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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喜乐啦啦啦 发布时间：2023-12-11 17:12:45

  苦中作乐的美食家,生活家

• 作者：gosoy 发布时间：2020-09-28 23:18:32

  3.4

• 作者：可怕的汪 发布时间：2021-08-26 23:45:52

  不得不说，国内阿尔托作品的翻译真的太少了，直到今天也仅有《残酷戏剧》这一代表作在国内有相关译本，阿尔托的戏剧、诗歌、书信、随笔之类至今并无译本。更何况针对他的研究类作品了，这本书便是最为难得的阿尔托读本，除了介绍阿尔托本人的生平外还比较详细的讲述了他独具特色的戏剧观，艺术创作理念等。对于初步了解阿尔托其人其思实为唯一选择了。翻译中规中矩，美中不足的就是注释太少，看过一定数量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倒还好，入门读者的话读起来可能稍显困难？（不过说起来，入门读者应该不会去读阿尔托吧- -）结尾提供的参考资料简直太赞了！

• 作者：变脸大王 发布时间：2023-10-26 17:22:06

  友：这是谁写的微博啊怎么还出书了

• 作者：Estrella 发布时间：2020-12-28 12:07:53

  时隔多年，我又开始看犯罪心理学了……

• 作者：恩铭＿Amy 发布时间：2022-11-15 08:22:28

  很通俗的人物传记，不是小说，但读起来却如小说般丝丝入扣，动人心弦。每一部分对人物和事件的解析都很有说服力，虽然有种浅尝而止的感觉，但对于理解那个时代已经足矣。最后全书的总结部分也颇具看点，也是对玄宗和一个时代的总结。成也玄宗，败也玄宗。

• 从后现代道德社会学角度解读“大屠杀”事件

  作者：泰恩河谷 发布时间：2017-06-08 17:16:30

  导读：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当代社会学大师、“后现代主义”概念创始人之一齐格蒙鲍曼的反思现代性力作。鲍曼以受害者的理性考量作为屠杀行动的来源，在书中提出这样重要的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大屠杀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同时也是对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合理探源。

      全书基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揭示另一种现代性本质；第二，探究现代种族主义之于大屠杀的影响、现代官僚主义与园艺文化的关系、受害者的理性以及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第三，如何摆脱现代性困境，这也从属于他的现代道德社会学的重要部分。

      笔者也根据书中的框架，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理出三个相对清晰明了的问题，即怎么认识“大屠杀”，“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摆脱现代性困境，从而达到一个最终目的，即通过“大屠杀”事件了解现代性本质。

  

  一、如何认识大屠杀

      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大屠杀在西方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近几十年来西方也出版大量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书籍。然而, 关于大屠杀的研究, 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 , 学者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两种倾向:

      其一, 有关种族主义和宗教仇恨。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 也就是将其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和犹太性往往使人们在探讨大屠杀的原因时, 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或许这在某一方面能够阐述大屠杀的特定历史情境, 但是此种研究倾向通常会使人们忽略大屠杀本身所存在的一些普遍因素, 也就更少地要求对现代性的历史趋势、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 使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丧失其反思的意义。把大屠杀的说明集中在它的德国性和犹太性上, 也就将罪行归咎于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 这事实上就赦免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一切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家里, 它与我们无关, 与我们的文明本身无关, 只是文明进程中一个非常态（偏态）的痼疾而已。与此同时，犹太国家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化的依据，当做它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

      其二, 病因学神话。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 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 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人性从前社会的野蛮中浮升起来不受文化支配的影响。当人的本性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 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 因而大屠杀的解释必然牵涉到人类一种原始的、在文化上无法磨灭的自然“属性” 。这样看待大屠杀的方式的结果只能是套用一套正统社会学的理论模式:社会和心理等因素的结合———人类行为正常的文明化调控的暂时失灵(或社会失范)———道德的崩溃———动物本能的释放———大屠杀。因而, 依据以上的逻辑, 大屠杀至多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 只是文明化的程度不高的结果。

      基于此种理论, 大屠杀只能被理解为文明(即人类有目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的结果, 至多是一次文明化进程的失败, 不可能是人类文明化进程内在的合理的产物。然而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它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 脱离现代性的背景去探讨大屠杀是无法理解其一些内在的特性。正是基于此一理念,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要对“大屠杀”重新认识。[过渡段落]

      第一，重新认识大屠杀与现代性关系。首先，大屠杀是与现代性存在关系的，即需要在现代性的视角下理解“大屠杀”事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脱离了传统认知中“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的观点，提出：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换句话说，大屠杀是现代性下的产物，且是合理的，这主要针对病因学神话，即文明不够发达才会出现“大屠杀”事件。

      第二，现代性具有潜在性与真实性的特点。提出这样的观点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为什么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合理产物。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但事实上，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现代性上，哪一面也不比另一面“更真实”。

      既然鲍曼是从现代性视角去看待，理解“大屠杀”事件的，那我们理应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性”，或者说，在鲍曼眼中，什么是“现代性”。[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是崇拜理性，唯理性为支柱的]

  

  二、“大屠杀”为何能发生

      鲍曼主要从两条路径来阐述其观点:第一，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与现代性的关系;第二，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的作用。[过渡段落]

      1.1 种族主义（现代反犹主义）

      鲍曼认为, 反犹主义是与大屠杀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单纯的反犹主义却无法解释大屠杀。首先, 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 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其次, 反犹主义2000 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 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 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因而, 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 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鲍曼正是通过对这些与反犹主义相融合的因素的探讨去追寻现代性特征的存在。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的独特性(“内部的外人”)和基督宗教概念中的犹太特性使社会十分有必要在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分一条界线。数世纪以来, 传统社会正是通过社会隔离、特定的仪式等方式来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 一定的界线的维持从而创造一个安全的距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传统社会保证一个隐伏着冲突并随时可能爆发的环境中和平的共处。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的增加和差异性的取消却使维持这样一条界线变得不可能, 而另一方面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不可避免所产生的焦虑和紧张也使人们迫切需要重新获得安全感, 因而反犹主义需要一个现代的划分界线的办法———即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改变传统上的人为的划界方式,它从人的本质上对其进行划分, 而这种界线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一个宣称有着强大的训导和文化改向能力的社会中, 它却分离出某一种群的人, 任何争论或者教育手段都无法触及(因此也无法有效地教化)他们, 并因而必定会保持他们永久的异质性。[为了更好理解为什么种族主义是现代反犹主义，我们要先理解什么是“园艺文化”]

      1.2 “园艺文化”

      建立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现代性表达了社会管理者将秩序施于自然与社会之上并由此克服不确定性的努力。鲍曼将现代性的展开比作从“荒野文化”向“ 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园艺文化的理论预设：即在于清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破坏活动。荒野文化中的人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 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而在园艺文化中, “园中的野草”增强了社会秩序的脆弱性, 它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统治阶级是一个看守人集团, 那么通往现代性的过程是园丁角色取代看守人集团的过程。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 建立秩序的任务凸显出来。混乱是秩序的他者, 他者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恐惧的来源, 是现代性加以否定的对象。[1.看守人集团——园丁]/ 极端的铲除“杂草” 的“园艺文化”与秩序追求成为骇人听闻的纳粹大屠杀的重要根源。首先,“园艺文化”渴求清晰的秩序, 要求区分并用适当的机器和农药清除杂草。犹太人作为“没有祖国的民族”被卷入现代社会对划清界线和维持界线的关注和斗争。所有将社会视为花园的看法都会使一部分社会栖息地被界定为人类的杂草, 它们必须被隔离、控制, 被划定在社会界线之外甚至被杀死。“随着现代性的上升, 犹太人的隔离也成了一个问题。就像现代社会中所有其他事务一样, 这种隔离现在也不得不受到制造、搭建、理性地讨论、科学地设计、执行、监控及管理。”对于把社会视为一个花园的人而言, 大屠杀的对象只是他所要处理的诸多杂物中的一件。[2.犹太人为什么要被清除]

      从思维方式上看, 大屠杀是合理设计的结果, 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它有其“合理”的价值追求、理性的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 用鲍曼的话来说,“如果脱离了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 更是特别难或几乎不可能构想这样一个想法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 鲍曼认为种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种族主义也从属于“园艺文化”下的具体理论形态。[关系]

      然而, 种族主义或者说园艺文化只是涉及到大屠杀的理论形态问题, 大屠杀的实施本身却存在着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种族主义计划(尤其是这个计划的最终逻辑结果)的公众接纳程度, 还是远未达到受情绪引导的灭绝行动所要求的水平。同时, 种族主义情绪爆发所导致的灭绝行动其规模是绝对无法达到大屠杀的水平, 情绪的持续时间与人类对暴力的厌恶感都将妨碍大屠杀的实施。因而, 大屠杀实际上还需要实际操作中一系列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却都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过渡]

      这里，笔者把实际操作层面分为两个部分，即特定的环境和全部参与者的行为选择。

      2.1 特定的环境

      2.1.1 现代官僚制度文化/科层体系

      现代科层组织与制度是大屠杀得以设计、实施和实现的重要机制。作为使工具理性精神制度化的现代科层体系使得大屠杀的方案成为可能, 并增加了这一方案贯彻实施的可能性。科层制将社会视为被控制、掌握、改进与重塑的对象, 以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运作原则使得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屠杀事件。层级化和功能性的劳动分工是科层体系的重要特征, 其重要后果是科层体系中的成员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劳动分工使对集体性和组织性行动的最终成果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距离,

      [1.责任与距离的关系

      1,1 个体——集体

      1.2 个体——上级

      1.3 旁观者理论]

      这种距离意味着科层体系等级中的多数成员可能在没有了解组织指令的后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和采取行动, 而劳动分工等级和效果的增加也意味着它所制造的距离的扩大。这使得执行具体分工职责的人除了承担具体的技术责任外, 对他们所无法直接看到的行动的后果及其可能具有的道德责任漠不关心。这种距离又称之为行为的中介：“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道德谴责几乎不再依附于人的自然禀性，因此造成道德盲视和道德冷漠。[2.因果距离]在这里，鲍曼也总结出反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亦称为距离的社会生产。鲍曼先以克拉克洪、马林诺夫斯基、涂尔干三位大师对于道德规范的论述统领本章， 他们都认为接近便意味着责任，而责任亦是接近。责任的消解，以及接踵而至的道德冲突的淡化， 必然包括了以身体或者精神的隔绝来代替接近—接近的另一面就是社会距离。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或异类恐惧症。正是现代理性社会在技术上和官僚体系上的成就使得这样的一种隔绝成为可能。[因果距离的解释]

      大屠杀的实施对于执行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其动物性的同情本能和道德本能的自抑, 纳粹大屠杀中非正常的人并不占多数。鲍曼认为道德驱力本身具有一个相对的交换区域, 纳粹正是通过隔离、开除国籍等方式将犹太人从道德驱力的范围内驱逐出去。另外, 现代官僚体系的运作必然以细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 细致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自己的活动与集体行动的结果产生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个体避免自身行动的道德拷问, 这种劳动分工和任务分离使个体把关注点从行动本身的道德性转到个体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的效益上, 就是说用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个体——集体]现代官僚体系的权威性等级使执行者将责任或道德考虑转移到上级的命令(行动的代理状态), 而多链条的行动过程也就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个体——上级被权威化行为选择中权力服从]总而言之, 大屠杀的实施是与现代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旁观者理论上说也是执行者, 它只不过是消极的执行者。无论如何, 纳粹大屠杀的实施本身需要德国大众的配合, 或者说至少是冷漠和淡然。鲍曼正是运用“道德的义务范围”理论来解释旁观者的冷漠。一般来说, 责任来源于与他人的接近, 接近的另一端则是社会距离。如果说接近的道德属性是责任, 那么社会距离的道德属性则是缺乏道德联系, 或者是异类恐惧症。纳粹正是通过对犹太人的行动对象的非人化, 从而将犹太人从道德的义务范围内驱逐出去, 也就使德国大众无需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的考虑。[旁观者理论（消极的执行者）]

      2.1.2 战争[社会崩溃——社会自主机制消失——极权主义]

      2.2 行为选择

      2.2.1 受害者的合作

      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 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 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 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纳粹当局把犹太人集中起来，绞尽脑汁地成立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采取“拯救你能拯救者”的策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大家都被送进毒气室为止。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 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 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 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 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2.2.2 权利服从理论

  

  三、如何走出“现代性困境”

       那么如何来拯救或避免呢?《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从社会学出发, 最后回到伦理学, 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他驳斥了传统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的产物, 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于是, 拯救之途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 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过渡]

      1.主体道德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 涂尔干较早地探讨了道德问题。在涂尔干看来, 道德的本质应该到社会的集体性力量中去寻找, 而不是到社会成员的个体心理欲求和形而上学观念中寻找。所有的道德来源于社会, 社会之外没有道德生活;社会鼓励道德上有约束力的行为而排斥、阻止不道德行为, 可能的话还要教化之。因为是社会的所以才是道德的, 而不是因为是道德的所以才是社会的;反之, 受到社会禁止的行为才是恶的, 而不是因为行为是恶的所以才受到社会的禁止。

      涂尔干关于道德的社会性的观点遭到鲍曼的质疑:道德的社会生产的观点承认社会有强加其具体的道德行为的权利, 也赞同社会权威对道德判断的垄断, 并因而默认了不以这种垄断为基础的道德判断在理论上的不合理性。如此一来, 道德行为岂不是与社会对大多数人遵守的顺从与服从成了同义词? 但是, 对社会所垄断的规范的遵从一定是道德的吗? 道德一定来源于社会吗?

       “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任' , 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 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 负责。主体这样存在的责任, 作为其主体性的唯一含义, 与契约性的义务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对互惠收益的计算也没有共通之处。它无需对互惠的、`意图相互性的' 、他人用他自己的责任来报答我的责任的一个良好或者虚空的预期。如果一个高级的力量是以地狱的威胁为制裁的道德规范或者以牢狱的威胁为制裁的法律规范, 那么我就并没有在它的命令之下承担责任。正因为我的责任不是这样, 因此我并不把它当作一个负担。我在把我自己建构成一个主体的时候开始负责。变得有责任是我作为主体的建构。因此它是我的事, 而且只属于我。”鲍曼看来, 正是因为这种道德的内容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而非义务所以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 像利益、收益计算、理性地研究可选择的解决方式或者向强制屈服。道德是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的职责, 我即每个个体的责任是无条件的。

      这里引入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来进行更加深刻地解读[引入重要理论主要参考鲍曼《后现代》]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1.1 道德空间的概念

      道德空间是社会空间的构成要素，是通过“感觉到的假定的责任的不平均分配建构起来的。其概念包括三个规定：

      第一，道德空间的客体是我们为之存在的“他者”，道德责任是建造道德空间的唯一资源。鲍曼认为，“伦理学先于本体论……道德关系先于存在”；[主体道德责任的理论依据1.先验性2.原始状态]

      第二，道德空间配置了“亲密和匿名”、“陌生和熟悉”以及“封闭和开放”等不同状态。道德空间按照与他者关系的经久度和强度，形成一个“亲密———匿名”的排列系统

      第三，道德空间与认知的、美学的空间既泾渭分明又相互交叠，三者都是人为创造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产品共同构成社会空间。在后现代进程中，三个空间曾经建立起来的稳固的衔接分割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空间的冲突与不和谐的全面爆发。

      1.2 道德空间的拆除: 伦理时代的终结

      现代堪称为“伦理的时代”，道德思想和现代性的实践一直被一种信念所激励，这种信念就是相信一种无矛盾的、非先验的伦理学法典存在的可能性。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筑就了铜墙铁壁般的道德空间：伦理的现代方法是用政治实践中强制性的、标准的规则和在理论上进行绝对、普遍和根本性的哲学追问作为对道德挑战的反映。

      至于“现代性正在走向失败”的原因

      1.2.1 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弱化了道德空间。

      认知空间强调理性与客观性，它创造了距离; 而道德空间遵循的是善良意志，往往会侵蚀规则的至上性和距离的客观性; 美学空间遵循娱乐和审美原则，新颖、令人惊奇、甚至神秘和恐怖是该空间得以维系的力量，道德原则及立场和责任却是一种持久的沉淀物，这种持久相对于美学空间的流动与漂移来说恰恰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说娱乐价值在原则上就是道德责任的敌人，反过来道德责任也是娱乐价值的敌人。[美学娱乐至上；认知：理性，客观——距离性]

       1.2.2 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

      理性化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质，在肯定理性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福祉的同时，鲍

  曼从大屠杀案件中洞悉了理性化之于道德空间拆除的内在机理。大屠杀是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恐怖事件?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纳粹及其追随者的道德败坏、普通德国人的道德冷漠、犹太人自身的道德麻木等等，其实这只是表象而已。鲍曼则在这些表象背后寻找到了更深刻的原因: “当人的本性( 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害怕负罪感、害怕对不道德行为负责) 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

      1.2.3 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性旁落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伦理时代的终结，并不等同于道德的终结。鲍曼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像现代作为伦理的时代进入历史一样，即将到来的后现代将被记录为道德的时代”后现代时期的民众必须直接面对他们的道德实行自治，也必须直面他们的道德责任，重建道德空间，这是道德自身极度痛苦的根源，也是道德自身从未面临过的机遇。[过渡]

      1.3 道德空间的重建: 无伦理的道德自治

      1.3.1 重新面对人类的道德能力

      后现代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道德选择的多元化与自由，但与此同时也把人们抛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一方面是道德理论的困境，另一方面是道德实践的模糊性。，自我、道德良心作为一种积极的道德载体在高度现代性的体制中被麻痹和弱化了。，这个木桶便是处于休眠状态的道德良知，是“道德冲动的最终推动力和道德责任的根基———仅仅是被麻醉了而不是被切除了” 。道德良知可能处于休眠状态，或保持沉默，但它始终在那里，并且随时可以被唤醒。抓住这样的机会，道德最后仍有兴盛起来的可能。鲍曼指出，一定是“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而不是其他方式，使社会、社会的持续存在和社会幸福成为可能” 。正是这种具有实践性和动态性的道德能力使人们组成社会，维持生存和创造幸福。

      1.3.2 个体道德就是对“他者”负责

      道德的原初场景在“存在之前”首次遇到了“他者”，这种相遇不过意味着不能言说、不能编码、无限的和无条件的我的责任。那么，该如何铸造“他者”?这样，我们行为的伦理意义就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必须有一只指引行为的很长的道德之手。

      1.3.3 道德“不能被普遍化”

      其一，道德不具有目的性和被保障性。如果道德是普遍的，那么就必须具备这样两种属性。目的性和被保障性体现的是理性立场，有目的并且是自我保全、自我保存，使个体或团体得以永恒。道德行为就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所以人们才选择道德行为。那么，如果相反，没有目的不能保全的行为就不是道德行为吗?

      其二，道德不具有互惠性。如果道德是普遍的，那么，它必须具有互惠的特点，互惠可能是即刻的也可能是延迟的，或者可能是特殊的或者一般性的。莫斯笔下的“礼物”，强调的就是“公平与平等是赠送礼物恰当和成功的尺度”。赠送礼物之前就假定了互惠，礼物赠送以后使接受者成了道德义务的载体。即便是一种没有时间限定的广义的互惠，可能与无私的慷慨非常相似，但其实也寄希望于得到一些报答。所有对互惠的期望都与动机紧密相连，只要是这种情况，那么就与道德的根源不同。

       其三，道德不具有签约性。如果道德是普遍化的，那么要有签约的特点。签约是在行动之前，对参加者履行义务的约定。参加约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在签约关系中，义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如果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就会受到约定的惩罚。

  上述目的性、互惠性和签约性三个特点暗示了行为的可靠性及理性立场。

      2.多元主义

      另外一条虽然在书的结尾未言明，但亦可寻觅其踪迹，即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药。“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多元主义之论，源于对上文所提米格拉姆“服从权威”实验的推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 你被混合在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这便是一种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

• 《挣脱母爱的束缚》：为什么母爱会伤人？

  作者：伊文的小天地 发布时间：2022-06-09 23:34:08

  我们总说，母爱是一种无私而伟大的情感，却从未意识到，母爱原来也可以伤人于无形，疼痛入骨。

  

  受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在当下，母亲依旧是承担养育重担的主力军，这也就导致了母亲对子女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女儿，有的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

  只是，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母爱没有给女儿的成长带来自信、勇敢、安全，反而让她们变得自卑、怯懦、无自我。

  我的一个朋友，说她从小生活在父亲暴揍之下，最后一次挨打竟然是已经上了高中之后，并且还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更可怕的是，她被父亲暴揍，通常是母亲的示意。

  当她一旦有与父母观点不同的看法时，母亲就会和父亲达成一致，认为女儿需要被“收拾”，然后父亲实施行为。

  并且我朋友从小身体不是很好，每年几乎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吃药中度过，有时候她严重到需要输液时，她母亲不会陪伴她，反而会叫人来家里打麻将。刚开始朋友会嫌太吵，跟母亲建议不要打麻将或者换个地方，她母亲就会恶狠狠的对她说，我不是要看着你么？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在这里打麻将啊！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朋友的经历，我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母亲会对自己的女儿做出、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听完朋友的经历，我更加疑惑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养育方式会让女儿再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妈妈，竟然会如此的伤害女儿？

  直到最近读到

  于玲娜

  老师的

  《挣脱母爱的束缚：母女关系的伤痛与疗愈》

  这本书，终于让我的疑惑有了答案。

  像我朋友那种与母亲的关系就是一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之一，应该是书中说到的九种不健康母女关系的第一种——看不见女儿的母亲和空心化的女儿，后面会做详细的介绍。

  在这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不健康母女关系的本质。

  （申明：母亲只是世俗认为的养育子女的主要承担者，并不代表母亲必须要成为养育者，相反父亲或者其他人也可以是养育的主力军，只是因为我们当下生活在母亲主要养育的时代，并且根据作者多年的咨询经历也证实了，母亲对女儿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此书以母女关系作为重点。）

  母职的缺失

  人对自身的感知，最初是来自他人的反馈。

  

  我们生于母体，长在母亲的陪伴中，一直以来最依赖和信赖的人也是母亲，我们对自我、社会、亲密关系等所有方面的最初认知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母亲。

  母亲给我们反馈就是我们对自我认知的初印象。母亲的行为方式将会是我们的榜样或者警醒自己的反例。

  我们的安全感，来自母亲的及时响应。当我们能够及时得到母亲的响应时，我们就会有勇气进行下一步的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需要，母亲就在。

  母亲是我们情绪的承载者和调节者，当我们遭遇挫折、遇到失败或者不顺心时，有母亲会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稳定情绪，做出合适的反应，从而帮助我们塑造稳定、坚韧的人格。

  母亲还是我们一生的陪伴者，是我们的大本营，尤其对于女儿来说，我们初潮、结婚、为人母……都需要向母亲取经，有她在，我们就会觉得安心。

  但是，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往往母职缺失，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母亲的及时响应，反而需要反哺母亲，导致母女关系错位，也让女儿早早失去童年。

  说了这么多，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在《挣脱母爱的束缚：母女关系的伤痛和疗愈》中介绍了两大类，一个是单纯就母女关系而言的不健康母女关系，另一个是在家庭结构内，不健康的母女关系。

  不健康的母女关系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9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分别是：

  ·看不见女儿的母亲vs空心化的女儿

  ·实用型的母亲vs学霸型女儿

  ·焦虑控制型母亲vs倍感束缚的女儿

  ·内疚控制型母亲vs为母而活的女儿

  ·对自己人生失望的母亲vs承接母志的女儿

  ·自恋型的母亲vs自卑的女儿

  ·坐在女儿位置上的母亲vs没有童年的女儿

  ·不适当的认同和共生关系：母女关系的孤岛

  ·嫌弃女儿的母亲vs憎恨妈妈的女儿

  前面描述的我朋友的母亲就是看不见女儿的母亲，在母亲眼中，只有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要得到什么，而女儿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母亲，因为一旦有任何违逆，就会“获得”一顿胖揍。

  看不见女儿的母亲，产生的原因，一部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被看见过，另一个原因是本身过于自我，只关注自己的世界。

  只有身在爱包围的环境里，才会有爱人的力量。

  因为母亲没有获得过，或者只关注自己。

  于是，空心化的女儿产生了。女儿变得很“听话”，不再有自己的想法，只按照母亲要求的方式生活。

  她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应该”这么做，“必须”这么做，而不是“我想要”这么做。

  这样的女儿，当遇到一些对自己好的人，稍稍关注自己的人时，就会很容易陷入“真爱”的幻境中，很容易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母亲对女儿说：“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竟然不……，你对得起我吗？”

  经常说出这样话的母亲，是内疚控制型母亲，她总是说出一些让女儿觉得愧疚的话，如果觉得言语已经不足以控制女儿后，就会做出一些让女儿愧疚的事情，比如间歇性头晕、绝食等一些过激行为或者躯体性疾病。

  这种做法通常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对于这类型的母亲而言，她们只在乎女儿有没有听她的话，只要女儿回到自己的掌控中，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生活在这种关系中的女儿，要不就会一直受母亲控制，成为一个提线木偶，母亲一个命令，自己一个动作；或是“以牙还牙”的形式，听从母亲的命令，然后让母亲产生更严重的愧疚感，从而控制母亲或者摆脱母亲的控制。

  家庭结构影响下不健康母女关系

  ·姐妹式的母女关系

  ·白雪公主与王后的嫉妒关系

  ·爸爸是坏人的联合抗敌

  ·爸爸去哪儿了相依为命型

  ·女承母业

  ·重男轻女母亲和扶弟魔女儿

  姐妹式的母女关系与前面“坐在女儿位置上的母亲vs没有童年的女儿”不健康母女关系很类似，都是女儿早早成熟，反哺母亲，把母亲当做女儿在照顾，女儿需要时刻关注母亲的情绪状态。

  

  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女儿，很容易对母亲产生嫌弃的感觉，并且由于从小处于成人的位置，会产生不愿意结婚生子的想法，因为不想再当母亲，不想再次体验养育孩子的经历。

  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更可怕的代际遗传，就是女儿会早早的结婚生女儿，把自己缺失的童年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找补回来，而这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将会代际遗传。

  一个养育能力强的父亲，能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带给女儿的痛苦。

  只是，通常在我国，父亲长期缺位的家庭结构中，这种情形很少发生。

  

  女承母志与“对自己人生失望的母亲vs承接母志的女儿”不健康母女关系也很类似，在这种关系下，母亲为了不让女儿过上自己这样的“苦日子”，容易出现过度传递自己经验的可能。

  比如，如果父亲家境不好，就会告诉女儿，要找家庭条件好的人家，不然生活中会出现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实在是太辛苦了。

  而这种过度的传递，会让女儿对于家庭条件极度重视而忽略了其他，导致不幸的婚姻生活。

  或者是曾经遭遇家暴的母亲，对女儿说，要找斯文的有文化的人，要找与父亲不一样的人，只是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当你过于在意某一方面时，就会忽略其他一些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可怕的情况。

  

  还记得《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和《都挺好》中的苏明玉么？

  她们就是生活在重男轻女母亲之下，成为了“扶弟魔”女儿。

  她们不想让母亲关注自己么，她们不想拥有自己的生活么？

  想，很想。

  但是，她们不能，因为她们的存在就已经让母亲愤怒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听话，做一个“小保姆”照顾和讨好弟弟，以得到一丝丝母亲的关注。

  同样的世界，不同的母亲，为什么母爱会这么伤人呢？

  母爱为何会伤人？

  每个人都是历史（个人历史与社会历史）创伤的承载者，母亲如今的样子，是由她过往的经历塑造而成的。

  母爱为什么会伤人？除了性格本身的因素外，有一部分原因是她们本身从来没有得到过来自母亲的爱，所以当她做母亲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儿需要这种爱的滋养。

  在《挣脱母爱的束缚：母女关系的伤痛和疗愈》中，作者总结了6点：

  1母亲的被害妄想症

  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需要养育者不停得对孩子说，“别担心，没事的”，这样孩子才有勇气进行更进一步的尝试。

  而具有被害妄想症的母亲，她们或者曾经经历过某些危险的事情，或者成长过程中很少感受到安全。

  2母亲对被抛弃的恐惧

  母亲曾经被抛弃过，或者失去过亲人，有过早被送去寄宿学校的经历；

  小时候总会听到“你要……就不要你了”等话，让孩子总是缺乏安全感。

  有的母亲还会趁孩子不在意偷偷藏起来，孩子一转身母亲不见了，虽然最后还是会出现，但是母亲会不见还是会让他们很不安。

  3母亲害怕冲突和对峙

  一些母亲，不太喜欢跟人有冲突，于是当女儿跟他人出现争执时，为了能尽快平息问题，她们会把错误归结于女儿；

  母亲一直以来没有人给自己撑腰，总是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

  女性不能争执要温柔的社会的刻板印象。

  4母亲没有同理心

  有些母亲因为性格原因，本身就缺乏同理心，于是无法理解女儿的一些情绪和情感变化，也就无法做出回应；

  

  而一些母亲则是，由于缺少丈夫及其他家人的帮忙，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同理心已经被完全消耗掉了，也无法及时给予女儿回应。

  5母亲无法面对自己的匮乏和荒芜

  直面自身的匮乏和荒芜，可能会非常痛苦，很多人宁可选择逃避。

  由于，长期把养育女儿作为自己的生活重心，当女儿长大之后，无法直面自己的荒芜和匮乏。

  6母亲自己的需求

  母亲自己也有属于自的需求：

  减少辛劳的需求；

  得到爱和关怀的需求；

  受到尊重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

  但是因为无人扶持或者丈夫的长期缺位，导致自己的需求完全无法得到满足。

  受害者绝对没有义务理解加害者，甚至没有义务去了解，除非这种了解最终是服务于自己的。

  作为生长在不健康母女关系中的女儿，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了解母亲做出伤害自己行为的理由，但是如果了解这些能让自己更快的解开母亲的束缚，则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解脱自我，不能依靠母亲，只能依靠自己。

  挣脱母爱束缚

  

  在关系中，认识对方不是必要的，唯一必要的是认识自己。

  想要真正摆脱母爱的束缚，我们可以这么做：

  1充分的自我探索和了解。

  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母亲说要如何。

  哪怕只是想要尝试一种母亲一直不让自己触碰的美食，勇敢的做一次自己，其他的自己想要的就会慢慢涌现。

  勇敢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踏出母亲所在的空间，也是成功的。

  2识别母亲的内在意象，并从中独立。

  当你想要尝试某件事的时候，脑子里一定会出现某种声音，静下心来听听，是不是母亲经常对自己说的“别试了，要是没成，多丢人”“你看吧，我都跟你说过……”，如果是，告诉那个声音，无论结果是不是你说的那样，我要亲自感受一下，哪怕错了也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3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意愿，学会自我满足。

  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被“应该”“必须”“都这样”等这种说法束缚，而要问问自己，“我想吗？”“我要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去尝试一下，如果不是，那就换个自己喜欢的。

  我们唯一需要取悦的，就是自己。

  4哀悼过去，接受现实，踏实的生活在其中

  现实当然并不美好，但唯有扎根于这些不美好之中，生活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

  一味的排斥过去，只会让自己深陷对过去愤怒不满的情绪中，于现在无济于事，不如接受逝去的过去，接受自己成长于不健康的关系，然后在当下做出一些改变。

  5各归各位，设定边界。

  与母亲划定界限，用行动表示自己的意愿。

  也许母亲还是会用愧疚感让你屈服，但是你要记住，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情绪情感负责，而你们都已经独立。

  6再重新养育自己一次。

  对于有些母亲永久逝去的人，或者与母亲彻底决裂的人，我们可以重新养育自己一次，把大自然作为自己坚实的依靠，多接触它，感受它亘古不变持久永恒的爱。

  做母亲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但在母女关系汇总，如果母亲希望改变现状，就应该指望自己，而不要指望女儿。

  同理，女儿想要改变现状，也应该指望自己，而非指望母亲。

  愿每个曾经受过母亲伤害的女儿都能在当下挣脱母亲的束缚，获得自己生活的掌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