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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致谢

略语表

第一章 关于“合作”

第二章 计划

第三章 外观：嘉定

第四章 成本：镇江

第五章 共谋：南京

第六章 竞争：上海

第七章 抵抗：崇明

第八章 组建占领政权

结论 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卜正民，著名汉学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代表著作有：《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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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黯淡，且贯穿战争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汇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

与法国人相比，中国人接受占领事实方面还远远停留在早期阶段。一方面，日本人从不澄清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责。也从不为在中国犯下的侵略行为提供补偿，这使中国人继续感到恼火和耻辱。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也不打算审视他们受难和抵抗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东西，而去追问战争期间的占领区内大多数民众在做什么。对海峡两岸的政治精英而言，抵抗的神话一直是强有力的道德武器，他们利用这件武器来继续维持战后的统治。国共两党各自声称是本党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将自己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是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投注在这个上面。然而对这场战争思考，还不止于此。自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身怀民族的羞耻感，战后中国政府的治国无方更加剧了这种羞辱感。然而，因为执着于日本人拒不承认错误，拒不偿还债务的意识，使得中国人并未仔细审查自己政府过去的行为和历史：打破关于那场战争的一般流行观点，稍稍转移对外部侵略者的谴责，并对20世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承担起责任。这有可能会暴露出隐藏于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精英的个人利益，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利益。

谴责那些一直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卖国求荣，可能曲解了中国文化背景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占领政府”的头头们确实发表声明，支持日本人的泛亚洲主义论调，但很难发现哪怕是为数极少的、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认真考虑过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很多支持日本的人基本上是希望赶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真的接受和认同日本人的理想。中国的合作者和日本人都将合作看作是一种工具，前者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就是汉语语言很难造出类似英文“collaboration”（有贬义）一词的原因。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战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己的手中。

这些“县知事”对统治区域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发现，虽然日本人将对手国民党赶出县城，但却并没能将其驱除出县境。在日本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国民党的政权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且运行良好。193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份报告指出，被战争影响的796个县中，国民政府不能行使权力的只有59个。尽管这个数据有点夸大，炫耀国民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它确实表明了日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极其有限。“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也提供了不太精确的相关数字，这也部分证实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统计的数据是：1938年底，“维新政府”任命的“县知事”情况是：江苏21个（其中长江以北只有一个），浙江12个，安徽10个，总共43个。43和59之间的差距由“自治会”来填补，由当地日本驻军保证他们的安全。这表明日军推进到哪里，“占领政府”才能延伸到哪里，其范围一般不会远离县城城墙。通常的情况是一县之内有三个不同政权任命的行政机构：“维新政府”在县城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山区的某个地方，三者之间相互竞争。因此，1940年初的镇江由郭志诚“知事”代表“占领政府”，占据县城；庄培方（音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盘踞在西南一带的山沟沟里；共产党县长李培根建立的县政府活跃在本县的东部地区。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三者各据一方，分别行使各自政府的权力。

1943年，一位被遣返回国的美国人，如此刻画他所认识的、为“占领政府”工作的人：他们“不是某个特定的阶层，而是机会主义者、保守分子，以及那些因这样那样缘故失意于蒋介石政权的人”。特务部官员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形势及他们的可靠性问题。一个被派到山东做“宣抚”工作的官员抱怨道：“如果我们仅仅在征服区找个清朝遗老，将县政权交给70岁以上的‘县知事’，那么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政治，与蒋介石时期的政治相比，至少落后50年。”使“占领政府”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比国民党再向前迈一步，用新的精神作为政治的思想基础”。“宣抚”工作正是在这个方面失败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国民党党员没来合作。那些被“特务部”安排出任领导的人，要么是品质极差的旧领袖，要么是没有创新思想的新来者，“占领政府”没有社会和文化网络使老一辈起作用，或使新一代合法化。······

日本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政府”会累积一些权威。然而，它在基层社会普遍执行的高压政治，且无力与在野地方头面人物结盟，侵蚀了这种权威。这种侵蚀作用大大帮助了共产党，使其在战后获得了基层社会的统治权。当比外国军事占领更长远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时，地方遗老的合法性和政治活力无论如何都会走向消亡。军事占领确实加快了这一进程，它消除了那些留下来的甚至没有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的合法性权威，这导致战后归来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党政府，共产党没有借助于地方头面人物的威信，而是依靠严密的纪律、自上而下绝对服从的政策，以及足够的力量。一旦内战的应急措施让位于常规化的政治控制，共产党便能取而代之。合作者为这一结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加藤是第二批从大连来到上海的“宣抚”职员。他在外滩青衿银行（the Seikin Bank）上面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住了十来天。

书籍介绍

《秩序的沦陷》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 作者：豆友4764757 发布时间：2021-01-21 18:26:43

  2019-4-7 中译标题与副标题文不对题，看来也是一种自我审查式的无奈之举了，卜正民在结论所说的“第二种干扰合作史研究的评判是政治层面的”，恰恰在本书标题上印证了，真是讽刺。不过能出版也是功德无量。鉴于材料的稀缺，研究做到这个水平也没什么可以苛责的了。但是还是感觉外国人不是很能深度理解collaboration在国人文化心理层面的问题。于我而言，此书给我的惊艳的地方在于collaboration破坏了基层传统精英的政治合法性，倒是便宜了CCP以严格的纪律性规范夺取基层政权。

• 作者：树上 发布时间：2019-01-09 20:40:24

  材料不多，写得啰嗦，枯燥无味。

• 作者：rainbug 发布时间：2017-11-02 22:10:39

  材料太少，观点也只是常识，但是很欣赏这样的写法。

• 作者：奥数帝 发布时间：2019-06-05 17:19:46

  以前就觉得合作者有很多种，不全是汉奸，本书又向我叙述了这种事实。虽然现在的我知道合作者有很多面孔，觉得这书啰嗦、观点不新颖。但未来的人、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未必知道。

• 作者：小护士毒舌猫-虞兮虞兮奈若何 发布时间：2018-06-15 04:45:34

  说是简史其实是一些观念性的探讨，并没有太多史实的内容，不适合入门读者。

• 作者：犹在镜中 发布时间：2019-12-03 17:32:47

  历史是由芸芸众生创造的，也是由芸芸众生体验着。

• 入侵/合作的困境

  作者：Deetz 发布时间：2015-11-19 13:24:10

  卜正民教授最早以自己关于明史的研究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出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卜正民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民国史，而且还是获得关注较少的抗战早期史。《秩序的沦陷》便是这一阶段的一部重要作品。

  卜正民教授在这本书中选择了五个个案，从五个不同的关注点切入日本军队在37年全面入侵中国后，在江南地区加强对基层控制的尝试，以及中国居民——特别是留守的地方精英——对这些尝试的反应。这五个关注点分别是：外观（嘉定）、成本（镇江）、共谋（南京）、竞争（上海）和抵抗（崇明）。这些主题都是入侵/抵抗议题中蕴含着内在矛盾的地方。正是这些内在矛盾，使得各个活动者行动的后果变得模糊。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充满了通敌/抵抗两个极端立场之间的中间地带。

  外观这一议题关注的是政权组织的形式和实际效力之间的矛盾。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负责建立地方临时政权维持会的日本机构是由民事官员组成的“宣抚班”。然而，宣抚队既缺乏资源，又无法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起具有合法性的地方行政组织——不论是他们，还是被占区的中国人，都明白合法性的唯一的来源是日本军队的武力。在嘉定，这种矛盾体现为，宣抚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地方精英来组织地方政府，他们对愿意参与维持会和后来的自治会中的人物又都保持怀疑。这些限制使得宣抚队只能不停地做表面上的工作。

  成本这一议题考察的则是日本人和他们的中国共谋者对受益的考量。在抗战初期沦陷区中建立的维持会和自治会得不到日本人财政上的支持，他们也很难建立起自己的财政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到这些日本人控制的基层组织的中国合作者并不一定能够从共谋行为中获得收益。相反，他们极有可能还会因此付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价。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默认，我们能够从收益的角度解释占领政府中的中国人的参与行为。

  南京的案例则更为极端。为了突出不确定性，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一名叫做王承典的中国人。此人因为进入了留在南京的西方公民设立的保护区而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他从入侵中似乎发现了商机，这是他与日本人合作的主要动力。王在合作期间的行为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能够从城外向城内运进粮食，并同日本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他又曾诱使一些中国公民从保护区中出来，为日本人提供服务。比如王曾屡次前往金陵大学招募为日本人服务的妓女。作者试图以王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行为的道德意涵在战乱的年代可能是高度不确定的，我们不能说明到底是王，还是向日本人妥协的国际委员会，更好地帮助了在南京的难民们。

  在五个作者选择的案例中，上海是学界研究得最多的城市。这些研究中也不乏对于抗战初期的研究，比如魏斐德的《上海歹土》和安克强主编的《旭日的阴影下：日占下的上海》（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等。卜的切入点是，不同背景、不同层级的中国合作者在孤岛时期早期的竞争。他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样的竞争说明了地方精英愿意与日本人进行合作，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这样的竞争则削弱共谋，也削弱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占领政权的可能。

  在本书中，崇明的案例最为简略。作者指出了两点：首先，名义上的抵抗者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能真的是国共领导的游击队，也可能简简单单地就是土匪。其次，作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抵抗的活动可能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更大的危害——一次游击活动带来的日本人的报复可能使得一个村庄被屠杀。在这种不确定下，我们并不能做出很好的道德判断。

  除了以上五个案例之外，作者还从合作行为中得出了一些总体的推论。这五个案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时，并没有对如何从被占区中汲取资源做出规划。他们的入侵更像是一种无计划的一次性行动，而没有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被占区的基层。这与英国，甚至日本更早在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殖民行为形成了对照。作者还指出，因为日本人更可能从没有能够被国民党政治吸纳的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入侵者的高压政治使得原有的地方精英在被占领期间进一步与地方社会疏离开来。军事占领加快了地方精英权威的流失，使得依赖于地方精英的国民党在战后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相对来说，依靠自己培养的干部的中共则没有这样的困扰。这也可能是本书能取名为《秩序的沦陷》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这一章中，卜正民回到了一个历史编纂学的结论，他在最后一段写道：“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应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问题是，这一宣言真的是什么新的东西吗？卜又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了多少历史？我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消极的。历史学家急于将自己的作品拔高到历史编纂学的层次，是比社会学家们倾心于因果解释更为严重的疾病。

  首先，卜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他的这个历史编纂学的结论，至少对于大部分的历史学习者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魏斐德在研究上海孤岛时期的抵抗时，早就给出过类似的结论。处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中也很容易理解这种复杂性（比如父辈一句简简单单的“你只能去适应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需要由学者来灌输。相反，将道德要求和基于结果的衡量放在一起，结果则更为诡谲。后者的有效性成为了摒弃前者的基础，也使得整个的故事中的入侵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去道德化的背景。比如说，在关于崇明的案例中，卜曾向反抗的行为提出疑问：如果游击队炸了日本人的火车，日本人因此报复袭击了一个村庄，那么游击队的反抗行为岂不是没有能够保护，而是伤害了地方的居民？尽管作者的本意可能是说明，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就否定游击队的行动，但却很让人困惑。因为这个例子中，道德责任难道不是应该由日本侵华部队担当吗？卜的这个结论并没有展现出什么新东西，反倒有强行植入之感。

  更让人失望的是，卜正民也没有能够拯救出多少历史。与这一相对激情的宣言相对应的是，本书的五个案例都显得有些单薄。嘉定一章主要依靠的是两份材料的对照，而崇明一章则仅仅靠一篇回忆录重构。这种材料的困难遍布全书。作者已经明白，相关主题的历史材料的留存不但有偶然关系，还有权力的关系：不少的材料是在日军快要投降，或者投降之后不久被人为的销毁的。就此而言，关于合作者的历史书写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某种史观遮蔽了历史，而是史料留存的不足。相反，卜关注于历史编纂学的结论，反而放弃了对一些更加细微的理论思考的努力，比如“入侵中的不同“矛盾”如何转换？”、“外观或者“面子工作”在合作者的角度看来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有更加深入的讨论。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卜正民教授的这本书还是对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时期做出了贡献。希望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更加详细的研究的出现。

• 历史与人、道德和政治

  作者：Grayplume 发布时间：2015-12-02 10:15:58

         前段时间入了大陆版，其实手头还有一本台版的扫描版，一直放着没读。

         阅读此书的过程不算容易，书中有许多组织机构的名称，若原先对此没什么概念的话，确实有点犯头疼，不过好在作者的文笔通俗易懂，总体可读性还不错。书中不乏一些或戏谑、或残暴的故事，因此很容易使读者进入这般或那般的情境，引起若干共鸣。

         前两章类似于导论的文章，以及最后的结余部分读得较为仔细，主体部分的五个案例看了个大概，主要是想对作者的研究旨趣和成果有个大致地了解。总体而言，这本书对我印象最深的两点是：第一，研究沦陷区的“合作”，史料不足是最为严峻的难题。对此，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详述研究史料的特点和来源，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第二，沦陷区“合作”问题的复杂性。作者认为，研究这一主题时，首先要“去道德化”，暂时抛却民族主义的成见，深入“合作者”所处的“语境”去感受周遭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人的生存问题、家庭的生活问题等给个体造成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历史研究者如何处理历史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作者著书时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要如何面对生存、道德和政治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许这不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做甚或该做的事情？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历史学研究要回归的“人”，是过去的“人”，还是现在以至未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