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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零七回 传承（下）

百零八回 找寻

百零九回 选择

百一十回 排名赛

百一十一回 植物学院

百一十二回 巨剑山之行

百一十三回 再遇炽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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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자기 发布时间：2023-11-04 17:56:18

  笑死戴沐白和独孤博一个比一个嘴贱

• 作者：忧郁蓝调 发布时间：2020-04-15 19:15:37

  独孤博

• 作者：六欲浊流谢晦渊 发布时间：2018-03-18 18:05:42

  三星半，有些细节不错，但是机制梳理的一般，不过也正常，吃公门饭的也没法说低端群众对高端产品的刚需

• 作者：Autumn 发布时间：2020-04-05 05:46:02

  是老怪物独孤博

• 作者：一块鹅饼 发布时间：2024-01-14 23:08:26

  오늘 꿈에서 나랑 산책하자

• 作者：froggy 发布时间：2016-03-19 09:21:32

  全史，但是无论是史料还是分析都欠火候

• 浅谈《新五代史》里的“以天下为己任”

  作者：墳的前面 发布时间：2020-08-25 23:57:02

  前些日子翻看一本教辅资料，看到一个文言文的题目。这个题目引用了一篇小文，摘录于下：

  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小文内容本身实际上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问题在于最后的作者，我看起来觉着非常别扭。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欧阳修既然是给范仲淹写神道碑铭，何以在文内两次直接称范仲淹之名呢？这很不符合古代的礼仪规范。第二，文里的一句“以天下为己任”，与我了解到的欧阳修在其他文章里用此句的意思似乎有所不同。所以我很怀疑这篇小文是否真是欧阳修所写。到网上查，发现欧阳修确实写过这么一篇同名的文章，但内容却完全不同。我所关注并怀疑的那两点，在真正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里，都是没有的。原文除了“公讳仲淹，字希文”这个开篇必须提到名和字的地方提了一下名，其他部分连字都没用，而是全用“公”字代替范仲淹，以示尊敬。而题目引文中的那句“以天下为己任”，原文里语句与其意思相近的，大概也只有“慨然有志于天下”这句了。

  本文无意谈题目本身出现的问题，也不去追究题目中的小文到底出于何处，我想讨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在我所见过的欧阳修其他文章里到底是怎么用的。因为对于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以天下为己任”是一句非常正面的褒义的话，是形容一个人大公无私、勇于担当、敢为天下人谋福的。现在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那简直可以说是对其最高的赞誉之一了。然而，欧阳修的文章里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呢？

  欧阳修作为一位名传千古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那就是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新五代史》。此书不仅是正史，而且书内的文章从文学角度讲，也是出了名的好。我们在中学时期学过的一篇《伶官传序》便出自此书。前些年我曾通读过此书，书内有至少三处提到了“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分别是：

  ①“庄宗与诸将以兵取天下，而崇韬未尝居战阵，徒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将相，遂以天下为己任，遇事无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

  ——《卷二十四·唐臣传第十二·郭崇韬传》

  ②“重诲既以天下为己任，遂欲内为社稷之计，而外制诸侯之强。然其轻信韩玫之谮，而绝钱镠之臣；徒陷彦温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严一出而知祥贰，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骚动，师旅并兴，如投膏止火，适足速之。此所谓独见之虑，祸衅所生也。”

  ——《卷二十四·唐臣传第十二·安重诲传》

  ③“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

  ——《卷五十·杂传第三十八·王峻传》

  我们细分析以上三段话中的“以天下为己任”，会发现它们均或多或少地有形容该大臣目空一切、独断专行，甚至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意思。①说到郭崇韬，言其“遇事无所回避”；②说到安重诲，后面言其是“独见之虑”；③提到王峻则言其“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由是益横”。欧阳修是传统儒家道德的坚定捍卫者，他在《新五代史》里极力提倡忠义气节，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即称冯道为“可谓无廉耻者矣”，便出于这种思想。从这方面来理解，“以天下为己任”在欧阳修的笔下，至少在《新五代史》这部书里，是含有贬义的。所以当我读到那个题目里说欧阳修也用这个语句来形容范仲淹，我便感到有点奇怪。

  明晰欧阳修曾有过这个贬义的意思后，那么我们又要问，欧阳修是一直这么用这句话么？我目前没有找到资料可供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欧阳修之前与之后，其他人文章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褒贬性又如何呢？

  我在网上简单搜检了一下，较早的比如西晋时期的《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里，称杨阜“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天下为己任”完全是褒义的。再后来的南北朝时期的《魏书·卷二十二·清河王怿传》、唐朝时期的《北齐书·卷三十·崔暹传》《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梁书·卷三十六·孔休源传》等，也是如此。到了五代时期编修的《旧唐书》，性质开始有了些微变化。《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称“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已可见相关人物在“以天下为己任”时是“自负其才……诸将无敢言者”了。在稍早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旧五代史·卷五十七·郭崇韬传》里的“议者以崇韬功烈虽多，事权太重，不能处身量力，而听小人误计，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迹，其祸愈速。性复刚戾，遇事便发，既不知前代之成败，又未体当时之物情，以天下为己任，孟浪之甚也”，我们更可以看出其贬义的味道。而在稍晚于《新五代史》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则各有侧重，褒贬皆有，可参考《隋纪四》与《唐纪三十二》等篇。至于后来的性质变化，似乎就是又开始主要往褒义方面走了，比如元代的《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明代的《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等。到今天，我们把它则完全当作褒义来用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以天下为己任”这六个字的褒贬性的变化，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某些词句的习惯用法在历史上会发生变化。我现在没有能力去搜罗更多资料来分析这种变化的具体过程，也没办法具体分析导致其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但我们从这种词句的变化来映照自身，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看待问题需要用一个变化的眼光。只有“以变应变”，我们才能尽量地接近真相，才能更好地准确地理解我们看到的东西。刻舟求剑是一个寓言故事，可以说读到这个故事的大多数读者都会把故事里的人物当作一个笑话看，但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反思我们自己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地常用这种僵化停滞的思维去看问题。再推广了说，不单是一个名词、一句话随着社会变迁会有所变化，即使有些思维僵化的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思想也可能会产生变化。我们看待历史要用变化的眼光，我们看待现实也需如此；我们看待他人需要用一个变化的眼光，看待自己也同样需要。即便我们不能每每都做到这一点，但常常提醒自己要这么做，我相信益处总归是大于坏处的。

  ——2020.8.25

• 垮掉的一代哪里去了

  作者：吴从周 发布时间：2009-12-17 05:03:30

  　　40年前的10月21日，杰克·凯鲁亚克死了。

  　　他死于长年的酗酒，无法遏制的内出血杀死了“垮掉的一代”最伟大的作家。凯鲁亚克的第三任妻子斯特拉跟他在一起，但是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整夜吐血不止，束手无策。当他被送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德斯堡医院时，医生也无计可施了。

  　　在被酒精和毒品彻底击垮之前，47岁的凯鲁亚克已经文思枯竭，穷困潦倒。他从出版商那里预支了书稿的报酬，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叫《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个题目借用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最臭名昭著的格言。

  　　这一年是1969年，激动人心的60年代即将终结，“垮掉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

  　 　“垮掉的一代”聚首

  　　凯鲁亚克出生在1922年春天，马萨诸塞州。那里也是亨利·梭罗的故乡。这个有法国-加拿大血统的男孩子出生时名叫让·路易·凯鲁亚克，到他28岁出版第一本小说《小镇与城市》时，才改名叫杰克。

  　　凯鲁亚克出生的小镇名叫劳厄尔，曾经是新英格兰的纺织中心，兴盛一时。不过凯鲁亚克生不逢时，当他的法国移民父母从加拿大魁北克搬到这里时，它已经盛极而衰，变成一副穷困破败的模样。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在镇上开了一家印刷厂，一家衣食丰足，还算过得去。

  　　凯鲁亚克在劳厄尔长到6岁，才开始学习英语，因此，在小镇上的其他孩子眼里，这个相貌俊秀的家伙小时候总是嘟囔着一种古里古怪的法国方言。

  　　无论如何，小凯鲁亚克是一个让大人们骄傲的孩子。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迷恋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甚至崭露头角的威廉·萨洛扬和海明威。尽管生性腼腆，这个孩子在运动场上却充满活力，喜欢骑马，对棒球和足球也乐此不疲。在小凯鲁亚克身上，能看到一个标准的美国社会精英的影子：文雅、健康、有品味，谁也想不到他后来会流浪、酗酒、吸毒，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标志。

  　　凯鲁亚克14岁的时候，一次洪水摧毁了他父亲的产业，家境从此一落千丈，母亲甚至不得不去鞋厂打工养家糊口。加上年幼时哥哥杰拉德的夭折，这些变故使凯鲁亚克的心灵遭受了终身不愈的创伤。

  　　1939年，17岁的凯鲁亚克迎来了初恋，与一个叫玛丽·卡勒的姑娘坠入爱河。但是出于对探寻新世界的渴望，凯鲁亚克选择远赴纽约，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因为橄榄球打得好，哥大为他提供了奖学金。在一年的预备学校期间，他学业成绩优异，热爱惠特曼和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并为爵士乐所着迷，但是也开始染上了醉酒的毛病。

  　　凯鲁亚克没有参加预备学校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买不起白色礼服。在举行典礼的体育馆背后，凯鲁亚克坐在草坪上，一边嚼着草叶，一边阅读惠特曼那些粗野的诗句。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比赛中凯鲁亚克弄伤了自己的腿，倒霉的事情从此接踵而来。这个曾经带领球队夺冠的明星沦为千年板凳，教练对他非常不满。父亲试图挽救家庭经济危机的努力也彻底失败了，成为小镇街头惹麻烦的酒鬼。凯鲁亚克沮丧之中选择了离校，在服装厂、修理站和餐馆打工，甚至还为报纸写过体育报道——这份工作他做了几个星期就厌倦了。

  　　1941年冬天，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凯鲁亚克报名参加海军，决心要去太平洋教训那些罗圈腿的小矮子。但是还没有等到军队征召集训的通知，他就不耐烦了，跟一群水手跑到轮船上，给船上的厨师当助手。这期间他干过最刺激的事，是跟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水手一起，向一条全副武装的德国潜艇发动进攻。这些丰功伟业被他写进了小说《大海是我兄弟》里。

  　　1943年，凯鲁亚克终于等到了海军的征召令，但是仅仅在训练营地呆了一个多月，他就被除名了，因为他总是在训练时躲进图书馆看书，被军医鉴定为精神病。

  　　随后，他在纽约结识了艾伦·金斯堡和卢西·卡尔，以及年长他8岁的威廉·博罗斯，后者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热衷于文学、语文学、人类学，出生于名门望族，却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以及浪迹天涯。他曾有意识地参与过贩卖赃物、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这个人开创了美国毒品小说的先河，后来成为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中的老布尔·李的原型。

  　　1946年，24岁的凯鲁亚克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在金斯堡的帮助下，这本书在1950年出版，并没有为凯鲁亚克带来什么声望。

  　　但是对于凯鲁亚克来说，24岁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而来自丹佛的痞子尼尔·卡萨迪闯入了凯鲁亚克的生活。

  　　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伙伴中，他是个“天使”兼“恶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描述的，卡萨迪的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流浪汉。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经盐湖城时，在一家慈善医院生下了他。他从小混迹于乞丐、酒徒和流浪汉中，长得一表人才，读过不少书，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谈吐机智。在受过教育的“垮掉”伙伴中，他并不自卑，相反却独具魅力，颇得女人青睐。同时他也与凯鲁亚克、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

  　　在1940年至1947年间，卡萨迪偷了五百次车（并非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路上”的游历）。1946年，他从丹佛到纽约时已被逮捕七次，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局外人”的个性。

                    切·格瓦拉与《在路上》

  　　凯鲁亚克开始写作《在路上》的时间众说纷纭，总之是在1950年前后。那是墨西哥城的夏天，像许多雷同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正在奔三的凯鲁亚克患着严重的痢疾，依靠咖啡、大麻和安非他明支撑自己的精神。他把10张12英尺的打印纸粘在一起，卷入打字机，开始这份长达36.5米、几乎没有分段的手稿的写作。

  　　20天之后，精疲力尽的凯鲁亚克大功告成。可以想象，当他从打字机前起身时，闷热的房间里弥漫着怎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烟雾和气味。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诟病他，说三个星期写出来的作品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也不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当凯鲁亚克坐在墨西哥的小屋里打字的时候，在美洲的南方，23岁的切·格瓦拉正骑着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进行一场环游南美洲的旅行。他和他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途中，他还在秘鲁一个麻风病人村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这趟旅行长达8个月之久，后来他乘坐飞机，回到了阿根廷时，被家人期望成为一名杰出医生的格瓦拉写下了一篇日记：“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当格瓦拉踏上他浪漫的革命旅程之时，凯鲁亚克依然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作家。他辗转于旧金山、新墨西哥和纽约之间，和卡萨迪之类的朋友混在一起，漂泊不定。这些年他写作的小说包括《萨克斯医生》、《玛吉·卡萨迪》和《地下的人们》。最后一部小说以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的名义，追忆作者自己同一个黑人姑娘的爱情故事。”地下“指的是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的底层生活。小说以黑人姑娘玛尔杜的背叛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这些小说都要过几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凯鲁亚克的作家之名依然依赖那部反响平平的《小镇与城市》。他背着这些小说的书稿——包括那卷长达30多米的长卷，在北美大陆漫无目的地游荡，几乎没有什么出版商对这些书稿感兴趣。后来凯鲁亚克跟金斯堡和卡萨迪到了伯克利和旧金山，在那儿他与年轻的禅宗诗人加里·斯奈德成为好友。此时，年轻的斯奈德正致力于翻译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并深受影响。后来，他跑到日本出家为僧3年，研习禅宗。凯鲁亚克从斯奈德那里获得了某些启示，并发现佛教可以安抚自己的困苦与沮丧。

  　　在加里·斯奈德远赴日本的前一年，也就是1955年，凯鲁亚克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10月，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旧金山第六画室诗歌朗诵会上，金斯堡朗诵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名诗《嚎叫》：“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他一举成名，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在金斯堡的推荐之下，《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发表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前两部。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南方的墨西哥，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相遇。

  　　1957年，评论家、《流放者归来》的作者马尔科姆·考利对《在路上》大加赞赏，于是维京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

  　　确切地说，是1957年9月5日，星期三。在出版当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书评家吉尔伯特对这部小说的长篇书评，名为《时代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这一天凌晨，凯鲁亚克和女友乔伊斯·约翰逊在曼哈顿的街头等待《纽约时报》出炉，他们在一家酒吧读完了吉尔伯特的书评，但是凯鲁亚克令人不解地感到闷闷不乐。然后他们回到公寓里睡觉。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乔伊斯写道：“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然后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出名了。

   

                   ALLEN，结婚吧

       《在路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多年以后，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中写道，“《在路上》是我年轻时代的《圣经》。”

  　　事实上，它几乎成了几十年中一代代年轻人的《圣经》。

  　　在少年时光中，风尘仆仆地穿越荒野和城市，见识辽阔的世界，去赢得陌生姑娘的爱慕……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生活更能激荡一颗年轻的心脏？在过去50多年中，无数年轻人把这样的旅行当作自己的成年礼。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是毅然决然地上路——就像凯鲁亚克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

  　　“你们去哪？”

  　　“洛杉矶！”

  　　“去那儿干吗？”

  　　“我们也不知道，管他呢！”

  　　《在路上》成为畅销书后，威廉·博罗斯写道，“(《在路上》)帮着卖掉一万亿条李维斯牛仔裤，一百万台咖啡机，并且驱使数不尽的孩子们上路。”

  　　而约翰·霍尔姆斯在一篇名为《这就是垮掉的一代》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垮掉的一代”：“任何试图给整个这一代贴上标签的做法注定徒劳无益。不过，这是经历过上一次战争，或者至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痛快地饮上一口酒的一代人。……（垮掉的一代）这个词的意义原本就模棱两可，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其意义却再清楚不过。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简言之，它意味着他们情愿以一种并不耸人听闻的姿态驱使自己陷入困境。一个‘垮掉’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对任何事都很专注，像下赌注似的把命运孤注一掷。这年轻的一代人从他们一懂事就这么干了。”

  　　时至今日，“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都变成了令人厌烦的俗套词汇。前者被用在无数次长者对后辈的鄙视和后辈对长者的不屑的争辩中，后者则成了困守于庸常的人们的自我安慰和意淫。

  　　“垮掉的一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光远去。轰轰烈烈的反抗主流体制和文化的时代消逝了，商业与传媒巨头统治了一切。对于美国来说，9·11的阴影比远去的梦想更加真切；而对于中国人——当《在路上》出版50周年的时候，他们前所未有地开始追捧“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大多数人消费了那一代人的反抗精神，如一篇纪念的报道中写的：“《在路上》实在已经不够‘前卫’，像凯鲁亚克他们那种旅行我已经消受不起，即使那些死忠的背包客朋友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只为上路而上路———一路拍了哪些好风光、遇到多少次艳遇，这才是饭后的重要谈资。 ”

  　　令人惊异的是，《在路上》出版5年之后，它的中文译本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个译本的目的，是反映“西方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 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

  　　1973年，诗人芒克读到了1962年版、黄色封皮的“内部参考”版《在路上》，北岛、多多等人都相互传阅了这本小说。

  　　“在看完《在路上》之后，我和画家彭刚受到鼓舞真的上路了，一路从北京爬火车来到武汉，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卖了，还是民政部门把我们遣送回北京。”芒克回忆说。

  　　在出名之后的几年里，凯鲁亚克那些积压的作品相继出版，其中包括1956年完成的《孤独的天使》和1957年写完的《达摩流浪汉》。

  　　1969年10月21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传奇的两个月之后，杰克·凯鲁亚克死了。两年前，同样在10月，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的陆军中士玛利欧·塔兰开枪打死，身中9弹。

  　　在“垮掉的一代”之后，是属于嬉皮士运动的60年代、朋克音乐盛行的70年代。

  　　艾伦·金斯堡比他们活得都要长久，他在1997年去世。这一年，周云蓬第一次读到了他的诗。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这位盲歌手抵达过中国的许多荒凉之地，他在2007年创作了一首歌，名为《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

  　　ALLEN，结婚吧，拿着钥匙不要再吸毒了

  　　菜已经买好了，有萝卜西红柿，还有红辣椒

  　　我在疯人院里一切都很好，每天做着电击，没有烦恼

  　　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

  　　这里的玻璃一点都不脏

  　　ALLEN，结婚吧

  　　拿着钥匙不要再吸毒了

  　　钥匙在阳光下

  　　在栅栏旁

  　　在阳光下的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