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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水草女 发布时间：2023-06-10 17:17:55

  记录和孩子一起的亲子阅读

• 作者：哀骀它 发布时间：2012-02-13 09:34:57

  这套书系在南京时曾一度对古玩造假颇有兴趣及设计小说《乌头邦》中的一个核心诡计所购。很久没见过彩色字印的书了，上次好像还是二十多年前，读起来真不舒服。P13，提到仿制品与赝品的区别，记得我在小说中是这么写的，“一个东西，明儿 告诉你是假的，叫仿制品；明明是假的却告诉你是真的，叫赝品。”呵呵。勘误：P113，倒四段第二行重复；P171，第四段第二行有误。这本书还可以叫贾文忠一日谈。

• 作者：李依诺 发布时间：2019-09-03 19:50:16

  刚读完，其实静下心半小时就读完了。而知易行难。另外，这本书是节选，其实整本也很短，还是那句话，知易行难。

  书啊！还是自己读才能有更深的体会。别人解读的大多是咀嚼之后的，给你吃的也是挑着来的，有空还是自己读吧！这本书作为成人的启蒙还是蛮适合的，不太适合孩子，因为就是节选加解释。不太适合孩子胃口。我家的孩子是喜欢不起来。文言文对他来说就是另一门外语。成人启蒙还是不错的，看完很想把论语再读一遍！

• 作者：disguiser 发布时间：2021-06-11 21:44:15

  几年前在报纸上看到这部传记成书的消息就特别希望能够引进，今年终于引进了，果断入手，虽然作者的写作是在丘吉尔家族监督的情况下完成的，对于丘氏个人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所避讳，但是我想谁也不能否认丘氏在欧战最黑暗的时刻的那份坚定带领英国甚至世界走出了二战的阴霾，同时对于英国来说他也是一代名相以及肱骨之臣，内容上这本传记可比读客出的那本白左吹戴高乐的戴高乐将军强太多了

• 作者：栖筠 发布时间：2021-12-31 20:00:20

  一如既往不喜欢元曲形式

• 作者：Kevin 发布时间：2022-07-20 08:29:23

  不错的入门书 浅显易懂，排布清晰。

• 南京大屠杀80周年：遗忘就是背叛

  作者：临素光 发布时间：2018-01-31 16:23:32

  

  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

  刚刚过去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

  二十年前，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女性张纯如，她的外祖父母亲历南京大屠杀前的恐怖逃亡，从小她便对这场浩劫耳濡目染。等到她想要自己查阅更多的资料时，才惊异于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无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用残忍的手段屠戮平民和投降的军人，在仅仅六星期的时间内，南京有超过26~35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屠刀下，仅从死亡人数来看就超过了历史上许多野蛮的暴行。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然而这个数字是在几年之内累计而成，南京大屠杀则集中在几周内。

  犹太人在欧洲所遭遇的大屠杀，几乎人人皆知，而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在亚洲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与德国付出的沉痛代价不同，日本作为犯下类似罪行同盟国，很大程度上逃脱了惩罚，张纯如对此无比愤慨。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通过长达数年的走访调查，张纯如字字血泪，用英文写成这本《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于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出版，弥补了西方国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空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阻止日本走上国际政坛的一记重击。

  正如她在1999年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南京大屠杀终于在世界历史中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页。”

  张纯如写作这本书的架构效仿《罗生门》，试图从日军、南京民众和外国人三个角度来还原南京大屠杀，分别是：

  日军：“通往南京之路”和“六周暴行”。

  即日本军队接到何种命令，如何执行命令，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南京民众：“南京沦陷”和“恐怖的六星期”。

  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描述南京被日军侵占后的命运，其中还包含个别中国人的命运，即他们在国破家亡时的悲惨处境。

  外国人：“南京安全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现场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放弃逃离，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中国平民 ，并且力图将眼前发生的种种暴行告知国际，以此发出警告。

  以上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梳理了大屠杀期间南京内外与国际上的看法，以及长达八年的日占时期的南京的状况，还有战后审判的过程和结果。

  除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经过，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还体现在两方面：

  一、发现《拉贝日记》

  在第九章《幸存者的命运》中，张纯如利用自己在西方国家的人脉，找到了从公众视野消失数十年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后人，并将拉贝家秘存多年的珍贵日记公之于众，这就是极具史学价值的《拉贝日记》。

  拉贝的这本日记，之所以比其他安全区负责人的日记更有说服力，原因就在于拉贝不仅是德国人——日本盟国的公民，更在于他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领袖，完全没有任何夸大日本暴行的动机。

  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教授柯伟林说：“这是一份极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非常压抑的叙述文献，认真描述了大量细节和戏剧性事件。它以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再现了南京大屠杀，人们可以逐日阅读每天的情况，了解发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一两百个事件。”

  拉贝的这一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立场，不仅得到了国际上诸多历史学家的肯定，甚至日本的史学家也宣布，发现《拉贝日记》具有重要意义。

  二、拯救“二次屠杀”的受害者

  张纯如将修正主义者有意识抹杀南京大屠杀的行为，称作“二次屠杀”。那么，她写作本书所做的努力，便类似于拉贝建立安全区的意义：拉贝是从肉体上保护大屠杀的受害者，而张纯如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保护他们。

  我摘录了一段张纯如的原文，在其雄健激昂的文风中，可见其书写这段历史的动机：

  无论战后的事态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人类荣誉的污点。然而，这一污点之所以如此令人生厌，是因为历史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写下恰当的结局，甚至到了1997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另外，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仍然鲜为人知，因为极少有人系统地收集相关文献，并向公众讲述这个历史事件，这同样是对受害者的可耻冒犯。

  我的良师益友@顾佳音提醒我，本书因史学上的谬误，给了反对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人口实，担不起外界赋予张纯如“历史学者”的声誉。

  这点我基本同意，她应当作为杰出的纪实作者被记住，“历史学者”就言过其实了。不过，就像《史记》也有一些史实错误一样，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应因为无心的谬误而全盘否定。

  张纯如的这本《南京大屠杀》，即便在20年后的今天也极具阅读价值，尤其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更不应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恰如张纯如的担忧，年复一年，大屠杀幸存者渐渐去世，等到最后一个目睹那场浩劫的人死去，唯有代代传承的民族记忆，可以肩负起这段应该铭记的沉痛过去。

  正如她摘录乔治·桑塔纳亚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 从18世纪的赈灾活动重新认识清代官僚机构的运作机制与效率

  作者：优雅骑士 发布时间：2019-09-29 16:16:48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官僚机构的运作能力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多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于1970年代所撰写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以1743-1744年清政府在直隶的救灾活动为例，对清代中国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涉及到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反驳了清王朝在国家救灾干预方面的能力是低效的这一传统观点，也改变了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华帝国最后几个世纪国家及其官僚政府的管理才能和实际运作这一问题的评价。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探讨了明清国家是如何从事各种大型的救灾活动，包括救灾的官僚组织构成、官僚组织如何进行勘灾、赈济、供给、价格调控及生产的恢复等。

  魏丕信首先从官僚组织层面介绍了由哪些官员和部门具体负责救灾, 以及救灾的讯息与决策是如何传递等问题。通常奏报程序是逐级上报并且逐级批复的方式, 因此当时所实施的规章制度、所涉及的行政机构的级别、在这些当局看来灾害的紧迫性与严重性, 以及受灾地区与省级政府和首都之间的距离等，都可能会影响救灾时间。很多中下级官员出于及时救灾的考虑往往不得不打破规定和法律条文，“专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雍正朝开始, 这种为了救灾而出现的专擅在某种程度上了得到鼓励。18 世纪后, 救荒制度进一步完备, 有关救荒的奏折能够及时到达皇帝手中, 而清朝皇帝对有效率地管理救灾活动的关注, 则使得救灾效率进一步提高, 这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度在重大危机面前的高效。

  救灾活动的执行者包括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与地方政府雇佣的下层人员（即胥吏）。其中作为非正式的政府公务人员胥吏在实际的救荒当中, 往往决定救荒的成败, 因为他们最了解受灾的人口多少、受灾程度的大小及赈济物资能否得到有效发放。然而胥吏在执行救灾活动的时候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贪污行为。为解决胥吏的贪腐和不良行为的问题, 清政府通常采取派员监督、督责知府亲自勘灾、向胥吏支付办事费用和服务报酬等方式解决救灾措施的落实问题。协办人员被指派专门从事救灾工作，确保了当地官员及其下属可以继续关照辖区内的日常事务。这些协办人员受到更高级别官员的监督，忙碌不停，不敢懈怠。这些高级官员本身也是被派来全力进行救灾活动，并受取得较好政绩的动机驱动而工作着。

  灾害发生以后，官府通常会对生产损失和受灾人口的状况进行勘察。18 世纪的勘灾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灾害调查”，即评估物质损失情况，这一过程主要与灾民所耕种的土地状况有关，主要目的是为确定赋税减免程度。第二个阶段是“赈济调查”，即评定人口的经济状况，这一过程与灾民的家庭状况有关。两个大阶段又都分为两个小阶段：即初查核再查阶段。初查阶段由胥吏和乡地进行，他们负责编制“被灾户口草册”，包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总评估，提出他们的划分类别建议。接着由专门委派的官员和佐杂进行“再查”，并对草册进行核实和更正。他们必须亲自逐户查访, 直接接触灾民, 在填写赈票时, 双方都要在场, 并加盖地方官和委员的印章, 一联交灾民, 领赈济时出示, 另一联由官府留为存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协办委员与受灾民众的接触极为短暂, 所以灾民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得不依赖于胥吏来完成。为防止胥吏的营私舞弊, 政府通常对胥吏会予以威吓。为保证政府的赈灾政策能够顺利传达到灾民耳中, 而不被胥吏利用并垄断消息, “晓谕”的方式被大力推行。

  接下来是物资分配，即赈济阶段。提供赈济的正式程序是按月向不同受灾的“极贫”和“次贫”户发放免费食物。所提供的救济量是根据农业歉收程度来计算的，发放的时间按照农作物歉收的程度来确定, 每天的发放量和救济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大赈”一般是程序性的, 但灾情的出现却是迅速的, 所以在“大赈”之前有先发放一个月救济粮的“先赈”阶段。对于孤寡和老弱将单独编册, 进行赈济, 以帮助他们渡过先赈阶段。赈济极少是完全以实物形式发放的，通常是一半给实物，一半给货币，以此弥补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不足。一旦灾害的地域和持续情况使民间商业不再能够保证灾区的供应，那么政府就必须担负起粮食调运的责任。赈济的群体主要是农民, 工商阶层被排除在外。儒生阶层是需要特殊关照的群体, 他们因为受到儒家的传统教导, 羞于到粥厂等地方接受救济, 政府往往单独造册, 由学校或当地政府直接救济。

  赈灾物资的供给方面，通常在受灾严重的地区，政府会毫不犹豫投放大量救济物资，其数量远超该地区正常年份的赋税征收量。魏丕信以1743-1744年直隶灾区的十次粮食分配为例，指出了大运河及其相连的水路网络在大规模的粮食调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这一水路网，使灾区一方面与中央政府的仓储直接连接起来，另一方面与正常时候向其提供接济的粮食剩余地区连接起来。来自南方的粮食成为用于赈济的米谷主要有来源，其中一类是来自京仓的米谷或截拨的漕粮，另一类是由地方政府动用自己的库银从南方所采买的。

  魏丕信还考察了政府所采取的防止经济困难时价格暴涨对人民的影响的措施。其中通过常平仓制度来减轻粮价的季节性波动，是清朝政府稳定粮价的主要方式。其运作方式是，当收获季节粮价低廉时及时购进，而在新的收成到来之前粮食短缺时再平价售出。但由于粮价季节变动的幅度和时间并非总是能够预测，因此，常平仓的粜籴进出是很难平衡的。结果许多地方官员为避免赔累，都尽可能省却他们在任期间的仓储活动，以致于当饥荒来临时，仓谷往往极为空虚。虽然常平仓存在以上种种问题，但是在雍乾时期，中央政府还是通过将各地常平仓至于严格的监控之下、允许地方官从境外购买粮食补充仓谷、以大规模粮食采购及漕粮调配补充地方仓储以及要求地方政府按照正式标准建立仓储设施等措施，确保了常平仓制度的运行，仓谷的存储量总体也趋于增加。就1743-1744年直隶的赈济活动来看，地方储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魏丕信从维持人口稳定、保护农业生产连续性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几个方面讨论了官僚机构所采取的限制或防止在自然灾害后通常伴随着的生产衰退的措施。为防止灾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政府把人口的稳定纳入到地方官的考核当中, 以引起地方官的重视。对于已经离开土地的农民, 国家除了劝阻之外, 往往发送路资或者提供物质援助, 以帮助流民回到原籍。即便政府经过努力以后，已经避免了劳动力离开土地，政府还需要从技术上、精神上以及资金上采取各种鼓励措施，保证生产尽快恢复。官府通常会通过赋税蠲免和缓征、向农民发放贷款、籽种和耕畜等方式帮助灾民度过危机恢复生产。“以工代赈”也是官府经常采用的办法，通过组织灾民修建公共工程，可以在改善水利基础设施和交通状况的同时又能够救济灾民。

  本书没有仅仅将18世纪的中国官方的救荒活动限于制度史层面即荒政制度中进行研究，而是将其置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史的脉络中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重新评价了清代中国及其官僚政府的管理才能和实际运作。救灾可以说是中国官僚制度的头等任务之一。18世纪的中央政府一方面制定了严格而复杂的灾害勘查与赈灾物资分配的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器在面临灾荒时能够高效运转；另一方面官僚机构能够通过大规模的赋税蠲免以及跨区域的粮食和资金调运来维系大规模、长时期的救灾活动。嘉庆朝以后，由于国家财政的紧张和自然灾害的频仍，大规模的官方赈灾活动逐渐退场，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精英的力量。但官方的仓储系统以及国家的勘灾和查赈程序依然在维持运作，政府的监督、审批以及鼓励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即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清代的官僚机构显示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并能有效发挥作用。18世纪中国官僚机构在救灾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能力、权威性和效率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以前中国国家的特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清政府在救荒活动中的表现究竟能不能表明清政府运作的高效以及国家福利政策的贯彻与实施？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其中吴四伍在其新作《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一书中对魏丕信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对清代荒政中至关重要的仓储制度的经营方式进行了考察，将重点放在了仓储的盈利问题上，指出仓储本身参与粮食交易获得的利润有限，使得仓储工作呈现出只亏不盈的窘境，无疑成为官僚系统一个难以解决的负担，仓储系统的困境折也射出清代管理系统运作效率的低下。显然，仅仅从是否盈利这一角度来衡量清代荒政制度的成效显然是片面的，从魏丕信的书中以及其他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18世纪米谷、棉布等商品长距离贸易的兴起，与这一时期官僚机构能够聚集和利用大量资源实现资金、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跨区域长途调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人都难以保证能够长期稳定地盈利。因此，仓储制度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盈利，而是在于其体现了18世纪清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动员能力。而围绕仓储买补所催生的全国市场与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则成为我们从事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所绕不开的话题，也为我们探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