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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好会计•湖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初级会计电算化复习指南与机考题库》研读大纲，明确考试范围。熟悉教材，建构知识体系。阶段强化练习，巩固记忆，加深理解。选取套题，测试复习效果。针对练习及测试中的问题，进行查漏补缺。利用模考系统进行全真模拟演练，充分体验考试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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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华图•好会计•湖南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辅导用书:初级会计电算化复习指南与机考题库》研读大纲，明确考试范围。熟悉教材，建构知识体系。阶段强化练习，巩固记忆，加深理解。选取套题，测试复习效果。针对练习及测试中的问题，进行查漏补缺。利用模考系统进行全真模拟演练，充分体验考试气氛。

• 作者：晴天龙龙 发布时间：2012-02-19 18:03:53

  临床根本不可能实用！！

• 作者：思思李 发布时间：2017-03-24 07:46:09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在学习了

• 作者：AngelXeelaFish 发布时间：2019-05-06 16:24:24

  inspiration 和 ultimate goal还是挺鼓舞人心的

• 作者：米叔 发布时间：2014-01-07 15:44:33

  看了叔整整五天……很实用的，没白买，概念清楚，注意点和示例比较通用。P246 的频段特征主观术语图在调音响效果的时候有参考价值。记是记不住的所以买一本要用的时候翻一下就好。

• 作者：春春 发布时间：2012-02-16 20:00:34

  知识量特别大

• 作者：劈头士》睁木 发布时间：2013-07-29 22:51:32

  若想入世为人，并且做人做得如鱼得水，这本书该好好读上几遍，熟到手中无书，心中无书~~若想出世为僧，那则可弃此书如敝屣~~说话之道，百读不厌，当然更需要勤于操练~~宗旨是：以关怀代替质问，以建议代替责难~~【最后一部分幽默篇比较挫，基本就是笑话集。。。】

• 金理：个人经历与时代风貌的叠影

  作者：文景杂志 发布时间：2010-08-30 13:27:53

  　　 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7、8月号合刊

  　　

  　　一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口述史近年来已成为书界偏爱的选题，其实这类图书要获得成功并不容易操作。口述是互动的过程，需要口述者与采访者共同完成。相应的，对这两方面都有要求。从传主而言，口述史“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领袖人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点及面，窥知历史变迁的若干因果，此不待言；而“默默无闻的人们”身上则积蓄了大量来自民间和底层的信息，可补充大历史的残缺，甚至对公认的历史神话予以颠覆。本书传主刘绪贻似介于二者之间，刘先生不入庙堂，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来自学术与民间；但又当然不是“默默无闻”：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两年后在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学，1943年末赴美留学，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武汉大学，解放后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作等身，尤以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蜚声学界、影响深远。这是典型的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由其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确能勾画出时代风云与历史人物精神风貌的重要面向。但与“身份”相比可能更重要的是，口述史所选择的传主还需具备一定“特质”，比如思路清晰，既不能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又最好能坦诚相告、和盘托出。刘先生“记忆超人，九十年前学诵的诗文随口就能背诵”，每次口述之前都按照预先拟就的细目详加准备，为查找一个交往日期而翻遍数年日记（参见本书“后记”），这应该是史家专业习惯使然。而从“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章内容来看，可能确实做到了“敞开心扉”。就采访者而言更是要求严格，口述史的“田野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在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掌握人际技巧和社会技巧，同时也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口述史课题需要一系列技巧，这些技巧不是由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专家或写作好手独占的，它可以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提供合作。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智力，而且有时也能够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优秀的口述史作品往往根据口述者的录音材料，再综合多种史料，续以考辨、注解等工作，这本身已是一种历史研究。以前唐德刚先生风靡一时的《胡适口述自传》即属此类（考订周详且往往以美文出之，我尤爱读其中与胡适“抬杠”的文字），近年让人寓目难忘的则可举出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而本书的采访者亦步武贤者、取法乎上，力求“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

  　　第一章叙家世，开篇倒从“大势”谈起。“20世纪是人类应付古典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时代”，为了克服危机，人类创造了许多新的社会模式，这些模式的实践、演进造就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国家形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近百年来我的生活和工作，思想和感情，当然是会受到上述世界格局和国家形势的影响甚至制约的。因此，如我的口述自传合作者余坦坦所说，口述我的自传多少能反映20世纪的时代脉搏；要是能多多少少暗示21世纪人类和我们国家应该和可能走的道路，那就更是我求之不得的”。这自然出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专业“怀抱”。以下只是记录我阅读中采撷的若干细节，相信面对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曲折的书，不同读者当各有所得。

  　　　　

  　　二

  　　

  　　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今日已成为近代史学者的“共识”。此书提供的不少材料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互异与沟通。刘绪贻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塔尔乡罗家冲，在刘印象中，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跟我们罗家冲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影响很小，村子里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一种状态”。不过其中竟然也有新潮接受的种子，“1905年废科举后，我的父亲进过新式的黄陂县望鲁高等小学（当时小学是低级学校的意思，招收成年人）……他曾以赞赏的心情向我提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以及《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废科举最深远的影响是导致以士农工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解体，此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的正是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群体。科举制的废除断绝了如刘氏父亲这般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他也无法在新教育体制下跨入知识精英的行列（新学堂起初不乏“成年人”，但以后入学年龄则限制得越来越小），由此造就大量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今日研究者从社会史的分析得出，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子（而非“引车卖浆者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读者和最有力支持者。从刘绪贻父亲的经历来看，他并未适逢其会由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从“边缘”走向“中心”，由此改变自身命运；但他对新潮确是倾心接受：“赞成写白话文，不反对打倒孔家店，在家里实行天足运动，不包办儿女婚姻”，更可贵的是，他教书时，选择办学方针和一般私塾不同，不教“四书五经”一类旧书，“课程设置是按照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门关于小学课程的规定确定的”……边缘知识分子有不少“过渡”和“中间”特征，其身心徘徊在城乡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联系、沟通精英与大众的功用（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

  　　父亲的趋新不是普遍情形，大约1920年，他“离开黄陂以后，我就回到罗家冲，在老二房的叔祖父刘玉堂办的私塾里就读”，这时读的就是《百家姓》、《千家诗》、“四书”这类。本书中保留了不少刘先生的酬唱诗作，可见其幼时打下的旧学功底。从教育经历来看，刘氏身上有很深的中西、新旧杂糅的痕迹。傅斯年曾对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而向来被目为最西化、最趋新的胡适也坦承自己一身有“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者并存。1913年生人的刘绪贻身上也不免此二者并存，他的自剖是：“初中时，我的思想情感的主导方面虽然日益受到‘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倾向科学和民主，……而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又使我拖着一条清末社会读书人的小尾巴。有时我喜欢与自然和谐相处，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有些敏感，埋怨其破坏自然；有时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互相同情、互相帮助，既不要斗争，甚至也不要竞争，真正做到‘四海之内，胜于兄弟也’；有时我不免羡慕旧社会读书人才子佳人式的生活，或者红袖添香夜读书，或者穿一件绸长袍，走在田间，风吹长袍飘飘然；有时向往侠客行径，晚上穿一套紧身的黑色夜行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也特有意趣……”

  　　

  　　三

  　　

  　　此部口述史作品上卷从刘绪贻出生记到1947年留美回国，其中大部分内容围绕着教育经历。刘曾求学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首任校长杨昭恕重视教学质量，对教材的选择不独讲究规格，有的直接用原文书，一次在教师们因领不到工资罢课期间，刘绪贻将《范氏大代数》的全部习题翻译并解答出来，这可能是凤毛麟角，但确实让我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有新的认识。

  　　更令人瞠目的是清华大学对学生生活安排的体贴周到（刘在1936年入清华园）。“每间寝室住两个人，各有一床、一套桌椅、一书架、一衣柜。为防风沙，窗子有五层：最外层为竹帘，其次为百叶窗，再次为玻璃窗，玻璃窗上附一层白绸布，最里面是一层淡色厚布帘。此外，白天还有马拉洒水车不停地在各条路上洒水防沙。报到时每人发有两个布袋，晚上将要洗的衣物装在袋内放在寝室门旁，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人收了去，隔天早上，便可在原地取回盛有洗好烫好的衣物的布袋，而装有要洗衣物的另一布袋又被人拿走了……”今天各大高校的后勤部门，可能都无法提供这种“宾馆式”服务吧。

  　　清华如此爱护学生，究竟是要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教务长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效用，并非养成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通专虽应兼顾，而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尤应避免“专的过度”而造成“人格的畸形化”。今天中国各高校在倡言通识教育时倒不妨借鉴当年清华的具体措施：“大学的头两年不分院、系、专业，即使定了也可以随意转，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读至少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文法科的学生必须至少选读一门理科课程”，而名教授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都教本科生……“我投考清华时，遵父亲遗愿，报的是化学系；第二学年我为了提高自己英语水平，读了一年外国语言文学系；第三年我才决定转入我所喜爱的社会人类学系。并且选读了生物学……”刘先生成才，正是清华通识教育的成功范例。

  　　卢沟桥事变后，刘绪贻回到武汉。身无分文，和几位北大学生以清华、北大同学的名义，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以解决生存问题。当招生广告在武汉市的报纸上出现后，清华有关部门特意致函武汉市清华同学会会长、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国桢，请他调查一下，究竟这个补习班的负责人中是否真有清华同学。“接着，我们就受到吴国桢秘书的通知，邀请我们某日某时到武汉市政府去见吴市长”……战火纷飞中清华办事依然一丝不苟，今日举着名校招牌的、形形色色的机构遍地开花，却不知有多少高等学府能像当年清华大学一般爱惜羽毛。

  　　西南联大已成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神话，回忆录、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此部口述史相关内容中提供的新鲜记述不多（颇值得推荐的是名师众生相中“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最让我难忘的倒是这样一个有趣细节：1936年，“正是我运交华盖之时”。从国家来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从家庭来说，椿庭已空，弟妹俱失学。从个人来说，由于家庭变故，不独1935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因阮囊羞涩而却步，而且幸遇的红颜知己也几致“他生未卜此生休”。此情此际，有一天在朋友处看到一本《中学生》杂志，其中有一幅丰子恺先生题名为“朝暾”的漫画，画面上一颗劲松，一片蓝色的湖水，湖外一轮初升的红日。松树上有个鸟巢，巢里飞出几只小鸟，向着红日展翅。湖上一只小船，船上几个健康活泼的儿童，奋桨划向红日。整个画面朝气勃勃，生气盎然，显得前程无限，给人以强烈鼓舞，使人充满希望。“这幅画虽非徐悲鸿的骏马、凡高的向日葵，但却深深打动我的心灵”。于是向朋友要来，“自此以后，直到我1937年6月末离开清华南下，我总将它贴在我卧床靠近的墙壁上，晨起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日精神振奋；睡前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夜梦境安宁。我真记不清有多少回它在我痛苦失望之时给我以安慰和向往。北平沦陷，清华被日寇占领后，我再也见不到留在清华园的这幅画了，但我经常怀念它”。到蒙自后，刘在报纸上看到丰子恺先生当时流寓贵州省玉屏县，怀着试一试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我对那幅画的深情，那幅画对我的意义，以及我失去那幅画的怅惘之情”。然而出乎意料，时过不久，刘绪贻就收到丰子恺寄来的一幅题名为“天空任鸟飞”的新画。画面上一个凉台，凉台上一个儿童打开鸟笼放走一只小鸟。“我体会先生意思是劝我要胸襟开阔，既可以搏击长空，扶摇九万里，又可以寄迹山林，悠然自得；不要作茧自缚，自寻烦恼。……这幅画我珍藏了三十多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偷走了”。从今人的眼光来看，比大画家给素昧平生的青年回信、赠画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和画竟然能如此亲密，“晨起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日精神振奋；睡前看它几眼，往往使我整夜梦境安宁”，初看之下未免觉得几分矫情。我想起沈从文先生在抗战中说：“从后面轰炸饥饿中来的，虽尽管形容枯槁，衣裤褴褛，却于神情中见出一种不惊、不惧，嘴抿得紧紧的也不声不响，感觉个人未来与国家未来，都可一身担当，都得一身担当。明白个人忧乐与国家荣枯分不开，脱不掉。”（沈从文：《谈苦闷》）。我们已渐渐远离那个“一身担当”的时代，个人与族群、国家、历史的那种生动、内在而健康的联系已被渐渐“分开”、“脱掉”，所以我们不太理解刘绪贻和那幅“朝暾”漫画的亲密，这种亲密中，倒兴许恰恰含藏着艺术、现实与个人最理想的互动关系。

• 《现代学人的信仰》题记（刘梦溪）

  作者：阿紫 发布时间：2015-09-06 12:47:10

             中国现代学术就历史时间段而言，主要指晚清民国以还，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前后，以及后五四时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后来与当代学术段域相重合部分，前后经过了百年的时间。中国现代学术的总成绩，我认为那是清中叶的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

  　　不同于往昔的特殊之点在于，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问结构，在西学的训练方面，无论汉、宋儒还是清儒，都不能与之同年而语。而他们的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此无他，盖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身世经历使然。他们处身于社会转型、新旧交替的开放之世，往往十几岁或二十几岁，便负笈游学欧美和日本，掌握一到数种异域文字，屡见不鲜。他们中的佼佼者又大都出生于旧学根底深厚的家庭，所受教育得天独厚，诗词古文和四书五经不必说，有的十几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前四史和诸子集成，特异者至有能够背诵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所以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值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交织震荡之时，他们自身却从不发生文化失重现象。陈寅恪十三岁开始游学日本，后断续在欧美的大学和研究院，前后停留异域有十七年的时间，主要以研习治学工具为课业，掌握十余种外域文字，所受西学浸润自不待言。但寅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露出西学的痕迹。相反一再申说嘱咐：“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如是，本书所涉及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马一浮、章太炎、熊十力、冯友兰、蔡元培、傅斯年等现代学人，莫不如是。钱锺书掌握的外域文字看来没有陈寅恪多，但对英、法、德、意、西班牙诸国文字运用的精熟，容或在陈寅恪之上。但钱先生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胡适之先生早年尝有“西化”之说，但英文笔下关涉到中国文化，正面叙论之外鲜有异词。王国维则视古今中西之“学”为一体，认为强为之分中西、分古今、分手段和目的、分有用与无用，均所谓不知“学”者也。

  　　王国维扮演了现代学术开山的角色，早年究心西学，对西哲康德、叔本华读其书而大好之。嗣后一变而为中国诗学和宋元戏曲，再变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学术创获在现代学人中首屈一指。但一生矛盾，遽发一时，最后以自己的方式遁走人寰，时在1927年6月2日。两年后，与王气类相投的陈寅恪，受命撰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的经典名句是：“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又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标为学必须具备的“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视若生命，终生以之，绝不动摇。中国现代学人的志节、精神、信仰，王、陈堪称典范。

  　　五十年代初陈寅恪还曾说过：“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揆诸百年以还的中国现代学人，无一不可为证。梁任公的笔墨含情、汪洋恣肆的大块文章，盖其思想自由使之耳。章太炎的挥斥古今，空诸依傍，牢狱不能折其志，羁縻无法诱以降，亦独立自由之意志挺之也。相反，为学而不能守持独立自由之意志，则学术创获必受影响。

  　　高士逸人马一浮，居僧舍，栖陋巷，学富五车，粹然儒宗。不意日寇犯华，战乱流离之际，应民国政府之最高层邀为创办复性书院，虽有一定经费拨给，仍恪守学术独立，坚持书院置身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而前此讲“六艺之学”于播迁至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开讲即向诸生示教言曰：“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其怀抱信仰由国族而及于全人类，当艰苦蹇难之际，发此沉着刚毅之音，信念何其坚牢乃尔。他的精神旨归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而在1938年6月，马一浮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序中，又引《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对“士”的解释。哀公问孔子：“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回答：“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马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古代的“士”，即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知识”的“知”，须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知而能行。行亦不在多寡，重要的是“审其所由”，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既然做了，就无不可对人言。问题是要“审其所谓”，明白其中的道理为何。此即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认知的意识。所以《大戴礼》释“士”，才有“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的关键词。不可“易”者何？“士”之“志”也。无论贫穷抑或富贵，都不能降其志。《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亦为斯义。马先生解“志”为“敬”，即个体生命的自性庄严。这和陈寅恪力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若合符契。我近年研究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可能有的意义，尝提出“敬”这个价值理念，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中国现代学人中的第一流人物，正是由于做到了志不可夺，独立自由之意志不可动摇，学问与人格才见出精彩。王国维如是，陈寅恪如是，马一浮如是，钱锺书亦复如是。只不过呈现的方式，因各人的经历、环境、性格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对学问本身的坚守，即为独立自由之意志未见夺的表现。主张历史写作可以带有审美追求的张荫麟，只活了三十七岁，但以高才与执着、勤奋与敏锐，赢得同侪俊杰的一致赞许。他的学问如同他的性格，最当得“不苟”二字。不到二十岁时他就提出，学者应有“作家的尊严”。所谓“作家的尊严”，就是为学为文要独到，有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其所著述与所言互为表里，皆能“审其所谓”和“审其所由”。一部仅写到东汉的《中国史纲》，引无数学人竞折腰。他的早逝，实与情感的挫折有关。但在他的好友、哲学家贺麟看来：“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陈寅恪、吴宓、钱锺书、熊十力、钱穆等学术重镇都曾为他的早逝著文哀悼。陈的挽诗有“与叙交情忘岁年”句。钱锺书的哀诗则云：“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末矣。”不约而同地表达惺惺相惜之意。本书所收《悲剧天才张荫麟》一文，所叙论掘发即为此一义谛。

  　　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人发生兴趣，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学术转变。我由阅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而窥得现代学术的无量藏。大家知道本人在二十年前，曾主持编纂过一套大书，名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两千余万字，积七年之功始竟其役。此举的是非功过姑置勿论，对我个人为学而言，是使我有机会熟悉现代学术的知识谱系，包括典范人物和历史流变，如历史的记录影像一样刻印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不说，想忘却他们已不能做到。后来我的集中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几宗学术个案，即与此直接有关。他们之外的现代学术人物，亦难免时而专论，时而合论，不断地反复出现于自己的笔端。本书所收的各篇文字，就是二十年来陆续所写。只有《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和《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两篇，是为最近写就。其实我研钱所下的功夫，一点不少于陈寅恪和马一浮，此两文的成稿，我感到了些许安慰。

  　　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独标与秀出、性情与著述、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磨的典范意义。他们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恰好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所缺乏。缅怀赵朴初和柳存仁两先生的文字一并收录，是觉得他们身上不无我心仪的现代学人的流风遗绪，亲聆謦欬，感会尤深。附录的文字则关乎读书、为学和儒家的信仰传统，仅供本书读者聊作参证而已。

  　　　　　　　　　　　　　　　　2015年4月3日记于北京之东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