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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Tracy 发布时间：2023-08-07 16:14:43

  了了数字，却能在中国多如繁星的经典中杀出重围，足见他的魅力。袁了凡逆天改命的亲身经历做背景，向善是问题解决得根本方法，积善积福。虽然开始得他也着相布施，但是很多时候先做之后修心，比有心而不执行来的重要的多。命理老师都推荐的书。同时也是练习古文得好读物

• 作者：消失的旅行者号 发布时间：2019-05-05 07:16:21

  有点意思 像看了600条微博

• 作者：美式咖啡 发布时间：2023-05-26 11:14:25

  此书值得推荐

• 作者：SK_XT 发布时间：2017-07-20 08:47:06

  额 太多了啦，感觉就是东抄一下，西抄一下

• 作者：Elact 发布时间：2016-11-23 15:36:36

  值得翻翻，回想一下过去身边那些爱操纵他人的人。

• 作者：丰茂在逃熊猫羊 发布时间：2012-09-17 21:02:53

  OLG模型玩得出神入化

• 如果随时都是关键时刻（MOT）

  作者：湛庐文化 发布时间：2006-05-03 23:53:38

  您有这样的经历吗？

  1）“对不起，我是你们的老会员了，今天没有带会员卡，我可以告诉你名字，仍然可以打折吗？”

  “对不起，先生，这个事情，我无法决定，要问我们经理，可是，经理今天不在。”

  2）到电话公司去交费，你也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营业员冷冰冰地说：

  “号码多少”，你报上号码，

  “89块。”你交了钱，取回找零和发票，离开。

  整个过程中，你和营业员的交流不超过十个字。你会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吗？

  您有这样的经历吗？

  1）一个大客户的第一张订单经过市场、销售、生产各个环节的艰苦努力总算交货了，但某个小小的环节未能把握好，这个客户从此一去不复返。

  2）客户电话老也打不进来，等待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放弃了；客服人员成天接电话，连上洗手间都没工夫，还成天被投诉态度不好。

  3）客服和销售人员两头为难：满足了客户的要求公司不干，不满足客户的要求就更麻烦。干脆躲着客户不去见面，有为难的电话尽快收线挂机。

  4）客户调查反映公司员工态度很好，可就是不解决问题，光态度好有什么用啊？

  类似的对话，类似的场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那些以服务为主体的企业，比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招商银行，中国银行，海南航空，中国国际航空，或者海尔，联想，华为，IBM，戴尔，惠普，或者雀巢，光明，宝洁，无一例外都会出现。无论你是客户，还是企业的一线服务人员，在面对客户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那些点滴的小事，在这里都有一个高度的，准确的概括的词汇，一个商业社会无法回避的，全新的成语，那就是：Moments of truth——关键时刻（MOT）。

  “Moments of truth”这一观念在全球企业界的流行，和前北欧航空公司(SAS)总裁卡尔森的一本同名著作有关。1986年，卡尔森写了《Moments of Truth》一书，记录北欧航空公司起死回生的传奇故事。这本书对于“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的确立具有极大的影响。什么叫“关键时刻”？卡尔森形容说，在一年当中，每一个北欧航空的乘客平均每人接触五名员工，会对北欧航空公司产生五次印象，每一次十五秒钟，总共五千万次。而这五千万次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公司将来的成败。第一线员工，才是众多十五秒关键时刻中的关键人物。要做到真正的客户导向，公司必须彻底改变第一线员工的角色。不仅仅是销售人员在接触客户时，还有市场人员在接触媒体时，售后服务人员在接触顾客时，每一个时刻，当与人发生接触的时候，都是组织的关键时刻。

  牛顿通过做实验得到的科学观点和结论可以启发后来的科学家，但是后来的科学家并不需要一定要重复牛顿的实验。卡尔森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以客户满意为企业经营的第一目标”的代表性口号就是：关键时刻（MOT）。当时这个口号还略显陌生，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经过了太多的洗礼的企业，那些接触客户的企业员工，中层领导，那些董事会的成员，总经理，CEO们，再听到《关键时刻（MOT）》这个四个字组合成的词组可能不会陌生了。也许由此你可能认为，我们现在的企业非常重视客户服务，非常重视客户的感受了。我们要求服务人员以客户为上帝，以客户的需求为第一需求，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然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观点：中国的消费者有他们特殊的情况，你给予他们再好的服务，他们也会被低价格的同类竞争产品所吸引，中国的消费者没有忠诚意识，中国的消费者不成熟。所有这些说辞，都暗示着一个结论，即使强化一线的客户服务，仍然无法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因为问题出在中国的消费者身上。于是，中国所有大众类型的企业，如银行，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等，都存在着大量的投诉，客户不满，也因此，我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兵。但是，我们仅仅有一个，两个这样的典型。而《关键时刻（MOT）》，卡尔森给我们展示的全面地，系统地提高2万名一线人员的服务水平的流程和步骤，以及一些价值高昂的企业内部管理方法都展现在这本的图书中。

  20世纪80年代，欧洲航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要在众多强手间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卡尔森没有采用他曾经熟悉的价格竞争手段，没有采用消减成本的手段，他认为问题的实质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服务行业的竞争就是服务，客户满意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核心。

  当时，拥有数万员工的北欧航空公司常见的现象是，所有的人都显得忙乱异常，管理人员有抓不完的检查、监督与控制，忙于各种会议、报表和报告。“正是这样，我们忽略了顾客的感受”，卡尔森问道，“谁留意了顾客的真正需求？”请读者扪心自问一下，这些现象在中国的服务领域的企业中是否并不陌生呢？

  　

  客户匆忙赶到机场，发现没有带机票，回酒店取机票一定会错过航班，将这个困境解释给更换登机牌的服务人员，你认为她，或者他会如何处理呢？当你思考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前提条件，尽量不违反航空公司的严格的制度，尽量让客户理解并且满意，如果你是服务人员，你会怎么做？

  《关键时刻-MOT》揭示了，这个39岁走马上任的CEO如何为自己的一线员工可以完美地处理这样的小事而自豪，这样的小事被卡尔森——航空公司的总裁归类为“关键时刻（MOT）”。也正因为此，在仅仅1年的时间，北欧航空公司就扭亏为盈，从亏损800万美元到获得毛利7100万美元。两年后，北欧航空公司被评为“欧洲最准时的航空公司”。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航空公司集体亏损，业绩一致下滑的同时期内，北欧航空公司取得的这个业绩是具备强烈的反差的。

  作为推动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改善生活水平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完全可以用到企业的服务领域：“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为了提高大众的国民素质树立了太多的榜样和典型，我们有劳动模范，我们有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等这些荣誉，我们的目的与卡尔森是一样的，然而，由于方法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我们擅长的是号召、动员、挥师、群情激昂、一呼百应的感性运动。但是，我们仍然仅有那么几个标兵，几个榜样，他们的优秀的地方不能被量化，不能被严格的动作分解和工作内容描述，不能将美好的理想分解为具体的目标，将具体的目标分解为具体的步骤，将具体的步骤分解为可以看到的动作。

  但是卡尔森通过“关键时刻（MOT）”的概念来演绎执行层面的分解，有了分解的具体的动作，就有了让多数人快速掌握的方法。因此，并不一定要群情激昂，也可以实现每个人都做好事，而且基本上在工作时间都做好事。这也许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达到目的的不同的方法论吧。《关键时刻（MOT）》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从概念到实践，从实践重新提炼浓缩为新的概念，从公司的基层到中层到高层，把握关键时刻（MOT），迎接关键时刻（MOT），让关键时刻（MOT）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元素，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关键时刻（MOT）》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战略，现在他是一本书，包括了战略，包括了概念，包括了细节，包括了那些生动的，来自一线的故事，故事中有矛盾，有挑战，有冲突，这就是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关键时刻（MOT）。

• 读书笔记

  作者：上杉打老虎 发布时间：2020-01-10 14:43:00

  熊逸在《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一书的自序里提到了本书。《正义从哪里来》最初打算是作为《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的序言，最后越写越多，最终单独成书。本书一开始以及在香港出版时的书名都叫《谋杀正义》，2012年在大陆出版时改名为《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2015年再版时改成现名。

  本书开头的序言对诸如美德、武侠、宗教、侦探文学等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进行了重新阐述。正如序言标题《似是而非种种》所说的那样，很多我们熟悉的概念，如果深入分析，会变得“陌生”起来。这也就是熊逸写作本书的目的，熊逸在《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的自序里说，“《谋杀正义》，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否定了迄今一切正义理论的自洽性……尤其是那种规则性的命题，当其被带入实际问题的时候，只要改变表述方式就会导致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答案。”按照熊逸的解释，可能《谋杀正义》甚至《我们为什么离正义越来越远》比《正义从哪里来》更贴合本书的主题。

  正如熊逸所言，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功利主义、康德、罗尔斯、儒家等学派有关正义的理论“都是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最明显的就是熊逸对康德定言令式四个例子的反驳，每个例子被带入实际问题后，都能得出与康德相反的结论，使得康德的定言令式的普遍性受到质疑。

  逻辑一贯性是熊逸从本书序言开始就一直强调的。很多我们认为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其实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例如，“嫉妒心”一般用作贬义，但是嫉妒心表现在学习、工作上，却是被鼓励的，只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而已——上进心。熊逸用逻辑一贯性对各大学派有关正义的理论进行了检视。

  自由主义是近年来一大思想主流，米塞斯提出的“任何人的行为都只受到唯一的限制，即不对他人造成损害”，被自由主义者奉为典范。穆勒在《论自由》中同样指出，“人类获权——无论以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方式——干涉他们当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我保护”。但是，熊逸把自由主义理论带入实例，很快发现了漏洞。例如，奴隶解放损害奴隶主利益，不求上进的人突然变得上进会反而会伤害别人，吃人者和被吃者都是理性、自愿的，吃人行为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被允许且不应追责的等。上述例子与我们的道德观念相违背，所得出的结论甚至很荒诞。针对奴隶解放问题，米塞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所有人享有基本人权。但熊逸认为，基本人权并非普世的，天赋人权只不过是一个“高贵的谎言”，不自由、不平等、不独立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所谓的天赋人权只不过是“我们希望有这些权利，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天然拥有这些权利，并且应当拥有这些权利。”

  按照逻辑一贯性原则，人们接收恩惠就必须承担责任，无论恩惠是否得到你的同意，这是社群主义的主张。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拒绝为没做过的事负责，就应拒绝为没做过的事享福。我们与祖先在时间上处于同一个共同体，“我们在享受祖先给我们带来的历史荣誉感的同时，理当同时承担下来祖先所犯的过错，并且想办法做出弥补。”然而，根据心理学的自我归类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对祖先留下的那些负面遗产，我们至少想方设法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因为“对正面与负面的遗产同等地接受，这虽然合理，却并不合情，因为这实在有违人类天然的心理机制”。

  功利主义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按照这个原则，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是正当的，真实世界中，牺牲少数维护多数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个原则本身无法自洽。墨子“杀一人以存天下”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是值得的。但是，熊逸做了个假设，假设某人的幸福值大于零，而世界上其他人幸福值之和为负数，那么，按照功利主义原则，“杀一人以存天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功利主义可能会沦为统治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功利主义按照熊逸的分类，属于结果主义，也就是说注重行为产生的结果。那么，按照功利主义，独裁者只要能够增进人民的福祉就是正当的，无论采取如何卑劣的手段，甚至是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也不是问题，这也是蒙田所认同的。而且，因为利益是主观的，在巴厘岛社群内，人们认为殉葬能够通往幸福国度，被殉葬者都是自愿、热情地接受这一命运，按照功利主义原则，殉葬也增进了人们的幸福感，甚至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

  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在“奥米拉斯”的孩子和虔诚的宗教徒那里遇到了困难。熊逸认为，对于奥米拉斯的世界，“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无知之幕’之下都应该投票选择的，虽然自己有可能成为那个不幸的牺牲品，但理性人（或许康德除外）不应该考虑小概率事件，换句话说，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而这样的世界违反了康德的不能“以人为手段”的要求，先天存在道德瑕疵。而处于“无知之幕”之下的虔诚而刻板的基督徒可能会希望新世界是普遍贫困、充满奴役压迫的世界，因为基督教教义认为富人难以进入“神的国”，忍受奴役和压迫能够进入天国。虽然，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富人、暴君，但是这同样的小概率事件，对于修行大业来说是值得冒的险。当然，这样的社会对于非宗教人士而言是无异于人间炼狱。

  在对各学派正义理论进行检视，并认为各学说都存在逻辑漏洞。那么什么是“正义”？熊逸借奥古斯丁之口说道“如果没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么我就不明白了。”是的，正如熊逸在《中国古代的正义两难》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归根结蒂，正义只是一种相当模糊的、内部充满歧义的观念。”但是，有破就要有立，熊逸从人的本性出发，对“正义”进行了重新阐释。

  熊逸认为人性是道德中立的，不存在善与恶之分。“道德的要求其实不外乎是基因的要求；一切文明的粉饰，其根底不外是人类的生物性罢了。”人性善恶是“被人赋予的，是被放在社会规范下加以衡量的结果”。他从人是群居动物出发，而“只要存在群体生活，就会出现社会分层”，这与天赋人权所强调的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相反，也与现代价值观相左。而自由、平等、独立可能也并非是人类所追求的。熊毅认为，人的天性是喜欢稳定而厌恶改变的，很多人愿意为了稳定而牺牲自由。《宗教大法官》中，宗教大法官对上帝说道，自由是可怕的负担，是危险的，大多数人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在自然状态里，不存在自由、平等、独立等基本人权，一切都是以实力说话。在这样的社会里是不存在正义、道德问题的。

  “人天生就是追求‘不平等’的，所以才会追求‘平等’。”平等、自由、独立是人与人之间不断竞争、博弈、妥协的结果，在本书的结尾，熊逸说道：“所谓正义，不过是在世人的磨合、博弈中诞生出来的一种观念产品，就像一块浑金璞玉，在如此这般的言辞的利刃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越发被打磨成一个浑圆的球形。”而只有在双方地位相对平等时才会进行博弈，强弱悬殊时，一切遵循自然法则，而弱者只有服从的义务，甚至弱者的服从会被认为是美德。平等只是平等者内部的平等，公平只是平等者内部的公平。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弱者想要获得正义只有使自己成为强者，相对平等的地位是正义的一大基础。熊逸在《中国古代的正义两难》自序中说道：“对正义的诉求首先取决于对平等的理解。换言之，平等先于正义，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正义的不同理解。”正如蒲鲁东所言，正义就是“承认别人具有一种和我们平等的人格”。在熊逸看来，平等是自由、独立的逻辑基础，正义、道德、自由、独立等权利都是以平等为基础，失去平等也就失去了这一切。

  我认为，正义的定义（同样也包括其他一些哲学问题）之所以会变得模糊不清，是因为从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取得革命性进展，促进了社会变革。社会科学也不甘寂寞，很多学科试图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使得社会科学也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精确。康德将感性问题理性化的尝试就是其中一例。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相比原先的农耕文明更为复杂多样，我们需要更准确的定义来指导社会实践，特别是在一些边缘地带、交叉领域。然而，人始终是感性的动物，而感性是无法用数字精确测量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追求精确化的道路艰辛，且前途未卜。

  对于熊逸从人性出发对正义进行重新定义，我是赞同的。人类社会的任何制度、规则都是人制定的，这就必然带有人性色彩，要么顺应人性，要么遏制人性。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遏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发扬善的一面的过程。当然，随着文明的进步，善与恶的标准在不断的变化，基准线在不断的抬高。对于人性中我们不那么喜欢的一面，比如等级、贪婪、嫉妒等，要敢于面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几百万年进化的结果，都曾在进化的道路上帮助我们战胜艰难险阻，最终成就我们灿烂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