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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务（初级）》共十四章，分别是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优抚安置社会工作、社会救助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并在后附有考试大纲。本书由马凤芝担任主编，童敏担任副主编，介绍了社会工作实务工作流程及各领域社会工作主要内容和方法。该书尽力吸收了国内外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努力将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成果体现其中，力图为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提供能够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可操作的实务理念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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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社会工作实务（初级）》共十四章，分别是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优抚安置社会工作、社会救助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并在后附有考试大纲。本书由马凤芝担任主编，童敏担任副主编，介绍了社会工作实务工作流程及各领域社会工作主要内容和方法。该书尽力吸收了国内外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努力将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成果体现其中，力图为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提供能够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可操作的实务理念和技巧。

• 作者：周阿乙 发布时间：2011-08-31 04:23:06

  前年开始参考的一本古籍，梦梦是乱的意思，雅称都是美的，我喜欢美的东西。

• 作者：Waldeinsamkeit 发布时间：2018-12-04 13:17:41

  “用现实的手法批判神话，给神话穿上现实的外衣，以增强对现实的理解和希望”。

• 作者：会打字的跳舞机 发布时间：2017-08-23 13:45:28

  文献综述

• 作者：非虛構 发布时间：2018-08-28 09:11:47

  济南有72名泉，济南的南部山区也有72名泉，更天然更无雕琢。（纪录片《悠然见南山》之泉，资料整理。）

• 作者：无为啊 发布时间：2009-06-21 00:29:14

  。。准的

• 作者：凌霄 发布时间：2012-10-24 11:21:48

  内容很水，不建议看。

• 模式不错

  作者：CC 发布时间：2019-09-12 14:35:21

  以前听说过一个道理，人有4种：

  最弱的是打工者，用体力、脑力、时间帮别人赚钱。稍好些的是自由职业者，用体力、脑力、时间帮自己赚钱。再好一些的是投资者，用自己的钱赚钱。最厉害的是创业者，用别人的钱和人力赚钱。

  当初看到这本书时完全被封面上四个黑体大字所吸引，不得不说很庆幸它有这么醒目抓人的封面，让我有机会读到。

  作者是天使投资界的大佬，也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大气的生意人，看他写的内容让人感到身心愉悦。其实书中提到的很多案例对于学金融的我并不陌生，有些理论也相对基础，但是作者的性格值得让人学习。读了此书后认识到做天使投资人光有资金和眼光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如创业者一样钢铁般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这个行业长期投资下去。这本书有一些局限性，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模式都只适用于美国。所以如果需要运用到现实生活中，需要做出很多的调整。虽然自己目前不考虑做全职天使投资人，但是确实有一些商业理念和模式可以用到自己正在搭建的架构中。同时，我也迫不及待想去硅谷看看，到底是否如作者所说的那么卧虎藏龙。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对想要进行商业项目投资，或者自己创业的人有帮助的入门书。

• 徐成：汉唐地理志研究的新成果

  作者：木铎精舍 发布时间：2012-02-15 21:18:02

  汉唐地理志研究的新成果

  ——评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

  徐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近代以前，对历史地理的研究称之为舆地之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大多集中在政区地理的范畴之内。汉唐渺远，则对汉唐地理的研究又大多以传世典籍为基础。其中又以正史地理志与唐宋地理总志的记载最为系统，诚为大宗。清儒治舆地，对正史有地理志者考之、校之，无地理志者补之，辨之，蔚为大观。此类研究大体皆可归于文献校理与史志补编，即便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区地理学尚有一定距离。迤至近代，西学东渐，历史地理学出现了诸多学科分支，而政区地理仅居其一。如何守正出新，完成传统舆地学向近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是学人面临的重大问题。其关键一在开拓历史地理学视野，更新对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二在扩大史料搜寻范围的基础上，于传统文献中挖掘出更多的资料以为今日之用。孔祥军先生新著《汉唐地理志考校》（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考校》）就是这样一部循清儒朴学旧迹，拓史地研究新风的作品。

  《考校》以汉唐地理诸问题为研究对象，以论文集的方式分作内、外两篇，内篇重在正史地理志研究，外篇则以唐宋总志为主，其他史料文献研究为辅，并及学记述评。合计内、外篇共收录论文、札记及校勘文字三十一篇。其中史地文献校理十篇，解读三篇，辑考一篇，政区沿革地理七篇，经济地理三篇，交通地理二篇，军事地理、佛教地理各一篇，学记二篇，综述一篇。今分而论之，以见《考校》之成绩及作者为学之方法、旨趣。

  一

  就目前情况来看，唐以前传世文献有限，在数量上难以有大的突破，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资用者更是如此。而历史地理学又是一门极其讲求精准的学科。在这种背景下，先唐正史地理志与硕果仅存的一些唐宋总志成为研究汉唐历史地理，特别是政区沿革地理的主要资料来源。所以对它们进行文本的整理、史文的解读，成为汉唐史地研究的重要基石。正基之此，《考校》对《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宋书•州郡志》（以下简称《宋志》）、《魏书•地形志》（以下简称《后魏志》）、《水经注》、《通典•州郡门》、《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舆地广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理。此类文字约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由此可见作者对文献的重视，亦可见作者对乾嘉学风的继承。

  《考校》对地理志的校理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地志文本传抄流传中产生的错讹予以还原，二是对地志所述史事谬误予以纠正。就前者而言，如《汉志》郡县下常注有此地有某祠，然间有张冠李戴者。作者乃用本校法，以《汉书•郊祀志》所载汉宣帝祭祀于某地某祠来纠《汉志》自注误植者；又据谭其骧考证，新莽改易县名有通例，其一即直接在县名后加“亭”字， 然《汉志》叙新莽改某县为某亭时，前后偶有不相匹配者，作者遂以此通例改之，此用理校法正文本之误（《〈汉书•地理志〉中的三条错简》）；又有地志本不误而整理者误改者，如《元和志》载证圣二年，分常山、须江等县置玉山县，中华书局点校本改“二年”为“元年”，然作者检诸地志，皆作“二年”，则当以“二年”为是，此乃用他校法校史一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和郡县图志〉校补九则》第8条）。他如地志中讹字、漏刻、衍文、县名误字诸情形，比比皆是，作者乃能细核详察，一一纠之，力图还原地志原貌。

  在此基础之上，《考校》对地志校理的重点更在纠史文之谬。其中包括载隶属关系之误、叙沿革之误、记建置年代之误等诸项。如《水经注》载晋武帝置武邑郡，然作者检《寰宇记》晋武帝立武邑国，以司马承为王，则《水经注》误国为郡（《〈水经注校释〉校补八则》第1条）；又如《通典》载蜀置梁州，作者引《华阳国志》、《寰宇记》以为置梁州时为魏景元四年，《通典》叙建置年代误（《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州郡门〉校补四则》第1条）；《后魏志》西河郡：“隰城，二汉、晋属”，似隰城自西汉至晋无所变革，然作者检《元和志》，隰城二汉曰兹氏，属太原郡，晋更名隰城，乃属西河（《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地形志〉校勘补正》第6条），此乃《考校》改《后魏志》叙沿革误。特别是《晋志》本为疏略，而其“总序”述前代沿革又大多概而言之，所以史文不严谨处所在皆是，作者乃逐一摘录董理之。 有了可信的史文记载，历史地理学的诸多研究也就有了前提保障。

  除了正确的地志文本可资取用，学人还需知如何解读这些文本。中国典籍向有书法体例以为书写的程式。不明书法体例，极易误读史文，谬以千里。《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地形志〉标点献疑》一文揭示了《后魏志》中的一个书法模式。中华本《后魏志》司州魏尹临水条载：“晋属广平，真君六年并邺，太和十二年复属”。而“并”有二意，一为“并入”，一为“兼并”，二者截然相反。作者检寻《后魏志》，发现有二县皆并任县的记载。然按常理，不存在二县同时兼并一县的情况，故作者释得此处“并”当作“并入”解。又如按中华本所谓“复属”，临水县既并入邺，则“复属”缺少主体，故“复属”之间当以逗号隔开，所属对象为魏尹（郡），而不是广平。此类虽是标点勘误，却将《后魏志》的一个书法体例揭示了出来。《后魏志》中常有某郡某县，“前代属某郡，某年并某县，某年复，置”的行文模式，此法既明，则中华本《后魏志》中47例同类型的标点误读可不言而喻。

  然地志作者虽自定书例，却又有不能守其例者，此读史者尤不可不知。《〈宋书•州郡志〉沈约“汉旧”书例考辨》就对《宋志》“汉旧”书例进行考辨。《宋志》“序”自言“自汉至宋，郡县无改移者，则注云‘汉旧’。”孔氏乃将《宋志》中注曰“汉旧”之县一一罗列而出，得304例，其中沿革有变革者133例，余又多有县名改易等诸多变动，真正无所变更者唯102例，仅占三分之一。由此得出沈约多“自破书例”。 这对我们合理利用《宋志》大有裨益。

  除了校理地志，明其书例外，作者还对《晋志》作了断限考辨。因为正史地理志所载均非一朝经制，而是某一特定年代的切面。洞悉这一切面年代，对地理志的利用，特别是对这个朝代的政区地理研究有莫大影响。《〈晋书•地理志〉政区断代考》一文通过其他地志对《晋志》所载州、郡国、县逐一进行沿革废置考证，如《晋志》安平国有信都县，而据《水经注》，太康五年改信都曰长乐，则《晋志》断代在太康五年前；又如《晋志》魏兴郡有长利县，据《宋志》长利县太康四年立，则《晋志》断代在太康四年或四年后。如此用年代夹挤之法求得《晋志》断代为太康四年。全文不足千字，所举不过十例，但笔者相信，作者必定对《晋志》所载郡县做过数倍于此的个例建置沿革年代研究，如此方能选得此十例以为资用。《晋志》断代既明，无疑提高了《晋志》的利用价值，作者可为《晋志》之功臣。与此类似，《〈续汉书•郡国志〉诸亭考》一文通过寻找史源，得出《续汉志》注引应劭《汉书音义》所载县下诸亭皆为汉末建安二、三年间情形，其断限与《续汉志》所载郡县永和五年的断限是不同的。由此揭示出一个大问题，即地理志正文断限与注文断限常不一致。足见学人研读地志当何等谨慎。

  二

  有了相对可靠的地志文本，对其有了正确的解读，一系列的史地研究也就有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于是对地志的研究也就转入到对某些具体历史地理问题的探讨。

  《考校》首重于政区沿革地理研究，其研究范围较广（有郡国、有县亭、有乡亭、有区划沿革），时间跨度亦大（自西汉至南北朝），其中又以两汉为重。《汉初“三辅”称谓沿革考》是一份结合官制与地理的研究，该文指明了“三辅”由秦时官、地合一到汉初官、地分离，再到汉武帝时再度合一的演变脉络，并进而揭示出西汉“官地二重性”的现象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这就给学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新莽改制，多易郡县之名，其详难以尽悉。自谭其骧《新莽职方考》出，新莽政区地理大体已备，然间有疏略未尽处，孔氏《新莽改亭考》与《〈新莽职方考•莽改汉郡县名通例〉增补一则》二文踵谭文之后，纠谭文谬误二（谭文以为新莽有改县名中之“阳”字为“亭”例，又以为有郡县同名者改县为亭例，作者皆举实例证其非），补谭文不足四（以县名中某一字加“亭”，以县所隶郡名加“亭”，以县所隶郡新改之名加“亭”为县名，改县名中“乡”、“氏”为“聚”）。至于新莽改亭之原因，学界皆解释为应符命文，然莫得其详，该文则勾稽史事，以居摄三年齐郡临淄县昌兴亭亭长梦天公使者言摄皇帝为真，并证以亭中新井一事，得出“亭中新井”当即为新莽改县为亭之缘由。此说虽未必为确论，然亦可作史事一解说。又，史载县下诸亭，率皆零落，不成体系。作者乃勾稽《续汉志》所载诸亭，按地区排列，得103处，虽挂一漏万，但在覆盖区域上却还原了一份中国最早的亭的分布记录，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如果说作者对两汉政区的研究集中在各级政区之演变及分布上，那么，对魏晋南北朝的政区研究则侧重于区划沿革上。《考校》中收有《〈魏书•地形志上〉所载诸州沿革草表》一文，考订至诸州所领诸郡。该文虽曰“草表”，然义项大体齐备，规模初具，唯精审不足，似作者曾有志对北魏政区作全盘研讨而未果。如稍作翻检，可知孔氏早年确曾有意于北魏政区地理与北朝文学地理， 《考校》中唯收《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误谬例举》一文以见梗概。则孔氏对沿革地理的研究重在魏晋， 《考校》限于篇幅体例而未能备载其文。

  以政区地理为基础，则诸多相关研究乃可施行。在经济地理方面，作者将《汉志》所载盐官、铁官诸条尽行勾稽而出，从而使西汉一朝盐官、铁官的地理分布尽收眼底，并分析盐官与产盐地、铁官与铁矿之间的地理相邻的关系，注出于今为何地，对今天盐铁业的开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谓经世致用。作者并由此延伸开来，论述盐、铁官制度与汉代鼎盛的关系，并涉及盐铁官营抑或私营的利弊讨论，这是将历史地理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汉书•地理志〉盐官考》、《〈汉书•地理志〉铁官考》）又，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设施的兴建，孔氏亦有意于此。《新唐书•地理志》中保存了唐代诸渠的情况，藉此可见唐代水利概况。作者乃将其辑录而出，遂明了唐代水利设施的地理分布及修建年代分布。由此得出，唐代水利工程偏重于中原，江南稍兴，在时间分布上，以唐前期修建为多，开宝时鼎盛，此后便式微，这与唐之始乱兴衰亦相吻合。

  交通地理方面，作者辑录《隋书•地理志》中所载诸水，将其与水道相联系，藉此考察隋代水路交通情况，并由交通网的疏密论及经济地位之高低，由此得出隋代经济中心在关中，河南居其次，南北边地渐次开发的观点。（《〈隋书•地理志〉诸水考》）《考校》中对陆路交通线路考察的是一篇颇具新意的诗文证史作品——《韩昌黎赴潮行迹诗文笺证》。全文写作似采用纲目体，“纲”为韩愈至何地，作何诗文，“目”以按语详解之，先考释昌黎所至关驿、渡口、州府所在位置，再由昌黎其时所作诗文释其心境。通观全文，作者踵袭严耕望作《唐代交通图考》之法，以韩愈贬潮线路及心境变化为考察对象，借昌黎赴潮行程中所作诗文，将其一一勾勒出来。这其实是一份结合文学与交通地理的研究。由于行进路线的延伸与时间的延续是同步的，而考订行程的根据是昌黎的诗文，所以此篇文章能够得以成立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份对韩愈赴潮过程中所作诗文的正确系年。因为诗文写作的时间前后决定了线路的走向，而线路走向又可反证所作诗文时间先后。据此，孔氏除了补充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失考处（第235页），还纠正了清顾嗣立《昌黎先生年谱》、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之误（第238页），对昌黎出武关时所作《路旁堠》重新系年（第234页），可谓两相发明，左右逢源。

  中国古来常于山川险要处置关，然皆零星记载，难窥全貌。《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隋志》）中系统保存了隋大业中的关官资料，然不著关名。孔氏作《〈隋书•地理志〉关官考》一文，据《隋志》所载47关官，按其地望，参唐宋地志，考其关名，定其方位，得详情者乃有38关。作者根据隋关官布局，从军事角度，揭示了隋代战略部署重在中原及北境，自西北至东北有一组关隘防线，而为保卫关中，又设有内、外两层关隘防线。隋代的国防态势由此而一目了然。此为根据地志对军事地理进行的考察。

  《考校》中亦偶有不借助地理志而进行地域研究者，此即《〈高僧传〉弘法起信考》，这是一篇涉及佛教地理的文章。此文针对佛教在中国弘法起信，从时间、地域分布和方式三个角度分别进行了探讨。作者自《高僧传》中辑录材料，按此三个角度分别罗列，先揭示其现象，次解释其原因，复次则相互发明，如，三国至东晋南朝，弘法区域不断扩大，路径亦不断延伸，这与《高僧传》中所载三国至东晋弘法事件越来越多是密切相关的，又如高僧弘法多在城市，这与南方士族居住城市，且多信佛是相关的。所以全文实质上对佛教在中土弘法起信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当然，对佛教弘法起信问题也可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如社会控制、社会观念、民族迁徙等），大体上也会得出与该文相似的结论。 然作者以一部《高僧传》探究此问题而言之有据，立论成理，确有步钱穆先生仅据《汉书》驳康长素新学伪经之意。

  三

  通过上文对《考校》的简要介绍，读者定可发现《考校》实为一部历史人文地理的论文集。该书以文献校理与政区研究为主，其余历史人文地理诸学科为辅，此当即为孔氏为学之旨趣。然孔氏为学之方法及其史学理念实亦可自《考校》中窥见一二，今试论之。

  孔氏为学既以文献为基础，则挖掘利用新资料自然为其日常关注者。新资料的出现除了常所提及的出土文献外，一为中国已绝，海外珍本重返中土者；二为世代流传却鲜为人知，不为人所重之书。此诸项皆可谓之“新资料”。《考校》中《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宋本〈太平寰宇记〉校勘记》即是利用自日本传回国内，并新近出版的残宋本《寰宇记》与金陵书局本两相对勘的作品。该文共得校记314条，笔者粗略统计，残宋本可补局本之缺二十余处，文意长于局本约十处上下，史文记载足纠局本谬误三十余处，而局本可补残宋本之缺三十余处，文意长于残宋本十处左右，史文记载纠残宋本误三十余处，并可纠残宋本倒页一处，而二本暂难判断是非者亦百余处。有此一文，日藏残宋本、局本之文献价值可尽收眼底，非空言高下优劣者可比。又如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前人唯以经注视之。然书中多载有西晋时地志，学界于此关注甚少。孔氏乃将其悉数辑录而出，考订其断限为太康元年。于是，对魏晋政区地理研究而言，无疑又多了一份可信的原始资料。（《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所存晋太康元年地志辑考》）孔氏于文献之开拓皆此类也。

  孔氏在运用史料时，极重史源，所以《考校》中收有《〈晋书•地理志〉郡县原注史源考》一文。但作者更注重史书编撰时史臣对资料的取舍意识。如在分析《隋志》所载诸水与水道关系时说道：

  从自然水系的分布而言，当远不止《隋志》中所保存的这些情况……唐初史臣在编撰《隋志》的时候或是依据既往文献或是参照其时情况，具体到水系的记载当是有所择取的，既然是以水系地，那么这些水、河也必然与所系郡县发生直接联系，或许正是这些郡县的主要自然水路通道。

  孔氏在分析风俗史料之史源时又说道：

  风俗材料的史源究竟是什么呢？不外乎两种可能：史家亲身走访采风所得，据他人记载……当史家或是史官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各式风情记载时，究竟如何确定哪些是属于风俗范围呢？他们不可能把所有材料统抄录到正史中去，取舍标准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风俗的最终写定有取异不取同、取怪不取常……故而可以据风俗记载说某时某地有某种风俗现象，而不能据此推断其地的风俗一直且完全就是这样，更不可以据此认定某地就没有其他文化风俗。

  所以我们今天在史籍中所能看到的记载取决于史书编纂者的主观取舍，孔氏对史书编撰中史源的分析，有点类似于今天新闻编辑学中对新闻事件的取舍理念，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之上，孔氏的研究方法似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即“辑录——论证”。这应当是由其所做的课题及能为之提供材料的文献决定的。《考校》中对关官、盐官、诸亭、诸水等问题的研究，首要即在于将它们从史籍中勾稽出来，按需要排列，由此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现象，再在此基础之上，有误者正之，有疑者辨之，不足者补之，有深意者申论之。所以观孔氏之文，叙史实处多，而发议论者少，叙具体史事多，而言梗概虚处少，颇与严耕望研究模式相近。也正由于作者将相关资料细加罗列排比，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资料汇编性质，学人采用，自可按图索骥，各取所需。

  在搜罗史料之后，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将其排列整合，使人一目了然。孔氏善用表将其分门归类，用图明其演变脉络。如孔氏作“三辅官、地表”，横列官名、地名二系统，纵列则以时间为轴，无论是官名系统抑或是地名系统，既可明晰各自演变，又可在同一时间点上找出二者的关联，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皆可。表的形式实质上已经反映出作者的考察角度与研究思路。若资料纷繁复杂，用文字难以表述清楚，作者则常用图明之。如三辅官名演变和地名演变，皆千头万绪，不细绎史文，详加排比，则难得要领。作者乃作二图，则二者演变关系了然于目。（《汉初“三辅”称谓沿革考》）又如为《汉书》注解者，代有其人，其成果层层转述、相因。孔氏亦以图明之，则注解《汉书》之源流转变脉络跃然纸上。

  孔氏亦极重学术传承，并藉此以明学术转向之脉络。《考校》中收录有《近三百年三国西晋政区研究述评》总评了清代以来对三国西晋的补志、校补成绩，显其得失优劣，揭示了在此类问题中，传统舆地学向现代政区地理学转变中学术走向的演变，并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这种关注学术转变的意识在《考校》所收两篇对钱穆、严耕望史地学评议的文章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钱穆先生的历史地理学》一文将宾四先生置于上世纪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下，指出“钱穆先生竭力摆脱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窠臼，提出新的视野和方法，创立了系统的论证理论，走出了自己迥异于时代的历史地理研究之路。” 该文着重探讨了钱穆对上古西周地名、疆域、秦郡、水利等方面的成就，总结出钱穆运用古文字学、音韵学来探究地名迁徙等研究方法。孔氏又在对钱先生弟子严耕望的史学评价中，对严氏的为学旨趣及方法进行了精到的评议，特别是针对严氏师承钱穆的学术渊源及演变上多著笔墨。孔氏指出，严氏重实证，而于文史哲结合研究上少有贯通，此其不及乃师处。这种“博与专”关系的讨论实质上踵袭前文，继续讨论了上世纪前叶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中出现的专业分工现象，此作者高屋建瓴处。

  通观《考校》，视野宽广，考辨详实，立论可信，实为青年学者史地著述中之佳作。笔者逐篇研读十余日，反复考量，书中所言，常得启发。然亦间有异解，今不揣浅薄，一并列于文末，冀拙见得正于方家，何幸如之。

  作者对严耕望史学评议虽颇为公允，然亦偶有苛求处，如谓严氏著作中地图均不标明年代断限，是为硬伤。（第269页）然笔者细检严氏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严耕望著作集》）中所附地图，除《唐代鼎时正州领土疆域图》确未标明年代外，（另有《唐初括地志府州图》已于正文《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中说明了该图显示的是贞观十四年区划）严氏所作其他地图多为示意图。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中附有多幅高僧分布、游锡图，此类图自不可能标明年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所附东晋南北朝都督区、总管区图，此类图虽可设定某一年代来考察断限情况，然严氏却欲在图中表明都督、总管区盈缩状况，故图中都督、总管区之边界相交叉者比比皆是，故而此类图实际上亦为示意图；至于《唐代交通图考》中所附之图，一般而言，古代交通线路较行政区稳定，而唐代交通线路于史籍中无系统记载，所搜集之史料又不能保证其所显示为同一年份之交通线路状况，因此，“唐代交通图”实亦为一精确意义上的示意图。作者以政区图的要求来衡量示意图，似可不必。

  《〈隋书•地理志〉关官考》一文据《隋书•百官志下》所载“关，置令、丞，其制，官属各立三等之差”论隋关官等级。（第147页）作者的根据是《隋书•百官志下》所载《隋官品》，遂以为隋代关官分三等五级。今据《隋官品》作表于下：

  从八品上阶

  上关令

  从八品

  中关令

  正九品上阶

  下关令

  正九品

  上关丞

  从九品上阶

  中关丞

  作者之意，大概以为《隋官品》所载关官分占三个品、五个阶，是所谓“三等五级”。此处理解恐有误。《隋书•百官志下》所言“官属各立三等之差”者，恐非指品阶，而指的是官僚机构中人员的职务级别。隋唐时期，大多数政府机构普遍施行“四等官”制，即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四个层级。但也有的机构此四个层级不必全。今《隋律》无存，以《唐律》参考之。《唐律疏议》卷五：“‘即无四等官者’，为关、戍之类，无通判官，关丞即至关令。并主典，唯有三等。”关丞为关令的下级，以唐制比附隋制，则关令为长官，关丞为判官，另有主典，一共三级，此或是《隋书•百官志下》所言“官属各立三等之差”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