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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朵拉Isidora 发布时间：2022-10-21 18:19:28

  翻了翻

• 作者：外外 发布时间：2019-12-19 17:34:01

  21位执笔人、17位资深摄影师，寻访中国九大省市，通过50篇专访实录、252幅图片，记录下近百位民艺匠人的三十五种珍贵传统技艺，诠释中国民艺师“手上的朴光”，传递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的起伏与温度。

• 作者：青春的味道 发布时间：2017-10-16 21:25:31

  每个人的青春一样又不一样。如果让我再回到大学读一遍，我想要让这段最美好的时光更刺激，更丰富！！

• 作者：劈头士》睁木 发布时间：2017-01-06 19:37:08

  已购。【值得精度，大量素材】一次黑暗的阅读经历，几度不适。不单讲集中营，而是梳理了一条发展时间线，从绝育开始，到对精神病儿童的小范围安乐死（这部分别致，关于精神病人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再到对精神病成人安乐死（从中已开始使用一氧化碳毒气，后延续到集中营），最后到集中营中的种族屠杀（还包括医学实验、囚徒医生的微妙位置）。在每个阶段，医生都参与其中。书中给出了不少医生的小传以及采访总结。宏观层面与微观细节并重，最后一部分分析种族灭绝的心理，亦可一观~~

• 作者：舒舒 发布时间：2023-11-21 20:07:34

  内容一般

• 作者：双宝饭 发布时间：2024-01-16 00:55:41

  非常棒，如果所有老师都用这样一种尊重人启发人的方式来教学，学生该有多幸福。摄影是关于你自己，记住了这一句最重要的#2412

• 索尔格的归乡之谜

  作者：把噗 发布时间：2016-01-29 11:28:34

  彼得·汉德克为小说中的人物标示出了一条反常路线；虽然就“归乡”这一主题而言，从阿拉斯加的荒原到加州大学校园再到欧洲故土，实属正常。但如果考虑到主角索尔格是以一个超脱世外之人的身份重新回归现实生活，这种“反常”就显得非常明显。

  发生于传统文本中的往往是这样一条路线：受制于纷纷繁人世的主人公，通过逃离人世与自我修行，进入超脱的境界。黑塞的小说《悉达多》即是此一路线的最佳力证。在小说的最后，悉达多通过观察超脱了自身，进入物我两忘的极境。

  《缓慢的归乡》中的索尔格，在一开始多少已经处于悉达多最后达致的臻境。在阿拉斯加的荒原上，在沉思中，他慢慢地体验到“无我的生存之趣”，感受到“动物的需要”。彼得·汉德克运用对自然景色细致的描写来反映索尔格融入自然世界的情境，时间感的消失带来的是“自我”主体的瓦解，以及对空间不断张开的感知力的跃升。

  此非阿兰-罗伯·格里耶式的对静物作机械般的描绘，而是一种克里希那穆提式的“觉知”。这是发生在真正超脱者身上的明晰智慧，思维已经被感官的舒张所取代；存在转变为当下的体验。索尔格对空间的敏锐感知为此做出了证明，小说中看似冗余的对自然景观的细致描绘，实则是一种“此在”的存在方式。一种类似于动物式又超越于此的存在方式：已经被标题“史前时态”所标示出来。

  但我们又得说索尔格并未全然超脱，虽然他多少体验到了“无我之趣”，但他依然对周边发生的情状进行着思考，这是他失败的原因所在。他因为对于自我“丧失”所感觉到的生存之无足轻重，这种无可承受之轻导致他需要借一种“大写”的意义来寻回“地心引力”。

  他回到了加州大学的校园，企图再次将自身置入历史之中。因为自我的再次得复，空间被时间化，索尔格在阿拉斯加荒原上潜心研究的论文《论空间》自然将面临失败。他越来越被裹挟进时间的束缚之中，借由邻居家的温馨的点拨，他再次“堕落”进群体的归宿感中。 他选择了回归孕育他成长的母体之中。在飞往欧洲的夜航飞机里，他“第一次真正的旅行”，学习“什么是自己的风格”。

  通过联系主题与现实，因而将索尔格的归乡之旅作为彼得·汉德克克服自身危机的写照，虽然可以讲通，但未免牵强。对此，我持不同意见。我更愿意将其看成是汉德克 本人的一次”反讽“书写，以反对那些惯常的“大写”的回归之路。通过对母题倒置的改写，以达到“反讽”的效果目的。

  一方面，小说三个章节内容过于明显的表征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发生在文本内叙述者的言说方式表示出理想作者的真实意图。小说最后一段，是以第二人称方式对索尔格的言说，一反严肃的腔调，“第一次”“伟人之梦”“什么也不是”这些被双引号强调的用语作为反话表达，暗含讽刺。

  当然，发生在小说第一章节的超脱之境，索尔格无法彻底地将空间从时间中割除开来，有坠入危险的可能。因而将小说作者的暗含观点确实是以此作为批判据点展开的叙述，其实也可理解。索尔格回归母体，作为对虚无世界主义的批判，就是从表面叙述角度出来来理解的结果了。具体如何，见仁见智。

• 【转】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13:54:03

  

  孟彦弘（蒋立冬绘）

  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隋唐史、法制史等研究，著有《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等，与吴玉贵先生共同承担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隋书》的点校修订工作。

  隋朝国祚短促，前后三十七年；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则不过二十九年。隋朝为什么会快速崩溃？唐人编《隋书》有没有刻意贬低隋朝的形象？身负骂名的隋炀帝有没有被“冤枉”？孟彦弘先生在访谈中介绍了他的看法。

  

  采访︱

  彭珊珊

  《隋书》被认为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官修”是否影响史书的立场？

  孟彦弘：

  从史学史的角度，不少人强调唐代“官修”史书的特点。不过，唐初修前代史，好几种其实在隋代已经着手。且虽是官方组织，但有好几种实质是私修，如南史、北史。不必过于强调唐初修史的“官修”这一点。

  修史，跟做别的事不一样，非得能看到相关档案资料才行。以私人身份撰史，也得有条件接触、收集原始材料才行。至于说到回护、避讳、诬妄等等，任何史书都会有。过去常有人从编纂学的角度，评论某部史书体例是不是完善、遣词造句是不是简洁等等。像刘知幾《史通》主要就是这样来谈的。这其实是为将来修撰史书服务的，是讨论“编修学”。我们研究历史，主要是将它当作材料来看，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保存了更多、更原始的材料。主要是要关注史料的价值，对编撰技术并不太关注。况且，不管它编得好不好，我们都得用它，没得挑、没得选。说它修得好还是坏，实际没大意义。现在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关注“书写”问题，这很有意思，对我们把握、理解史料很有帮助。但也并不是每部史书、每个部分都别有深意，不要“扩大化”。

  《隋书》的史料来源，主要还是官方档案。比如《孝义传》中的人物，大多是下诏褒奖或“表其门闾”的，他们的孝义行为是上报过朝廷的。这个类传，主要依据的就是上报朝廷的材料。比如《隐逸传》中的《李士谦传》，明确说乡人“条其行状”，上报给尚书省，请求给他谥号。他的传，当然主要就是根据尚书省存的这份行状了。

  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一部大书，总会有种种问题。有的问题，比如一个人立了两个传，这当然是工作疏忽；有的问题，却未必是书成众手、工作疏忽所致，比如纪与传、传与传之间的牴牾。这主要是因为所依据的史料各不相同，即“史源”不同。比如我们将某人的传与该人的碑或墓志相比对，一些经历、行事就对不上。就好像有的领导干部改年龄、改履历，这必然造成同一个人的不同档案，填写的内容就不一样。这不是编撰学的问题，是史料学的问题。

  有些观点认为，唐人编《隋书》有刻意贬低隋朝形象的嫌疑，您怎么看？唐初修纂者在修《隋书》时有没有面临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问题？

  孟彦弘：

  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近来细想，似乎又不尽然。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

  另外，官方修史，操作性要强，更难反映个体的意见，越是集体工作，就越难以完全实现“抹黑”之类的事情（局部的删削、篡改是可能的）。《隋书》主要还是依据官府档案加以编排，当然不排除对个别人、个别事，有特别留心，或者加一个比较特别的史臣的按语之类。

  当时的人对所谓“合法性”或“正统”的问题，并不太重视。他们也讲五德，也讲天命，但总的来说，忠君、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也不强烈，对“合法性”也没有太多的强调。武则天移唐祚而立周，李唐又重建，易代之际，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治动荡、没有进行过大的政治清洗。安史之乱中，对张巡死守睢阳，唐人也有不同看法。对出仕安史政权的李唐大臣的处置、对安史叛将的处理，都没有上升到非人道的高度。同时，隋炀帝死在江都，越王侗在洛阳继立，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李渊、李世民父子是从山西起兵，入关中，占长安，也不需要特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唐初君臣反省：隋朝那么富、那么强，怎么说垮就垮了？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滥用民力、劳财伤民。但唐初史臣是不是刻意把隋炀帝的劳民伤败、滥用民力，予以强化呢？也有可能。但这不是为了证明李唐合法化，这大概可以肯定。

  《隋书》对所谓“合法性”没有太多的强调，似乎并不需要把隋朝讲得一团漆黑，李唐王朝才有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隋书》卷七十杨玄感李密传之末，有很长的一段“史臣曰”，就是谈炀帝的过失。对抗大唐的尧君素仍收入《隋书》卷七一的《诚节传》，“史臣曰”还将他与独孤盛、元文都、卢楚并列，说他们“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兴”，“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但还是比“苟免之徒”要强。独孤盛是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的，元文都、卢楚是在东都被王世充杀的，尧君素是对抗唐军的，但唐初史臣却把他们放到了维护杨隋王朝的同一拨人中。

  人们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比如李崇，听到隋文帝控制了政权，将行禅代之事，说“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想要呼应尉迟迥，但听说控制并州的叔父李穆已经决定支持隋文帝，自己也就改变了主意，“亦归心焉”。李安得知其叔父想要谋划除掉隋文帝，于是告密，叔父一家被杀。隋文帝要封赏他，他婉辞，隋文帝也替他保密，没有大肆宣扬他的“大义灭亲”。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杀了隋炀帝，当时在江都的官员都到朝堂表示支持，惟独许善心不去，他侄子骑马去催他前往，劝他说：“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善心不肯随去。他侄子哭着说：“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这跟后代，很不一样。

  对易代的反应特别大，大概是宋以后吧。特别是明末，表现得最激烈。但也主要是士大夫，特别是江南的士大夫。这跟学校的普及、理学的传播，特别是清军的血腥高压，大概都有些关系。普通老百姓大概比较漠然吧。谁坐天下，他们都是草民，都要纳粮当差。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个意识很强烈。比如隋文帝晚年，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被废，高颎也被废黜，大臣裴肃上书劝诫。隋文帝对杨素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蜀王杨秀被征，装病不来，源师劝杨秀从命，杨秀很生气，说“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

  隋文帝对自己利用禅让的形式取周建隋，也觉得有种种偶然性。隋文帝要巡幸岐州，王谊就进谏，说：“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文帝说：“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这虽是句玩笑话，但说明隋文帝并没有把他当皇帝、建立隋朝当成天命所归。当时的人，也不觉得杨坚称帝是天命所归。宇文忻就对梁士彦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能支持杨坚称帝，也能支持别人称帝。

  正因为这样，隋文帝对功臣大开杀戒，手段有时也几近下作。比如，听说李彻有怨言，“上闻而召之，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而卒”，下毒杀了他。王世积“见上性忌刻，功臣多获罪，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杀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太子解释说：“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复子也。……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隋书》卷四十“史臣曰”，对高祖诛功臣，基本是各打五十板。“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报者倦矣，施者未厌……虽时主之刻薄，亦言语以速祸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鲜有终其天命……皆深文巧诋，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

  

  孟彦弘藏各种版本《隋书》

  一般通史类著作对隋朝往往匆匆带过，人们也习惯“隋唐”并称，隋有没有隐没在唐的光环之下？

  孟彦弘：

  隋朝是唐朝的一个过门，一个上桥的匝道。从历史发展来看，我觉得从隋统一到唐武则天，应该归为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在我们看来，就是如何在政治上解决一个地方政权转变为中央政权的问题。

  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陈朝，统一了中国。统一后执政者采取高压政治，并且有很强的地域歧视心态，行动上也确实有地域防范的举措。比如隋炀帝一方面将政治中心往洛阳移，同时又环洛阳修了一圈沟堑。北周灭北齐、隋灭陈，是西北一隅的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的征服，同时也是一个实现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过程。这两个转变，实际上要到武则天时期才算是完成了。所以，隋和唐前期同属一个大的阶段。学术界也没有低估隋朝的历史。

  隋朝备受诟病的事件主要发生在隋炀帝身上：征高丽、开运河、多次巡游、役民无度。但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一些“翻案”的声音？学界对这些事件如何评价？

  孟彦弘：

  隋朝一共才不到四十年，炀帝执政十三四年。他执政后期出现了全面的社会动荡，主要原因确实是扰民、滥用民力。

  他一上台就营建东都、显仁宫，动用的劳力达百余万。开凿运河、修直道、修长城、环东都掘堑，动员人力少者十数万，多者几十、上百万。他执政的前半段，屡屡巡幸，一次有时要持续好几个月、小半年。比如，他上台的第四年（607）四月至八月，沿黄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楼烦关，至太原，返东都。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东都。609年二月，自东都返京师。三月，巡行陇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刘家峡附近渡黄河，至今青海乐都；经祁连，至张掖，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幸东都。他出巡，地方就得接待，所到之处，都要求当地官员丰盛接待，常常将自己认为接待得不隆重的官员加以惩处。比如，大业五年（609）征吐谷浑，民苦劳役，时任天水太守的乞伏慧“坐为道不整，献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斩之。见其无发，乃释，除名为民”。大业九年他到上谷，“以供费不给，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

  炀帝执政的后半段，612、613、614年，连续三年攻打高丽。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造船，民工长时间泡在水里，腰以下都有生蛆的。

  持续这么做，老百姓负担很重，过得很苦。这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张须陀传》称：“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又属岁饥，谷米踊贵。”《杨善会传》称：“山东饥馑，百姓相聚为盗。”

  有学者认为他开凿运河、巡幸，是要改变此前的“关中本位政策”，并不是他个人追求享乐。我想，目的是一回事，结果又是另一回事。即使炀帝巡幸有他的政治目的，但客观的结果，是老百姓负担陡然加重，生活很困顿。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无论要体现怎样的国家利益，事实上老百姓因此而过得很不好，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总不能说是好事。运河开凿，确实起到了便利运输的作用，但在当时并不是只有这一项工程，而是有许多工程在做，是许多工程中的一项。把这项工程从许多工程中抽出来，谈其价值和效果，就变成了只是对这项工程如何评价的问题。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很有必要？很有价值？其实没有人否定它的价值。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常常是从事后看，从国家利益来着眼，其实，我们还是要站在当时、普通人的立场来看。要以人为本。许倬云说，二十世纪许多坏事，都是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干的。他只认两头，一头是人类，一头是个体。我很认同。我们确实要以人为本来看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用旁观者的立场来审视历史，不能总是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站在朝廷的立场、站在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立场来看。这很容易变成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这不好。

  就隋炀帝个人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好虚荣、好显摆的人，比如他很爱写诗，写得也不错，但对写得比他还好的人，就很烦。他好大喜功、喜欢粉饰太平。他觉得隋朝很厉害，要给人夸耀隋朝很富裕，营造四夷来朝的气氛，让裴矩在武威、张掖引诱西域胡人来中原。大业六年（610），“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这个营造出来的盛世，是要花钱的。615年正月初一，周边近三十个小国派使者来朝，有学者怀疑，这些其实并不都是使者，很可能是来隋朝做生意的商人装扮的。

  当然，隋炀帝对江南有好感，曾长期住在江都（今扬州）。他的这个态度，，是有益于削弱乃至打破关陇人对关东、江南的地域歧视的。但隋末的社会动荡，并不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

  

  《隋书》点校修订笔记

  如何看待隋末出现的大动乱？这一时期的动乱在中国历史上也颇具转折意义，如果不是隋炀帝的个人作为所能解释，还有哪些因素值得探讨？

  孟彦弘：

  秦吞并六国，西晋结束三国，隋统一中国，这三个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王朝，都很短命。宋以后，不存在“分裂—统一”这样的问题。这是偶然的，还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呢？一个政权，怎么才能稳定？从分裂到统一，是不是要有一个稳定期？这个危险期有多长？北周灭北齐、隋灭陈，对原北齐、陈，实行了高压政策。史书上常说，这些地区原来的官员，很多“久不得调”。《颜氏家训》里说，自己不能决然引退，怕被人指为不合作。但蒙古人、满清南下，都很残酷，也没有导致政权很快崩溃。前面已经提过，一个地方性的政权，随着武力征服，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确实是一个问题。所谓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多种可能性，不是必然就要崩溃。事实上，唐朝建立伊始，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但直到武则天时期，才算是完成了这个转变。这大概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但隋朝的崩溃，主要还是滥用民力、民不聊生的问题。如果不是隋炀帝这样一位胡折腾的君主，也许可以较为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至少不会导致社会的全面动荡。在集权体制下，真是一人兴邦、一人丧邦。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遇上这样一位君主，真是一个悲剧。在这样的体制下，也只能寄希望于出明君。这是无可奈何的。

  唐初期，尤其是贞观年间，君臣论治常常探讨隋朝忽亡的历史教训。唐朝的开国君臣，是目睹了、经历了隋朝末年的社会大动荡，是眼看着一个强大的厉害的隋王朝，很快就走向了崩溃，而这个崩溃，并不是有实力的集团导致的。杨玄感起兵，很快就被镇压了。这个崩溃，是普通民众的暴动导致的。所以李世民才会说，老百姓就是水，朝廷是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君臣论政，就是要以刚刚灭亡的隋朝为借鉴，不能犯隋朝那样的错误。贞观之治，并不是说唐初社会经济有多好，社会有多富裕，而是认认真真地要以隋亡为鉴，爱惜民力，不折腾，休养生息，社会复苏。以隋亡为鉴，以人为本、爱惜民力，才是贞观之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