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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_Liu 发布时间：2013-04-19 19:29:23

  鸡汤文

• 作者：雲雀舌 发布时间：2021-03-10 01:43:31

  编排讲解谱例在同类书籍算很不错了；流行乐作曲真的没有难度。

• 作者：一心 发布时间：2020-06-14 23:30:52

  有很多种果酒米酒的酿造方法，大多是发酵型，有比较专业的解读。属于教科书类，家庭酿酒介绍不多。

• 作者：向日翾 发布时间：2016-04-28 20:16:39

  三版本同时比较，也算是对我的狂热给个交代

• 作者：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12-11 19:11:48

  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真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因此，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在编撰体例方面，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 作者：毛毛雪 发布时间：2024-04-04 20:37:14

  这是本论文集，验证＂实践出真知＂。用《结论》表述：人类创造语言形象的驱力与其文化世界一样古老…运用隐喻的驱力与梦遵从的是同一法则…将此种自由概括为＂有可能感＂…回避了事实的力量，也包含了＂不仅是神经衰弱的人的梦想，而且还有尚未被唤醒的上帝的意图＂。这种＂有可能感＂是由美学决定的。作为一种模拟现实的方式，它的发展取决于想象力对它所开放的范围。

• 只是转载的他人的看法.

  作者：醒来 发布时间：2006-07-31 11:10:00

  　　福柯的书一直是我仰视的金字塔。但很不幸,我总是没有耐性读下去。

  　　那么多本书，每一本书的书名都是那么诱人，(尤其是《性史》，看看，多好的题目，它总是让我在读其它书时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实际上，书中层出不穷的新名词或是怪想法让我疲于应付。认输，阅读中不断地认输，这样的痛苦让我没有毅力去理清福柯纠结的思路。

  　　福柯自称他的思想是“采石场”，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初读他的作品就是铁板一块，感觉实在是无从下手，再读就是一大堆的碎块，每一块看上去都很美，但石块太多太碎又太乱，开采的过程太让人疲惫了。

  　　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读第三遍的时候，幸运的我发现了下面这篇文章！感觉真是太好了！当时，这篇文章是针对像我这样的读者的，即大致读过福柯的一些书或评论文章，脑子里有一些相关术语，但一直没有梳理清思想或没有弄懂福大人的写作意图，正处于半是清醒半是醉的状态的读者。

  　　如果你觉得你也和我处于同一状态，那就和我一样虔诚地读读吧，否则，请直接跳过。谢谢。

  话语分析 Diskursanalyse

  科维 Arne Klawitter 文 / 王歌 译

  若干概念

  话语分析与阐释学的宗旨大相径庭。阐释学要求对某一文学文本在整体上进行理解和阐释，而话语分析不事先预设任何文本意义，目的也不在于探究其意义，而是考察贯穿在不同文本中的话语构成，研究它们如何建构了文本，如何使文本具有了意义，并在文化语境中承担功能。

  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福柯的话语概念具有多重意义和开放性，强调实践，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意义。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介绍自己的话语分析概念时，将其比喻为“采石场”，其一是说各个学科的同仁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再有就是反映了福柯对完整理论构架的排斥。

  如果将话语分析作为方法泛泛的运用于文学研究，我们会遇到问题重重，因而有必要事先澄清几点：首先要限定话语概念，使之适用于文学分析的实践。话语可以被概括为有关某个主题的语言陈述的总和。福柯认为话语的关键不仅是所说（Gesagte）和所写（Geschriebene）的集合，而是特定文化决定了如何思维、如何言说条件下的陈述（Aussage）之和。话语并不再现或临摹文化现象，而是引发和建构了它们，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的与其说是话语，不如说是话语依据的规则、依存的条件。

  话语驾驭个体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这是福柯的出发点，因为他关注“说”的条件，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什么甚至被言语和思维遗忘。他引入了“话语实践”的概念，话语不再是符号（指示内容或表征的意义载体）的总和，而是不断实践，是根据一定规则系统生产话语对象的实践（福柯1973:74）。

  福柯认为话语的可能性（即“可说”与“可想”）受制于某种排他机制，它由禁令、边界、注释、方法、理论、习俗和教义协调运作生成。福柯于1970年12月2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话语的秩序》中概括了这种机制，为了解释不同时期话语的不同排他规则，福柯以孟德尔的遗传学为例，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时常疑惑，为什么19世纪的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居然不能认识到孟德尔学说的正确性。原因在于，孟德尔所谈论的对象，运用的方法，他所置身的理论视野，对于那个时代的生物学简直匪夷所思[…]。孟德尔道出的真相没能在当时生物学话语认可的‘真理’那儿找到容身之处：那时的生物学研究对象和概念遵循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福柯1991:24）

  福柯认为，“真”是遵循某种规则的话语互动产生的被“当真”的陈述。这些规则不一定在场，不一定在文本中被描述或涉及，而是隐而不显。因而话语分析要考察话语的存在条件，描述它们所遵循的规则，此外要通过了解“未说之物”研究权力的非话语实践，因为话语的根本就在其中。

  文学在建构文化的话语关系中起着什么作用呢？福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评价了文学的作用，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种回答。

  其一，福柯在60年代零散的发表了关于文学的（包括评论和散文）文字，集中处理了文学文本，探讨了文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他将“别处”（Heterotopie）即“他者”带入文学，这个他者游离在统治话语及其话语强制之外，不断的僭越被设定的边界。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反话语”的概念（福柯1971: 20, 76）。

  其二，随着话语分析的深入，规律性和强制问题在70年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文本不仅仅是统治话语的忤逆者，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某些文本可以划分到文学的范畴，被冠以“文学”之名，文本在这里除了被置于特定的观念下之外，更多的还受制于某种符号阐释的实践。这种划分的前提是某种受话语支配的知识，它同时暗示了特定的话语实践。因而，文学不仅通过诗学获得合法性，它还在政治、经济、法律、医学、以及心理学话语的交织中被建构和调节（福柯1990）。

  其三，福柯在晚期主要探讨所谓自我实践的问题，即主体如何通过自我实践，把自我塑造成有自决能力的伦理主体。文学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成为主体化方法的一部分，但是本文不处理文学的这个功能。我们主要讨论运用话语分析的前两种可能性，使它们在文学研究中结出成果。

  还要事先说明的是，话语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并非毫无争议，原因首先在于文学研究的自身历史，它优先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已不是一朝一夕，其中心问题是文学的具体文本、叙述的内容和作者。文学阐释学所遵循的话语实践一般被称为阐释型文本实践，主体位于阐释的中心。话语分析很难接受阐释学的主体概念，它把主体看成由若干话语构成的效果，这样一来，阐释学意义上的主体就成为虚设。与阐释学不同，话语分析悬置和消解惯用的解释范畴（如“文本”、“作者”、“意图”等）。就算如今有阐释学者试图将话语分析整合到文本阐释中，这种概念综合也只是反思自身的阐释过程，并没有因此成为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不是文本分析，但是它可以在文本中实践。这句话也提出了将福柯的话语分析运用于文学作品所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要时时提醒自己，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是为描述具体文学文本而构想的，更不用说进行文学阐释了。福柯用话语分析要考察的是知识构成，即当今被划分成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

  话语分析是研究知识构成以及知识形态的方法，它可以被真理系统验收，并且在特定的时间内被声称为真理。众所周知，文学并不声称自己占有真理，文学首先是虚构。从这样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话语分析与文学的兼容难度。尽管福柯并不是为了研究文学提出的话语分析，文学界还是有很多关于话语分析及其文学应用的讨论。而且有趣的是：福柯的话语分析学说是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福柯最早的兴趣在于医学史（《临床医学的诞生》）的研究，他分析科学理性如何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建构了疯癫，并最终使之成为医学的对象（《疯癫与文明》）。在此之后的1961年至1966年间，福柯从事文学研究，这段时间与他处理语言本体论的阶段重合。人们通常把这一阶段看成福柯话语分析的准备期，对它重视不足，研究福柯的文献中，相关论述寥寥。尽管福柯在所谓话语分析准备期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学研究也常常引用福柯和他的话语分析，而福柯自己却从未将话语分析用于文学。这一点无论如何需要强调说明。

  福柯的语言本体论

  福柯关于文学的研究主要在1966年发表知识史专著《词与物》之前，始终自始至终刻着语言本体论的烙印。语言本体论对于建立话语分析的意义重大，它发端于40年代中期，由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主要在法国，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布朗肖。

  语言本体论的出发点是语言拥有自身的存在，而且语言之“在”只有在物“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想象，因为语言就是通过自己的隐形（不在场）表现物的，反过来：语言符号的存在要通过物的不在场表现。“不在场”是每个意义的前提，只有通过不在场的诸如空白、死亡、断篇不同表现形式，通过否定的形式和意义的销解——这在现代文学中屡见不鲜——语言本体论才能考察语言意义的存在条件，研究文学作品的生产和接受，并在整体上梳理艺术品的语言基础。

  福柯之所以认为语言本体论重要，是因为它揭开了与结构主义文学分析不同的角度。结构主义探讨符号体系中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功能，而语言本体论关注的则是文学的特殊存在方式，在结构主义中唱主角的符号和能指游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建构了文学作品的语言复制。语言本体论认为文学只有通过一系列复制（Verdopplungen）、重叠（Verschachtelungen）和自我镜像（Selbstbespiegelungen）等手段，才能建构语言自我表现、展示自身存在的语言空间。

  只有语言本体论才能将视野投向底层，只有在这个层面，才有可能研究文学的建构条件。这里对语言存在的假设是重要前提，语言的存在是其表意功能的基础，但却被这种功能遮蔽了存在。语言本体论并没有为深入研究这些构成条件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方法，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敞开了一种可能性，使语言空间变得可以想象，语言在这个空间中作为符号材料，超越了任何指涉功能，这一思路也是知识考古学的重要前提。

  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有关文学的语言本体论思考乍看上去相去甚远，但是两者的结合为文学作品的充分解读提供了可能的切入点。在介绍二者的结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话语分析的接受和应用概况。

  话语分析的接受

  近二十年中，话语分析的诸多概念十分畅销，这无疑给对话语分析的接受带来混乱，也造成了一定限制。人们对话语分析的接受局限在一些支离的概念上（如话语、陈述、考古学等），却没有进行方法上的整理，也没有将其细化修正，使话语分析有的放矢。人们要么用话语分析给文化研究加油打气；要么对阐释学或思想史的方法弃之如敝屣；要么就翻腾出迄今为止的禁忌（如疯癫、犯罪、骇文化、雌雄同体等）。之所以研究这些对象的话语构成，因为它们要么能传达根本的文化价值观，要么与社会的排他机制对峙（丢林During1992）。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片可以展示社会禁忌话题、未实现的可能性、异端生活方式的自留地，因而也被看作颠覆性话语。

  有关话语分析的争论在德语语言文学界甚嚣尘上，热点在通过话语实践来置疑作者合法性和文学的可传达性（参见吉特勒/图尔科1977）。文学的主体性被理解成不同话语的交叉点。之后文学研究出现了转向，开始研究文学系统及“书写系统”（Aufschreibesysteme），吉特勒的概念“传媒性”使技术媒体作为意义生产的条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吉特勒1985）。文学如今的研究对象是技术器械和机构状况，它们在不同时期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吉特勒把“书写系统”理解为由技术和机构组成的网络，它确保了各文化中数据的记录、储存和加工。

  吉特勒根据书写纪录的媒体手段、技术规则考察文学，研究传媒的运作方式。他认为图书馆和打字机是分别决定了1800年和1900年文学书写系统的两大技术配置（Konfiguration）。吉特勒的分析之所以具有话语分析的特征，是因为他研究符号规则系统的技术条件，把书写生产机器当作“符号的存在功能”来理解。吉特勒在这里的分析鞭辟入里，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陈述层面具有可比性：福柯在那里将陈述（为了区别于表达[Äußerungen]，即命题、句子和言语行为）定义符号自身的“存在功能”，这个功能贯穿着始终，并且使符号在时间和空间中显现出具体内容来（福柯1973:126-127）。

  在福柯看来，陈述与表达或文本无法处于同一水平。陈述理论给话语分析提供了某种内容，给无所不包、无边无际、无形无踪的话语可界定的大小，明确了它的功能。吉特勒将福柯对陈述的物质性分析理解成传媒技术，并提出了一个福柯话语分析忽略了的角度。与福柯不同，吉特勒认为话语构成规则是在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建立的，在这一点上，他等于是回避了话语分析。福柯把话语的规则系统及其模式视为根本，而吉特勒则在书写的主体的社会化进程中解释话语。吉特勒提出的问题大都是：作家在什么条件下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为谁写作？他们在哪些机构中写作？这些问题大多是人文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切入点。

  另一种观点是约尔根•林克提出的话语间性理论（Interdiskurs）。他将话语分析与生成叙述理论和无意识象征的要素结合起来，以便建立一个“文学生成的基本原理”。林克认为这种类似矩阵的规则控制着原始集体象征（Kollektivsymboliken）——塑造话语的象征——的加工，这些象征根植在集体意识中，建构着统治话语。象征被赋予“集体”的定语，因为它们不仅出现在单独的文本中，而是属于社会交往和文化的共有物。通过分析集体象征，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正如文化哲学一直声称的，社会文化的基本关系通过集体共享的影像空间（Bildräume）来传达。

  话语间性理论实际上是对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扩展。这个理论建构尤其适用于文学，因为林克并不把文学看成囿于某个特殊知识领域的话语。他对“专业话语”（类似福柯的历史话语）和“话语间性”（多个专业话语间的相互干预、重叠、整合等横向关系）进行了划分（林克，林克-黑尔1990:92）。林克的话语间性是“一个或多个专业话语的[…]全体陈述、其它话语元素、及话语复合体”（林克 1999: 154）。他在文学分析中关心的问题，是在不同专业话语中同时出现的所谓话语间要素，其中包括集体象征、典型人物（如性格）、叙述模式（如神话）；再有“主题”、“问题”、“论点”。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林克直接援引了福柯的“话语间际配置”（interdiskursive Konfigurationen）概念（福柯 1973: 226），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在“相互肯定”（Interpositivität）的意义上提到了这个概念，然而福柯的话语虽然可以追溯到共同原则，有共同的规则，能够组织多种话语（不同话语构成的规则具有类比性），但是它们依然是单质话语。

  集体象征是话语间性的重要要素，林克在有关19世纪文学的研究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在具有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那里，气球的象征首先体现了人的潜能，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技术征服自然，实现人类渴望飞翔的梦想。与此相反，保守力量则认为气球不过是“随风倒”的现象，任由风向左右，气球在他们眼中是没有根基、肆无忌弹要求进步的象征。

  专业话语和话语间性的区分，尽管可以更精确的限定可规范化的（科学）话语，也可以更准确的规定意识形态话语的运用领域，但是将其应用于文学还有很多疑点。原因在于，林克关注的主要是意义方式的分类，这个分类并不适于描述意义的产生过程，也无法研究赋予意义的机制。话语分析本来要考察的意义产生的条件依然不得而知。

  林克称该理论可以把握住一系列话语间陈述、话语复合体、模式和主题：“话语间性理论可以将一特定文化和时代中的整个话语间形式和要素建构成网络，它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对文学生产有根本意义” (林克, 林克-黑尔1990: 97)。尽管这样，林克的话语间性理论还是停留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话语概念上，而没有像福柯那样关注话语秩序存在条件的层面。如果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要求分析话语的存在条件和规则的话，那么林克的理论则成了某些话语要素的类型学。除此之外，林克还将文学和话语等同起来，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思考，这是福柯一直回避的，他的顾虑不无理由。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拒绝将文学和话语划等号，这样做等于将文学限制在机构化的间性话语中。林克的理论没能充分汲取福柯话语分析中的颠覆的力度和分析的深度。

  在英美国家，福柯的话语分析的若干基本原则被“理论”化了。讨论最多的是：多文化实践中的话语生产，还有话语实践与权力时时刻刻的扭结，因为话语暗示了特定的权力关系，自己也参与到权力的角斗中去。虽然福柯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一样，把话语看成人的中心活动，但是他并不认为话语是“普遍文本”或者一个巨大的意义游戏场。福柯也避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研究意义建构的过程和机制，而是观察意义的中断，研究在中断中发生并建构了什么。也只有在中断当中，平时因为正常运作而隐匿起来的话语秩序、话语条件才显现出来。福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它要“多”于此，福柯正是要运用话语分析，解释“多”出的这一部分。(福柯 1973: 74)

  语言本体论与话语分析的接合

  为了解释这些，我们需要跟之前提到的语言本体论结合。要想了解文本中的“多出的部分”，必须超越文本的概念，语言本体论正好能做到这一点。它给福柯提供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以便和结构主义语言观保持距离。只有不身在其中，才能研究表意过程和意义建构的条件，结构主义符号模式对它视而不见，没有使之可见的理论工具，更不用说将其问题化了。福柯通过阐明话语规则和社会实践，追问话语产生的条件：什么使文本成为了表意的文本，符号如何成为符号，如何运作，如何承担意义？这些都是先于意义建构应当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文学意义上所理解的“文本”是要满足某些前提条件的，它们显而易见，不容回避——至少在文本分析中。在划分文学作品时，我们会以作者和时代为范畴，这时人们依据的是特定的表意过程。话语分析放眼于当中发生的话语实践，考察促成这一表意过程的条件，尤其是在话语实践中无意识流露的知识形式。

  为了了解特定历史中的陈述事件、话语构成和知识生产的条件，福柯采取了观察历史断裂的特殊视角。话语实践总是在具体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形成的，依照当时的特定之规，知识得到合法化，文学获得相应的地位。福柯尤其对特定历史阶段中不同知识构成（科学、世界观、哲学、艺术）的互动感兴趣，他把文学看成语言知识的特殊类型，它区别于科学知识。话语分析对文学提出的问题是：某种话语形态如何构成了文学？它如何在众多的话语实践中获得特殊一席？文学在诸多的话语网络中承担什么样的作用？

  之前已经提到过将话语分析运用于文学的难度，其它话语可以接受真理的验证，而文学并不生产具有承载真相功能的话语，而是被看成虚构，是关于可能世界，而非真实世界的构思。福柯话语理论的接受因而也停滞于“理论”，甚至“元理论”的层面，即关于文学研究的理论，用于对阐释学的解读方法进行批评。因此，人们用话语分析不是研究文学本身，而是研究关于文学的话语，与文学的虚而不实不同，文学研究具有其一定的“有效性”（或者“真实性”）。话语分析研究的依然是话语的存在条件和规律，只不过这个话语不是文学话语，而是文学的批评与研究。

  但是，文学研究的话语分析的对象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是知识，是建构某种有关文学的文化的，并在相应话语当中传播的知识。这样一来，本来意义上的话语研究其实背离了文学，人们同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试图让话语分析在学术机构被接受的努力（如上述尝试），都没能将福柯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与文学话语分析结合起来。福柯关于文学的文章在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得到的关注寥寥。人们大都直接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阐述的话语分析的结论出发，把它直接带入文学文本。

  基于这个常见的误区和操作的难点，我们要先从文学与话语关系的问题着手：文学到底和话语有多大的关系，我们能说文学是某种话语——更准确的说——是某一种话语吗？我认为将文学作为整体，理解为一个话语的意义不大，我们不必要让文学削足适履，迁就话语，而是反过来从话语出发，看它们的如何被看成文学，而没有界定为其它话语形式。这样一来，“文学”就成为若干不同话语的集合，它们的规则可以迥然不同。而话语分析的目的则在于：“定义这些话语的特性，以展示驱动话语的规则不容替代，不容混淆”（福柯 1973: 198）。这个出发点可以提供给文学研究多种切入点。

  我们已经了解到，福柯的“话语”不单单指包含某个专业领域或者其外界状况的陈述集合，而是话语得以存在的规律性。话语是一种话语秩序，它决定了主体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话语不是可以被归属到某个范畴的简单陈述集合，而是具有生产性的秩序，它遵循一定之规，生产自己言说的对象。福柯依据这个严格的话语定义，描述通过物质生产媒体以一定方式生产的诸如“疯癫”、“性”、“犯罪”以及“正常”的社会对象，以及它们相应的主体性。福柯通过分析禁忌和边缘问题试图说明：尽管现代社会的各个知识领域高度专业化，具备相对独立的专业话语，看上去“隔行如隔山”，但是它们却都立足于共同的构成条件。

  福柯早期对语言本体论的思考使他了解到：每个话语秩序都设置了一个外界，话语秩序的存在也依赖于这个外界，外界同样构建了秩序。然而话语分析无法发现“可说”之可能与“所说”之现实的差异（关于实现的结构主义难题），所以只能尝试揭示“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差异（历史资料的考古学问题）。因此，福柯的话语分析是关于如何进行话语批判的问题，即从哪儿入手能对现成的知识结构进行批判。

  运用话语分析的一种可能性是：根据话语规律性和选择描述不同文本实践，以便能“区别分析话语形态” (福柯 1973: 199)。为了首先确定一个区分的标准，我建议从福柯的语言本体论入手。福柯的语言本体论以假设了一个前提，即西方称为“文学”的言说能指示语言的存在，这里语言不用于指事表意。这个论点在《词与物》中获得了特殊意义，福柯在关于人文科学的研究里提到：19世纪初知识构成的特点是“语言的回归”：“语言在多元的熙熙攘攘中再次登场了” (福柯 1971: 367)，语言也由此再一次获得了深度、厚度，获得了文艺复兴时期曾有过的“神秘感”。对表征的批判成为根本，它不仅构成了当今“文学”的前提条件，也是理解文学功能——颠覆统治的话语秩序——的关键条件。显而易见，福柯将思考上升到一个激进的文学概念。

• 编后记：当我在做《不必为我歌唱》时，我在想些什么？

  作者：羊咩咩 发布时间：2023-01-05 18:59:24

  书名和封面

  是的，又一次更改了书名。这次不仅改了书名，连封面都改了（心虚）。

  《不必为我歌唱》这个书名来自作者在扉页写下的一句话：

  Sing me no songs tell me no tales cry me no tears, but remember me kindly. ——Danielle Steel

  这位保罗母亲最喜爱的美国小说家作为故事线索多次出现在书中，而作者选择将这句话放在卷首，也许是他觉得这句话恰好也能概括保罗的一生吧。

  

  对保罗来说，丹妮尔·斯蒂尔是母亲的象征之一

  关于封面，我是非常喜欢原版封面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编校之初就决定了要更改封面。由于书中可以用的大图比较少，所以最终选择了结尾的一页，背景颜色也改成了和《尘埃》看起来相性很好的天蓝色。虽然难免有些剧透之嫌，但似乎也没有比这一幕更合适的了。

  

  当我们将“面目全非”的封面送审作者时，本以为他会对如此大幅度的修改提出异议，没想到，我们亲爱的米歇尔老师十分包容。可能是因为这个系列漫画除了法语版外，其他各种语言版本也多多少少存在更改封面和开本的现象（比如西语版《当尘埃落尽》为精装）。

  不过，他唯一提出修改意见的地方是法语标题的位置和大小——甚至提出了“字号缩小10%”这样的微操。只能说设计师出身的漫画家是有些职业病在身上的，让我闻到了一种强迫症的味道。

  另外我想说的是，对比看《当尘埃落尽》和《不必为我歌唱》，不难发现在这十年中作者对画面和分镜的掌控能力有着极大的精进。他在《歌唱》中热心地尝试着运用电影语言：从一动不动的夜鹭，到多次穿插的、固定视角的科普九格，再到母亲回忆的不断闪回，都更加凸显了画面的镜头感，比起《尘埃》较为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别有一番新意。

  

  我最喜欢的一页

  翻译和修改

  由于加拿大法语与普通法语的差异性，“保罗”系列需要译者对于加拿大法语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在此感谢第三次合作的方圆平老师，她是一位很熟悉魁北克法语的译者，为我们后续的编校工作减轻了不少压力。

  然而，除了文本，画面背景中的各式路牌、品牌，以及当地的建筑、街道名该如何标注？是直接修改画面，还是注释？这才是从头到尾最困扰我的一件事。

  我曾经尝试将背景中所有品牌名一律改为中文，但效果很差，一是无法与作者的手写字体相媲美（作者对于字体的执着非常强烈），二是有的品牌名翻译过来就失去了原书的韵味。

  后来，我把自己放在初读这本书的读者视角，想象着如果是我，会希望在画面上看到怎样的标注？书中人物的对话不连贯的话，我该怎么通过背景判断剧情的发展？

  因此，最后书中保留了大部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品牌（比如苹果、赛百味、麦当劳）；在不影响美观的基础上选择性地翻译或注释招牌（洗车店，牙科医院，书店等等）；对于剧情发展有影响的部分则尽量翻译。虽然无法做到十全十美，但确实能消除一些阅读上的阻碍。

  

  无法翻译的品牌

  

  对于政治问题的描述隐藏在女店员身后的海报中

  

  保罗的女儿萝丝出生于1993年，她的爱好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一处彩蛋：背景的涂鸦是作者的名字

  另外，科普部分中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字体搭配，但多多少少需要改为中文，以及没有将《蒙特利尔的探戈》的译文放进书中，也算是一点小遗憾。

  关于删减，非常幸运的是，比起《尘埃》中隐晦地模糊掉了一处吸毒情节（cue一下来兹老师），《歌唱》中所担心的加拿大的政治问题和毒品问题都被轻轻放过，作者乱写的中文与阿拉伯文也（在加注释后）被保留了下来，感谢出版社高抬贵手。

  纸张和印刷

  相对于让人绞尽脑汁的翻译问题，《歌唱》（或者说“保罗”系列两本书）在选纸和印刷的流程上要顺利得多。

  由于更改了书名和封面设计，所以在纸张选择上希望能尽量和原书保持一致，挑出来的三四种备选纸都是颜色微黄，并且有一定厚度的书纸，当然价格各有高低。

  

  手感的差别要比视觉上更大一些

  所幸这是一本平装的黑白漫画书（万岁！），可以从成本中挤出一点空间来，咬牙用了一种价格比较高的进口胶版纸：纸面光滑易翻，手感极佳，颜色虽然微微发黄但不显旧，对眼睛很友好，厚度也有足足120克，可以说和原版书有九分相像。

  

  印刷的部分也很顺利，这里还要感谢作者本人的细心和敬业，全书图片从分辨率到分层都无可挑剔，更从根本上消灭了撞网的问题，得到了设计和排版同事的一致好评——不愧是前同行！

  感想、感谢和后续

  没有想到，这两本书会贯穿我的整个2022年，也没有想到，2022年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

  很开心有许多读者喜欢这两本书。也看到了评论中有很多人说“在书中看到了自己”。真好啊，这是我在申报选题之初最希望看到的评语。

  如果说最初“保罗”系列于我是感慨大于感同身受，但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示吧。我们都在通过保罗的眼睛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悲伤与孤独对我们带来的影响，而在2022年末，谁都料想不到这样的悲伤和孤独来得如此猛烈。

  关于后续的出版计划，能说的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他的人生远比这两本书所记录的更加丰富，在《不必为我歌唱》中留下的那些疑问，比如《当尘埃落尽》中保罗和露西还十分恩爱，却为何在十年后离婚，他职业的转变过程中经历了什么，还有他溺爱萝丝的原因，又为什么会对魁北克的独立感兴趣，这些问题其实都能在“保罗”系列其他书中找到答案。

  （但也不用太过悲观啦！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书是不会放弃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相信大部分人都多少对自己的人生、命运和未来感到焦虑和迷茫，但生活仍然在继续，我们无法停留在过去某一个美好的时刻。幸运的是，在挥挥手告别后，我们依旧可以思考，依旧可以记录，依旧可以做出期待。

  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你我都能迎来放声歌唱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