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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建筑史诗”系列的最新作品。“建筑史诗”由建筑学者王南撰写，拟出版四卷二十四本（本书为第九本），内容涉及汉、唐、宋、元、明、清、东西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等古今中外的建筑，旨在用几万字的篇幅写透一座建筑或一组典型建筑，以及它的血脉传承，进而向读者勾勒一幅恢弘的建筑史画卷。

《木骨禅心》对日本古建筑向中国古建筑学习的三堂课，以及日本从全面模仿中国，到逐渐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进行独立创造的历史进程，做了惊鸿一瞥式的概览。试图通过对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典型建筑实例的剖析，与同时期、同类型的中国古建筑相对照，呈现日本各历史时期的古建筑受到中国古建筑何种程度的影响，且如何通过学习、理解和消化从中国南北朝、唐、宋输入的建筑知识与技艺，进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日本建筑。

本书适合与“建筑史诗”系列的《梦回唐朝》（介绍唐朝建筑）、《营造天书》（介绍宋、辽、金建筑）、《塔窟东来》（涉及北朝云冈石窟）相互参照来读，可对中日古建筑的“师承关系”有相对完整的认识。

引言

南朝飞鸟

唐风东渡

枯庭山水

禅茶一味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王南，2001 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学位，2008 年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学博士学位。2008 年至今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授建筑设计专业课程。长期从事中国古建筑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著有《北京古建筑地图》（上、中、下三册，与他人合著）、《古都北京》、《农禅 寺：水月》（与袁牧合著）、《乌镇剧院：并蒂》（与袁牧合著）等，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013 年起，由读库陆续出版“建筑史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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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至宋，中国禅宗寺庙的发展趋于成熟，尤其宋室南渡之后，江南禅寺更是盛极一时，并形成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中心、大型禅寺为枢组的鼎盛局面。而所谓禅宗“五山十刹”之制，正是南宋禅寺辉煌盛况的缩影。有元一代，以“五山十刹”为首的禅寺继续兴盛不衰，至明代则渐趋颓废，其盛名亦为诸宗杂处的佛教四大名山（即五台、峨眉、普陀、九华）所取代。

五山十刹”为南宋朝延敕定的天下诸寺之首。所谓五山”，并非五座名山，而是禅宗五大寺，即临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及明州（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诚如《净慈寺志》所云，“五山实十刹诸方之领袖”，“为诸刹之纲领”。所谓“十刹”，则是禅宗十座次大寺（规格仅次于“五山”），包括临安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建康（今南京）太平兴国寺、苏州报恩光孝寺、明州资圣寺、温州龙翔寺、福州崇圣寺（即雪峰寺）、婺州（今金

华）宝林寺、苏州云岩寺、台州国清教忠寺。此外，十刹之下还有甲刹（南宋时数量不详，元代共有三十六甲刹）五、十利、诸甲刹构成南宋、元时期天下重要禅寺的三个等级。元代更以建康大龙翔集庆寺为“五山之上”，统率五山、十刹及诸甲刹。故宋元之“五山十刹”制，实际上是给天下重要禅寺排列的等级座次。

日本禅寺的发展分别以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和京都为中心构成前后两大时期。不论镰仓或京都，皆仿照南宋建立起各自的“五山十刹”。创立于镰仓时代的镰仓“五山”分别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室町时代的京都“五山”则是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此外，仿照元代规制，京都又以南禅寺为“五山之上”，统率诸寺。（3-1）“十刹”在日本则成为纯粹的级别代称，数目不限于十座，应仁之乱（1467-1477年）后，仅京都的十利级寺庙即达四十六所。中国宋元时期的“甲刹”，日本则称“诸山”，更是数以百。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差异在于，与中国佛塔相比，日本楼阁式木塔的塔刹显得出奇的高，基本占本塔总高的百分之三十，这在中国历代佛塔遗存中是比较少见的。高高的塔刹倒是凸显了其象征即度窣堵波的意义，也许是日本古塔中保存的中国早期佛塔遗制。

第二个明显差异是日本木塔出檐显得极其深远。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现存佛塔多数为砖石塔，出檐深度自然远不及木塔；但即便是应县木塔，或者石窟中的北魏木塔形象，出檐同样不及日本木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是日本木塔出檐格外远，主要是因为其塔身格外纤细。例如法隆寺五重塔通高三十四点零六米，首层平面边长仅六点四二米，塔之高宽比约为5：1；室生寺五重塔之高宽比更是达到7：1的程度；而山西应县木塔总六十六点六七米，首层八角形直径二十三点三六米，两者之比约为2.85：1，远比日本木塔粗壮得多一一故而山西应县木塔雄浑如契丹武士，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则纤秀如南朝文人。（1-40）在出檐深度相若的情况下，塔身越细，屋檐越显得飄逸，日本木塔深远的挑檐与细瘦的塔身，宛如裙摆之于纤腰。

第三个显著的差异在于内部结构，这也是中日楼阁式木塔最根本的差别，即是否可以登塔。日本楼阁式木塔均为塔心柱结构，且塔身瘦小，故无从登临，二层以上其实均无楼板，整个木塔内部是一个以塔心柱为中心的贯通空间，言其内部各层“形同虚设”当不为过，其促狭的塔身当然也不足以容纳楼梯空间。而中国现存历代楼阁式塔（不论木构或砖石结构）均可登临揽胜，这本是中国古代楼阁的重要功能一一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汉代甚至还有为求仙而造的仙楼、为仓储而设的仓楼、建于水滨的多层水榭，不一而足，都是可以登楼的高层建筑。目前从文献中所知，最早可供登临的楼阁式木塔是北魏洛阳永宁寺塔。

因此，日本楼阁式木塔实际上仅具中国楼阁式塔的外形，而没有楼阁最重要的登高望远的功能，此乃两者的本质区别。究其原因...

中国古建筑中央开间称明间，明间两旁的开间称次间，再两旁的开间稍间，如果面超过七间，则最两端的开问称尽间。

之所以说是盘膝静坐，这与日本禅寺方丈室独特的“高床式”建筑有关。所谓“高床式”，即底层架空的木结构建筑，为日本典型的原始建筑样式，亦即中国长江流域下游早期的“干阑式”木构建筑（最早可追溯到六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今天中国南部地区还有不少民居是干阑式，典型者如云南傣族民居或者湖南、广西等地的吊脚楼等。日本古建筑中，以伊势神宫为代表的神社建筑，历代皆取“高床式”造型而在日本佛寺建筑中，受南朝影响的“飞鸟样式”，或受唐朝影响的“和样”，以及受南宋影响的“禅宗样”“大佛样”

下部皆为砖石包砌的夯土台基，而非高床式建筑中高高架起的木地板。但是伴随着佛寺建筑的日本化倾向，在佛殿（金堂）、法堂、山门等重要建筑以外，附属建筑如方丈

僧堂等，越来越多改用符合日本人生活习惯的高床（或半高床，即架空高度较低）样式，在架空的地面上满铺木地板，一直延伸到屋檐下，四周绕以轻巧的木质栏杆，并以木质台阶与庭院地面相连。（3-31）甚至有些佛寺的主体建筑也采取高床式（如京都西本愿寺等）一今天参观此类佛寺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入乡随俗，脱了鞋直接在木地板上行走。

茶室的平面以構構米的尺寸作为基本模数（一如“町之于京都城，“材”之于本构建筑）。最早的标准是所谓的“四叠半”，即四张半構米铺席的规模。具体而言，张榻榻米铺席的尺寸通常是长六尺（约一百八十二厘米）、宽三尺（约九十ー厘米），是长宽比为2：1的长方形，尺寸正好够一个人卧躺。如果以四张铺席风车状环绕布置，则构成一个边长二百七十三厘米的正方形，中间还缺一块边长九十一厘米的空间，正好相当于半张铺席一一因此所谓“四叠半”榻榻米的规模，其实是边长二点七三米的正方形，面积约七点四五平方米。（4-12）

然而，日本茶人（如千利体）对这个已经很小的尺す还不满足，继续缩减茶室规模，似乎在有意挑战建筑空间中“小”的极限，于是出现四叠、三叠、二叠的规模；甚至使用大小为标准榻榻米四分之三的“大目叠”榻榻米，建造所谓“四叠大目”“三叠大目”“二叠大目”的茶室，并最终创造出一叠大目”的极限空间，仅约一点二平方米。中国古人常以“容膝斋”来形容屋宇之促狭，这“叠大目”的茶室真是名副其实的容膝斋，如果两个人挤在一间茶室中，当真要促膝对饮了。（4-13）

一般来说，二叠大小（约三点三平方米）的茶室为千利休心目中理想的规模。千利休弟子南坊在《南方录》中所记：“草庵茶室就应该是这种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以榻榻米的尺寸作为建筑平面设计的基本模数，为中国的古老传统。战国时代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有“堂度以筵”的记载。今天的“筵席”一词，在古代原意是指室内装修用具，“筵”是满铺于地面的席子，即今天日本的榻榻米，“席”则指小块席子，供人跪坐其上。大宴宾客时，主人宾客均坐在自己的“席”上，故行生出“筵席”“酒席”“座席”“主席”等一系列词语。所谓“堂度以筵”，正是以“筵”（榻榻米）的尺度作为堂的平面设计模数。中国在两晋南北朝至唐中叶，由于胡床（即交椅、马扎，源自古希腊的绳椅，经由中亚传入汉地）等...

此外，从茶室院门至茶室入口的一段室外空间往往被精心设计为优雅的庭园，称作茶庭或者露地。露地常常结合茶室的草庵风，设计成宛如深山幽谷，具有山林野趣的景致。

露地常包括露地门、腰挂待合（客人等候区）、雪隐（所）、蹲踞（供人洗手、漱口的石水钵）、夜间照明的石灯笼等设施。露地的路径常以飞石（相隔定距离的石块）铺砌成蜿蜓曲折状。与只可参不可进入的枯山水庭园不同，茶室的露地是前往茶室参与茶道活动的人必须经过的地方，穿过露地的过程是茶之的最重要的心理备一行走在山林野径中的感觉足以令人涤除尘虑，最终平心静气进入茶室。

书籍介绍

本书是“建筑史诗”系列的最新作品。“建筑史诗”由建筑学者王南撰写，拟出版四卷二十四本（本书为第九本），内容涉及汉、唐、宋、元、明、清、东西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等古今中外的建筑，旨在用几万字的篇幅写透一座建筑或一组典型建筑，以及它的血脉传承，进而向读者勾勒一幅恢弘的建筑史画卷。

《木骨禅心》对日本古建筑向中国古建筑学习的三堂课，以及日本从全面模仿中国，到逐渐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进行独立创造的历史进程，做了惊鸿一瞥式的概览。试图通过对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典型建筑实例的剖析，与同时期、同类型的中国古建筑相对照，呈现日本各历史时期的古建筑受到中国古建筑何种程度的影响，且如何通过学习、理解和消化从中国南北朝、唐、宋输入的建筑知识与技艺，进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日本建筑。

本书适合与“建筑史诗”系列的《梦回唐朝》（介绍唐朝建筑）、《营造天书》（介绍宋、辽、金建筑）、《塔窟东来》（涉及北朝云冈石窟）相互参照来读，可对中日古建筑的“师承关系”有相对完整的认识。

• 作者：Fenng 发布时间：2019-03-09 20:50:08

  去京都和奈良旅游，可以带一本，路上看。

• 作者：微笑迦朵 发布时间：2019-05-10 10:00:37

  2019年读书032。建筑史诗系列已出九本完。如作者后记所提示，本册可与“梦回”、“营造”、“塔窟”参照而读，可知存续之日本建筑，于中国历代所汲取的“能量”，日本就像一个无限手套，将诸颗宝石镶嵌，一个响指，打出了自己的风范来，不对称的法隆寺，没有水的枯山水，小而极的茶室，是抄错，是承破，镀时间之奇，皆成文化之妙，而今并存一世，正应了无前无后，无古无今，却碍于眼界人心，添无数唏嘘。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催稿了。

• 作者：张大水 发布时间：2019-02-19 09:30:54

  前半本是与中国的相似，在现存的大量唐风中可照中国自己，后半本是与中国的不似，在唐宋基础上发展出日本自己的美学已与中国大相径庭了。

• 作者：恶鸟 发布时间：2019-12-06 07:45:41

  早课：王南《木骨禅心》，这本讲日本千年古寺，尤其法隆寺，这样就和之前读的三卷日本大木匠（栋梁）西冈常一的《树之生命木之心》联系起来了，造寺要买山，寺南面的木要用山南面的木。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刚好接构成一栱。

• 作者：二喬 发布时间：2023-06-19 09:44:31

  地狱是我们亲手编织的，那么也需要我们亲手打破。

• 作者：su27根本就没有 发布时间：2019-10-10 00:13:31

  一本小书，把中日古建的传承关系讲得很明白，精简但内容丰富，文字准确舒服。后来把这本书送给了法隆寺为我们志愿讲解的老爷爷，书的封面正是法隆寺金堂。

• 木骨禅心读书笔记

  作者：e 发布时间：2019-11-12 16:41:14

  本书为作者王南的一篇博士论文，这里分为了三个时期的介绍，以历史为轴，分别对中国古建筑对日本的输入，以及中国古建筑对日本的影响，到最后日本吸收中国转化创新为自己民族特色的建筑进行介绍。

  日本向中国古建筑学习的三个关键历史分期：

  1.飞鸟时代主要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间接引进中国南朝的建筑样式；

  2.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方式，直接学习中国唐朝建筑；

  3.镰仓时代继续学习中国南宋建筑并且引入对日本建筑至深的禅宗思想

  南朝飞鸟 法隆遗珠

  法隆寺是日本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遗存，位于奈良。1903年伊东忠太在大同云冈石窟的北魏建筑石雕形象中，找到了中国北朝建筑和法隆寺的“血缘关系”。后来经学界证实。

  下面找了几处他们“血缘关系”的证据

  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川原寺为飞鸟时代的佛寺的重要代表。这些佛寺首先都有清晰的“廊院制”布局，即以四面回廊环绕佛寺主体建筑构成封闭的矩形院落（称“佛殿院”）“廊院制”是中国古老的平面布局形式，目前已知的最早实例是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的一二号宫殿遗址。

  飞鸟样式特征可以在中国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等石窟的北魏、北齐或隋代仿木结构石雕建筑中找到相似植物。昔日伊东忠太等日本学者正是在云冈石窟里找到了法隆寺建筑的北魏“基因”。之后，许多中日学者均通过比较云冈石窟与法隆寺建筑，对中国南北朝与日本飞鸟时代建筑做进一步讨论，日本建筑史学者滨田耕作甚至将云冈石窟誉为“东方建筑史之枢纽”，充分反映了云冈石窟在日本古建筑寻根探源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中日古建筑渊源考辨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佛像衣服纹样、华盖雕饰、上部凤凰、壁画。。）

  唐风东渡 奈良平安

  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竭力学习唐朝文化，最大的成绩当属平城京和平安京这两座日本历史上最雄伟壮丽的都城的建设，两者的规划设计都是对唐长安（及洛阳）的模仿。千百年来，日本人把去京都说成“上洛”；在今天的京都，有许许多多直接以洛阳来命名的街道、学校、医院等。甚至在京都的旅游地图上，还标着“洛东洛西洛南洛北”……

  平城京的寺庙深受唐代佛寺影响，其中药师寺与东大寺为此时期佛寺规划布局的两大典范。所谓“药师寺式”，即东西塔寺布局，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大量出现“东塔”“西塔”等字样，说明两者皆为唐代佛寺典型格局。

  日本古时候习惯将中国传入的事物统称“唐物”故而“唐破风”屋顶，若从字面意思推测极有可能来源于中国，当然未必是唐朝样式。日本京都大德寺、西本愿寺、二条城中皆有一座“唐门”，且均采用“唐破风”式屋顶，虽然在中国现存古建筑中未发现“唐破风”式屋顶，但在宋元绘画中却可以清晰的看到类似的屋顶样式，典型者如南宋刘松年所绘的《蓬壶仙侣图》|《四景山水图》（冬景）。其中《蓬壶仙侣图》中类似“唐破风”的屋顶出现在一座歇山顶殿宇的侧面，刻画细致，与日本“唐破风”及其神似

  奈良时代后的平安时代，中国唐宋建筑继续对日本建筑发生着影响。平等院凤凰堂建于天喜元年，相当于中国北宋时期。凤凰堂平面呈“凹”字形，中央为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副阶周匝的中唐，覆以重檐山顶，廊道转角处更建有攒尖顶角楼（此种在廊庑转角上部建楼阁之做法可见于敦煌壁画）。凤凰堂特殊的外形在敦煌壁画中十分常见，应是唐代佛寺中常用样式，而据考古发现可知，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正是一主殿带二高阁并连以飞廊之造型，可谓凤凰堂样式最巨大的原型。由于前临广池，故整个凤凰堂高低错落的优美身影全部倒映于一池碧水中，如镜花水月，倒映水中的华美殿宇，正是对佛经中所描绘的极乐净土的绝佳写照，相似的意境也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大量经变画中。

  建筑背景：传说，在释迦牟尼去世2000年后，佛法的效力会渐渐消失，世界将进入末法时代。在日本平安时代，流传着1052年就是末法来临的时刻。于是人们开始否定现世，认为他污秽不堪，祈求能够前往另一个清净的乐土。也就是所谓 “ 厌离秽土，欣求净土 ”的思想。平等院是在1053年建成的，也就是进入末法时代后没有多久。这座建筑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直面世界末日的时候，在现实中就能找到彼岸的极乐净土。

  凤凰堂内部更胜于外部。最精彩的室内装饰当属环绕阿弥陀佛的墙壁、供养了菩萨木雕。造型、姿态、动作、神情丰富至极，或端坐合掌，或拈花微笑，或轻歌曼舞，或凝神奏乐——尤以二十余尊演奏各式乐器的乐技天最是气韵生动。

  镰仓平安，枯山侘水

  第三部分到了镰仓时代（相当于中国南宋、金、元时期）及其后室町时代（相当于元末至明中期），日本建筑主要受南宋建筑影响。与奈良时代依靠唐遣使引进唐朝文化不同，镰仓、室町时代输入禅宗文化的主角，是跨海入宋元的日僧或渡日的宋元僧人。南宋文化对日本最重要的影响是佛教禅宗的传入。

  禅宗的输入，不仅为日本带来一系列禅宗寺庙（以模仿南宋江南“五山十刹”的镰仓，京都的“五山十刹”为代表），以及由此产生的“禅宗样”建筑风格，更重要的是禅宗深刻改变了日本文化以及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正如日本现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言：“在某种程度上，禅造就了日本的性格，禅也表现了日本的性格。”

  不过，通过学习，模仿之外，日本在室町时代的禅寺中，逐渐发展出一种独创的禅宗庭院艺术，即闻名遐迩的“枯山水”。

  由唐至宋，中国禅宗寺庙的发展趋于成熟，尤其宋室南渡之后，江南禅寺更是盛极一时，并形成以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为中心，大型禅寺为枢纽的鼎盛局面。。所谓禅宗“五山十刹”之制，正是南宋禅寺辉煌盛况的缩影。日本禅寺的发展分别以镰仓和京都为中心构成前后两大时期。不论镰仓或京都，都是仿照南宋建立起各自的“五山十刹”。

  日本庭院除了学习中国造园理念外，其最重要之独创，在于勇敢地在枯山水庭园中彻底剔除“水”这一造园的主要元素，并创造性地以白砂（小粒花岗石）取而代之，如果说，日本园林的假山还是学自中国，那么其假水（白砂）则完全是日本造园家（多为僧人）独创。

  枯山水，尤其以砂象征水，是典型的禅宗式思维，即偏爱“比喻”，善于用“不合常理”的方式来启发人的觉悟。最典型的是在各种禅宗公案中，禅师对于参禅问道者的问题，往往答非所问，不按常理出牌，反而常常起到当头棒喝的启迪作用——枯山水庭园之所以深具禅意，其根本原因即在此。由佛教，禅宗的“无常”观念来看，水为流动不息，变幻无常之物，转而以白砂代之，反而更具寂静永恒之意味——颇有“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禅意。

  富于禅宗智慧和幽默感的白砂，却瞬间成为立石（象征岛、礁、海岩）的绝佳背景，由于不是真水，观者反而可以用“观画”的心境审视之，更容易发挥想象力，将大片白砂中一块块散置的立石，想像成茫茫大海中一座座孤岛或礁石，而被禅僧们精心耙梳的白砂上的纹理，则恰是大海的波涛。实际上，这种大海孤岛的意象，更像是无边海景的一个片段，这样一看，枯山水庭园与中国南宋时期夏圭、马远所谓“残山剩水”之片段式禅意相通。正是由于白茫茫一片砂上散至几块石头，如同截取大海的片段意象，模糊了真实尺度，反而表现出“真水”所无法比拟的“大海样”——“此时无水胜有水”。巅峰之作：京都大德寺大仙院和龙安寺方丈庭园。

  草庵茶室

  禅宗思想对日本建筑的重要影响，除了枯山水庭园的发明外，还有茶室建筑的创立。（一休）

  千利休是日本最富盛名的茶人，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他因主持丰臣秀吉北野大茶会而名满天下……赐死。临死前，千利休和几位弟子在茶室中举行了最后的茶会，被《茶书》作者冈仓天心称为“悲剧的最高点”。

  草庵的外貌就像茅草屋一样，这样的茶室会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隐士的山居，是草庵茶室的重要灵感来源，茶室在日本有“市中之隐”“山居之体”等称谓。位于京都高台寺后山的伞亭和时雨亭是两座著名的草庵茶室，伞亭——倪瓒《容膝斋图》

  深深影响日本草庵茶室的，当然还包括唐代一批著名的茅屋或草堂的，当然还包括唐代一批著名的茅屋或草堂，诸如杜甫草堂、白居易草堂以及刘禹锡“陋室”等，不同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或刘禹锡的《陋室铭》，主要是从道德角度谈论自己的居所，白居易的《庐山草堂记》则大谈特谈庐山草堂的建筑及环境之优美，将朴素的草堂当作审美对象加以赞颂。白居易的诗文雅俗共赏，在日本大受欢迎。

  尽管茶室建筑在外观上极力营造中国古代隐士山居的简朴样式，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真正的住宅，前者确实为了举行茶道仪式而刻意设计成具有朴素审美风格的茶会空间。

  与只可静观不可进入的枯山水庭园不同，茶室的露地是前往茶室参与茶道活动的人必须经过的地方，穿过露地的过程是茶道之前最重要的心理准备——给人涤除尘虑，平心静气进入茶室。

  中国园林与日本枯山水庭园之分别，中国隐士的茅舍、草堂依旧是道家追求自然亲和的姿态，而日本的草庵茶室则更具有禅宗内省的气质。

  侘寂美学

  茶室建筑有着十分独特的美学，日本以“侘寂”一词谓之。“侘”是主要用于茶道的特殊美学概念。“侘”即失意、落魄、绝望之状。侘 同时还有离群索居、远离尘嚣之意（在这个层面上，倒是与草庵茶室模仿隐者山居相符合）。

  夫“侘”者，即是有所不足，一切随我意……狮子吼菩萨问曰：“少欲，知足，有何差别？”佛言：“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而不悔恨。“侘”字之意，身处不自由不生不自由之念，有所不足而不起不足之想，不如意而不抱不如意之感，如此则谓之“侘”。

  从审美的角度而言，“侘”或”侘寂“可谓关于不完美的美学，即试图从不足中体味完美，从欠缺中寻求至多，正与佛教的无常观相对应。寂——古色古香、旧色，沧桑质感。

  探讨中日古建筑之渊源，一方面或许有助于更好的欣赏和理解日本古建筑；另一方面，日本古建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早期木构遗存或付之阙如或凤毛麟角之遗憾。

  明治维新前，日本对于中国古建筑的学习是及其热忱的，尤其在奈良、平安和镰仓时代甚至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同，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与刀》中写到：“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 中日古建 ｜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三堂课及课后创新

  作者：亲爱的倩儿 发布时间：2021-06-24 08:56:37

  “当被问到今天的日本建筑是如何发展而成的时候，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的祖先在上古所建造的建筑中，引进了中国、朝鲜等大陆建筑，吸取了其形式而发展起来，逐渐形成和大陆建筑有所不同的我国所特有的建筑形式。” ——关野贞《日本建筑史纲要》

  第一课：南朝飞鸟

  时间：

  日本飞鸟时代（553-644年），对应于中国南北朝、隋及初唐

  方式：

  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间接引进中国南朝建筑

  代表：

  法兴寺（飞鸟寺）、四大天王寺、川原寺、法隆寺

  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日本历史由此从古坟时代进入飞鸟时代。佛教在圣德太子（574-621/622年）的大力扶持下得到长足发展。敏达天皇时代（572-585年），从百济献来造佛工、造寺工；崇峻元年（588年）又有百济造寺工匠、炉盘博士（铸造师）、瓦博士、画工等东渡日本；同年，日本豪族苏我马子命来自百济的工匠建起日本最早的佛寺——法兴寺，亦称飞鸟寺。在崇峻、推古两朝（588-628年），日本又相继营建了四天王寺、法隆寺等日本最古老的佛寺，皆由百济为主的工匠指导建成。

  

  

  法隆寺塔堂并立（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课：唐风东渡

  时间：

  日本奈良时代（645-780年）与平安时代（781-1183年），对应于中国初唐至南宋初

  方式：

  通过派出遣唐使的方式，直接学习中国唐朝建筑

  代表：

  以平城京、平安京的规划建设为最大手笔，以天平时期建成的奈良东大寺为最大规模，以唐朝高僧鉴真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与唐代建筑最为神似，并最终在藤原时代的平等院凤凰堂中达到最完满的艺术境界。

  【古都平城——最大手笔】

  平城京与平安京，虽然始建年代相差八十余载，整体规模与规划格局却极其接近，均可看做唐长安城的“具体而微者”，面积约为唐长安（八十四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

  

  奈良平城京（左）与京都平安京（右）

  【奈良大寺——最大规模】

  平城京的寺庙深受唐代佛寺影响，其中药师寺与东大寺为此时期佛寺规划的两大典范。所谓

  “药师寺式”

  ，即东西塔式布局，由中门、金堂及讲堂形成南北中轴线，回廊环绕，并于金堂前东、西两侧立塔。而

  “东大寺式”

  ，即东西塔院式布局，与药师寺的区别在于东、西二塔被移至佛殿廊院之外，并各自成一独立院落。

  天平十七年（745年）平城京东大寺（今奈良东大寺之前身）开始营建。圣武天皇所云“罄全国之金铜以造像，尽山泽之林以构堂”可以视作东大寺的“建寺方针”——其中的“造像”，即指著名的奈良大佛，为日本历史上第一大铜铸佛像；而“构堂”则尤指容纳大佛的金堂，亦称大佛殿，同样为日本历史上第一大木构建筑。

  ——奈良大佛

  高约十六米，重达三百八十吨。匠师国君麻吕在中国的铸造大佛秘技“失蜡法”的基础上，采取了自下而上分成八段、分段铸造的方法。先塑造一个与最终铜佛一模一样的木骨泥塑像，然后以此泥塑像作为内模制作外范，之后再将泥塑（即内模）的外表面均匀刮去一层，外范与内模之间就形成一层空隙，最后将溶化的铜锡合金注入其中。

  此种方法中国称“屯土法”，河北正定隆兴寺高达二十一米的北宋观音铜像也是采用此法分段铸成的。

  

  奈良大佛“屯土法”分段铸造示意图

  ——大佛殿

  总宽二百九十尺（约合八十五点三米），通进深一百七十尺（约合五十米），总面积约四千二百六十五平方米（紫禁城太和殿的两倍），总高一百五十六尺（约合四十五点九米，太和殿的一点三倍）。

  尽管东大寺大佛殿尺度惊人，然而在其建成之前，中国至少存在过三座规模超过它的木构建筑。第一座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唐洛阳宫中的武则天明堂，建于垂拱四年（688年），面积约为七千七百八十平方米，约一点八倍于东大寺大佛殿，于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失火被焚。第二座是武则天明堂的前身——隋乾阳殿（其基址正是武则天明堂所在地），建于隋炀帝时期，面积约为五千二百四十二平方米，一点二倍于大佛殿。第三座是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为大明宫中头号大殿，由前、中、后三殿（中殿为阁）相连，形成东西面阔十一间，南北进深十七间，总面积约五千四百平方米的规模，约一点二七倍于大佛殿。

  【鉴真招提——最为神似】

  唐招提寺金堂之整体外观、平面布局、内部空间，乃至斗拱、月梁、平闇等细节，皆与中国最重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遗物——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极为接近。佛光寺东大殿豪迈超逸，唐招提寺金堂秀丽典雅，颇似宋词豪放与婉约之别。正如梁思成所言，“共同风格之下，两座殿在细部的处理上又各有不同之点。这些大同小异之处，正像两个同胞兄弟之异同那样”；“这两座十分相似的殿堂正可以作为当时中日两国建筑的研究上互作参证的最可珍视的实例”。

  

  唐招提寺（图片来源于网络）

  【凤凰净土——最臻完满】

  平等院凤凰堂，坐落在宇治朝日山与宇治川优美的山光水色之间、平面呈“凹”字形，中央为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副阶周匝的中堂。覆以重檐歇山顶，左右各以曲尺形二层廊道通向两段带歇山顶的翼楼，廊道转角处更建有攒尖顶角楼（此种廊庑转角上部建阁楼之做法可见于敦煌壁画），中堂后部设尾廊一道，故其整体外观恰如凤凰展翅。中堂正脊两段各以铜铸镀金凤凰（高约一米）代替鸱尾，凤凰堂由此得名。

  平等院凤凰堂集建筑、雕刻、绘画、书法、螺钿、金工等技艺于一身，从内到外，均达于绚烂至极的境地。可谓敦煌壁画“净土变”的立体版，同时也是佛经中所庙会极乐净土的现实版。“极乐如有疑，往观宇治寺。”

  

  平等院凤凰堂夜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三课：枯庭山水

  时间：

  镰仓时代（1184-1332年），对应于中国南宋至元代

  方式：

  继续学习中国南宋建筑，并引入对日本建筑影响至深的禅宗思想

  代表：

  建长寺（镰仓五山之首）、天龙寺（京都五山之首）、西芳寺（枯山水庭园之滥觞）、京都龙安寺（枯山水庭园之巅峰）等

  将禅宗传入日本的是高僧荣西禅师（1141-1215年）。荣西于建仁二年（1202年）在京都创立建仁寺，为日本禅宗寺庙之鼻祖，其所使用的南宋江南“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的官方禅宗伽蓝样式称作“禅宗样”。

  禅宗之输入，深刻改变了日本文化以及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正如日本现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年）所言：“在某种程度上，禅造就了日本的性格，禅也表现了日本的性格。”如果套用鲁迅那句“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那么也可以说“日本文化的根柢全在禅宗”。

  禅宗因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等特点，尤其受到镰仓时代武士们的信奉，有所谓“武士好禅”之说，因而得以大规模发展。武士的审美以质朴刚健为尚，由此形成的禅宗建筑，也以

  简洁洗练

  为重要特色，与此前藤原时代贵族所青睐的绚烂华丽的建筑风格大相径庭。

  【五山十刹——禅寺】

  “五山十刹”为南宋朝廷敕定的天下诸寺之首。“五山”，指禅宗五大寺，包括临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明州（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十刹”，指禅宗十座次大寺，包括临安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建康（今南京）太平兴国寺、苏州报恩光孝寺、明州资圣寺、温州龙翔寺、福州崇圣寺（即雪峰寺）、婺州（今金华）宝林寺、苏州云岩寺、台州国清教忠寺。

  南宋禅寺布局之要点，归纳起来为一纵横十字结构，以山门、佛殿、法堂、方丈为南北纵轴，以库院、佛殿、僧堂为东西横轴，十字交汇中心为佛殿。

  “上是天，下是地，左边厨库，右边僧堂，前是佛殿三门，后是寝堂方丈。”

  日本禅寺的发展分别以镰仓和京都为中心构成前后两大时期，皆仿照南宋建立起各自的“五山十刹”。创立于镰仓时代的镰仓“五山”分别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室町时代的京都“五山”则是天龙寺、项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此外，仿照元代规制，京都又以南禅寺为“五山之上”，统率诸寺。“十刹”在日本则成为纯粹的级别代称，数目不限于十座。镰仓“五山之首”的建长寺，仿南宋“五山之首”临安径山寺建成，成为日本诸多禅寺之范本。建长寺伽蓝布局为典型的

  “伽蓝七堂”样式：其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建山门、佛殿、法堂、方丈，东路由南向北分别为宣明、库院，西路由南向北分别为西净（即厕所）、僧堂和众寮。

  【天龙山水——池泉园】

  日本禅寺大多依照“五山十刹”规制营建，呈大同小异之势。然而其庭园艺术，却使诸寺呈现不同个性。

  京都禅寺中，以“池泉园”（即以水池为中心的庭园）著称者包括天龙寺与西芳寺，两寺之庭园皆为禅宗高僧、杰出造园家梦窗疏石的代表作。天龙寺的精髓所在，即大方丈室正对的曹源池。这是梦窗疏石设计的庭园也是日本最早指定的“特别名胜”。它既是以曹源池为中心的“回游式”庭园，又是远可借岚山之景，近可借龟山之色的“借景式”庭园。曹源池的整体意境，为日本平安后期（即藤原时代）著名造园专著《作庭记》中所记的“大海样”之典型。

  作为海岸线漫长的岛国，海景自然成为日本自然风光中最重要的意向。故此，日本许多著名庭园，其最广阔浩渺的水面，一般皆作“大海样”，而其池岸或水中立石，大多仿岛屿、礁石、海岩之类，水滨多为白砂铺就，一如海滨沙滩，与水池一起营造海景意向，这是赏读日本自然山水园林（即所谓“池泉园”）的重要关窍。

  【龙安石庭——枯山水】

  日本园林艺术中，真正最成功地对大海意象的摹写，同时也最富日本特色的创造，非“枯山水”庭园莫属。

  “于无池无遣水处立石，名曰枯山水。”后世纯粹意义上的枯山水，则特指“以石象山、以砂拟水”的特殊庭园形式。

  日本庭园在学习中国“师法自然天成之山水”、“以石象山”等造园理念如外，其最重要之独创，在于

  勇敢地在枯山水庭院中彻底剔除“水”这一造园的主要元素，并创造性地以白砂取而代之。

  正是由于白茫茫一片砂上散置几块石头，如同截取大海的片段意向，模糊了真实尺度，反而表现出“真水”所无法比拟的“大海样”，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海中之岛的意境，亦是日本自身岛国意象之隐喻。

  梦窗疏石曾于京都西芳寺指东庵周围作庭，在洪隐山（山名取中国唐代隐居洪州西山之禅僧亮座主的禅宗公案）山坡上，置数组或立或卧之石，构成所谓“楞伽窟”石组（包括坐禅石、须弥山、龙渊水等），即为《作庭记》中所言“枯山水”的典型佳作，可谓日本禅寺枯山水庭园之滥觞。

  日本枯山水庭园的巅峰之作，是京都大德寺大仙院和龙安寺方丈庭园，尤以后者的艺术造诣最为卓绝。石庭北侧正对方丈室，东、西、南三面为低矮土墙环绕，庭东西长二十五米，南北长十一米，规模之小令许多慕名而来者颇为意外。庭园满铺白砂，上面精心布置了共计十五块大小不同的石头。这十五块庭石，无疑为龙安寺庭园之精华所在。自方丈室看去，十五块石头从左到右分成五组，各组石块数分别为五、二、三、二、三。这五组造型、组合方式各异的石头，有着种类繁多的解读：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大海中的岛屿”外，还包括“虎负子渡河”“七五三之庭”“十六罗汉渡水”“高出云海的五台山”“中国五岳”“黄金比例构图”等等。

  

  龙安寺方丈庭园（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园林极重视“可游”，沿着游廊或园林幽境漫步游园，感受步移景异之趣，是园林体验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日本早期的回游式池泉园亦是如此。而

  日本禅寺中的枯山水庭园，其观赏方式与中国传统园林大相径庭——于高床式建筑檐廊木地板上盘膝而坐，独对枯庭山水，作禅宗式冥想，成为日本佛寺建筑中一种独特而深邃的精神境界，堪称日本禅寺中最具意境之所在。

  课后创新：禅茶一味

  时间：

  萌芽于室町末期，成熟发达于桃山时代（1573-1614年，相当于明末）

  代表：

  待庵（京都山崎妙喜庵）、忘筌（京都大德寺孤篷庵）

  禅宗思想对日本建筑的重要影响，除了枯山水庭园的发明外，还有茶室建筑的创立。

  茶，早在奈良时代即由遣唐使传入日本。但茶在日本广泛流行却是在镰仓后期。

  镰仓至室町初期的上流社会盛行“斗茶”，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便是茶会的爱好者，在其精心经营的慈照寺（即银阁寺）中，诞生了后世茶室建筑的萌芽。足利义政在寺中东求堂里设置了经典的“四叠半”榻榻米规模的茶室“同仁斋”，用于茶道活动，可谓茶室建筑的起源。

  将斗茶活动、客厅旁设置茶水间以及禅寺僧侣的日常饮茶三种行为熔于一炉的是禅僧村田珠光（1423-1502年，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他也因此被誉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而村田珠光的师傅正是《聪明地一休》中一休和尚的原型——日本著名禅师一休宗纯（1394-1481年）。一休曾教诲村田珠光：

  “茶应合乎佛法妙道。将禅意移入点茶，为众生而自观心法，如是行茶道。”

  由村田珠光开创的茶室建筑类型，经武野绍鸥（1502-1555年），传至著名的千利休（1522-1591年），终于达到成熟完满之境。

  【草庵茶室——灵感之源】

  中国古代隐士的山居、唐代一批著名的茅屋或草堂是草庵茶室重要的灵感来源，故而茶室在日本有“市中之隐”“山居之体”等称谓。

  然而尽管茶室建筑在外观上极力营造中国古代隐士山居的简朴样式，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真正的住宅，前者却是为了举行茶道仪式，而刻意设计成具有朴素审美风格（所谓“草庵风”）的茶会空间。

  陶渊明的村居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杜甫草堂能够“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刘禹锡之陋室则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白居易于庐山草堂中“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白云，自辰至西，应接不暇”——这些茅舍、草堂皆与自然风景水乳交融，是以道家自然观为根基的。反观日本茶室，虽有称作“露地”的庭园，其间颇多自然野趣，然而仅仅是作为茶道开始之序幕（抑或结束之后的尾声），茶室建筑本身却刻意设计成十分封闭的空间，虽有些许窗户，但并非为引入庭园景色而设。从这个意义上看，

  一如中国园林与日本枯山水庭园之分别，中国隐士的茅舍、草堂依旧是道家追求与自然亲和的姿态，而日本的草庵茶室则更具禅宗内省的气质。

  【妙喜参禅——草庵原型】

  京都山崎妙喜庵的茶室名曰待庵（天正十年，1582年），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千利休作品，也是现存最早的草庵茶室，可以将其视作日本现存所有草庵茶室的原型。待庵为一悬山桧皮顶建筑，南面入口上方设有披檐，建筑骨架用天然形状的木材及竹子，墙壁用草筋抹灰，内部吊顶用模板加带皮原木杆及竹竿组成。茶室内部，主体部分为千利休钟爱的两叠榻榻米（不足四平方米），最适合宾主二人对饮模式。地炉位于茶室西北隅，躏口位于东南隅，北面是常常悬挂“妙喜”二字书法立轴的“床之间”。茶室西侧有一叠大小的此间，其东北隅设一层隔板；此间北侧又有一叠大小的“胜手”（即厨房），其东南隅有一长两短三层隔板（即“违棚”）。整个待庵茶室的总面积不足十平方米，其露地位于茶室西侧。

  

  待庵露地（图片来源于电影《寻访千利休》）

  

  待庵室内（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说枯山水庭园是露天的参禅之所，那么茶室则是室内的禅修空间。“

  生火、烧水、喝茶，此外别无他事。这就是佛心发露之所。

  …狭小房间中举行的茶道要以佛法修行得到为第一。”茶室真正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其内部空间极尽“小”之能事，达到了日本建筑史上“小建筑”之极致，可谓方

  寸之间，容纳大千世界

  。正如太田博太郎所言：

  “千利休创立的茶道艺术…是在二叠大小的茅屋茶室中展现比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丰臣秀吉聚乐第里的生活更加美好的生活。…千利休所创建的茶室表面上以田园风格、山间情趣为表现主题，但其真正的内涵却是城市性、文化性的，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更高级、更奢华的艺术。”

  

  （图片来源于电影《寻访千利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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