或思想。为了理解这一句话的意义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吕不韦借以说出“尝得 学”一句来向天下宣示：吕不韦身为已经学过“黄帝以来的五德转移”之统治术的人，为了迎接周朝火德之后 的颛顼水德实践治理天下①。

  若我们进一步解读《序意》所宣称的主张内容，并与《十二纪》中相关论述比较分析其作者们的意图，便 也能理解在此前后的秦廷和吕不韦的行动之历史意义。吕不韦在让“奇货”子楚顺利登上秦国王位后，亲自 率领秦军完全消灭东周，其实在当时周王的九鼎早已安置于秦庙。如上所述，周天子既已不在，而从实际情 势来看，在吕不韦开始掌权的当时，秦主就已开始如召集诸侯来朝见、举行祭天仪式般以“de facto”天子身份 与周边诸侯互动，这种行为反映秦国的势力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占几乎“压倒性”优势的情形：正如反秦联军 在河外之战对秦国的“胜利”很讽刺地证明，在前240年代当时情势下，秦之外的全部国家合纵，即使魏信陵 君那样拥有卡里斯马性格的人物担任合纵军的领导人也无法攻进秦都。

  然而，当时秦国朝臣也应该相当清楚对秦国不利的情况：战国诸侯们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服从秦国。在 此情形下，秦国即便如前继续进行攻掠他国本身的军事行动，也绝对不可能产生六国诸侯和天下人民向秦 王甘情愿地服从之心。当时的情势显示：秦国继续掠夺他国领土之举，对秦国提升为“天子”一事恐怕不会 有帮助，而吕不韦和他从齐国稷下等邀请过来的当时最高水平的学者们应该深入了解这一点。而且撰写 《吕氏春秋》的作者们也清楚地理解，秦主为了将自己提升为真正天子来治理天下诸侯和人民的话，需要以 与过去秦廷采用的“一国扩大”的政策方针完全不同层次的原理来与天下诸侯和人民互动。这就是，吕不韦 和他的“智囊团”的当时最高水平的学者们要撰写《吕氏春秋》的主要理由。首先，秦廷将此内容揭示天下， 向天下人民宣告秦廷要以不靠武力的原则来治理天下诸侯和人民之决心，而从实用意义来看，秦主借由实 践此书所提倡的政策，将自己的地位从“de fact”的天子提升为名正言顺的真正天子之地位②。

  基于如上所说明的观察来再分析《十二纪》的相关内容，我们便会发现，其内容主要针对“新天子”的秦 主如何举动、说法以及通过祭祀和朝会等机会与其朝臣和其他诸侯互动的方法提供相当具体的说明：在《十 二纪》对每一季节的首篇主张，身为“天子”的统治者（预设秦主）借以“法天地”的方式每季节轮流祭拜天上 的五帝，并且定期召集周边诸侯到他的朝廷（预设秦廷），以安抚天下人民。吕不韦和其作者们期盼，秦王经 过反复实践《十二纪》所叙述的过程，让天下人民将开始逐渐接受秦的政策，周边诸侯渐渐将秦王推尊为事实上的天子。

  总言之，《十二纪》的内容就是在嬴政即位初期为了让秦王顺利提升为“天子”的一种实践计划（action plan）。虽然这样的蓝图因吕不韦的失势和死亡并没有机会经过其本人来主导实行。尽管如此，笔者推测， 其实在吕不韦失势之后，秦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放弃如《十二纪》所描述的政策实践：秦廷按照原来存 在的秦廷仪礼为基础祭祀天帝（或五帝）以及接见诸侯，由此也兼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努力提升为天子。其实， 秦国是在前230年之将国家政策大方向转换成攻灭周边诸侯的，然而在直到前221年之前大约十年期间攻灭 其他诸侯国的过程当中，秦王的身份和权势越接近真正天子的境界，对国内外举行的国家行事中，秦主按照 《十二纪》所规定或描述的方式实践国家仪礼的重要性应该还是不断增加①。

  ① 众所周知，《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而秦廷所采取“水德” 并非直到达成“一统”后才开始设想的；而是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构想，而且其构想不只意旨“秦朝继承周朝”，而是“秦朝（从黄帝以来的） 治理天下的权限从周朝”这一点。

  ② 在此意义上，秦廷将完成的内容“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也一定有会让天下人士得悉《吕氏春秋》内容的效果。

  四、在《荀子》和《吕氏春秋》的思想之间

  是否有影响关系？

  上文探讨了《吕氏春秋》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对未来建立治理天下的构想。下文则讨论《吕氏春秋》的 实际撰写和成书时期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上，笔者也关注的是，《荀子》的内容对如上所述的《吕氏春秋》 编辑动机、编辑过程以及实际内容上是否有影响，若有的话，在哪一种意义上？有多大影响？

  在讨论本题之前，根据笔者过去所进行的研究先不妨整理《荀子》的思想和文本的形成时期的问题②。众 所周知，在《荀子》中，含有荀卿和秦昭襄王、范雎（应侯）、赵孝成王、不透露名称的“齐相”等的问答，虽然这些 对话是否为历史事实已无法考证，但至少据此记载的存在我们可以推测荀卿本人的游说活动最晚也应该在 前260年代已经开始，而直到聘用他的春申君黄歇被暗杀而从兰陵令退休之前238年为止③。虽然荀卿的卒 年同样无法考证，但其书内容大概反映荀卿大约在前260年—前240年之间的思想活动。

  相形之下，关于《吕氏春秋》内容所代表的思想年代，虽然吕不韦具体从何时开始有编辑《吕氏春秋》的计 划也同样没有记载，但如上所述他亲率秦兵灭东周的事件（前249年）成为其编辑的直接契机是十分可能的。但实际能开始编辑的时期应该在河外战役结束之后的前247年后。关于《十二纪》编辑的下限，虽然《序意》 的“维秦八年”是庄襄王灭周以后的第八年（前241年）④，还是在嬴政八年（前239年）尚有论辩⑤，但由于吕不 韦因“嫪毐之乱”而失势是在前237年的事，我们可以将《十二纪》编辑时期的下限放在前239年。无论如何， 《十二纪》内容的实际撰写和编辑在前240年之前进行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① 其实，与一般的理解不同地，秦廷并非忽略国家礼仪，《史记·礼书》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 廷济济，依古以来。”

  ② 关于荀子生平事迹的仔细考察，请参见佐藤将之：《荀子生平事迹新考》，《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此年为秦王政第九年。其实，吕不韦在次年（前237年）由于连坐于嫪毐的叛案被免于相国一职（前235年自杀）。

  ④ 孙星衍曰：“考庄襄王灭周之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参见孙星衍《太阴考》，孙星衍撰 《问字堂集》（册一），台北：艺文，1967年，原刻景印《百部丛书集成》（卷一），第7页。陈奇猷亦云：“此文云‘秦八年’不言‘秦始皇八年’，尤为 秦代周之八年之明证。”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收于陈奇猷释《吕氏春秋校释》，北京：学林出版社，1884年，第 1885页。

  ⑤ 何志华根据他近年的研究指出：“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假设《吕》书书城之日，在维秦八年十月以前太岁仍在申位，故曰‘维秦八 年，岁在君滩’。”参见何志华《吕氏春秋管窥》，第97页。

  到此可知，在当时于秦国和楚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年代排列之比较上，就有耐人寻味的巧合。如上所 述，在前256年周赧王向秦昭襄王投降，而在同年楚春申君也征服了鲁国，并且聘用荀卿为兰陵令来治理鲁 国故土。关于吕不韦和荀卿两人从历史舞台“退场”，荀子在前238年因黄歇被暗杀而从兰陵令退休，前237 年吕不韦则因秦廷发生“嫪毐之乱”而失势。因此，荀子和吕不韦几乎在同时消失于历史舞台。但据司马迁 记载：荀子在担任兰陵令之前已身为齐国稷下“最为老师”的身份担任过三次“祭酒”[4]，由此推测，荀子本人 的思想活动（著作和游说）时期应该比吕不韦开始专权的时期还早二十年（前270年代）开始。假设吕不韦编辑《十二纪》契机是在他灭东周的前249年的话，前250年代正如《吕不韦列传》所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①，荀卿应该受贤人的声誉。因此，吕不韦受到荀子著书的启发而开始编辑《吕氏春秋》 是相当可能的。

  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吕不韦受启发而要决定编书的理由单纯只是荀子被誉为天下贤人的缘故而已吗？笔者认为，吕不韦应该知悉荀子所“著书布天下”的著作，也就是构想如何一统天下的内容之著作或论述。换 而言之，在当时问世的战国诸子文献当中，具体阐述统一后世界的具体蓝图的文献可能只有《荀子》（或后来 以《荀子》书名来搜集的论述篇章），而在《荀子》的内容中吕不韦强烈意识到的地方应该在于荀子所著书的论 述内容基本上都志于治理天下人民这一点。

  那么，若《吕氏春秋》是受到《荀子》内容之启发或刺激的话，《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实际有没有参考甚至抄 袭过《荀子》的内容呢？假设我们考虑如上所述荀子的思想活动应该比吕不韦开始当权还早二十年，而且也 考虑到荀子的游说言论似乎相当公开发出，并且流传于中原各国的可能，吕不韦在编辑《吕氏春秋》时，其编 辑学者们应该能够参考《荀子》所论述的相关内容。然而根据笔者的比较分析，就《荀子》和《吕氏春秋》之间 思想的影响关系而言，笔者却几乎找不到《吕氏春秋》的作者实际从《荀子》直接引述的痕迹。

  针对在《荀》《吕》之间是否受彼此思想影响这一点，笔者在过去的不少相关论述中举例证实，而今只举 “公”这一概念的例子。在《荀子》中，“至~”的复合词相当多（如“至德”“至文”“至平”“至治”“至顺”“至其 诚”……等），但唯“至公”却并不出现。相比而言，《吕氏春秋》的“公”字则几乎都单独出现，而“至公”一词却 成为影响整部《吕氏春秋》价值倾向的关键词。既然《荀》《吕》两书重视“公”概念，但在复合词层次上彼此却 没有共有的复合词，这一点暗示《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公”论各自建构的可能性比较高[5]。比较《荀子》和 《吕氏春秋》中的相关论述之间的关系，大多可观察出如上所示的情况。在《荀子》和《吕氏春秋》之间的所谓 “思想影响关系”上，在彼此之间所能够发现的类似的部分而言，与其是代表从《荀子》到《吕氏春秋》的影响， 不如应该暗示《荀》《吕》分享共同思想来源的可能性。

  不过，虽然在《吕氏春秋》的相关论述中并没有直接论及《荀子》的主张，笔者并不否定吕不韦意识到《荀 子》对未来能当“天下之君”的资格开放给当今统治“百里之地”以上的所有的诸侯这一点[6]：既然吕不韦的目 标应该是借以《吕氏春秋》内容的实践让秦主提升为真正的天子，《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应该意识到《荀子》对 “如何成为天下之君”的相关论述似乎“太过”于开放给当时所有诸侯的事实。不过他们针对荀子所提出的 “如何成为天下之君”的议题的论点，尤其是以武力威胁周边诸侯和人民对秦主提升为真正天子不会有帮助 这一点应该深感同意。不过在实践方面，荀子所提出的“圣王”“后王”“帝王”的理想君王的形象太过抽象，不 但如此，秦主当时已经身为“de facto”天子的身份君临于中原世界，因此，《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在叙述为了当 “天下之君”的实践方法时，需要将此理论转换成当今秦主能够实践的“内容客製化”。如此，荀子的“治理 天下”之比较抽象理论落实于秦主和秦廷朝臣能够具体实践的层次，在此意义上《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的 内容确实推进了《荀子》对“治理天下的国家”之构想。既然《吕氏春秋》具备与《荀子》类似视野的治理天下 之理论，而且更清楚说明秦主如何实践，在其“十二纪”完成的时刻，吕不韦应该坚信其内容的巨大实践效力：秦主只要按照《吕氏春秋》所构想的内容与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互动的话，天下应该心甘情愿地朝拜秦廷。

  总之，根据目前所见相关文献的记载，吕不韦似乎没有成功邀请到荀子本人。不过他的权势和财力应该 足够邀请到荀子之外当时最高水平的思想家们，吕不韦由于借由整合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学者之才能和力 量，编出了与具有基本上与荀子所同一目标的内容（治理天下人民）之论述，而且能做成专为秦主能够实践的 “行动计划”（action plan）。吕不韦期盼借此使当时已身为“de facto”天子的秦主能提升为真正天子。

  ① 按引文中在此“如荀卿之徒”的“徒”并非系指“徒弟”或“弟子”之意；若是“徒弟”，刚入秦当吕不韦的“舍人”李斯也算成“著书布天下”的人。因此，此句的“徒”应该系指“如荀子那样的辩士”之意。

  五、结 论

  本文探讨在《吕氏春秋》的撰写动机上以及历史、思想角色上的固有意义。本文从关注前256年周朝和 鲁国均灭亡的历史事件开始，并且推测《吕氏春秋》的撰写或编辑可能反映以周鲁已经没有存在的前240年 代的天下世局为契机开始。本文所提出观察可分成如下三点：

  第一，本文梳理前256年周室灭亡之后所谓“后周鲁时代”的秦国之动态，并观察前256年发生的周王室 和鲁国的灭亡产生了华夏世界政治秩序中核心权威并不存在的“空位期”（interregnum），而笔者将之称为“后 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而由此当时秦王似乎身为“de facto”的“天子”开始与其他诸侯互动。

  第二，本文针对《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问题提出卑见。吕不韦要将《吕氏春秋》问世的主要目的应该不单是借此满足吕不韦的权力欲望（其实，在嬴政登位时吕不韦的政治权势已达到其顶点），而是将治理超乎秦 一国而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当时志于当“天下之君”的秦王。《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期待秦王借由一一 实践《吕氏春秋》所规定的行动，能够由当时“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真正的天子。

  第三，那么，如上《吕氏春秋》对治理天下相关问题的论述内容，是否受到《荀子》内容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倾向于思考《荀子》的内容有影响及《吕氏春秋》。笔者则推测：虽然《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分享共同思想来源（如齐国稷下思想的影响），但其具体论述是各个独自展开的。不过笔者并不否定吕不韦继承荀子的 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意义是，将像《荀子》“治理天下的国家”构想理 论性那么高的理论，改进为秦主和秦廷朝臣能够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

  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治理天下的理论是以前256年周室灭亡产生后的“后周鲁时代”为主要时代背景产生，而其思想意义，无论是其内容实际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如何，在其意义上可以指出：《吕氏春秋》这 样一部著作之出现具有将《荀子》治理天下的理论落实于在秦主和秦国朝臣实际能够实践的层次。因此，在 其“十二纪”完成的时刻，至少吕不韦和其作者们应该均坚信，只要按照《吕氏春秋》所构想的内容与周边诸侯 和天下人民互动的话，秦国对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将一步步达成。借此秦王能让诸侯和天下人民 心甘情愿地朝拜秦廷，而秦主也将会被拥戴为名正言顺的天子。笔者推测在此目标上《吕氏春秋》的论述内 容对从前240年代到前230年秦廷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或许发挥了某种影响力。然而从前230年代李斯掌 管秦廷决策大柄之后，这样的互动模式由攻灭周边诸侯的政策取代。到此，《吕氏春秋》的思想对战国世局在 思想角色上也告终，而等到汉朝建立整备“大一统国家体制”的过程中，其思想又再度开始发挥其功能。

  参考文献

  [1] 佐藤将之：《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科学·经济·社会》2020年第4期。

  [2] 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

  [3] 何志华：《吕氏春秋管窥》，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

  [4] 司马迁：《史记》，《四部备要》史部:卷七十四,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66年，第5页。

  [5] 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公”概念》，《政治科学论丛》2020年第74期，第1-44页。[6] 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天下”概念:“后周鲁”时代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文与哲》2020 年第 37 期，第 93- 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