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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洗头油|盖盖儿 发布时间：2013-10-23 21:15:21

  真心不怎么样

• 作者：好椰 发布时间：2021-08-21 21:41:08

  在wx读书app上读的，搜isbn号跳转到这里，为什么搜不到这本书的信息呢。还是要再选择其他翻译版本再次阅读！

• 作者：ill_wind 发布时间：2022-10-13 20:24:11

  代体质食养 感觉不是很精准

• 作者：魏文绮 发布时间：2016-12-20 22:48:40

  喜欢里面的14幅，整体质量并不高。大部分作品创作时间在 2000年~2010年。觉得没有什么时代意义和代表性。

• 作者：安之 发布时间：2018-01-01 21:22:20

  感谢赠书。非常可爱的一本书里边，每一道奶昔的制作后面都有卡路里，同时还告诉你什么样的蔬菜可以帮助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最近喝奶昔上瘾，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喝奶昔的新思路。再次感谢赠书。

• 作者：万能虎咪小姐 发布时间：2010-04-08 23:32:23

  这女子总是这么生猛~

• 粟裕是个狠角色

  作者：大桥哥的世界 发布时间：2017-02-06 00:38:53

  第一次来到泰顺县图书馆，坐在24小时自助阅览室的时候，选的图书就是关于《战神粟裕》，说句实在话，我对粟裕初次了解是2010年大学毕业前夕，那时候《解放》电视剧热播，当时班级里面突然流行起来看，我也跟着看了，里面淮海战役粟裕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大学毕业来到泰顺，照理说我这时候接触其事迹的机会少了很多，直到后来自己当了团委书记以后，终于在2014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的那一天，来到泰顺县白柯弯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对于粟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知道20世纪30年代，粟裕在泰顺地区打过游记，那时候我就概括粟裕十几年后可以在淮海战役率领几十万军队进行大决战，人生境遇谁都不可知。之后，2015年，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开展了一次非常大的活动，应该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80周年之际，我又以志愿者身份赶赴现场，所以确实难得，最近一次则是2016年5月，跟着团县委去，也是我第三次去现场。

  回到全书主题，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粟裕在泰顺地区的表现，实际上这里草草略过，唯独提及了峰文战斗，第二是粟裕击溃国民党张灵甫， 孟良崮战役太经典了，第三就是淮海战役的表现了。

  这里还是重点谈下孟良崮战役，狠角色对上狠角色，书中文风没有像过去关河五十州在写抗日系列那么幽默精彩，少了很多段子在里面，可读性大幅度下降，但是那种热血情怀还是有的，张灵甫的七十四师确实能征善战，到最后终于被粟裕包围了，那时候粟裕就下定决心已定要全歼74师，不能放虎归山，当时张灵甫认为国民党援军能够到位，可以实现反包围，结果援军迟迟不到，再加上天不降雨，而使用的枪支为水冷枪，更是悲上加悲，而粟裕那边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吃掉张灵甫，里面战争的残酷在于一个细节，就是作战到关键时刻不要听伤亡人数，因为一听伤亡人数，心一软一放弃反而最后功败垂成。

  正因为粟裕这种决断性格，也有了后面淮海战役的大获全胜，而对我的最大感慨还是那个即便年轻的时候打游击，以后也是有希望指挥大军团进行决战的。

• 张居正的“人亡政息”和“人亡政存”辨

  作者：STONEMAN 发布时间：2022-08-25 23:15:02

  我对张居正的兴趣，是从《大明王朝1566》开始的。在史书中，张居正以改革者面目出现。在当代语境下，改革是好的、进步的，这使得近现代以来对张居正的褒赞远多于非议，剧中张的形象也英俊潇洒，还有心手两用之能。张居正死后，改革的成果被葬送，自然也就是令人遗憾的，万历及其内阁张四维、申时行也被指责为反动的、倒退的。

  朱东润对张居正的崇敬之情极为深沉，这与他1939年在重庆的写作背景有关，“当时的国家大势，没有张居正这样的精神是担负不了的”。书中对张居正的缺点并不讳言，但在驱高事件上却颇为回护，这还是在明清两朝对于“附保逐拱”已有定论的前提下。但我反而觉得，承认张居正的恋权，并不会动摇他伟大光辉的历史形象。信仰权力是成为政治家的前提，严、徐、高、张都如此，然而严嵩柔佞误国，徐忠勤沉稳、偶有谏诤，高、张则果敢任事、大刀阔斧，相比之下，张比高更有韬略、身段也更为灵活，抓住一个狭小的机遇窗口迅速独占领导权,十年柄政成就中兴伟业,终成千古一相。读罢大传，我在豆瓣写了这样一段短评：

  蛰伏时低眉耷眼，抓权时绝不含糊，张居正可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以考成法驱策群臣，不和光、不辟诽，一心一意推行法令，张居正可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政治家；整理赋税、清丈土地，强化中央财政，革大地主阶级的命，张居正可称得上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政治家。纯粹的政治家位极人臣，高尚的政治家毁满天下，超越时代的政治家人亡政息。

  人们普遍认为，“明亡于万历”，万历及其阁员取缔了张居正的政治纲领，开了历史的倒车，种下了明王朝灭亡的种子。然而，随着相关阅读的增加，我对“人亡政息”结局的看法却有所改变，尤其从财政史角度来看一条鞭法的成果，又可以说是“人亡政未息”。

  一、张居正的人亡政息

  张居正的改革说到底是“富国强兵”。富国之途在于开源节流。用今天的政治术语，开源是“应收尽收”和“堵塞跑冒滴漏”，具体说来是限制勋贵豪强的欺隐钱粮、杜绝各级官僚的中饱私囊，走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路子。节流则是从上层开刀，尤其针对皇族外戚，削减宫廷浪费。

  要实行改革，低效腐败的官僚系统是不足用的，更何况要对付的是代理人监守自盗这一古老难题。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阻力巨大。居正强调治财先治人，改革从整顿吏治入手。精简队伍、提高人效、统一思想、整顿风气，在史书中的各项举措被称为裁冗官、考成法、省议论、禁讲学。

  冗官问题，成化年间朝野便早有议论，其时文武职员超过十万，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嘉靖年间陆续裁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行并不顺利，随裁随复，竟而越裁越多。至万历年间，积弊愈深。张居正在任次辅时便有此主张，自隆庆年间开展裁员，担任首辅后继续推行，万历八年至十年进入高潮，所裁冗官在一万员左右。

  为了改造瘫痪腐朽的国家机关，张居正制定了严格的综核检查制度予以鞭策，这便是考成法。说起来原理是很简单的，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公事作为底册，另做两个副本，记载须查考的公事，一本送监察部门（六科），一本送内阁；所谓综核名实，即是定绩效、述职、稽查、复核。凡是上过班的人都清楚，年初部门定了计划，年底述职给个交代，说起来轻轻巧巧，但要做到清清白白绝不容易。

  为改革扫清舆论环境，张居正对言路的压制十分决绝，这也是他被后世斥之为权相的罪状之一。《陈六事疏》第一节便是省议论，“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引领改革的伟人都深谙“不争论”的妙用，后世邓公也拿黑猫白猫作比。而居正的政论从来文采斐然，但真行动起来，每每“重谴言事者”、胁制在朝言官，在朝形象跟那些打击异己、挟私报复的奸相没什么区别。

  嘉隆以来，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蔓延，张居正通过禁止聚众讲学，欲以从学风入手纠正政风。他勒令关闭书院、裁减学额，对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毫不留情的予以肃清，不惜得罪智识阶层。为了遏制异见，罗织罪名以杀了颇有威望的学阀何心隐，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企业到政府，要调动人力资源，考核绩效是治标，改造思想是治本，培养队伍则是十年大计。前者快、后者慢，外界环境不断变化，权力在手的改革窗口却等不起，改革者往往两手都硬、标本兼治。改革派赞扬的刚勇任事，从反对派看来则是刚愎自用。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和当朝官员将张居正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多予以废弃：在张居正去世后的4年间，张居正执政期间所裁革的冗官被系统性的起复；考成法作废，对官吏的监察制约松弛下来；各省书院纷纷复建，讲学之风大盛，文人集团急剧反弹；万历在宫闱极尽奢侈，在民间普征矿税，财政迅速由盈转亏。

  二、人亡政息之原因的探究

  张居正的人亡政息，普遍的观点是叛逆的皇帝在成年之后，报复似的对原路线进行总清算。但将居正的身份放在大历史中考察，张居正的内阁首辅兼顾命大臣的角色注定了他的悲剧。内阁首辅在有明一朝是个高危职业，顾命大臣在帝制时代简直是个玩命的活儿。这两个身份都是为了填补皇权空白之处的权宜之计，权宜则意味着它诞生于“帝王之术”而非“国家之法”，一旦与皇权发生冲突，难以转圜、容易被牺牲。

  （一）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

  先说内阁首辅这一身份。张居正生前的成功，源于阁权的扩张；而人亡政息，则源于阁权的退潮。在张居正执政时代，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统御六部，从明朝祖制来看，一个既负有行政责任、又负有监察责任的内阁既挤压了部权、又挑战了皇权，手段非法。张居正死后，内阁才逐渐回归法定的常态。

  当然，并非符合祖制的、法定的就是正确的，更何况这一祖制出自于朱元璋洋洋得意的天才设计。洪武帝加强皇权的手段震铄古今，直接将千年以来的宰相制度一废了之，从此皇帝诏令再无一人或一部门可以封驳。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以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集庶务、军队、立法、司法、税收，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于一身，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纵观二十四史开国之君，朱元璋出身最低、得国最正，这也意味着他无须与他人共天下，统治最无牵绊。

  权力越大，负担越重。劳模朱元璋担任了一辈子公务员总长，勤勤恳恳、享乐寥寥，到老血衰志微，仍然放心不下。他终其一生都在无人处寻找偷窃皇权的幽灵，却不料正是自己亲手创造了它。“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朱元璋取缔了宰相，那也缺了监督文武百官的帮手。索伦之眼稍有松懈，裂隙中就酝酿着反叛的力量。后世的朱家子孙，不如太祖勤恳，却又遵祖训不敢设相，于是权变地设立了内阁这一非正式的官署。皇帝愈蠢愈懒，内阁就愈加强大，然而这一强大既无法定权利，又无制度保障。阁权的边界极富伸缩性，扩张还是压缩，取决于跟皇帝的互动。嘉靖敏锐的抓住了这一点，通过施加私人恩宠挑拨阁臣的斗争，将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激烈混斗如同养蛊，最终胜出的张居正熬走了嘉靖、隆庆，逐出了高拱，站在了幼年万历面前。空前强大的阁权碰到稚弱的皇权，皇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可人终有一死，万历十年，张居正病亡，外力突然消失，皇权的反弹也空前猛烈。

  张居正生前的人事布局，也加速了他死后阁权的退潮和政治纲领的倒台。担任首辅之前，张居正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权利倾轧，为了防止自己成为第二个高拱，他必须防止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张居正一手操控了内阁的人事安排，任用性格柔弱、不敢担当的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入阁。在这一政治生态中，众阁员唯唯诺诺、职如纸糊、形同泥塑，对待张居正要么彻底依附、要么伪装讨好，以免被开除出阁。可以想见，这些人在张死后绝难有勇气继续推行刮骨除疽的改革，“伴随居正而去的还有内阁的权威的丧失，留下的只是举朝的茫然”。张居正的防范手段非常成功，而政治手段的成功却孕育了政治理想的失败。

  （二）作为顾命大臣的张居正

  再说顾命大臣这一身份。主少国疑之时，顾命大臣身兼父与臣的双重责任，既要培养君主，又要还政于君，双重目标本身就潜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教育从来都是反人性的，顾命大臣面对幼年的皇帝要树立权威；随着皇帝年纪渐长，独立意志也日益强大，顾命的权威就要渐退，尺度的微妙堪比在刀锋上行走。而权力的游戏之残酷就在于它的嗜血，一把手的地位并非天生得来，而要靠厮杀和斗争。无数双眼睛在期待着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国王的登基，要么跨过老国王的尸体，要么碾过老国王的意志，“弑父”正是新君的最后一课。被慑服的群小顶礼膜拜、望风而降。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与个人的品质无关，而是权力的永恒规律。通过“被弑”而还政，便是顾命大臣的宿命。

  刘宋王朝的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废了荒唐的少帝刘义符，拥立有统治才干的刘义隆，是为宋文帝。为了防止废帝复辟导致王朝颠覆，采取霹雳手段杀掉刘义符，并把顺位靠前的刘裕第二子刘义真也一并铲除，为刘宋王朝的稳定统治立下大功，可谓公忠体国。事变之后，自知犯了大忌的徐羡之等人主动归政辞官，但即位的宋文帝最终还是将顾命功臣杀害。敌对势力进谗是一方面，根源还是在于皇帝的忌惮。

  汉顾命大臣霍光被人评价“沉稳周详、资性端正”，能立三世而善终，靠的是对幽微纤末处的洞察和对规矩的不敢逾越。传说霍光进出殿门，每次上下车都有固定的地点，分毫不差。但就连这样守规矩到甚至过分拘谨的顾命之臣，皇帝都难以放心。汉宣帝初立，去拜祭高祖庙，霍光为汉宣帝驾车，汉宣帝对霍光非常畏忌，若有芒刺在背，非常不自在。稍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霍光驾车，汉宣帝则变得从容安适，神形舒展。等到霍光死后，宗族诛灭，当时民间传言说，霍光家族的惨祸早在他驾车那一刻就已经萌芽了。

  张居正身死家灭，是历代顾命大臣悲剧的重演。守礼如霍光者尚难幸免，遑论居正的一系列的举措失当，更招致了皇权的凶猛反扑。一是对万历叱责太甚，扲制太过；二是威福太盛。葬亲回乡之时，“百僚班送”“禁卫千兵骑而从”，依借权势将诸子推登高第；三是独裁专擅。顾命的使命是平稳交权，而居正每每以皇帝年幼回避这一核心问题；四是霸道。穆宗死后，张居正并非首席顾命大臣，而是高拱。主幼之时，制造事变干掉同僚，从皇权看来，与鳌拜行径无异。居正所揽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就是神宗失位。神宗反对居正，到反对居正的同党，进而反对居正的政纲，历史在这一脉络上演进，居正身死家灭终于人亡政息。

  三、张居正的人亡政存

  张居正的改革，围绕着治吏、富国、强兵而展开，治吏是富国的手段，富国是强兵的手段。随着居正的死，整个朝野掀起了取缔改革的大逆流，整个国家迅速堕落瓦解，“明实亡于万历”。

  然而，有些手段却超越了目的，在大历史的尺度上经久不息地闪耀着光芒。朱家谢幕之后，居正的成就仍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这便是改革中的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

  （一）改革成果遗于后世

  张居正之所以超越时代，皆因他的政治思想之内核其实是“民本”，这并不为明朝的政治传统所容。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思想，居正以极大的决心和极高压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阻力巨大、成本高昂的土地清丈。这是一类根本性的改革，从广度到深度都前所未有；这也是极为强力的改革，即便向自己所在的阶级挥刀也在所不惜。

  明朝财政沉疴已久，在居正之前已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注意到了赋役不均之弊，也在个别领域、局部地区推进了一些变革。有些仅停留在治标上，如嘉靖年间对官僚阶级优免赋税的范围和数量加以限制；有些困于改革者的权位不够，如欧阳铎和海瑞，举措试行于一隅，未能得到巩固和持久执行。柄政之初，张居狠抓里甲、经催、投靠、优免四个环节的整顿，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之后，居正进一步深化改革，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土地这一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之上。通过丈量和登记，调整土地的所有权，进而核定赋役，使得基于土地的收益和负担公平合理，可谓抓住了事情的本质。正如海瑞所评价的，“一丈田而百弊清矣，士君子为部民久长之计，无过于此。”

  这一次全国清丈自万历六年始，至万历十年，全国大部陆续奏报清丈完毕，万历十一年（居正死后一年）少数边陲也宣告清丈完毕，自此全国清丈胜利完成。可见居正虽死，但他启动的改革自有其惯性在，才能有始有终；也可见居正在生前，是以怎样的决心和意志，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和阻挠（包括夺情事件），与自己的生命赛跑，将改革推进到了一个难以调头的单向道上。据统计，通过清丈，全国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两直隶，和大同、蓟州、宣府、辽东等边镇，新增的地亩约占万历六年全国地亩总额的26%。这一数字表明，万历清丈的成果是相当巨大的。

  从明万历年间起，旧的黄册制度被废弃，各地官方开始制度性地刊印征收赋税的法律文书，用以记录各地的赋役税则和实收数额，并将其汇编成为《赋役全书》。可以说，《赋役全书》是张居正改革后的产物，是土地清丈的立此存照，记录了改革的成果。后世清朝从善如流，继承了这一成果。顺治初年，下令各省修订《赋役全书》，作为各省府州县征收赋税的指导依据。十四年，顺治帝长篇谕旨，命“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地丁则开原额若干，除荒若干，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也就是说，清初确定的田赋和劳役，是以明万历年间编制的《赋役全书》记载的税额、税则作为依据，后世加增的部分尽数剔除。顺治一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对居正改革的成果竟直接拿来主义，一是说明改革成果相当扎实、富有可操作性，二是说明改革是相当公平的。

  （二）改革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土地清丈的胜利，意味着中央政府掌握了生产资料的底数，为全国范围内的数目字管理提供了计算单位。而中央财政的加强、仓廪的充盈为实行一条鞭法提供了物质基础，“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

  一条鞭法的主要实质是，将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供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由官收官解。虽然在推行之初，一条鞭法因其方便征输、且能因地制宜的调剂国家各级仓廪的粮银比例而受到推广，但它最重要的时代贡献与清丈田亩相同，还是均平赋役负担，所谓“丈量以清其源，条编以均其派”。一条鞭法通过大幅简化征收科目，以田亩为对象，实行一次征收。统一交银后，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代收、代征，而是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上缴国库，压缩了经手层级，缓解了中饱私囊。

  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一条鞭法的设立，标志着现代田赋制度的发端。在传统中国，二三千年来实行的都是实物田赋制度，农民除了每年定期缴纳的夏税麦、秋粮米之外，还有农桑丝、绢、苎布、麻布、棉花绒、枣子等，税目繁多，几乎全部征收实物。财政收入为实物形态，财政支出也采取相应的实物方式。《大明王朝1566》开头那场戏，严党清流两派隔空互杠，掰扯国库的银两亏空，实在是编剧为了方便观众理解，大大简化了朝廷的账簿。

  自一条鞭法起，田赋逐步折成银两交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随着王朝的更迭，虽经历了漫长的反覆，但这样折银的思想却极具生命力，如梁方仲所言，“自此之后，直到清代，民国，我国四百余年间的田赋制度，大体上仍是继承着一条鞭法的系统。”

  四、人亡政存之原因的探究

  从清丈田亩到一条鞭法，居正的改革成果依旧庇荫着后世，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居正的人亡政存，既因改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不能忽视个人的主观能动在历史中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

  （一）张居正改革是历史的延续，经过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在中国历史上，对赋税也有过多次的变革，其中力度最大的有三次，除一条鞭法之外，前有唐朝中期的“两税法”，后有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它们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通过简化杂税来减轻农民负担，最终做到“均平赋”。

  在张居正之前，明朝已经发生了一系列赋税改革。明宣德五年（1430）周忱改革着眼于江南税粮的运输征解，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之后在局部地区，改革的名称不一、各有侧重，“平米法”旨在租税均征，“征一法”旨在计亩均摊，“纲银法”旨在折银，“十段锦册”“鼠尾册”旨在均徭役，而张居正的改革，是此前改革的延伸和集大成，换言之，张居正改革具有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二）张居正的改革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进程不因人而改变

  16世纪，是全球经济化开端的前夜，经济孤岛互相连接，形成更大的市场，生产资料的货币化与流动化全球皆然。张居正以一国之权力推动白银成为统一大市场的价值计量单位，促进了生产资料的流通。简言之，土地清丈配合一条鞭法创造了田赋—土地—货币、劳役—人力—货币的两重对应关系，使得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资料，映射出一个货币经济的镜像。原本僵硬固化的农业生产关系和农村产业结构被打碎重组了，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组织形式。如万明教授概括的三个进程：

  进程一：赋役折银—>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从身份到契约—>农民与土地分离—>雇工人和商帮群体形成—>市场化进程。

  进程二：赋役折银—>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农业产品商品化—>商业化进程。

  进程三：赋役折银—>农村从封闭、半封闭到开放—>市镇兴起—>城市化进程。

  以上三个进程，总括起来是一个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分化、国家与社会大重组的过程，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逐步迈进了近代社会。

  （三）张居正的智谋与韬略影响了改革的拐点，从此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唯物史观来看，居正的改革是之前一系列改革的延续，居正改革所建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系列历史大进程的必然阶段。但也要看到，居正既创造了改革的条件，又执行了改革。居正之前的改革是局部的、渐次推进的，而居正是由渐进到突进的拐点，这体现了张居正在战略和战术层面的韬略。

  从战略层面，集权、治人、理财、富国、强兵，各目标徐徐推进，有条不紊。试言之，要改变边疆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要整顿军队、加强武备。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建设，就需要加强中央财政。封建王朝的财政建立在对土地的所有制和对农民人身的占有制的基础上，而窃国者正是特权阶级，就需要损有余而补不足。先运动式打击富家大贾，再系统性调整生产关系，前者治标，后者治本，治标取得了一定成果，就毫不拖泥带水地转向治本（一条鞭法）。为了控制土地和户口，统计是前提（土地清丈）。统计要靠人执行，反腐监察又是前提（考成法）。要反腐而不被反，集权又是前提。

  从战术层面，张居正的缓急、造势、用人、指挥上都值得称道。以福建丈田举例，福建是土地清丈的第一个试点区，之所以选择福建，是因为这里山多田少、阶级矛盾突出，而且连年倭患不断，朝廷上下都认为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虽然形势迫切，但在具体执行时，居正却主张谋定而动、慎重初战，将丈量工作奠立在谨慎扎实的基础之上，此为缓急。为了使福建丈田更顺利的进行，居正“口衔天宪”，以谕旨的形式表态支持，此为造势。为了使丈田工作一而贯之，先后推荐庞尚鹏（万历四年至六年）、耿定向（万历六年至八年）、劳堪（万历八年至十年）任福建巡抚，这三人都是坚定主张丈量，并能认真督择进行的地方大员。事实也证明，福建率先报告清丈胜利，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士气，此为用人。在福建丈田成功后，居正立刻取得了内阁其他大学士的附议，以诏旨的形式颁行了《清丈田粮八款》，总结福建经验，形成八条原则，涵盖了工作目标、官员职责、奖惩、限期、统计方法、经费开支各方面，使得清丈有章可循，此为指挥。

  （四）张居正的决心、精神和气魄

  居正的改革，是一场极为艰难的角力。居正掌握着统揽全局的最高权力，而他的对手是明朝家国不分的政治传统、固化已久的特权阶级、重儒轻法的士人理念、因循仿古的民族精神、明中后期的积弱之势、贫富扩大的历史宿命。

  张居正以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想，志于改造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国家。他清醒地看到了前景的多艰、阻力的巨大。他清楚的知道，改革筚路蓝缕，生前谤满天下，死后破家沉族，但根本就不曾放在心上。

  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后人读史，薄薄几页纸翻过，便宣判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纵使天大的英雄豪杰终究逃不脱了历史的循环、时代的束缚、权力的规律，居正因超越时代而人亡政息，又因顺应时势而人亡政存。然而，告别冰冷的分析和乏味的宿命论，人物在充满限制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才是历史中最动人的部分。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们拼命硬干，他们舍身求法，都经久地给今人以鼓舞和启迪。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洞明世事又舍生忘死，他的抉择穿越漫长而重复的历史事实，在黯淡而老朽的中晚明，留下了一道耀眼的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