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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中译本序言

章 中国窃贼传奇

德清县的石匠们

萧山事件

苏州的乞丐们

胥口镇奇事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第二章 盛世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长江下游社会

劳动力的解放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人口、物价与金钱

不平衡发展

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

妖术、敌意与焦虑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弘历面对谋叛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八旗精英

文化的传播

江南问题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于南方的罪恶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蔡廷章 初识魂魄之力

靳贯子路遇 先生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李绍舜沦于妖人为奴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与超自然力量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头发与邪术

妖术预防法

对于僧道的怀疑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历的行省官僚

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己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1990）是他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他者世界中的华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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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

    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 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 ， 学究气，也 讲究艺术品位，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 腐败。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 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 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

    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崇。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 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长江下游的社会既 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 “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 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闭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 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的监督极为松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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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民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勒索，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萧山和尚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受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民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者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的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以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是提出这种指控相...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的。”

江山稳固时，非常事件引起的混乱，会成为君主强化统治的良机。反之，则会成为野心家（潜在君主）的阶梯。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则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于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导致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书籍介绍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 作者：不履不停 发布时间：2018-11-20 00:17:16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和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炉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悉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征，它则是一种乐趣。

• 作者：summer 发布时间：2021-01-08 15:55:12

  就觉得书本中描写的社会困境好像放至今日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同。

• 作者：尾上✖威嚇 发布时间：2018-07-05 20:33:26

  可以说填补空白了

• 作者：汪金卫 发布时间：2016-03-20 14:54:50

  名副其实，深入浅出，文笔精彩，发人深省！阅读本书后对清代的官僚制度，官员心态，百姓风气，以及君主制度有了很多理解。特别是对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皇帝思维，对官僚控制，对政权合法性争取，对满文化的坚持有了醍醐灌顶般的收获。对皇帝刮目相看。值得推荐的好书！可惜在孔飞力先生去世后方才阅读。先生千古！

• 作者：凌霄 发布时间：2016-03-12 11:57:59

  这本书有三个所得。第一是这事件哭穷了这个盛世帝国上至一朝至天子，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反映出来，黑暗、野蛮、欺骗、懦弱，没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人性光茫。这是一个基本面，不是主题。第二，叫魂是一个切面，映射出帝制下皇帝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互相依靠又互相斗争彼此猜疑的关系，皇帝需要制度让国家机器有序运转，但又害怕自己被架空被被边缘化，为了突显自己的地位而主动打破制度常规，用莫名其妙的小事借题发挥敲打官员。第三，叫魂反映了满清即使在康乾盛世时也挥不去少数民族骨子里对政权合法性的担忧，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他们敏感的神经。

  一件不起眼的事件折射出宏大的主题，孔飞力确实很有功力。

• 作者：倔强的小野猪 发布时间：2018-04-07 11:21:58

  《叫魂》三个层面的叙事:当时的人们对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境遇以及从制度中获得公平的补偿抱有高度的怀疑，从而使得无权无势的人产生一种被邪恶包围的心理。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官府清剿叫魂妖术的机会，向社会寻求报复或补偿。而受害者往往是那些身份怪异的边缘人。第二，叫魂案给一直以来想要整饬官僚制度将所有事物都纳入一种常规化的模式的弘历一个机会。在对清朝合法性和满人汉化，江南化的焦虑中，他将叫魂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政治性燃料填入官僚机器中，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第三，作为夹在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官僚体制来说，他们通过封锁消息及其他官场庇护手段将案情操纵在可控范围内，并纳入常规的处理流程中，以此来保护自己。（译笔略啰嗦，可读性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是当孔飞力最后抽丝剥茧，向你展现叫魂案是如何建构出来时，太令人激动了！）

• 评《叫魂》：传统国家权力运行模式及遗传的社会戾气

  作者：澈之 发布时间：2014-03-09 20:54:37

  一 铺叙“叫魂”案的目的所在

         在国外一群可拢括为“海外汉学家”的学者，他们身在西方却研究着千里之外、百年以前的中国，他们擅长讲故事，读起中国档案馆的存档和奏章甚至比中国的学者还要认真和深刻。他们中最善讲故事的一类被归入叙述史学，前几日来P大很火的史景迁老爷爷就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讲的故事固然很有趣生动，但是也有国内的学者调侃这群洋人，说他们以西人的视角来研究乱象丛生的中国，如同隔靴搔痒，不切要领，好不痛快。然而这群洋人的著作却能能够引起学界的讨论，一些观点甚至引领了国内的史学、社会学研究，其正归功于他们的隔靴之便：他们拥有与中国学者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basic problematique）。

          孔飞力先生写书不多，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文很早就在国内翻译了过来，是文从社会史军事史经济史等多角度切入发掘清王朝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衰亡的区别与联系，提纲挈领，结构上甚为精致。之后的两部书中，孔飞力也使用了铺叙历史个案的方法，故事讲得更为详细生动，《叫魂》能在中国起这么大的影响，与这点不无关系。但是故事总是引子，最后他形成的模糊的观点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贯穿孔氏三部书的最重要的线索，其实就是海外汉学家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叫魂”案中三个角色对待妖术恐慌所采取的的不同态度与行为方式，构成了书中故事中三种叙述形式：普通百姓的恐慌与以讹传讹，并企图利用这一讹传的法术达致个人私利；官僚群体于公要维持社会秩序于私要避免因失序丢了自己的官位，故而对官官相护，对上方封锁消息；皇帝不知庐山真面目，凭着被误导的消息以及自以为是的傲娇希望能够操控整个系统。三方连带反应使得原本“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P231）[1]成了重现清朝“合法性焦虑”的社会危机。孔飞力这个故事讲得太细了，较真当然是好事，但是让我读起来却感觉有兜圈而不达要义之感（据说其他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互相看不起也是因为这点）。在序言中，孔飞力就提到了这个故事最终要回答的问题：“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如果故事的目的是这些，孔飞力在第九章的解答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明晰与肯定，这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详述。为什么这样一件讹传会衍化成社会恐慌？为何盛世名主，且有言听计从的官僚体系，却摆不平一群作乱妖党？孔飞力正是想从这一引起一时恐慌的社会公案，来探寻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上存在的政治信息传达缺陷与行政失灵的根源，进而来追究在中国近代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之后中国历史悲剧的种子，而不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才打碎了传统中国的秩序。这里的观点与《叛乱》一书中的观点一脉相承：清朝的衰亡与传统中国社会的衰亡是两码事，在17世纪早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之后社会失序与社会结构剧变的因子。

         这一视角也就构成了孔飞力与数代中国学者的差异，从中国人意识到革新图强之后，所有的学人的一个导向就是寻找中国体制与文化中实现“现代性”（抑或是“西化”）所缺乏的因素，中国社会结构中缺乏什么没有发展处资本主义？何以会缺失？（12年三联版本书中译后记中有陈兼等关于黄仁宇与孔飞力的比较十分有趣推荐一读），进而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西人的枪炮，戊戌维新要立宪政制度，直到最后的全盘西化，大略就是取西补东，向没有从中国内部发掘起因，因为之前的学者都将传统中国的内质都将“现代性”当成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孔飞力的问题意识，从根上便是寻求现代性建构的普世性意义，因而之前在中国人看来不相容的东西便成为了可以互通有无的介质。

         孔飞力“内部导向”发掘传统中国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缺陷大论述是发散的，可以导向很多方面。《叫魂》第九章中所述及的官僚君主制在处理社会恐慌时之掣肘就是一处，不过读过之后，却总有一种不甚了了之感。

   

  二 孔飞力的模糊阐释：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

         这种钝感或许直接来源于孔飞力并没有把他的核心概念阐释清楚，当他想解释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又诉诸了以经验事实论述的方式，而把结构化的分析弃置一旁。第九章中几个核心概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就是“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后者在后文中有多个相关联的词汇“官僚常规”、“法典化常规”、“公共法”、“常规化”，尽管多次出现。但是孔氏始终没有给两个概念作出非常明晰的阐释，而只是在使用而已，不免使人些许失望。

         其实，类似的国家权力类型划分在很多地方就出现过。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其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在论述近现代理性化国家建构过程中，曾经分析了传统国家向近现代国家过渡过程中，存在的两种意义上的国家力量，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2]“基础权力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3]，这种权力是“贯穿”社会的权力，它增强了国家和地缘政治的集体权力。在书中，迈克尔曼也特意提到了中国，指出兴盛的中国王朝是强专制力与弱基础权力的结合。而一个具有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则应该是两种权力类型双高且相互协调的模式。

         这里我们尝试将迈克尔曼笔下的专制权力与孔飞力的概念相对应，将常规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作类比，二者确实有相通之处，孔的专制权力行使主体是专制君主，曼的专制权力行使者既可以是整体的官僚系统也可以是操纵整个官僚系统的君主，二者都是行使者依靠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直接达成行政目的的，在清朝，可能一纸诏书直达地方就是一道行政命令（至于在乡绅社会是否有效是另一个话题）。孔的常规权力需要专制君主与官僚集团的协商，按照固定的“法典化常规”使得行政事务“程序”化，曼的基础性权力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体系，二者所共有的特质就是协商与制度。运行法典化“常规权力”的官僚系统因为自我保护的惯性与信息传达的钝性，在处理叫魂案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屈打成招瞒上欺下的现象，使得讹传一再辐射，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恐慌，这是在传统社会末期“常规权力”已经腐化的初象。面对叫魂危机中的政治罪危机引发的隐藏在满清统治者心底的合法性焦虑，乾隆不得不超越对其报喜不报忧的官僚系统来直接操纵对叫魂案的处置，甚至在体制内的监察系统之内另设特务系统来获取情报，“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P236），此即“专制权力”的运用。孔飞力也提到，在乾隆盛世之时，专制权力尚足够强大，常规权力也并非一无是处，因而这场叫魂恐慌并没有使得王朝出现太大的波折，而在专制权力逐渐衰弱之后，叫魂死灰复燃，皇帝却再也搞不起来什么案子。专制权力的衰弱，也是整个王朝的衰弱。文中提到两种权力的消长关系，我倒觉得二者关系不是二维的此消彼长，存在很繁杂的循环与交替，曾有文在前，此处不加赘述。这样，我们对于两个概念做初步的注释，或许更加明晰，算是对于孔飞力第九章中的一些补充。

  三 余论：中国社会戾气的由来与歇斯底里的反复

         孔飞力也指出，叫魂恐慌的泛滥，不单单是官僚君主制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的，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一危机来自于深藏在盛世骄傲外衣里的满清的种族自卑感以及对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焦虑，更重要的是，“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P284），这是一个受困扰的社会（impachted society），帝制后期从来哪个臣民设想努力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体看似和平相处，实际却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中。“官”与“民”，“满”与“汉”，“中”与“洋”实际上互相都不信任对方，中国人的戾气早已有之，只是这时却显得那么重（说起戾气加重，我总感觉是清初被杀得太狠了）。这种戾气，不只是对于他人的忌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仇恶，也不单单是对自己和整个体制的穷凶极恶，其更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残忍剧烈与歇斯底里埋下了了种子。这种戾气遗传后世，逐渐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改革，改得面目全非丢失自我，近代中国的革命，一次比一次的惨烈，恨不得把中国社会的根基翻个底朝天，革命不彻底， “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4]本来中性的“革命”一词早已经成为现代人心中红色积极的语汇，殊不知要绞入多少血肉模糊才能真正积极得起来，似乎再绞点进去也无妨，戾气使然。

         文末，想想这年头内忧外患，无辜者的鲜血流得太多，大到一架飞机小到一条微博都足以让中国人的暴戾之气再次沸反盈天，吾等小民固然细思恐极，但想想这也不单单是祈福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一个学生，话还是少说为好。

  [1] 本文所有此类标注均指陈兼、刘昶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2] 参见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悖论“，

  http://csl03250.blog.sohu.com/83429206.html

  [3]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69

  [4]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版,P16

• 狼来了

  作者：坦子 发布时间：2011-05-17 10:26:21

  从前有个叫弘历的牧羊人，他饲养着数以万计的绵羊，自己照顾不过来，又养了一大批的牧羊犬。弘历为了赚钱，也为了给自己的羊弄点区别于其他羊的特征，就把每条羊的尾巴都弄成辫子的形状，称作羊角辫。有天，南坡有只小羊在外玩耍的时候，有只北坡流浪来的羊戏谑的称要咬断小羊的羊角辫。碰巧被小羊的父母撞见，他们以为这只流浪羊是披着羊皮的狼，专吃羊角辫。于是在小羊父母的带领下，南坡的羊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这只北坡的流浪羊打死了。当地的牧羊犬知道这事，很不以为然，并斥责了这群南坡的羊。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各地都在风传，狼要来了，专吃羊角辫的狼要来了。而且，不断有羊丢失羊角辫的故事在各地发生，各地都羊心惶惶的。各地的牧羊犬调查过后，都觉得不可能有狼来过的消息，也没怎么重视。这事不知怎么就被牧羊人知道了，他极度恐慌，既怕自己的羊群混乱，又担心自己的牧羊犬会被羊化，变得温柔没用了。他相信一定有一伙专吃羊角辫的狼在捣乱。于是他下令，各地的牧羊犬严格去查找吃羊角辫的狼。狼来了的故事就这样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各地的牧羊犬开始烦恼了，这里根本就没有狼，去哪里找呢？可万一要找不到，牧羊人不仅不给骨头吃，还要挨他的鞭子。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叫富尼汉的牧羊犬报告说他在北坡发现了狼，这狼还是从南坡来的。牧羊人生气的责罚了南坡的牧羊人，并警告说再找不到狼的话，再也没有骨头吃了。南坡的牧羊犬在鞭子和没骨头的恐惧下，果断的找到了些乞讨为生的羊，并用严刑拷打使他们承认他们就是狼。于是各地抓到的“狼”越来越多了，可是在相互的对质下，他们说的又显然前言不搭后语。牧羊人要求把“狼”送到他的庄园里，他亲自审问，可依然没有什么结果。他甚至开始觉得根本就没有狼了。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各地抓到的“狼”更多了，在羊群中相互举报的“狼”也越来越多了。羊一因为和羊二在某次竞标草地的活动中失败，就悄悄割下自己的羊角辫的一小部分，诬告羊二就是狼。羊三向羊四借了一百筐草，却因为没钱还，也略施小计，把羊四整成了狼。羊五去和情人约会，却被情敌逮住，为了惩罚他，羊五也被举报为狼。羊六是个要上学的小羊，有次早上不想去上学，就偷偷对妈妈说他的羊角辫被狼咬掉了一点，于是外地流浪到这里的羊七就被抓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频频发生，被抓的“狼”数以万计。

  越来越多的“狼”死在了狱中，越来越多的“狼”在严刑逼供下承认了自己就是狼，可又在不用刑的情况下为自己辩护。牧羊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牧羊犬又找不到那只始作狼者。牧羊人开始怀疑牧羊犬出工不出力，大大才惩罚了富尼汉，并下令，停止了狼的搜寻。本以为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在羊群里，有一大批羊因为生产“防狼喷雾剂”一夜暴富，几乎所有的羊开始到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也许狼真的有，也许狼来过，也许狼还没有走。也许心中有狼，眼中就有狼，也许世界上本没有狼，无知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狼。

  这就是《叫魂》故事的形象描述吧，这个故事也是我再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想到的故事。这本名为《叫魂》的书，却是对清朝中期的政治，文化的一种很冷静客观的分析。作者四两拨千斤，运用了叫魂这个事件，给我们完整的诠释了叫魂背后的中国民众，皇帝，官员的形象。就像《清明上河图》，看过画后，我们都能大致的了解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生活的状况了。《叫魂》从这个剪辫妖术的风传开始的，一步步描写了各地的妖术蔓延状况和官员处理态度之后，很自然的就引申到了对于政治状况，文化水平的研究上，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虽然读着可能会有些混乱，但是它的逻辑思路还是很严密的。

  叫魂的故事实质就像小说一样，围绕着矛盾和冲突展开的，最为关键的几组矛盾就是：皇帝和官员的矛盾，皇帝和百姓的矛盾，官员和百姓的矛盾，百姓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帝害怕政权被颠覆，于是对于一个小小的叫魂谣言小题大做，在皇权军权压力下的官员明明知道是谣言，却还要装模作样的去抓来了妖党，普通的百姓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在谣传的恐慌中胡乱殴打，报复，指控他们的怀疑对象。面对混乱的局面，很多存私心的百姓又有了可乘之机。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叫魂事件沸沸扬扬的所有薪柴。

  反观叫魂背后，更深层次的却是一些文化的冲突。满族和汉族文化的冲突是叫魂事件得以蔓延，扩大的根源。辫子作为满族文化的标志，是引起冲突的关键所在。从清朝入关之后的“留发不留头”的政策里就看到了满族统治者对于辫子的恐慌。而这次叫魂危机，恰恰又是表现为不断地有人辫子丢失。发辫的背后可能是反抗，造反，官员的不给力也可能是腐化，堕落的汉化标志。于是小小事件的高度瞬间被“升华”了。君主专权和中央集权的冲突，中央和地方的冲突是叫魂事件无法控制的重要因素。看完本书，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把问题严重化了的是皇帝，而直接去处理的是却是地方官员。皇帝的独断认为化作了官员们的无奈，我们可以看出，官员们都知道本没有此事，却无法反抗皇帝的淫威。而皇帝也是无奈的，他的心里明明觉得就是有妖党的存在，却不得不靠下属官员去执行。虽然他要亲自阅览指批各地奏折，却无法得到真正称心的地方操作。于是皇帝焦急万分，开始各种不信任，于是官员焦头烂额，出工不出力。他们都是无奈的，无奈的背后却是君主和程序化的行政体系的冲突。而道德和邪恶的冲突，愚昧和文明的冲突却是这次叫魂事件一步步发展的助推因素。正是百姓的愚昧无知造就了叫魂危机的风传，正是有邪恶妖术的存在导致了人人自危，也正是有了这种恐慌心理的存在，很多人又利用了这一危机谋求了自己的私利。叫魂的危机，正是一个泱泱大国在封建集权的晚期最形象的体现。

  看完这本书，应该好好思索一番，即使是过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时间难道就真的不存在了吗？前段时间的抢盐风波，各地的房价热，中央的抑制房价的调控和政策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造成了房价有愈演愈烈之势。百姓的盲从，政府的无力，不法分子的趁虚而入。哪一点又不像叫魂呢？想起了杜牧的《阿房宫赋》的那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