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指南(根据第六版考试大纲编写)最新版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指南(根据第六版考试大纲编写)最新版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指南(根据第六版考试大纲编写)最新版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指南(根据第六版考试大纲编写)最新版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混迹 发布时间：2019-02-17 16:45:46

  枉我昨天晚上熬夜看到一点半，今天把最后一章读了，觉得有点失望，感觉结尾很仓促，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说圆。精神分析和催眠看起来有些离谱，系统排列看起来更有依据一些。

• 作者：东董栋冬东 发布时间：2018-10-30 17:48:34

  对景观都市主义的相关理论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相比景观都市主义读本的译本，这本书用平实可读的语言将景观都市主义的思想做了准确的解读

• 作者：小牧 发布时间：2019-08-30 11:28:47

  钩稽今文说的功夫确实厉害，一直很粉皮鹿门，想入手全集

• 作者：小溺沫 发布时间：2013-12-10 14:14:52

  林先生，您还写这种书呐？

• 作者：狂笑三千生 发布时间：2021-07-18 02:31:44

  一本快速了解袁隆平院士人生轨迹的好书。此书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和无限的哀思开始阅读的，阅读起来流畅自然，一口气就能快速读完。整本书没有太多复杂的结构，也没有过于繁琐和溢美之词，朴实地就像是日常生活中的家长里短，让人读后感受到的似乎不过是常人常经历的往事一般，这样的文字风格较完整准确地再现了袁隆平院士一生的高洁，让袁老本就平易近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整本书虽质朴，但绝不简单，不少线索所勾勒出的事迹依然让人读后内心翻涌，深为感动。正如那句名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永远活着。作为儿童时代就在课本上认识的伟大科学家，袁隆平院士的事迹平凡中凸显光辉，他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不懈奋斗的科研精神，无私博大的为民胸怀，吃苦耐劳的意志品格不仅仅值得我辈学习，更应该用来教育激励每一个中国人，袁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作者：南宫非攻 发布时间：2024-02-12 17:33:18

  读完之后并没有觉得男主有多愚蠢，但却是真的可怜，相对地，自是也不会觉得娜奥密有多美艳，她这种实打实的放荡和前几任女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本作的行文还是与往常一样，一连看了这么多篇居然丝毫未产生“腻”的情绪，不得不再次叹服谷琦君的文字是真的有魔力的。只是这个故事带给我的沉浸感就没那么强烈了，毕竟娜奥密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过于出格，由此产生出的愤慨之情会盖过与男主的感同身受，但文字能让你愤慨，其作者本身也就赢了。

• 【转】朱雷：公羊经权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8-12 08:50:48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5期

  摘要：汉代公羊的经权说并不仅仅讨论经/权、常/变的形式关系，或行权的形式条件之类的问题，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对政权与君权的性质及二者关系的规定，也就是政道思想，才是经权说的实质涵义、内容涵义。通过分析《公羊传》对祭仲行权及董仲舒对逢丑父不知权的讨论，可得出如下看法：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即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概括说来就是“国君以国为体”，社稷为重，“国重君轻”。

  作者简介：朱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桓十一年《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是公羊学经权说的源头。经表示常道、一般原则；权表示变道，是一般原则在特殊情况中的具体应用，而常常相反于常道的形式规定。一般对于经权说，都是从经与权、常与变的形式关系这方面去理解和讨论的。

  如果细致研究汉代公羊说，会发现经权说并不仅仅讨论经/权、常/变的形式关系，或行权的形式条件之类的问题，其中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对政权与君权的性质及二者关系的规定，也就是政道思想，这才是经权说的实质涵义、内容涵义。然而，经权说中的政道思想，这一《公羊传》与董仲舒所要表达的真正要点，在何休以后似乎就失落无闻了，人们大多还是从形式关系去理解公羊经权说的。

  本文则在通常的理解之外研究经权说所包涵的政道思想。这一内容涵义得到揭明，仅就形式涵义去理解所遇到的那些语焉不详亦根本无法得到澄清的问题，如普遍的规定与原则到底是什么，行权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允许的、而在何种程度上就成了权诈，等等，才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下面，首先来看《公羊传》中的经权说。

  一、《公羊传》的经权理论

  《公羊传》于祭仲行权一事集中阐发了经权说。本来，历史上真实的祭仲只是一个专权乱国之人，未必真能知权行权，但《公羊传》借事明义，假托其人其事以阐发经权说。《春秋》桓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公羊传》云：

  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为知权奈何？庄公死，已葬，祭仲将往省于留，涂出于宋，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这就是《公羊传》的经权说。《公羊传》许可祭仲逐君的做法为“知权”，有几个条件。

  首先，“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宋强郑弱，郑国国内无人能抵抗宋兵，若祭仲不从宋国的胁迫，以死拒之，结果无非是宋国攻入郑国，杀忽立突。

  其次，祭仲观察到，暂且装作从宋之命，可能有机会使形势翻转。因为突虽为宋国雍氏之外甥，关系似乎较亲近，但宋庄公本也是一个弑君而立之人，他并非真心想帮助突得国，无非是欲借此求赂。所以不妨暂且应允，以图后谋。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传》云：“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病”，指受逐君之恶名。“有郑国”，意谓保存下郑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突有贤才，遂终有郑国，而昭公终不得返国，那也好过昭公被弑、郑国被灭；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祭仲）逐君的罪名就坐实了，没有机会洗刷了，但为了国家的存亡，也在所不辞，因为惟有如此才能保有郑国。这就是《传》后面所说的“自贬损以行权”。

  这一看法透露出这样一层意思：“存国”的正义级别是高于“存君”的。祭仲固然为昭公的保护人，但在忠于君主个人和忠于国家难以两全的情况下，祭仲可以为存国而逐君。在祭仲的计划中，出忽（昭公）立突（厉公）固然只是一时缓兵之计，但《公羊传》指出，就算此计划没能成功，突终有郑国，祭仲背负逐君之罪名，那也还是得这样做，因为国家的利益高于君主个人的利益，“存国”高于“存君”。这背后的政治理念是：政权高于君权，君权乃政权之附属而非相反；臣子尽忠的实质对象在于国家社稷，而非君主个人。

  “是不可得则病，然后有郑国”这句《传》文，何休的解释是：“使突有贤才，是计不可得行，则己病逐君之罪。己虽病逐君之罪，讨出突[讨伐而驱逐突]，然后能保有郑国，犹愈于国之亡。”何休的意思是，如果听从宋国之言出忽立突，己（祭仲）先受逐君之罪名，但若之后能讨突而驱逐之，终究保有郑国，这当然比亡国要好。

  何休的意思看似与我以上的解释差别不大，但有一点关键的不同。何休实际上在《传》文“是不可得则病”与“然后有郑国”之间插入了一句“讨出突”。这样一来，终究得驱逐厉公、复立昭公才算是“有郑国”。但《公羊传》原文没有“讨出突”才算“然后有郑国”的意思。《传》文的意思就是：无论忽与突谁得国，都是保有郑国。

  因此，祭仲立突，即使没有万全的把握以后可以驱逐他，也还是得这样做，因为“国重君轻”。而且这样一来，祭仲永无洗刷自己名誉的可能，这就是祭仲“自贬损以行权”的精神。（如果按照何休的解释，祭仲既然最终“讨出突”，则其实并未“病逐君之罪”，《传》文所谓“自贬损”即无着落。）《公羊传》原义与何休释义的差别反映出一个深刻的不同，即忠于君主个人还是忠于一国的利益。《传》文的原义在于后者，何休则从此一立场稍有后退。

  何休对这句传文的解释虽略有问题，但他对《公羊》肯定祭仲知权的根本原因的解释，则是切中要害的。这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国重君轻”。国重君轻是行权的根本根据。祭仲虽为昭公的保护人，但作为郑相，他肩负的职责是相应于国家而非君主个人的，故他对于昭公没有绝对的效忠关系。即使祭仲行权的计划失败，祭仲对于昭公个人而言当然是不忠，但若能保全郑国，那也必须得如此做，因为国家重于国君，存国的正义级别高于存君。

  正是本于这种深层的政治理念，公羊学认可祭仲为“知权”，因为他权衡轻重而知国重君轻。此即《解诂》所说的：“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喻祭仲知国重君轻。”陈立《义疏》也说：“事有缓急，理有重轻。君臣之义，人之大纪；国之存亡，宗社所系。去缓就急，舍轻全重，所以为权也。”1君臣之义轻于、缓于国之存亡，这是祭仲行权在根本上能够被许可的原因，而不在于他之逐君是否仅仅是一时之计。

  此义既经点明，再来看贾逵对于公羊学“任权变”的批评，则知此并非泛泛而言（一般认为此批评只是针对公羊学不守常规、常礼而发），而是紧扣着政道问题而发的。也可以说，“任权变”的批评不仅针对经权之形式关系，更针对经权说的实质涵义。

  贾逵上章帝疏中曾说：“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贾逵传》）只就祭仲一事看，贾逵的批评是“正确”的、切中要害的。他所谓之“权变”，不是泛说，而是在与“君父之义”的对比中，指明公羊权变义不守君父之常道，多有溢出于君父伦常之外者。其实也就是溢出于专制君权之伦常之外。

  徐彦引贾逵《长义》中批评公羊经权义的话，就更为明白了：“若令臣子得行，则闭君臣之道，启篡弑之路。”贾逵批评公羊经权说是紧扣君臣大义等政道问题而言，此的确切中要害，由此益可知公羊经权说并不仅仅是在探讨经/权、常/变之形式关系。

  其实，公羊学所有讨论经权说的语境，都是与政权与君权问题有关的。在通常情况下，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此即所谓“国君一体”之一般义、表层义：国与君为一体（“国君一体”语见庄四年《公羊传》）。在此国与君为一体之通常情况下，尽忠于君权即所以尽忠于政权，故以忠君为常道。

  但在特殊情况下，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君权不再能够全权代表政权，此时就要行权，宁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可不再忠于君主个人，因为君权之实质是源于政权的，君权不能凌驾于政权之上，国家并非君主个人的财产。

  故公羊学所说的行权在原初语境中的本义与实质义乃是：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维护政权而非效忠于君主个人，因君权之实质亦在于政权，故虽在形式上反经（不忠君）而在内容性质上是“有善”与“合道”的（维护政权，尽忠于国家与国民）。

  这背后的理论是“国君一体”之实质义、根本义：“国君以国为体”（亦见庄四年《公羊传》）。国君以国为体，说明君权之本源与实质在政权与国体，君是从属于政权国体的存在，而非在现实上的绝对存在。君权从属于政权，君主个人从属于国家，此是公羊经权说的实质涵义。

  《公羊传》经权说之本义既经辨明如上，下面再来看董仲舒所阐述的经权说，其根本义不出《公羊传》所说，而所托则为逢丑父不知权一事。

  二、董仲舒的经权理论

  《公羊传》主要是由祭仲行权一事正面论述行权之旨。董仲舒论经权，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他由丑父不知权一事从反面论述的行权之旨。逢丑父以其身代君死，当然是一个忠臣和勇士，连他的对手也承认他的忠义，认为戮之不详而放了他。从史实及（家天下之）历史中一般的、通行的观念来看，丑父杀身以救君，忠义之至，他的行为可称得上是舍身取义。

  西汉末的冯衍就曾称赞说：“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后汉书·冯衍传》）既然如此，则公羊学之贬抑丑父（公羊学认为《春秋》书“齐侯使国佐”将齐侯与大夫相敌，此是绝贱顷公而间接地贬抑了丑父，不认可他舍身救君的行为），显然是在“忠君”这一一般的、通常的观念之上有更高的准则。那么，公羊学据以贬抑丑父的、在“忠君”之上的更高准则是什么呢？这就要分析董仲舒不许可丑父行权的理由了。《春秋繁露·竹林》云：

  逄丑父[即《公羊》之“逢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

  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

  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

  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加于至辱大羞，故获者绝之。

  以至辱为亦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故虽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溷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

  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当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

  从表面来看，丑父与祭仲“俱枉正以存君”，都是在行权。而且丑父之所为又难于祭仲：祭仲是身受恶名，丑父则舍身取义。但《春秋》贤祭仲而非丑父，这是为什么呢？董仲舒说，因为祭仲行权是把昭公放在去位让国的处境，丑父行权则是把顷公放在获虏逃遁的处境；前者为人所贵，后者为人所贱，故而即使能生其君，也非真正的行权之道。

  那么，又为什么君主“获虏逃遁”是甚贱的处境呢？难道君主的性命不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之所在吗？丑父作为臣子，难道不应千方百计救顷公脱险吗？而且顷公逃遁归国之后，发愤图强，大有作为，安宁家国，这不是比一死了之要“有利益”得多吗？公羊学却为何不许丑父行权，如此“顽固不通”呢？（这恰恰与公羊经权说给人以重在“反经”的变通性、灵活性的印象不一致。）要回答这些进一步的追问，就又要涉及到经权说关于政权与君权性质的实质思考。

  董仲舒指出，公羊学有“国灭君死之，正也”之义。意思是：国君为国而死，乃死得其所，这是真正的大义、正义所在。这就以十分简明、不容置疑的方式将国与君的地位与从属关系挑明了，无非就是前面论祭仲行权时反复申说的一句话：“国重君轻”；君从属于国，君主是为了国家而存在，而非相反；君权乃源于政权、从属于政权者，而非凌驾于政权之上把持政权者。

  这是公羊经权论所涉及之问题的实质内容。“国灭君死之，正也”，见于襄六年《公羊传》。《春秋》襄六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公羊传》：“曷为不言莱君出奔？国灭，君死之，正也。”意思是，之所以不书莱君出奔，是因为实际上就未出奔，而是随国战死，故因其事而发国灭君死乃得正之义。何休云“不书杀莱君者，举灭国为重”，由此亦可见国重君轻之义。

  正因为国君是为国家而存在的，所以应当为保卫国家而战死；若面临侵伐就出奔他国，弃国家人民于不顾，则《春秋》皆贱绝之。若国君在战事中被敌方捕获又不能死难，此更是奇耻大罪，当绝。鲁隐公就曾为敌军所获，又不能死难，《春秋》以为内大恶而讳之。

  隐公六年春，郑人来输平。《传》：“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解诂》：“君获不言师败绩，故以输平讳也。郑擅获诸侯，鲁不能死难，皆当绝之。”是其义也。又如，《春秋》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归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解诂》云：“不举灭为重，书以归杀之者，责不死位也。”亦见国重君轻，君当死国难之义。

  正因公羊有此义，故而顷公被获而不能死难，实已绝去其为君的资格。此义实际是在君主个人生物意义的性命之上，翻上一层，指明更有天之所与意义上的性命，此即仁义羞恶之性。故董仲舒申明此更高一层之大义曰：“《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

  公羊学揭明的在君主的生物性命之上更高一层的仁义之性、天命之性，方是真能相应于、相当于政权与国体者，而君主个人的利益，乃至其生命，都只是从属于其下者。君主保全其仁义之性，维护其君位的尊严，方堪真正与政权国体相配，方堪真正作为政权国体之代表。臣子所当效忠者，乃此真能代表政权国体之君主，而非君主个人。

  在特殊情况下，君主个人之利益乃至生命与政权国体发生冲突，则君主个人当赴死以彰明其仁义之性，以维护政权国体之尊严，此是真正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臣子在此种特殊情况下就当行权，权其君主个人与其政权国体之轻重，而知国重君轻，于是不效忠于君主个人而是转而尽忠于国家之大义，此方是真正的知权与行权。

  而丑父之行为，恰恰违反此特殊情况下真正的行权之涵义，把国君个人的生死看得高于政权国体之尊严，故为不知权。丑父之不知权，表面看是“措其君于人所甚贱”，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丑父不知君主作为政权国体之代表，被俘不死有辱国家尊严，更不知道君主个人与政权国体孰轻孰重、君权与政权孰本孰末。丑父权其轻重不知国重君轻，以苟且偷生的方式救出顷公，自以为忠君，实则有辱宗庙，故公羊学贬顷公而及丑父。

  《左传》和《史记》都记载晋军对丑父甚敬佩而免其死，冯衍也说丑父“称于诸侯”，从中都可见“忠君”是通行观念中无可置疑的正义。另外，董仲舒还说到齐顷公返国后，发愤有为，勤政爱民，最终安定国家。这不是比一死了之更为“有利”的行为吗？公羊责顷公不死难，无乃太“迂”而不知“权”乎？焦循即持这种观点，他在《凋菰集》卷十《说权（七）》一文中曾驳董子云：

  余谓逢丑父千古之大忠，非身死于国亡事败之后，无补于君父者可较也。君子知权莫过于是，董仲舒以为不如祭仲，失之甚矣。况《左氏》述丑父之言，晋人实免之，晋人固许其忠，讵有忠于事君而为枉、为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为知权，姑置勿论，董子斥丑父不知权，董子固未知权也夫。【2】

  焦循的看法很有典型性，值得提出来讨论。焦循认为丑父知权，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丑父“忠君”，而“忠君”怎么可能有错呢？二是顷公后来发愤有为，大振齐国，因此丑父救君导致有利的后果。这两点原因，一是忠君原则，一是功利原则，其实很准确地反映着流俗的行权观的理据：只要后果有利，可以“不拘小节”，但又不能违反“忠君”这一最高原则。而这两点恰恰都与真正的公羊经权义针锋相对。

  其一，公羊经权义正是要指出，当君主个人利益与国家大义发生冲突时，臣子可以不忠于君而是转而效忠于国家与国民，因国重君轻也。其二，行权的“有善”，不能从功利原则去理解。就个人来说，忍一时之辱，成长久之功，这当然是被允许的。如韩信受胯下之辱，位至封侯；史迁遭大辱，终成《史记》，这都比一死了之更有意义。

  但就国君来讲，他之受辱非他个人之事，因为他是国体与国民之代表，他之受辱即是一国受辱。故国君被俘，惟有死难才是正途，如此才能维护政权与国体之尊严。他受辱逃生，就算后果“有利”，也已有亏大义。这就是董子所强调的“至辱不可以加于至尊大位”。根据以上两点，故公羊学以为丑父不知权，此岂是焦循辈所能了解的呢？

  董仲舒的经权说这种与《公羊传》相同的实质涵义，至何休已不甚能坚持之。何休解释《春秋》何以不贤丑父的原因说：

  丑父死君，不贤之者，经有使乎大夫，于王法顷公当绝。如贤丑父，是赏人之臣绝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绝顷公，是开诸侯战不能死难也。如以衰世无绝顷公者，自齐所当善尔，非王法所当贵。

  何休的意思是：《春秋》书“齐侯使国佐”，是君行使乎大夫，君与大夫相敌，表明君已非君，齐侯当绝。如果《春秋》贤丑父而绝齐君，这是褒下而贬上，不符合君臣之义。如果因为贤丑父的缘故而恩及其君，不绝之，则诸侯应当为国战死之义又无法表明了，故不贤丑父。何休的意思实际是说，丑父实有当贤之处，此即是他的“死君”（为君而死），而《春秋》之所以不贤之，是碍于君臣名分，不好贤其臣而绝其君，故为了表明顷公不死难当绝之义，并丑父而不贤。实则丑父是可贤的。

  在何休的解释中，《春秋》不贤丑父的关键在君臣的名分问题。但在董子，丑父的行为本身就是错的，本就不当贤，而非碍于君臣之义。简单来说，何休维护君臣之义，董子则指明在此一情况下通常的君臣之义已行不通，因顷公已非君，不再能代表国家利益与尊严，故丑父当转而尽忠于政权国体。二人的解释显然不同，这是应当特为辨明的。

  前人于此则多颟顸儱侗之见。如陈立云：“董生于丑父事反复申论，第言无可贵之义耳，亦无讥丑父意，与何氏合。”【3】董子说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合得谓无讥之之意？云与何氏合，乃无稽之论也。苏舆释仲舒这段文字，引何休注并谓“正用董义”【4】，亦可见于董义、何义两不解矣。

  由以上所论可见，行权之实质义在重宗庙社稷与维护政权国体，此为《公羊传》与董仲舒反复申明的共同义理。

  三、经礼与变礼的经权关系

  公羊学还以经权说来处理经礼与变礼的辩证关系。《孟子·离娄上》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是最早地把经权义引申应用于礼制问题，以解释看似矛盾的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董仲舒亦由经权义以论经礼与变礼之关系，主要见于《春秋繁露·玉英》所举的三个例子，及大夫有无遂事之礼规。以下主要分析大夫有无遂事之礼规，对此《公羊传》与董仲舒俱有讨论，先看《公羊传》的说法。

  《春秋》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按，前遂字是人名，后遂字是于是、遂而之意，即遂事之遂。]《传》云：“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解诂》：“不从公政令也。时见使如京师，而横生事，矫君命聘晋，故疾其骄蹇自专，当绝之。”

  按，遂字的本意是因而、遂及，乃继事之辞。遂事，谓大夫奉君命出使，遂及于别事，乃违矫君命、专断行事之意，与《论语》“遂事不谏”意不同。大夫奉君命出使，不得擅生事，即便有事，亦当派人禀告国君而后行。大夫无遂事者，经礼也。但在此经礼外，遇有特殊情况，则不能仅执此经礼以行。《春秋》庄十三年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云：

  媵不书，此何以书？为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

  《解诂》云：“先是鄄、幽之会，公比不至。公子结出竟，遭齐、宋欲深谋伐鲁，故专矫君命而与之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详录之。”公子结本为鲁庄公迎媵而出国，但在国外遇到齐宋合谋欲伐鲁，公子结遂专矫君命而与之盟。此虽违背大夫无遂事之经礼，但因有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之功，不得执一义以非难之，而《公羊》嘉许之。并讲明变礼之义云：“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可见在无遂事之常规外，若遇有涉及国家及国民利益之大事，则大夫必以国家及国民为重，可不顾君命而专断自行。这仍然是政权国体高于君主个人的体现。

  此特一例也。又如，《春秋》襄十九年，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公羊传》：

  还者何？善辞也。何善尔？大其不伐丧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齐，则何大乎其不伐丧？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解诂》云：“礼，兵不从中御外，临事制宜，当敌为师，唯义所在。士匄闻齐侯卒，引师而去，恩动孝子之心，服诸侯之君。是后兵寝数年，故起时善之。”所谓“兵不从中御外”，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义。此军法之常义，如《司马法》云：“阃外之事，将军裁之。”大夫作为将帅领兵而出，军机瞬息万变，裁夺由己，不必待君命而行，此亦大夫有遂事之变礼的一种情况。此即《传》所说“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而大夫之进退，又当如《解诂》所说，“唯义所在”。士匄还师之义，在于不伐丧。伐丧，谓他国国君有丧事而侵伐之，为《春秋》所深恶。不伐丧乃本于人的仁义之性，而天所与人的仁义之性是高于一时一地的君权之上的（见董子论丑父义）。大夫奉君命征伐他国，闻丧事而仍伐之，这固然是尊了君命，却斵丧了人的仁义之性，且有辱政权国体（因伐丧为大恶）。

  大夫若能知道君权非最高者与绝对者，知君权之上尚有政权国体之尊严，与天命之性，则此时不必拘于一时一地之君命也。此是士匄闻丧而还师乃“唯义所在”的实质涵义，亦是《公羊》在大夫无遂事之外，又必规定“进退在大夫”、“专之可也”之变礼的实质义之所在。《公羊》论经礼变礼之经权关系与其论一般的经权义，固义理相通也。

  以上是对《公羊传》论大夫有遂事这一变礼的意义之剖析，下面来看董子的说法。《春秋繁露·精华》云：

  难者曰：《春秋》之法，大夫无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又曰：闻丧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无遂事矣，又曰专之可也，既曰进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谓也？

  曰：四者各有所处，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谓得其处，知其指。故公子结受命，往媵陈人之妇于鄄，道生事，从齐桓盟，《春秋》弗非，以为救庄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师，道生事，之晋，《春秋》非之，以为是时僖公安宁无危。故有危而不专救，谓之不忠；无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义然也。

  所谓“《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落实于礼制的规定，必产生经礼与变礼在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变礼之应变，无非是为了在特殊的情境中维护、实现经礼之常义，匡正变势归于常道。在大夫有遂事的变礼中，所要维护并实现的常道常义是什么呢？董仲舒在这一段议论中，并未直接点透，但分析他的说法，可见其实质也在于维护政权国体之尊严与利益。

  董子分为四种情况来说明相关礼规。（1）“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在通常情况下，君权可以完全代表政权，尊君命即所以尊政权国体，则大夫奉命出使绝不允许擅自专断。

  （2）“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君主未能尽到为君之责，君权与政权产生分离而不能完全地代表政权，则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许其专断行事，如公子结行遂事即是。《春秋繁露·灭国下》亦云：“幽之会，庄公不往，戎人乃窥兵于济西，由见鲁孤独而莫之救也。此时大夫废君命，专救危者。”可见，在君主不能代表国家利益时，大夫“废君命”有正当性。

  （3）“进退在大夫者，谓将率用兵也。”——在战事之瞬息万变中，君权亦不能与政权之利益完全合一，此时进退之权在将帅，而君命可不受。此即有不臣之义，《白虎通·王者不臣》所谓“不臣将率用兵者”是也。

  （4）“徐行不反者，谓不以亲害尊，不以私妨公也。”这是说，大夫出使途中闻父母之丧，不敢即刻返国奔丧，因以君事国事为重，不敢以私废公。但在另一方面，人有父母之丧，必无心它事，惟欲尽孝于灵前，这是仁义之性的体现。故礼制又有规定，大夫出使闻丧，即可徐行，君当派遣其他大夫追而代之，如此则恩义得以两全。

  可见，虽君命为重，私事为轻，但天命于人的仁义之性亦不可斵丧，当珍重护全之。在大夫之礼当徐行不反，在君之礼当使人追代，如此则恩义两全，曲尽其义。此礼规显非一味尊君、以公废私也。在君权之上，有政权国体，有天命之性，此二者皆非君权所能凌驾而笼罩者。此是由董子论大夫可行遂事之变礼义所分析出的道理，也是公羊学政道思想的反映。

  根据以上研究，公羊学经权说的内容涵义、实质涵义可总结如下：

  经权说往往是在涉及政权、君权、君臣关系问题的语境中被提出并讨论的，这一理论的实质涵义也正在于对政权与君权性质的思考。此义概括来说就是：“国君以国为体”（《公羊传》语），社稷为重（董子义），“国重君轻”（何休语），也即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羊学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国与君为一体，君权能够全权代表政权，臣子效忠于君主即等同于效忠于国家。

  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君权与政权发生冲突而分离时，臣子即当行权，当转而尽忠于国家与国民而不再效忠于君主个人。此外，董仲舒还指出，天命于人的仁义之性，也要重于君主个人的性命，因为君主是国家的代表与象征。公羊学对于变礼的制定，重点也在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与尊严，维护人的仁义之性。

  注释

  1陈立：《公羊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546页。

  2焦循：《凋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8页。

  3陈立：《公羊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第1931页。

  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63页。

•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作者：玥然纸上 发布时间：2011-01-15 00:26:59

  张岱的《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集子，又出了一版，摆在了学校周围书店柜台的显赫位置。不论老少，无关专业，几乎每个人走过都翻过一翻，也有不少人遇到欣然字句就立马抱回家中的。

  想来也是，读张岱的文章，不必多么高深的学问，单凭直觉，一般人都会喜欢。读过的人，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自己的张岱，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我最近也又读了几段张岱的文字，仍旧对那篇《自为墓志铭》感触最深。

  很多文章，读之如流水，来去匆匆，读过便忘。然而这篇《自为墓志铭》，很早读过，就像在心中生根发芽一般，总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冒出一两个字句，一点点印象。

  短短四段中，他写了一个人漂泊在苍茫世间的精彩与无依，一个时代洪流卷席而来的个人命运，留下一个在时间之河中不灭的冰雪姿态。

  痴人说梦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

  这段话写在墓志铭开头，声势浩大，以花团锦簇起势，以碧草寒烟休笔。写张岱的先生们几乎都会引这句话，我也曾把它一遍遍地抄在各处。

  这几乎就是张岱《陶庵梦忆》的内容概括：听柳敬亭说书，品闵老子茶；与陈章侯泛舟，听范与兰琴；赏七月半西湖，看湖心亭雪……短小的字句勾勒出一个热闹晚明，繁华市井。看了这墓志铭，才明白张岱实是守着破床碎几，残书数帙，遥叙那当年一梦。

  在《陶庵梦忆》自序中，张岱说“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平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他用痴人说梦的故事来描绘自己著书的状态。

  张宗子生在显赫世家：高祖中进士，曾祖中状元，到祖父张汝霖更是鼎鼎大名。这样的家世给了他“纨绔”的资本，可以不取功名，乐为鼓吹。不取功名便少了压力，多了灵动；乐为鼓吹便失了正经，多了性情。

  五十岁以前的张岱，奢侈地享受着人生的尽善尽美，就像西门庆的悠游奢靡，却不似他粗俗鄙薄；就像贾宝玉的快活自在，却不似他柔弱多情。青春在五彩都市中恣意地飞扬起舞，也歌也哭，如梦如幻。

  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

  而后的生命却急转直下，饱经跌堕，“家破人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无法预料的生命之河，突然将他由大江激流甩入浅急沟壑，那也只得在这沟壑的一隅让生命继续。未知的将来和美好的过去都永远熠熠发光，引得浪子回到那里躲风避雨。

  生而为人，太多不可控在制约着我们，但还好拥有笔墨，在那里，造出一方世界，让它声色动人、旭日和风。这也许是人自己所拥有的最大权力和至佳礼物。

  与世沉浮

  张岱说自己有“七不可解”，即“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这其实是在借自己的“不解”，来说当时的社会与时代。

  张岱生于万历年间，出于明朝后期，其时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不久之后，入关铁骑踏破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一时激起多少英雄豪杰，多少忠贞义士，多少前朝遗民。张岱也正是在此时，不肯投靠新朝，而选择披发入山的。

  易代之痛，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独有的疼痛。每当一个煌煌大朝行进在没落的边缘，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身心的安全化为乌有，生命的尊严一再失守。同时，它也意味着信仰的坍塌，目的地的消失，尤其是对于有治国平天下渴望的文人名士来说，朝代的没落让人万分心焦，朝代的消失则是天地崩落。

  屈原的心死投江，阮籍的长歌当哭，文天祥的狱中绝笔，包括张岱的披发入山……我也曾悄悄试想这种情况的发生，触摸到那种毁灭感，恰似历史的狂澜将旧有的主流和其中的自己无情地卷入了肮脏角落。只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书写悲伤之诗，愤懑之文，张岱的方式却是工笔细描晚明都市的奇情壮采，在纸面上构筑起一个回忆的欢娱世界。

  在这种历史境遇中的个人该如何自处？庄子说要与世沉浮，要安之若命。

  在这个意义上，晚明文人和魏晋名士的气质总是有相似之处，是种绝望之中的狂歌曼舞的姿态，是在朝代和社会崩塌后屹立起来的一个强大的“我”。这个“我”，要鲜明的姿态，真挚的性情，一往情深又高蹈独立，这也是张岱文中特别感人之处。他心底有深挚的痴迷，隐藏在热闹欢腾之下，就像《西湖七月半》中俯瞰众生的眼神，就像《湖心亭看雪》中雪夜兴起的独自出走（这个情节和《世说新语》中王徽之雪夜访友的意境极像 《世说新语 任诞 47》），都有着在这苍茫自然中寻求一个鲜明自我的痴情，就像《湖心亭看雪》中舟子喃喃所云“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在这第二段的末尾处，张岱的自嘲之语更是妙绝：

  “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令人读之莞尔，没有自信的人就没有自嘲的能力，偕趣的自嘲背后是悄悄的自夸。此处张岱也将自己的一生付之一笑，这其中有未完成的个人期许，也更有对自己生命十足的把握。

  宗子何人

  张宗子一生著书行世者十五本，有经典采撷，有史家之言，更有精致玲珑小品文，其中《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更是以冰雪文章长存后世。小品文的成就对于一个真正的张岱来说，也是光环，也是遮蔽。最近史景迁先生的新书《前朝梦忆》就是讲张岱作为史家的得失。张宗子这一生经行化淬炼作这些尺牍，顾炎武曾说过写文章“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张岱恰是写出了这种绝世文字。

  后文中写张岱的出生年月，换算至公历，为1597年10月18日生人。宗子幼时多病，在家中老人的照顾下成长。最有趣的是那则孩童时代的故事，写六岁的张宗子以“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妙对眉公先生的“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被赞作“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

  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奇才神童的故事，比如在《世说新语》中所录的，孔融小时做客别家，聪慧异常，有在座的客人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从容对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与张岱同样的犀利，精彩。

  然而幼年多才，也让人从小形成一种睥睨万物的傲气，和经天纬地的理想。这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情怀往往在以后的现实生活中被不断打磨，饱受失落失望之苦。就像张岱在此段最后一句所说的“欲进余以千秋之夜，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痛哉斯语！“一事无成”是自嘲自谦，然而幼年那睿智聪颖的完美孩童，终了变为白发婆娑的山居老人，这种为尘所湮的生命，心中如何不痛。

  独抚终曲

  从上段玲珑少年的趣事而来，直入本段的“甲申之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一世”，让人看到生命若秋叶般簌簌而下的苍茫。

  张岱长寿，岁至八十，无奈他五十入山，后四十年统付忆梦。所谓“寿者多辱”，他应是早早感受了死亡的气息，常常以自己老迈的身躯和昔日故人的亡灵交游的。

  正如张岱所写，中国文字自来便有自写墓志铭的传统，面对死亡落笔。比如王绩的《自作墓志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徐渭的自述文字……鲁迅也写过很多对自己死和死后的想象，直到近月去世的史铁生先生，更是与死亡莫逆数十年。

  而张岱写这个沉重的命题时，却不显得哀恸。就像他平时的小品一般，举重若轻，写热闹就透着股清新，写墓志就带着丝清扬，在清净和飞舞当中含着款款深情，正是因着这深情，他才能将那些平淡琐碎的事物写作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张岱从花团锦簇中来，到碧草寒烟中去。少是西湖七月半，暮似湖心亭看雪。

  掩卷品茶，惟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从古至今，历史的长河洗刷不尽的是一个个独孤的身影，是他们用性命标举的独特姿态。姿态，正是人在似水流光中所能留下的唯一印记，它比史书灵动，比血脉可靠，比墓志铭长久。至于张岱，他在六百年光阴似水中留给我们的姿态当是还是如此：

  “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