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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蜗牛格格 发布时间：2022-02-05 22:24:21

  说实话这种解读方式真的很棒，对学生来讲，阅读能力直接上升几个level

• 作者：吴园丁 发布时间：2008-02-08 18:52:25

  吴海菁 藏书整理 2008年春节

• 作者：LyridsMC 发布时间：2008-07-25 22:22:14

  诗性江南~~

• 作者：Abby 发布时间：2023-08-08 17:00:40

  不知是否翻译的缘故，有些地方没看明白，不过书中对于不同理论的吸纳和批判写得太好了，写到点儿上了。最后的比喻也很好，不是一劳永逸的蜕变，而是一次次的蜕皮，更好的生活需要不断的选择。

• 作者：青狐蛮妖 发布时间：2023-06-02 16:57:42

  虽然有镂空的特殊设计，却并不出彩。

•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4-27 16:04:59

  今年读的书里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纠正书名了，原书叫The Mapmakers' World，即《制图师的世界》，身为编辑，你可以介绍是在欧洲文明发展中如何看制图师这个职业，以及制图术和古地图的演变，但直接以文明史为书名，大而无当，容易误解。书在写法上，并没有超出其他介绍地图史的太多新意，但在图文环绕方面，是目前所见做得最好的图文书之一，地图书就该有像这样丰富且非单独附录的图像。胶版纸彩印，即有跨页全图，又有放大细节。唯一造成阅读不适的，就是我之前提的双栏问题：https://www.douban.com/people/arsenal911031/status/2933332593/，但也尚可在理解范围内，确实挺难处理的。

• 重温《政法笔记》

  作者：林微云 发布时间：2012-07-15 16:51:33

  冯象先生新修订的《政法笔记》看了许久，从腊梅初春看到了蔷薇初夏，偶尔从书架兰花后取出来看个几篇，细细回味，有深度有沉淀的书适合反复咀嚼，历久而弥新。光阴荏苒，早已不是法学楼图书馆5楼自习室里灯下捏书苦读的女孩，入世的阅历夹杂着对社会的失望和希望，让曾似相识的文章平添了些新意，原来暗香帘影动，似是故人来。

  笔记之名、札记之实让本书颇像一本亲民的散文集，与一般艰深的法学著作相比，它言辞甘美、文意畅达，并无一丝枯燥之处。但细细品读，却又发现其并非可以一览无余的低浅读物，而有耐得起咀嚼的法学深度和广度。作者学养深厚，遣词用句或朴素或清丽，随手拈来的文学典故和圣经故事，把法律文化中的精义讲得活色生香、引人入胜。文中不时穿插的隐喻和暗示，透过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精巧细致的推演，在细细揣摩之后方可领悟隐含的法理，换来读懂时的会心一笑。

  与《木腿正义》相似，本书的笔记几乎都从某一案例的分析开始，解读法律、阐明法理，这固然是作者深厚的英美案例法学素养所致，也让更多非专业的读者更易明白其法理内涵，例如在《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一文中引用了倪培璐和王颖被国贸超市搜身的案例，在《它没宪法》中引用了“毛集镇农民诉镇政府加重农民负担”一案，在《法盲与版权》文中引用了汪曾祺与《沙家滨》版权案等等，不一而足。案件引用在书中俯拾皆是，不但利于更生动地展开阐述，也利于读者理解。

  冯老师学识过人，法学专业和文学背景又相得益彰。例如，针对中国法律一向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冯老师在《正义的蒙眼布》一文中引用中世纪文学中众神失和时，正义女神于是蒙上蒙眼布进行裁决的故事，说明“程序是司法正义给自己绑上的蒙眼布”，阐明程序公正或者“正当程序”自有其脱离实体权利而独立的价值。该故事的引用，既深得其含义的精髓又形象生动，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这些著名格言的内涵。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更深地解释了程序与正义的关系，并联系中国司法改革，进一步阐述程序正义在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地位、功用和价值，指明要扭转中国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局面，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冯老师虽客居美国多年，却对中国的司法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书中谈起本土司法案例来了如指掌，随心所欲地运用本土法律词汇、本土国情来分析司法问题。在《案子为什么难办》一文中，作者从《秋菊打官司》影片中实景拍摄时卖棉花糖的女人，因天花脸曝光受到伤害状告制片厂侵犯肖像权说起，阐述了法院裁判原告败诉，不能依据宪法，而是从权利判断，并进一步从“社会的制度化权利配制”的角度分析其缘由，所以不能“追求个别案件中的最大效益”。作者态度鲜明地指出：“政法政法，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在《他没宪法》一文中，他又引用毛泽东一针见血的话：“世界上历来的宪政......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读后细细思考，冯老师做出的这些“辩护”分析，却反而暗合了普通法体系中所包含的法治精神。

  上编的二十五篇笔记评论，是围绕十年前国内的司法实践而作，涉及肖像权、性贿赂、送法下乡、版权、肖像权乃至法学教育等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题，但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丝毫没有过时，而冯象先生睿智深刻的分析，在今天读来丝毫没有隔阂之感。

  与旧版相比，增订版的《政法笔记》增添了下编《利未记》和新写的跋：《学院的生日》。冯老师对圣经故事情有独钟，并有大量相关著作和译著如《新约》、《创世纪》、《摩西五经》、《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等。此次新增《利未记》为下编，想必有其寓意所在。《利未记》为《旧约》中《摩西五经》的第三卷。据《旧约》，利未人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主要工作之一是讲解神宣布的律法，《利未记》在《出埃及记》之后，讲解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所宣布的有关会幕的规矩与条例。在某种意义上，《利未记》即为古代以色列人的法律，不但详细记录了各种祭祀的程序和规则，也记录了犯罪不洁之人如何洁净赎罪的程序，并在“道德与教规”等篇章中对亲友、族人以及与异族间的行为做了详细规范。所以可以把《利未记》视为古以色列的圣法，而其不论祭礼、圣职、节期或求洁之律，抑或家庭与司法伦理，都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源头。

  即使在以色列血债血偿的古老年代，律法亦为世人所必须严苛遵守的规范，在生活中谨言慎行；而如今纷扰社会的众人却无需谨记繁琐的律条，无需再为自己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害怕遭到来自头顶的“震怒和惩戒”。是故，经过上编二十五篇对中国司法实践的思考评论之后，再来体会一下古以色列人规范日常生活的法律，对比中国当下法治进程中的纷纷扰扰，理想丰满而现实骨感的巨大差异，自然不难领会冯象老师在增订版中加入《利未记》的用意。

• 个人性学术与制度性学术

  作者：金戈 发布时间：2008-09-07 19:35:25

  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界和出版界兴起一股 “陈寅恪热”。

  最早有俞大维等所编回忆文集《谈陈寅恪》（1970），后有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198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说以上尚囿于学术圈内，那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的出版，更是将“陈寅恪热”扩至社会，俨然成为公共话题。此后，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1996）、刘以焕 《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199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2003）、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2004）等等纷纷面世，一时众声喧哗，好不热闹。“陈寅恪热”显然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大师情结”。随着钱钟书和季羡林等“大师神话”的破产，陈寅恪已然成中国学术神坛的最后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满足国人对思想、学术、人格完美统一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终极想像。最近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当然也是这种“情结”的产物。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个有话谈但并不好谈的话题。不像“鲁迅与胡适”，有知识分子路向问题可议；也不像“吴宓与陈寅恪”，有交往记载可叙，陈寅恪与傅斯年，虽属同学、同事、同行兼有姻亲关系（陈寅恪表妹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但关于双方交往的文献记录历来甚少，且俩人一生聚少离多，交游有限，关于其往来行止，聊聊数语便可述毕，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页、48万字篇幅的鸿篇传记呢？于是乎，我们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随处可见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间（一些重要档案史料反而阙如），涉笔芜杂，而事关陈傅往来的叙述则少之又少，湮没无闻。而书封上所谓的“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则更止于“王婆卖瓜”，贻笑大方了。实际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叙述稍嫌混乱，文笔不一，文风有时流于轻浮，常有臆断之语。为陈、傅二位史学大家如此作传，真是“谬托知己”了。

  史实、史笔且不说，史论又如何呢？诚如作者所言，“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可惜的是，这个关于学术的个人性遗业与制度性遗业的比较，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呈现。实际上，陈寅恪之所以在后世文人学者中掀起追慕热潮，正是因为学术的个人性所产生的神话。

  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分别代表着个人性的学术和制度性的学术两个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兹全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傅自己也尝言，“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并非夸语。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曾被称为中国20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而由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在组织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中居功至伟。在傅主持史语所的二十三年中，曾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过大批人才，其影响可谓深远。而陈寅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统的传承上，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皗而余英时而王汎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却成了学术孤岛。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及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皗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段话同样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难得到回应。陈寅恪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的 《心史》，书稿装入铅匣，丢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来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将历史写作化为生命写作的体现，这显然是一种以安身立命为骛求的个人性的学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心境是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又是无情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