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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5-05-13 09:17:43

  书里的行测完全是高中语文题！

• 作者：四月一日 发布时间：2023-04-10 22:42:41

  读完真的很想看《教授》的舞台剧演出，都说中港台三地里香港人是最不看重身份认同的，他们最在意经济效益，最经得起变化，但我们有谁能体会他们那被强运转的时代卷席的身躯里的隐痛和创伤呢？/庄梅岩说过《法吻》她自己写的剧本里面最喜欢的，为什么呢？也许是我带着更高的期待去读它了，反而没觉得它真的有更胜一筹。

• 作者：以烟景 发布时间：2024-02-15 08:58:15

  第一本小熊很忙，纪念一下。

• 作者：沁云 发布时间：2010-07-10 10:36:44

  是林徽因传记里面最好的一本。

• 作者：Windy 发布时间：2020-04-25 20:46:49

  书信形式，原汁原味，呈现一个商业奇才的智慧，值得学习

• 作者：songtong2010 发布时间：2023-06-30 23:56:43

  是书为西河论易杂著，推易始末，易小贴乃铺陈敷演仲氏易之作。河图洛书、太极图，均沿其一贯，力排宋儒先天之说。要之，自魏晋以来，汉之古易不显，自两宋以降，先天之说大行。奇龄生当明清之际，汉宋考据义理之争，可谓开其先河。改错四书，辨析易经，皆有此意。四库馆臣称其不免炫奇，然足救无据空说之风，良有以也

• 教我如何不去揀

  作者：bark 发布时间：2005-08-25 11:48:03

  美國人不嫌總統候選人只得兩個太少，卻怕買牛仔褲時款式選項不夠多；此書力陳花多眼亂才是人類不快樂的源頭。在生活的細節上有過多的選擇，不單浪費做決定的氣力，更會在比較之下減低個別選擇的吸引力：只因世事無十全十美，取捨之下得不到的總是令人耿耿於懷，自己親手選擇的反而得來也沒那麼痛快。想快樂多一點，首先就應學習判斷什麼時候應該要自己選擇，什麼時候放心跟大隊隨波俗流，避免事事追求完美。能與親朋摯愛分享省回來的時間，才是人生最快樂的事。

• 《历史学宣言》的三个层面

  作者：马上到站 发布时间：2017-04-10 19:40:35

  2014年，《历史学宣言》出版，引起广泛讨论和批评。汉译本在今年推出，在此谈一下自己的读后体会。

  《历史学宣言》的三个层面

  2014年10月，由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两位历史学教授完成的《历史学宣言》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网站上出版，引起广泛讨论和批评。汉译本在今年出版，在此谈一下自己的读后体会。

  本书的内容，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在中文版序已有详细说明。我以个人体会更简要的概括如下。全书有三个层次。（1）在史学理论上，要求重启“长时段”来批评学界这几十年来的短期主义，并认为“长时段”对历史学学科本身大有裨益。（2）在史学方法上，要求历史学研究与大数据、计量史学紧密集合。（3）在史学影响上，要求历史学重新参与公共事业和政策。以下分别讨论这三个层面。

  本书没有使用布罗代尔式的“长时段”，即并非指代如万年不变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长时段”在本书的内涵，指持续上百年的视野。因为随着“时间加快”，如政府、企业制定目标都以几年为限，史学界也出现了短期主义的问题。而且据作者统计，博士论文所关注的时段长度也越来越短，微观史学占据了主导。

  序言里，刘钝提到国外对此书的批评集中在“长时段”，但在他看来，本书的要点应该是“当代历史学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和追索大问题的雄心”。这番辩解略显无力。其实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放弃宽阔的视野和追索大问题的雄心，即便微观史学可能思考的也是如何以小见大，当然这个“大”可能没有几百上千这么长。如复旦大学周兵教授所言，“卡罗·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揭示了近代早期欧洲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深植于近代法国农村的法律、婚姻、家庭等社会背景之中”。同时，长时段研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批评者们已多有讨论，我以个人所读在此稍举一例。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学说可以看成是长时段的思考，力图整合从西魏北周到唐中后的历史线索，学界利用颇多。关陇集团学说的内涵丰富，包括如建六官，设府兵，复胡姓等等。只是，在关陇集团学说的叙事下，很多细节被无意的忽略了，而且不停的有研究从更加细节的角度揪出学说存在的问题。表明这一长时段的观察固然起到历史线索的作用，但其一是也由细节问题构成，二是长时段之下容易忽视更多的细节，有可能引起理论的动摇甚至崩塌。

  实际上本书到最后也承认不能放弃微观研究。比如说数字化研究的三个步骤中有“仔细考察所有可能的微观历史文献”（113），又如数字化结构性文献阅读的妙处“就是研究者有机会更多地关注反事实和被压制的声音，从而使文献更多的服务于来自底层的历史叙事”。确实，没有微观的研究充实，长时段的讨论如何能够支撑起来呢？

  在史学方法层面，本书强调大数据和计量史学。书里举了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的例子，似乎可以通过了解某些词汇在某一时段使用频率的变化，了解一些预设目标。其实问题不在于把文字数字化，而是到底用什么词来充当关键词——某种概念可能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词来表达，以及如何自证这些关键词的有效性，特别是中文。

  书中还举了克里斯托弗·戴尔的研究。他使用中世纪末英格兰地区的业经经验的遗嘱文本，试图证明那时的社会风气对穷人还是颇讲关爱，也颇重社会公益的。当然我没有读过戴尔的研究，但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中古女性墓志里提到她们对《列女传》《列女图》有很深的掌握，但这仅是一种模式化叙述。本书认为，如戴尔的研究，“彰显了新的量化转向对有关种族经历和归属认同问题的深入和细化，说明微观史加长时段数据集是颇具潜力的一种方法”（121）。仅凭书里的叙述，我很难认同。

  我对计量史学的不信任，还来自中国计量史学的一些面貌。针对中古家庭，过往研究多基于传世史料，但墓志的大量出土，给了研究者一个貌似很好的窗口，可以对家庭人口构成，平均年龄，婚嫁年龄等进行数据分析，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个情况。

  某书J讨论唐代人口，统计数据基本来自《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这两本书刊载了超过5100方墓志，但又由谁来判定这样的样本数量是否足够呢？比如“唐代男子的婚龄”在这5100方中仅有41例有效样本，严重不足。凭墓志得出男子、女子的初婚年龄是否有意义暂且不论，广泛使用墓志本身也有问题：一是墓志没有全方位涵盖唐代所有阶层的人口，二是往往忽略了传世史料。

  J书利用墓志总结唐人死亡因素有六：（1）“传染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2）“战争与水土不服”（3）“胎产疾病与‘娩难’”（4）“意外身亡”（5）“人为迫害致死”（6）“气疾与心血管疾病”等。似乎除了第一条因作者指出“当今，抗生素以及疫苗的临床应用，使得对古人而言属于致命性疾病的感染性疾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危害下降外，其余似乎并无太多区别。这让我想到某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学者讨论讨论宋代女性在行旅过程中的风险问题。其中的风险，似乎和当代女性行旅中遇到的并无太多不同嘛。其实，要死亡，还能怎么死呢？要风险，还要什么样的风险？

  另外，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陈志武的研究。他总结了清代将近五千件命案记录，指出“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超过借方，而且利率越高，贷方死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然后就强行往经济学理论上去靠。说实话，这种研究一看就知道问题多多。

  第三层面是史学影响。本书的论点“历史这门学科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仲裁者”（7）没有错，但另外又说“当务之急是要发明出专供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新工具，要能够特别处理当今时代不断扩张的大量政府数据”。历史学有没有肩负指导当今社会的责任，即以古鉴今是否是历史学的责任，可暂时置之不论。不过本书称由于放弃了“长时段”的研究，历史学家不能在政治决策和公共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将这一能力拱手让给了非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捷足先登。书中要求历史学回归到公共领域和政治决策，长时段的研究也正是因为能扮演这一回归的方法，因此大有裨益。

  这一观点其实是强调历史学的实用性与现实性，取决于历史学家们的自由心证，见仁见智。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书里隐约含有“一切学科都是历史学”的腔调。作者似乎很喜欢一句评价布罗代尔的话——“让他有理由提出史学乃统摄全部社会科学的学科，正如同数学一样”（19）。又在讨论气候变化时，认为气候科学中的研究内容大部分是澄清历史——“科学家们在当下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确立一个造成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的各方面都认可的时间表”（78），并总结认为“谁能料想气候科学家的公开辩论本质上关乎史学的一场争端呢”。书中有不少类似看法，反映出作者视学术分科为无物，这是不是想的太过简单了？

  过往国内历史学对西方理论的吸收，总是慢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有人深以为耻，更有人以广泛掌握西方那一套为荣。我认为殊无必要。一是西方史学界也在不断地震荡：如先是抛弃叙事，现在又要谈叙事的回归；又如大肆利用后现代理论瓦解史料，但现在又觉得后现代说的太过。今天强调“长时段”，说不定明天就是“微观史学”的回归。二是也许西方的理论思考比我们深入，但不见得就是有益、有用的。我有一种不良推测，历史学经过上千年的研究，可以拿出来讨论的题目越来越少，于是需要新的理论来开辟新的战场——后现代理论似乎就有这种嫌疑，当然一般认为这是一种“转向”。三是各国史学自有传统，自有关注点，合用的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如果一味把如上的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附一：

  这种长时段的要求，和“大历史”很像。我对“大历史”的讨论，可参考《“大历史”叙事的陷阱》（请查看本公共号的历史消息）。

  附二：

  有同学要以《历史学宣言》为对象撰写学位论文，我打算揶揄一下：

  以《历史学宣言》为对象，一完全违背了“长时段”研究——此书出版和产生影响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二是本书文本偏少和内容所限，不必也无法进行大数据、计量史学分析；三由于一时很难看清此书的影响力（到底有没有影响力？），更是难以判断历史学是否出现了公共事业和政策制定的转向。这样的论文完全违背了《历史学宣言》的初衷，意义何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