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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C55x 发布时间：2023-08-07 07:29:59

  美中不足的是没找到外公外婆～

• 作者：悄峭 发布时间：2023-11-05 17:22:16

  基本上是以图片呈现，在关键时间节点会有段文字叙述。基本都是演出剧照还有戏剧节的一些情况报纸杂志截图。

• 作者：小豹子 发布时间：2021-07-18 15:06:29

  大量图片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可惜没有给出来源。

• 作者：一次性射出成形 发布时间：2017-11-26 11:04:30

  我大天津人杰地灵，能把场景做得跟油画似的，材料选的这么棒！

• 作者：zoe 发布时间：2019-04-03 14:36:20

  图片史料

• 作者：bai 发布时间：2022-03-06 01:07:43

  内容挺少的

• 纳博科夫的“残酷”与“美感喜乐”

  作者：malingcat 发布时间：2005-11-08 23:29:31

  纳博科夫屡屡拿自己的“蝶类专家”身份说事儿，所以1970年冬天美西北大学为庆祝他的70大寿，特别选择蝴蝶作为特刊的装饰图案。纳博科夫表示理解：“蝴蝶是本书考虑最周全最感人的方面之一”，但他改不了臭脾气，还是针对其中的一幅蝴蝶照片发表了公开声明：“Nymphalidae只是它的科名，而不是它的属种（它属于Vanessa种）。”纳博科夫的“眼睛里不容沙子”，由此可见一斑。

  往好的方面理解，纳博科夫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看他晚年恃才傲物、睥睨群雄、大鸣大放，旁观者难免有种慌乱和欣喜杂糅的心情，类似于听见小孩子大喊皇帝没穿衣服。纳博科夫把这组访谈性文章取名为“Strong Opinions”，潘小松译为“固执己见”，译得真好。根据纳博科夫的个人意见，巴尔扎克、高尔基、托马斯·曼写的都是“观念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又笨拙又丑陋”；海明威和康拉德是“为小子们写书的作家”、“在精神和情感上不可救药地幼稚”；加缪、卡赞扎基斯、劳伦斯、托马斯·伍尔夫都是“二流作家、短命作家”；高尔斯华绥、德莱塞、泰戈尔、罗曼·罗兰、帕斯捷尔纳克和福克纳“好笑”而“荒唐”；庞德是个伪君子，弗洛伊德干脆就是个走江湖卖假药的……像纳博科夫这样的人，在布尔乔亚们看来，一般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不过纳博科夫并不是只破不立，也有他喜欢的作家：威尔斯、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韩波、契诃夫、托尔斯泰、亚历山大·布洛克、柏格森、乔伊斯、普鲁斯特、普希金。这里面，写《时间机器》的英国作家威尔斯位居第一，无他，威尔斯有“想像力”。

  注意，一向认真的纳博科夫可不是那种随便说说、哗众取宠的人。那么纳博科夫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答案：纳博科夫的脊椎。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教文学的时候，纳博科夫反复叮嘱学生：“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让我们崇拜自己的脊椎和脊椎的兴奋吧。”（《文学讲稿》）让纳博科夫的脊椎“微微震颤”的除了文学还有蝴蝶，他诗意地描述：“无时间性的最高乐趣——在一片随意挑选的风景里——是在我置身于罕见的蝴蝶和它们食用的植物中间之际。这是迷醉，而在迷醉背后是什么，难以解释。它们如同一片瞬息即逝的真空，我所爱的一切疾驰而入。一种与太阳和石头浑然为一之感。一种感恩的震颤……”（《说吧，记忆》）这也就可以解释纳博科夫为什么能把文学和蝴蝶这风马牛不相干的两桩事情搅合到一起了，说白了，二者都能带给他某种“high”的感觉。

  按照纳氏理论，读书和逮蝴蝶时所体验到的这种“震颤”有个名目，唤作“美感的喜乐”（aesthetic bliss），按照牛津词典的翻译，“bliss”意为“洪福”、“极乐”，比“high”多了点神圣意味，有点“上帝选民”的气息了。纳博科夫以此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绝对标尺，他声称：“在我看来，一部虚构的作品得以存在，仅仅在于它向我提供了我直截了当地称为‘美感的喜乐’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知起于何因、来自何处，并与其他的艺术常规（好奇性、敏感性、亲切性、狂喜性）发生关联。” （《谈谈一部名叫〈洛丽塔〉的书》）

  进一步，蝴蝶和文学中的什么东西能让纳博科夫体会到“美感的喜乐”呢？细节，经过想像力加工的人造细节。纳博科夫说：“在高雅艺术和纯科学中，细节就是一切。”

  作为蝶类学家，纳博科夫对鳞翅目动物的细节、特别是有想像力的细节深感兴趣——“当某一只飞蛾在外形与颜色上与某一只黄蜂相像时，它行走和摆动触角也是一种暴躁的、与飞蛾不同的样子。当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树叶时，不但一片树叶的所有细部都被美丽地呈现出来，而且还慷慨奉送摹仿蛆虫所钻的洞孔的斑点。”他承认：“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

  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一般，纳博科夫以科学家的一丝不苟细读文学作品，从中发现作者的巫术、文本的游戏、还有细节中的“美感的喜乐”。他果然是一个目光锐利的大师，在经典作品中发掘出了无数读者从未注意过的问题，比如，《荒凉山庄》里的“浓雾”主题，《包法利夫人》里“农业展览会”一节的“多声部配合法”，《追忆逝水年华》里“比喻里还层层套着比喻”的特点，《尤利西斯》中时间与人物行动的同步性和精确性。更有甚者，他在课堂上为学生绘制《尤利西斯》里的都柏林地图，《安娜·卡列尼娜》里俄国火车包厢的细节图，《变形记》里的公寓平面图。他指出：《尤利西斯》里有一个神秘的“穿棕色雨衣的人”，那其实正是乔伊斯自己；而《变形记》里的格列高尔，是“甲虫”而非“蟑螂”或“屎克螂”；至于《外套》的结尾，那个大拳头大胡子的幽灵，不是可怜的小人物亚卡基，而正是当初抢走亚卡基外套的人……据信福楼拜说过：“善良的上帝在细节中”，那么纳博科夫会把这个句子扩展：优秀的作家在细节中，优秀的读者也在细节中。

  纳博科夫对学生的“苛刻”是有名的，上课的时候——“座位都已经派了号，不再更换。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编织，不准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记笔记。”考试的时候——“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同样，唯恐读者不能体会细节里的微妙之处，纳博科夫对优秀读者的要求也是蛮高的——“一个优秀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可惜的是，读过《洛丽塔》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是人们对细节的关注远远达不到纳博科夫的标准，于是，在著名的《洛丽塔·后记》里，纳博科夫忍不住要向读者提示“小说里的神经、秘密的要点、全书情节的隐形架构”，而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要点”啊：“塔科索维奇先生、兰姆斯戴尔学校的班级名单，夏洛特的话‘防水的’，洛丽塔缓缓地朝亨伯特的礼物移动，加斯顿·戈丁的风格化的阁楼里装饰用的画，卡思边的理发师（他花了我一个月的工作时间）……”对于一般读者，这些都是阅读时一带而过、甚至跳跃而过的无聊琐碎之处。多少年过去了，即便是专门研究者也对此一笑置之，偏偏有人当真了，从一点深挖下去，挖出一个别样的纳博科夫，此人非同小可，乃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而罗蒂下手的这个细节就是“卡思边的理发师”，虽然“卡思边的理发师”在《洛丽塔》里只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简略而言，罗蒂发现的是纳博科夫对待“残酷”的复杂态度。自觉或不自觉的，普通人总是将真善美割裂开来，因为这里有一个鱼和熊掌的问题，也就是谁更“优先”的问题。而无论哪种处理方式，似乎都免不了造成残酷。唯真主义者，容易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也容易强迫别人接受这个真理，容易让别人为这个真理付出代价，将虚幻的荣光寄托在现世的牺牲上，所以理想主义者对于他人，有一种特殊的残酷。唯善主义者，容易和出一堆博爱的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不敢面对人性的邪恶，未免会当上东郭先生，有时候换个招牌叫作“正义”啊“平等”啊什么的，又太容易被人窃取，最后不仅吃亏，弄不好还落个伪善的帽子，对人对己，又何尝不残酷。唯美主义者，容易让人想起“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要玫瑰不要大白菜”的宣言，功利主义者会说：美是要有物质基础的；讲人权的会说：西施对东施——那是社会歧视；再者说，“任是无情也动人”的美，是很容易伤害到善的，没见法文歌剧版《巴黎圣母院》里卡西莫多肝肠寸断地唱：“你会爱我吗，艾斯梅拉达？”令天下丑男鼻酸。这么综合起来看，好像该把罗兰夫人的名言改改了——真善美，世间有多少残酷假汝手而行！

  罗蒂借纳博科夫主要是想解决“美所造成的特殊的残酷”。关于这种善/美二元论的老问题，专业点儿的手法是回到古希腊，搞哲学出身的罗蒂当然训练有素。他指出，在纳博科夫看来，“美好”或“善”（goodness）具有非理性的具体性，必须以想像力才能掌握，无法通过理智达成——纳博科夫举例说，美好或善就是某种“圆圆的、柔滑似乳、散发美丽红晕的东西，藏在干净的围兜中，还有一双抚育我们、安慰我们的温暖手臂”。罗蒂说，纳博科夫这是颠倒了柏拉图对“想像力”和“理性”的区分，认为想像力才是道德认知的机能。罗蒂还说，纳博科夫将柏拉图式的反时间主义和反柏拉图的感官主义揉成了一个怪异的、不一致的混合体。最关键的是罗蒂想说，纳博科夫的小说其实是反对纳博科夫的美学的。

  罗蒂指出：“追求美感喜乐的人可能会犯一种特殊的残酷，情感敏锐的人可能杀人，善于美感喜乐的人可能残酷，诗人可能毫无怜悯之心。”而“纳博科夫由‘内在’描写残酷，让我们亲睹私人对美感喜乐的追求如何造成残酷。”——听起来很复杂，简单点儿就是：“纳博科夫”反对“亨伯特·亨伯特”。亨伯特为了自己那个“天空充满地狱火的乐园”，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美感的喜乐”，残酷地牺牲了洛丽塔的美好童年。尽管他写了忏悔录，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让洛丽塔“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但是洛丽塔的现世生活，却是永远无法弥补了。亨伯特怎么也算搞比较文学的吧，相信生命短暂而文学不朽，所以在最后写道：“我正想着欧洲野牛与天使，永恒色彩的秘密，先知般的十四行诗，以及艺术的慰藉。这是你与我能够共享的唯一的不朽，我的洛丽塔。”从某种程度上说，亨伯特很像是纳博科夫美感主义的信徒，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唯美主义的罪犯。要是普通读者没有注意到那个一笔带过的“卡思边的理发师”、没有注意到作家本身反对“残酷的冷漠”、没有注意到纳博科夫的反讽风格，My God，人们多么容易把亨伯特看作是纳博科夫的另一幅面孔。罗蒂对“卡思边的理发师”的读解，其实是将纳博科夫从亨伯特的面具下拯救了出来。在罗蒂为纳博科夫所贴的新标签上写着：他提倡美感主义，但是他也反对残酷。

  罗蒂之所以煞费苦心地拯救道德者纳博科夫，乃是因为纳博科夫很像罗蒂乌托邦中的人物：“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liberal ironist）。这类人物首先应该是自由主义的，这里的“自由主义”除了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外，还需套用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的解释，那就是相信“残酷是我们所做作为的最糟糕的事”，希望人类的苦难终究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侮辱终究会停止。这类人物还必须是反讽主义的，也就是打倒柏拉图、回到苏格拉底，摆脱形而上学、终极意义、所有带“元”字的东西。这类人物如果还是诗人，那就更好了，柏拉图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罗蒂要请他们回来当未来世界的顶梁柱，罗蒂认为，人类团结不能靠理论探讨，而必须靠想像力，也就是把陌生人想像为与自己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物，然后达成理解，走向宽容，这样一来，文学艺术就俨然成了“道德变迁与进步的主要媒介”。综合考评结果，纳博科夫有想像力、是诗人、多年以来在反讽方面一直是一面旗帜，现在又考察出“并不残酷”，完全可以发证上岗、传播文学救世的福音了。

  不过，借几分“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之鼻祖苏格拉底的精神，且让我们问罗蒂一句：“卡思边的理发师”真的只有唯一解释吗？《洛丽塔》真的是一部春秋笔法的反对残酷的道德故事吗？还有，纳博科夫真的那么关注残酷吗？总觉得，纳博科夫的标签更确切一点应该是：他反对残酷，但是他也（更）提倡美感主义。记得纳博科夫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对冲进大火救出邻家孩子的英雄，我脱帽致敬；而如果他还冒险花五秒钟找寻并连带孩子一起救出他心爱的玩具，我就要握握他的手了。”

  说到残酷问题，罗蒂没有提到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著作《〈堂吉诃德〉讲稿》，其实这倒是理解纳博科夫的一个窗口。据说1952年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纪念堂讲授《堂吉诃德》时，当着六百名学生的面，撕毁了这本“残酷、粗俗的书”，更不承认它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这种反对有两个层次：首先，纳博科夫对塞万提斯的结构、语言和技巧深为不满，因为纳博科夫的脊椎感受不到美感的喜乐。其次，纳博科夫更不满的地方是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的“残酷”，也就是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所遭受的痛苦津津乐道、大加渲染、毫无怜悯之情。不过，后者并不能证明纳博科夫的道德心肠（自然，纳博科夫不是反人类的作家，他反对残酷乃是普遍水准的）。他说塞万提斯“残酷”其实大有深意。我们当会发现，纳博科夫反对《堂吉诃德》、反对塞万提斯，但不反对堂吉诃德！他喜欢堂吉诃德，不是因为堂吉诃德行侠仗义的道义力量，而是在于“另一个方面”——诗人气质、惊人的想像力。在某种意义上，堂吉诃德与纳博科夫血脉相连——他们都是梦想家，驰骋在想像的国土；他们都是偏执狂，坚守在臆想的世界。而塞万提斯对堂吉诃德残酷，也就是对纳博科夫的残酷、对真正诗人的残酷。纳博科夫的不满，在此。

  不难看到，在纳博科夫笔下，主人公都是“否定性的堂吉诃德”，也就是说，他们和堂吉诃德一样执著于自己想像出来的天堂，一样在流浪的旅途中往返奔波；只不过，堂吉诃德向公共领域发出一次次挑战，而纳博科夫式的主人公们则一次次退回私人的精神空间。这些“流浪者”实际具有“边缘人”与“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他们是“边缘人”，因为他们远离主流价值观念、道德传统、庸常之见；他们是“艺术家”，因为他们渴望在回忆、爱情、棋术、电影、妄想之中虚构出另一重世界。纳博科夫的主人公们拒绝现在，他们或者戏对人生，期望用自己的方式去颠覆这个寻常的世界，哪怕这种幽默不过是黑色幽默；或者逃避现实，渴望在幻想和回忆中营造自己的时间之塔，哪怕这种坚持不过是绝望的坚持。纳博科夫在《文学艺术与常识》一文里说：“我想像得出我的年轻的梦想家们，上千成万地浪迹在地球上，在肉体的危险、苦痛、尘雾、死亡、最黑暗却又最斑斓的岁月里，保持着同样非理性和神圣的标准。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

  罗蒂的雄心之一是解决“公共的正义”与“私人的完美”这种由来已久的对立。他找到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统合，也就是把正义的社会看作容许所有公民都能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自我创造的社会，只要他们彼此不伤害对方、优势者不占用劣势者维持自我基本生存和自我创造所需要的资源。当然，如果纳博科夫不残酷，罗蒂的乌托邦就大功告成了。那么，如果不牺牲洛丽塔，还有亨伯特的故事吗？如果《洛丽塔》是道德寓意小说，何以纳博科夫自己宣布“《洛丽塔》没有任何道德讯息”？从叙事伦理上说，由于小说的视角是亨伯特的，读者自然会被亨伯特的具体境遇牵着走，有人同情他也是很自然的事。再进一步，既然阅读并没有唯一的阐释，也就说明不只有一个亨伯特形象，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罗蒂看到的，只看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又怎么样呢？

  文学总是给哲学出难题，因为文学是细节化的、是个别的，而哲学是笼统的、概括的，文学里的个别，无法累加出哲学里的一般。其实不必在道德上拔高纳博科夫，也不必讲什么“文学的兴趣将会永远依赖着道德的兴趣”，有一点罗蒂已经说对了：文学的社会性功用在于促成理解。至于残酷，在人类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时候，又何必要求文学担负大任？纳博科夫的脊椎骨对巴尔扎克没有反应，并不是说所有人的脊椎骨都对巴尔扎克没有反应。纳博科夫写了一个亨伯特，并不是每个读者读了都会变成亨伯特。真正的自由世界应该很广大，容得下巴尔扎克的后代，也容得下纳博科夫的徒子徒孙，即便后者宣布：“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无聊的废话”。

  PS，合上书，我痛下决心，当我码自己的大白菜的时候，不再劝邻居放弃玫瑰花了。

                                                          

• 作者：王栩 发布时间：2021-05-25 16:08:59

  文/王栩

  (作品：《闷雷》，白先勇

  著，收录于《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桂林“玉姑娘”的时代，是福生嫂最美的记忆。那个记忆里，女人的“娇羞、害臊、体贴、温柔”，是福生嫂再熟悉不过的女人味。如今，这股子女人味竟变得生疏，好似“女人”这个称谓从福生嫂的体内剥离开来，在眼下这般囫囵日子里以慵懒的形态得过且过着。

  这副形态白先勇用拟人的手法描摹出临近傍晚，昏黄的日头在几声闷雷的鼓噪下，“又踉踉跄跄爬了出来，一副憔悴样子，累得只剩下一口气”，以此作为对福生嫂的观照，导引出读者对这个失去光彩的女人出自内心的哀怜和顾惜。

  闷热的傍晚，福生嫂爱到小天井里的藤靠椅上躺躺，“这时她爱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做姑娘时的那份潇洒、烂漫的心性唯有此时方得以依稀显现，却又在闷湿的空气的包裹下，懒得去拿条抹布来揩揩身上黏黏的汗而昭显出经年的岁月已磨灭了这个女人青春的美好以及年少时的风流。

  与生活合拍的福生嫂用懒得修饰自己的方式弃绝了过去那个“眉眼间还带几分水秀”的“玉姑娘”。那个“玉姑娘”，“累只管累，穷尽管穷，天天清早上柜台时，她总要收拾得头光脸净的。”这种“做姑娘时对自己可不肯含糊半分儿”的爱惜在“玉姑娘”成了福生嫂后，便被生活磨勒成了周身发困，时常平白无故就无名火起的那一类寻常主妇。

  这个主妇当初嫁与马福生时，也曾哭得死去活来。这倒不是舍不得与自己的青春年华作别，而是嫁给了让自己发腻的男人所凝结在心头的不甘。不甘让婚后的福生嫂在懒散与牢骚中消磨了从前的利落，也让她在同生活合拍的节奏里失去了爱惜自己的心思。这就有了福生嫂不讲究的随意。每到傍晚，福生嫂躺在小天井里的藤靠椅上，手边总会放着半漱口盅的福寿酒，还有一包五香花生米。小天井里，会传来垃圾的腥臭，埋在煤灰里猫屎的热臭，这些恶心的味道，福生嫂不管不顾，因为她已习惯。况且，这些味道比起马福生让自己心里发腻的滋味来又是福生嫂所爱闻的生活的气息。

  白先勇用散发着各种臭味的“生活的气息”透视出福生嫂内心对逝去的青春、年少时的过往所持有的一份怀想和追忆。怀想桂林时的“玉姑娘”，“要是认真打扮起来，总还脱不了一个‘俏’字”；追忆年少时的自己，“并不是没有跟男人们调过笑的，……那种轻浮的感情，她应付起来丝毫不费力气。”这样的怀想和追忆，在马福生回到家中，于其温吞、畏缩的脾性的冲撞下，成了榫进岁月深处的嫌恶。

  马福生是福生嫂的爹为女儿挑中的老实人。老头儿爱抽大烟，还爱扯纸牌，有如此生活阅历的人挑女婿的眼光“独到”的毫不顾及女儿的感受。老头儿对马福生很满意，认为后者“顶顶可靠”。福生嫂却对马福生从头到脚看不顺眼，“她要的不是这个老实人，她要那些体体面面的小伙子。”同马福生成亲后，庸常的生活似乎证明了什么，又似乎留下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马福生有着温水一般的脾气，“任凭福生嫂揉来搓去，他都能捏住鼻子不出气。”这种脾气好似一团海绵，吸化了福生嫂心中那股时常都要迸射出来的无名之火。在马福生面前，福生嫂“实在振作不起来”，什么青春过往、年少风流也就这么弃置于记忆的角落，成为在“生活的气息”的环绕下呷酒自娱时的“配菜”和自怜。

  福生嫂也有过抗拒，表现在刘英来了以后，福生嫂对自己的改变。原本头上梳的一个古板的圆髻松开了，两鬓还烫了几道水纹。撒花的绸子也从箱底掏了出来，“缝成了几件贴身的旗袍”。悄然进行的改变让一个女人于细节处突显某种刻意的招摇。此番招摇在小说里化作福生嫂游移不定的视线，一会儿觑见马福生一副窝囊样子，就心头火起；一会儿又放在刘英身上，被他那股“豪爽的男人作风”唤起了自己作为女性的全部温柔。温柔中，不管刘英说什么，福生嫂都爱听。就连刘英“咔嚓、咔嚓”刮胡子的声音，福生嫂也觉得新鲜而有趣。刘英所带来的亮色赶跑了“客堂里那股阴私私的气氛”，让福生嫂有了做“玉姑娘”时的娇羞，“她竟无缘无故脸会发热”。白先勇用大巧不工的文字细腻的展现了女性心理的幽深。就福生嫂而言，其从姑娘到主妇，再做回姑娘，直至最终安然于主妇这一身份定位的内心挣扎，这一段如同炼狱般的人世经历所映照出来的女性精神力量足以令读者在思索中动容良久，欷歔不已。

  福生嫂的生日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具体铺垫则着眼于“前四五天她已经有意无意提了一下”。女人的“有意无意”实是一种巧饰，意在引起男人对自己的在意。马福生没听出福生嫂的弦外之音，在福生嫂过生日这天仍然到同事家去下象棋，刘英却记在了心上。这晚，就如同传统话本小说里所演义的那般，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客堂里响起，一声“二嫂”，“手里还托着一个包装得非常精致的衣料盒”的刘英，让福生嫂心里有了异样的感觉。

  于是，在愈来愈密的闷雷声里，一个是英挺俊朗的“英叔”，一个是温柔尽显的“二嫂”，于淹没了客堂的异样感觉下，有一搭没一搭的叙起了家常。那些简洁的话语毫无意义可言，意义藏在了刘英好像带上了感情的一举一动里。这是从福生嫂眼里看出来的刘英，陌生、体贴、潜藏着一种不明所以的力量。这种力量让福生嫂莫名其妙的怕。她怕自己被这种力量俘获，因此，在内心激烈的交战中，理智与情感混合着能将人烧成灰烬的情欲一下一下捶打着福生嫂那根脆弱的心弦。

  白先勇控制着文字的奔放，一股难以名状的哀矜却于情节的推进中油然而生。那是福生嫂发自心底的颤栗，“她愈怕愈想偎在刘英胸上，而她愈这么想也就愈怕得发抖。”面对情欲的逼迫，福生嫂用残存的理智驱使着自己跑进房间，反锁了房门，任凭门上的引手轻轻地转动。这是门上的引手第一下转动，随后，伴着刘英在门外急切的叫唤“二嫂”，“门上的引手第二次转动起来”。白先勇耐烦地展现着生活的细节，通过细节所揭示的情欲的恐怖让其笔下的文字生发出巨大的磁力，它牢牢主导了读者的阅读感知，在对这个差一点酿出一场人间悲剧的故事的品咂中触摸到了被情欲裹挟下的饮食男女背后的辛酸和苦楚。

  刘英的不辞而别让一段说不上是“孽情”的感情无声的消逝。这一切，马福生毫不知晓，他只是觉得奇怪，为何福生嫂会忽然对自己大动肝火。马福生永远不会明白，状若疯癫的福生嫂内心的痛苦。那是理智战胜情感的痛苦，痛苦中，福生嫂珍重了眼前的所有，埋葬了过往全部的怀想和追忆。那些过往，在福生嫂呜呜地哭声里不再重现，因为如烟的往事已永远翻过。

  (全文完。作于2021年5月24日)

  ——文中观点属于作者本人，本人文责自负，与发文平台(含各类网站、论坛、自媒体、公众号)、转载纸媒、以及他人无涉——

  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