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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之四十七：闽南绵治人的社会与文化》仅是学生的实习报告，注重的是学生在田野调查中搜集资料，以及调查结束后整理资料并撰写报告的训练，我们确实能看到学生在参与的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进步。要从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之四十七：闽南绵治人的社会与文化》收录的每一篇报告并非都达到出版的水平，但基于对学生的努力的肯定，还是将多数人辛苦经年的成果呈现。

第一章 导言 附图一 绵治村地理位置图 附图二 绵治村主要建筑物位置示意图第二章 绵治的甘蔗种植 前言 一、土地资源 二、甘蔗种植的历史 三、甘蔗种植的发展 四、甘蔗种植的衰落 结语第三章 绵治的人口与家庭 前言 一、人口 二、家庭结构 三、分家 四、赡养 结语 附录一 兄弟分家合约 附录二 家户调查表第四章 绵治学校的变迁 前言 一、绵治学校的变迁 二、绵治家长的教育观念 结语 附录 绵治村家长对子女教育状况调查问卷第五章 绵治邹氏宗族研究 前言 一、绵治邹氏宗族的历史与变迁 二、绵治邹氏宗族的特征与仪式 三、绵治邹氏宗族的权力与关系 结语 附录一 过房书 附录二 邹氏祖训十六条 附录三 绵治邹氏世系谱（部分）第六章 绵治的家庭宗教 前言 一、家屋建造 二、家庭神明 三、祖先崇拜 四、家宅厌胜物 结语第七章 绵治的聚落宗教 前言 一、寺庙基本资料 二、寺庙管理 三、乩童 四、聚落性宗教活动 结语第八章 绵治的岁时祭仪 前言 一、春季节日 二、夏季节庆 三、秋季节庆 四、冬季节庆 五、祭品 结语第九章 绵治人的婚姻 前言 一、嫁娶婚 二、其他婚姻形式 结语第十章 绵治的丧葬习俗 前言 一、丧葬仪式 二、葬后仪式 三、做功德 四、孝服 五、坟制 六、互助行为 七、变迁 结语 附录一 棺前奠文（祭母） 附录二 致祭祭文（子祭母）第十一章 绵治人的草药运用 前言 一、草药分类 二、草药采摘 三、草药运用 四、绵治草药知识来源 五、草药运用对比 结语 附图 绵治人草药采集地示意图第十二章 绵治的传统童玩 前言 一、游戏 二、玩具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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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夫人讲述了她在十四岁订婚后学习伺候她未来的丈夫吃饭的情景。当时她的丈夫在美国，而她在越后（日本地名），他们一次也没见过。她在母亲和祖母的管教下，一遍又一遍地“下厨做听我哥哥说是松雄爱吃的菜。我想象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将菜夹给他吃。我就这样学者服侍未来的丈夫，学着让他高兴。祖母和母亲也配合着问这问那，就好像松雄真的就在我们身边一样。我当我的丈夫就在身边，开始在意自己的梳妆打扮。这一切都让我懂得了尊重我的丈夫，尊重我的作为妻子的地位。”

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难题是（这同样也是二十一世纪的难题），我们往往囿于暧昧乃至偏颇的成见，不仅难以认识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同样难以认识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得国与国之间相互误解。有时分歧可能非常细微，但我们却子啊自己的臆想中将其无限放大。各个民族都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其思维与行动的模式由此区别于其他民族。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却还大谈特谈共同理想。我们并没有尝试着去了解对方的风水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去了解，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某些行动并不一定就不好，只是因为这些行动不属于我们的行事方法而已。

最近几十年中的日本小说经常描写日本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怎样受着烦闷与忧郁的折磨。小说的主人公厌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日常生活、家庭、城市、农村。他们不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隔阂而烦恼，不是因为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闷。如果他们有理想的话，他们也不会这么烦恼苦闷了。无论这个理想多么飘渺、多么不切实际，也能够驱散烦恼苦闷的阴影。日本人的这种带有民族特色的烦恼苦闷是一种抑郁症。他们把因遭世人排斥而生的恐惧引向自己的内心，从而陷入迷惘。日本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厌恶心理与我们所熟悉的俄国小说中所描写的不同。在俄国小说中，主人公的所有抑郁都是来自于理想和现实的隔阂。

使日本人为他人服务的强制力也是双向的。它要求双方的义务等价，并在等机制中相互协调。这完全不同于美国意义上的自我牺牲。日本人特别反感基督教传教士宣传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坚持说，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把为他人服务当做是对自我的压抑的。一位日本人这样对我说：“当我们做了在你们看来属于自我牺牲的事时，我们完全是出于主动而做的，或者我们认为这样做事正确的。无论我们实际上是出于主动而做的，或者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我们实际上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都不会有半句怨言。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精神觉悟，或者将来有一天能获得回报。”

一个人无论行为或见解多么匪夷所思，其感性和理性总是和他的经验密切相关。我觉得日本人的某种行为古怪，就越相信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使这种古怪行为出现的某种平常因素。

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不是用堤坝隔开的三个水池。这些堤坝都是假想出来的，实际情况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流动，掺合在一起难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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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年痴肥王大姐 发布时间：2011-07-29 11:41:08

  一个费拉拉贵族的各种生活账本，我最喜欢看账本之类的书籍

• 作者：王一一 发布时间：2022-02-27 20:59:03

  通俗读物，备课资料，2022第五本

• 作者：NuurJannah 发布时间：2021-10-04 16:30:31

  一直挺喜欢俄罗斯小说，读起来有种很深邃的感觉，虽然有些表面看来很肤浅。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总觉得俄罗斯民族身上有种很深切的悲哀，尽管他们看起来总是放声歌唱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本书集合了俄罗斯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作者大多是80后作家，写的都是当代故事，读起来就跟发生在隔壁街区一样的感觉，只是姑娘名字换成了卡秋莎，男人不是张三而是尼古拉。

  本书里最爱两个故事，《草坪上的两个广告牌》《混凝土》，关于良心和梦想。当混凝土浇灌了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空间，当往事瞬间都凝固在一大块坚硬的混凝土块，他大概终于练成了自己的穿墙术吧……

• 作者：quantum宝宝 发布时间：2018-08-06 05:03:48

  本科做MD的时候读的书。

• 作者：小巨十六 发布时间：2010-10-21 22:42:01

  专业教科书

• 作者：轻语 发布时间：2017-12-20 22:46:43

  师傅领进门

• 我愿做周芷若，嫁光明左使

  作者：北漠 发布时间：2008-08-06 00:41:54

  周芷若不幸福，因为她像是纪晓芙一样无悔付出，遇到的却不是杨逍那样的铁骨铮铮汉子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们，有的靠女人比如令狐冲，有的靠长辈如袁承志，有的靠际遇如张无忌

  　　

  　　倒是那些不出彩的配角们，更加man一些才对，比如范遥为了组织大业毁容，杨逍在纪晓芙离去后一直寡居。

  　　

  　　她终是还原到汗水河边的样子，及笄年华，一声无忌哥哥，人生若只如初见。

  　　

  　　

  　　

  　　敏敏特穆尔也不尽然，张无忌选了她，无非是因为殷离主动出走，小昭去了波斯做圣女

  　　

  　　而芷若妹妹变坏

  　　

  　　如果前三者都不存在呢，谁又能让这位明教教主安心与她夏听蛙鸣秋听蝉？

  　　

  　　他说是将皇帝之位让与朱元璋，可是，这位感情上都优柔寡断到如此境地的男人又能否指点一个王朝？

  　　

  　　若是以朱元璋为主角

  　　

  　　朱元璋与马氏的一段感情，是否更加缠绵悱恻些。

  　　

  　　

  　　

  　　

  　　

  　　胡斐说自己爱袁紫衣，结果负了义妹程灵素，最后还是和不会武功的苗若兰在一起。没有坚持。

  　　

  　　金蛇郎君也还是爱上了替身。

  　　

  　　

  　　

  　　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虽然金世遗是抱着厉胜男离开，可是二十年后，他终是与谷之华在一起。

  　　

  　　

  　　

  　　丁鹏终究还是爱上青青，却不肯与她回到忘忧岛。

  　　

  　　

  　　

  　　

  　　

  　　武侠人物，金庸说自己最爱小昭，因为她就是自己心中模范女友的化身。

  　　

  　　一句话道出无数男人的心声。

  　　

  　　他们爱这样的美艳女子，不张扬，卑微的称自己是公子的奴婢。

  　　

  　　不与赵姑娘争宠，不与周姑娘吃醋。

  　　

  　　然而背后还有庞大的家族势力，人家是堂堂紫杉龙王金花婆婆的女儿啊。

  　　

  　　殷离也不过是金花婆婆身边的小小弟子，她却是嫡亲女儿。

  　　

  　　只憾她拈花一笑去了波斯。

  　　

  　　可是，就是这得不到的圣女，便成了心中永恒的惊叹。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殷梨亭最后寻到的不是纪晓芙的替代品，她是杨不悔。

  　　

  　　有杨逍那样逍遥一生的大侠父亲，杨不悔一样的爽朗豪迈。

  　　

  　　

  　　

  　　只要看郭芙的刁蛮，郭破虏的一无所成，便知道，有太聪明刁蛮的黄蓉做母亲，有太憨厚的所谓大侠郭靖做父亲，有郭襄也只是偶然罢了。

  　　

  　　

  　　一部《射雕》我最爱黄老邪，对亡妻冯蘅之哀，为她守候一座岛。

  　　

  　　一部《神雕》我不爱杨过也不爱郭襄龙儿，而是郭芙。

  　　

  　　

  　　

  　　做个蠢女人，嫁个好郎君，时不时的拿出来心虚的炫耀一番，又有什么不可。

  　　

  　　最是庸常生活。

  　　

  　　若我是黄蓉，我宁愿女儿如郭芙，做个寻常的女人，也不要她做郭襄。

  　　

  　　抱着三枚金针，创立峨眉。

  　　

  　　

  　　

  　　周芷若的悲剧就在于金庸武侠的定论，出身。

  　　

  　　她的出身太卑微，比不得小昭殷离，更比不得敏敏特穆尔的蒙古郡主。

  　　

  　　

  　　

  　　郡主可以断人手指，都不叫凶残。

  　　

  　　而你只是个平民女，为了心爱的人做了哪些，仍然对着殷离不断落泪。

  　　

  　　殷姑娘，我也不想如此。

  　　

  　　

  　　

  　　一朝成了峨眉掌门，却输了那场拜堂礼。

  　　

  　　

  　　

  　　李逍遥爱的是灵儿还是月如，金世遗爱的是胜男还是之华，袁承志爱的是阿九还是青青。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不是爱谁，而是最后和谁在一起。

  　　

  　　月如死了，胜男死了，阿九之后是独臂神尼。

  　　

  　　

  　　

  　　C'est La Vie.

  　　

  　　

  　　

  　　就做个郭芙，甚至就做个郭芙蓉就好。

  　　

  　　就做个杨不悔，选了就不后悔。

  　　

  　　当年的无忌哥哥，如今叫你六嫂，为爱老了一辈都甘之如饴。

  　　

  　　

  　　

  　　生活不过就是选一处房子，选一家银行贷款，选一辆车，给孩子选一所学校。

  　　

  　　找个人和你一起还贷款，给孩子开家长会，一起做每天不同的选择题。

  　　

  　　小到吃面条还是米饭，大到今年去欧洲旅游还是给孩子报个钢琴班。

  　　

  　　

  　　

  　　简单的就像是second life

  　　

  　　惟二的不同是，我们只能有限度的对自己天生的外表进行整合。不像是游戏，捏造自己喜欢的形象。

  　　

  　　还有，永远不能replay

• 转载 书评

  作者：Beth 发布时间：2012-09-14 21:34:32

  讲述最近二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诸多“中国奇迹”，绕不开1994年的分税制。从广义上说，它不仅是一次税制改革，更是一次财政改革、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变革。借用温总理的话，即“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如果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最大的成就即表现在对于这一宏大历史变迁的叙事逐渐具体而微。在来到现场，通过实地的访谈、调研，展示出一个个转型社会的解剖切片之后，再返回中观层面，打开黑箱，钻研其内部构造，揭秘其运作机制。从实际的疑问——问题——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来说，社会学界对于政府行为的关注，首先是从对乡镇企业和“三农”问题的经验研究中提出的。此后，由于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农民等每一重关系的深层追问，都会触及到央地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一批社会学者加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早已聚焦的领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地方政府间竞争、为增长而竞争、锦标赛体制等概括层出不穷，多少显示了学术界的一些共识。

  周飞舟新著《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展示了一个社会学者对这一主题的独特视角。关注和熟悉其作品的人们不难发现，本书是他十年来研究脉络的一个系统整理，其间更有作者深入实地调研访谈的大量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对于在深层结构中理解改革过程的诸多政治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稳健而接地气的分析框架。全书共十五章，不妨大略分作三个主题：一是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关系的变迁，二是县乡财政危机的发生与农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三是发达地区财政结构异变与“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央地关系经历过两轮“收放权”的政策实践，财税体制也先后出现过统收统支、分类分成、总额分成、收支包干、固定分成等形式。这一过程的基本规律有三：其一，在经济停滞时放权，在经济过热和混乱时集权。这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其二，放权的主要手段是地方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换言之，这是一种体制下放，将原属中央集权控制的对人、财、物、计划、企业、基建等方面的权利整体下放。投资权下放是地方开展产量指标竞赛的基本条件。其三，无论收权还是放权，都同时伴随着中央在其他方面的集权，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

  改革的大幕从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拉开。从此，“承包”二字，不仅足以穿透整个八十年代，甚至跨越世纪门槛，至今而威力不减。经济学对承包制的兴趣可谓由来已久。杨小凯、黄有光提出过一种间接定价理论。说白了，间接定价就是一种事后算账，也就是承包，它的基本原则与那句概括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话异曲同工——“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从1980年开始，我国试行财政承包制，即中央对各省级单位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增收的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留下自用，对收入下降导致的收不抵支则减少或不予补助。经过七年的试点探索，财政包干制在1988年全面推行。“放水养鱼”的政策激励，引发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的激烈竞争。

  地方政府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包干税收基数之外的部分，可以留归己用；二是广开财路，通过在发展“共有产权”性质的乡镇或集体企业，获得预算外收入，同时刺激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此时的税制下，以产品税、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是对企业征收的主要部分。流转税的特点在于不考虑企业盈利与否，只要开工生产，有销售收入，就要征收。税收体制与财政包干制改革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结合，为地方政府推动改革后第一波工业化、大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制度激励。县级政府获得乡镇企业的税收，村集体拿到村办企业的上缴利润，乡镇政府则既可参与预算内税收的分享，也可以得到预算外的上缴利润。所以，对税收最重视的县级政府最热衷于做大企业规模，帮助乡镇企业跑贷款，对盈利与否则相对忽略。这既造就了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造成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为其在后来的数次宏观调控中屡屡遭受打压埋下了伏笔。八十年代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实现政企分开，但最终结果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更紧密结合，并反过来造成中央财力下降。这是分税制改革的第一背景。

  财政包干制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思路，中央政府通过逐步放权，将改革前的“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央地关系转变为“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由此而产生并逐年递增的增量收入，则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更强化了地方主体意识的觉醒，并转化为经济周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风。同时，承包制内在地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重开谈判”、“重签合同”即重复博弈，地方的财大气粗使其在每一次财政承包“合同”的讨价还价中占据上风。至分税制改革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双双降至20%附近。这构成了分税制改革的第二背景。

  对于分税制改革的艰难历程，近年来已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可供参考。最近且最权威的文献是《朱镕基讲话实录》，其中详细记录了前总理朱镕基亲率部委官员历时74天、分赴16省份“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的谈判过程。分税制在流转税、所得税方面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税种，实施税收返还和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分设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这是一次为市场经济奠基的财经制度变革，它改变了此前每隔几年就要重新讨价还价一次的明显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央地关系。无论从改革目的还是效果上，分税制都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财政集权，而且是一次单向度的财权集中——事权并未因此很快上移。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方向上与财政包干制完全相反的制度变迁，却比财政包干制更明显和有力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

  周飞舟认为，分税制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行为。增值税成为分税制后地方企业的主体税种，而中央和地方对此的共享分成比例为三比一，增值税收入从此成为对地方政府而言成本最高、边际收益最小的税种。由于中央并不分担企业经营和破产的风险，则包干制下地方政府大力兴办和经营企业的收益下降而风险上升了。于是，我们看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几乎同时发生。流转税的蛋糕被中央政府占了大头，地方政府开始寻求新的财源，以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为主要课税对象的营业税，成为颇具潜力的替代性收入。由此形成了如下的链条：乡镇企业的萎缩、倒闭使原有的就近就业、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离土不离乡”模式夭折，过剩人口开始向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经济区域迁移，这使发达地区城市的企业、居民用地需求剧增；地方政府在分税制压力下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建筑业增加预算内收入、通过土地开发增加预算外资金；上述两方面因素，给了地方政府以充分理由“经营城市”，并在土地征用和出让过程中获取巨额的预算外收入。概言之，以分税制的实施为标志，地方政府的行为客观上从工业化转向了城市化，特别是以土地而非产业和人口为中心的城市化。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配平各省收入差距的能力和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远没有中央财力的集聚那样迅速。在上世纪最后五年中，分税制前本来相差不大的东、中、西部县乡人均预算收支状况迅速分化，中部地区塌陷为财政洼地。由于分税制仅只规范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办法，结束了每隔几年甚至每年一次的讨价还价，但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则仍沿袭着包干制的一些传统，并与分税制原则结合为分税包干办法。基层官员的考核晋升，都与是否超额完成包干任务相挂钩，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弄虚作假行为，甚至不惜借高利贷、“空转”以完成任务而任凭新增负债逐年膨胀。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最薄弱的中部地区基层政权率先爆发危机。这些地区的县乡政府自办企业热情消减、招商引资先天不足、跑部钱进力度不够，只好牙缝里挑骨头，在税源稳定、100%属于地方税种的农业税费方面不遗余力。由于农民负担大多按亩计算、有些地区的乡统筹则是按人计算，而那些年恰是粮食连年丰收但农民遭遇打白条、卖粮难的谷贱伤农时期，没有打工收入的纯农户相较于兼业农户反而承受了更重的负担。到了本世纪初，中部地区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负担过重、税负倒挂、费大于税，促成了2002年的农村税费改革。

  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减轻直至取消农民负担，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体系。这是一个两难。以往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主要依赖县、乡、村三级组织“收钱办事”，即“三提五统”中的“五统”。如今，钱不能乱收，事还要办好，必须仰赖中央财政的支持。但中央的专项资金有严格的用途管制，不得挪用。在教育、农田水利等公共服务方面，由县财政作为主要出资方的“以县为主”体制是中央在后农业税时代对央地关系调整的主观意图。但在实际执行中，县财力的捉襟见肘使其仍然倾向于把部分责任下压到乡镇，“以县为主”就此变异为“县乡合办”甚至“以乡为主”，大部分乡镇不得不“招商引资”、“东拼西凑”以补充财力。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财政独立性更弱了，但事权并未上移很多。保工资、保运转、保建设的三项任务，多半只能停留在前两步。借、欠、跑、卖，是其勉力维持局面的四字箴言。所谓借，除了每年年底向县政府打报告要求补助，再就是向民间借款；所谓欠，主要是在修路架桥、盖楼建校、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项目上向施工队拖欠工程款；所谓跑，是利用各种关系到上级跑项目、要资金；所谓卖，就是变卖乡镇政府的固定资产或一次性出让固定资产的承包权。这些败光吃净的做法，加剧了基层财政的空壳化和基层政权的悬浮化趋势，并悄然改变了基层社会的内部结构与运作逻辑，增加了政府对资本和富人的依赖性。

  在《以利为利》一书的最后四章，作者对发达地区的二元财政格局做了深刻的机制分析。相对言之，发达地区的公共财政意味较欠发达地区要浓一些。与财政收入主要用来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相比，发达地区是可以称得上“办事财政”的。但严格来说，其预算内财政也只能保“吃饭”部分，“办事”部分的经费要视预算外财政、特别是从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所带来的收益多少而定。目前，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城市建设用地的产权性质需为国有土地，而国家可以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有偿征用为国有土地。土地的征用和转让过程中的征税、收费或经营，产生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其规模往往相当于甚至高于预算内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广义来讲，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收入在预算内和预算外都成为重要支柱。一方面，1994年税制改革将增值税成为中央主体税种，2002年中央又将增长迅速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由此“挤压”地方政府不断、也不得不把重心转向那些零散、小额的税种——营业税在此背景下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生力军。另一方面，与分税制同时开始的预算制度改革始终力图将地方政府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这迫使后者极力规避监管，维持甚至做大预算外收入——主要是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收入。

  土地出让金的净收益，一方面用于补充财政支出和土地征用的其他成本。对公益性用地和工业化用地（工业园区），往往无利可图甚至要倒贴。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偏好商住用途的经营性用地，通过招拍挂方式转嫁城市化成本。土地出让金的更重要用途，是作为资本金撬动金融杠杆，成为地方政府城市扩张和土地征用的融资平台。这主要表现为以这部分资金组建城市开发或建设公司，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等方式获得银行贷款。只要城市地价足够高，银行就乐于出资贷款，地方政府就能够有足够的财政、金融弹药推动城市扩张和GDP、财政收入的增长。城市化的基座已悄然由工业化置换为房地产开发。这股浪潮是如此迅猛，以至于部分城市开始在城郊地区以宅基地置换、土地整理和复垦的名义推动“农民上楼”，这种辗转腾挪、螺狮壳里做道场的计划，不过是“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市化模式的最新变种。

  人们对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反映出的财政体制、央地关系问题的思虑，绝非杞人忧天，黄宗羲所警告的“积累莫返之害”仍如幽灵般不时闪现。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跳脱逐利怪圈，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是中国政府在1998年的郑重承诺。直至今日，这仍是一个值得人们继续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