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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Jolin1024 发布时间：2011-05-23 12:26:26

  还可以写得更差一点吗？

• 作者：- 发布时间：2019-07-26 01:34:59

  天文为什么是让人谦卑的学问？不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小而不在乎，以大小定意义的思维，逻辑上与拜金主义无异，有用但需要摒弃。真正原因是它能让人类去特殊化。我们不再相信人类的特殊，你我的特殊，事件的特殊。我们去除特殊化思维后，无论宇宙抑或社会都会更清晰，自大与自欺，虚构的天经地义，窒息的美好与苦难，烟消云散。人不再沉浸执着于虚幻的信念，他平静接受中性的现实。自视普通，视世普通，即谦卑。

• 作者：得儿然 发布时间：2014-08-18 12:07:15

  如今台湾变化太大，整本书的信息很多都滞后了，比如猴洞这个猫村书中就没有提及。（书架满了= =）

• 作者：小米=qdmimi 发布时间：2016-05-17 09:36:07

  正常人不会买。

• 作者：原始大陆PM 发布时间：2023-05-18 22:20:08

  别买！别看！比十几年前的成功学书还垃圾。

• 作者：noname 发布时间：2018-06-25 21:13:44

  露西和史努比才是一对儿XD

• 心灵治愈小书，妈妈们要做回自己

  作者：落叶书屋 发布时间：2023-07-08 12:37:17

  书名：妈妈要回去做少女了

  作者：曹頔

  我们孤独地走在漆黑而未必有尽头的路上，为了孩子，无瑕顾及自己跌了几跤。

  相信每个妈妈看到这本书，都会喜欢。曾经我们也都是少女，可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不在有自己的生活，每天围在家庭、工作、孩子周围，让自己在生活中团团转。

  去超市，除了买孩子喜欢的东西，你有想到买自己喜欢的食物吗？你有多久没有自己去看电影了，有多久没去做瑜伽了？有多久没有静静的喝杯咖啡了？

  孩子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适当的留点时间给自己。

  这本《妈妈要回去做少女了》，这是一本心灵疗愈小书，不是专门给妈妈们看的，每个年龄段的少女都可以看。这本书写了32个生活片段，32种人生状态和感悟。读这本小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活，从里面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喝一杯吧》这篇文章中，作者说，都说11点以前睡觉最好，可是，有孩子以后，夜晚才是生活的开始，只有半夜才可以安静的泡澡、看电视、敷面膜、和熊猫

• 宝塔且慢镇河妖

  作者：焚琴客 发布时间：2013-02-22 19:17:40

      中国自古以来便不乏迎合、取媚执政者的文学作品。揆诸华夏两千年煌煌经典，曲意逢迎者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诗》三百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乃歌功颂德之语，其中颂美鲁僖公的《鲁颂》更迹近谄媚；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为讨好西晋政权，不惜犯下史家大忌来为“司马宣王”曲笔隐讳；唐人传奇中脍炙人口的《虬髯客传》，更是把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气质、谋略器量、禀赋福缘夸得超凡入圣，愣是将一位逼父杀兄的篡权者改写成了天命所归的品格完人。然而，即使为尊者讳的肉麻成分如此之多，这些文学作品仍不失为民族传统文化之精华，流传千古不绝。由此可见，马屁文学未必便是低俗劣质之作，更未必不能讨读者的喜欢。

      东土西土，心理攸同，马屁也能香飘飘的道理，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举凡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十之七八都在宣扬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为美国的政府、军方造势，可谓“又红又专”。但瑕不掩瑜，陈腔滥调的主题并不妨碍它们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换言之，以主旋律为题材的命题作文，虽具备一定的先天劣势，但若诉诸于生花妙笔，亦极有可能叫好又叫座。毕竟主旋律与高质量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艺创作者可以无所忌惮地溜须拍马，只要拍得好、拍得妙便可大行其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出于种种目的，在文学作品中美化某一政权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将创作者的操守弃之如敝屣，罔顾事实、不着边际地为某政权胡吹大气，便会受人鄙夷、贻笑千古了。譬如《三国志》倘若把司马懿写成曹操的上级，把司马懿的宿敌诸葛亮写成昏庸奸邪的佞臣，那非但无法跻身二十四史之列，只怕能否流传至今都未可知。文艺创作应当遵守一定的底线——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历史，这是所有创作者之间不言而喻的共识。若有逾越此底线、违背此共识的作品出现，那便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算作政治宣传单。一如柏杨所谓的“摇尾系统的拍马术”——若领导不晓得吃香蕉前该剥皮，带着皮囫囵吞了，那么“摇尾系统恐怕立刻就研究出来连皮吃香蕉的伟大哲学基础。”

      认识到了这一前提，我们再来看看上世纪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林海雪原》，便不难发现许多值得推敲、质疑的地方。

      《林海雪原》的故事起源于一场血案。一个名叫“杉岚站”的村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土改工作，不料匪徒突袭而至，将连同小说主角的姐姐“鞠县长”在内等村民一并杀绝。恰好这帮匪徒与国民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仇家恨交融一体，使得党中央委任少剑波带领一支特种部队赴林海雪原剿除匪患，讨回这场血债。

      作者以杉岚站惨案起笔，似是为了激发读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但一场气魄壮阔的雪林大战，竟起因于私仇，难免显得格局小了些。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次奇怪的人事任命。少剑波不过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思虑欠周的年纪，又与敌人挟带私恨，按理说亲属涉案会有感情用事之嫌，理应回避此次任务，组织却委以总揽全局的重任，着实令人纳罕不已。从后来的描写来看，少剑波的表现也颇不尽人意。第一战攻克奶头山，多半要得益于机缘巧合——若非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刘勋苍猛擒刁占一，二人捕捉到了线索，只怕少剑波的队伍还得继续在林海雪原打转儿。之后少剑波又在散步时遇见个蘑菇老人（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得到了奶头山老爷岭的详细路线，再加上栾超家的攀援神技，终于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许大马棒的据点。这样顺利的进展，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也是许大马棒恶贯满盈、合该送命，刘勋苍、少剑波等人在吃饭、散步时都能抓到俘虏、觅得路线图，焉有不胜之理？与其说少剑波是员大将，倒不如说他是员福将。

      第二战二道河桥头枪战是一场遭遇战。少剑波委派高波护送姊妹车归乡，途中遭敌人偷袭，连同高波在内数名战士阵亡，还放跑了俘虏小炉匠，差点害得打入敌人内部的杨子荣性命不保。这是一次性质极其恶劣的战略失误行动，少剑波该负全责，上级领导却对此不管不顾，任由少剑波继续指挥，连一句口头上的批评都没有，不免引人暗暗纳罕。

      第三战智取威虎山，从策划到执行全是杨子荣一人的功劳，少剑波完全成了陪衬。

      第四战林海雪原大周旋。在战前预备阶段，少剑波先是遇刺受伤、险些丧命，之后冥思苦想作战计划，却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法子。最后还是在白茹的提醒下，搞了个“军事民主会议”，博采众长才打赢了胜仗。

      第五战李鲤宫交锋，亦即最后的大决战。少剑波是在当地土著李勇奇的帮助下方能顺利行军。有趣的是，起初少剑波还死活不让李勇奇参加作战，李勇奇是瞒着少剑波偷偷跳下火车，求杨子荣说情，才得以加入队伍。最后少剑波率众将李鲤宫强攻下来，颇费一番周折。

      综上所述，少剑波五战四胜，且这四胜多半仰仗属下的才能与偶然的运气，并无多少领导之功。或许有人说做领导的不必自贤，只要能任用贤能便可。但我们这位少参谋长管理下属的手段似乎也乏善可陈，连新兵蛋子李勇奇都无法管教，任由其抗命随队作战。又常在属下面前与白茹打情骂俏，差点把革命军旅题材搞成了家庭伦理大戏。遇到不听话的，还动辄以军纪、党纪相压，估计给人扣帽子倒是一把好手，却全无为将者的威严肃然之风。

      那么这位智谋平庸，御下不严，还时不时在军中跟女兵眉来眼去的小青年，何以能身居团参谋长之位，甚至最后履任团长呢？据笔者细细考量全书，发现原因有二：第一，少剑波后台极硬，姐姐是一方县长，率领着一干土改工作队，握有实权；姐夫李耀光更是一位资历高深的老共产党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做了党支书组织麦收斗争（详见第一章），裙带关系使然，能节节高升平步青云也不足为奇了。第二，少剑波政治手腕极高，与其说他是个军事家，不如说他是个政治家。这一点在第二十九章有过较为隐晦的表现：

      她（白茹）贴近杨子荣的耳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杨队长，你看是不是可以回去一个人，报告司令部换换他，让他入院，伤好后……”

      “什么？”少剑波十分严厉地瞅着白茹，“你认为我不能胜任这个指挥吗？嗯？”

      “我向来也没这样认为，“白茹似有委屈地低着头，“我只是担心你的健康……”

       “现在不是发保健费的时候，更不是休假期！”

      当白茹用“低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商量要不要换人时，正在全神贯注思考作战计划的少剑波却能立即作出反应，并且态度“十分严厉”，即使面对自己爱不释手的美女下属“小白鸽”，也毫不假以辞色。其作为一个领导者对自身权力的保护本能，由此可见一斑。

      更直接一些的描写，在之后少剑波与杨子荣的谈话之中有所展现。杨子荣是少剑波帐下第一大将，慧识小炉匠、智取威虎山，可谓智勇双绝、神威无敌。这样一位能力拔群、党性坚定的战士，到小说结尾时仍屈居“侦查参谋”一职，委实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连刚加入队伍不满数月的李勇奇都做了连长，从抗日战争起便立功无数，已年届四十的杨子荣却连个参谋长都没做成。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只能是其政治智慧远不及少剑波所致。在小说第二十九章，当杨子荣又一次提出破敌良策后，少剑波曾出言试探：

      “子荣！你对一个阶级战士，比方说像对你自己，前途这个问题你是怎样想的？”

      

      “前途？”杨子荣突然愣了一下，停止了吃饭，然后他微笑道：“现在咱这不在前途上走着吗？现在我这个侦察兵就已经是我的前途了，因为我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走着。”他喘了一口粗气，“以往地主骂得我不敢吭气，现在我手使双枪，动用心机，自由地瞪着眼，喘着气，打他们的老祖宗蒋介石。”他兴奋地把筷子向小炕桌上一敲，“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天哪！又是多么理想的前途呀！”他略停了停，“往小一点说，昨天的战绩，是我前天的前途；今天的战绩，是我昨天的前途；明天的战绩，是我今天的前途。这样一桩桩，一件件，一天天，一月月，一步一步地就走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

      “那么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你又怎么想呢？”少剑波进一步问道。

      “到那时……”杨子荣面上充满了愉快，心怀舒畅地说道，“咱老杨已是四十好几了，我这个侦察兵的一段乐事也就办完了。那时咱老杨再干自己的老行业，种庄稼，干大农场。那时千户成一体，万众为一家，春天下种，秋天收粮，一粒下地，万石还家，咱老杨可要尝尝这自由天地种庄稼的新滋味。”他越说越兴奋，虽然手捧饭碗，却已忘了吃饭。

   

      ……

      少剑波听了这些，深感自己有这样一个战友而骄傲。“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呀！他对革命有那么多的贡献，而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如何如何。

      这一段对话将两人心中所想表露无遗。尚未开战，少剑波已开始询问杨子荣对“前途”的想法，这份花花肠子恐怕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领导发问，做下属的自然得多个心眼听听弦外之音。想那杨子荣是何等人也？身经百战、遇敌无数，自然知道这位小领导的用意所在，于是偷换概念，将个人的前途换成共产主义的前途，大谈特谈起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少剑波也不是省油的灯，绝不容他装傻充愣，非要继续追问，将“前途”之意加以点破，杨子荣只得“面上充满了愉快，心怀舒畅”地给出了答案：归乡务农。

      这番对答，实可与《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相提并论。曹操为试刘备志向，便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便佯装为雷声所惊，失手掉落筷箸，堪堪躲过曹操的猜忌。而少剑波连番追问对“前途”的想法时，杨子荣“面子上充满了愉快”地说要“种庄稼”，暗示并无掌兵握权之志。一问之间暗藏杀机，一答之间却又将杀机消弭于无形。自古为臣之道，切忌功高震主，若实在无法，只能佯装胸无大志。杨子荣的回答，堪为与领导对话艺术之典范。

      当然，以上不过是笔者的过度解读而已。作者曲波在书写革命文学作品时，绝没有能力，更没有胆量将党内的政治斗争掺杂其中。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曲波本人是少剑波的人物原型，若据实而写，难保不会写出什么岔子引出读者错误联想，更难保不会被牵连到日后的政治运动中去。因此，作者只能将少剑波塑造成一个性格、才能皆不显露，每天不是苦思战斗策略，就是与白茹含情脉脉的线索式人物，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儒将。

      我们再将视角转向少剑波手下一帮能臣悍将中去，会发现在这些人身上也很难提取出什么性格特征。或许读者会对杨子荣的机智，刘勋苍的勇猛印象深刻，但机智、勇猛仅仅是才能，并不是性格。至于高波之类的配角，更是路人甲般的形象，直接把他名字抹去，改成“某战士”都不显得突兀。中共阵营中唯一显得性格鲜明的，只有小白鸽白茹一人罢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爱情中主动出击毫不羞怯，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女性形象。

      作者对正面人物的才技展示大加描写，对其个性却一笔带过，这明显是错误的人物塑造方式。人物性格永远不可能让位于人物才能，人物才能只是人物性格的点缀。由于作者错误的人物塑造手法，笔者在阅读小说时常常浮现出奇怪的联想。由杨子荣等人组成的复仇者联盟，并不像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军人，反倒像是身怀异能的葫芦兄弟。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七个瓜，刘勋苍是力大无穷的大娃，杨子荣是千里眼顺风耳的二娃，少剑波则是栽培出葫芦娃的老爷爷……

      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另一败笔，是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过于假、大、空。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作祟。战士之间的对话，活像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人物的心理描写，则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字报。我们以少剑波得知姐姐身亡，悲痛万分的内心独白为例：

      他的心陡然像刀搅一样：“小毳毳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姐夫失去了贤慧的妻子！我失去了从小抚养我长大成人的慈爱的姐姐！党失去了一个好女儿！群众失去了他们的好朋友！……”

      少剑波不愧一代儒将，至亲身亡之后，第一时间的反应竟是想出了一大串排比句。且这段排比句由个人到集体，从组织到群众，立场正确、行文工整，几乎可原封不动地当做鞠县长同志的追悼会悼词了。

      另外一点不足是作者的文笔颇为粗糙，平铺直叙述宛似中学生的习作一般。可以看出作者很艰难地效仿着传统章回体小说，想运用一些比喻、夸张的手法，以及庄谐并作的设计，使小说更像模像样一些。但因作者功力所限，那些不伦不类的比喻，乱七八糟的辞藻，索然无趣的笑话，反倒给人一种幼稚甚至拙劣的感觉。作者又积极采纳地方神话志怪，用插叙的方式添加了奶头山与李鲤宫的神话故事，这一用意本是好的，但却在插叙中不厌其烦地进行大篇幅环境描写，生生割裂了小说的紧密结构，拖缓了小说的节奏，让读者看得莫名其妙。另外作者用极多篇幅描写战前筹备工作，对于最精彩的作战过程，却三言两语寥寥几句便收笔了，显然是谋篇布局有所失误，导致详略不得当。而最大的硬伤，还要数小说时不时出现的一些用语错误。比如在第十章有这样一段描写：

      

      白茹急步跑上去，探了一下那尸体的脉搏，“还有救！快！先抬回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尸体”指生物死后留下的躯体。既然已是尸体，理应气绝身亡才对，怎么可能“还有救”？难道小白鸽当真医术通神，有起死回生之能？！当然，这些细节问题倒也无关痛痒。作者自承“初学写作”，“文字水平较低”，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下，以业余时间完成这样一篇长篇小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上述问题仅仅是创作技法的问题，不必予以深究苛责。那么小说在创作原则上出现的极大偏颇，便无法令人容忍了。作者曲波在谈起创作体会时，这样写道：

  在丰富的斗争生活基础上，我又深深体会到，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个十分重要、丝毫不容苟且的根本问题。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作者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写的。陈晓明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这样评论道：

  敌人被丑化到极点，而我方则被美化到极端。敌人的身上概括了所有的丑恶本质：凶残、粗野、丑陋、怯懦、愚蠢、狡猾……；我方则是善良、文明、勇敢、精明、智慧、美丽……

  陈晓明用三个字对敌我形象的塑造予以概括：脸谱化。在笔者看来，这实是客气的说法。与其说是“脸谱化”，毋宁称之为“妖魔化”——把座山雕、许大马棒、蝴蝶迷等人直接写成了泯灭人性、狰狞可怖的妖魔。这一点在蝴蝶迷身上体现最多。人家原本是一名貌美多智的国民党女战士，作者却不吝用最泼秽的笔法把她写成了绝世丑女。但匪夷所思的是，以蝴蝶迷如此尊容，却能一连傍到许福、许大马棒、郑三炮、马希山四名枭雄，这显然是作者自相矛盾的设定。

  作者对匪徒军团是显而易见的妖魔化，对中共军队，更是无以复加的妖魔化。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时曾说“状诸葛之智近妖”。而《林海雪原》对中共军队的描摹叙述，已经不止是“近妖”，简直是把他们当做超人来写了。主人公少剑波、白茹等人不但品德高尚，亦且相貌出众，能文能武、能歌能舞，天上少有、人间绝无，分明是天神天仙一般的人物。看来中共党组织真是了不起，不但有陶冶情操之能，更有美容养颜之效。更重要的是，一个只有几十名成员的小队伍，竟能轻易荡除国民党三大势力据点，且阵亡不超过十数人。这样出神入化的特种部队，不但见所未见，亦且闻所未闻。陈晓明对此用近乎调侃的笔调写道：

  人们早已知道结果，就像看着一个大人与小孩打架一样，或是看着一个勇士与一只死老虎搏斗。……因而，革命小说发展到这一步，就是纯粹的快感文化，阅读，就是看着敌人怎么倒霉完蛋，而人民（的代表与化身）则在表演着神勇。

  但是众所周知，真实的战斗绝非儿戏。在真正的林海雪原战役中，连智勇双绝的杨子荣，都在捕捉匪徒四大部长的战斗中牺牲了，战况之惨烈艰难可见一斑。小说却将几场战斗写得如割草般畅快顺利，明显违背了客观规律。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意淫，是胜利者对历史的颠覆性叙述。毋庸讳言，历史本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种自欺欺人的意淫精神，在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已屡见不鲜。随着台海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侮辱国军的作品已不多见。但此消彼长之下，意淫精神又转移到了抗日题材文艺作品。在一大批影视作品中，日军被塑造成一群无能之辈，一帮任人宰割送死不迭的笨蛋，几乎是三两个抗日游击战士就能将一个集团军的日军消灭。尤其是潘长江主演的系列电影《举起手来》，竟将日军设定成一帮神情呆滞、智力残障的废物。这表面上是在丑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际上却是在自扇耳光。一帮智障者都能统治我国的部分领土达八年之久，甚至可以攻占、屠戮我国的首都南京市，那么我们的民族孱弱到了何等地步？同理，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军官在谈情说爱之间，就能几乎毫发无损地扫除国军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赢得内战的胜利，那么这场令四万万同胞生灵涂炭的同室操戈之战，其给人的敬畏戒惧之感，似乎也为之荡然无存了。

  共军击败国军，并于1949年在北京建立政权，乃人所共知之史实。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学作品来描写共军之神勇威猛，本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但出于某种目的，对某政权极尽美化之能事，难免过犹不及，反倒降低了可信度。《林海雪原》拥有着绝佳的小说素材，它将神话、历史、政治、战争、谍战、爱情、乡土等元素集结于一体，完全有潜力成为震古烁今的世界级文学巨著。却因为“立场鲜明，爱憎分明，是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起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一指导原则，而沦为二三流的马屁文学之属。对于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而言，“立场鲜明”或许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对于正常的创作者而言，“立场公正”才是颠扑不破的至理。

  或许会有人以当时白话文发展不成熟为由，为这部作品予以开脱。但在《林海雪原》之前，鲁迅、钱锺书、张爱玲、老舍等名家已构建出了成熟的现代文学体系。如果说拿鲁迅等文学巅峰与曲波比较有些要求过高，那么即便是供引车卖浆者流阅读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文学作品，如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还珠楼主的仙侠小说等等，其构题立意、行文措辞等等，也是《林海雪原》所拍马不及的。

  或许又会有人说，作者曲波是行伍出身，止戈从文已是殊为不易，应当降低一下审视的标准。那这番话可要让人笑掉大牙了。从曹操到曾国藩，从辛弃疾到罗贯中，从塞万提斯到沈从文，从海明威到柯南•道尔，哪一个不是从尸山血海、枪林弹雨里趟出来的？他们却都成了享誉全球、名垂千古的大学者、大文豪、大作家。《林海雪原》既然能当得“经典”二字，地位高崇，为何却只有这点微末道行呢？

  笔者说了那么多，并非是与作者曲波有仇要存心讥讽。笔者也心知肚明，时代使然、政治掣肘，纵使曲波真想写一部客观公正的军旅小说，也势必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令笔者尤为愤慨的是，这样一部文笔拙劣、技法粗糙的文学作品，却能凭借政治立场正确而跃登国民级文学殿堂，并在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而言，实在是一件可悲、可笑、可鄙、可耻亦且可怕的事情。

  《林海雪原》中有一句家喻户晓的黑话：“宝塔镇河妖”。此典出于《水浒传》，相传郓城县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两村相隔一条大溪。西溪村常常闹鬼，便有一僧人教村民用青石凿了个宝塔，镇住溪边，西溪村的鬼便尽逃往东溪村。从此，西溪村人畜相安，东溪村却苦不堪言。这青石宝塔一如创作者的如椽大笔，若有所偏倚，顾此失彼，那非但无法起到镇妖安民之功用，反倒会为百姓所不容了。

  因此，这宝塔在镇妖之前，只怕尚需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