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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商品名称： 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英诗经典名家名译-英汉对照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8-01

作者：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译者：方平

开本： 32开

定价： 20.00

页数：

印次： 1

ISBN号：9787521303759

商品类型：图书

版次： 1

她的诗和她的爱情

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

译后记

作者简介

伊丽莎自·巴雷特·勃朗宁

1806-1861，19世纪英国

女诗人，维多利亚时代最

受尊敬的诗人之一，罗伯

特·勃朗宁的妻子。1844

午，凭借《诗集》-举成

为英国诗坛上的明星，与

丁尼生齐名。

方平

1921-2008，上海人。翻

译家，莎士比亚专家。曾

担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

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协会

执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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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历来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珍品，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相互媲美。这44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十四行诗是勃朗宁夫妇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作者当时不愿公开发表情诗，诗集曾被命名为《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

• 作者：非虛構 发布时间：2021-01-12 11:17:22

  #诗# 《请再说一遍我爱你》请再说一遍我爱你。说了一遍，请再对我说一遍，说“我爱你!”即使那样一遍遍的重复，你会把它看成一支“布谷鸟的歌曲”；记着，在那青山和绿林间，在那山谷和田野中，如果她缺少了那串布谷鸟的音节，纵使清新的春天披着满身的绿装降临，也不算完美无缺，爱，四周那么黑暗，耳边只听见惊悸的心声，处于那痛苦的不安之中，我嚷道:“再说一遍:我爱你!”谁会嫌星星太多，每颗星星都在太空中转动；谁会嫌鲜花太多，每一朵鲜花都洋溢着春意。说，你爱我，你爱我，一声声敲着银钟!只是要记住，还得用灵魂爱我，在默默里。

• 作者：AhFloyd 发布时间：2022-11-28 19:14:27

  重读，有情感的新震动

• 作者：K宝 发布时间：2022-04-10 00:51:04

  给她读了好几天。优美的诗句，隽永的情话，译本虽然一般，附带解析。

• 作者：美逝 发布时间：2021-04-03 23:47:33

  时好时坏，但也不必强求。说到外国文学的细腻，还是日本文学更亲切一下。再说一下，赏析部分不如不要，硬做解人，淡而无味，隔靴搔痒。

• 作者：M.L 发布时间：2012-10-26 18:28:41

  必须的！力荐！ 口译专业必读！ 口译爱好者必读！ 各种口译必读！ 哈哈

• 作者：特粉 发布时间：2022-06-23 11:43:46

  译笔可读，但译序与浅释都将一位非凡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巴雷特（EBB）矮化了。

• 确实是值得推荐的

  作者：〇〇 发布时间：2012-04-08 21:13:54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精神？

  作者：豆友3885817 发布时间：2013-06-10 18:12:31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精神？

  ——兼评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今日之中国，还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精神吗？

      一提到知识分子精神，我们顿时便会想到积极高调的儒家和中国启蒙派。然而，学术界于二者之批评已绝非一天两天。有论者言，儒家和中国启蒙派最大的错误都是觉得必须代表大众、帮助大众或唤醒大众才能实现天下大同或自由平等的理想。可问题是，读书人是大众吗？如果他们不是大众，他们又怎么能代表大众，从而为公众利益而做出贡献与牺牲呢？大众是可以被唤醒的吗？鲁迅先生不就早论述过这一点吗，这些人本来熟睡着，你干嘛非要敲醒他们，让他们徒增绝望和悲伤呢？

  　　

      依那些旨在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派学者看来，民众是无法唤醒的，所谓的唤醒只不过是将他们从一个洞穴带入另一个洞穴而已。他们需要的永远只是意见，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真理。他们没工夫思辨何谓正义、何谓自由、何谓善治，也对真理没有热情，更没工夫分辨各种主义话语的是非对错，他们要的是现成的是非善恶。

  　　

  　与施派的精英立场相比，儒家学说并没有对真理与意见之截然区分的论述，更没有以柏拉图式“高贵的谎言”来蒙蔽民众的措辞，儒者视教化（或启蒙）为天经地义，没有什么是好隐藏的，没有话不能明说。而且，儒家学说一开始的先验预设便是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态度，修齐治平更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绝对命令。然而，在强大的现实政治的压力下，儒者的高调往往只能换回官场的蝇营狗苟，中庸往往变为乡愿，慎独往往变为缄口，报国往往变为媚上。凡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文人墨客，能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都不得好活或不得好死。只有放弃读书人的骄傲，彻底沦为犬儒（按字面意思解即狗一般的儒者），以圣上的“临幸”为毕生追求才能苟全性命。尽管“十三经”上的义理如此诱人，但它毕竟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更不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真实表现。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只要专制的强度足够大，什么知识分子精神都难得伸张。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涌现出佛老之学与伊壁鸠鲁主义，更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之独立性本就先天不足，其政治依附倾向早已深入骨髓，按徐复观先生所言：“非旷代大儒，即不能完成人格精神之独立自主；而政治主动性之被完全剥夺，更无论矣。才智之士，依附于一二悍鸷阴猾之夫，以成其所为功名事业，则饰其所主者曰‘圣君’，而自饰曰‘贤相’；圣君贤相，乃中国历史中最理想之政治格局，固不知此种格局之背后，实际藏有无限之悲剧也。”——此种痛彻之议论，作为一个新儒家，在当时实乃振聋发聩之呐喊也。于是，在这种既定格局中，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只能是幻想，或只能存在于商业水平和生产力极低的小国寡民社会中。

  　　

  　因此，我怀疑知识分子到底能对社会改良起多大的正面作用。知识分子既然无法提供生产力和任何物质贡献，他们就只能靠贩卖自己的学说或观念来作用于社会，企图影响世道民心。然而，就拿儒家义理来说，儒家哲学之高蹈，理想之远大，境界之宏远，皆于民众拉开一个极深的鸿沟，我总是禁不住要问“圣人之教，如何可能？”的问题。再加上儒家知识分子过分热衷于现实，过分关注世俗大众，反而同社会失去了应该有的理性距离，故此常常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也常常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做出公然的让渡，天下为公的“热心肠”哲学反而难以达到改良现实的初衷。原因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中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超然立场。书斋里的革命绝不可被陈胜吴广的革命所代替，缺少了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缓冲维度，中国士人只能急于求“道”，却往往误入歧“道”；同时，由于缺少对普通民众终极关怀的维度，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往往流于最粗俗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即只为人民群众能否吃饱穿暖，天下能否太平，分配能否均匀而操心；即使有道德教化，也只停留在劝善而非对民众在精神上的全面引导为其弘旨。

  　　

  　再拿中国启蒙派（1920s和1980s）来说，虽然一开始就拿儒家开刀，可他们依然无法彻底反省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的真正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大众立言，救老百姓于水生火热的伦理使命。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反帝、民主、科学的目的，个人自由是可以不要的，小我的利益是可以不要的，于是纷纷加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主义洪流中，或干脆投诚于列宁式政党，最终要么被规训，要么被摧毁，于国于家皆不得所用。这种使命感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此伦理使命一言以蔽之，曰民粹主义也。而此种民粹主义其实又和东方的农业经济和对土地的依恋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五四一代的反传统依然是传统式的，他们仍活在儒家的阴影中。

  　　

  　两次启蒙运动，都以政治形势的转向而消亡。1990年代后，中国的启蒙之声告一段落，学术代替了思想：李泽厚的康德批判开启了时代之窗，然后经由新康德主义的鸡零狗碎，最终夹杂着叔本华、尼采等一干“诗化哲人”都融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当中。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大打国学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牌，骨子里仍然是佛老或伊壁鸠鲁主义的翻版：哪里有专制可反，好好修炼古典心性即可；当然，这些弄潮儿早已经从1980年代的幼稚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他们懂得微言大义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于是，儒家学说成了明哲保身的实用技能，以康德得集大成的启蒙精神也被引入的福柯乱箭射死，中国还有什么问题吗？中国好得很呐。于是，常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自居的自由主义公知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在微博和社交网络上的言论足以蛊惑民心，再加上他们不敬权威，扰乱城邦秩序，理应被诛或流放。按照保守主义者的眼光来看，这些公知都是“知识人畜群”，他们遮蔽了哲人王的光芒，他们争先恐后地要拿知识和真相与人民分享，企图是搅乱城邦的自然秩序，而这对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以当今的中国思想界而言，何谈什么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分子的精神就是没有精神。

  　　

  　与弥漫在整个当代中国的知识气氛相比，徐复观所谓的知识分子精神显得有些过时。即使单拿一篇文章过来阅读，所谓“担负”、“解放”、“使命”、“反抗”、“专制”等词汇出镜率之高，就足以令国朝士人笑掉大牙。他毕竟是新儒家中的老一代了，比不上如今可以通三统的儒家社会主义。然而，其观念虽说“老”，但精神气却有一副少年中国的架势。在给张君劢先生贺寿的一篇文章中，他对孙中山赞誉有加，号召大家为反抗专制而起来搞“书生造反”。同时他鄙视当时的所谓自由民主人士，说他们都是言行不一。只有搞书生造反，搞宪政民主，才能继承孔、孟、程、朱、陆、王的知识分子精神。倘若这些先儒生于他所在的时代，也必定会为民主而组织在野党。然而这种言论，和今日中国之自由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徐复观先生犯了儒家与启蒙派的双重错误。

  　　

  　以鄙人浅见，我们不应把知识分子当作唯一的可信赖对象。就社会改良或人性的解放而言，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大。况且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太多暧昧与悖论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把握真理，追寻智慧、区分善恶？知识分子与哲人、民众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中？学院派和民间派究竟何者才能代表知识分子？读了书的政治家或革命党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这一系列问题显然难以回答和梳理，更没有统一的答案。另外，即使拿“启蒙”来说，这又是一出理不清的公案。启蒙，按照康德的意思是指，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且由于缺乏勇气，以及懒惰和怯懦，人类天然地会出于不成熟的状态。只有大胆地使用理性，那代表自由的理性，人类才会成熟起来。然而，据福柯所言，首先，随着200多年的启蒙运动，带来的仅仅是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权力实现；其次，启蒙与人文主义渐行渐远，它缺乏这个维度；再次，启蒙只带来了技术的增长，技术对人的控制愈发肆虐，人本身仍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所谓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是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这样的话，如果知识分子以启蒙大众为己任，那么知识分子的精神实际上是害人的。几百年来，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知识分子所启蒙，人类却越来越被体制、技术、欲望和权力所奴役，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性的产物，更像一个蛀虫，危机了整个的人类处境。也许，知识分子的精神并不应投射在启蒙或救助民众，它首先应该自救，只有重新思考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并同时不断地批判自己的有限认知，才会开启一条新路。就这一点来说，知识分子的精神反而在于勇敢承认我们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