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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名楼遍布大江南北，东有阅江楼、城隍阁、天一阁、望海楼，南有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天心阁，西有鹳雀楼、钟鼓楼、大观楼，北有蓬莱阁等等。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名楼文化，2004年由岳阳楼等六大名楼发起，在湖南岳阳成立了中国名楼协会。协会成立至今正好十年，成员单位已由初的六家增加到了十三家。中国名楼协会一直致力于名楼文化的保护，着力挖掘各楼深藏的历史文化内涵，推动名楼文化保护机制的形成，指导名楼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各个名楼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它们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见证。中国名楼协会力求通过对名楼的科学分类研究，以文化发展脉络为线索，探究历史文明的演进和特色；通过对名楼文化遗产的保护，塑造城市文化景观，引导人们发现中华文化之美，提高人民的整体文化品位。邹律资主编的《中国名楼(历史文化遗产)》内含丰富的、大量的精美历史文化名楼图片，反映了各大名楼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与发展，能够使读者通过视觉直接感受到我国古代建筑之美之飘逸潇洒，对全面了解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名楼具有极大研读价值，并且具有重要的资料保存价值。

岳阳楼

黄鹤楼

滕王阁

蓬莱阁

鹳雀楼

大观楼

阅江楼

天心阁

天一阁

钟鼓楼

城隍阁

泰州望海楼

温州望海楼

名楼协会十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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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rieszy 发布时间：2019-01-28 14:12:06

  虽然成吉思汗是12、13世纪之交的人物，但是当时的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混乱的多部落地区，很多关于他的早期事迹都口耳相传的故事而算不得信史。这也着实为难了很多历史学家。能将如此多的记载整理总结本来就是件值得一说的事情。

  无论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多伟大，蒙古军所带来的杀戮和破坏是不可磨灭的事实，至少在有效的建立官僚体制对统治区域实行有效统治和管理已经是他子孙的事情了。没有任何为他的暴行找借口的空间，也没有诋毁他作为同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天才的理由。成吉思汗是一代不世出的游牧民族的天才领袖，成功的统一了蒙古，成功的让东西方有了广泛的连接。但是他也埋下了帝国分裂的根源，虽然分封是所有游牧民族在管理大片统治区域的通常手段。

• 作者：不定 发布时间：2020-08-15 22:31:19

  有些讲得不太清楚，还得我再百度一下呢~~~much, a lot of, many的肯否句用法到底是？

• 作者：Angeline35 发布时间：2014-09-18 21:14:10

  刚收到不久就出门了，回来发现已经快被我爸爸翻烂掉了orz

• 作者：陶朗歌 发布时间：2019-09-13 23:58:49

  二星全部给乱老师的设定和坚持。但就故事本身而言，似乎还不足够好，人物都太单薄了，情节的推动力完全不够，角色行为动机匪夷所思，可以参照下同类型的《黑猫侦探》。另外，这不叫赛博朋克，叫生物朋克更合适？猎奇的怪物设定足够有吸引力，但靠设定撑起一步作品太难了，而且怪物设定一以贯之的话，这么长的作品看下来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反应。应该多引入一些其他更具普世审美标准的角色来中和下。

• 作者：眉梢黄梅雨 发布时间：2019-03-30 18:46:14

  7

• 作者：哈洛猴 发布时间：2022-05-12 22:33:15

  意外有趣的书，简洁又短小精悍。充分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和历史社会背景。

• 《朗读者》：当“见证”成为一种罪

  作者：思郁 发布时间：2009-03-09 03:25:30

  小说《朗读者》，对汉娜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对母女，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女儿在战后写了一本书，成为了审判和定罪汉娜的证据。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和曾经爱过汉娜的少年米夏•伯格，当他读到了那本幸存者写下的见证之书时，却觉得那本书仿佛是“身外之物”。他毫不掩饰对这本书的距离感，“它既不能让人认同，也不能让人同情，正像那对母女，正像那些同她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其他人一样”，读这本书“无论是集中营的头目，那些女性看守，那些穿军服的警卫部队，面目和轮廓都很朦胧模糊，无法叫人感同身受，没法让人判断他们的优劣好坏”，“书中散发出一种麻木不仁”。叙述者米夏最终说到了对这本书的评价，说作者给关在集中营多年，居然幸存了下来，还给这段生活赋予了文学的形式，“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如此轻描淡写，如此理智冷静，如此麻木，甚至能听出一点点讽刺的意味。米夏怎么能这样说？

  众所周知，从二战以后，在那些从战争和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幸存者写作或者说是见证文学。学者徐贲曾就此分析说，这类著作一般都不是精致的作品，他们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全在于故事的遭遇、事件、环境非常特殊的缘故，因为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就已经足以引发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兴趣和想象。这类文学的代表作比如有维赛尔的《夜》。维赛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活下来，不仅是一个幸存者，而且还成为了一个讲述灾难故事的见证人。他坚持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但在《朗读者》中，幸存者写作成为了定罪的证据，成了杀人的凶器，成为了嘲讽的对象。这种模式的写作本身是为了反思历史才产生的，但现在成为了另一种反思的对象：人类的文字是否有能力写出纳粹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对人性的摧残？主体到客体的转换预示了反思本身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体对单纯客体的压制。在小说中的审判汉娜的场景中，法庭的成了一个虚无的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本身并不能带来公正的象征。

  首先，汉娜的罪毫无疑问是一种个体的罪，但在接受审判的语境中，她的罪已经成为了整个纳粹的所犯罪行的象征物，她所承受的是整体纳粹的审判。其次，汉娜作为曾经的纳粹体制中的一份子，无疑在接受审判时已经被先验地定罪了，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过场。也许在审判的过程中，公众通过这种治罪的形式可以转移或者转嫁出去自我的心理创伤，达到遗忘过去的伤痛，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从这种意义上，汉娜本来是罪犯，但是现在成为了受害者，接受审判和质疑的恰恰是公众，他们是这场审判心领神会的共谋者。另外，在审判汉娜的过程中，法官以道德的眼光衡量这些罪犯，虽然有幸存者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实际的语境中，我们谁也不知道人性会承受多大的考量，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集中营生活的人没有权力对那些无论是受害者或者罪犯进行审判。在接受法官看似愤怒的、正义的、道德的、公正的询问的时候，汉娜一次次显得疑惑不安。她一次次反问着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她不是在质疑，不是诘问，而是无比困惑和严肃的口气。因为在实际语境中，她其实是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是别无选择。作为集中营的看守，她需要每周挑选十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去送死，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干这份工作都是如此。这并非说是为她无罪辩护。汉娜的罪是作为纳粹体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她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也许，她最为不该的是选择了作为纳粹看守的工作，她是因为选择而获罪，而不是她的工作。

  在那次教堂大火中，三百人惨遭死亡，因为没有一个人去打开教堂的锁。面对法官“为什么你们不去开门？”愤怒的发问。其他的看守都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她们自己也受了伤，或者轰炸把她们也吓住了，或者轰炸后她们每人都在忙活着等等。而汉娜的回答则显得诚实的多。她最初说，“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做才能救出她们”。她后来又说，倘若把大门打开的话她们就会冲出来。法官问是不是害怕囚犯们会把她们制服。汉娜回答说“……不，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恢复秩序呢？会起一大片混乱，我们根本管不了。再说要是他们想趁机逃跑……”，“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在营里，在路上，这才是关键”。汉娜相对其他看守的回答显得愚蠢而又诚实。但正是这种老老实实地回答才激怒了法官和旁听的观众。在此刻，显得悖谬的是，谎言代表了顺从，接受审判的诚意。而汉娜的诚实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法官和公众们的挑衅和反抗。而最终对汉娜的决定性的审判，那份报告的出现，以谎言的形式对汉娜进行了定罪。她是一个文盲，不会书写，所以报告不是出自她的手笔，但是为了维护她的秘密，维护她的自尊，维护她是一个文盲者的事实，她宁愿接受了其他看守对她的指控，承认那份报告出自她的手笔。法庭以谎言的名义对汉娜进行定罪。

  在审判过程中，有个明显被悬置的问题。如果说汉娜因为没有打开教堂的门，导致了三百人被烧死在火中而获罪。我们也许该追问，这场灾难最初是如何发生的？火灾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最直接的问题是，从天而降的炸弹从哪里来？对敌军和纳粹的轰炸，毫无疑问是，炸弹是我们投下的，是反法西斯者，是正义的一方。这场灾难的元凶，火灾的制造者，三百人的杀人凶手，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人。以正义的名义制造的杀戮，也许因为其高尚的正义性，所以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并把这种杀戮所导致的愤怒和公共危机转移到了纳粹战犯和汉娜身上。这种审判有何公正性可言？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次审判，也许不是为了伸张正义，仅仅是需要而已。在审判中，公众破碎和受伤的心灵重新聚集了起来，他们的愤怒声音混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再害怕，不再懦弱，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逝者已去，但是生者还要活着，这种痛苦和绝望除非得到释放和宣泄，否则望着那些逝者的亡魂哪有活下去的勇气？

  小说中，米夏在汉娜被定罪后去了集中营，但是面对废墟，他根本无法想象出原来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今天，关于集中营有这么多书籍和电影，集中营成了我们的集体想象，补全了我们日常的世界图景。我们的想象力知道如何优游其中”，“从前想象只是静态的，集中营令人发指的罪恶似乎不适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撰写的材料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情景，而这些情景却往往会起反作用，把人们的想象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是不是正是因为公众对集中营的记忆的日益模糊和遗忘，才使小说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选取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与三四十岁的纳粹女看守之间的不伦之恋作为吸引读者关注这一严肃问题的噱头？

  顺便说一下，先看的电影，后读的原著。电影比原著精彩，因为凯特•温丝莱特的出演；原著比电影丰满，因为那些不可忽视的细节和那些发人深省的追问。

  思郁

  2009-2-28书

  朗读者，【德国】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

• 中国西南的文明曙光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1-06-02 09:20:39

  每个中国人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18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的元谋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但人们又常常抱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历史观，认为中国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那里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摇篮），然后才向四周扩散。在这一图景中，中心的光明之外是黑暗的四周，例如西南诸省，似乎在中原文明抵达之前，那里都是没有历史的。正因此，当1986年三星堆文物出土时，人们在震惊之余大感困惑，这迫使人们对西南的早期历史作全面检讨和重新挖掘。由于史料极端缺乏，考证有时无异于猜谜，一时坊间出现许多“大胆猜想”的读物，有些玄想式考证甚至断言三星堆文明源自两河的苏美尔人。

  史迹越是渺茫难寻、无从下手，越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综合能力，否则仅作无根据的联想毫无价值。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出土文物互证），在对西南早期文明的研究中，饶宗颐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主张再加上古代部族活动区域的地望来钩沉古史。就此而言，不仅那段历史堪称“西南文化创世纪”（当然，这里说的西南主要是指四川盆地），对它的研究方法也可说是给中国古史研究中具有创世纪般的意义。不夸张地说，虽然在三星堆、金沙文物出土时，每个人都知道西南的远古史必须要重写了，但恐怕直到本书出版，人们才算知道怎样何才能重写这段历史。

  除了总的考证方法之外，本书分为两部分专论：前半主要是释读商代甲骨文来钩稽殷商时代的西南历史，后半则综合运用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材料阐释远古西南的传说、崇拜与对外交通。虽然其中不少材料并不新异，但在不同的视角下，它们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例如学界都认为商代甲骨文卜辞中记录有河、洛、淮等中原地区的河流之名，但却没有见到南方长江流域的江、汉两条大河之名。饶先生在此旁征博引，考出甲骨文的“工”即指长江，而“漾”通“洋”，即指汉江。这表明三千多年前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商人，对南方地理的了解超出了人们原先的料想。

  不仅如此，通过对古代一些部族迁移活动在地理上留下的痕迹，并与甲骨文、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商代武丁以后西南各部族的地理分布也真正被全面勾画了出来。如古代彭氏部族在今四川彭山县、甘肃彭原县、蜀天彭门等留下的地名痕迹，以此入手，逐渐顺藤摸瓜，复原出商代时该族在四川盆地的大致分布范围。在此之前，正如书中所言，“长期以来，西南的古史活动记载是一片空白，虽有一些扑朔迷离的神话围绕着，事实等于零。”但现在有了这些清晰梳理出来的线索，人们已可证实：西南地区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和中原的商文化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有些部族甚至参与了后来周武王伐纣的战争。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商时期的巴、蜀文化面貌彼此是非常接近的，而且都受到商文化的很大影响。既然有影响，必然意味着有交流，而交流则意味着两地之间交通往来的事实。四川盆地四周群山环绕，后人似乎很难设想在三四千年之前的时代，人们竟然能打破地理隔绝，穿行于中原和西南之间。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力就在于商王朝对玉石的寻求：安阳殷商墓葬中出土的不少玉石是新疆和田玉，而西南的岷山道自古是西域入贡之孔道，这种矿产开采和物品交流的需要遂成为刺激两地文化影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很可能大大低估了古人对外开拓的能力。四川茂县曾出土青铜器及玉石，证明岷江上游远古曾建立国家，而这些器具则明显受到中原影响。李学勤曾说：“自古称蜀道之难，但我们以三星堆的蜀文化与中原的商文化比较，证明两者间交往是畅通的。商文化的影响相当迅速地到达蜀地。”

  但西南文化也并非一个被动的受影响者，三星堆文物鲜明独特的个性就是明证。英国学者Jessica Rawson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中就已注意到，殷商控制地区中，祖先崇拜是宗教祭祀的中心，青铜器常被用为器具；而三星堆却相反，其青铜器主要是偶像。此外，作为南方文化的体现，三星堆文物上的人物形象无论贵贱都是跣足，流行戴脚镯、手镯。西南文化在中国向来别具特色，其根基很可能在远古时代就早已奠定。

  饶先生在这里也给出了佐证。通过对《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向来被认为荒诞不经的史料的解读，他从西南地区的神话、崇拜入手，试图复原尚处于文明曙光时期的西南文化。这些记载有一些是相当可贵的史料，反映了西南当时有异于中原的信仰和习惯，如江神被称为帝、头戴恐怖面具以驱吓恶鬼、蛇崇拜与象征复活的鱼图腾、纵目人神话。他肯定了史学家蒙文通的发现：《山海经》中的“中山经”与“海内经”都把四川视为天下之中，前者对巴蜀山川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部分即便不是出于巴蜀人立场所作，至少作者对于巴蜀史地的知识极丰富。这又进一步证明，远古时代四川盆地与中原已有密切联系。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说，中国早期文明至少可以分为六大区系，其中黄河中游区域与其说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不如说是起到凝聚作用的熔炉。西南远古史的再发掘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殷商时代的中国不仅有多个彼此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文明中心，而且和中原的商王朝之间的互动一直在进行之中。饶先生在《梵学集》等著作中也早已关注到：印度甚至西亚的文化，经过缅甸和西南的通道（所谓“蜀身毒道”）早已渗入到中国古代的文化之中。

  这不仅是对西南远古史的重建，还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原本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西南早期与中原的互动的历史可能是人为虚构的。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就认为，正史中将巴蜀视为华夏域内、记载巴蜀在殷商时代就参与华夏政治，这些都只是意在将巴蜀编织进大一统的史观之中，“强调巴蜀在中原之历史大事上并未缺席”。但从现在看来，恐怕未必能认定这些都是后人建构的，相反，那很可能确实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