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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水虎传是一部改编自着名小说《水浒传》的动画电影，为一部喜剧，主角为老夫子。 老夫子为一名科学家，在家中发明了一部时光机，于是邀请好友秦先生和大蕃薯一起试用。老夫子泱定回到宋朝，并设定半小时后回程。三人到达后，到一家酒店喝酒，并遇到武松，武松喝了十八碗酒并往山上行。突然一头老虎路过并攻击他，武松喝得太多酒逃不到，幸好大蕃薯带了手枪并杀死老虎。武松跪地感激，突然时限到，老夫子等三人一起消失，武松误会是神仙所为。 老夫子等三人回到现代并想再回去，于是各多带一些药物和军火，这次老夫子带了遥控可随时回来。三人见到武松和他的哥哥武大郎，武大郎是一个矮子，但他的妻子却是个美人，被财主西门庆看上，武大郎知道后和西门庆大打出手，却被谋害至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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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本名王家禧，就学于北京辅大美术系。1962年以长子王泽之名创作《老夫子》，因为人物表情与动作非常生动，题材丰富且幽默诙谐，风靡全球华人社会，漫画长锯销售量排行榜前列至今。

“老顽童”个性的王泽，今年已80岁，是华人世界的文化财产。而“老夫子”漫画历久弥新，越醇越香！

《老夫子》的读者亦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老夫子”“大番薯”已成为家喻户晓、老少咸宜、陪着几代人长大的漫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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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老夫子水虎传是一部改编自着名小说《水浒传》的动画电影，为一部喜剧，主角为老夫子。 老夫子为一名科学家，在家中发明了一部时光机，于是邀请好友秦先生和大蕃薯一起试用。老夫子泱定回到宋朝，并设定半小时后回程。三人到达后，到一家酒店喝酒，并遇到武松，武松喝了十八碗酒并往山上行。突然一头老虎路过并攻击他，武松喝得太多酒逃不到，幸好大蕃薯带了手枪并杀死老虎。武松跪地感激，突然时限到，老夫子等三人一起消失，武松误会是神仙所为。 老夫子等三人回到现代并想再回去，于是各多带一些药物和军火，这次老夫子带了遥控可随时回来。三人见到武松和他的哥哥武大郎，武大郎是一个矮子，但他的妻子却是个美人，被财主西门庆看上，武大郎知道后和西门庆大打出手，却被谋害至重伤……

• 作者：一只Tomason 发布时间：2023-08-23 01:35:00

  蛮好看的，有技术细节

• 作者：维参 发布时间：2022-03-02 21:44:53

  科学家对外星人的猜想恰是科学幻想的魅力所在，它不追求宏大、遥远、神圣或震怖，它提供具体真实的、细节精微的可供验证的猜想和假设，给我们去验证、去靠拢、甚至去实现的机会。无论穹顶之外是什么、有什么，我们都有一条可行之路，去探索、发现和创造宇宙，即便前路艰难、荆棘满地。

• 作者：海上秋歌 发布时间：2012-08-24 23:52:45

  唔~

• 作者：被窝男 发布时间：2019-05-09 21:03:06

  怀旧。

• 作者：McChi 发布时间：2024-01-13 00:32:13

  新年过后读的第一本书。去年读了我在北京送快递，今年读了我在颐和园卖门票。和前者不同，这本在颐和园之后，每一章都透露出了悲伤的内核，让人动容

• 作者：茶馨。 发布时间：2022-02-21 21:27:06

  理论确实还可以，但是我看不进去，太理论了

• 《【說文解字】成書年代攷》

  作者：子亱閒讀 发布时间：2009-04-11 01:01:22

  《【說文解字】成書年代攷》- Z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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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版

  

  《辭書研究》一九九〇年第六期

  【筆者案】：「是文乃多年以前初涉小學之舊作，刊於《辭書研究》一九九〇年第六期。董理舊稿，一為當初置疑，今說依舊。二為刊出文字，簡繁雜陳，如漢明帝劉莊之名諱，或『莊』，或『庄』，亦有必得訂正復原到原稿文字之處。已成铅槧，自是無奈。總想校讀重新成文，故從CNKI下載，PDF繼而WORD，改動數處，大抵以自存原稿為準，謹録於此，以筆者案代跋，是為記。」- ZY.S. 於滬上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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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慎作《說文解字》，相傳歷時達「二十二年」之久（見《說文解字》出版前言，中華書局1965年版），此說所據為《說文解字•後序•許冲上「說文」表》開篇首辭與文後所署年月：

  「粤在永元，困頓之年。」（徐鍇註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嵗在庚子也。」）

  「臣冲誠惶誠恐……以闻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註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三十五年，嵗在辛酉。」）

  於是，後世以此攷定许慎作《說文解字》之創稿年代為漢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終稿年代为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凡論及《說文解字》者，無不以此為是。然而亦有行文稍慎重者，著作祇述其起筆之年（漢和帝永元十二年一说似無誤），而不述其成書之年，以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系許慎遣子上書之年，而不可為是書成于何年之確據也，「二十二年」一說，頗可置疑。

  《說文解字》究竟成書於何年，歷時多久，予以為觀是书之釋文避諱即可得端倪。东漢至建光元年，即許冲代其父上《說文解字》之時，朝上已先後經歷了六个「聖上」了，依次为光武帝劉秀、漢明帝劉莊、漢章帝劉炟、漢和帝劉肈、漢殤帝劉隆、漢安帝劉祜。《說文解字》中，六位「聖上」之名字，除「隆」字之外，於其餘諸字悉註以「上諱」而不釋其義：

  ◎「禾部•秀：『上諱』，此乃避光武帝劉秀之諱。」

  ◎「艸部•莊：『上諱』，此乃避漢明帝劉莊之諱。」

  ◎「火部•炟：『上諱』，此乃避漢章帝劉炟之諱。」

  ◎「戈部•肈：『上諱』，此乃避漢和帝劉肈之諱。」

  ◎「生部•隆：豐大也，從生降聲。」

  ◎「示部•祜：『上諱』，此乃避漢安帝劉祜之諱。」

  諸如此類的異常情况，在《說文解字》的體例編排上，亦可見一斑。「秀、莊、炟、肈、祜」等上諱諸字，皆以天子之名而分别位居「禾、艸、火、戈、示」各部之首，以表示对天子殊敬。唯漢殤帝劉隆之諱「隆」字例外，位於「生」部之三、四位， 此又何也。凡此種種，不能不讓人對于許慎著《說文解字》「二十二年」成書一說產生疑竇。漢殤帝不諱，說明是書必成于漢殤帝劉隆登基以前，即东漢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以前，是書當已刹青。

  對此，清代著名小學家段玉裁曾攷据過一番，在其所著《說文段註》「隆」字下註曰：「隆者，漢殤帝之名，不云上諱而直書其字者，《五經異義》云：『漢幼小諸帝皆不廟祭，而祭于陵。』既不廟祭，似可不諱。然《漢志•河内郡•隆慮》應邵曰：『隆慮山在此，避殤帝名，改曰林慮也。』又《郡国志》：『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漢制生而諱，故孝宣更名。』此蓋殤帝在位時所改，而書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以前未及諱，至建光元年許冲上書時不追改，故不云上諱。」此處，段氏开始先是犹豫「既不廟祭，似可不改。」及至末了，还是下了結論「而書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云云。於是乎，煌煌巨著《說文解字》成書，許氏似乎祇不過耗费了一年左右的時間而已。段氏下此結論不能说没有眼光，至少，在此逮住些問题了。然則，斷言許氏起筆終稿皆於永元十二年，却又未免太過於肯定了些。興許，是这位小學家注重了文字訓詁，而忽略了書史學上的問题，没有重視頋及，否則，完全可以說得更客觀些、科學些。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註》中華書局版

  其實，通觀《說文段註》，段氏於此問题的看法也是前後矛盾的，《說文解字•後序•許冲上說文表》：「粤在永元，困頓之年……」下， 段注曰：「後漢書，賈逵於和帝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然則許之撰《說文解字》先逵卒一年，用功伊始，盖恐失墜所聞也。自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凡歷二十二年，而其子冲獻之。」此說与前说「而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莫衷一是，不免自相抵牾。

  當然，此種情况祇能認為是《說文段註》中一个小小的遺憾了。漢殤帝劉隆在位未及一年。《資治通鉴》卷四十八•漢紀四十•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載云：「冬，十二月，辛未，帝崩於章德前殿……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卷四十九•汉紀四十一•殤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載云：「八月，辛卯，帝崩。」計其在位，前後不過九個月而已。然而，即便祇是短短九個月的時間，其間，若許慎《說文解字》尚在撰寫之中，那是斷斷乎不會有「隆」字不避諱之失誤的，「漢制生而諱。」故而，可以肯定地说，《說文解字》成書至少是在漢殤帝延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06年以前，其後，是書一直藏匿篋底。及至漢安帝十五年，即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許慎遣其子許冲上是書時，已時違十五餘載，匆忙之中，祇将「當今聖上」漢安帝劉祜之諱「祜」字作了改動，而将「短命天子」漢殤帝劉隆忘諸脑後也。其時，許慎尚在病中，故而遣子代為上書，其疏忽之由，岂難了然。

  至此，可以斷言了，即《說文解字》的成書時间最长不會超过五、六年，也就是在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至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之間，这應该说是一个模糊、然而相對來說却是比較科學的結論。「二十二年」一說是失誤的，遺憾的是，此說維系的時間過於长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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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攷文獻】：

  *** 《說文解字》〔東漢〕許慎/著，中華書局1965年版

  *** 《說文解字註》〔清〕段玉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著，〔元〕胡三省/音註，中華書局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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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被忽视的中国南方王国——《闽国》绪言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19-09-30 14:21:22

  在中国历史上，10 世纪是最被忽视的时代之一。尤其是传统史学称为“五代”的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重视不够的情形。研究这个复杂而又重要领域的历史与文化时，欧洲各种语言中可资利用的材料极为贫乏，这一点，只要扫一眼诸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和亨利·柯迪埃《汉学书目》之类的书目，或者浏览各种中国通史中有关这一时代的相关章节，就很容易理解。之所以忽视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对于学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文文献资料相对匮乏。

  但 10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理应引起研究远东文明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以期揭示自晚唐至宋初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与制度演进的连续性。在历史年代表中，将后梁与唐代隔开的那条黑粗线完全出自于我们的想象，这一点甚至比我们想象出来的赤道线更甚。

  

  闽国地图

  举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节度使，我翻译为“Legate”，“枢密使”，我翻译为“Chancellor”，这两个官职在唐代起源不明，多数情况下，居此高位者都成了唐朝行将就木时掌握实权的人，在五代时期他们也处于政治中心。研究远东政治制度的学者，如果只关注这些官职在 907 年之前的演变过程，而忽视其后的发展变化，必将所获甚少。

  或者，当我们观察此前的历史，宋代雕塑艺术和文学艺术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倾向于笼统地认为它们是从 11世纪的天才们绝世聪明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而且一出来就很成熟完备。事实上，它们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萌芽，并成为重要的形式。直线型“建筑风格”绘画—界画，就是其中一例，众所周知是出自宋代及宋以后画家之手，其实却是郭忠恕在五代首创的。

  各种西方语言中对原始资料进行认真研究者，只有几篇关于五代时期的文章，且大多数失之简略。我所见到的唯一完整勾勒这一时期历史图景的是查尔斯·弼顿（Ch.Piton）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 Review） 第 十 卷（1881—1882） 第240—259页，题为《中国历史的一页—通常所称“五代”时期概述》（APageintheHistoryofChina，aSketchofthePeriodCommonlyCalledthe“ Five Dynasties”）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通鉴纲目》等资料汇编，勾勒了那个时期的政治事件以及统治家族成员的生活经历，描述老套，但是即使这些内容，许多也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所未知的。

  幸运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知识中的这条鸿沟已经被艾伯华（WolframEberhard）的劳动成果部分地填平了。他对10 世纪华北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值得高度赞扬。我这里只提他的两篇文章：《五代主要政治集团的构成》（TheCompositionoftheLeadingPolitic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 Five Dynasties”），发表在《亚洲研究》（ Asiatische Studien）1/2（1947），第19—28页；《五代州级行政建制的社会学分析》（SomeSociologicalRemarksontheSystemofProvincialAdministrati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Studia Serica）1948年第 7 卷，第 1—18 页。他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沙陀突厥人的研究，同样很重要。

  

  永隆通宝

  然而，天命世代传递的正统观念，使得对北方五代的研究显得比较彻底，而相对而言，对中国中部与南方十国的研究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十国所宣称的正统性，并没有得到其后的帝国官方史学家承认。我在本书中所专力研究的，乃是这些几乎不为人知的王国中的一个，在 正史中，往往没有一句提到它，或者只有很短的一段记述。但在进入与闽国直接相关的问题之前，我要向那些在我之前已经踏平通往这一色彩斑斓之境的道路的学者们致敬，因为经过宋代征服者的践踏，这一时期已几乎消失于历史视野之中。我可能会漏掉一些人，在此谨向他们致歉。

  我注意到包腊（E.H.Bowra）的作品，他的论文《五代时期的广州刘氏家族》（TheLiuFamily，orCanton，during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发表在《中国评论 》（ChinaReview）1873 年 316—322 页。这篇文章勾勒出了这个事实上垄断南亚及其周边水域大量贸易长达 55 年之久的王朝的历史概貌。学术意义更大的是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精彩研究，即他在《通报》第十七卷发表的《吴越国》（LeroyaumedeWouetdeYue）一文。最后，为我们展示了蜀国君主王建墓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凭这个规模宏大的发现也值得我们向其致敬。这个蜀国位于四川，曾为 10 世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了庇护。

  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在这里提到所有有兴趣从历史废弃物中拼接出一幅所谓“十国”图画的中国学者们。但是，我必须向研究 10 世纪福建的前辈魏应麒致以敬意，他率先对王氏统治下的福建的文明展开详细研究，并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以《五代闽史稿之一》为标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完全是在讨论闽国的宗教和神话，其中大部分篇幅用来开列福建宗教建筑的目录，包括兴建时间以及其他相关史实。同样是这位作者，还分析了在 10 世纪初流行的传统观念（这与王氏集团统治闽国的必然性有关）以及这种观念所依托的一般玄学理念。

  

  王审知

  这段分析虽然篇幅不那么大，但价值却不容小觑。在研究闽国历史过程中，我时常引用这里面的一些材料，但我并不希望与魏先生在材料完整性上一争高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材料对他而言是唾手可得，而对我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我之所以有勇气赓续这一已有良好开端的研究事业，只是因为我不知道魏先生是否已续写他的《五代闽史稿》，也因为用英语来研究同样的课题是可取的。

  说到原始材料，如果说有唯一应该参考的，那当然就是正史。而且，就众多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正史也确实给研究者提供了绝大多数有益的学术问题。然而就研究 10世纪的十国而言，它只有第二手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通例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些与唐朝末代皇帝或宋代开国之君命运攸关的历史人物，传记叙述都比较充分，尽管这些传记更多见于新、旧《唐书》或《宋史》，而较少见于新、旧《五代史》。

  黄河流域正统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在新旧《五代史》中都有相当充分的记述，那些有幸在这一时期生活于北方的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而南方诸国的皇帝们（这些统治者许多都自称为皇帝），在史书中却只有寥寥数笔，并且诸多轻蔑之辞。在新、旧《五代史》中，欧阳修所作《新五代史》对这些分裂的王国描述较为充分，即使此书与其竞争文本相比，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即便如此，此书仍然受到《十国春秋》的作者、清初吴任臣的批评，认为其对十国着墨不够充分。《新五代史》有几处显眼的史实错误，例如欧阳修写到一位藩王，名叫王继恭，将其当作第二代闽王之子，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其为第二代闽王之幼弟。

  薛居正《旧五代史》强调十国的不合法性，故提及其中的官衔与爵衔时，往往冠以“伪”字。更有甚者，这位史官不屑于使用十国的年号，而是使用五代皇帝的年号作为时间坐标轴。欧阳修为十国各自设立一卷（卷 61—70），同时还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年表（卷 71），而薛居正将其对十国君主的记述压缩到一卷世袭列传和三卷僭伪列传中。

  应该强调的是，两部关于这个时期的正史都没有叙述十国典章制度的“志”。写一部肤浅表面的政治史是相对容易的，相对而言，从众多史料中一点点儿搜集散落各处的信息，以便勾勒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要艰难得多，往好里说，也必然充满缺漏和不确定性。

  但是，确有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史书，提供了有关 10 世纪这些南方王国的大量信息，远远超逸那两部纪传正史，这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欧阳修的同时代人，在处理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物时，其公正性远超欧阳修。由于他的不朽之作填充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史实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十分客观地探究那个时期的正统王国与非正统王国。《资治通鉴》是我考察 10 世纪福建历史，特别是政治史和外交史领域时，极为重要的一种原始文献。

  此外的材料极为有限，只有各种各样小书中零碎记载的材料，诸如有关名人怪癖的逸事掌故，其中许多显然旨在揭露那些意图挑战北方统治者公认权威的南方王国国君的轻浮举止与不伦之行。

  尽管如此，此类文献却提供了非常可观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宫廷节日、艺术、宗教生活，涉及指称常见事物的方言词、乡村习俗、民间传说以及其他许多事物，这些事物比起杀人奸臣与有德谋士的事迹或许更值得研究。除了这一批资料，还有碑传材料。

  这些材料不是太丰富，而且多数并非第一手材料，只保存在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学者的抄录中，然而，这些碑传材料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它们能够补充重要政治家的职官与生平行事。为什么十国的史馆最终没有留下当代的历史，马令在其《南唐书》自序中解释了一部分原因。他指出，十国的朝廷事实上都设有史官，他以南唐为例说明这些史官的共同命运：在新建立的宋帝国的道德压力下，可能还有更多现实的原因，南唐那些品德高尚的史官焚毁了自己的手稿。

  为英语读者撰写一部闽国的文化与政治史，最简易的方法莫过于将吴任臣（1628—1689 ？）《十国春秋》中的闽国部分翻译过来。这部由负责《明史·历律志》的博雅数学家撰写的著作，共114卷，后来，周昂又增补了两卷新材料。

  吴任臣在序言中引征了较早的补史之作如《十六国春秋》等，以其为他编纂此书的先驱。西晋帝国瓦解之后占据中国北方的“蛮夷”自治政权，在晋代正史中记述不足，《十六国春秋》等旨在弥补这些不足。尽管吴任臣著作很有价值，但要核查其资料来源，仍很困难，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在事件发生 6个世纪之后才记述这一事件。因此，纵然《十国春秋》近来被许多作者作为一种主要而权威的文献来源而频繁引用，但我仍对使用其中的材料持谨慎态度，不管这些材料多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查证出处，否则我不会使用。

  本书的研究并不自诩已穷尽10世纪福建地区文明的每一个细节。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无疑充满谬误，但我希望它将有助于为未来如何研究一个完整的文化指明方向。