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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静物 发布时间：2019-07-16 19:23:18

  不枯燥，不晦涩，妙趣横生的一本科普书。书的设计有复古未来风，制作也很精良，非常值得入手。

• 作者：自牧稚童 发布时间：2015-01-24 18:41:20

  看单词第一次有一种看故事书的感觉-

• 作者：阿佳加 发布时间：2017-07-06 20:14:13

  哈哈哈哈哈

• 作者：剥蒜委员魏市宁 发布时间：2020-03-20 10:18:37

  实际上算是自己的第一本书。

• 作者：鱼翅与花椒 发布时间：2019-08-04 17:55:23

  关于成都街道的介绍吧，对地图不熟悉的我来说，地名、方位没有一点感觉。封面图有吸引。

• 作者：Kris 发布时间：2017-04-09 01:05:00

  果然是被低估被忽视，低调有内涵又成功抓住各种历史转折机会点的一代君王，法治、州县制、科举制，原来都是出自他手，迅速取得海内外统一，成就开皇之治。生活中有个规律：当一件事谁都不把它当回事的时候，往往会出大事。也许，成为昏君的办法有无数个，但成为明君的道路只有一条：纳谏。

• 陈丹青：我说亚伦（推荐序）

  作者：disorder 发布时间：2016-10-08 13:00:22

  我与龙章相交，居然三十二年了。此刻写他，记忆委实太多——我怎会认识这个活宝？我们怎做了这么久的朋友？

  “丹青丹青！侬是我顶好顶好的朋友！”龙章常对我叫道。我心想，这家伙过手的朋友太多了，对别人也这么说吧——其实人在自己的行当和圈子外，总有个把远离众人而无话不谈的私交。这类私交，又常是性格脾气并不搭，亦非时时面见的，可是年月久了，两头心照，真会弄得如同弟兄，在对方身上瞧见自己。我与龙章便是这样的角色。如今彼此老了，我发现我真是龙章顶好的朋友。

  他随时会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回纽约，他就接机，送我到家门便径自走了，不约他，他也不打电话。我回北京居住十余年期间，母亲仍在纽约，直到老人去世，龙章天天夜里——几乎每天夜里——和我妈妈通话聊天。谁愿意跟八十多岁的老人周旋呢？可不记得有多少次，龙章开了车带我妈妈和她的老年朋友出去玩。

  龙章自己呢，每有爱人，或是爱人跑了，就会跟我说，说着说着，忽然大叫：“哎哟！你烦了，不讲了。”

  难得一起夜饭，出去走走，龙章欢天喜地，要说一百遍“好开心！好开心”。他有时叫我“丹青”，有时如我妈，叫我小名“阿儿”，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不是亲昵的意思，而是说话说急了——当他劝我当心某人某事，或是好久好久没通话，一听是我，他就随口叫出来。现在只剩龙章能和我讲从前的上海话了，那种连接到一九四九年前的上海话。

  我把龙章看成是顶好的朋友吗？不，他简直是位师傅，是我常年的私人教授。如果没有龙章，我不能想象是否能懂得人怎样在美国江湖如泥鳅般生存。是他领我认识纽约这块地面，从深处感知台湾人的委屈与韧性，领略演艺圈乃至种种功名圈的荒谬、虚空、喜感，看清了海外华人的伟大与猥琐。

  也是龙章，教我窥见了同性恋的种种日常煎熬和幽秘的人性。最近我直接称他是哲学家——“喔哟！”他跳开一步叫道，“丹青侬吓煞我！”——从他那里获知的生命道理，远远多于读书。说起读书，那是龙章不胜自卑而顽强的情结，他和我一样不喜知识分子，他的所谓“感悟”全部来自历练，来自天性。

  可是奇怪，当龙章因种种人事而感慨种种人性，总是如上海弄堂的老阿姨，直白而简单——“喔哟！为了这只屁奖，为了这眼眼铜钿，伊是功夫做足！”或者“伊也弗想想这把年纪，拿只面孔涂得雪白，两根眉毛画到耳朵边，根本是只鬼嘛！穿件低胸出来混Party。”……更奇怪的是，龙章不知道自己是个幽默家，每次我被他逗得破口大笑，他依然愁眉苦脸，从未跟着乐起来，顶多叹口气，说下去。说对，立即改换某人的声调、语气、方言——是的，他不觉得好笑，可哀吗？龙章说着说着，我又爆笑了。

  可惜龙章不写作，他随时随地在观察，要是都肯写下来，便是域外人世的百科全书。龙章阅人多矣。准确地说，海峡两岸所有艺术门类的名角儿——演艺、戏曲、电影、音乐、美术（名单不必说了，都在他的书里）——只要谁想来纽约混个临时半会儿的世面，讨个亦真亦假的说法，兜来转去，不得门径，但凡摸到龙章这一脉，便有戏份，便有斩获（其中详情也不必说了，看龙章的书便是）。他任美华艺术协会的头儿三十多年，手下仅一个时或更换的秘书，却是短袖善舞，长年经营，不知为全球华人艺术家做了多少事情。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只要你说得出两岸、海外华人演艺舞台一拨拨新老明星的名，都经龙章邀请与接送安排兼陪伴，得以在纽约露露脸。即便是露不了脸，日后成了大腕儿，不管说起不说起，背后都藏着龙章的身影。可是龙章不居功、不上台、不声张，更不掖着人情债。龙章是害羞而看破的人，机巧、率真、干练、辛苦，鞍前马后，迎来送往，心里藏着不晓得多少故事，如今是该出面说说了。

  龙章还有一绝，因工作关系，纽约州长、纽约市长、纽约的议员政客，三十多年来不知换了多少届，龙章屹立不倒，那摊子事情玩到今天，实在是他与这些美国政客周旋久矣，阅人也多矣。当年朱利安尼市长怎样倚赖警察局长遏制犯罪，警察局长的同性相好怎样是个亚洲男孩，市长有了私家麻烦怎样匿居警察局长家里……他说来好比隔壁邻居事。又譬如希拉里和奥巴马竞选后，他说美国人实在急了，应该先选能干的女人收拾小布什的烂摊子，然后等等，再扶个黑人上朝，美国诸事可就圆转得多了……六七年下来，世界也都看见了此事的得失。而龙章私下说起美国政坛的大事小事，也如家常，可比上海弄堂的老阿姨。

  从前的上海，我指的是我小时候，多有龙章这般率性的老上海，语言泼辣而体贴，能逗趣，然而说得真。可是龙章生长在台湾，只晓得父祖辈有当年明星花露水的产业。我自新朝的内陆出来，从他这里慢慢认识了南渡之后的台湾人，也竟找回了移去海外的上海人。“文革”后，这类老上海渐渐消失了，而新起的一代代年轻人，但知港台，分不清港台的中国人原是怎样一种人，在大陆之外，又过着怎样的生活。而在龙章一面，我是他结识而熟腻的头一个对岸来人吧！

  一九八四年，他勇敢地独自走访大陆，住在我家石库门房子的三层阁楼，日间需在公用厕所打水洗澡。洗澡毕，上得楼去，竟把塞满美元的鞋子忘在厕所里。他毫不在乎八十年代大陆的落后与破烂，不像当年走访京沪的港台人那样抱怨、嘲笑，反倒满怀好奇，走到哪里皆惊喜，在上海、苏州的窄路中，他会蹑手蹑脚跟踪偷听路人的方言：“喔哟！好听得来！”回来后，他就跟我眉飞色舞地学。

  初识龙章是一九八三年，有一天我们坐在他寓所的地毯上放看邓丽君七十年代演唱录影带。我头一回看她的真影像，记得镜头里娇滴滴的邓丽君穿一身“国军”迷彩服，正在金门马祖慰劳守岛的驻防军，唱着唱着，小邓可就一步步下台走进官兵围坐的人群里，弄得小兵们一个个面无人色，站起又坐下。我瞧着，忽起心酸，念及其时大陆正在闹“文革”，而我的亲爷爷就在台湾岛，当年却有这样的女子对着军人唱这样的歌。我随口说：“龙章啊！你们台湾不容易。”龙章哽咽了：“丹青！你讲得我想哭！”

  另一回也是两人坐在地毯上看录影带，龙章又哽咽了。好像一九八四年吧，忽一日龙章带了费翔约见我，说是小费决定去北京发展了。那会儿费翔顶多二十出头吧，从未去过大陆，要来跟我聊聊那里的情况。转眼春节，大陆电视对海外开始有播映，只见费翔颤着扭着，高声开唱了。那时大陆多土啊！我初看春节联欢会，初看香港的歌星出现在北京，觉得好玩极了，可是龙章一声不响。“怎么啦？”我问。只听他带着哭腔说：“丹青！我好难过！”我说：“为什么？”他的回答让我好难忘，他说：“费翔多骄傲的人啊！现在给你们大陆人跳舞看！”是啊！“你们台湾”“你们大陆”，这就是两岸人聊天的常用词。

  他请人弄戏，少不了和大陆领事馆打交道，各种官场的刁难，各种限制的荒谬，他看在眼里，也只能叹口气。如今大陆火起来，有钱了，找他办事的大陆官家年年来，动辄便要包办林肯中心音乐厅。龙章办归办，却是终于渐渐有所领教，遇到实在不像话的，他偏头不看我，从牙缝里嘟囔道：“口气真大，门槛真精啊！”

  国民党那边呢？他倒不客气了，但我此刻要学龙章替对岸着想的客气，不来列举了。但他的寄妈便是国民党大佬，与宋美龄是姐妹淘。龙章说起，真是好生动，说是他寄妈在政治舞台上风光半辈子，临到民进党出头了，某日陈水扁冲着老妇吼道——龙章说时，立刻学那恶狠狠的口气，食指朝我戳过来——“你们这群老贼！”一句话，他寄妈就明白国民党的时代过去了，于是下台离开，和姐妹淘相率出国了。

  我喜欢龙章的种种老礼数，给我想见从前的上海人。龙章幼年丧母，又是同志，为旧家所不容，二十岁出走香港。可是父亲老了，终归是自己的爹，每次回台湾，临别老父送到飞机场，进关前龙章必是当场跪倒磕个头。我母亲前年中风昏迷在医院，龙章那等忙人，居然天天下午坐了地铁跑到病院陪我在老母床前坐一坐。那天也是临走之际，他说：“阿儿啊！明天有会议，不能来了。”说罢，便在母亲床前屈腿跪倒，磕了三个头。翌日，母亲就走了。

  龙章每当这些时候，翻身就做，一点没有做作，没有夸张，因为从小做到大，全是真心。那天我母亲葬礼上，龙章当然来了，忽然就走到母亲棺木前，回身对着众人唱了一首戚戚哀哀的昆曲。龙章自己的亲妈妈呢？可怜他都不记得母亲的模样了。我初次访他，聊着聊着，他忽地起身翻开地毯一角，取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一位好看的民国人，烫着头发，微微笑着。有谁会将自己母亲的照片藏在地毯下？这又是龙章的好玩与动人。

  前年旅居纽约的香港画家司徒强走了，葬礼是龙章一手操办的。他在纽约地面关系多，海峡两岸找他用他的人，终年不断，纽约一地，则走运背运的港台文人艺术家，也多少用用周龙章，其中势利之徒自是不少，龙章的恭敬闪避和柔软的推诿，功夫一流。可是遇到老朋友，尤其是景况不佳的朋友突发急难，他便出面担当，再难再烦的事务，件件弄妥了，不声不响退一边。龙章是见过世面的，当初混纽约，最是惊心动魄的经历，是当场目击小弟兄死在黑社会的枪口下。龙章说起，跳起身学给我看，怎样有人击门，怎样他去开门，怎样被来人当胸一推踉跄跌倒，怎样眼看杀手径奔办公桌朝着仇家的脑袋开枪……元香、元红，当年在香港和龙章同班学艺，之后两位女孩和龙章来纽约闯。那代港台艺人甜酸苦辣，大陆同行不能理解，也难领会江湖身世的豁达而强韧。龙章边谋生边读书，之后竞选美华艺术协会会长一职，胜在他的善解人意，能屈能伸。八九十年代以来，此一文艺道场眼看被龙章愈做愈火，几次美国经济萧条，能砍的项目都砍了，他这边却是屹立不倒，个中艰辛外人岂能想见？而龙章的能量委实惊人，一场接一场活动办下来，有时四季之内竟有两百多场。这本书中他随口谈及的演艺圈各路英雄英雌，已足以令读者惊异。你可说是演艺圈内的深度八卦，也可说是精彩纷呈的艺坛传奇。真要细数他所亲历亲见的人与事，那是本书的十倍篇幅还不止。

  龙章心里的真苦恼是同性恋。幼年他自觉性向异样，又迷恋唱戏，如他这般好家世，小小年纪，他二十岁就出走了。我是从龙章才晓得，非但大陆，当年便是台湾偷渡香港，也是冒险，“小木船进了九龙，伊拉讲可以爬出来看看了”。他一脸惊恐和侥幸，好像还在那一刻。“丹青！我一看香港万家灯火，眼泪流下来！”——承蒙龙章相信我，也幸得我没走开，是他向我渐渐告白同性恋的种种自抑和纠结，从他那里，我上了人性与人权的一课。

  说来好笑，因大陆的封闭，我到纽约时二十九岁了，居然不知世人有同性恋。头一回纽约的守岁夜，我在时报广场亲见好几对男孩拥抱接吻，大开眼界。当时吃了一惊，心里并不怪，却似有说不出的天启：原来人性有如此一出。不久识得龙章，是在由他经手的展览上。他是多礼的人，然而见面即熟，开口上海话，已如兄弟。我少年时下乡务农，男孩勾肩搭背同床昏睡，不算件事。如此，我们往来相处总有两三年，我全然不察，也全然不想到——龙章竟有本事使我不想到而不觉察。有一回我说：“你这件皮大衣有点太七十年代了。”龙章一愣，走到阳台，扬手扔了。他的寓所是在四十五层之高，眼看那件皮衣在风中飘摇了好一阵，这才隐没在深渊般的楼层中。总之，我只觉得龙章好玩，不觉得如何异样。

  我向来喜欢有趣生动的人，龙章演惯戏路的娘娘腔，身怀教养的十三点，入情入理的家常话，一惊一乍的游戏感，都让我开心。他不如我高，总会踮着脚朝我走来。他比我壮健，我亲见他摊开三把太师椅，两脚一搁，双手一把，天天五十下仰卧起坐。见到英俊男孩，龙章“喔哟”一声叹，而我也喜欢看到标致的人……终于，大约是唐人街圈子小而人多嘴，我得知了龙章是同性恋——他也似乎知道我知道——我全然不介意，反倒因我有了这样一位朋友，喜欢之外，多了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但这于龙章可是困难的时刻，他生怕朋友走掉，或是另眼相看。忽然我明白了：异性恋、同性恋，都一样的，即压抑之苦。回想起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龙章在电话里说——有些话只能由电话说的——“丹青，不管你介意不介意，我够了，我要站出去。”我不记得我怎样回应他，但庆幸自己目击了他的勇敢。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那是怎样一种勇敢。不久，龙章接受了《世界日报》的长篇采访，坦然告白。

  也许是在翌年，一九九○年，他飞去香港，出席了第一次华人同性恋会议。会中，白先勇代表台湾同志，张国荣代表香港同志，龙章代表海外同志，各自说话了。这是令我感动的记忆，我不断对他说：“龙章，你去！你去！”换在平时他会发嗲，可我记得他那次表情平然，什么都没说，脸上是做了真的决定后那种晴朗而自重。

  龙章终于成了扬眉吐气之人，还做了功德之事。据说单是纽约一地，当时有四五万亚洲同性恋无处可玩，洋人同志吧的疯狂毕竟隔了一层，于是龙章同一位合伙人开设了纽约第一家亚洲同性恋酒吧，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第五十八街，名曰“盘丝洞”。那楼上楼下楼梯间的壁画，很荣幸，正是我画的。米开朗基罗与古希腊的图画中有的是美丽的同性恋男子，他们一定乐意看见一个中国人将之移到纽约墙面上。开张后，生意大好，夜夜爆满，两三柱笼子里扭着青春大好的go go boys，欢声雷动。从此我领教了亚洲男孩的胸肌、腹肌、腰肢，原来可以在细腻油光的亚洲皮肤下，闪电般弹跳！

  最开心的一幕，是一九九六年夏，我跟着龙章参加纽约同性恋大游行，如今想起来，如在昨天。第五大道上千万名纽约人夹道惊叫了，亚洲人的游行花车缓缓前行。龙章，头戴纶巾，上身赤膊，肥大的戏裤迎风飘闪，领头走在花车前方十米处，沿着第五大道路中央，一路抡着花枪棒，连番飞舞。那年他四十多岁，喜气洋洋，雄赳赳，瞧着像个少年。无论是林肯中心隆重颁奖，还是种种文艺演出，数十年来，龙章从来隐身闪避，从不露面，现在我头一次瞧见龙章意气满满，做领头羊。

  那是亚洲同性恋可纪念的日子，也是火了二三十年的纽约同性恋大游行可纪念的日子。六月艳阳下，曼哈顿街头第一次出现了亚洲同志的五彩阵营，不消说，组织者正是周龙章。当日一大早我赶到盘丝洞酒吧，龙章带了他私藏的凤冠霞帔和彩衣锦袍，正在给即将扮演西施、貂蝉、王昭君、杨贵妃的四名男子化妆，另有七八名少年几乎全裸，胯间围着哪吒的莲叶裤，一个个往身上抹油。

  八点钟的样子，这群奇怪而妖艳的中国人蜂拥而出——有来自台湾的、香港的、日本的、韩国的——直奔五大道五十五街街口。事先由我设计的游行花车已经停在那里，和数十辆其他族裔、其他行当的游行花车的各种同志——教师工会、警察工会、律师工会、政府职员工会——排排等着。终于，一声令下，亚洲花车隆重转弯，由北向南进入第五大道。我还没看清，龙章已纵身跳下花车，施施然大步前行了。

  剎那间，路边群众一见到花车首端裸体亚当的肉身狂舞，一见到花车顶端高高站着的四位中国美人颤巍巍的周身戏服千娇百媚，登时狂呼乱叫！花车前后其他族裔的花车立即失色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响彻街头，车队行到四十二街、三十四街，东西向围堵停驰的车辆窗口全都伸出人头，投来惊羡的目光。到了二十三街纽约市政府观礼台，亚洲花车停了片刻，车中男孩纷然跳下，当众舞动。满街的惊呼淹没了音乐，孩子们随即跳回车首，环形排开，金蛇狂舞般继续前行。队伍走向五大道南端尽头的凯旋门，向西折往格林威治村时，整个街面有如暴动。一名脚踩滑轮的美国同志，赤膊大汉，白得发青，瞧见亚洲花车，猛一怔，忽然疯了似的扭动抽搐，跳起精彩的独舞，紧紧跟随花车，直到格林威治村的汹涌人潮将之淹没。这是一场由太多辛酸与委屈累积爆发的狂欢，我记得下午三点左右，望不到首尾的游行队伍渐次安静，所有音乐关闭了，数十万人，包括沿街的群众，个个静默两分钟，纪念六十年代石墙事件的受辱者与受伤者。之后，狂欢声浪再度爆响，狂欢之龙继续前行。

  这就是龙章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认识的龙章。我不会说龙章是所谓的“性情中人”，他知所收蓄，故而率性，一路历练，冷眼热肠，是个能隐忍、能豪放的角色。日常的龙章丢三落四，大呼小叫，但凡临到难事盛事，他是半真半假地慌张一番，忽而默默狠狠地做成功，却是脸上好像没有事。我要是这么对他说，他必定惊叫：“啊呀丹青！侬瞎讲！”

  难得龙章知人而能知己，事人而竟得人。他的命，是半生阅尽名利场上的各路妙人、文艺风月的诸般才人。这本书中每个名字如雷贯耳，常年在华人世界传播着新闻、轶事、趣谈、八卦，但我确信诸位不论偏爱其中哪一位，读过龙章的叙述，才可能真的接近，且看见那个人。而这群星光闪烁的人，可能从未被另一只眼这般切近而体贴地观察过，再由龙章的上海台湾国语一个个提起，一句句道来，其魅力，实在不在诸位明星，而是龙章的生涯，龙章的天性。

  我没有一次性读过这么多顶级明星的纸上肖像。市面上类似的演艺大腕花名簿兼八卦图实在太多了，我确信，没有一位作者的故事与见识、交游与资格比得过周龙章，比得过这本书。今我是龙章最好的朋友，此番只写龙章，只说龙章。纽约江湖的熟朋友平时也叫他“亚伦”——喂，亚伦！我写的这个家伙，像不像你周龙章？

   

  二○一四年三月写在北京

• 专访奥尔加·格鲁辛：这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

  作者：三辉君 发布时间：2016-10-08 15:30:35

  文/罗四翎

  1988年，一群研究苏联媒体的美国教授参观莫斯科国立大学，他们中的一位问其中一位17岁的苏联女大学生：“你是否有兴趣到美国学习？”这位学生回答说：“当然。”

  随后，这位学生忘了这件事，和自己的同学在暴风雨的晚上，游荡在红场上背诵着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命运开始向一个陌生的方向转移。来自美国的邀请信是春天到达她手中的，里面还有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提供的四年奖学金。就这样，十八岁的苏联女大学生奥尔加·格鲁辛来到美国留学，成为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苏联本科生。

  格鲁辛出生于苏联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鲍里斯·格鲁辛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联民意调查研究先行者、苏联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其母亲为记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格鲁辛从小热爱阅读与写作，作家成为其人生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美国留学期间，苏联解体，格鲁辛留在美国做各种工作，一边坚持文学创作。2006年，第一部长篇《苏哈诺夫的梦幻生活》出版，获得2007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幼狮小说奖，同时还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选为年度最佳十本图书之一。如今，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14种语言。2010年4月《排队》出版；2016年2月《四十个房间》出版。

  目前，格鲁辛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居住在华盛顿，写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虽然她用英语创作，其作品却有着鲜明的俄罗斯民族风格；其对小人物生命尊严的捕捉，让作品的荒诞感有了某种卡夫卡或是贝克特的质地。

  2016年6月，《排队》中文版出版，这是格鲁辛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这部小说取材于当时苏联的一个新闻事件：1962年，离开故土半个世纪的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回到苏联举办音乐会，音乐会门票提前一年开售，而购票过程便成为了格鲁辛的“排队”：一个带有卡夫卡荒诞色彩的苏联故事。近日，在华盛顿的奥尔加·格鲁辛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她的文学创作与人生。

  问：你是1989年来美国留学的，当时是第一位来自苏联的本科留学生，对吗？在那个时候，从苏联到美国来留学有多难？

  答：当我在埃默里大学注册的时候，我确实是第一位来自苏联的本科生。在我前一年，也有一位苏联学生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为了能够上学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苏联公民身份。我只是在时间上比较幸运：刚好在1989年。当然，为了得到官方的离开许可，我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申请过程，苏联官僚是可怕的。埃默里大学的邀请信和四年的奖学金是春天收到的，我整整一个夏天都在排各种队、做许多无谓的体检和给文件盖章；实际上，到八月底我被允许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前，我一共完成了48个申请步骤。

  问：1991年苏联解体，你还在留学。这件事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答：1991年8月，苏联政变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一天早上，我的母亲和我离开公寓去买东西，街道上一排爬行的坦克震惊了我们。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确定我是否能被允许返回美国接着我的大二学习。那段时间，我拿着笔记本和照相机在莫斯科游逛，站在路障上和行人交谈，看抗议者用铁锤锤克格勃总部门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我看到人行道上的新鲜血液，我听到叶利钦对人群说话，我写下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我不知道，这段动荡的日子是否深深的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它无疑坚定了我的愿望，无论我在哪里结束我的生活，我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到艺术与写作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身处政变期间的莫斯科，是一个冷静与清晰的完美时刻，就像站在飓风眼里：我很强烈地感觉到，艺术超越政治，而且，我确切地知道我这辈子想要做什么。

  问：你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前总统卡特的翻译、爵士酒吧里的鸡尾酒侍应生、世界银行的翻译、华盛顿一家法律公司的分析员，最近你在敦巴頓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馆藏库做编辑。我非常好奇，你怎么成为卡特总统的翻译的？

  答：一直以来，我的愿望是成为小说家，所以，简单地说，我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支付我的账单，直到我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不过，我还是努力到有趣的地方工作，到那些能有好故事的地方工作，这方面我一直很幸运。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兼职工作是在卡特中心一个苏联媒体项目做研究员。卡特中心是美国卡特总统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的公共政策组织。卡特中心经常举行各种会议，我经常去帮助说俄语的参观者。一次，他们安排我做吉米·卡特总统和俄罗斯代表团在社交场合上的翻译。在会议用餐时，我坐在他们中间为他们翻译。卡特总统非常容易接近，也非常体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绅士。在这种场合，我几乎不可能吃东西的：卡特总统说的时候，俄国代表在吃；然后俄国代表说，卡特总统在吃；而我不停地听、做笔记、翻译，周而复始，没有停顿。过了一会儿，吉米·卡特注意到我没有吃一口午餐，于是他中止了他们的谈话几分钟，让我可以吃一点东西。这让人很感动，也很美国。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和《四十个房间》是关于什么的？

  答：写作已经融入我的血液，虽然我是家族里唯一一位小说作家，不过在我成长时，围绕我的每一个人都是以写作为生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写过好几本书，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都是记者。我自己也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学习过一年，也在地方报纸短暂工作过。从很小开始，写作便成为我的日常生活，父亲机械打字机的咔哒声是我童年永不消逝的伴奏乐。当然，还有我们莫斯科的小公寓里无处不在的书籍。我四岁时便开始阅读，不断地阅读。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就写下了我的第一个故事和诗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考虑别的职业。大概20岁的时候，我开始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不过，从天性来说，我更是一位长篇小说作者，目前我已经完成了3部长篇小说，他们在主题上有共同之处：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梦想与社会期待、我们的地位，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梦想与艺术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有时我会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我的艺术三部曲：第一部关注的是绘画；第二部是音乐；第三部是诗歌。

  《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这部小说背景是1985年的莫斯科，一位富有天赋的俄国艺术家，他放弃绘画成为一位成功的官僚，然而过去的历史一直缠绕他，把他的完美生活变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噩梦。《四十个房间》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说，和前面两部有很大的不同：它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四十个故事，这四十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四十个不同的房间里，从她的童年到她死去。它探索我们的日常生活选择，一些选择改变我们的生命，其他看上去很小；它还探索许多方式，在其中，我们的成年生活与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的生活有所不同，甚至背道而驰。我认为，如果必须概括的话，《苏汉诺夫的生活梦想》是有关背叛的故事；《排队》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而《四十个房间》是一个有关妥协的故事。

  问：你小说题材都是写苏联生活的吗？《排队》这部小说更关注于苏联时期普通人的心理。我很好奇当时你们的生活？

  答：我的前两部小说背景都是苏联，主题与政治有一点关系，但我最近的小说写的是更熟悉的范围，背景设置在美国，尽管主人公还是俄国人，故事起初发生在俄国。至少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我还是会继续转向其他主题，写其他地方。当然，在我所有的作品中依然有可能感觉到一些俄国场景。

  对于《排队》，我有意塑造一种高度夸张的苏联生活图景。当然，排队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无所不在的生活景象。不过，我小说里的排队已经进入一种荒诞的境地，更像卡夫卡的《城堡》或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个队排了整整一年，日夜在排，而且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卖什么，可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是一种美好的、能改变命运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现实写照，而是苏联主题的一个黑色幻想。实际上，我特意选取了三个不同时期：斯大林压迫的1930年代；赫鲁晓夫希望的1950年代和勃列日涅夫停滞的1970年代，我把他们自由的混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没有时代感的非历史的感觉。与这种背景相对，我想讲述的是普通百姓的普遍故事和生活方式，在其中，他们最深切的希望与最秘密的梦想被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修改；反之亦然。

  问：你在苏联生活时感受到这种荒诞吗？你为什么还保留着俄罗斯公民身份？

  答：我决定保留俄国公民身份与现代政治没有关系，简单说，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移民，而是觉得我有两个家，我试着在这两个地方尽量花时间。除开我的两位有一半美国血统的孩子外，我所有亲人都生活在俄罗斯。我做梦是用俄罗斯语。我的写作完全归功于我在成长路上读到过的那些俄罗斯大师。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果戈里，他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我14岁的时候，发现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我心中特别占有一席之地，他所描写的老莫斯科无人可比。我在写《苏汉诺夫的梦想生活》时，写到莫斯科时，想到的就是他。高中最后一年，曾被禁掉的纳博科夫的一些书开始在苏联出现，我立即爱上了他，可我只能读我能找到的那一点点。到美国后，我在埃默里大学图书馆读到了他其他的著作。纳博科夫是一个出色的双语作者，他同时用俄语和英语写作，这对我自己的写作很有启发。当然，我试图创作一种语言、一种风格，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和风格，但我依然要归功于纳博科夫。此外，我想提到契诃夫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 ——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勃洛克——他们都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我一些最快乐的记忆是我童年时候，在莫斯科附近我父母的乡间别墅度过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对压迫视而不见，不过我觉得我的俄国国籍不过是一个个人选择的小事，就如同我的眼睛颜色和我的母语。

  问：你是用母语写作还是英语？

  答：英语是我的官方出版语言，但是我觉得我的英语有着一种独特的俄罗斯口音——俄罗斯语调和深藏的俄罗斯表达方式。一位评论家曾说过，我的作品读起来像是用俄语写的，不过单词全是英语。这个评述让我很高兴。我自己私下的写作，我只用俄语。我坚持写日记有很多年，现在差不多有五十册了。我从来到美国后就开始写日记，部分原因就是不想让自己的母语变得生疏。我前面两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时，我和我的翻译一起合作，那个经历非常奇妙。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俄语写一本书，谁知道呢？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6-09-24

  http://www.eeo.com.cn/2016/0924/2922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