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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教授邓艾民著作，权威、简明的《传习录》注本，学修阳明心学的上佳入门途径

★清华教授陈来作序推荐：即使放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

★将引语和背景知识简明切要地一一注出，扫清阅读障碍

★将《传习录》与《王阳明全集》对照，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在义理上可以互相印证的条目作了贯通的考辨，从整体上把握王阳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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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先将《传习录》所涉及的引语和背景知识简明切要地一一注出，为读者扫清了阅读的文字和知识障碍。第二，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王阳明全集》对照，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在义理上可以互相印证的条目作了贯通的考辨，从整体上把握王阳明的思想；并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阳明后学，通过对王门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解读，“立体”地展示了阳明学的展开进程——为想深入理解和体会阳明心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拾级而上的阶梯。

序一 陈 来

序二 杨祖汉

传习录序 徐 爱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中

／ 答顾东桥

／ 答周道通书

／ 答陆原静书

／ 又

／ 答欧阳崇一

／ 答罗整庵少宰书

／ 答聂文蔚

／ 二

／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 教约

传习录下

后记 左启华

王阳明（1472—1529）

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青龙铺（今属大余县），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属绍兴县兰亭镇）。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对传承、发展儒学的贡献尤为卓著。其学说影响，不仅遍于中国，而且波及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成为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艾民（1920—1984）

1920年生于湖南邵阳市，1939—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1946—1950年北京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译员，1950—1956年教育部大学司任职，1956—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副教授、教授。代表作有《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传习录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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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

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

曰：“請問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這裹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2）語本僧璨初見慧可大師時問答:“曰：‘弟子身風恙，請和尚懺罪。’曰：‘將罪来，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景德傳燈録》卷三)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23.問：“静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動亦定。”

义理与客气常相胜，又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子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

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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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契诃夫的樱桃园 发布时间：2024-04-21 16:42:06

  远绍孔子“人”乃一道德自觉，不假外求主体之期许，阳明先生之道，一以贯之：曰立志，曰辨义利。学作圣人，是为立志。灭欲复性，慎独戒惧，事上磨炼，是为辨义利。唯其一以贯之，故无论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皆能横说竖说，无滞无碍。唯其抱持人为道德自觉主体之期许与信念，故王氏心学之最理想境界，乃是于致良知之切磋琢磨中，造就自信，自尊，自觉，自由之主体，并由此种主体组成理想社会。

• 作者：若耶溪水 发布时间：2022-09-24 11:12:19

  翻过一遍，希望能以后能再细读～

• 作者：枕流 发布时间：2023-06-04 17:23:10

  王学可以看作是“黉门禅宗”，这不光是从其着手处而言，也是从其对人的根器要求、后世影响而言。王学的心即是天理，尽心即是穷理，有私欲遮障即为未能尽心。据此言之，海忠介公(他确实是王学门下)才能算是正宗传人，明末的乱象却同王学无关。然而这种为强者说法的学派必然招来冒牌货和放僻邪侈的末学(禅宗也有“:一句合头语，万世系驴橛”之骂，可见鱼目之多)。一般人需要的只是明确的规矩(朱子学)或者往生的希望(净土宗)罢了。“唯求作佛”只是上等根器人的事。只是强者们往往对弱者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前念迷即是众生，后念觉即是佛”)，这才生出不少悲剧。我近年最大的进步便是打破了启蒙以来假设的“人”的单一概念，接受众生自有强弱，学会了不苛求，以众生“各得其所”为善了。

• 作者：D 发布时间：2012-08-10 20:18:46

  瓶瓶罐罐很好看，做法看上去也不难，但是不把家里能吃的东西吃光就难过的睡不着觉星人真不适合做这个。

• 作者：moi 发布时间：2023-03-02 00:37:04

  p244（王对众弟子）“人胸中各有个圣人”，想到黑格尔对台下的学生说，“你们就是世界精神。”

• 作者：caniican626 发布时间：2022-01-03 19:32:49

  没译文，没注释，没阐发，断句也不好。只是标明词句的出处，然后把原文摘出来就当作注？这纯粹是搬运工啊，真是大家之作？切不可买此版本。

• 走进原著，莫拾牙慧

  作者：SSO 发布时间：2016-08-27 13:53:10

• 【转】吴震丨邓艾民《传习录注疏》评述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20 00:37:08

  作者简介：吴震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为吴震教授应陈来教授之邀为邓艾民先生《传习录注疏》所撰写的评述，原文载于《中国学术》第10辑）

  治哲学者须稍通“汉学”，从把握经典文本的知识入手，才能打下扎实的学术根基，这应当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涉及经典的注疏则是一门专且深的学问。一部具有学术分量的注疏体著述，对于我们理解经典的义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这又是一门吃力不讨好的学问。在我们的印象中，它是近代以前清代考据学家们所推崇的治学方法。所谓“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戴震语），听起来确乎是“至理名言”，但做起来却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令人望而却步。而在当下，受学术功利主义等风气之影响，不惟从学者不屑于“回到经典”，甚且有些出版商对此类考证性专著的出版亦往往兴趣淡然。于是，此类注疏体专著也就日渐稀少。

  近读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邓艾民先生的遗著《传习录注疏》，不禁为之心头一震，令我有“久违”之感。据书首所附陈来先生《序》，邓先生撰述此著，距今大约已有十七、八年了。正确地说，是在1983年，邓先生因病住院期间最后完成的，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晚年遗著。当然，这部专著绝非一时之作，事实上是邓先生集数十年研读宋明理学的结晶。

  如所周知，《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自从其问世以来，对其下注作疏者，可谓代不乏人。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二十年以来，除了邓氏此著以外，已故旅美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曾将《传习录》译成英文出版，该英文本即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的前身，后者由台湾学生书局刊行于1983年。据邓书卷首所付杨祖汉先生《传习录注疏序》所言，邓先生似乎得见其前者而未见其后者。将陈书与邓书两相比较，可谓各有所长。总体而言，陈著长于名物考证，详于介绍历代各种主要《传习录》的评注文献，但对《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阳明全书》）所收的阳明其它文字与《传习录》中的观点有何理论关联，却未免缺乏整体性的考察，这当然与陈著的着力点在于收集各类评注而不在于心学义理之分析有关。邓著在《传习录》各版本的把握以及在名物出典的注释方面虽稍逊色于陈著，但邓著的最大特色在于将《传习录》与《阳明全书》作了严密的对照比勘，同时将《传习录》上中下三卷打通，对其中互有思想关联的条目展开了统一的考察和探讨，这就为人们从整体上把握阳明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根据笔者读后所获得的初步观感，邓著此书的主要目的也许并不在于对《传习录》作章句训诂式的注解，而是企图结合文本的考察，进而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对《传习录》作严密的解读。故通过阅读邓氏此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掌握有关《传习录》文本的基本知识，而且可以使我们在《阳明全书》文本话语的背景中去了解阳明思想的整体风貌。可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色的《传习录注疏》实为历来注本所不多见。

  不待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阳明学的思想有一通盘了解。正如我们从邓先生的另一部力作《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邓先生对阳明思想的内在义理及其演变之过程，有精当切实的了解和较为全面的把握。按陈来先生的说法，读了《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之后，“使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之叹”。❶恐非虚言。在此不妨举几个例子。譬如，《传习录》卷上第13条所载阳明的“五经亦史”说，邓氏指出该说与朱熹的经书观不同，对后世影响甚大，章学诚便是其中著名人物之一，与此同时，邓氏注意到了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纪》（《阳明全书》卷七）中的“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一语，指出阳明“晚年的观点又有变化”（第44页）。的确，参之阳明晚年所言“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可以推知，阳明晚年更为注重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强调“六经之宝，则具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纪》）的观点。显然，这与后来章学诚等人从历史角度来审视儒家经书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又如，关于阳明早期的知行合一说，邓氏特意揭示出阳明晚年的《答友人问》（《阳明全书》卷六），指出该书所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的观点，不见于《传习录》卷上，是阳明“晚年对知行合一说的深入阐发”（第156页）。这类提示不仅可以使我们透过《阳明全书》来解读《传习录》，同时对于我们了解阳明思想的前后变化也是很有助益的。

  邓著的另一重要特色在于他的视野从阳明学扩展到了阳明后学。也就是说，他通过对王门各主要弟子的著作及其思想的了解，进而观察王门弟子对《传习录》有何评论或新的阐发，由此向人们“立体”地展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之进程。从其引用的王门诸子的著作来看，其中包括王畿、欧阳德、邹守益、聂豹、陈九川等人的文集。如所周知，由于奉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等原因，这些著名的阳明大弟子的文集无一例外地被清朝考据学家剔除在《四库全书》之外，造成了这方面资料流离失所的后果。由于第一手原始资料难以寻找和查阅等客观上的原因，造成了长期以来对阳明后学的思想不够重视以及缺乏系统研究的状况。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状况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可以说，邓氏此著注目于王门诸子对《传习录》以及对阳明思想本身的理解和阐发，对于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就此而言，可以说邓著在陈著之上。

  举例来说，譬如针对阳明的“知行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132条），后人大都没有注意到阳明弟子欧阳德曾经表示过不同的见解，他指出：“谓之并进，谓之交修，犹有二也。二则不能无先后也。若无物不实致其知，无时不实致其知，则一而已。孰为知焉？孰为行焉？而何先后之可言哉！”（《欧阳南野文集》卷一《答傅石山》）邓先生认为，王阳明用“并进”二字有失“斟酌”（第154页），而欧阳德之说正可作为佐证。需要说明的是，阳明讲“知行并进”，出现在阳明晚年（嘉靖四年）的《答顾东桥书》当中，共有五处。看来，“并进”二字对阳明来说，似非一时之失考。然而也应注意的是，阳明在该书中是以“合一”联结“并进”来讲的，并没有着意强调知行属于一种“并进”之关系。较为合理的解释也许是这样的：“并进”二字在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那里，本无独立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并进”与“并行”仅一字之差，讲知行“并进”，的确会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知与行毕竟分属“两事”，故而两者是一种“并行”而非“合一”之关系。若此，则诚如欧阳德所批评的那样，未免“犹有二也”。因为按照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思路，朱子讲“心与理一”，下一“与”字，便已有割裂“心与理”为二之嫌。显然，欧阳德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由此亦可看出，邓氏所见非常敏锐，诚有以也。❷

  再如，邓氏在注释“天泉证道”（《传习录》卷下，第293条）时，除了引用王畿的《天泉证道纪》（《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邹守益的《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一）这两篇较为著名的文章以外，❸还特别注意到了钱德洪的一篇文字，即《复杨斛山》。向来，史家只注意到这样一个方面：钱德洪在“天泉证道”之际，以阳明“四句教”为“定本”，从而反对王畿的“四无说”。据此以为，钱德洪在思想上与王畿格格不入。但是，历来对于上述钱德洪《复杨斛山》这篇重要书信未加注意。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到钱德洪在“无善无恶”问题上与王畿其实并无根本分歧，甚至在某些方面，钱德洪的见解表现出其对阳明“四句教”的旨意有深入切实的把握，可补王畿之不足。❹应当说，邓氏特意将钱德洪的这封书信表出，对我们了解钱德洪的思想具有启发意义。❺

  不过，关于阳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天泉证道”，邓氏所注亦有尚不完备之缺憾。既然对王、邹、钱三者作了介绍，或应再介绍一下聂豹和陈九川的相关观点。事实上，阳明后学中“归寂”派的思想人物聂豹与“现成”派的王畿在思想上的争执虽异常尖锐，但他不惟对阳明的“四句教”，甚至对王畿的“四无说”，均有赞同之词。从历史上看，聂豹的观点实在不可忽视。令人难解的是，刘宗周与黄宗羲疑“四句教”是出自阳明门人之杜撰，却未能注意到聂豹的言论。同样，梁启超以为“天泉证道”是王门分化的主要原因（参见《节本明儒学案》），《饮冰室丛书》第六册所收），也没有注意到聂豹的观点。若以聂豹之说为据，再参之以欧阳德、陈九川等人在“无善无恶”问题上的观点，那么刘、黄、梁的说法则另有考察之余地。❻至于陈九川在“无善无恶”问题上的观点，深受王畿影响亦极明显。❼若能对此稍作提示，则刘宗周、黄宗羲之疑可以释然矣。不仅如此，甚且还可以引伸出一个重要结论：“无善无恶”问题并非是导致阳明后学诸派分歧的关键因素。

  尽管邓氏此著在引用他文注解《传习录》之时，或有失当之处，特别是对《传习录》下卷部分的注亦有再充实之余地，❽此外，对古籍版本及国内收藏情况未作说明，在运用之际似亦有混乱之处；❾但总的说来，诚所谓“瑕不掩瑜”，邓艾民先生的《传习录注疏》完全可与陈荣捷《详注集评》相得益彰，不失为一部考辩严谨、义理性强的注疏体学术专著。

  注解：

  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

  ❷其实，在朱子的知行观当中，已有“并进互发”说，如朱子曾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朱子语类》卷十四）“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发。”（同上书卷一一七）“穷理涵义，要当并进。”（《朱子文集》卷四十五《答游诚之·二》）与阳明同时的罗钦顺亦指出：“致知力行工夫要当并进。”（《困知记》卷上）如邓氏能够注意到这些言论，则更能有力地证明阳明讲“知行并进”确实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顺便指出两点：一，陈荣捷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中，对“并进”说未作任何评注；二，关于欧阳德在阳明学史上的地位，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曾有这样的评价：“若要理解阳明，南野思想是一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数。”（《欧阳南野解说》，载《阳明学大系》卷五《阳明门下·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第34页）反观国内学界，有关南野思想的专题研究至今尚未得见，亟待补阙。

  ❸按，《青原赠处》记阳明“四句教”之首句为：“至善无恶者心”，与《天泉证道纪》（包括《传习录》等）所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异。刘宗周（亦含黄宗羲）根据《青原赠处》，怀疑“四句教”为阳明门人之杜撰。个中详情，可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第八章。又，《东廓文集》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未知邓氏所据为何种版本。据笔者所见，今存明隆庆年间所刻“安成佑启堂藏板”《邹东廓先生文集》，《青原赠处》在卷二而非卷一，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册所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亦如是。

  ❹比如钱德洪将阳明“无善无恶”说与阳明反对朱子学的“定理”观这一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由于本书评的篇幅所限，这里不必赘述。请参拙文《钱绪山の思想について——王龙溪·罗念庵を通じて》，载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第十九号，1996年12月。

  ❺惟感不足的是，邓氏所用《钱绪山遗文》是据《明儒学案》本。其实，钱德洪的文集虽已亡佚，但是周汝登《王门宗旨》所收的钱德洪遗文远较《明儒学案》详甚。该《复杨斛山》一书，即是一例。两相比较，黄宗羲对该书中颇为重要之内容作了删除。关于“钱绪山遗文”，日本学者吉田公平所作的辑佚工作，堪称详备（参见吉田公平《钱绪山解说》，载《阳明学大系》卷五《阳明门下·上》。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

  ❻参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答戴常伯（即幽居答述）》，同上书卷十一《答董明建》。尤其是后者，书中提出了与王畿的“四无说”颇为相似的观点。近代以后，最早注意到聂豹之说（就王门四句教而言）的似是日本学者楠本正继，他在1937年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陆王学派思想の发展》（收于《楠本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东京：国士馆大学附属图书馆，1975年）当中，提到了《答戴常伯》一书，但没有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❼ 参见《明水陈先生文集》卷一《答聂双江》等。

  ❽试举两例。譬如《传习录》卷下第319条注⑥引王畿《书先师过钓台遗墨》一文，似应移至《传习录》卷下第316条“严滩问答”条下，更为恰当。又如《传习录》卷下第307条注，引聂豹《困辨录》一文，其中有“便自能”云云，或当移作《传习录》卷上第72条之注。理由有二：一，聂豹所说“便自能”，是为其“立体以达其用”的“归寂说”张目，未可视作是对阳明“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传习录》卷下第307条）之善解也。二，欧阳德曾经指出聂豹的“便自能”说的理论依据即是阳明的“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语见《传习录》卷上第72条。按，引文与原文略有异同）。顺便指出，欧阳德对聂豹此说有严厉批评，参见《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四《寄聂双江·三》。

  ❾譬如，邓氏在《传习录》卷上第99条注⑥中，引用了朱得之《稽山承语》。然而在同上卷中第170条注中，却引《明儒学案》中的《朱得之语录》，其实该条语录见诸《稽山承语》第10条，且后者较前者详甚。未知何故不直引《稽山承语》之原文？该《承语》附刻于闾东《阳明先生文录》卷末，从邓氏该著多处（如卷下的第205条及第219条等等）引述闾东本以补他本之不足等情况来看，邓氏似尝亲睹闾东本。若是，则对《稽山承语》盖亦熟知矣。顺便指出，陈荣捷的《详注集评》似是依据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得知闾东本以及该本所附《王阳明先生遗言录》，然却未知《稽山承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