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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葉^总会 发布时间：2013-10-23 21:12:30

  妈的 专业课书籍啊 看得头昏脑胀

• 作者：轻 发布时间：2020-05-08 22:18:41

  现在理解的构造段位：现浇钢筋混凝土（重点部位节点）

• 作者：蜃气楼 发布时间：2018-07-18 09:36:44

  二分之一的好书。败笔一在装帧，丑；二在凤头鸡尾，后半像是赶写出来的，处处透着“这个太复杂了我就跳过了”的敷衍，很可惜。

• 作者：牛逼不是一两天 发布时间：2022-01-08 22:53:27

  中规中矩吧

• 作者：小星星 发布时间：2011-03-15 23:23:37

  挺一般的書啊。不喜歡孔子，因為他古板固執又倍兒驕傲愛給人家分級（他就是重視“禮”嘛），弟子說了哪句他高興了就說“你程度夠高的了誒！夠級別跟我討論《詩》（或其他）了！”太囧了……（這是《論語》讀後感）回到這本書，感覺說的太假大空，真的不容易實現，比如無欲，比如君子的標準……╮(￣▽￣")╭

• 作者：dreamweiwei 发布时间：2013-09-29 16:55:51

  ...读完了Yale Law又去Stanford读MBA这不是对后者智商的歧视么。但是可悲的是你还是沦落到给其他连大学都没去过的bankers卖命。。叹作者命运何其悲催！

• 真相不倒，媒体不死

  作者：严杰夫 发布时间：2014-03-27 12:26:44

  文/严杰夫

  3月初，马航一架飞往北京的客机航班神秘失踪，此后伴随人们对失踪航班的猜测，最被人关注的就是媒体在消息的发布和澄清中显出的无所适从。针对媒体的这种尴尬，网上有段子做出如是评论：马航事件中的媒体无非就是干三件事，“上午造谣、下午辟谣、晚上竞猜”。这个讽刺性的段子，尽管不能不说有冤枉大众媒体的情形，却也形象地勾勒出了新时代里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这种令传统媒体处境尴尬的时代，被很多人都称为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他们的新作《真相》中，则将其称为“信息超载时代”。相对于前者，这两位新闻业的资深人士，显然更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的时代特征。

  在《真相》的开头，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案例来展现“信息超载时代”的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的三哩岛，一座核电厂的反应堆芯出现了问题，有可能使一个地方性电厂变成一场国际性灾难，如果那样的话，美国整个中大西洋地区都将身处险境。这个消息首先通过博客圈、社交网站、邮件分享等迅速扩散开来；然后一些知名博主则开始大谈核电安全，而核电厂自己的网站则在为核电的作用辩护；等到稍晚时候的广播中，核事件则在脱口秀节目中成为一个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最后缺乏时效性的报纸尽管提供了谨慎的报道，但已无法遏制恐惧和犹疑在人群中散布。这个虚构的案例中呈现出的情景，与当下发生的马航事件几乎如出一辙，作者可谓是准确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信息超载时代”的舆论场景：新媒体的信息报道呈现碎片状，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信息消息混杂在一起，没能让事件更清晰，却令我们陷入迷惘和恐惧。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真相》就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在“信息超载时代”或者我们通常所称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而在于是否获得了“真相”。对此，作者认为，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主导了人类传播史的发展，也决定了未来媒体的何去何从。

  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的洞穴时代，人类就用不同的壁画传递两种知识：一种是世俗的经验性的，另一种则是建立在不能证明的信念之上。此后，文字的发明让知识传播更加持久、复杂，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也让上述这对矛盾得以扩大，特别是古希腊时期，文字传播虽然达到新的程度，但事实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却被扩大了。此后，中世纪末期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我们熟知的那个情形：写作和阅读人群骤增，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物质世界比中世纪权威所声称的更重要，同时，语言和写作造成了社群、民主化和社会的重组。及至电报、广播、电视乃至于数字技术的出现，新技术更是给新闻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技术进步，我们也更容易了解所处的世界并参与其中，在这样的趋势下，信息不再是权威掌控和垄断的特权，而成为全民共舞的盛宴。对于这种变化，《真相》指出，在过去的时代，或许可以被称为新闻的“信我”时代，而今天则处在新闻的“秀我”时代。在这两个短语中，“我”作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信我”中的“我”指的是新闻工作者，而“秀我”中的我则是指受众，即新闻消费者。这一变化体现的是媒体权力的更替，曾经作为新闻把关人的记者将权力交给了自己充当编辑的消费者或公民。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狄更斯式的时代里，作为公民也好，亦或媒体也罢，我们该如何辨别哪些信息值得信赖？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当下存在的新闻类型进行一下区分。《真相》的作者将“信息超载时代”的新闻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确证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属于强调准确和语境的传统模式，同时也是理想的新闻模式；第二种是断言式新闻，这类新闻模式表现为强调即时性，采取有闻必录的原则，新闻工作者只是起到被动的速记和通道作用，它的标志即为对所引录的消息和观点不加质疑；第三种类型则是肯定式新闻，这类新闻是通过肯定受众的信念来构筑忠诚度的新型政治媒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类新闻常常是刻意拣选信息，而非追求真相和中立，它的特征是辩论文化让位于答案文化；第四种类型是利益集团式的新闻，这些新闻通常有特定利益集团资助，内容包装的像新闻，其实则是为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实现他们的宣传目标。尽管这一分类是基于美国新闻业做出的，但在新传播技术得以普遍应用的全球化时代里，这个分类基本上适用于大多数国家，例如，在我国，新浪微博这类社交媒体就具有典型的断言式新闻特点，而微信等自媒体的订阅号则具备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无论新闻传播技术发生何种变化，最具有价值以及值得去阅读的，当然主要还是第一类“确证式新闻”。那么，在各类型新闻混杂出现的当下，如何去区分辨识哪些是属于“确证式新闻”，也就成为了我们在海量信息中“找到真相”的关键。

  对此，《真相》的作者提出了“怀疑式认知”的概念。作者认为，怀疑性认知方法是指知道如何提出并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个“提问”过程其实就构成了确证新闻的规则。如前所述，在这个公民即为记者、消费者即为编辑的新媒体时代里，读者在被赋予了更大的新闻权力的同时，也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就必须采用和完善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真相》根据媒体的内容和本质，对这种怀疑性认知方法提出了六项规则：一，“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二，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三，信源是谁？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四，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五，其它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六、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第一个问题其实针对的就是对此前四类新闻模式的辨识；第二个问题则是在谈论新闻的要素，不过与通常对新闻报道需含有“5W1H”六要素的要求不同，《真相》还要求再加上一个Q要素，即读者必须进一步提问：受众有关新闻事件的问题，在报道中提及了吗？这个提问意味着完整的新闻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不会推断无法证实的结论；第三、四个问题，则是通过信源、证据两个方面，来讨论对新闻事实的求证核实，它其实是要求我们学会对新闻的真实性给予检验；第五个问题，事实上即是第二个问题中的那个“Q”要素，这个要素帮助我们摆脱肯定式新闻和利益集团式新闻的迷惑；第六个问题，则是跳出新闻本身来谈消费者的需求，在新闻碎片化和信息过载的时代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决定新闻的价值，以从中辨识出对我们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新闻。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真相》是一本面向受众的读本，然而作者并不讳言，这也是一本写给新闻工作者的书。作者在最后预测新闻业的未来时，将新型新闻消费者对新闻的需求归纳为八个主要功能：鉴定者、释义者、调查者、见证者、赋权者、聪明的聚合者、论坛组织者以及新闻榜样。面对此起彼伏的“传统新闻已死”的呼声，作者的这个归纳似乎既是给了新闻工作者一种鼓励，也是提出一种要求。简而言之，在受众和媒体融合加速的今天，新闻行业并不会就此消逝，反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释义、为自媒体的发声提供便携的平台和进行有序的组织，同时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的新闻主体提供榜样。这样来看，新闻行业所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并非仅是回应来自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根本上的仍是做好对“真相”二字的诠释。毕竟，在信息的世界里，一切都在飞速改变，惟有那两个字亘古未变。

  刊于2014年3月27日《上海证券报》 刊文有删改

• 如何制造伊藤博文的高大全形象？

  作者：读史拼命三郎 发布时间：2022-12-08 15:40:22

  文/王绍贝

  王汎森先生曾在《人的消失？！》一文中提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进行分析和反思，所谓“非个人性历史力量”是指在历史书写中“人”的分量的递减，其更激烈的表现即忽视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忽略“人格性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譬如新史学强调“团体”、“社会势力”，左翼史学强调社会经济的变迁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任何思想走到极端，都会出现物极必反，日本学者研究明治维新历史，在二战后也出现了从忽略个人性力量，到重视个人性力量的变化，从过去重视社会经济变迁，到今天似乎开始重视明治维新元老和重要倒幕人物的研究。伊藤之雄对日本近代元老群体的研究就是这个趋向的代表，他通过对明治维新时期元老们的细致的传记式研究，将明治维新的政治变迁内在理路分析得非常透彻。

  伊藤之雄这部《伊藤博文：近代日本的奠基人》正是他20年来孜孜不倦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通过大量战后才逐渐公布的伊藤博文档案、日记、书信等原始史料，全方位研究和展现了伊藤博文作为日本明治宪法之父的政治家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兼及他的家庭私生活等方面，伊藤之雄力图反驳过去流俗认为伊藤博文是个“肤浅草率”的政客形象，展现伊藤博文“刚强耿直”的一生。伊藤之雄的学生泷井一博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又深入探讨了伊藤博文的政治学思想，写成了《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一书，我们将二书对读，可以更全面深入理解伊藤博文对近代东亚历史的巨大影响。不过在我看来，师徒二人——特别是伊藤之雄，对于明治“元老”群体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从重视个人的历史作用滑向了某种程度的“英雄史观”，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固然有必要，但用一种几乎满满的、毫无批判意识的、赞美的姿态来研究伊藤博文等元老，过分夸大了政治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也许他们这么做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日本现实中缺乏有才干政治家的批判，但结果仍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倒幕运动成功后，主导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元老”群体，而元老的本质其实是政治学上的寡头——“一群有着坚定的主张，也并未听命于某位独裁者的人们，因此他们试图设计出一种能让彼此和睦共事的制度。他们是自我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一些非选举的途径来了解民众对公共服务最低限度的要求，以防止民众发动叛乱。”（《寡头政治：帝国日本的制度选择》第2章）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伊藤博文这样的个人领袖在制定明治宪法方面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与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行政经验的书呆子不同，伊藤既深入研究了西方各派宪法学说，又充分考虑到日本政治传统的现实，制定了表面上天皇是最高权力，实际上是“君主机构说”的宪法方案。但如跳出伟人史观，从当时政治大环境、历史背景来看，明治宪法也是各藩阀势力妥协的产物。明治体制的两个特征——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和独立的军队——其实都是寡头间合作失败的产物。等到1922年山县有朋一死，除了有名无实的天皇以外，军队实际上就不再向任何人负责了。由于军队是独立的，发生政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时运不济。寡头们并未给予选民及其代表充分的否决权，他们可以通过敕令来立法，可以采用上一年度的预算案，还可以在必要时通过紧缩通货来追加预算。因此既不应否认伊藤对立宪的巨大功绩，但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他对于明治宪法的作用，毕竟他也只是“元老”（寡头）中的一员。

  伊藤之雄对于近代日本所走的帝国主义路线也是缺乏批判的，并倾向于将对外侵略解释为内部政治斗争的延续，也就是说，对外侵略其实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明治立国初期的“征韩论”和1871年的台湾生番杀人事件，明治政府都有对外扩张转移内部矛盾的压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伊藤之雄则特别强调伊藤博文主张先完善内政，对外走与清朝和列强协调的和平路线，而实际上伊藤博文并非一味反对战争，而是期待日本内部建设完善，实力强大之后再走对外扩张路线，而非反对帝国主义路线。关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责任问题，伊藤之雄也特别强调了伊藤博文是在努力走协调、避免战争，但实际上伊藤博文在高层决策开战之后，都是扮演了积极的侵略者形象的，这一点也不应被否认。伊藤之雄也特别强调了伊藤博文在这两场战争背后的“文明传道士”立场，也就是类似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非洲的心态，认为自己是高等文明，殖民地处于“野蛮状态”，侵略者是给“蛮夷”带去先进文明的“文明传道士”，日本对清朝、朝鲜的侵略，变成了老师教育学生，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早日进入文明社会。竹内好曾指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背后的逻辑就是一种“优等生”文化，而“文明传道士”号称要给“野蛮”的国家带去“文明”和“秩序”，“强加的和平/秩序就是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所谓的“东亚新秩序”，背后的“大义名分”都是如此，而这样的一种逻辑无论如何都是遭受日本近代侵略之苦的东亚各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甲午战争前，伊藤内阁决定，无论清国是否同意，日本都将对朝鲜进行改革。今后，如果清国对于日本干涉朝鲜一事袖手旁观，日本和清国就不会开战，反之则会开战。战争开始后，伊藤列席大本营会议虽然是维新之后文官参与军事的惯例，但他也是唯一被允许列席会议的文官。不管是从内政的角度，还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说，伊藤都认为日清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在军部前线先斩后奏和元老集体决策面前，他不得不支持战争，并且积极领导作战、制定了攻陷旅顺，并向天津发起猛攻，直到清朝主动提出求和为止。伊藤与陆奥，通过《马关条约》剥夺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将朝鲜变为一个“独立”，以便日本下一步侵略朝鲜。

  日俄在远东有利益冲突，尽管伊藤奉行日俄协调路线，希望避免战争，但在日本最高集团决策层和军部处心积虑的推动下，加上俄国对日外交的傲慢态度——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直认为只要自己不发动战争，远东就没有战争，加之俄国的外交决策效率过于低下。日俄战争正是日本基于俄国必然发动战争，因此日本必须先下手为强的逻辑，但其实俄国从来没有在远东发动战争的计划，日俄战争无疑是日本单方面挑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开始前，伊藤默许了强硬的日俄谈判路线，这也是挑起战争的重要原因。尽管此时的日本战时体制已经彻底将文官排除出战争决策系统，伊藤也不再列席大本营会议，但战争开始后伊藤仍是积极配合，派自己心腹、贵族院议员金子坚太郎和末松谦澄前往美国活动，让美国舆论支持日本，消除德皇威廉二世散布的“黄祸论”，声称日本人如能将清国人“教育”成“文明之民”，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对在远东地区拥有利益的西方各国也有利。清国、韩国在日本的“帮助”下走向现代化，贸易往来增加，对于日本和西方列强都有利，这其实也是伊藤的想法。

  伊藤博文作为东亚“文明传道士”的巅峰形象则是在他担任了韩国“统监”时期。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强迫“独立”的韩国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要求将韩国的外交权委任给日本。伊藤认为韩国人十分“幼稚”，不懂外交，不知“世界大势”，将朝鲜人民地下抗日活动视为：一部分人煽动国民对日本进行无益的反抗。尽管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保证维护韩国皇室的“安泰与尊严”，并规定条约期限是“直到确认韩国实现富强之时”，不管伊藤如何狡辩，这个条约的实质都是将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的明白宣示！伊藤被任命为韩国“统监”后，伊藤之雄认为伊藤博文苦心为韩国谋划现代化建设，以韩国关税做担保，贷款1000万日元，主要用于初级教育、改善韩国农业、建设道路、排水、灌溉、植树造林、扩充警力、维护治安等，当然，伊藤希望有一天韩国人能为实现本国的近代化自行负担费用，日本在韩国的投资最终是要得到回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大的回报。伊藤之雄认为伊藤博文对于韩国的近代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对日本有利，但他也坚信这会对韩国有利，尽管韩国人反对，也要坚持下去。日本侵略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韩“合并”，由于保存朝鲜皇室，导致朝鲜地下抗战的持续，伊藤最终决定进行日韩“合并”来彻底解决殖民地问题。但伊藤之雄提出，伊藤的这个主张其实也是为了压制日本领导人根深蒂固的大陆膨胀欲望，维持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平衡，避免军事对决。但伊藤之雄这样的逻辑实在令人困惑，实际上朝鲜从殖民地变成日本的领土，不是更加刺激军部的野心、增加日后军部坚定对外扩张的信心吗？伊藤之雄还指出，伊藤博文在日韩合并后计划让韩国参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建立国会两院和内阁，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在日本人的指导下，那么这样的宪法体制真是朝鲜人民想要的吗？伊藤博文有设身处地地考虑过“蛮夷们”的感受吗？安重根代表朝鲜人民做出了回答，伊藤博文最终死于哈尔滨火车站安重根的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