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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书第八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三 王世家第三十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兰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龟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八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一一十 八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记集解序裴�

史记索隐序司马贞

史记索隐后序司马贞

史记正义序张守节

史记正义张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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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 。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

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

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书籍介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 作者：tael 发布时间：2015-03-21 20:06:44

  Brilliant Narrative, How long I have not read such an elegant piece of work. Suddenly I became the fan of John Dewey. I had quoted him in one of my essay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Never realize that my way of thinking follows his philosophy.

• 作者：乐化天 发布时间：2007-04-01 16:44:48

  一个史书，要不要文笔这么好啊？

• 作者：陆秋槎 发布时间：2010-08-22 13:58:05

  等2015年的新版吧。按陈尚君老师的说法，点校本二十四史里，《史记》卖得最好，但是问题也最多。不过说是点校本，这本的校勘记在哪里呢- -

• 作者：summer 发布时间：2010-02-09 02:50:07

  小学六年级读的，感觉是二十四史中最好的一套。读完这套书，语文考试古文部分总是满分。

• 作者：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12-11 18:59:51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

• 作者：davekozg 发布时间：2012-05-09 03:25:56

  又看了一遍《淮阴侯列传》。粗略算了这篇文章给汉语言的留下的遗产：胯下之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独当一面，妇人之仁，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十面埋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国士无双，捷足先登，四面楚歌，逐鹿中原，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传檄而定。乃们这些刷影响因子的弱爆了！

• 《史记》中的生死观

  作者：倪晓岑 发布时间：2012-02-09 15:32:59

  自人类有意识以来，死亡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其超体验的实质，造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成了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贪生怕死也自然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至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于是自然就衍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衡量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在变化莫测，无迹可寻的命运轨道上，这样的标准显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因着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不断演绎出了一幕幕生死抉择的画面。是择生还是择死？这一难住了哈姆雷特的选择题也常常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标准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单纯地用勇敢或怯懦来划定。面对生死抉择，人们常常认为死能明志，生却践志。但是成败与否更不能单凭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当这样的选择出现在司马迁面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和无数次的自我思想抗争之后艰难的选择了比死还痛苦的生，并且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后人树立起生命的价值尺度，同时也贯穿着整部《史记》的创作过程的始终。

  择生还是择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鸿篇巨制的《史记》和激切感人的《报任安书》中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选择上的煎熬。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侮辱，灵魂的漂泊。而此时的择死似乎看起来更加容易些，但一了白了地逃避之后，也就永远丧失了永垂不朽的机会，成为了“轻于鸿毛”的死。此间的孰轻孰重不仅一次又一次的拷问着司马迁饱受重创的心灵，与此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向后人发出深刻的疑问。但最终庆幸的是，司马迁还是选择了艰难地生，中华民族因此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经完全经受住了生与死轮回的考验。因此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碰撞的结晶，也是维护人格尊严与追求永恒不朽的伟大结晶。

  （一）

  择生：摧刚为柔，忍辱求生

  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中提到“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他们都强调了生命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他极力宣扬的是这种忍辱求生的生死观念，一方面，司马迁认为生存价值要远大于死亡价值，把不朽看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他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的最大价值；另一方面，他大胆质疑和批判了传统的“死节”、“死仁”、“死义”的价值观。而这一部分也是他生死观中最精彩的章节。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志，立志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可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并因此获罪。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肉体和人格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自己甚至痛心疾首地慨叹道：“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本是一位慷慨的志士，自尊自信自重，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荣辱感，于是在这样万劫不复的折磨中他想到了死，但又考虑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而后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相似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所以说司马迁自身就是忍辱以求生最好的践行者。面对生死抉择，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以死节，西汉的士大夫大多崇尚死节，即大臣获罪在下狱之前就自杀了断，以此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生命道德的完整独立。当时司马迁自请宫刑以减死一等，宫刑是奇耻大辱，受宫刑的人违背的不仅仅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损伤”的忠孝之义，更残酷的是要面对自我精神上的缺失与痛苦，尊严受到践踏，人格受到侮辱。这样的忍辱求生就违背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的要求，“士可杀不可辱”当代的作家陈村曾说道：

  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

  但是，司马迁有他忍辱求生的理由，他不仅是要完成《史记》以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他顽强不屈的自由意识和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都是支撑余生的坚定理由，司马迁著述《史记》不仅仅是将他个人的文采流传于后世，继承父亲家族的事业，他更看重的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著述历史，让后人以史为鉴。他心中的这种传承历史的理性精神让司马迁的人生愈发完整和伟大起来。著名评论家黄子平曾这样说道：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得,《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

  司马迁在屈辱和痛苦的困境中展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艰难抉择，他选择完成《史记》以流传后世，从中体现出生命选择的自由意识。他自己十分清楚下狱、宫刑可能带给他的耻辱，但《史记》草创未就，绝不能轻易赴死。《报任少卿书》中说：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既然选择艰难而生，就要经受住巨大痛苦的折磨，因为这样的向死而生同样是为了完成不朽的伟业，同样是为了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的屈辱负垢、坚忍不拔，也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出发点的生死观的表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塑造的极具复仇精神的伍子胥形象同样也是忍辱求生最鲜明的例子。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例，楚平王因为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下令诛杀伍子胥一家，囚禁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之后，并以此来要挟伍子胥和他的兄弟伍尚，如果不奉命前来，就将父亲处死。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伍子胥镇定谨慎地分析当下的形势“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至则父子俱死，何益父子也？往而令仇不得报人耳。不如奔他国，借力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他深知应父之召必然赴死，与其这样无意义的死，不如辗转他国，积存实力，将来为父报仇。在历经昭关受窘，饱受命运摧残甚至沿街乞讨时，伍子胥都未曾片刻失掉郢都复仇的心志，他一心想到的就是为父报仇，即使现在受再大的委屈和折磨都是值得的，倘若当初像哥哥伍尚一样陪父就死，那样的死就是“轻于鸿毛”的无价值的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 道乞食, 志岂须臾忘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直接肯定了他的这种求生方式，在司马迁眼里，伍子胥无疑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大英雄。而他更是用欣赏的语气高度赞扬了这种生死抉择，事实上，司马迁同样也是在借伍子胥的故事来一吐胸中压抑已久的不快，他将自己受极刑又不得不忍辱求生的苦闷心情在别人的故事中吐露得酣畅淋漓。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投射，更是司马迁自我价值观的直观体现。

  忍辱求生者首先要知耻、知辱。“知耻近乎勇”、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也是司马迁完整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认为，忍辱求生者必须要清楚自己所遭受的屈辱程度的大小，不要因一时之气，为小耻小辱而舍弃生命。《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到，陈余因被小吏侮辱，便要和小吏拼命。张耳训斥他说“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这里他指出，这样的小耻小辱是不值得用性命来作赌注的。而在《淮阴侯列传》中赞扬了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留侯世家》中的张良同样也能忍辱为老人进履，才得到了《太公兵法》。同样是受到屈辱，要理智的辨清所受的屈辱值不值得，不能为小辱舍弃生命，更不能毫无价值的苟且偷生。

  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将汉初名臣季布和栾布作合传，其立意恰恰在于季布栾布一重其死，一不重其死，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记载季布栾布如何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和伍子胥一样，《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季布同样也是位摧刚为柔，忍辱求生的英雄人物。楚汉争霸时，作为项羽手下的将领，多次困住了汉王，屡立奇功，项羽败亡后，汉高祖下令缉捕季布，季布躲到濮阳周氏家里，几经辗转，最后竟与家僮数十人一起卖给鲁朱家为奴。可以想像，季布是一个何等刚毅的勇士。想当年，项羽英雄盖世，而季布在项羽麾下居然能以勇闻名，而且数有攻战之功，可谓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卖身为奴，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当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他没有轻易地选择去死，而是忍辱求生，最后折樊哙、谏文帝终于成了一代名将。司马迁歌颂了这种摧刚为柔的气节，不禁慨叹道：“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诸侯，身屦军搴旗者数也，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他同样对季布表达了自己最高的赞誉。在择生与择死的选择上，季布衡量客观形势，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清楚地知道行走于世，必须要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这里，季布可谓是“勇者”，更可谓善“处死”。相比之下，淮南王刘长为人刚直，骄纵不法，被文帝发配到蜀郡。他就不能够忍辱，说道：“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人生一世间，怎么能够如此愁闷不安？”于是他选择了绝食而死。可见，淮南王虽刚正，但还不能摧刚为柔，也就算不得勇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生死的选择都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选择死，固然可以成就孝名。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值得留恋，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需要承担，选择了生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忍受屈辱又是十分艰难的过程。首先，忍辱求生在开始就要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为刚直正义的人所不齿。其次，忍辱求生不是苟且偷生，而是立志发奋，通过复仇来为亲人雪恨，通过建功立业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生者往往历经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折磨与痛苦，可谓生不如死。

  忍辱求生者都要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困厄的境遇里奋发崛起，或著书立说，或报仇雪恨，或建功立业，以上皆实现了人生的不朽。在面对生死抉择的艰难困境中，他们都选择了忍辱求生，从中可见，这是一种对于生命选择的理性的反思精神，更是一种人生的自由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死节”道德约束，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是对生命真谛顽强的追求的坚强意志。

  （二）择死：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司马迁关于死亡之思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倘若选择死，就要“重于泰山”的死，在自我牺牲中实现人生最伟大的价值。司马迁赞成的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偷生苟活，他十分赞赏推崇的是重义轻生的牺牲精神。

  同样是《季布栾布列传》，其中的栾布和季布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更看重死的价值。在本篇中，栾布哭彭越一事正足以显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态度。汉高祖以谋反罪名杀彭越，又明诏禁止收尸。栾布作为彭越的故友和下属，置死地而不顾，“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关头义不容辱的精神。就像赞语中所言，栾布深知自己的大义所在，所以毫不吝惜生命，他的这种行为可以比得上古代的烈士。

  如果选择了死亡，就要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使自己燃烧的更为炽烈，以求得最大的死亡价值。生理的生命消失了，但精神生命却将永垂不朽，这种价值是在走向死亡的短暂瞬间展现出来的，因此也是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后的展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在他前半生几乎鲜有耳闻，而他的人生价值主要就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易水送别”、“秦廷喋血”不仅赞扬了荆轲为知己者死的英勇大义，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反秦斗争中宁死不屈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死亡的崇高价值成就了荆轲，使他名垂青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陶渊明《咏荆轲》）在生死抉择的关头上，秦舞阳怯懦却也终不免一死，两人的对比更显出荆轲的宁死不屈的高尚人格。

  践行着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念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屈原。对于屈原，司马迁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而后又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屈原被放逐之后，司马迁着重写了他的牺牲。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于是，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以死直谏，视社稷人民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的由衷敬佩。他用牺牲来践行了对于君主的忠贞和国家的担忧，忧国忧民的屈原不仅是司马迁眼里的英雄，更是名垂青史的慷慨悲歌的壮士。

  总之，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时，倘若选择死，那么更应理性的思虑要如何赴死。不惧怕死而视死如归，诚然可贵，但更珍贵的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能够承受各种痛楚，最终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的生死观或者主张慷慨赴死，或者主张忍辱求生，两种选择都是以人生核心的价值观为转移的，而这里的价值观同样又是以社会贡献的大小作为标准，即追求人生的不朽，因此司马迁的生死观就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从而展现出极其复杂的形式。

  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么选择隐忍苟活，忍辱以成功名；要么选择壮烈慷慨的有意义的英勇赴死。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两种迥然风景的人生。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独特生死观的最核心的内涵。

      （三）择生与择死的对立统一

  司马迁将对于生死的两种选择贯穿《史记》篇章的始终，使其内涵更加丰富而具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意味，择生与择死的两种选择并不相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但究其本质，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择死并不是对择生的单纯否定，相反地，择生也不是对择死的刻意反驳，两种选择本质上是具有包容性的，都有着相同的思想内涵。择死者看重的是生命的高尚纯洁，而择生着更注重生命的最终价值，两种选择只是着眼点不同，但是却都是以人生价值作为共同的理想追求。珍惜生命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而是在艰难的余生中时刻保持生命的自觉；慷慨赴死也并不意味着意气用事牺牲性命，《史记》中多数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或者是为了理想才牺牲生命。人生的意义最终还是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生死观的核心之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择生与择死的具体标准，什么情况下就应该慷慨赴死或是忍辱求生，他是要求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要理智的分析局势，同时考虑自身的客观条件。但遵循的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标准要比儒家规定的限制人们的约束要合情合理得多，因此，时至今日，对于我们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为理想为宏愿择生忍辱以成功名的英雄，还是为道义为知己择死慷慨悲歌的壮士，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出了生命的价值，他们的壮举值得后世称颂和流传。司马迁对于他们饱含激情的记述也鲜明地展现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生死观：以是否能够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司马迁赞许英勇的择死者，但他更看重忍辱奋发的择生者。在当时独尊儒术的大社会背景下，他的生死观念具有哲理的思辨精神，更具有超前的进步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对于生死观的理解与阐释也是他“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战国四公子与私企管理

  作者：韦芈 发布时间：2009-04-27 09:33:21

  □ 韦芈

  在战国时人才分成几级，最高级的人才称为子，就是先生的意思，能称为子的都是国士，国士当然就比较牛比，魏惠王有次问孟子，国王和儒士谁轻谁重，孟子马上回答，儒士牛比于国王，然后搬出大堆理由，驳得魏王哑口无言，子们自持身份，不太愿意当国家公务员，譬如说庄子他老人家，就喜欢做蝴蝶梦，无聊时闲扯几句刺激领导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把领导们和小偷等同起来，即使这样还有楚威王这样的国企老板，硬凑上来想重金请他当CEO。

  第二层次的人才，就没那么清高，他们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目标明确就是冲着垄断行业的国企，代表人物是那些纵横家，苏秦、张仪啊，搞合纵还是搞连横，对他们都不是问题，那家企业愿意出高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级别的人才，通常是有才而无德，张仪就欺骗过楚国，把六百里的合同书篡改成六里。而苏秦身为齐国CEO，却整天盘算怎么把齐国削弱了，好完成自己六国合纵的商业计划。

  如果连第二级别的人才都称不上，那就很难在国企谋取职务了，好在战国时私企众多，当时许多大夫都爱收拢人才，历史上叫做养门客，在私企谋职的人中，也有很多怀才不遇的，如果私企老板眼力准，人尽其用，依然能派上很大用处，有个成语叫作毛遂自荐，就是说的一位私企职员，通过自我推荐，最后做成一笔大合同的事迹。当然了类似的人物很多，赵国著名的CEO蔺相如，也是从私企职员起步。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私企有四家，分别注册在齐楚赵魏，史称战国四公子。如果细察他们各自的用人之道，会发现一些有趣现象，足为今人之鉴。

  赵国的平原君属于私企老板中的亲和型代表，前文提到那个自荐的毛遂，就是他的职员，平原君性格随和，管理手腕也稀松平常，虽说有员工三千，但多数是混饭打杂的，但这样的老板有个好处，由于平时对下属宽松，关键时刻职员很愿意同甘共苦，赵国首都被秦国包围时，他的门客就与他并肩战斗，虽说这些人起不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多少能求个心理平衡。平原君这样的私企老板，也缺乏发现人才的眼光，拿毛遂这件事情来说，当时秦国想吞并赵国，赵孝成王让平原君出使楚国求援，既然是谈判，当然要组成个像样的班底，平原君准备从自己的三千职员中，挑选二十个合适的人才，结果勉强选出十九个，最后一个怎么都选不出了，于是平原君开始伤感：“我招揽门客几十年，关键时候，连二十个有用的人都凑不全。”如果换作其他私企领导，可能都生出裁员的念头，但亲和型的平原君不会这么做，于是就有了毛遂自荐，虽然平原君接受了毛遂的自我推荐，还是没意识到眼下的人，是他的员工中屈指可数的人才，当时他有这么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有才能的人就像是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就会冒尖，而先生在我这里三年了，从没看到先生冒出来。”后来的结果证明，并不时毛遂没冒出来，实在是平原君这位老板没眼光，一般亲和型的私企老板很难做大，也很少会破产，而且由于平时人缘好，关键时候多有人协助。

  与平原君相比，魏国的信陵君则多了些霸气，属于开拓型的私企老板。信陵君在战国四公子中最有才华，他领导六国联军曾打败过强大的秦国，这是战国时期六国最后一次打败强秦，同时也因为霸气与不择手段，导致了他的私企的破产，信陵君破产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与垄断型国企进行对抗。我们来看看这次事件的始末，当时赵国被秦国包围着，眼看就要灭亡了，平原君到处找援兵，本来魏国和楚国这两大国企都答应了去救援，但看到秦国人资金雄厚，就有些害怕自己带来的资本，一旦投进去，非但救不了市，反而血本无归，于是干脆就持币观望。这下与平原君私交甚好的信陵君急了，我们知道信陵君是很有本事的私企老板，开拓市场能力很强，但多少有些不计后果，当时冲动之下，就带着所有的资本，准备上市和垄断企业秦国拼个你死我活，幸亏被东门的候生组织了，这个候生属于很有本事的人才，信陵君一直想请他进自己企业，但候生是位隐士，兼之年龄大了，不愿再出来打工，最后当了名顾问，并且给他出了个主意，从国企魏国骗了笔信贷资金，投进赵国市场，而且成功地挽救了赵国。由于骗贷事件，信陵君的信用等级在魏国降低到了底线，只能流亡在了赵国，即使后来被请回魏国，也因信用问题被魏王猜忌，秦国稍用了点反间，他就只能挂职隐居，最后饮酒无度郁郁而终。

  战国四公子中最倒霉的该算是春申君黄歇，黄歇既没有平原君的亲和，又缺乏信陵君的才气，偏偏他的胃口又最大，妄图兼并国企，所以最后企业破产，人头落地也在情理之中。通观战国历史，春申君所做过值得称道的事屈指可数，他是楚太子熊完的师傅，当年太子熊完作为人质抵押在秦国时，春申君做成了第一件大事，偷偷的将太子送回了楚国，于是太子熊完成为楚国的董事长后，自然就给春申君的私企注资，于是春申君的私企很快发展成有三千员工的大型私企。但是急剧膨胀的春申氏企业，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员工素质良莠不齐。春申君的员工李园，将妹妹献给黄歇，并给黄歇献了个兼备国企的计划。当时楚考烈王无嗣，黄歇做大媒，将怀着自己后裔的李嫣嫣，献给了楚王，这场移花接木的好戏眼看就快完成了，春申企业中的一名员工，叫朱英的人来劝戒黄歇，当时他们有这样的一番精彩的对话，朱英说：“天下有意想不到的福气，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更有意想不到的人，您知道么。”春申君说“你不用给我猜哑谜了，痛快地直说吧。”朱英说：“您做了二十年相国，等到小王即位，您就是楚国的伊尹、周公，这是意想不到的福气。可您提拔上来的经理李园，表面上对您很尊敬，但背地里在注册新公司，从您的企业里抽调资金，挖走客户，这是意想不到的灾祸。而我可以帮您去对付李园那小子，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看了看账本，笑着对朱英说：“公司的盈利状况还是很好啊，李园根本不敢作假账欺骗我的。”朱英只能苦笑着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原来您也是一位意想不到的人。”后来春申君果然被李园意想不到的灭了门。像春申君这类的私企业主，属于典型的志大才疏，缺乏深谋远虑，只想到扩张，对市场风险毫无认识，再加上任人唯亲，公司倒闭只是迟早的事情。

   

  战国四公子中名气最大当属孟尝君，后世仗义疏财的人常被人称作小孟尝，孟尝君是非常舍得在人才身上投资的，有这么个故事，孟尝君继承了父亲领地后，在当地大兴土木，招揽门客，门客的吃穿用度，都和自己一样，很快就将遗产挥霍一尽。于是平时的伙食标准就有些下降了，有个门客有些不愉快，看到孟尝君吃的很香，就说：“主人吃的山珍海味，我们却吃这样的东西，我还不如跳槽去别家公司呢。”孟尝君马上请那人来看自己的饭碗，原来他吃的也是最普通的食品，那人长叹口气说：“孟尝君如此诚意，我却怀疑他的为人，我真是个小人，怎么有脸面住在这里。”说完他就自杀了。孟尝君的经营之道，首先是使用人才不拘一格，孟尝君招揽员工不惟文凭是举，门下多有鸡鸣狗盗之徒，事实证明这些人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会起到奇兵效果，成语鸡鸣狗盗都是出自他出使秦国的经历。孟尝君经营另一特色就是规避风险，狡兔三窟虽然是他的员工冯欢为他开掘的，但没有他的容人之量，一个员工是不可能做出这个大的手笔，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中，很常见的将功劳归咎于员工的手段，无疑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中最擅经营之道的私企老板，也是综合素质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