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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尘七七 发布时间：2020-07-23 06:45:38

  看完了，作者有自己的观点，挺好，毕竟是史学博士，也算权威。结尾有道理，作为研究历史的，不该停留在黑白片时代，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毕竟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这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可见“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每个人你要是细研究起来真不是一两句概括得了的，谁的一生都是有功有过，有些伟人也有黑历史，抹杀不了他的功绩大于过错的事实，但是不能对他的过错避而不谈。 有些千古罪人全身的黑历史，但是我相信这也不是他的全部，千古罪人的黑历史无需洗白，也洗不白，毕竟过大于功，我觉得也还是应该从多方面去分析他。

• 作者：Simon 发布时间：2014-09-01 16:02:15

  太罗嗦了

• 作者：明月 花枝 你 发布时间：2021-11-07 22:17:03

  快翻读完了，还是其他版本更好。

• 作者：民国八十年 发布时间：2017-05-23 21:34:52

  哈哈

• 作者：用户7321695673 发布时间：2020-03-01 16:48:10

  首首都经典啊！你值得拥有！没事可以学习唱唱啊！生活需要音乐！

• 作者：微信用户 发布时间：2023-08-15 14:18:16

  内容翔实，讲得很细，很实用。

• 范祥雍：《战国策》传本源流考

  作者：墳的前面 发布时间：2019-08-15 21:47:30

  原文以数字“㈠㈡㈢”依序标于文末的作者本人注解，用“【】”直接标于所注文字之后。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著名古史【自《汉书 艺文志》列《战国策》于春秋家，与《史记》为一类，后代史志因之并列入史部。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因其书多载纵横家言，始改列入子部纵横家类，《中兴馆阁书目》、高似孙《子略》（但其《史略》中则列入史部，似涉骑墙）、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 经籍考》等又从之。各持一说不相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公武改隶子部，是以记事之书为立言之书，以杂编之书为一家之书，殊为未允。”虽所言尚有可商，大体比较平稳，今从之】，文章优美，记述生动，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曾从中吸取养料，为后世研究战国史者不可缺少的要籍。此书流传久远，原始要终，班班可考。然而对之怀疑者也复不少，或谓是后人杂采《史记》而成，或疑今本非刘向之旧等等，略见于《伪书通考》的，随手可检。究竟如何，尚是悬案，须要进一步广搜资料，考镜源流，辨其是非，加以论定。

  自《战国策》本书的发展路程观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第一时期 古本

  甲 刘向原编

  在西汉成帝（前三二~~前六）之时，著名学者刘向奉诏领校中祕府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每一书成，要撮举内容大意及篇目奏上（后人称为《刘向别录》）。《战国策》是他校录诸书之一。

  刘向《战国策序》说：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谓中祕府所藏。《汉书 楚元王传》颜师古注：“言中者，以别于外。”战国策书，谓战国时代的简策书，不是指书名。《史通 六家篇》释“战国策”之名说：“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其解书名未然，但用来释此文却当】，中书余巻，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此文中对资料来源、编次方法及命名原因，都作了扼要的说明，不烦再费辞。但有二句要辨明一下，即“又有国别者八篇”，“臣向因国别者”，其中两个“国别”，齐思和先生《战国策著作时代考》并以为书名，与下《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并列为七种书（见《中国史探研》），不同于旧释，尚须商榷。我以为刘《序》首称“战国策书”是总摄下述的《国策》、《国事》等六种原始资料（下云“中书本号”，可证）。“又有国别者八篇”则谓六种资料中有八篇是以国别来编次的，乃指体例而言。《战国策》全书就按照此体例作蓝本，故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然后列举各原始资料的本号。如将“国别”作书名解，那么文章前后就贯穿不通了。至于六种中何种为国别体，则无法强断。若从书号来推测，《国策》、《国事》可能近之，这不过也是假定而已。

  还有一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旧有五号，（刘）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改定今名。”他所说“五号”，疑即指上述六种而去其首种“《国策》”。大概他认为《国策》即《战国策》（后人也常通称为一书，但不适用于刘《序》），刘向并五种于一种，故而如此说。此说不合于刘《序》，可置勿论。

  《序》说“得三十三篇”，《汉书 艺文志》同。《史通 六家篇》作三十三卷。书写在竹简上称篇，在纸帛上称卷，所以三十三卷即三十三篇。然《隋书 经籍志》作三十二卷，《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二种：一、三与二仅一画之差，最易致讹。二、也有可能从竹简迻写成卷时，抄书者把篇章次序有所并合。例如《楚策四》“或谓楚王曰”章，王念孙《读书杂志》据《昭明文选 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文作“唐雎谓楚王”，说：“则合上卷末‘唐且见春申君’云云为一篇，李善所见本此处不分卷。而‘谓楚王’之上无‘或’字也。”故三十三篇变成三十二卷，毫不足怪。在雕版术发明之前，书籍全凭缮写流传，而抄书又随各人的需要不同，分卷详略时有参差，并不画一，乃常见之事。这里要补充一点，上述的三十三卷或三十二卷，指唐以前的抄本而言，和曾巩重定的三十三卷本要区别开来。

  刘向原编战国策的汉代传写本，年久迹湮，早已无法得见。幸而近代考古发掘之风兴起，一九〇〇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s）在我国新疆沙漠里古楼兰废墟发现了汉代的书写纸，其中有一纸是隶书写的《战国策》残叶（Conrady , A . Die：Chineschen Handischriften-und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 Stockholm , 1920），季羡林先生说：“这张纸可能是公元二世纪写成的。”（《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页一一二）这张纸仅存六行不足，未标明书名，对校姚本《战国策 燕策》第一章尾与第二章首文字及编次相同，可决其为《战国策》无疑。这虽是小小一叶残书，却由此可推知今本《战国策》的源流有绪，对怀疑今本出于后人杂采《史记》而成，非刘向之旧者提出强有力的反证。我们不要轻视这一张小纸。

  乙 原始资料推论

  早于刘向编定《战国策》前数十年，大史学家司马迁大量引用见于今本《战国策》的文章写入其杰作《史记》中。班固《汉书 司马迁传赞》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所谓“战国策”，实际指刘向编定之前的原始资料，故司马贞说：“此是班固取其后名而书之，非迁时以名《战国策》也。”（裴骃《史记集解序索隐》）《史记》采《战国策》的文有多少呢？宋洪迈说：“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三则。”（《容斋四笔》卷一）这个统计数字当是依据曾巩校定本而来，未经细核。但只要一查《史记 周本纪》记马犯谓周君请令梁城周事，司马贞《索隐》引《战国策》文以校。《楚世家》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以说顷襄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四十六引作《战国策》。此皆不见于今本《国策》者，而唐本有之。同类例子不少，略举一二，不复广征。如果《容斋》没有补入，则其数据尚嫌不足。

  刘向编《策》所据中祕府藏的六种书《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当是司马迁《史记》采取战国记事资料的源泉。这些书经刘向改编为《战国策》，原名不再见于《汉书 艺文志》（《艺文志》是依据刘向父子的《七略》而成的），也很少见于他书。《史记 主父偃传》说“（偃）学长短纵横术”，又《酷吏列传 张汤传》说“边通学长短”，《集解》引《汉书音义》说“长短术兴于六国时，行长入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汉书 张汤传》同，注引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长，归此为短，《战国策》名长短术也。”据张晏之说，“长短”当即刘向《序》中的《短长》，其书谈长短术，与苏秦、张仪纵横家流相近。六种书中仅此一种偶有提到，其余未详。

  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是我国考古工作中一大新发现。其中有一份帛书，原无书名。经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初题为《战国策》，后改今名）。全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见于该书的出版说明）。所载战国时事，见于今本《战国策》者十章（内有一章，《策》分为两章），见于《史记》者八章（其中《策》、《史》同见者七章，独见《史记》者一章）。除去重复，总共见于《策》、《史》者十一章，其余十六章是久已佚失的古书。“书法在篆隶之间，避邦字讳，可能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前一九五年前后）写本【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这份佚书，我认为即是《战国策》前身刘向所据六种书之一，也即司马迁写《史记》战国史事所据资料之一。唐兰先生称其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此话似嫌夸张。何以见得？如果因其中十六章未见于《策》、《史》而断为司马迁、刘向都没见过，那理由嫌不充足。司马迁写《史记》，刘向编《战国策》，他们对原始资料是经过选择采用的，并非像资料汇编照单全收。例如《史记》记春秋史事是依据《左氏春秋》。今检《左氏传》有好些事不见于《史记》，难道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没有见过《左氏传》吗？《史记 五帝本纪赞》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始首。”又《苏秦列传赞》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似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正说明他采择和剪裁材料的态度。刘向《战国策序》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这也说明他对六种原始资料运用有所取舍的整理方法。所以，不见于《史记》或《战国策》的古佚书，不能就肯定为“司马迁（或刘向）所没有见过的”。何况今天所见的《史记》和《战国策》各本，皆距时久远，非汉代之旧本呢？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战国策》本书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可以窥见刘向编《策》所据的祖本面貌，因而肯定《战国策》原文是战国时代或秦楚之际的作品。第二，可确认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相同之文，出自同一来源，并非有所抄袭或附益，像方苞《书刺客传后》（《方望溪集》卷二）、吴汝纶《记太史公所录左氏义后》（《吴挚甫文集》卷四）所说那样。第三，对文字的校订也相当重要，帛书整理小组已做了初步工作，这里从略。至于那佚书十六章，无疑是研究战国史的珍贵材料。

  二、第二时期 古注

  ——高诱作注 附延笃《论》或《音义》

  东汉延笃作《战国策论》，高诱作《战国策注》，开始对此书作专门研究，使《战国策》的发展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今河南鲁山县附近）人，《后汉书》有传。他是当时名儒马融的门人，桓帝时应征为博士，官至京兆尹。卒于永康元年（一六七）。《隋书 经籍志》说：“《战国策论》一卷，汉京兆尹延笃撰。”《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同。《颜氏家训 书证篇》引延笃《战国策音义》，殆是一书异名。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谓“据诸书所引，全非论体，颜黄门称《战国策音义》，其名似胜《隋》、《唐志》”。此书已佚。从辑本和卷数推之，内容简略，为草创之作。然筚路蓝缕，开路先锋，功不可没。

  距时不久的高诱作《战国策注》，始对此书作较细致的专门研究。高诱，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为当时名儒卢植的门人，生于汉末三国之间。他有著作多种，今传于世的，除《战国策注》外，尚有《吕氏春秋注》和《淮南子注》。

  《隋书 经籍志》：“《战国策》二十一卷，高诱撰注。”这和同书著录“刘向录”本三十二卷差异。查《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并作“三十二卷”，与刘向录本合。《宋史 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高诱注本作三十三卷，则与今所传本合。郑樵《通志 艺文略》作二十一卷，疑据《隋志》著录，未必其时有二十一卷本（北宋时高注已残佚，详下）。又北宋《崇文总目》说：“又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止二十，存八卷。”曾巩《战国策序》说：“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综上所述，高注本卷数颇有参差，今表列如下，并注明所出。

  一、二十一卷 《隋书 经籍志》、曾巩《战国策序》一本。

  二、二十卷 《崇文总目》（《文献通考 经籍考》引同）。

  三、三十二卷 两《唐志》、曾巩《序》又一本。

  四、三十三卷 《宋史 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

  残本二种：

  八卷 存卷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共八卷。《崇文总目》

  十卷 同上八卷，增卷卅二、卅三，共十卷。曾巩《序》及姚宏本。

  上列高注四种不同卷数本（残本除外），我认为《崇文总目》的“二十卷”“十”下疑脱去“一”字，曾巩引此正作“二十一卷”。《宋志》的“三十三卷”，则疑误以曾巩重定的《战国策》三十三卷为高诱注本。我们今天见到的剡川姚氏刊本《战国策》于每卷首皆题作“高诱注”，其实高注仅有十卷，被笼统题作“高诱注”。后代书目多延此误【惟清代《四库全书》著录姚宏本《战国策》，除十卷题“高诱注”外，其余二十三卷改题为“姚宏校正续注”，合于实际。说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志》似启其端。否则高注至北宋已残缺，《宋志》何从见到三十三卷全注本而著录呢？因此要排除二、三两种，高注传本只有二十一卷、三十二卷之别。差异发生的原因，可能由于抄书者分并不同，简繁各别而产生。一种书有几种卷数不同的本子，此例在古籍中常遇之，不胜枚举，也不须深究了。

  对于残本多寡，虽无关宏旨，尚有几句话要谈。合《崇文》及曾校本一起，高诱注残存卷二至卷三，卷六至卷十，卷卅二至卷卅三，共十卷。姚宏刻本是依据曾校本的，缺注相同，向来对此没有疑问。

  今检姚宏本有若干条注文存在疑点，列举如下：一、姚本卷二十三《魏策二》“犀首见梁君”章“令母敢入子之事”，此下有夹注：“入，犹与也，曾、刘无此注。”二、又“苏代为田需说魏王”章“臣请问文之为魏”，夹注：“为，助也。曾、刘无此注。”三、同章“衍将右韩而左魏”，夹注：“右，近；左，远。曾、刘无此注。”四、又“五国伐秦”章“扮之请焚天下之秦符者”，“扮”下夹注：“扮，博幻切，握也。”五、又“魏惠王起境内众”章“而孙子善用兵”，“孙子”下夹注：“孙膑也。”六、又“田需死”章“必右韩而左魏”，夹注：“右，亲也；左，疏外也。”七、又同章“太子为非固相也”，夹注：“固，犹久。”八、又“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齐桓公夜半不嗛”，夹注：“（嗛）快也。”九、同书卷二十五《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章“吾用多”，“用”下夹注：“用，资也。”十、又“秦、魏为与国”章“秦、魏为与国”，夹注：“相与同祸福之国也。”十一、又同章“是大王筹筴之臣无任矣”，夹注：“任，能也。”十二、又“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章“其自纂繁也完矣”，夹注：“谓帽覆也。”以上卷二十三及卷二十五两卷，姚宏原来校文异同不列入内，有夹注十二条（内八条属于卷二十三，四条属于卷二十五），其中一至三条，前半是注文，后半是校文，说明注文为曾巩、刘敞本所无。这清楚地交代前半注文不是姚注而是他据别本（可能是孙朴校本）补入的。以下四至十二条注文，皆无校语。惟四条下有“博幻切”三字为音切。三条“右，近；左，远”和七条“右，亲也；左，疏外也”，文稍异而义同。这十二条夹注和姚宏续注校文，除一至三条后半的校文外，体例不合。姚书体例，校文并著某作某或某某（上某为姓，下某为异文）。注则并冠以“续”字，以别于高注。今此夹注不合其例（三条后半有校语者除外），显非其注。且姚注多援引古书为证，属于考据性的，与此不同。相反地，高诱注多属于训诂解释，与这些夹注很相类。由此推证，故我认为这正是高诱注的残文。仅此还不能征信于人，有证可提。上文引九“魏王欲攻邯郸”章注：“用，资也。”检《昭明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北临太行道，失道将如何”《注》引《战国策》曰：“（季梁见魏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吾欲之楚。臣曰：之楚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虽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虽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御善。’”（下略）下引高诱曰：“面，向也。驾，马也。之，至也。用，资也。”《文选注》所引《战国策》正是《魏策》此章之文。其引高诱曰“用，资也”也见于今所存残注中，全相合（只是残注失去“面”、“驾”、“之”三字的注文）。这足以证明残文乃是高诱注无疑了。又上引文十“秦、魏为与国”章注：“（与国），相与同祸福之国也。”检《史记 项羽本纪》：“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司马贞《索隐》引高诱注《战国策》云：“与国，同祸福之国也。”两相对照，尽合，可见唐人所见本无残。这对高注的假定又是一证。有人或许怀疑，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问题呢？我认为这二卷注文残缺过甚，存字寥寥，一共十二条，曾本、刘本还少三条，只存九条，不引人注意，前人忽略过去，没把它们计算在高注内。实际我们今天见到的高诱注十卷外，尚有卷二十三、二十五残注二卷，共为十二卷。夹注四“博幻切”三字为音切，与高诱注音体例不合（其时音切尚未有），当是后人所附加的，不属高注。

  再读北宋传下来的高注十卷，鲍彪讥其“疏略无所稽据”，吴师道辨其诬【参鲍彪《战国策注序》及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但注文“疏略”，吴氏也同意。若以高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淮南注》有与许慎注相淆者）来比照，窃疑今本有缺佚。钱大昕《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序》也说：“似十篇注尚非足本也。”又曾巩所增高注二卷中卷三十三《中山策》末“昭王既息民缮兵”章不应隶此，当隶于《秦策》（说详后），决非高注本之旧。又十卷注文的编次有人对此提出可疑。《东周策》“东周与西周战”章，此卷无高注，金正炜《战国策校释》说：“按（《西周策》）‘周君之秦’章‘谓周最曰：有人谓周最，姓名不见也。’高氏出注于后，足证此本章次已淆。”其言可作参考。

  裴駰《史记集解序》：“采《世本》、《战国策》。”司马贞《索隐》引高诱曰：“六国时纵横之说也，一曰《短长书》，亦曰《国事》，刘向撰为三十三篇，名曰《战国策》。”齐思和认为是《战国策注序》的佚文（《中国史探研》页二四二），似是。高注佚文，多见于唐宋载籍征引，此不广及。

  汉人旧注仅有二种，一种已亡佚，一种残存不足三分之一。因其时代接近，古训多存，且为专研者作先驱，虽断玦残圭，我们也应该加以珍重。

  三、第三时期 今本

  甲 曾巩重定

  《战国策》本书及高诱注本经过唐、五代的变乱，遭遇到大厄难，亡佚很多。宋初，国家图书馆——崇文院所藏此书，只有本书十一卷，高注八卷而已。佚失原因由于兵燹或火灾，也由于雕版尚未广行，民间藏书稀少，缮写本得之不易，渐至亡佚。挽救此书有力之人当推北宋曾巩。

  曾巩《战国策序录》说：

  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讹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又说：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这里说明他董理此书经过情况，语简事备，关系到今传本《战国策》的可信问题，很为重要，我们应详细加以考核。

  曾巩字子固，南丰人（今江西南丰县），北宋著名文学家，《宋史》有传。本传说他“嘉佑二年（一〇五七）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曾巩所撰《行状》同，《元丰类稿附编》】。他中进士第为嘉佑丁酉（一〇五七），何焯考证其年“已三十八岁”【《义门读书记》】。巩召任编修史馆书籍，重校《战国策》，并不详其在何年。绝对年代无从得知，只好推算其相对年代，试为探讨如下。

  曾氏的重定本，依照《序录》所说，他“访之于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这些“士大夫”指何人？《序录》未讲清，难以指认。查今所传《战国策》曾《序》之后附有李文叔和王觉二人题跋，姚宏、鲍彪二本皆载之，说明不是他们二人所附加的，我认为这是曾巩重定本原来附有的。且看跋文内容，李文叔【或以李文叔为李格非。按李格非字文叔（《宋史 文艺列传》有传），非名文叔。不合者一。格非受知于苏轼，年辈在曾巩之后，此文叔序次在王觉之前。年辈较先，不合者二。若是格非，应见到曾氏校定本，今跋云“今《战国策》参错不可疾读”，只字未及曾本。不合者三。可断言此文叔为另一人】《书后》说“今《战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参错不可疾读，意天之于至宝，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敢窜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王觉《题辞》说：“治平初（一〇六四），始得钱唐颜氏本读之，爱其文辞之辩博。而字句脱误，犹失其真。丁未岁（一〇六七，即治平四年），余在京邸，因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参校之，盖十正其六七。”又说：“会有求予本以开板者，因以授之，使广其传。”此二文中均未提曾巩校本，当是时代稍前。王文中谈到治平四年借本校书事，因此推算曾本距此不会远，大约在神宗熙宁时（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巩约五十岁左右。王觉说“有求予本以开板者”，不知是否实现？无论王觉校本是否雕板，曾巩曾经借李、王二本校定《战国策》（王觉可能与曾巩同在史馆，彼此借校），故附二人的跋文于书尾。当然“士大夫家”尚不止此二人，如他人只校而没题辞和署名，因而无从知悉。另外，要补充一点，曾巩本人“性嗜书，家藏至二万篇”【《曾子固墓志》，附见于《元丰类稿》后】。以当时官家藏书，《崇文书目》不过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宋史 艺文志》），私家所藏如此，足称富备，其中必多异本，取为校书之用，只是《序录》不便自道耳。故而他自出家藏本参校极其可能。今对曾校采纳各本表列如下：

  一、崇文院残本十二篇

  二、李文叔校本

  三、王觉校本

  四、其他士大夫家本

  五、曾巩家藏本

  六、崇文院藏高诱注残本八篇

  七、其他高诱注残本二篇

  曾校本开始确定了《战国策》传本的统一形式，它的特点：一、恢复了刘向三十三篇编次，搜异补缺，始《东周》至《中山》，基本上完全了。二、并增高诱残注十卷（另残高注二卷不计在内）和本书联系在一起，使之不再有亡佚之忧【《四库提要》谓：“巩不言校诱注，则所取惟正文也。迨姚宏重校之时，乃并所存诱注入之。”按此语不然。曾巩《序录》尾言高诱《注》：“《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如曾校不录诱《注》，则此语岂非画蛇添足。“存者十篇”正说明重定本内有诱注十篇。若是姚本始并入，何以姚《序》只字不提？查《秦策一》“魏鞅亡魏入秦”章高《注》：“魏人怨而不纳故。”姚氏于注下出校云：“曾下有还而字。”同策“苏秦始将连横”章高《注》：“练濯濯治。”姚于注下校云：“刘、钱无治字，集、曾有。”所言曾指曾巩，刘指刘敞，钱指钱藻，集指集贤院。这正说明不但曾本有高《注》，其他诸本也有之。此例尚多，不须广引了。且《隋志》著录的二十一卷和两《唐志》的三十二卷，其时虽不见，尚不能肯定其亡佚，故就他当时所访得者而言，“今存者十篇”，乃谓高《注》存于新校本的，其意可知。《提要》未加详查，贸然下笔，言近于诬】。三、对全书作了一番订误补缺的工作，很为认真。孙朴在元祐中（一〇八六——一〇九四）见到曾巩三次所校定本（见姚刻本附编），可证其用工之勤。总之，曾巩对《战国策》一书来说，确是功臣，他是刘向的继承者。

  更有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今见姚本卷三十三《中山策》尾有“昭王既息民缮兵”章，姚氏在章后注说：“子由《古史》云‘《战国策》文’，并收入。”姚宽在《后序》也说【见吴师道《战国策校正》本附录】：“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详所谓。”这一卷有高注。鲍彪本也有此章，惟列于《秦策》昭王下。此章是否姚氏增收，或曾本原来如此？若姚氏所收，不应鲍本也有（鲍与姚同时，鲍未见姚书）。姚所云“子由《古史》”者，子由乃苏辙之字。考苏辙《古史 白起传》载此事，文字稍有异同，传中不言出《国策》，惟《传赞》说“及览《战国策》，观起自陈成败之迹，乃知邯郸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正据此章为说，可证苏氏所见本有这一章。曾巩年辈长于苏辙多岁，《古史》本文稍异且无注，与此亦不同，故决非曾氏据彼收入。再查唐赵蕤《长短经 七雄略注》有此文下段【注出于赵蕤所自为，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子部 杂家类》】，则其由来已久。故我断为曾本原来有的。但此章明明记秦、赵长平之战时事，为什么编于书后《中山策》之尾，不伦不类？此疑问可以解释清楚的。此章的编次，当隶于《秦策》，按刘向“略以时次之”【刘向《战国策序》】例排比，又当隶于卷五《秦策三》中。这一卷正记范雎为相及秦围邯郸事，时间相当。今本此卷无高诱《注》。从各种迹象来推定，我认为这是曾氏所得高诱《注》残本（卷三十三）如此。高《注》本残佚过甚，次在卷末，盖校书者续得此一章，不能独立成卷，因附缀于书尾《中山策》后。它的不隶于《秦策》，乃出于校者的态度谨严，保存原来面貌，并非无知。此校者是曾巩或前人，不能妄断。同时，我们可知道今本高《注》残卷，其中章次有些淆乱。如将此章拣出，别入他卷（假定是卷五），则高《注》残存为十一卷，加上前述卷二十三、二十五，残注便成十三卷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别讨论曾校本以前及其书在当时传刊情况。

  （一）曾校本前的传本 北宋以前书籍的流通主要是缮写本，此类无法计数（《国策》尚未见唐写本），可置勿论。我们要知道的是刻本。北宋之初，雕板术渐渐普遍，《战国策》已有刻本行世。王觉在英宗治平初（一〇六四）得到“钱唐颜氏印本”【见姚本《战国策》附王觉《题辞》】，“印本”指雕板印本。又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说：“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见姚本附录】刘敞生于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于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与曾巩同时。这是一种民间书坊刊印本。此二种刻本时间虽不能详，但在曾校之前无疑，为见于文献记载的早期刻本。是否尚有其他更早刻本，今不能知。此类刻本质量较低，姚宏在《题识》中说：“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我们也应承认它们当时曾起过流通作用。

  （二）曾校本的传刊 自曾巩重定本出，《战国策》始有善本、足本。曾校是官修书，何时雕板印行呢？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说：“自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十二月入馆，即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阁本”即曾校本，此文作于元祐八年癸酉（一〇九三），距巩之卒（一〇八三）凡十一年。孙朴看到了曾氏的原校本，从文章看来，似其时尚未刻板流行，推测刻板当在元祐之后。北宋刊本今无一存，惜不能究其真相，只好存疑。

  原本虽不可见，从间接资料或窥见一二。姚宏本是依据曾本参校的，他在本书题后说：“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得失。”又说：“括苍所刊，因旧无甚增损。”又署名姚宏之弟姚宽《后序》说：“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丰所校本也。括苍耿氏所刊，卤莽尤甚。”【见吴师道《战国策校正》本附录】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旧杭本”。他们三人皆是南宋初年人，所见《战国策》不是北宋刊本，也该是南宋初刊本。姚氏所称“都下”指当时京都临安（今杭州市），也即浙本。《遂初目》的“旧杭本”似同为一本。但既称“旧杭本”，或尚有新杭本别行。建阳在宋代是民间刻书工业的要点，书坊林立，刻书众多，《战国策》是部热门书，不会遗刻的。括苍耿氏刻本，在吴师道《校注》本后载其序，转录如下：

  余至括苍之明年。岁丰讼简，颇有文字之暇。于是用诸郡例，镂书以惠学者。念《战国策》未有板本（按此谓括苍无此书刊板），乃取家旧所藏刊焉。是书误舛为多，自曾南丰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据所藏，且用先辈数家本参定，以俟后之君子而已。（下略）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十月鲁人书。

  耿《序》纪年为“绍兴四年”，则其“家旧所藏”底本必是北宋刊本。吴师道《校注》在曾巩《战国策序录》后题识说：“凡浙、建、括苍本皆据曾所定。”三本之中大概以浙本为先。今表列曾校传刊本如下：

  

  乙 姚宏续校

  南宋初，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广罗众本，对《战国策》又作新校和续注，在曾本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在讨论姚本之前，先须了解他所依据孙朴校本的情况。

  孙朴校《战国策》用力甚勤。据他自己说：“自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十二月入阁，即取曾巩三次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比巩所校，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一〇九二）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签。遂为定本，可以缮写黄本入秘阁。集贤本最脱漏，然也间得一两字。”又说：“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见姚本附录】姚宏从其族子那里借得校本，借助不少。孙校此书先后历八年，“一岁再三读”，所据有五本，可算是有心之人。他的劳动成绩，幸而借姚校本保存下来。

  姚宏依据孙本再加工，益臻完善。他对孙本作过复核，说：“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原书也。”【姚宏《战国策题识》】又说：“括苍（按即耿延禧刊本）无甚增损。”表明他的治学态度很审慎，有批判地甄择材料。其书体例谨严，荟萃诸本异文，旁及他书，考证得失，间有补充，但不失曾校本之旧。吴师道称其书“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又说：“异时当广传写，使学者犹及见前辈典则，可仰可慕云。”（《战国策校注 后识》）他在《校注序》里特提姚书说：“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推崇备至，也非过誉。今表列姚宏所据校本如下：

  

  附注：

  （一）苏颂本今不见于姚校文中，此从孙朴《书后》。

  （二）刘敞校本止三十卷，见姚本卷三十尾题。

  （三）集贤院本，姚本卷二十一后尾题说：“集贤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参互。”

  （四）一本与别本见于姚校文中，不详何本。

  由此可知姚校本除“五、据他书正异者”不计外，直接参考四种本子（其中曾本有三种刊本，作一种计数），间接参考五种本子，两者加起来共九种本子。

  接下来我想谈关于姚校本流传问题。

  姚宏书最早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人吕祖谦《大事纪》、赵与时《宾退录》、王应麟《困学纪闻》皆引用之，当时比较流行。但《宋史 艺文志》子部纵横家只著录鲍彪《战国策注》，而无姚氏《续注》，反映那时此书已不多见，故史志缺书。吴师道是见到姚本的，他说：“剡川姚氏《续校注》最后出，予见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盖先刘氏者，元本也，先曾《序》者重校本也。”（见其书曾巩《序》后题跋）又说：“予所得（姚）本背有宝庆（一二二五——一二二七）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破烂处。”（又同书署至顺二年〖一三三一〗跋）他特地详记其书，显见当时流传甚少。吴氏说“背有宝庆字”本不知是在前所言“二本”之内或另外一本，按理当包含在内。

  姚刊是今传《战国策》的重要本子，它最接近古本，所以我们要详考其流传始末。

  姚书自序题为“绍兴丙寅中秋”。丙寅乃高宗十六年（一一四六），书成于是时，刻行当不会远。绍兴本子元时已见不到，流传于后的有另外二种宋本，一种影宋钞本，今分别述其源流。

  一、梁溪安氏本 明季钱谦益得宋本《战国策》二部，他在先一部后跋说：“此本乃（姚）伯声校本，……天启中（一六二一——一六二七）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积薪自哂。要之，此两本实为双璧，阙一固不可也。崇祯庚午（一六三〇）七月曝书于荣木楼，牧翁谨识。”【见雅雨堂本《战国策》】他先后得到两部不同的宋刊姚本《战国策》，后人为了易于区别，称原藏于梁溪安氏的为“安氏本”，原藏于梁溪高氏的为“高氏本”，今沿用此称。钱跋写在安氏本上。查此本的流传情况，牧斋之后，书归于其侄孙钱曾【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三卷云：“予初购此书于绛云楼，乃剡川姚宏校定本，宋椠本。得之，如获拱璧。即以传示同人，共相传写。”不明言安本或高本。证以陆贻典校本题跋云“钱遵王假于此本，盖得之于牧翁宗伯”语（见雅雨堂刊本），知其为安氏本也。《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上引陈简庄鳣语云：“此盖牧翁以二十千得之梁溪安氏者。”益可证】，继归于季沧苇【《季沧苇书目》宋版目下著录，注云：“牧斋跋”】，后失其传。但景写本流传有数种。可考见者：（一）、毛氏汲古阁景钞本，后归孔昭焕家，《四库全书》即据以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汲古阁书目》云：“《战国策》三本，从绛云楼北宋本（按姚宏书成于南宋，此“北”字当衍）影写，乃高诱注，与世行鲍彪注大不同”】。（二）陆贻典（敕先）曾借钱遵王（曾）藏本影录并校字者【陆跋题为“戊戌孟春”，当清顺治十五年（一六六一），见雅雨堂刊本】。此本后来归于黄氏士礼居，黄丕烈有跋云：“《战国策》高注本向传二本，一出于梁溪安氏，一出于梁溪高氏，皆宋刻。高氏本，余已刊行于世矣。安氏本影写者出常熟陆敕先家，敕先跋语皆系亲笔，并高氏异同，亦粘签于上，余甚珍之。以二本不可偏废，并重昔贤手泽也。复翁炙砚书。”（见《爱日精庐藏书志》卷十一）黄氏得此书在模刊梁溪高氏本之后，时间较晚。再转入张金吾爱日精庐。以下流传不详。（三）乾隆丙子（一七五六）卢见曾从吴中借陆贻典（敕先）校本刊板行世，即今雅雨堂本【见卢见曾《高诱注<战国策>序》】。此本常据鲍注吴校篡改，失去安氏本真貌。（四）别有一本，为吴志忠有堂所藏，顾广圻《影钞安氏本<战国策>跋》云：“此有堂吴氏先世之遗，亦从安氏本影钞，行款笔迹几乎无二。……唯每册有‘钱楚殷’图记为少异。……想乾隆间入璜川者。”（见《思适斋集》卷十四）《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上引吴志忠云“先祖乐意轩藏书中有影宋剡川姚本，与黄氏刻本别出。有‘钱楚殷’印记”，与顾跋可相证。章钰《校证》注云：“志忠字有堂，其祖名企。楚殷名沅，遵王长孙。”据此，这个影钞本出于钱曾之孙楚殷家，也是述古堂物。吴志忠家即世称“璜川吴氏”者，多藏善本。此本志忠以后不知归何人。

  二、梁溪高氏本 钱谦益跋中的后来所得本，其后辗转经泽存堂、冯秋隺、毛榕坪、金云庄家【此流传前后，详见于《宾礼堂宋本书录》卷二《新雕重校战国策》中附录黄跋及诗】，再归入黄丕烈。黄氏在嘉庆八年（一八〇三）依据原式，“影模宋椠而重刊焉”【见黄丕烈《重刊剡川姚氏<战国策>并<札记>序》】，别撰《札记》二卷附后，即今所传士礼居刊本。原书后归于松江韩应陛家，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著录说：“六册，宋刊宋印，黄荛圃跋四则，又诗一则，又钮非石、袁廷梼、夏方朱、顾涧薲诗并顾跋一则。”可见当时人对此书的珍视。其后归南海潘氏【见《宾礼堂宋本书录》】。潘氏又捐献于北京图书馆，今藏在库【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这是梁溪高氏原本流传的下落。在黄丕烈模刻之前，高氏本的化身也有几种，见于著录的，有叶林宗和毛氏目耕楼（即汲古阁毛氏）印录本，此二种印录本，陆贻典曾借来以校梁溪安氏本，其后流传不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初景宋钞本《战国策》，未知所据何本，未经目验，不能妄测。

  三、吴中顾氏藏景宋钞本 此本为顾之逵（抱冲）所藏（以下简称顾本），顾是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千里）之从兄。书原为东城顾氏物，由蒋春皋归于之逵。据黄丕烈言与钱谦益藏的安氏本“非一刻，小小有异”。顾本后入汪士钟艺芸精舍，咸丰间又入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书有顾广圻、黄丕烈二跋，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黄跋云：“此本非即余所藏宋本（按指高氏本）钞出，故行款不同，字句间有互异。”海源阁在一九三〇年遭受兵劫，藏书多散失，顾本也在其中。后为齐鲁大学图书馆购进。彭翔生曾据此本撰《景宋精钞本姚校战国策校记》，载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出版的《国学汇编》（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刊）。顾本曾巩《序》在卷首第一页。此本虽非宋刊，但从宋刊景钞，钞手精工，逼肖原书，且不同于高、安二本，乃别出一源，故列于第三种本子。黄丕烈《战国策札记序》说：“梁溪安氏本……见其景钞者，在千里之从兄抱冲家。”此序实出于顾广圻（千里）代作（载在《思适斋集》卷七），恐黄、顾二氏当时未取本书细勘，故语有疏失。这个本子今藏于山东省图书馆。

  另外，北京图书馆藏有明穴研斋钞本二种【“明穴研斋钞本”，此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谓书贾言穴研斋为康熙时相国明珠家。斋名相同，不必一家，姑各从原名】，一本三十三卷，一本残存二十六卷。依据卷数揣想，可能是姚宏校本。又《读书敏求记校证》引蒋凤藻云：“阮文达（元）曾得宋刻本，后入杭州汪氏。”此宋刻本未明言其为姚本抑鲍本，杭州汪氏是否指钱唐汪氏振绮堂，也不可考。这几种本子，因未睹原书，姑且存疑。

  纵观上述三种姚本《国策》，二种是宋刊，一种是景宋钞，内容各稍不同。可见姚宏书在南宋至少有三种刊本流传，吴师道所见二本，犹尚不备。这三种本子，高本今存北京图书馆，黄氏士礼居模刻及其景印本流传最广。安本今不知下落，卢氏雅雨堂刊本基本上保存此本特点。顾本原藏于齐鲁大学图书馆，今存山东省图书馆。此本的特点在彭翔生《校记》中已有介绍。故而三本原书今存高、顾二本，安本恐已佚失。另外黄丕烈在自藏宋板《新雕重校战国策跋》中提到的汪秀峰家藏宋本（见《宝礼堂宋本书录》卷二），黄氏说：“特未识汪本又何如耳。”他未见过此本，今也不知下落。此本可能即安氏本，也可能为其他宋本，未睹原书，不能武断，故未列在内。

  我们再就吴师道所见姚书二本和上述各本比照。吴氏言：“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验之三本，其第一种和高本（即士礼居模刻的祖本）合，第二种则和安本、顾本合（惟安、顾二本并不全同，详彭氏《校记》）。这二种特征虽是符合，究其内容，是否相同呢？这要检吴注本书来证验。吴书卷八《韩策》列侯下“韩傀相韩”章：“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吴补云：“姚本云：‘高《吕氏春秋》豫让必死于襄子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于韩王而周人皆畏。’”今三本并无此文。吴书卷九《燕策》昭王下“齐、魏争燕”章：“燕因合魏得赵。”鲍彪“得”上补“魏”字。吴补云：“姚本有此（魏）字。”今三本“魏”下不重“魏”字，与鲍所见本同，而与吴说异。吴书卷五《楚策》顷襄王下“齐、韩、魏共攻燕”章：“昼以车骑暮以烛，通使于魏。”吴补云：“姚本车作军，通作见。”今检三本卷三十一《燕策三》同章烛下有“见”字，其余同鲍、吴本。由这三条异文观之，吴氏所见二本可能其中有一种为三本之外的另一种刊本，也或许三本中有先后修补板而发生差异。我们不妨这样假定，姚宏书在宋时有多种刻本，如高本、安本、顾本，再加上吴师道所引异文本。今表列诸本流传。

  

  姚宏书在宋时板行多次，但流传下来的稀少，吴师道已言难觏，元、明以下更无论已。这原因大概由于鲍注风行，读《国策》者皆习其书而致然。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说：“剡川姚宏亦注是书，……具有典则，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又说：“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而姚氏殆绝。”这也解答了上提的疑问。直至清代，卢见曾刻之于前，黄丕烈模刊于后，姚书始恢复其学术地位，这也可窥时代风气之转变。

  四、第四时期 改编本

  甲、鲍彪作注重编

  自曾巩重定及姚宏续校，《战国策》本书基本上保存刘向三十三篇的编次，没有变动。和姚宏同时的鲍彪【鲍彪字文虎，缙云（今浙江缙云县）人，官尚书郎。（据《四库总目提要》）又详下引绍熙本王信刻书《跋》】也致力于这部书。他作注之外，还对全书的编次作了较大的变动。他将全书章次重作调整，按国别分为十卷，诸国之下按《史记》标出君王世次，《策》文分隶其下，按寓编年之例。他又参考群书重作新注，比高诱残注增益不少。

  鲍书改易旧章，时陷专擅谬妄之病，吴师道在《校注》中历举其误，但它便于读者，受人欢迎。如赵与时《宾退录》评高、姚、鲍三注本而云“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刘辰翁也“盛有所称许”（见吴师道《校注序》）。

  鲍书侧重于注及改编《策》文，其所据本没有讲明，由吴师道本后附的耿延禧《序》推测，大概采用耿本【耿《序》疑鲍书后原有的，故吴书后也附之。但我所见的明杜诗刊鲍本后无此序，不知宋刊鲍《注》本如何？】。至于它在宋代的板刻流传，据今所知有如下几种。一、绍熙二年辛亥（一一九一）刻本，原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半页十一行。书后有刻板跋云：“《国策》旧有高诱《注》，甚略。吾乡先生鲍公彪守习孤学，老而益坚，取班、马二史及诸家书比辑而为之注，条其篇目，辨其讹谬，缺则补，衍则削，乖次者悉是正之。时出己意论说，四易稿始成，其用功亦勤矣，而世罕传。余得其本，刊之于会稽郡斋，使学者知前辈读书不苟如此。公妙年甲进士第，耻求人知，常有‘此生甘作老文林’之句，其志操可见。白首始为郎，即挂冠归田里，杜门著书，有《书解》及《杜诗注》行于世。绍兴辛亥日南至括苍王信书。”介绍了鲍著此书及其生平。瞿氏在王《跋》后题识云：“书中慎字有缺笔，孝宗后刻本，非绍兴原刻也。”对“绍兴”纪年提出疑问。按《跋》谓鲍书“而世罕传，余得之其本刊之”，已明示其为后来所刊，非绍兴原本。其实绍兴纪年无“辛酉”岁，辛酉在绍熙二年，则书中避慎字讳，毫无矛盾。故“绍兴”乃“绍熙”之误【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已改作“绍熙”】。一字更正，诸疑尽释。二、另一部为清内府所藏《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宋刊本，二函十二册，小字本”。此本原目未著刊年，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内府有宋绍兴本”，似即此本，疑邵《注》据鲍《序》题年而言，未必是绍兴刊。此本今不知存否。《天禄目》同卷尚有一宋刊大字本，著录说：“末有‘吴郡杜诗梓字’。此则大谬，寒斋藏此本，末题‘嘉靖壬子吴郡杜诗梓字’，实为明刊。此盖书贾剜去‘嘉靖壬子’四字，染纸作旧，冒充宋板，馆臣不察，混入于内。”元刻鲍《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有一部。鲍书宋、元旧刊大约如此。

  今表列宋刊鲍本流传如下：

  

  鲍书如前文所言风行宋代，为什么今天所见的宋刊反少于姚本？尝推究其故。我以为传世本子的多寡并不尽和当时流传印数成正比例。一时畅销之书，往往因得之容易，不为人珍藏，久渐稀少。这是鲍书少见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则当是吴师道《校注》本出而代替了鲍本。吴氏据鲍本而加以校正补注，提高书的质量，裨益读者。其书既保存鲍氏原编又益以新注，展卷而二难兼备，省力省时，因之鲍注单行本渐废。孤陋所知，鲍注单本，明代嘉靖时有龚雷、杜诗二刻，清三百年未闻有人刻此（仅《四库全书》缮钞一部著录），而吴书或全或节，刻本特盛，不胜列举，直至姚本中兴而稍减。

  有了吴书，鲍注单行本是否就可不看？一般情况，不成问题。但对校勘来讲，并不如此。鲍注在吴本中时有二注淆乱之处。清代著名藏书家和校勘学家黄丕烈著《战国策札记》采用元刊吴氏校注本中鲍《注》来订正鲍失，有些条文不是鲍误，实乃元刊之误淆，以不误为误，即因未用鲍《注》单行本。千虑一失，贤者也不免。

  乙 吴师道校注

  鲍彪改动《战国策》原次，作了若干调整，有利于读者，如上所论。然而其书多武断穿凿，存在缺点不少，开卷并东西二周为周，便陷大误，宋人已议之。元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沿用鲍本而纠其失，改善了内容。其书凡有纠补，注于鲍注之下，首标“正”或“补”字以示区别。另附姚本目录章次，以示《战国策》原来编次。既撷鲍注之长，又存曾校之旧，不特为鲍书功臣而已。

  吴师道字正传，浙江兰溪人，元至治元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元史 儒学传》有传。他承用鲍本的原因，无非是当时人皆习用其书，“欲从旧本，则不见校正之意”【见《战国策校正凡例》】。平心而论，吴《注》胜过鲍《注》不少，固由于踵事增华易为功，也由他博采精研，始底于成。《四库总目提要》谓“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并非过誉。在清乾隆朝之前，《战国策》流行的本子皆为吴本，无异成了鲍氏新编本的独霸天下的局面。

  吴书虽用鲍本，同时也广采诸本以校文字，这里不详谈。今从本书所见异本表列于下：

  

  吴注成书于元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刻于他的身后，至正十五年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市）。后来重刻本不一。

  五、结论

  综合上述资料，加以分析，对《战国策》一书的流传经过，大体可以明了。今试归纳各点，总结如下：

  一、《战国策》传本可分为四个时期（这是按照本书形式变化而言，不纯从年代先后来划分）。第一时期，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篇指简牍。迻写纸帛上称作三十三卷。这些古老本子早已佚亡，今天仅有在古楼兰地区出土汉人写残纸半片留下一点痕迹。第二时期，东汉高诱作注，其原本形式今不可见。相传有二种不同卷数本子，一为二十一卷本（见《隋志》），一为三十二卷本（见两《唐志》）。卷数的差异，可能是简本全本之别，三十二卷之“二”或为“三”之误。高《注》在北宋时已残存十篇，还有若干残注留存于今姚氏本中。第三时期，北宋曾巩在史馆校定和南宋姚宏校本是今天流行的《战国策》三十三卷古本，其中有高诱《注》十卷。它基本上保持刘向之旧。这一传本自清代乾隆之后取得了本书的正统地位，公认为《战国策》的标准本。第四时期，南宋鲍彪（与姚宏并时）注和元代吴师道校注是新的改编本，属于另一系统。它便于读者，自元末至清初曾风行一时。

  二、刘向编《战国策》，根据六种原始资料，或以为七种，或以为五种，缺乏佐证。新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审其内容，有和《战国策》相同的篇章。帛书可能是六种资料中之一部分，或为其他类似性资料。这些资料在西汉初年已经有写本流传。

  三、曾巩在《战国策》传本残佚之余，采访公私藏本，搜亡补缺，重编为完本，其书可信，其功不细。姚宏续校，堪称善本。

  四、《中山策》后“昭王既息民缮兵”章，其文也略见于赵蕤《长短经》及苏辙《古史》，虽编次失序，当是曾本原来有的。由于此篇佚出，后人缀于书尾，不擅自编进书中，这是校补者的态度审慎。

  五、鲍彪《注》本有其优点，便于读者，但武断穿凿之处不少。吴师道补正，大大提高该书质量，在《战国策》旧注中据有重要地位。

  【附记】

  关于姚本《魏策》残注为高诱《注》问题，前人也有所知。《魏策四》“魏君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章：“其自纂繁也完矣。”夹注：“谓冒覆也。”吴师道补正引此文云：“高《注》：‘冒覆’，似作幂义。”则吴氏也以此《注》为高诱语也。惟吴书主鲍本，体例关系，对此残注未能充分说明，不足引人注意耳。

• 暖心的平凡故事

  作者：迷謎 发布时间：2021-11-09 1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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