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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语言课堂上运用故事教学》主要内容简介：“剑桥英语教师丛书”精选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师教育领域的力作，并由国内英语教育界专家、学者撰写导读。本丛书从英语语言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英语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为英语教师的在职教育和终生职业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供在职英语教师和英语语言教学研究者，尤其是英语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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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如何在语言课堂上运用故事教学》主要内容简介：“剑桥英语教师丛书”精选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师教育领域的力作，并由国内英语教育界专家、学者撰写导读。本丛书从英语语言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英语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为英语教师的在职教育和终生职业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供在职英语教师和英语语言教学研究者，尤其是英语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使用。

• 作者：霽山青處 发布时间：2023-08-26 10:15:58

  和月和花，天教长少年

• 作者：闲处住 发布时间：2014-04-16 11:32:59

  2014-4-16读毕。老外的课堂操作实践对我们往往可操作性不强。

• 作者：陶然 发布时间：2022-03-24 09:45:31

  不一定能照搬里面的课堂活动，但是对于备课理念有很大的启发

• 作者：c’est la vie 发布时间：2010-10-20 03:22:09

  有它就可以去乱跑了

• 作者：木芙蓉 发布时间：2021-01-07 13:36:28

  好玩

• 作者：馒头 发布时间：2015-08-18 14:14:42

  为了写关于英语短剧表演的论文看的这本书，后来发现和短剧没关系，但也还是有收获，故事教学以后也可以尝试一下

• 110个实操方案

  作者：倍课 发布时间：2018-06-13 08:19:09

  孩子英语不好，是因为输入input即“听”和“读”不够，导致无法输出即output“说”和“写”吗？这个理论曾经长时期占据教师和家长的心智。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摄入intake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教师必须在有限的课堂范围内更努力地引导孩子积极使用语言，实现交际目的。其中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故事教学。

  听故事似乎是人类的天性。儿童会花很多时间来听故事和讲故事。长大后，人们依然喜欢听故事，只是故事的形式从童话、寓言替换成了小说、新闻报道、八卦等类型。将故事与英语学习相结合，是一种符合人类天性的语言学习方式。

  此书Once Upon a Time: Using stories in th.language classroom中文译名《如何在语言课堂上运用故事教学》，是一本英文版教学书籍，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作者为英国John Morgan和Mario Rinvolucri合著。这本书把故事教学分为10个部分：（1）讲述故事telling a story；（2）故事与听后练习stories and follow-ups； （3）复述Retelling；（4）开讲前Before I begin； （5）合作讲述Co-operative telling； （6）学生的故事Students' stories； （7）往事回顾From the past； （8）故事消失Vanishing stories； （9）复习Revision ； （10）故事池Story pool

  讲述故事telling a story

  讲故事不等同于朗读故事。二者差异取决于演讲者的心情、对故事理解、个人经历等等。本书作者更推崇讲故事，因为这会使讲述者有更多精力与听众互动，能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使用需求。

  教师在寻找适合教学的故事时，可以取材广泛，同时注意两个原则：一是大家都喜欢讲的；二是对学生能有所启发，或让学生感觉有趣。确定素材后，教师可以用表格、图画、提纲等形式列出故事梗概。

  听故事的学生可能有不同反应，有些可能会走神，教师可以用提问方式唤回注意力； 有些可能会想象新的故事，或者注意故事的情节、讲述者语音语调等，这些应该被允许。

  教师应该避免挑选大家不喜欢的故事，不要过分纠结语言准确性，讲述时尽量不看笔记。

  故事与听后练习Stories and follow-ups

  在讲故事前，教师可以先印发针对故事的提问，这些提问可以有很多个。讲故事之后，让学生划去不喜欢的问题，把划去很多问题的学生和保留很多问题的学生配对，让他们讨论哪些问题保留价值，这样的配对可以再进行一次。

  如果教师搜集的素材是图片，那么，在讲故事之后，教师可以把图片平摊在桌子上，让学生挑选出与故事有关的图片，然后配对讨论。

  能配套图片的故事，教师可以拆分句子，印成卡片，分装在信封里，分给不同小组，再结合哑剧和眼神交流，辅助学生理解。这些拆分句子的卡片可以供学生在听故事前进行造句练习。

  教师也可以在讲故事后，按故事里的角色数量讲学生进行分组，即每个组的每个学生扮演故事i里的角色之一，进行对话。

  教师也可以打印词汇卡片，讲完故事后，让学生找出与本故事有关的词汇，挑一个最密切相关的河一个最不密切相关的。教师让学生先个人挑选出来后，学生之间配对，互相解释为什么这样选。这样的配对可以进行两三次。

  教师如果讲了带悬疑色彩的故事，那么可以在讲完后给学生2-3分钟的思考，然后让他们讨论故事中的蹊跷之处。

  复述Retelling

  教师在课前先录制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在上课时给一半学生听这个版本，然后对另一半学生讲另一个故事。之后让这两部分学生进行配对，让他们给对方讲自己听到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题或内容应该是相似的。

  教师也可以将学生分两大组，其中一大组的学生阅读一篇完整的新闻报道，提取主要事实，另一大组的学生阅读这篇新闻报道的提纲。然后这两大组的学生进行配对，交流他们所获得的信息。

  开讲前Before I begin

  在讲故事前，教师先带讲授即将用到的语法知识，带学生适当做些练习，例如跟读、问答。每个故事对应一定的语法知识。

  开讲前，教师也可以先给句子卡片，让学生讨论句子的含义。在讨论逐渐进入低谷时，教师再给另一张卡片，引导讨论。

  为了引发兴趣，教师可以课前在黑板上画画，让学生猜测接下来要讲什么故事，然后再讲，讲完后邀请学生评论。

  合作讲述Co-operative telling

  这个部分需要录音设备。教师先讲解词汇，在讲完故事的一个部分后，让学生对着录音设备再讲一遍，然后教师再讲下一部分，接着学生再对着录音设备讲一遍，如此反复。学生复述的形式不一定是录音，也可以是写作。这个故事最好是学生没听说过的，包含五到六个短段落。

  教师也可以挑选其中几个学生，让他们坐在教师身边，当教师讲完一部分后，这几个学生负责复述。每讲一个段落，教师可以替换几个学生。这样大家都有讲的机会。

  教师也可以利用图画。教师先引导学生在黑板前坐成半圆形。教师在黑板上画一幅画，让学生编故事；hi 后，教师再在这幅画上添加细节，再让学生继续编故事。

  故事可以与问答相结合。教师提供几个不同类别的故事，挑选其中一个学生，让他来决定要讲什么故事。之后让其他学生通过yes/no问题向教师确认故事类别，最后由这个学生来讲述故事。

  学生的故事Students' stories

  课前，教师先准备些故事提纲，数量至少与学生数量匹配，同时给每个故事提纲配套三到四幅图片。学生在挑选自己喜欢的故事后，可以先低声排练，然后配对给别的学生讲。教师在其中走动，记下听到的错误句子。在讲完一轮后，教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些错误句子，进行讲解。

  这个故事也可以是电影故事、爱情故事。教师也可以给出故事开头，让学生续写；或给出故事结尾，让学生补充开头。

  往事回顾From the past

  教师要找一些老照片，这些照片最好有一定时间连续性，比如人的成长。照片数最好是学生数的4倍。教师讲这些照片粘贴在教室的四面墙，学生一边走动一边挑选能引起自己回忆的照片，并向同伴讲述。照片可以用手绘图替代，或着让学生想象“时光之镜”。

  故事消失Vanishiing stories

  故事是手段，语言才是教学目的。在这个环节，教师可以先在黑板上写一个简短的故事，然后让学生开始删词，从一个、两个、三个，删词后必须保证意思不变。教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语言意识。

  复习Revision

  在学生听过一段时间的故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让他们从以往的故事中挑一个喜欢的，下次课来讲。

  故事池Story pool

  本书最后一章，作者提供了许多故事，供教师使用。

  总结

  故事教学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教学方法，因为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故事是手段，语言才是教学目的，如何让手段有效服务于目的，而不是掩盖目的，是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这本《如何在语言课堂上运用故事教学》为教师提供了思路和操作方法，值得一读。

• 读《高级迷信》和《“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文理之争

  作者：懒残僧 发布时间：2022-01-27 19:44:08

  说也巧，《高级迷信》和《“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段有朋友给我推介，然后借来后发现这两本书自成一个前后集。它们讲述的都是美国上世纪90年代非常重要的学术界论战，科学阵营和人文社科阵营的大佬们轮番上阵，为了争夺话语权而针锋相对。这其实不难理解，就算在国内，文理科之间也如同猫狗同处一室，难以相安无事。作为从小接受义务教育的我国国民，看到论战过程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科学侧占了上风，然而人文社科的那侧其实也不应小觑。毕竟除非真正的科学事业者，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尤其如此。的确有许多人觉得自己可以在对某样事物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对它进行定性，也就是网络上经典的那个梗“抛开事实不谈”。我是非常认同《“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中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那段论述：如果你在科学上没有任何发现，那你就什么都不是，无论你把握了或者写了多少和科学有关的东西；甚至，当科学家给探索知识赋予意义时，特别是他开始向圈子外的人开始传达这种知识，他就又从科学家成了一个人文学者。知识的自然性和知识的社会性，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难加以区分的。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文青而已。无论是科学侧还是在人文侧，都不是我的本职领域。包括我也承认书中的一些论战概念我只是囫囵吞枣，只是尽我所能在我的世界中构建出对这次伟大论战的图景而已。

  长久以来，科学侧和人文侧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科学自哲学孕育而出。每当一个专业可以精细化的观察，严谨化的推理，并且足以回应各种怀疑的检验时。它就从哲学领域的冰原滑落，化作科学领域的海洋。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写下对自然世界的种种推测，比如人体由四种体液组成——“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当然算不上是科学，近代医学有对人体体液更丰富更精细的划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至少也为现代医学做了很基础的铺垫。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哲学这座难以勘测的冰原，也如同遭受全球变暖一般，冰山纷纷融入科学海洋，土崩瓦解。可以说，哲学的领域，由于因为科学的出现，而被不断侵蚀。好在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是法国大革命，它们被霍布斯鲍姆称为“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启蒙了制度上的各种思潮，在其后的社会变革中，各种人文社科开始涌现。哲学差不多开始文理分科之路。在西方人的视角中，在科学侧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文侧也开始高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科学侧时而和学术右派搅在一起，比如为纳粹种族主义背书的优生学，当然，在西方人的视角里，可能还包括前苏联的各种科学；由于学术右派的陨落，当然主要是学术左派搅在一起，在科学爆炸的同时，西方人的人权得到了极大的保障。所以，乍看起来，科学侧和学术左派一直是坚定盟友。然而《高级迷信》的科学家作者却不以为然。因为按照科学范式，“双元革命”并不具备可重复性；除非推倒重来，否则难以验证；因此政治领域的启蒙观念与科学光辉这样的时代盛世，两者之间的重叠很大程度上不过只是一种偶然。

  学术领域的话语权争夺就像时代发展一样，当科学侧和人文侧各自都有极大的空间可以拓展的时候，双方可以携手共进；然而当有一方的发展开始停滞的时候，就开启了内卷时代。西方的人文侧虽然如同流水线一样的制造“真理”，但那些只是消费品，本质上理论是属于停滞状态。而学术左派的核心理念就是解放人权，反对奴役。当他们想要进一步“革命”的时候，发现现代社会已经被科学所支撑的稳稳当当。当然，按照学术左派的理解，社会是被科学所“构建”了，而科学又被权力所“构建”了。所以，学术左派们向科学开始冲锋，以寻求制度上的进一步解放。

  在人文侧，或者说哲学侧，有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法论。在上个世纪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哲学家有德勒兹、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他们批判一切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东西，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心理分析等。这些学说把个体与意识看作是当代社会中的一种异化的表现，与其经验和存在的真实状态相脱离。后现代主义者发明了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想表明人类社会与人类的自我是怎样随着时间的变化发展的，以判断出现代文明是怎样和为什么出错？他们向现代的理性主义，以及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发起进攻。并且，人文侧各种学科都将这套方法适用于自己的学科，试图将科学侧的成果归入自己的历史分析体系。

  事实上，我虽然不学无术，但我也是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然，这不代表我在这次论战中站在人文侧一方。之前有写过两篇福柯作品的读书笔记，

  读《规训与惩罚》——禁锢灵魂

  ，其中《规训与惩戒》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上次线上读书会就给小伙伴们讲了这本书，然而讲完之后，其中一位比较“纯洁”的小伙伴向我问道，人类不就是这么发展的吗？这也应该代表我国普通人的想法。这让我有些无言以对。我可以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跟他辩驳，像福柯一样觉得人类是变得越来越异化，但这显然已经说服不了我自己。至于后现代主义的两种反科学思潮，也就是相对主义和知识权力说。我从《“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中摘抄了三段原文，大概可以说明他们的观点。

  “根据后现代主义的强观点，根本不存在真理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实有的所有感知都是靠中介来得的，因为我们视为实在的东西是通过各种讨论感受到的。没有真理，只有关真理的陈述。不存在任何东西能够检验这些真理的陈述，因此，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地位。换种方式说，不存在任何东西先于解释或理论，不存在任何解释之外的东西可以作为证明解释本身的合法性的基础。在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术语词中，术语“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通常用来指各种错误的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包括：解释或理论能够并且应该根据些外在这种理论或解释的现实来判定；一些社会团体的利益和特性是既定的，而不是不间断地建构和重新建构起来的；归纳主义；和各种各样的陈调滥腔，如视所有的女性是缺乏教养的，或非洲美国人具有音乐的天赋。术语“本质主义”涉及认识论研究，同时又涉及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把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联系起来的天真的政治学倾向。这一事实说明：讨论是否存在真理、是否理论能够并且应该由外在现实来判定，是何等困难。在许多讨论中，术语“本质主义者”，就足以说明这种哲学立场是一种政治倒退，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还有一种弱的或保守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这种弱观点比强观点具有更多的合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在塑造社会过程中，语言和文化扮演着主要的、但通常还未被认可的角色。那些通常被视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社会性建构起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重要的观点。我们这些反对后现代主义强观点的左派，并不反对这种有节制的观点。二者的区别在于：强观点是勃勃的雄心，简约的结论；弱观点则显得更为谦恭和谨慎。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化归主义：它表达了一种使文化成为第一的或唯一的解释的雄心。我认为，与其强调所有一切都可以在文化的意义上或语言的意义上来理解，还不如强调所有一切都由经济力量驱动，或者强调一切都诉诸于政治权力。架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方案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传统中的许多方面是值得批判的，如：把白人男性作为理性主体的模版，以及把西方科学发现、包括西方科学的其他贡献等同于客观真理等。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启蒙的批判是极为片面的。它忘记了普遍的人性观点（如今仅仅是部分完成）是走出狭险的民族主义的关键一步，真理的概念是进步社会运动始终把握在手的强有力的武器，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压制人的真理正是揭露官方所谓社会正义的虚伪性的思想武器。”

  “在宏观上，“强纲领”SSK的目标是描述行动中的科学（ Science in Action拉脱尔语），考察科学家在实际中是怎样“制造”知识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传统、约定与权威这些维持科学运行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在这方面，至今为止“强纲领”SSK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拉脱尔的《行动中的科学》。按照拉脱尔的观点，科学是一场战斗，战斗的目标是取胜。每一个科学活动在一场游戏中不过是一个步骤，这场游戏的目标是获取胜利。同时拉脱尔也认为科学是无政府的事业，因此，如果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盟，这只是一个朝向“取胜”的权宜之计。在这一联盟中，只要个体科学家放弃了私利，范式就能够维持其秩序与稳定性。拉脱尔认识到了范式秩序问题的重要性，他提出的“演员网络理论”（ Actor Network Theory），看作是对整个科学活动的一种社会学描述。在其中，他认为科学家是范式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科学家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与观点之间的斗争。“演员网络理论”现在已经被科学社会学家广泛认可和采用，拉脱尔工作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它鼓励人们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去思索科学，并据此来毫无例外地考虑每一个个体科学家的活动。”

  根据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真理是不可能被客观认知的，所以科学也不可能客观认知真理。根据弱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真理是被语言“构建”出来的，构建的过程中掺杂着各种因素，比如受到权力与统治的支配，所以“真理”被表达时是扭曲的，科学对于真理的表达也不外如是。根据，SSK的理论，科学只不过是一场遵循相关规则的语言游戏，一套科学家们自愿遵从的范式，每一个科学家都是范式中的演员，和其他语言游戏一样，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本质上和正在进行狼人杀的桌游爱好者没什么不同。《高级迷信》作者嘴中所说的“学术左派”，虽然来自方方面面，观点立场各不相同，但是使用的底层逻辑无外乎这三种。

  人文学者们仔细检视科学材料，用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然而却对科学理论无法理解，因此闹出了各种各样的笑话。比如虽然完全看不懂微积分方式，却对方程式中的“线性”、“非线性”、“混沌”等词产生极大的兴趣，并对这些名词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析，从而宣称自己找到了科学家隐藏在他们“话语”背后的密码、范式与权力关系。又比如某位学术左派对物理学所进行的科学批评：“狭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而形成了量子立场，于是狭义相对论就在认识论上变得不清晰了。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三个理论都已破产，或要遭受本质性的改变。”这暴露出了批评者根本无法理解一个基本事实，物理学是一个相当有连续性的学科。并不是之后的理论会使之前的理论破产，当然，在人文学科上，的确很可能这样。

  我们可以看看在其他学科上的具体例子。女权主义方面的学术左派，在数学问题上，热衷于清洗数学教材或者著作中的场景，比如“承包人和他的雇工完成工作”的数学问题就传达了男权思想，因为她们觉得会学生们会把雇工想象成男性；而“苏和黛比这一个女同性恋家庭的开销”的数学问题就是非常女权化的。而女权主义方面的学术左派，关于生物问题上，当发现精子吸附到卵子表层时，卵子有一个“拉”的过程，于是她们认为卵子在受精过程中绝非“被动的”，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女性主义带给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观念就会陷入泥沼，就会将卵子看作是在一间囚室中的不善运动的、毫无生气的肥胖女性，将精子视为带来好消息的、意志如铁的送信人，是身手敏捷的战士。无论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非洲中心主义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如此荒谬的观点。

  面对学术左派的咄咄逼人，科学界之前采取的都是回避态度。工作中的科学家们多少有点傲慢自大的习性，他们总认为外行不可能理解他们的工作，对科学的最新进展产生这样或那样令人可笑的误解在所难免。学术左派的无谓指责，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科学生涯中早已有之的可笑插曲的重演，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呢？就像郭德纲的那个段子，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选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个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然而如今，高等教育领域那些威望素著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系，已经被激进思想家们挤得人满为患，其中某些如今名满天下的院系已经被这类人所“把持”。其一整套教学计划，如妇女研究、具有非洲血统的美国人（或具有拉丁美洲血统的美国人，或者美洲土著人）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在聘用教员的资格问题上，置反对方的所有抗议于不顾，要求应聘者实际上至少也得臣服于左翼的观点。在眼高心大的学术明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左翼知名人士，他们随心所欲地从一个一流学术机构跳到另一个，要想使他们在某一机构踏踏实实地安顿下来，还非得为之提供丰厚的津贴（因为这类玩意儿正是学术界身价的衡量标准）不可。

  各种学会往往也是由同样的一些明星把持着，对每一位在政治倾向上与之同气相投的阿猫阿狗们都报以齐声的喝彩。行政管理者中同样也不乏著名的左翼人物。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许多大学里，行政官员们自己的政治倾向事实上很可能是相当温和的，但在管理上却不得不把辖下的校园左派视为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而又稳固的组成部分，对他们的意见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对他们的猜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安抚。通常情况下，一旦管理部门必须站在官方立场上对某些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牵扯到种族、文化传统以及性别之类的问题——发表意见时，那种腔调，以及那种晦涩拗口的用语，简直与好斗的左派一模一样。

  于是，科学侧面对理性之上的观念不断被削弱，而且学术左派不断侵蚀科学侧的话语权，甚至干涉到了科研基金的分配。科学侧的人开始忍无可忍，向学术左派发起了反击。吹响反击号角的是保罗·R. 格罗斯和诺曼·莱维特，前者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学家，后者是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这两位科学家写下了《高级迷信》这本书，细数学术左派的种种谬论，并且为科学思想的正统地位正名。这两位作为科学家，还是很不好意思的在书中说自己本不应该管这些跳梁小丑，只不过这些学术左派以日拱一卒的方式不断的科学思想进行慢性伤害，已经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呼吁科学界同仁重视。

  而两年后，也就是1996年，美国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著名的文化研究权威杂志《社会文本》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然而这篇文章是一篇诈文，简单的来讲，就是如今网上所说的钓鱼文。这篇论文以学术左派常见的那种“话语分析”的论调，对量子物理学领域进行解构。然而，论文里对于科学术语进行了虚假的解释。然而，《社会文本》的编辑没有一个人看到出来这篇文章有问题，把它当做了尖端物理学家的投名状，刊登在了期刊上。

  在诈文中描述物理学发展的那一部分，大部分是相当精确的，当然其中也掺杂着不少错误，就是任何物理系的大学生都能够发现这些错误中的绝大部分。比如，索卡尔用英语的“ choice"词做了个文字游戏，把数学上的选择公理与支持流产运动（“pro-choice"）联系起来。又比如，他故意宣称数学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证明了拉康的观点并暗示一切”非线性的”及“不连续”的东西在政治上都是激进的。索卡尔写道“爱因斯坦的方程（在广义相对论中）是高度非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靠传统训练出来的数学家发现它们是很难解答的”，笑话在于“传统训练出来的”；爱因斯坦方程是非线性的，这使得它们是难解答的。但它们对任何人来说，特别是那些没有经过传统训练的人来说，才是真正地难以解答的。

  结果是：载有索卡尔诈文的《社会文本》的“科学大战”专刊，在1996年4月中亮相，载有索卡尔披露诈文的《大众语言》那一期，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出台。这一事件随即被媒体炒作起来。5月17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有关索卡尔诈文事件的过程。这一事件过程传播开后，讨论文章不仅布美国各种报纸版面，而且遍布欧洲和拉丁美洲。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关注后现代的人，能够对其熟视无睹。人们开始急地分化。一些人感到欣喜，一些人感到愤怒。《“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作者的一个朋友讲述了索卡尔的诈文在他所属的左派读书小组的一个会议上的遭遇。讨论在热情的支持者和同样火爆的反对者之间变成两极，以至讨论几乎演变为对骂。朋友告诉他，最惊人的事情是：实际上，争论的双方竟然没有人已经阅读了索卡尔的文章。因为，载有素卡尔文章的那期《社会文本》很快销售一空。这一读书小组的成员大多从在付印过程中了解文章内容的人那里，以及在与读过这篇文章的人的讨论中，得知索卡尔文章的内容。

  这篇诈文一出现，就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许多著名的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等都参加了讨论。众多出版社，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纽约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纷纷出版或正在计划出版有关方面的著作；已出版了的著作有N・克瑞杰主编的《建立在沙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秘性的曝光》（1998）；艾伦・索卡尔和杰・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保罗・格罗斯、罗曼・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1999）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1999），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对后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语言》杂志编辑部出版了《索卡尔诈文》（2000），把“索卡尔事件”后引发的争论中的主要文章汇编成一本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了《后现代之后》（布里克蒙特主编）（2002）。

  后现代思想家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社会主题》主编之一的安德鲁罗斯主编了《科学战》（1996）一书；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尔（ Bruno Latour）（在科学战中，他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实在》（1999）一书作为反击；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皮克林（ AndrewPickering）编辑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4）论文集；普里高津与斯唐热发表了《确定性的丧失》（1997);而斯唐热，一位当前活跃在后现代舞台上的哲学家，又发表了《发明与权力》（1998)一书；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玛里奥·比尔基奥林（Mario Biagio-li)将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反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一本论文集：《科学元勘读者》（1999)；诺尔·塞提娜(K. Knorr Cetina)发表了《认识的文化：科学是怎样创造知识的？》（1999)；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耶阿本德的遗作《丰富的结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1999)；基思·M·艾锡曼（Keith M.Ashman)和菲利普.S.巴里格（Philip S.Bar-inger)主编了《科学大战之后》（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杰伊.拉宾格（Jay Labinger)和亨利.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芝加哥出版社，2001年）。

  然后，我说两句我想说的。我许多年前在读书群说，“科学是客观的，但是科学的传播是主观的”。由于某些群友无法理解，而被骂到退群。许多科学的传播举着科学之名狐假虎威。就好比刚刚看到的那个新闻，虽然中国人停止因为鱼翅捕捞鲨鱼，但是全球的鲨鱼捕捞量这么多年下来并没有降低。鱼翅事件和肉蛋奶事件一样，只是为了侵吞我国的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份额。当然了，可能环保算不上什么硬科学。但是其实我们很难把科学和科学的应用进行分离，科学的确是客观，那是一套方法论，但是科学在应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到政治和权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年侵华的731部队的确是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纳粹。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很可能是谣言，那就是美国的辉瑞疫苗可能明知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仍然投放了市场。其实西方药物史上，的确有医药公司为了利益，强行把有损害的药物进行科学背书而投放市场。这的确就是有点类似SSK理论中，权力干涉科学的范式了。美国人处在这种环境下，对科学产生某种不安全感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这就类似于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打疫苗，本质是对政府的某种不信任。好在是，科学在它严谨的实验性下，有着自我纠错的功能，权力对科学的干涉无法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