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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融会作者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

《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好评如潮，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韩文等版本。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出版说明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录三

英文版序言

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

皇帝只是个牌位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美籍历史学家。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他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人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时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见于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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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万历皇帝

P5 贵妃郑氏和王氏之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 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了整个帝国。

6 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和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7 1498年，当时在为的弘治皇帝几乎用央求的口气央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皇宫失火，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明朝前期，皇权并没有达到顶峰，或者，难道说，到了明朝，皇权正式开始“符号化”？]

8 正德皇帝，个性极强。

嘉靖皇帝，前二十年算得上尽职，后来专心于修坛炼丹。在位达四十五年之久，仅次于万历。

9 万历登基之时，高贵的仪表。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早熟的君主。

年幼的万历——尊敬的人只有两个：张居正和冯保（宦官）。

13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明朝官员俸禄最低，但贪官最多。]，更不必说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宦官的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质量检验）——贿赂——使得劣质物品变成优质——损害最大的就是京军。

16 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之中起着决定作用。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自许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

17 本朝的君主制度与历朝有一点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这是贯彻明朝始终的制度？还是只在开朝时候？　]。之国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分无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眈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

书籍介绍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融会作者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

《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好评如潮，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韩文等版本。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 作者：放养的行李 发布时间：2015-05-16 21:38:42

  后面收录的几篇文章书评也很有趣。对于一枚历史学小白来说，最近读了乾隆帝、叫魂、大门口的陌生人等之后的感觉是：清朝注定是个悲剧，而明朝一上来就是个闹剧……

• 作者：扑向剑刃的轻风 发布时间：2015-07-20 23:50:37

  可读性强，文献功夫做得好，几个章节安排巧妙，从各个角色不同视角展现了体制注定会在僵化中走向没落的可悲命运，这是本书的主要优点。不过这无关紧要的一年实在着墨太少，作者在宏观的大历史观与微观的1587年之间摇摆不定。而作者在写作中越来越频繁的进行中西比较，以为技术和法律会是一个农业帝国的出路，偏偏又较少考察明朝的基层组织生活，说明本书终究是一本政治史。作者更继续重复中日之区别在于海陆型国家不同等等的陈词滥调，考虑本书完成于七十年代，实在也反映了那一代华人学者早年知识储备的不足。

• 作者：我的剑会笑 发布时间：2009-05-05 13:03:27

  这本书的文笔很精彩，内容发人深思。这本书不是黄仁宇最好的书，但确是他写的最有趣的书。正因为写的有趣，所以适合用来吸引年轻人进一步的阅读其他历史书籍。缺点在于，作者花了很长的篇幅来铺叙，却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 作者：猪头妖怪 发布时间：2013-02-15 01:10:14

  读中国的历史，常常会产生一种时空轮回的错觉。黄仁宇在书的末尾说道：“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囿于当世者，想必会感同身受吧。

• 作者：不再叫Bill 发布时间：2013-05-31 22:45:08

  全面但欠缺权威，推荐入门阅读

• 作者：方方土君 发布时间：2011-05-20 11:10:17

  绝望，当你沉浸在那段历史里，抬头回看今天。只有深深地绝望。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回顾，也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历史。历史总是用它惊人的相似性嘲笑我们。。。

• 海瑞买肉辱教案始末

  作者：h 发布时间：2020-05-25 08:43:58

  严正声明

  作为读者，在对本书部分内容不出注释而擅自删改提出质疑后，遭受到该书责编徐卫东（豆瓣ID：西丰客人）长达数年时间系统性的骚扰，近日其甚至将包括我在内的其他提出质疑的读者一并挂在其编辑手记中示众。试问：纵然读者意见是错误的，纵然读者断章取义了你「高明的编辑技巧」，编辑就可以通过挂人的方式迫令读者撤回质疑，从而拥护他的擅改吗？

  同时也请大家试想：一个能够对提出质疑的读者进行系统性骚扰的编辑，其职业操守如何？

  一，谁在发明海瑞是回族？

  

  《元代回族史稿》，杨志玖。

  「明代政治家海瑞，据说出于回族。」 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35年回教「学者」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后由回教「历史学家」白寿彝背书收入《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与《回族人物志‧明代卷》，但均未举证。后由天津南开大学回族「教授」杨志玖「考证」，收入其《元代回族史稿》一书。 杨志玖的考证，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1，明人梁云龙《海公行状》记载海瑞远祖有名「答儿」者（「答儿」在海南方言中即为「三儿」，元代庶民无名，或即为后人记录时将「三儿」雅化为「答儿」）

  2，答儿姓海就是海答儿；

  3，海答儿也许就是Haydar；

  4，Haydar也许就是色目人名；

  5：所以海答儿也许就是色目人；

  6：所以海瑞也许就是色目人；

  7：所以海瑞是回族；

  回教「史学界」牵强符合强认的古代名人不在少数，海瑞属于其中尤其牵强者，《明史‧海瑞传》中明确记载其买猪肉为母庆寿，买棺谏言等显然不符合回教风俗的事迹，而且通过海南文博界对于

  海瑞祖茔的考古调查

  ，明确其家世的汉人身份，因此金白杨之流的说法几乎没有在社会中造成任何影响，直到2005年买肉辱教案的发生。

  二：海瑞买肉辱教案

  

  我的编辑朋友们时常告诉我参见现实与网络的编辑资质培训时，会特别有回教学者编写的出版社「辱教」案例，听说过的不外乎民国至今耳熟能详的南华北新，风俗转弯几则，直到从网友的一张图片上，看到之前从未听闻的《话说中国》海瑞买肉辱教案：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15卷本《话说中国》，在描写回族官员海瑞买猪肉为母亲做寿一节中出现了令回族难以容忍的错误。在『集权与裂变』卷中这样记述海瑞的故事：『海瑞平日精茶淡饭，廉洁奉公，从不扰民。据说有一次为母亲祝寿，只买了两斤猪肉。』事实上，《明史》226列传第114《海瑞传》中是这样表述海瑞为母亲做寿的：『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囿于史家的习惯，过去在史籍中，凡入传历史人物均不注明族别。其实，关于海瑞的民族，早已在学术界确证无疑。《明史‧海瑞传》曰：『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举乡试，入都……御史诣学宫，属吏咸伏谒，瑞独长揖，曰：「台揖当以

  族

  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迁淳安知县。』这里的『长揖』是穆斯林对汉民行礼的主要方式，『此堂，师长教士地』表明了海瑞是在清真寺或礼拜堂，由此可见海瑞对伊斯兰信仰的虔诚。因此，海瑞为母亲祝寿绝不可能违反回族禁食猪肉的禁忌，去买二斤猪肉。『市肉二斤矣』，实际上是『去市场买了二斤肉罢了』的意思，这里的肉应理解为牛肉或羊肉。在《明史》中，海瑞是一个族别清晰的著名历史人物，《话说中国》却用『据说』之类极不负责的口吻去转述故事，损害海瑞名誉，严重亵渎了民族感情，需要引起出版社界和编辑界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明史》海瑞传

  此段文字，出处为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某某的《

  出版回族历史人物读物应把握的原则——以《话说中国》为例

  》一文。短短数百字，充满了恐吓与无耻的谎言：

  1，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1949年之后才有的概念，任何史籍中的人物均不可能注明民族，这不是「囿于史家的习惯」，这是历史的真相。史籍的惯例，真正的异族人士亦会标注族属（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但凡不标明者，一律为汉人无疑。

  2，海瑞的民族（文意指回族），从来不是「学术界确证无疑」，只不过是三个回族「学者」的想当然，史学界或者有所附合，亦是「存疑」的态度，而侧重科学思维的考古学界则直接不留情面地否定了海瑞家族是回族的臆想。

  3，「『台揖当以族礼』，这里的『长揖』是穆斯林对汉民行礼的主要方式。」，查看原文，幻灯片上的「族礼」当为「属礼」之误。长揖，是古代普通的礼节，双手高举，一揖到底，从来不是什么穆斯林对汉民行礼的主要方式。此段原指担任南平教谕的海瑞，见官长不卑不亢，行份内长揖之礼而非伏谒。

  4，「『此堂，师长教士地』表明了海瑞是在清真寺或礼拜堂，由此可见海瑞对伊斯兰信仰的虔诚。」（原文为：「此堂是敬拜父母老师教长（即主持伊斯教教务的阿訇）的地方」）纯粹信口开河，无耻之尤。此段之前已明确事情发生的地点「御史诣学宫」，「此堂」指「明伦堂」，「师长教士地」意为「老师教育学生之地」。见「堂」就是礼拜堂，见「教」就是伊斯兰教，见「师」就是阿訇，这样的社科院副院长，是充两分钱电话费送的吗？！

  然而就是凭借这样的信口开河，却生生将「海瑞买猪肉」定谳为「辱教罪」，损害海瑞名誉，严重亵渎了民族感情，需要引起出版社界和编辑界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三，出版社「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

  辱教，「亵渎民族感情」，在当下中国，堪称弥天大罪，出版社自然不敢造次，触犯易怒族群，于是「消除不良影响」的行动开始了。 除了《话说中国》，另一种提到海瑞买肉的著作，便是黄仁宇先生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中华书局，1982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以英文写作，原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由中华书局引进。 因为以英文写作，在涉及史籍引文时，等于黄先生均以英文进行翻译。「市肉二斤」，黄先生译为「bought two pounds of pork」。在史籍中，「肉」单独出现时，即指「猪肉」，这原来并无任何异议，黄先生也是照此译为英文，再译回中文。 北京三联出版社亦在1997年出版《万历十五年》，此处同样为「竟然买了两斤猪肉」。 2000年，黄仁宇先生去世，之前版本的《万历十五年》，应当黄先生的最后审订版，不会再有作者改动。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

  然而在《话说中国》海瑞买肉辱教案后一年，即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版《万历十五年》中，此处竟然被改为「竟然还买了两斤肉」。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赫然将「猪」字删除。

  

  《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次印刷。

  

  《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次印刷。

  更加骇人听闻的，可以载入中国出版社史册的，是三联书店同在2006年改版的《万历十五年》，其于2006年12月进厂的第24次版本，应当正好卡在「消除不良影响」的时间结点上，书已印出，命令又来，全部重印未免损失太大，只好采用折衷方法，在每本书的「竟然还买了两斤猪肉」上，粘贴了删除「猪」字后「竟然还买了两斤肉」的不干胶贴补丁。 黄仁宇先生若是泉下有知，怕是当一大哭！

  时至今日，十年过去，图书市场上通行的已经全部是删除「猪」字的「洁本」《万历十五年》，有「猪」的版本做为「辱教案例」，年年对新入行的图书编辑进行恐吓。出版领域之外的许多公共场所，「猪」字已成禁忌，二十六，也炖起了从前中国老百姓从来不会轻易屠宰与食用的牛肉。寒蝉效应，已经初步成形。

  四，结语

  包括出版社编辑，以及一些思想比较单纯的学者，仍然试图为这桩辱教案寻找合理的解释。也即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试图解释「市肉二斤」究竟是译成「买了两斤猪肉」更好，还是「买了两斤肉」更好。 如果真是这样单纯，倒是无妨；如果只是为这样的行为掩饰，那么未必居心不良。

  学术问题，是你可以说那样，我可以说这样，没问题；我说是猪肉，你说是牛肉，也没问题。学术问题不是你说是牛肉，没问题；我说是猪肉，就是「损害海瑞名誉，严重亵渎民族感情」，就要做成「辱教案例」年年恐吓新入行的编辑，就是要被吓得贴条覆盖，噤若寒蝉。

  五，四星

  最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论内容，仅从其对于叙事史学写作的影响，足可评为五星。2006年之前不论中华书局版还是三联书局版亦均可堪五星，但是在遭此番篡改后，尤其是在中华书局新版责编徐卫东（即此书评论区洋洋自得贪功的@西丰客人）不断为此番篡改狡辩掩饰之后，故而我仅为此种版本给出四星。

• 从《万历十五年》探究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

  作者：艾文 发布时间：2017-10-14 11:29:34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黄仁宇老师自完成英文版《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四十年来，得到众多读者的广泛认可，拜读此书以冀从中学习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和“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主张”；二是今年演绎官场政治生态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由于情节需要，角色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经常引用书中内容，它可以帮助观众深入体会剧中深意。

  　　初读此书之前，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万历十五年作为大明王朝衰败进程中的一个时间节点，从帝王到臣民，谁该对这一段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负责？

  一、万历皇帝：强权意志与封建礼制博弈下的失败承担者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慈圣太后和张居正大学士对万历幼时的学习要求极度严格，在经书、书法、历史方面尤甚，目的在于教导小皇帝“敬天法祖”。万历十岁时曾书写“责难陈善”赐予老师申时行，鼓励督促老师向他“规劝过失，提出益言”。即使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仍主动研读祖宗实录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足以说明好学、自律、自省的觉悟在幼时已根植帝王心底。

  　　当时万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分管军服采购，以劣充好中饱私囊，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后接到举报后当即表示无论亲疏均要按国法处置，李伟被在宫门外当众申饬，张居正以此为契机撤换相关官员，整治纳贿行为，这件史事可以证明万历对整肃官僚风纪的决心。

  　　万历十七岁夜宴醉酒，难为宫女现场歌唱新曲并剪发调戏，责打求情随从，上演闹剧，太后和首辅严惩相关人员，责戒万历整改。此外，邹元标敢于进谏“欲人勿闻，莫若勿为”指出皇帝的不足，虽然未必出于大公之心，但至少说明这种直达圣听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一套机制在监管帝王的越轨行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象征，但不表示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想要首先册封皇三子的母亲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给事中当即上疏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相争甚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心悦，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物有两极，万历后来的“无为而治”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懒政，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臣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他贵为天子，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愤懑，这些行为虽不及“卫懿好鹤，鲁隐观鱼”，无法贯彻只是因为它不合于礼仪法制。

  　　事实上，万历年间内外形势已经日趋复杂，杨应龙西南叛变，哱拜宁夏造反，日本侵占朝鲜，努尔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团走向分裂，皇帝举步维艰被迫消极怠工，东林党争随即出现。再者，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导致秉公办事成为一席空谈。如果将大明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身，当然有失公允。

  二、大学士张居正：强势干预行政的文官集团代表

  　　明朝是典型的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万历执政第一个十年能够巩固统治并且改善政局颓势，得益于张居正大学士的倾力攘助。大学士相当于供职于文渊阁中的文书，后来演变成了秘书兼顾问。对于张居正有一个评价，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高级臣僚的一种可贵品质，言辞精炼，直抵要害。

  　　首辅张居正对皇权威严的维护坚定不移，当新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衅时，曾铁腕出手果断将其褫官囿居，显然与巩固的封建礼制站在同一条阵线。不可否认，这可能也与他肃清异己的政治考虑有关。此外，张居正曾对早朝仪式进行更改，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早朝，精简过场仪式，腾出的时间皇帝可以读圣贤，臣僚可以理政务，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精简会议的雏形，甚至在当下都与一些冗赘拖沓的文风会风和溜须拍马的下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张居正试图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赋税，整理财政，加强行政效率，本意在于富国强兵，这是他的公心。但是，整饬税制引起官僚抵触并转嫁为农民负担，当无法有效在大范围考评遴选优秀人才时任命亲信，这些都为日后悲惨结局埋下隐患。他曾自称“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显然已料到改革之阻力。可惜的是，这种制度痼疾已经病入膏肓，留给大明帝国改良崛起的时间已经余日不多。

  　　身为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权倾一时显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个人意志和影响力明显体现在政务处理中，提拔亲信的同时排挤打压异己，比如高拱、汪道昆等，在他眼里看来只因“芝兰当路，不得不锄”就可以解释，由于压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后不足半年危机爆发，反张派形成有力阵线。张居正对其它文官要求节俭苛刻，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在京城置办豪宅、纵容亲属敛财济私；四子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两人供职于翰林院，难免让反张派落下口实。这种律人不律己的行为自然无法使人信服，包括万历皇帝。

  　　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对立于大部分文官集团，朝局必然引起震动。张居正死后，高拱撰写的《病榻遗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团中以冯保为典型的司礼太监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对皇帝决策影响明显，这也为破坏皇权埋下了隐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触犯了皇帝威严，成为张居正案件的导火索。万历觉得昔日恩师不过是一个假借维护皇权的幌子来玩弄权术的高级政客，最终下令对张居正褫衔抄家清算，定罪“污蔑亲藩，专权乱政”。张居正事件使年轻的万历似乎陷入了纠结与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换来的是官僚的腐化堕落和纲纪松弛。

  三、首辅申时行：面临“阴阳调和”两难困境的高级官僚

  　　申时行与张居正的行政风格迥异，源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这可能也是他在张居正风波后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王世贞评价他“蕴藉不立崖异”，更有甚者称其“首鼠两端”。

  　　于我看来，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他既承认妥协于现实，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从他坚决辞谢太师职衔和伯爵俸禄可以看出，至少他对功名没有那么贪婪。彼时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旧，实际上已经由于利益捆绑难以撼动，前续财税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这种固化的病态平衡。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既稳定了动荡政局，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文官集团站队抱团的风气日渐嚣张，通过乡谊、年谊、姻谊和其它关系捆绑起来的直接利益冲突趋于明显，皇帝对重大案件和人事任命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文官集团间权力博弈甚至互相抨击的结果。这种温和恕道待人的思路，与张居正强势整饬纪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理政思路和以个人性格好恶为前提的执政理念奏效均难以持久，其症结可能在于：制度能否连续、能否因时而变。至于申时行的历史评价，具体到事务则是有争议的，比如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后来努尔哈赤部落的崛起。

  四、海瑞与戚继光：法制建设与军事改革的举步维艰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官至二品，死时十余两存银，不够殓葬之资。值得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是，他虽然被人仰慕，为何却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清正廉洁、执法不阿、敢于诤谏，在当时如何推广是一大难题，道德榜样的力量毕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

  　　事实上，纪检监察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的“风宪官”，官袍上绣“獬豸”—这是传说中一种能辨善恶、袭坏人的猛兽，其寓意不言而喻。都察院的言官可以弹劾皇帝，批判小吏，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建立伦理道德体系，有助于倡导共同的价值认同，维护官员阵线统一和皇权尊严。但是，私心和公心必然长期共存，有人善于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攫取灰色收入，有人私心沉重搜刮自肥，有人自律自省严守道德戒律。道德伦理与私心贪欲共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监督官僚行为，单纯依靠道德体系已经难以奏效。

  　　据说，海瑞的刚直不阿与母亲的教育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刚直不阿带有偏执色彩或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对化解社会顽疾固症的动机绝对纯洁，但在解决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等难题时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意志和现有道德，这种强势执法的行为难免不对症，或者治标不治本。海瑞当时显然没有理解，个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细节，是忽视了币制、赋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这种宏观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赖缜密完善的顶层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遗憾的是，当时的制度未能针对商业萌芽的出现适时调整。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单纯依靠个别圣贤、依靠严刑重典、依靠道德伦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戚继光作为明朝军事领域的典型，最初源于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显著功勋，因而受到谭纶和张居正等人的大力赏识。面对军事领域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他试图在蓟州开始革新军队训练、作战、补给模式的尝试，最终受限于当时的利益牵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于张居正的提携支持，那么当张居正被清算时，戚继光的下台在当时也就不难解释。

  　　史学家不愿对戚继光的其它历史做评价，因为我们打心底里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样的美好夙愿。失败的教训需要人们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称之为改革。让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此后三十年，努尔哈赤的建州铁蹄就向大明王朝证明，腐朽松弛的军备如果依然没有成体系成建制的改革，就无法担负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则必然在战役中不堪一击，成为重创没落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李贽：试图冲破心灵桎梏束缚的前卫思想家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与当时程朱理学的主流核心价值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对其具有坚定的批判性和冲击性。明朝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泛化和发展，属于传统精神信仰。“存天理，灭人欲”是统治阶级在重农抑商环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认识基础，李贽的思想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气候影响的流派，但这在当时已经被看作异类，已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不受统治阶层推崇，也难以为普罗大众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

  　　在当时推崇“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制度下，思想领域想要突破这种禁锢实现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实属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历史局限性造就的必然。悲哀的是，他虽然信奉佛学和王阳明心学，但思想偏向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所以内心难逃迷茫。“七十老翁何所求”，他宁可选择剃刀自刎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向传统思想信仰妥协，足见他对内心的尊崇程度，说其是笃定也罢固执也罢。

  六、最终的思考：谁该为大明王朝的衰落负责

  　　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之所以说大明王朝的颓势在万历年间已经显现，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不相适应，而想要打破这种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紧靠一己之力和个人勇气明显不够。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非一日之败笔，非一人之罪责，而是制度积弊造成的。当社会诟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转时局则为时晚矣，仅凭个人意志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沿袭旧制固步自封，还是鼎新革弊改革图强，可能是明朝由盛至衰过程中未曾及时察觉、妥善权衡、有力处置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